王贤才：一九五六年纪事

┃守护民间记忆

一九五六年纪事

© 王贤才／文

　　1956年是开国后相对宽松的一年。因为有了“双百方针”，又有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反胡风”和“肃反”以来的紧张而压抑心情为之一振。《人民文学》带头发了写知识分子感情的中篇小说《总有一天》，在圈内反应强烈。问题不在于这部小说写得有多好，而是这样的非工农兵题材的作品也可以发表了，而且上了《人民文学》的头条。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写了生平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一部反映解放前民族资产阶级境遇与青年知识分子的苦闷和追求的约12万字小说。我那时刚从大学毕业不久，分配在北京一个医院工作。我把小说直接投到《人民文学》；不是攀高枝，而是想它既能发表《总有一天》，大约也不会把我的小说看作异类。
　　大约过了一个月，编辑部打电话请我去一下。那时《人民文学》编辑部是在东总布胡同里的一条小巷（小羊宜宾胡同）里，是个旧式平房，前后有三个小院。主持《人民文学》工作的副主编秦兆阳出来接待我（主编严文井一直不在，后来听说是因为在反胡风前，发了后来被认为是胡风骨干分子路翎的短篇小说《窪地上的战役》，而在反胡风运动中受到淸算）。秦兆阳那时已经是很有名的作家、文艺理论家，三十多岁，身材单薄，瘦长，他的普通话带有明显的湖北口音。他对我的小说持基本肯定态度，说有新意，现在这个样子发表也可以，不过最好还是再修整一下。他提了下修改的意见，供我参考；还给我请了创作假，让我住到编辑部去，集中精力改稿。我于是住进了编辑部，就住在收发室旁边的会客室里。
　　但是小说修改并不顺利，秦兆阳认为我还是缺乏生活，不了解解放前资产阶级的运营和活动，毕竟在民国时期我只是个高中生。那天秦兆阳到我住的房间来，说他向作协书记处领导刘白羽同志汇报了我的事，刘白羽建议我到上海去补充一下生活，再回来写。恰好，在这之前，我还为上影写了一个电影剧本，上影曾要我去参加他们的“青年剧作家座谈会”，我因故未去。现在座谈会已过了，但总还可以探问一下我那个本子下落如何。所以我立刻同意去上海。中国作协为我开了介绍信。秦兆阳要我把精力还是放在小说上，住在上海作协这边，不要住到上影去，说电影这东西很麻烦，陷进去了恐怕很难脱身。
　　于是到了上海。那时各地作协都算中国作协的地方分会，所以上海作协的正式名称是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分会机关和它的两个刊物《上海文学》和《萌芽》，都在巨鹿路一个大院里。
　　我被安排住在《萌芽》杂志旁边一幢小楼的顶楼。中间是个过道，左右两间房，我住右手这间。有张三斗书桌，两把椅子，一张单人床，被褥齐全，还算干净。这样的免费住所，在当时就算条件不错了。

　　初识姚文元

　　这天晚饭后，我刚回房不久，忽然有人敲门。房门并没有关，他是站在门口敲门的。这人中等身材，微圆脸，发线较高，嘴唇稍显厚实，穿一身普通的蓝布制服，脚上是一双圆口布鞋。他的容貌特别是这双圆口布鞋，和我的表哥都很相像，一下拉近了他和我的距离，也使我对他有了一些亲切感。他进来后，在桌前随便坐下，说：“您是北京来的吧？”他的普通话带有明显的上海口音。上海人说普通话，大抵如此。
　　我点头称是，说了自己的姓名。
　　他说：“我是《萌芽》编辑部的，我叫姚文元。”他说了他那三个字，同时注意我的反应。我后来知道这个“姚文元”在“反胡风”时已经写过一些批判文章，小有名气了。所以他认为我会知道这个名字。但我毕竟不是文艺圈子的人，我的职业是医生，并非真是什么作家；爱好文艺，也只是看点小说，从不关心文艺评论方面的东西，所以对“姚文元”这个名字和他的那些文章，竟无所知。大约见我对他的名字没有什么反应，后来他专门给我看了他的作品“剪辑”，那是个相册样的大本子，剪贴着他在报刊上发表的作品，就是几百字的短文，也都保存得很好。全是文艺评论，用的都是“姚文元”这个名字，好像从批判俞平伯先生时起就有文章，主要是反胡风以来的作品。我虽不看文艺评论，但对写文艺评论的人却很看重，觉得他们是指导作家写作的人，非同小可，不禁对他有了一点崇敬之心。记得我们是从北京文艺界学习情况开始聊起的。他问我：“北京文艺界最近在关注些什么？”
　　这个问题也使我有些为难，超出了我的关注范围。我想了下，说：“现在好像是都在讨论《专论》。”
　　《专论》是指苏共中央《共产党人》杂志就文学创作发表的一篇编辑部文章，在苏联引起强烈反应。那是中苏蜜月时期，当然也会受到中国官方和文艺界的重视，我们的报刊也全文发表了这篇《专论》，供学习和讨论。我并没有认真读过《专论》，围绕《专论》发表的讨论文章，也没有看过。不过前不久《人民文学》编辑部组织编辑人员讨论《专论》时，把我也叫去了，听了一下午的发言。
　　姚文元很有兴趣地问：“大家对《专论》是什么看法？”
　　我说：“好像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完全接受《专论》的说法，承认作家必须也只能依据形象思维来写作。但也有人认为应该是逻辑思维指导下的形象思维。”
　　姚文元微笑地说：“什么逻辑思维！不就是那些庸俗社会学吗？我们的作品公式化概念化问题严重，就是逻辑思维太多了。所以我主张全盘接受《专论》的观点。作家只能用形象思维来写作，不要去受庸俗社会学的影响。”
　　他说了很多形象思维的话，有些理论问题我也听不大懂，不能介入讨论。当然我也听懂了他的核心意思，就是完全接受《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的那篇反映苏共中央观点的《专论》。这与当时中国官方的立场也是一致的。
　　姚文元问我此行的目的，我说是来补充生活的。我说了我那小说的梗概。听说我还有部电影文学剧本在上影，竟也很感兴趣，问了些关于剧本的事。
　　我们就这样交上了朋友。当时姚文元好像是作协唯一住机关的单身职工，而且就住在这个顶楼，我对面的那间房里。我成了他下班后唯一可以交往的人：我们年龄相仿（姚文元好像大我两岁），有共同的话题（文学），也不存在个人利害冲突。
　　每天早晨，我们一同到附近街头吃早点，也就是油条、豆浆之类。那时还没有AA制的说法，但姚文元坚持各自付款。他每天都带一小包白糖出来，认识我以后，也给我带上一包。他说摊头上的白糖另外收费，给的不少，其实不用那么多。糖吃多了对牙不好。所以他总是自备糖。我不久就发现，姚文元虽不是很爱说话的人，还有点口吃，但他思维缜密，说起话来，哪怕是很小的事，也会说得有条有理。从姚文元口中，我知道他解放前在中学就入了党，所以在我眼里也能算是“老革命”了。他说解放后，他教过书，后来调到区委宣传部。在上海这样的直辖市，区委也是很大的机关，我不免肃然起敬。这与后来我看到的正式资料有点不同，正式资料说他先是调到团区委的宣传部，分量当然轻多了，他没有对我说过这段经历，但我相信在这点上我不会记错。因为解放初年我也曾在团市委工作过，如果知道他也做过团委干部，我们会有很多共同语言。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谈过团的工作。大约在1956年前后。中央提出加强文教战线的领导，抽调得力干部到文教系统任职，姚文元就是这时从（团）区委宣传部调到《萌芽》的。
　　每天吃完早点后，我们就分手了：他回编辑部上班，我去“补充生活”、也就是访问一些旧工商业者。由于我自己的生活和知识局限，我那小说写的“民族资本家”，是个药厂老板，所以想了解解放前民族制药业与国外（主要是美国）制药业的矛盾。那时，上海私营药厂已经公私合营了。我持中国作协介绍信，找到医药工业公司，说明来意。他们把我介绍去原“生化”和“信谊”两家药厂，找私方代表谈。“信谊”是我指定要谈的，这个私营药厂，解放前就很有名。但是这些访问对我的帮助也不是很大。这其实是个“先天性缺陷”，所以后来姚文元建议我把背景移到上海以外的另一个较小的城市。我也觉得上海太大，太复杂，不是我能驾驭的。我就决定把故事背景移到青岛。青岛比上海小多了，我又在那里上过大学，比较好把握。姚文元也说青岛好，还为我增加了一个理由：青岛周围很多解放区，更好写出党的影响。作协食堂只有午餐，我中午一般不回来，姚文元为我买好晚饭；他自己的晚饭，也是午饭时买好的。晚上我与他一起吃饭，聊天。那时姚文元和我一样，也是单身。我发现他很少回家，我也不甚在意，没问过他为什么不大回去。他说过他父亲也是作协会员，搞古典文学的，我没有多问。不记得他是否说过他父亲的名字，说了我也不会在意。我是在打倒“四人帮”以后，才知道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这个人和他的情况的。
　　总的说来，我和姚文元是谈得来的，很多观点都是相同或相似的。如对《人民文学》上发表的刘宾雁那篇影响很大，后来成为他“划右”重要资料之一的特写：《本报内部消息》（上篇），他和我一样给予很高评价，也都期待下篇会有更精彩、更深刻的发展。他还把刘宾雁的特写与王蒙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作了比较，说王蒙的小说虽很引人注意，争议也多；《本报内部消息》写现实也很深刻很尖锐，却没有见到什么异议，可见刘宾雁更加成熟，也更深刻。我离开上海前，《人民文学》编辑部一位朋友给我寄来了刚出版的最新一期《人民文学》，发了刘宾雁的《本报内部消息》下篇。我和姚文元都赶快看了，我们的观感也很相同，就是不很“过瘾”，有“让棋”的感觉。“让棋”是当时文艺界的一个流行的“说法”，就是反面人物原来写得活灵活现，气势不凡，占明显的优势：忽然间“败”下阵来，溃不成军，使得正面人物终于获得辉煌胜利，好像棋局中本已占尽先机的高手，为了成全对方故意让棋服输一样。
　　上影派人送来我那剧本的打印本，同时还送来他们打印的其它一些电影剧本，供我参考，也是姚文元到收发室替我签收的。
　　姚文元看了我的那个剧本，倒是充分肯定，我自己也一直以为，我那个本子应该“无懈可击”，因为它是“主旋律”作品，写英雄人物发明创造，建设社会主义的。一切按照“正统”路子走。不过限于我的生活经历，我的“英雄人物”是个青年医生，写他在科研上发奋拚搏，终于取得成功。“英雄”提出他的科研设想，当然有反对的，就是留学归来的业务院长，他打开厚重的洋书，说外国人多少年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能行吗？当然也有人支持，首先是党的领导，院党委书记，转业军人。群众则对此褒贬不一，议论纷纷。“英雄”不为所动，攻关不已。当然不能让他顺利成功了，要经历一次次的失败。失败时反派人物要大大鼓噪一下，业务院长甚至下令停止试验。爱情也要受到一些挫折。“英雄”仍不为所动。深夜，“英雄”还在灯下工作。一件半旧的军大衣从后面给“英雄”披上。“英雄”回头，看见党委书记关怀而激励的眼神。“英雄”激动难言。镜头上推并定格在墙上的毛主席像。画外出现“东方红”的主旋律……最终试验取得成功，震惊中外。业务院长检查。党委书记总结。爱情的误会解除了，有情人终成眷属。
　　当时上影负责抓我这本子的L（鲁韧）和W（伍伦）二君（好像是一个创作组）。L君四十多岁，天津人，原是导演，我认识他时，他已因前几年导的那部反映西南少数民族生活的电影受了批评，“下课”了，改作编剧。他介绍说W君是个老编剧，原先就写过动画片脚本。现在政治氛围比较宽松，L君就想抓我这个本子，回到导演岗位，劲头不小。我们约谈了两次，谈得不错。每次W君也都在场，但他说话不多。
　　可是没过几天，L君忽然电话约见。我赶过去。L君和W君已等在那里。L君说：“不行，撞车了！”原来长影上了一部工业题材的电影，情节发展的路子，几乎与我那本子完全相同。只是“英雄”职业不同，他那个是产业工人。业务院长换成了总工程师，当然也是留美的。书记都一样，转业军人。爱情波折也不谋而合。一南一北两个作者，怎么写出路子相同的两个本子呢？好像很怪，有点不可思议。现在的人立刻会想到抄袭和剽窃的问题。其实说怪不怪，这就是“公式化概念化”。L君说：“人家已经开拍了，我们还能上吗？”那天中午L君还请我到他家吃饭，算是好聚好散，期望下次合作。他就住在厂里，好像也是个顶楼。夫人比他年轻很多。W君也受邀作陪。吃饭间L君说：“平心而论，他们那个本子还是强些。为什么呢？人家的英雄人物是产业工人。我们呢？知识分子，刚毕业的大学生。真的拍出来，恐怕批评家会说：一个没有经过革命考验的知识分子，能有这样的坚定性吗？生活会是这样的吗？可以这样讴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吗？”一连几句，问得我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
　　回来和姚文元一说，他也有点意外。但晚上他又到我房里来说：“这个问题其实不难，你只要把男一号学生出身改成转业军人，就可以了，还可以让他在部队里立过功，受过奖。”但是我对这本子已经意兴阑珊，鼓不起劲了。我想秦兆阳说的对，我还是把精力放在小说上好。
　　但是姚文元对电影的兴趣好像还正方兴未艾。上影给我送来的电影剧本中，有一本是上影剧本创作所的领导，三十年代就很著名的作家K君（柯灵）写的反映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剧本《不夜城》，姚文元看了，问我看了这个本子没有。恰好在送来的剧本中，只有这本我看了。我怎么会看它的呢？倒不是柯灵的大名，而是封面上写着“第十七稿”几个字，叫我吃了一惊：怎么改了这么多次，还是“征求意见稿”！这是铁杵磨成绣花针的功夫，这本子不知好到什么程度了。可是看了以后，觉得并不怎样。剧本从乡下地主挟资进城开厂，历经坎坷，一直写到解放后敲锣打鼓，公私合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就是一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发展和转归史。这么多的事，压缩在一部电影里，方方面面的情况都要点到、照顾到，哪里还能在“形象思维”上下功夫。姚文元则认为本子不错，政治上很强，能站住脚。我心里想，你不是完全赞成《专论》的观点，作家只能用“形象思维”指导创作吗？这《不夜城》的“形象思维”在哪里呢？“逻辑思维”指导下的“形象思维”都不符合《专论》精神，《不夜城》可是用“逻辑思维”代替“形象思维”了！不过这些话我没有说出来，我对电影很灰心，连辩论的兴致都没有了。
　　姚文元回他房里去了，过了好一会，他又敲门进来，手里拿着一本黑色硬皮抄本。他把那本子放在桌上，坐下来说：“你知道么，《不夜城》是有来头，有背景的。”我问：“什么来头？”姚文元说：“听说是少奇同志亲自抓的本子。少奇同志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改造很有典型性，应该拍部电影介绍出去。电影局把这个任务交给上影，才有了这个本子。”
　　姚文元是从政治上肯定《不夜城》的，可是十年后，他恰恰是在政治上大批《不夜城》。
　　不过姚文元也不是要和我继续讨论《不夜城》的。他凑近我，放低声音说：“我也写了部电影，你帮我看看好吗？”他把那个黑色硬皮本子给了我，就走了。
　　姚文元也要写电影？那么他是暂时离开“逻辑思维”来作“形象思维”，还是“逻辑思维”指导下的“形象思维”呢？这倒是个很意外但也很有趣的问题。
　　那是一个很普通的黑色硬皮抄本，早年常用来作西式薄记的那种本子。剧名我已记不准了，好像是《野心家》，或者前面还有“党内”两个字：《党内野心家》。但是他的钢笔字，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字写得歪歪斜斜，像是小学中、低年级学生写的。那个时候还是很讲究书法的，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小学都还上过书法课，写过仿，临过帖，下过一些功夫。但是这位也算出身书香门第，自视甚高的文化人，钢笔字竟蹩脚到这个程度，真是难以想像。半个世纪以后，我从网上看到言必称“我爷爷”的某博士“书法”，不禁立刻想到姚文元，真是无独有偶了。剧本大致是写一个区委（也许是团区委）机关里，正副书记拉帮结派，明争暗斗的故事。不过那些纵横捭阖，尔诈我虞的手法，好像都是人们熟知的，没有很出彩的地方。主要是人物形象不够丰满，也就是形象思维不足的问题。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说，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向姚文元说了自己的意见，说本子还不成熟，建议他不要急于出手。我是经过深思熟虑，向他反馈我的意见的。我的话有点尖锐，实际上是把他那本子“毙”了。我很知道作者对自己的作品，难免会有敝帚自珍的情绪，常会情不自禁地为自己的作品辯护。所以我已想到未必能说服他，甚至想到说到哪点可能发生争执，我要怎么说服他。然而大出我的意料的是，姚文元听了我的意见，大约沉默了一两分钟，完全接受了，没有一点保留。他说他从来没有写过小说和电影这类东西，这是一次尝试。所以连稿纸都没有用，写在练习簿上，也没有给别人看过。这种心情我倒是能够理解的。良工不示人以璞。所以尽管他工作、生活在文艺圈里，周围不乏有经验有水平的小说家、剧作家，却选择我做他的读者。不是我有多高水平，也不是我写了一部很不成功的电影剧本，只是因为我是外来的过客。我不知道姚文元对我表现的那种虚怀若谷的态度是真是假，但我想他最终应该是感谢我的：如果我不是给他浇了一盆凉水，使他清醒一点，在百花齐放的歌舞升平中，推出他那部《野心家》的电影剧本，无论拍还是不拍，文艺界恐怕会多一个“恶毒攻击”的右派甚至“极右”分子。
　　以后姚文元和我再没有谈过电影的事。在其它方面，我们的交谈也还是很投缘的。比如对秦兆阳的评价。那时秦兆阳以笔名“何直”写的重要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已经发表了，议论不少。姚文元从无非议，也未置评，而对秦兆阳主持编务一年多以来的《人民文学》，则是充分肯定，说从版面到内容，都是《人民文学》创刊以来最好的时期（不是什么“最好的时期”之一）；发的很多干预生活的短篇，都很有份量，还很有新意。这与我的观点也很相同。
　　不过我在上海的补充生活并不成功，收获甚微。倒是姚文元建议把小说背景移到上海以外别的小点城市去，对我很有启迪。我决定再到青岛去一下。走前，姚文元和我在路边小饭店，吃了一顿饭，也还是费用分摊，所以也说不上是他为我饯行，或我对他谢扰。相识相交这些日子，总的来说，大家还是愉快的，所以我以茶代酒，举杯向他表示谢意。
　　姚文元一饮而尽，有点感慨系之的样子，问我以后还打算写点什么。
　　我说：“还写什么！写完这部小说交了差，再不写了，文学这汪水太深了。”
　　姚文元又喝了一口茶，同意地说：“你说的对，这水很深，非同小可。我们入了这行，身不由己，只能分外小心，加強学习，眼观八方吧。弄不好，身败名裂。你是医生，何必凑这热闹？”
　　我点头称是，说：“以后多联系吧。”这其实是句客气话，“套话”，朋友分手，总要说上这句的，不必当真，何况我与姚文元这样的“萍水相逢”。
　　但是姚文元却很认真，没有接话，沉吟一会，说：“联系就不必了，还是超脱点好。”
　　我不知道这“超脱”是什么意思，但也很能理解他的心情。这时候虽然开国不久，但已经历了很多政治运动，特别是反胡风和肃反运动，给人震动很大。一个人平时好与什么人接触，在一起谈了些什么，为什么你们就谈的来，都是运动中关注和追问的内容，也很难说的清楚。所以谨慎的人，又有了另一种形式的“洁身自好”：社会关系越简单越好。多年未见的老同学老朋友，一朝相遇，可以很开心，很热情，但分手后就不再联系了。大家心照不宣。所以姚文元的态度也不令我意外。
　　以后我与姚文元再未联系。不久风向变了，秦兆阳被打成了“修正主义”，后来也统一“正名”为“右派分子”。姚文元应运而出，写了近三万字的批判长文，“同何直辩论”，其实他不是辩论，而是给何直（即秦兆阳）写判决书。但这是运动需要的。所以毛主席说：“57年真正的左派是姚文元。”从此姚文元就越来越“左”，一直“左”下去了。

　　最后的右派林希翎

　　我是在《人民文学》编辑部，秦兆阳的工作室兼卧室，初次见到林希翎的。在这之前，我已从秦兆阳那里，看过一本打印稿，是一个大学女生状告《中国青年报》的起诉书，洋洋洒洒写了上万字。原告就是林希翎。但我知道林希翎这个名字，还要早些，就是源于《中国青年报》上那篇气势汹汹的批评文章，题目就很吓人：《灵魂深处长满脓疮的人》！说有个大学生写了篇文章，投到一家刊物，文章还未发表，就算计能拿多少稿费，怎样花销这笔钱。文章发表后，更是飘飘然起来，到处吹嘘，以文艺理论家自居，还给自己起了个非同凡响的笔名：林希翎，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那是要以在《红楼梦》研究中受到毛主席表彰的文坛新秀李希凡、蓝翎自居......这一切充分暴露了她的丑恶灵魂，一个灵魂深处长满资产阶级反动腐朽的脓疮的人。今天读者对以这样人身攻击的语言，批评一个刚二十出头的在校女生，恐怕是难以理解的。就算它批评的那些都是事实，也说不上什么滔天大罪呀！可是当年一些极左的卫道者们就是这样整人的。我虽然不认识这篇批评稿的作者，但也知道在我们社会里，在我们身边，比如机关单位特别是大专院校的团委、年级团支部书记里，就不乏这样的人。
　　转眼进入1956年，政治氛围变得宽松一些了，有人对《中国青年报》上那篇粗暴的批评提出异议。憋了一肚子气的林希翎，决定运用法律武器，起诉《中国青年报》。她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文字能力很强。人大校长吴玉章也同情林希翎的遭遇，破例让学校打印室为她打印了这份起诉书。民告官，理论上可行，但在当时，实际上是断无此理的。哪个单位不是党领导的？这不是把个人和组织的关系完全颠倒了吗？这个情形林希翎是懂得的，所以她并不指望真正告倒《中国青年报》，只是想出出自己这口恶气，争一个说话机会。所以她的《起诉书》不光向法院检察院送，还向各界名流广泛寄送。秦兆阳也收到一份。后来这事以《中国青年报》另发一篇反批评文章，批评那篇欺人太甚的粗暴批评了结，并在“编者按”中表示发那样的批评稿确有不妥。为表歉意，《中国青年报》还请林希翎作为他们副刊《辣椒》的特约纪者，到西北巡游一次。这天我从秦兆阳办公室走过，忽然听到一阵爽朗的笑声，同时听见秦兆阳叫我。我掀帘进去，就见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年轻女生。她身材不算高，扎两个短辫，微圆形脸；衣着非常朴素：上身是件旧军装，下面是黑布裤，黑色圆口带袢布鞋。原来这就是我久闻其名的林希翎。
　　林希翎原名程海果。林希翎是她的笔名。我从来不看文艺理论的东西，她那篇引起轩然大波的“成名之作”，是因为那个粗暴批评才去找来看了。就是在《文艺报》上发表的《试论托尔斯泰和巴尓扎克的创作与世界观》。那个时候，人们认为十八、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大师们的传世之作，托尔斯泰、巴尔扎克也好，中国的曹雪芹也好，在人性上所能达到的高度，都已超越了他们自己世界观上的局限性。这也正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伟大之处。林希翎则认为，世界观就是世界观，必然会在各方面指导和影响作家的思维与创作。所以不是现实主义超越了作家的世界观，而是作家的世界观本身存在着矛盾。作品真实地反映了这种矛盾。
　　我见到林希翎时，她刚从西北回来。在玉门，她说亲眼目睹了中国的小匈牙利事件，工人都上街了。还说到陕北惊人的贫困，缺衣少食，与解放前没有什么不同。秦兆阳说约她来，本想请她写一点通讯或特写之类的东西，反映西北新貌，听她这样说，虽也很有兴趣地听着，但约稿的话就打住没说了。
　　我送林希翎出来，忍不住问她：“你怎么起了‘林希翎’这么个笔名，是从李希凡、蓝翎来的吧？”这个笔名也是很招物议的，她要是不想攀龙附凤向上爬，怎么会用这样的笔名？所以我倒是希望从她口里得到否定的回答。不想她又那样肆无忌惮地格格地笑了一阵，居然点头承认了。她说：“不错。‘希’就是李希凡，‘翎’是蓝翎。不过还有那个‘林’呢？”
　　原来“林”也有来头，但是文艺界姓林的名人有谁呢？我一时还想不起来，就自作聪明地说，那是你母亲的姓吧？
　　林希翎说：“错了，‘林’是林默涵。”
　　林默涵是中宣部文艺处处长（那时中宣部职能部门还是叫‘处’，以后才改的‘局’）主管全国文艺工作，在文艺界也是大人物了。但为什么要扯上他呢？这个女生还想走仕途去当个什么官？
　　林希翎说，她的论文题目原来比较大，就是《试论作家的创作与世界观》，除了托尔斯泰、巴尔扎克，还讨论了别的现实主义作家如曹雪芹。这就涉及到林默涵、李希凡和蓝翎了，她也不同意他们的观点。这叫《文艺报》编者有些为难，这三个人，一个是文艺主管，两个是毛主席刚表扬过的文坛新星，都是不能轻易触动的。后来就把论文排成清样，上报中宣部文艺处。林默涵还是不错的，说学术讨论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就事论事，对事不对人。后靣两句话大可玩味。但两句其实是一句，就是不宜直接点名吧。但不点明谁的论点，怎么讨论呢？最后决定，把讨论这三个人观点的部分都删了，只讨论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题目也就改成《试论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的创作与世界观》了。
　　林希翎说，她对这样处理是很不满意的，一下删掉她两千多字，也很心痛，但是不同意，就不能发表。《文艺报》不敢发的东西，别的刊物肯定也不会发。为了使自己辛辛苦苦写成的东西不致成为无效劳动，只能同意了编辑部的意见，但是提出要用个笔名发表。这就是“林希翎”这个笔名的由来。她是要用这个笔名，作个伏笔，记下这件亊，有机会她还要与这三位辩论。
　　原来如此！真是大出意外。用这种方法记下一段“公案”，也使我觉得这个泼辣豪爽、才华横溢，无论政治上还是文艺上都比我成熟很多的女作家，还是一个很可爱也很调皮的小女生。
　　以后她进城办事，有时会到编辑部来一下。我的住房就在传达室旁边，来去也最方便。她来了，我就会去叫我在编辑部新结交的好友C君，他是北大中文系出身，我们三个人，年龄都差不多，谈话自由。我感觉林希翎接触面还是比较广的，而且不乏高官名人。都很看好这个才思敏捷的女生。
　　不久就有了“天桥”的亊。那时C君和我常到天桥去玩，不过是怀旧的意思，因为那时北京的市政建设虽已有了很多新貌，下大力气整治旧城。但天桥这地方还是一如其旧，大致保持着当年张恨水写《啼笑因缘》时的样子：卖唱的，卖大力丸的，变戏法的，拉“洋片”的……都还保有他们的一席之地。
　　我们在天桥一个破旧的茶馆里喝茶，发现一个卖唱的小女孩，也就十三四岁，随她父亲在这里卖唱，唱的是须生戏，父亲给她拉琴。唱完一段就下来收钱，喝茶听戏的人都是当时的“劳动人民”，随手给个一分、二分钱。C君对京剧很在行，说这女孩的唱腔和嗓音都不错，在这里卖唱可惜了，想帮她一下。C君与剧协的人熟，可以介绍她跟班唱戏。可是我们和这父女说不上话。C君就想到林希翎，要请她来帮忙。这事在电话里说不方便，所以我们决定到人大去一下。临走前一天，C君忽被派了差，要去一位剧作家处取稿，而那位剧作家有个习惯，就是在交稿时要把剧本念给你听，边念边议，虛心请教，所以不是一下能取回的。我只好一人去人大。
　　好在“林希翎”在人大已是“知名人士”，所以很容易就找到了她的宿舍，是一楼的一个楼梯间。在人满为患的上海，住楼梯间、亭子间是很平常的事，北京就很少见。没想到林希翎就住在这样的地方。走近那楼梯间时，就听见二胡的声音，拉的是《悲秋》，琴艺一般。门是虚掩的。我轻轻敲了两下，听见叫请进；但是二胡的声音没有停下。
　　我推门进去。林希翎还坐在那里拉琴，半背着我。我不好惊动她，就在门口站着。房子很小。床就放在楼梯斜坡的下面。墙上贴着字，定睛一看，竟是《红楼梦》中黛玉那首有名的《葬花词》；是节选的。那字是介乎行书和楷书之间，也不算好。
　　一个二胡，一个《葬花词》，都很出我意料，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与那个看上去很阳光、很强势也很豪爽的林希翎，怎么会联系在一起。
　　林希翎拉完《悲秋》，把弓收起，我还听见她轻轻叹了口气，偶一回头看见我站在房门口，大概是想起叫我进来过，就笑着起身说：“怎么是你来了，一个人吗？”
　　林希翎坐在床上，让我坐她原先拉琴时坐的那把椅子。那椅子很旧，坐着有些摇晃。林希翎又格格笑了一阵，说：“不要怕，它就是这样，不会摔着你的。”
　　我说：“你这个宿舍很特别……”
　　林希翎说：“这哪是宿舍！原来是个堆杂物的地方。我滑冰伤了腿，要静养，上不了楼，也睡不了上铺，就看中这地方，管理员也同意了。我住着合适，伤好了也不想走了。”
　　我说：“不管怎么说，你也是独住一室。全国大学生中，恐怕独一无二了。”
　　林希翎说：“你们自然是有事找我的，说吧，要我做什么？”
　　我把天桥的事跟她说了，说C君认为这女孩很有前途，想帮她正式上台唱戏。但是我们去了几次，没有机会接近她，也不好硬找。所以想请她出马。
　　林希翎说：“又是一出《啼笑因缘》吧。樊家树要救沈凤喜，是因为他爱上了这女子。C君是不是也爱上了那姑娘？”
　　我说：“不会吧。是个小姑娘，才十三四岁。我们不过想帮她一下。”
　　林希翎说：“老实说，我对你们这样的事，没有什么兴趣。意义不大。天桥有多少可怜的人，需要救助的？你还没有到陕北去过，那种贫穷，看了真能叫人揪心地痛。这样的赤贫，肯定也不只陕北有，全中国有多少需要救助的人，你管得过来吗？所以这是社会问题。社会问题要用社会方法来解决。”
　　我问：“你是说我们社会有问题？”
　　“贫穷既然是社会现象，它就是社会问题，你觉得奇怪么？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是目前人类社会发展阶段最高，最合理的社会。属于共产主义的范畴，怎么还会有问题呢？事实是问题很多。我在法院检察院实习，看了很多肃反、镇反的案卷，问题就不少。中央办的大案也一样。就说胡风集团的案子吧，你说这案定了吗？”
　　我说：“当然定了。那是反革命集团，三批反革命材料都公布出来了，《人民日报》发了社论，还要怎么定法？”
　　林希翎摇头说：“公布的材料我也看了，就算这些材料都是真实的，还有一个分析定性的问题。重要的是，一个人是否有罪，必须由法院来定。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前，只能说是嫌疑人，嫌疑人不是罪犯，他还可能被宣判无罪，怎么能仅凭报上公布的三批材料发了个批示或写篇社论就算定案了呢？”
　　这话对我真有点震聋发聩，闻所未闻。我那时虽已小历坎坷，但对党特别是毛主席还是忠贞无二，保持了闻其言而信其行的态度。对胡风全是接受官方宣布的结论。林希翎是学法律的，所以从程序法就能提出问题。
　　林希翎说：“我们和苏联其实都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一个社会发展阶段。只能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沙皇俄国的资本主义很不发达，中国的资本主义更落后。所以我们都是封建社会主义，或者叫社会封建主义，还有很多封建的东西。你看苏联有个人崇拜，中国不也一样吗？”
　　我那时也听说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斯大林暴行，对个人崇拜也很反感，但又觉得中国的情况不同。中国人崇拜的毛主席比斯大林好，中国的很多问题是下面造成的。
　　我没有和林希翎讨论下去，只是与她约定了去天桥的时间，就起身告辞。林希翎送我出来。走过一个礼堂样的建筑，台上正在演唱《青年团员之歌》：

　　年青的人/火热的心/跟随着毛泽东前进/
　　紧紧跟着毛泽东前进/……
　　毛泽东是胜利的太阳/照耀着我们前进/……

　　林希翎说：“你听，这不是个人崇拜吗？”
　　我们只在门口略听一会，就转身走了。
　　回到编辑部，把林希翎答应帮忙的事对C君说了。C君很高兴，说：“让她假装你的爱人，一起去天桥。”我说：“为什么要装作我的爱人？”C君不回答，就去给林希翎打电话，要她来时尽量打扮一下。
　　到了约定的日子，林希翎果然依约来了，还真叫我们眼前一亮：她穿一身天蓝色连衣裙，半高跟鞋，戴了耳环，手上戴了戒指，腕上还有一只翠绿色手镯。但她立即申明：所有“行头”都是借来的，她也是第一次打扮成这样。不过戴耳环的孔眼，是从小就有了的。
　　有了林希翎介入，事情就好办多了。我们先在茶馆听完戏，散场时就直接把那父女约出来，在附近饭馆吃饭，由林希翎说明我们的意思。她父亲说：“这倒是好事。不过先得把我安排好了。给我找个自在、松散的活儿，一月有个百十块钱就行了……”
　　这个开价很高。那时候大学毕业生虽还算得“物以稀为贵”，月薪也只有五十六元（北京地区）。再说那女孩上台也有困难。她父亲说她是跟家里唱片学的，没有“坐”过“科”，拜过师，虽能唱几句，但“下”不了“地”。（梨园行话：一个京剧艺人要唱、做、念、打都会，还要经过走台训练，才能“下地”也就是上台。）
　　这亊就此过去。但是以后很多年里，我还常常想起这对父女，觉得亊情也许不是这样简单：一个十几岁女孩，跟着唱片几乎学会了所有门派、名家的著名唱段，家中当然购置了几乎所有门派、名家的唱片，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唱机、唱片还远不是平民百姓都能享有的，那是个什么家庭/家族呢？一开口就要百元以上的“休闲月薪”，是他根本不了觧当时社会的工资行情，还是故意狮子开大口，要我们知难而退呢？为什么要这样敬谢不敏呢？这对父女的身后还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亊吗？不过这以后我忙于改稿，再没有陪C君去天桥，也没见林希翎来过。
　　1957年鸣放，林希翎成了名人。我那时已回医院上班了。林希翎成了学生中最大的右派，上达圣聪。我也在劫难逃，1958年6月被补定为右派，打入另册，从此又是一番天地。
　　岁月匆匆，二十多年过去。1983年6月，我陪一位朋友上庐山。那天我们从含鄱口走到植物园，原说去三叠泉，但对那一上一下长长的石阶，有点心怵，就不想去了，坐在一个杂货店边喝茶。忽见那边有个中年妇女有点面熟，不免多看了两眼。朋友问我：“你看谁呢？”我说：“那位女同志，有点像林希翎。”不想话音刚落，那边就说：“我就是林希翎！”
　　真是意外之喜。于是请她坐过来。说起别后往事，林希翎说：她坐了十五年牢，差两个月到期时，毛主席忽然想起了她，说怎么判刑了，快放了吧。她就释放出来，回了浙江原籍。但是毛主席关问了下，还是不一样，县里给她安排了工作：在农机厂当工人，工资35元。工厂的活儿，她什么也不会，领导上让一个比她小10岁的工人师傅带她。后来她们就结了婚，生了两个孩子。打倒四人帮后，她的情况又好了一些，调到了金华文联。她说她是陪一位香港朋友上庐山来玩的。我也谈了一些我这些年来的情况。
　　说话间，从那边过来一乘简易山轿（四川人叫“滑杆”的），是从三叠泉上来的。一个年约半百的男子下来。林希翎忙起身说：“香港朋友来了，我们就此暂别吧。”我看见他们坐进路边的一辆黑色轿车，匆匆走了。
　　但是林希翎说的“暂别”，却是我们的最后一面了。不久她就去了香港，她的父亲从台湾到香港来与她团聚。出国前她办好了离婚手续，也使她得到一点解脱，因为她那仓促建立起来的家，并不幸福，也不和谐。
　　我还能陆续听到她的一些消息，说她后来去了法国，入了法国籍，成为“法籍华人作家”，经常往来于台、港和大陆三地，致力于祖国和平统一的工作。都说她“表现”不错，识大体，很大度，很有原则性，在台湾拒做“反共义士”，也不当“反共作家”，“反共文人”，“反共学者”，带“反共”的头衔她都拒绝。共产党把她打成右派，不给她改正，还关了她十五年，她不出一言批评。和流亡海外的“异议”人士也划清了界线。我对这些传说，总是不敢深信。因为不像我所认识的那个林希翎。
　　我以后虽再未见过林希翎，但终于还是联系上了，因为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常常去北京开会。林希翎也不时从海外归来，在北京落脚。我们本可以见面，但是北京实在太大了，我的视力又差，不敢只身上街。她的身体也不好，气喘病一直折磨着她。我们只能在电话上交谈。一般都是晚上9点以后，我洗了澡，躺在床上，用房间的电话和她说话，常常谈得很晚。她给我说了很多台湾当局怎么想拉她“下水”，她又怎么义正辞严地拒绝的事，说在海外怎么与“民阵”的人斗争的事，她甚至认为有一年她在纽约遭遇的一场车祸，是刻意制造的，是某方对她的政治谋害。但她说她还会坚持自己追求民主和自由的事业。她一生都在为民主和自由奋斗。她是民主斗士，自由斗士，但不“反共”。只是抱怨她的右派始终没有得到“改正”，也是她一直念念不忘的。我倒奇怪了，经历了这么多事，到了这个时候，怎么还那么在意改正不改正呢？她说你不知道。不改正很多事情不好做，做起来不顺。她还要做什么事呢？她没有深谈，我也不便深问。2009年，我从网上得知她去世了。这时我就有些后悔，没有与她在北京再见，哪怕是见上一面也好。她在北京住在什么地方我都不清楚，只听她说是美术馆后街那边一个胡同里，是间很简陋的民房，春天阴暗而潮湿。但有一部电话，亏了它，我们才能谈了那么多话。那个电话号码一直留在我的手机里。我总想托一个朋友去看看那个地方，但也没有办成。我的朋友也都老了。

　　本文由王贤才先生赐稿，原刊《世纪》2012年第1、2期。感谢作者授权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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