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松：追寻科学难报国

┃守护民间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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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人

追寻科学难报国
回忆我的父亲母亲

© 曾松／文

　　清末名臣曾国藩认为：“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此三者缺一不可。”“凡人做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由此可见，读书能改变一个人的气质和命运。梁启超先生为清晚臣李鸿章作传的开篇语：“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虽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论非常人，乌见其可？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语曰：盖棺论定。”这句话是说，没有显赫家世的普通人家，若拿此句比肩于伟人、名士，难免羞愧、尴尬。况且不同时代的政治背景，赋予了“毁誉”和“庸人”更多的词意，暗合着个体的性格特质和命运。
　　父亲和母亲，都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一对平凡携带着伟大，坚韧而又脆弱，理性与繁复伴随着命运厄难的凡人。故而，若对于父母尤其是父亲坎坷的命运，我对他们的追忆不可能卷帙浩繁，其难点在于将“碎片化”记忆和去政治化的描述，但碎片所经历的政治劫难，却是中国现代史中难以抹去的痕迹。那些碎片有时是唾手可及实物或场景引发的感受，抑或是一曲伤感的旋律，需要足够勇气和信心将一块块碎片拼凑起来，使其井然有序，眉目清晰地展列，而在难以拼接的空白处，就是自由思想的空间和思考的厚度。只有撰写者把人物与所处的时代背景联系起来去思考，并豁达地与过去达成某种和解，那些一度被否定的个体也借机复活，破碎的记忆因此不再破碎，甚至具有了活力。
　　我没有见过重庆铜梁县乡下的祖父，祖籍的故居始终模糊不清，但在儿时却去过母亲的老家宜宾，感受外祖父慈祥的关爱。现在我能感觉到，他是在享受孙辈绕膝的天伦之乐。
　　父亲早年在重庆铜梁县乡下侣俸场接受发蒙，追求科学救国、知识改变命运的新思想，少年赴成都省城中（成都四中）求学，抗战时考入国立四川大学，录入当时热门的化学系就读，于1945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可谓青年得道，踌躇满志。在新旧中国交替过渡的社会，知识文化相对贫乏的年代，大学生应是天之骄子、社会精英，父亲算是有了安身立命、养家糊口的本事，如果科学能救亡图存，既能振兴立国，也能改变一生的命运。然而，后来他的遭遇证明，知识非但没有改变自己的命运，更多的是给他带来厄运，并引来灾难祸及全家，其影响对自己、对子女都是终生的。也许他学富五车，学识高就，但他的身份地位却非常的卑微低贱，连普通公民起码的权利都没有，甚至不如一颗南冠小草。
　　父亲曾经有两次可以远离灾祸、改变命运的机会，他都放弃而错过了，并且铸定了他的终结命运。
　　一是抗战胜利后，父亲刚大学毕业不久，经高考（民国时期的公职人员入职考试）进入四川五通桥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黄海化学社于1922年由爱国实业家范旭东创办，是中国民族化学研究团体的摇篮，抗战时期内迁至五通桥，父亲所在的研究室主任是袁见齐先生，袁先生上世纪五十年代成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中国科学院院士。1947年黄海化学社回迁北平，袁先生很欣赏父亲年轻有为，问能否去北平搞研究？父亲思忖以后称，家父尚在不便远游，遂留在五通桥，后供职川康盐务局（管辖四川、西康二省盐务）。上世纪五十年代，黄海化学研究社由政府转制演化为中国化工研究院，部分科技人员进入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二是1949年以降，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挥师南下势如破竹，蒋家王朝岌岌可危，上层人物纷纷逃离四川，有人谋得去台湾的飞机票，问父亲是否可一并同去？父亲也因眷念故乡铜梁老父，同样予以回绝。1949年底，父亲参加了川康盐务局全体职员通电起义，迎接解放军顺利接管盐务局全部事务，成为新的盐务局管理干部。
　　父亲当时年轻爱国，崇尚科学，追求进步，不愿远去台湾，相信只有留在大陆才是爱国，才有施展才华的机会，对新中国充满希望和信心。新中国甫一建立，需要大批的建设人才，尤其是科技人才，父亲的专长得到了发挥。
　　1950年初，五通桥驻留的解放军食堂发生了食物有毒的事情，凡是放入食盐的菜品，许多人食用后，全身发软无力，甚至不同程度出现四肢麻痹，严重影响战斗力。大家认为，怀疑可能有人在食盐里添加了毒品，如果线索得到查证，那就是危害部队的大事。事情反映到盐务局，盐务局迅速组成处理食盐有毒事件小组，父亲就是其中唯一的技术人员。他们从部队食堂取来食盐样品，经过认真化验分析，对食盐成分指标进行核对，终于发现其中的原因。原来，当年五通桥食盐熬制工艺比较落后，几乎所有井灶都是平锅熬制卤水。而从地下几百上千米提取的卤水，含有多种无机矿物质，其中就含有钡，一般平锅熬制食盐，没有将钡从中分离。当没有除钡的盐被多次食用后，在体内积累到一定程度，人就会出现浑身无力的症状。过去，民间也发生过类似的现象，由于分散人数少，没有引起重视，而这次涉及部队许多官兵，才下决心彻底查清食盐中毒原因。
　　由于父亲是领头并做出科学结论的技术人员，小组成员用科学分析方法查清了钡盐中毒的原因，建议部队食堂食用工艺水平更好的花盐，同时要求各井灶迅速改进食盐熬制工艺，用煮沸的卤水洗去上层的渣盐，以去除氯化钡，不仅让部队也让民间百姓吃上了健康放心的食盐。父亲的技术水平得到了上下的普遍认可，一时间名声大振，不仅受到表扬，也逐步负责更重要的技术岗位，后来出任五通桥制盐厂科协主席（当时没有设立总工程师这一职务），企业职务级别和工资水平都是副厂长级。1955年，父亲被当时的五通桥市（县级）选为省政协委员，出席了四川省第二届政治协商会议。我上小学时，还看到过那本省政协会议纪念册，它应该毁于后来造反派抄家的焚书大火。
　　1957年，是彻底改变我们一家命运的卦象之年，父亲被划定为右派分子，下放运加车间劳动，工资扣减一半，生活拮据突显，从此厄运不断。
　　1957年夏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治运动，在人民日报文章的鼓励之下，发动大家提意见，然后有的放矢的收网，一些“不懂事，说真话”的知识分子，被戴上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帽子，这是一场有预案、有计划、有步骤的阳谋。那年秋季的某天，还未上学又稚嫩的我发现，父亲在离家不远的地方挖地，旁边都是一些从不认识的人。休息时，我靠近了父亲，他坐在锄头把上，却没有了平时的笑容，目光沉重而呆滞。几十年之后，我才明白，当时他已被划定为右派分子，离开了技术岗位，开始了长达二十一年的劳动改造。
　　按照常理，判刑的罪犯一般是不会被抄家的，而因为父亲是右派分子，我们家被抄过两次，一次是1966年寒冬，第二次是1968年秋季。
　　1966年的冬季，针对牛鬼蛇神“黑五类”的全国造反抄家如火如荼。12月初，父亲劳动改造所在的五通桥盐厂运加车间，几个造反派觉得应该过一下造反瘾，他们步行了几里路，来到盐厂厂部我家后声称，要抄牛鬼蛇神的家。当时父母都不在家，我们一家老小被撵出屋外，一群人进入屋内大肆翻腾，一箱箱外文书籍被抬出来堆在室外，然后撕开厚书的背脊，再一摞摞的扔入火中，一边扔一边烤火，火光映红了一群造反派男女得意的嘴脸。午夜，寒风阵阵卷起，望着随风飞扬的纸灰，我仿佛依稀记得，二千多年前的古代中国，也有过一场焚书坑儒。
　　造反派们对这次抄家非常满意，烧毁了大量的外国反动书籍，还搜走了手表、相册和一枚银元。他们一直折腾到凌晨四五点，我们几乎彻夜未眠。他们临走时，还拎走了几大包一家老小过冬的棉衣棉裤，把我们结余的餐券、粮票都搜走了，还撂下一句话，你们这些黑五类狗崽子，也应该尝尝穷人饥寒交迫的滋味。浩劫过后，我回屋看到，屋内一片狼藉，抽屉拉开东西全倒在了地上，衣物被盖随处乱扔，连床上的稻草都被翻出遍地都是。凡是有点值钱的东西都拿走了，票证钱财几乎洗劫一空，只剩下煮饭的锅碗瓢盆、煤炭、柴火和少许被盖衣物，这比任何劫匪都霸道！
　　在依赖计划票证活命的年代，没有了餐券、粮票、油票，生活必需物品就买不到了。抄家过后，全家陷入了衣食无着的绝境，我只记得那是全家最苦、最寒冷、最孤独、最揪心、最漫长的一个冬天，缺衣少食的日子捱了好长一段时间，真正尝到了饥寒交迫！
　　第二次抄家是1968年10月，北京召开了党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要求人民群众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没想到阶级斗争这股风迅速吹到了我家。秋季的一天下午，远远的看见大马路上，一群人挥舞着红旗，簇拥着押来了一个人。红旗卷过之处，恰好覆盖住被押人的头部，他高声叫喊：我看不见走路！我看不见走路！
　　这是父亲的声音！我跳出门外，来到操坝，一群人将父亲反剪双手扣押，跑步冲进家门，他们仍然是运加车间的工人，这次不是来抢夺财物，而是要父亲交出私藏的电台。原来，大哥从小爱好无线电，自己安装收音机，盐厂邻居大都知道。不知是何人传出，曾某某家藏有私自安装联络敌特的电台，这不正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吗？
　　那几个人在屋内转了几圈，发现里屋墙角有破损修补的痕迹，其中一人指着破损处问：里面藏着什么？是不是电台？父亲此刻突然来了底气，语气强硬地说：那是补过的墙壁，如果有电台，随便你们怎么处置我！几个人找来铁器，在墙角凿出一个大窟窿，伸手摸索一阵，只找到几块夹杂着稻草的墙土，又在屋里乱翻了一气，见实在搜不到可疑的证据，便押着父亲怏怏地走了。
　　父亲长期在车间和外地劳动，生活条件艰苦，常常需要一些辣椒面佐菜下饭。有次我把舂好的辣椒面送到运加车间，一个造反派看到我提着东西，一把抢过去检查，边打开瓶盖边问，这么多是不是想兑水，喝辣椒水自杀？他正准备倒掉，我连忙抓过来，飞快的跑开了，那人还骂骂咧咧一阵。父亲听我说后，只是长长的叹了一口气。
　　后来父亲说，那些人我们惹不起，前段时间运加车间开会，批斗我们牛鬼蛇神。有人指着我说，曾—国军，到底是共军还是国军？你的名字说明早就想反攻大陆！我解释说不是“军”是“钧”，另一个人说，国君，你还想当封建皇帝？他们的话，让我如何辩解？
　　撕裂的皮肉，嗜好读书的“民工”。父亲被贬到车间后，都是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开山打石头，抬几百斤重的条石，抬运煤炭，拉过板车。他早年求学读书，后来从事技术工作，养尊处优多年，接受劳动改造初期，身体往往难以承受。抬石头需要体力，杠子磨破了肩膀，血水和汗衫粘在了一起。收工后，要用温水濡湿粘连的部分，才能脱下汗衫洗澡。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变得皮肤黝黑，胡子拉碴，尤其是夏天，头戴一顶塌拉的破草帽，披一件补丁的上衣，走在街上，完全是一个勤苦劳碌的民工。有一天，父亲收工后，背着石匠蔑篓，装着铁锤和钢钻，路过新华书店，便进入书店，在书架中抽出翻看，在化工类和外文书籍类书柜前久久站立。这位装束打扮奇特的顾客，引起了女店员的注意，好奇的店员便上前盘问，你不是文化人，又不买书，赶快走吧。父亲拿着手里的书，随便翻到一页，对女店员说，这上面的内容我基本都懂，让女店员吃惊不小。后来，书店一有新书征订目录，都要想法通知父亲。
　　1969年，大哥曾桥与同学黄加桥，一起上山下乡到辉山公社当知青。一去几年，工人干部子女都先后招工、招生、参军等离开了农村，父亲眼见我家两个儿子先后下乡，作为“黑五类子女”，脱离农村毫无希望。七十年代中期，两位家长对儿子的前途毫无门路，又忧心忡忡，父亲想与加桥的父亲、也是大学时的同学见上一面，闲聊一下心中的郁闷。某天，怕被人注意到，平时从不敢出家串门的父亲，身穿补丁旧衣服，一顶掉色破边的草帽，破帽遮颜，简直就是一副要饭的打扮。到达黄家时，着实把黄父吓了一跳，连声安慰父亲别怕，我家附近没有监视者。父亲当时是有多大的担心和心理负担，一旦被人认出和举报，右派分子搞反革命串联活动的罪名，会累及两家人，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有谁知道父亲心中的恐惧呢？

　　再说母亲，她老家在四川宜宾城内，其家境贫寒，依靠自己的努力和家境富有同学的接济，也考上并毕业于国立四川大学化学系，只不过比父亲晚了四年，他们原本完全没有交集的机会。母亲1949年从川大毕业时，四川还没有解放，便自谋生路，回到宜宾老家，在当地学校教书。几个月后，四川迎来了解放军，一支往南追击溃败敌人的解放军部队路过宜宾，解放军首长唐尧勋偶然认识了母亲和另一位川大同学龙联云。1950年初，唐转业到地方，就任川康盐务局首席军代表，当时盐场刚刚聚合各处的私营井灶，技术人员奇缺。唐随即想到宜宾高中教化学的两位女教师，便派出一个班的战士，赶往宜宾，说服母亲同学二人来到五通桥，着手筹建盐务局化验室，从事样品化验技术工作，这就有了与父亲相识的缘分。他们结婚成家，母亲相夫教子，开始了相同的技术工作。如果没有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我们本该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母亲素来心地善良，仁慈宽厚，与世无争，尽管学有所成，仍然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分析化学样品精微细致，一直都是化验技术骨干。父母都不懂也不问政治，一心一意钻研技术，为企业默默无闻工作。然而，政治风云从来放过谁，他们迟早会被裹挟进去，没有例外。
　　母亲自川康盐务局工作开始，分析化学知识系统扎实，操作手法细腻，见解严谨独到。1958年，她在国内率先发现了盐效应（化学平衡）影响下SO4︓（硫酸根）和Ba²+（钡离子）并存的事实，为有钡卤水制盐除钡和食盐国家标准中钡含量的控制标准的合理性，提供了理论基础和试验数据。因此，她的研究成果在国内盐化工学术领域受到同行高度关注。在后续的研究中，她又发现了当时我国沿用的苏联国定标准中“氯化钡中氯化钙含量分析方法”的错误，为工业氯化钡打破西方化工强国出口垄断，促进我国氯化钡外贸出口做出了积极贡献。
　　丈夫成为了右派分子被发配到偏远的车间，母亲的处境也非常不好，全家在盐厂倍受歧视。我们从五十年代起，就一直在盐厂厂部居住，这里曾经是抗战时期民国盐务总局所在地，树绿花香，环境优美，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居住环境非常不错。1965年初的“小四清”运动期间，盐厂厂部机关以家属区过于拥挤为由，需要疏散一批家属到附近的瓦窑沱大院，那里的居住条件、生活福利都远不如厂部，谁都不愿意搬走。当时，我家是厂部内唯一的右派家属，应该首先被驱逐出去，以便纯洁政治环境。搬迁内部名单一直没有公布，后来有几户家属接到通知，迁住去了瓦窑沱，而我们污染政治环境的右派家属却幸运的留了下来，众人都有些愕然不解。
　　我年少不谙世事，多年之后终于明白其中的原因。当年，五通桥盐厂党委书记王尚志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他夫人胡凤云在化验室工作，母亲作为技术骨干，常常手把手教她操作仪器，毫无保留的传授业务知识，深入浅出的讲清原理，渐渐的她俩形影不离，亦师亦友。王书记素来爱惜人才，不忍心把母亲全家迁出厂部，也就没有人再过问迁出之事。王尚志后来出任四川省轻工业厅副厅长，举家迁往成都，与我家一直长期保持联系。几十年过去，王书记离休后，从成都来看望我的父母，也没有提及此事。但是，他对我父亲母亲的尊重，怀旧的心绪，可以确定是他当年暗中帮了忙，让我们一家没有被驱赶出厂部。
　　史无前例的文革期间，五通桥盐厂的生产秩序被打乱，化验室工作也基本陷于瘫痪状态。当时全国办了无数的“五七干校”，下放大批干部从事体力劳动，母亲也被下放到八车间青龙嘴工地挑土，她体重只有70多斤，要挑50～60斤重的担子，吃力得晃晃悠悠，三步一喘，五步一歇，劳动强度可想而知。不久，母亲又被指派到犍为县罗城修建新店水库，仍然是挑土运土的繁重劳动。
　　1968年初夏，五通桥盐厂集中了所有的干部，在牛华镇办学习班，揭批阶级斗争和反动路线，母亲作为右派分子家属，自然成为主要目标。某天，我家接到好心人带来的口信，说母亲在牛华学习班病得不轻，父亲在车间早已没有了行动自由，家里只有我能去看望。
　　第二天一早，那时没有公交车，我匆匆的步行去9公里外的牛华镇。一路上，都是迎面而来的群众，三五成群的步行去五通桥，我只能在人流中逆行，一打听才知道，今天是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各地都要举行庆祝游行表演，要去五通桥看热闹。我忍饥耐渴的赶到学习班，发现母亲没有住在集体宿舍，而是被赶到了阴暗潮湿的澡堂，角落里放了一架仅有二尺多宽的行军床。这是怎么回事？我到处打听，没有人回答我，只有回避。我反复询问母亲，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她告诉我，由于多日连续的批斗，她夜夜失眠，晚上说梦话，吵得别人睡不好，被撵出来只好在这里搭铺。那晚，母子俩侧身挤在行军床过夜，连翻身都非常困难，难以入睡，第二天我只好回家了。
　　不过两天，我们又接到口信，母亲病重住院了。我再次急匆匆赶到牛华的盐厂医院，母亲仍然在学习班接受批斗，晚上回医院休息，但条件比学习班好多了。我去医院办公室询问病情，值班的金万全医生告诉我，母亲得了精神分裂症。看着病历上清楚的记录，天啦，这是怎么回事？我发现，母亲的神志时而正常时又不正常，由于胃口很不好，身体极差。我留下来照顾母亲的日常生活和饮食。几天后，医院要举办迎接“盐厂革委会成立”的会议，需要制作一批氢气球，金医生要我把母亲叫来，请教如何制取氢气。向精神分裂症患者请教科学知识，这不是开玩笑吗？金医生笑而不语。原来，医生们是在保护爱护体弱多病的母亲！
　　1968年夏天，毛主席向北京工宣队赠送芒果，全国各地掀起了迎接芒果的热潮，四川也派专人专车载着芒果，到各地巡回展示。五通桥街头，浩大而虔诚的队伍绵延几里路长，人们敲锣打鼓，心情激动的等待芒果车到来。当盼望已久的芒果车出现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母亲离开人群，不顾一切的冲上去，站在芒果车前，口中喃喃自语，她仿佛要把多年来的曲辱、冤屈和痛苦，向那位老人家倾述，也许是在忏悔，也许是寻求解脱。维护现场秩序的公安人员，很快把母亲拦下来。但是，这是一起罕见的阻拦芒果车事件，必须严查处理。经过有人解释，这女人不久前患过精神分裂，饶她一次吧。母亲被当场释放。其实，最应该感谢的，应该是盐厂医院的几位医生！
　　七十年代初，由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需要，母亲重新回到化验室，仍然从事样品分析检验，还带出一批学生和徒弟，充实到盐厂各车间化验员岗位。改革开放初期，盐厂首次聘用工程师职称，母亲是四位聘用者之一。
　　母亲长期从事食用盐中的钡、锶、钙元素的分离研究，1976年夏季，她不顾自己已即将退休年纪，与青年技术员汤仲权一同受邀赶赴化工部天津化工研究院，参与制定国家化工部工业氯化钡标准。她工作不辞辛劳，日夜加班进行科学验证试验，期间虽遭遇唐山特大地震影响，仍然住抗震棚，睡地铺，继续坚持整理大量的试验数据，这些科学数据成为1975～1977年我国工业氯化钡国家标准。
　　母亲57岁退休，与父亲相敬相守，安享晚年，以97岁高龄辞世。

　　右派帽子有多沉重、有多罪孽、有多邪恶，没有亲历过的人无法感受，其实，它的罪名比许多刑事犯罪更为宽泛、更为深奥、也更为可怕。一般刑事犯罪都有事实依据，依罪量刑，而右派的事实应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甚至颠覆国家政权，这可是弥天大罪，罪不可赦。所以一朝被戴上，就几乎就没有摘帽赎罪的可能。1975年3月，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特赦战犯的决议，特赦全国在押的所有战争罪犯。连战犯都可以被特赦，右派分子们于是翘首期盼，结果却没有摘帽的“圣旨”下达。
　　二十一年之后，厚重沉闷的历史大幕终于被拉开。1978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1978）55号文件，批转同意中组部、统战部等五部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全国反右派运动也基本被否定。
　　1978年底，父亲终于等到了摘掉右派分子帽子通知，只是父亲早已年过半百。我认真仔细读过父亲平反、摘除右派帽子的通知，后面附有当年划为右派的主要依据，其中一条是，利用落后的制盐熬制工艺会产生钡盐这件事情，认为新社会也存在落后状态，攻击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当年父亲临危受命，分析发现钡盐中毒的研究成果，在反右政治需要时，却被别有用心的解读，功劳变成了罪证，认为是在借机否定社会制度。当年戴上右派帽子，没有任何条件依据，二十一年之后，父亲才看到被划定右派分子的文书依据！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神逻辑不是谁都想得出来！
　　二十一个春秋，二十一年的“右派”，二十一年后那具沉重的十字架被卸下。然而，人生最美好、最旺盛精力、最具创造力的时光都浸泡、湮没在不明不白的历史波澜和政治旋涡中，人生有几个二十一年？！平反，能平抚内心的创伤，“返”得回过去吗？显然，这些充满仪式感的设计和用词，还不能让亲历者从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缝隙中获得释放、解脱出来。“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一个人被赋予两个不同的政治身份，两个不同的人生。不由得感叹，人生和命运，一旦绑在政治的锁链下，纵是使出浑身解数，也无可奈何。
　　1984年6月，父亲成为乐山地区首届科技顾问团成员，后来又成为五通桥区政协常委，还加入了九三学社，他经常到市内企业调研考察，解决了不少技术疑难问题。他非常重视企业排污和治理污染，成为乐山市环境科学研究所的顾问，为解决企业污染、保护环境，提出过许多有益的建议意见，成为环境保护高级工程师，并加入了中国环境保护科学协会。

　　由于时代和年岁的差异，我们不可能记得父辈的业绩和过失，他们像被催促着赶往未来驿站的旅客，只顾着奔波，还没到达目的地却已忘记了出发的地方。或许是过去的时代承载了太多不堪回首的记忆、苦难和痛苦的经历，于是父辈们选择了健忘。同时，也可能是出于对黯淡无光岁月的忌讳，某种力量也在有意无意之中促使人们遗忘，似乎无人提及曾经的苦难就会烟消云散，如同没有发生过，那些经历苦难的幸存者逐渐消亡，也将被风雨抹去最后的历史痕迹。
　　因此，至今还不能说我了解父亲。我有迷魂招不得，也许这才是我真正的迷惘，显性的悲哀。
　　父亲是个不懂政治的人。作为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崇尚科学，追求知识，力图报效国家。他始终没有放下书本，一心只读技术书，埋头于化工科学工艺，既不关心也不懂政治，对政治根本不设防，敏感性、嗅觉力几乎为零。坚持技术专业科学为重，身有傲骨，敢讲真话，想那说那，很少有过禁忌讳言，难免不会涉及管理体制、工作责任等等不足，这恰恰是致命的缺陷。当政治风向变幻，阶级斗争发展需要时，平时的言谈闲聊，就会成为信手拈来的“反动言论”。有太多的知识分子，不乏科技界精英都落入这个陷阱，成为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父亲理所当然的具备了这种条件，遁形于政治涡旋中，一旦某人言论被搜集整理，归纳为一二三四条文，反动言论罪证已成定论，戴上一顶右派帽子就是轻而易举的事了。二十年都摘不下来，这是一顶何等罪孽深重的帽子？！
　　父亲是个心存感激的人。摘除右派恢复名誉后，凡有企业疑难问题请他会诊，从不收取咨询费用，一时推脱不掉或通过他人转交的，事后都会悉数退回。他非常珍惜改革开放给他的第二个春天，不顾年事已高，身患糖尿病、高血压、哮喘、冠心病等多种疾病，奔波与研究机构和企业之间，忘我的工作，无私的奉献，直到63岁才办理退休。他说：人要懂得感恩。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拳拳爱国敬业之心，无怨无悔的奉献自己的终生。
　　父亲是个缺乏情趣的人。他的生活从来就不以追求享受为前提，甚至用在他身上的正常开销，在他看来都是一种奢侈和负罪，与生俱来的“节俭”，加上下放劳动改造的艰辛，深深渗透到他的日常生活中。他不抽烟、不喝酒，很少喝茶，除了几个旧时代的老学究，也没有多少交际，特别嗜好的就是节衣缩食订阅报刊和买书，尤其是化工科技书刊，闲暇爱好就是看书读报，过着一种在别人看来寡淡无味的简单生活。父亲尤其爱好写信，在纸张信件传书的年代，他的信件往来特别多，几乎隔三差五必有远方亲友来信，他把书信作为与外界交往的重要手段。晚年他的同辈大多故去，可以交流对象日益减少，他开始写英语日记，记录读书看报心得体会，积累成几大册英语笔记本。
　　父亲是个不讲情谊的人。虽然88岁高龄辞世，由于被废黜、遗弃，知识报效无门，既无更高建树，也无成果著述，仿佛生命的链条被生生剪断一大截，在匆忙中走完了生命的轮回，平庸其一生。屈辱、悲伤、空落中，我突然感到那些简单而朴素的愿望，被彻底抛入了尘埃。我们的父子缘分还没有续集，他就走了，真不讲情谊。
　　父亲是个没有胆量和勇气的人。生前我曾反复地乞求于他，把那段历史写出来或说出来，让我们感受他一生当中所遭遇的那些痛苦、屈辱，还有无情的政治折磨和厄运。他总是摇摇头说：能保全一个家庭已属不易，何必与历史过不去。他没有留下片言只语，历史的经纶就在他离世后中断了。
　　父亲是一个平凡的人，对于已经过去的、不复存在的人物或事件，虽然不具有纪念性的“历史价值”，以及与今人对时间的感受和情感相关的“年代价值”。但他的遭遇，那些模糊不清的过去，在思考者的笔下却是现代史中难以获取、至关重要的历史见证。
　　我也如此，并没有把那些光怪陆离的碎片，放进一个预先准备好的框架中，而是根据年代的顺序，简单的串联起一个又一个碎片，让更多的人去联想、去思考、去感悟，那是每个人都应该具有的思考权利，应该拥有的人生。
　　我不了解父亲，至今我仍然不了解父亲。
　　世人也不了解父亲。我知道父亲在离世时，他的内心有一种难以言状的巨大的哀痛。
　　父亲用他的一生，书写了一部充满矛盾的历史。父亲给我留下的是一个谜，一个矛盾。父亲的一生是一部波澜起伏、动荡不安的历史。这部历史包含着巨大的哀痛和矛盾，他跌宕起伏的人生，虽然不具典型性，但也许就是那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
　　愿苦难不再降临，愿悲剧不再产生，愿历史不再重演。
　　星移斗转，世殊事异，我经历过目睹过，不能视而不见，不敢放弃，不该遗忘，需要留下点儿文字。我想，同时也感觉到：父母此刻正在天堂望着我，深情而又慈祥……

　　本文由曾松先生赐稿。感谢作者授权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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