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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嘉陵:千万不要忘记

刘嘉陵 私人史 2023-02-10
守护民间记忆
时光的碎影

千万不要忘记

© 刘嘉陵/文


  电影《千万不要忘记》上映时,我正在沈阳育才学校读小学三年级。那是1964年,天总是很蓝。我们每天上午四节课,下午两节自习,只要写完作业,一堂自习没上完也可以溜之乎也。
  1960年的大饥荒渐渐远去,小学一年级时,我的饭盒里时常装着地瓜窝头,到了三年级,饭盒里就装起了母亲烙的糖饼或葱花饼。情况若再好些,我还会带上一只咸鸭蛋和少许油炸花生米。
  城市的商店和餐桌热闹起来,沈阳市委发出《关于停止高级知识分子和负责干部副食品供应的通知》,老字号新字号的饭馆里飘出油腻腻的香味,不要粮票的议价馒头也出现了。公家人开会、出差和过年过节都穿上了四个兜的呢子服和料子服。夏日傍晚,小商贩推着玻璃柜售货车,点上瓦斯灯,卖香气弥漫的红棕色卤肉。解放军战士在街上唱着“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列队走过。
  八届十中全会已经开过一段时间,公报上正式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党内开始批判邓子恢包产到户的“单干风”,批判彭德怀的“翻案风”。中共中央还转发了谢富治在沈阳冶炼厂的蹲点报告,说该厂的经营管理方式已经“资本主义化了”。但这都是“上面儿”的事情大人们的事情,我们这些傻孩子浑然不觉,继续上学,放学,捉迷藏,摸瞎子,摔跤,打瓦,跳房子,说俏皮话,传播带脏字的街头民谣。泥猴子一样回到家时,伸出黑手爪子往干粮笸箩里乱摸。
  课堂上,老师们时常要讲起旧社会,完了一定要说,我们可不能身在福中不知福啊,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动人民正在水深火热中。每堂课前,各班都要先唱几支歌,完了再上课。我们班总是要唱:“提起旧社会呀,恨得咬牙根哪。”“贫农弟兄吕传良,谁个见了不心伤?”我们前面隔壁的班级总是要唱:“贫农下中农一条心,天南海北一家亲。”后面隔壁的班级总是要唱“我是贫农好后代,党的教导记心怀。”老师还布置我们写“家史”,这可把我难住了。因为我回到家,问起爸爸,爸爸并没有声泪俱下地挽起裤腿,让我看当年讨饭时被地主的狗咬下的伤疤。他有些为难,想了好半天,才说,你们现在多幸福啊,中午带饭还能带咸鸭蛋和花生米,爸爸那时候,吃的窝头都发苦。他的床头柜上放着一本杨朔的《东风第一枝》。
  若干年后我才知道,我爷爷是东北军的上校军官,读过讲武堂,打过小日本。东北沦陷后一家人颠沛流离,吃尽了苦头,我的一个姑姑还得了天花。由于奶奶早逝,爷爷从军,爸爸很小就一个人在北京读书,总是冷着,饿着,悲伤着。尽管如此,这样的“家史”他只字未提。因为我爷爷毕竟是“反动军官”,家里毕竟是中农。爸爸为难的时候,我觉得很羞愧也很尴尬,我们家算完了,苦也不大仇也不深,叫我如何在班里挺起腰板?
  60年代初期,天总是很蓝,大人们摆弄着苏式120型照相机,孩子们唱着“美丽的哈瓦那”。我妈妈到北京出差,给我们带来许多好玩的工艺品。我姑父从马鞍山到沈阳开会,送给我们一盒“五福软糖”。我们家买来一台脚踏风琴,我爸爸用单手弹《苏武牧羊》。但是不知不觉间,银幕和舞台上多了些“阶级教育”的作品,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彩色故事片《千万不要忘记》,也走进了我们的生活。
  北方某电机厂的青工丁少纯,祖父是雇农,父亲是老工人,又是与他同一车间的党支部书记,他本人则是共青团员,厂里的先进生产者。小伙子是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双料的革命后代,平时工作努力,时常为了技术革新加班加点,忘记了休息。但自从结了婚,和他的岳母生活在一起,便讲究起吃穿来,先进生产者的照片也被从厂门口的光荣榜上替换了下去。
  少纯的岳母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做买卖的”,头发挽着疙瘩鬏,穿着旧式的大襟衣,用浓重的东北口音不断散布着旧思想,“商品经济观念”很强。她总是希望女婿穿得“体面”些,“七分衣服三分人”。借了工厂的救济款,加上一些不三不四的钱,总共凑了148块钱,到底让女儿为女婿买了一身料子服。为了这身体面衣装,少纯不得不利用休息时间,不停地跑到郊外,用双筒猎枪去打野鸭子,回来后,岳母再拿到“黑市”上卖,以便还债。打野鸭子使少纯的心一天天散了,迟到早退,工作时间打瞌睡,最后还把家里的钥匙丢进了发电机里,险些酿成大祸。
  这身料子服在丁家掀起了轩然大波,父亲丁海宽痛心疾首,说孩子,你是工人阶级的后代呀!不是说人不可以吃也不可以穿,问题是,你到底追求什么?如果你追求的是物质享受,你的思想就要不知不觉地发生变化,就会忘记世界革命。
  这是那个时代的玄学,道理像宇宙一样正确,可你就是不清楚到底应不应当吃和穿。“不是说人不可以吃和穿”,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吃和穿”;但你一追求“吃和穿”,“思想就发生了变化”。结果又变成了:人还是不应当“吃和穿”。
  电影里的先进人物都是饭食简单,清心寡欲,即使回家休息也一身素色工装,在饭桌上继续谈生产,皱着眉。老工人丁海宽从头到尾几乎没笑过,在班上工作时不笑,回到家仍旧不笑。儿子当了劳模他不可能笑,因为一笑儿子就会骄傲自满;儿子不当劳模了他就更是笑不起来,对儿子说:不是说不可以打野鸭子,而是说……你天天迷恋起打野鸭子,怎么会不落后呢?这又是那个时代的玄学。“不是说不可以”,但结论还是“不可以”。
  70年代初期,我二哥返城到工厂当宣传科干事,我时常从农村去城里玩,就住在他们的独身宿舍里。我已经十七八岁了,该有的想法渐渐有了起来。我花了两角多钱买来一小瓶杏仁蜜,洗完脸就往脸上抹。有一次这个过程被二哥看见了,他非常生气,也非常痛心,对我说:你怎么会变成这种样子?我满脸通红,恨不能钻进独身宿舍的木床下面。我打开小窗子,将那小瓶杏仁蜜用力甩到外面的雪地上,眼泪也差点流出来。二哥透过窗户看看远处雪地上的疤痕,又看看我,声音柔和下来,说:其实我不是说不可以抹这东西,你们文艺队演出的时候,你还是可以抹一抹的。我想说的是……
  我哥哥也运用起了那个时代的玄学,但他到底是处处疼爱我的兄长,因此他声音低缓,轻轻拍着我的肩膀。
  《千万不要忘记》的故事就像它的片名一样,充满了文件味。除了落后人物,每个人都带着禁欲主义色彩,永远穿着灰色工作服,戴着蓝色套袖,说着文件式的语言,满怀豪情或是忧心忡忡。出身论被突出地强调,以革命的名义向个人隐私大举进攻也有了当然的权力。父亲丁海宽强行翻看儿子当年写给“出身不好”的儿媳的情书,之后不时用其中的字句敲打儿子:“你又觉得自己‘无限的空虚’了吧。”日常生活中的所有细枝末节都是没有意义的甚至可耻的,因而像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说的那样,大都被“缩减”了。少纯媳妇花12块钱放大了一张头相照片,挂在家中,当过雇农的爷爷便说:“花这么些钱?整得比真人儿还大!”后来当他看到工厂里的光荣榜时,又教育儿媳说:“少纯媳妇呀,有照片儿要放到这里。”衣食住行同理想抱负的非此即彼的对立从《千万不要忘记》进一步定下了基调,从此深刻影响着多少代中国人。
  这样的故事片今天已很难从头看到底,但幸好,片子里有了几个“落后人物”和他们的“落后故事”,才多少有了点“可视性”。这构成了当年所有红色教育片的悖论:故事绝顶进步,但为了使这便于接受,又不得不用“落后”的故事做花椒面。最有剧场效果的总是故事的花椒面部分,谁也无法抗拒这个规律。少纯的岳母是日常生活中“阶级斗争”和腐朽反动阶级“争夺下一代”的明证,她其实一点都没往自己身上使劲,无论是去自由市场偷偷卖野鸭子,还是张张罗罗为女婿买料子服,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可是没人领她的情,因为她是在“腐蚀下一代”。这个东北口音的老太太就像今天的赵本山和潘长江在演滑稽小品,满口的生活化语言,使人们获得了令人窒息的说教之外的些许欢愉。丁海宽斥责儿子追求物质享受时,老太太反唇相讥:“这有啥呀?不是讲的嘛,新社会的幸福生活!”“年轻人穿漂亮衣服犯法呀?”这样的反驳当年便引起开怀大笑。
  东北老太追求的是几十年后国家大力倡导的“小康生活”,90年代的某一年,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开场歌舞中,男女当红歌星且歌且舞一唱三叹:“大步流星奔小康!”东北老太是这一目标的英勇先驱,率先吃螃蟹者,但她“大步流星”的不是时候,人生准则与时代风尚严重地错位了。
  60年代中期,国人的生活就像《千万不要忘记》中丁少纯的名字一样,越来越“纯”,“纯”得随时可能剑拔弩张。抽“烟卷儿”已成为“社会”上不三不四者的符号化指代,“纯洁”的人们对此的义愤带着明显的思想斗争色彩,《千万不要忘记》里对此亦有所反映。有一次下班后,少纯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妹妹少真大惊失色,对父亲喊道:“哥哥抽烟!"少纯慌忙把烟揣了回去,父亲一脸怒气,讥讽他说:“抽吧抽吧,你就是在这儿不抽,在别的地方也会抽的。”少纯羞愧地说:“爸爸,我以后再也不抽了。”而除了他还有他的岳母,影片中所有先进人物都没动过“烟卷儿”。苦大仇深的老爷爷倒是抽过烟,但他用的是劳动者常用的烟袋锅,抽的是旱烟。那个时代的革命故事片中,反面人物才抽“烟卷儿”,正面人物要么不抽烟,要么就抽劳动人民抽的旱烟。
  60年代中期,美国总统肯尼迪已经遇刺身亡,继任者约翰逊拒绝法国总统戴高乐使越南中立化的计划。越共游击队袭击美军重要基地,中国和越南留学生向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投掷石块。古巴总统卡斯特罗说如果美国停止颠覆活动,古巴就停止对拉丁美洲各国叛乱分子的援助。印尼总统苏加诺通知美国:“你们的援助见鬼去吧!”赫鲁晓夫在苏联继续走“修正主义”道路,跟着又把接力棒交给庸人勃列日涅夫。就在赫氏下台的前一天,中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文革即将开始。
  我们这些越来越不学好的坏小子真的应当受受教育了。我们的校外时间逐渐被缩短,学校不再允许我们跑到“社会”上去了。“社会”这个词也具有了那个时代的玄学色彩,我们既应当到“社会”上去经风雨见世面,又不应当到“社会”上去不三不四。我们真的有点不三不四了,我哥哥他们班的男生一唱起当时的革命流行歌曲“我们是新时代的火车头”,就要把“车”这个字按照“社会”上下棋的说法,怪声怪气地唱成“驹”,“我们是新时代的火驹头”。还把另一首革命流行歌曲“向前看,向前看,我们是人民公社社员”,唱成“向前看,向前看,前面有一群大王八蛋”。我也开始像“社会”上的男孩子那样越发地不着调,有一天早晨上课前,我一个一个把后进屋的男孩子撂倒,按照“社会”上的跤步。有一个独生子还被我摔成了骨折。放学后,我和那位面色苍白的母亲撞了个满怀,随后撒腿便逃。身后有好学生大喊:“刘嘉陵!老师让你回来!”我头都不回,继续向“社会”上狂奔。
  如果这时刻,我也有了个少纯那样的开鲜货铺的“老丈母娘”,还得了么?六七十年代的电影里,一位先进人物常要对一位落后人物说:“我们得好好谈谈了。”这句经典话语仿佛也始于《千万不要忘记》,是车间里的团支书对少纯说的。
  亲爱的组织啊,你们也找我“好好谈谈”吧!

  《千万不要忘记》像是文革的前奏曲,但这场大革命真地轰轰烈烈席卷而来时,却没有任何文革新贵领这部片子的情。片中的“老丈母娘”看来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最后她也沉痛地检讨,老工人老党员丁海宽严肃地批评她后,仿佛也原谅了她,对她说:“亲家母,你好好寻思寻思吧。”还吩咐已经悔过自新的儿子少纯说:“送你岳母上楼去吧。”两个“阶级”的斗争虽然激烈,却始终反映在观念形态上,并未到你死我活的程度,没有凶器没有破坏也没有变天账,旧势力甚至被说成是“有意无意”地在培养他们的“接班人”。此外,片中加班加点的大生产气氛,奖金制和先进生产者制,婚姻生活,恋人约会等等,都不合文革的“时宜”。
  文革结束后,一大批封存许久的中外“毒草”老片子重见天日,人们久别胜新婚一样兴高采烈地逐一重温,这时候,《千万不要忘记》就更加地不合时宜了,最终还是被“忘记”了。

  本文由刘嘉陵先生赐稿,选自《记忆鲜红》,刘嘉陵/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感谢作者授权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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