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嘉陵：反面人物

┃Personal History

反面人物

© 刘嘉陵／文

红色电影里的女特务

　　反面人物是许多年前中国舞台和银幕上那些“反动派”的统称。主管文艺的官员管他们叫“反面人物”，上岁数的百姓管他们叫“反派”、“反角儿”，孩子们则管他们叫“坏蛋”。现在，那些“孩子们”早已老谋深算，老奸巨滑，有些人没准儿已成为今天的“反面人物”，但这样的说法已不再沿用。我们可以继续“酷爱”施瓦辛格、布斯韦利斯们出演的暴力片，但谁还会管片子里的黑社会首领、大毒枭、“人渣”们叫“反面人物”呢？
　　反面人物是红色文艺中的重要概念，与此相对的更加重要的概念是正面人物。正面人物通常都高大英俊挺拔地站在高处，反面人物通常都矮小丑陋委琐地站在低处。正面人物通常都吃糠咽菜衣服上打着补丁，反面人物通常都吃香的喝辣的穿着绫罗绸缎。正面人物看见女人要深情地说“乡亲们受苦了”，反面人物看见女人要嘿嘿嘿嘿一脸奸笑。正面人物喜欢高喊：“同志们冲啊！”反面人物喜欢大骂：“老子崩了你！”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互相仇恨不共戴天，但谁也离不开谁，就像一架天平的两端，一枚硬币的两面。一出戏里若没有反面人物在那丑丑地、坏坏地衬着，观众就不知道正面人物的“正”体现在何处。反过来的道理也是一样的。在红色文艺的结局处，一号正面人物和一号反面人物通常要“过招儿”的，伴着“开打锣鼓”和一号反面人物的狞笑或尖叫，最后以一号反面人物一枪毙命或跪地求饶告终。这是革命现代戏的一种情形。电影也如此，在我童年时代的电影院里，一号正面人物经历了千难万险后，终于“身强力壮跨战马”，拔出双匣子，开始清算一号反面人物罪行时，场内是一定要响起热烈掌声的。
　　对于“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新一代来说，反面人物承担了和正面人物不相上下的教育和认识作用，而作为艺术范畴的“反面人物”的特定审美价值则被弱化到最低程度，这就是当年的写作班子常说的“要让人们恨起来”。我们对于整个世界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看法，很大程度决定于银幕和舞台上那些反面人物的所作所为。抗战时期，解放区上演《白毛女》时，一位翻身农民抢过战士的一杆枪，就要向饰演黄世仁的演员开枪，或许已经发生过反面人物在演出时被气愤之极的观众打死（以身殉职）的事情。而在和平年代里，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虽然人们一再被教育要仇恨那些反面人物，但既然他们已是银幕上和舞台上的“反动派”了，涂着油彩，作着夸张的怪态，衬着魔魔怔怔的音乐，舞台剧的休息期间，他们还会和正面人物的演员一块从厕所里走出来，端起茶缸，扇起蒲扇，说“今天的气温至少三十度”……和我们毕竟没有了切实的利害关系。如果他们不美，我们审“丑”还不成么？只要观赏者看完戏或电影后，在为墙报提供的读后感里写上“我深受教育，今后我决心……长大了我一定要……”就完事大吉。我们看反面人物表演就像在看由原始巫术演化而来的傩舞和傩戏，我们恨鬼的同时肯定也是怕鬼的，但当鬼们出现在舞台上或银幕中的时候，我们却可以放心大胆地把玩它们，拿它们开涮。无往而不胜的正面人物成了我们的精神替身，我们只消往鬼魅身上吐口唾沫，鬼魅便一败涂地。反“战争恐怖论”的创作思维使我们的作品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前苏联的同类作品，战争在中国的红色文艺中既是危险的，更是潇洒的，游戏化的。银幕和舞台上的战争经过少年们大脑的过滤，一方面形成了“战争乐观论”的模式化认定，另一方面也形成了游戏化的玩世不恭。《地道战》里鬼子夜袭高家庄，老游击队员高老忠在板胡主奏的悲壮的河北梆子曲调中奔跑，敲钟，壮烈牺牲，那段悲壮的曲调家喻户晓：2 5｜05 32｜1 61｜2 5｜2 –｜……然而男孩子们经过了泪水淘洗的革命教育后，在大街小巷里却用原腔调唱起了什么人给配上的这样的“民间语文”：“太君！土八路抢走了我的枪！”
　　反面入物在红色文艺里是一目了然的，这同传统戏曲脸谱化的“标识”功能密不可分。早年间中国戏曲在勾栏瓦舍或集市村镇上演时，生怕没文化的观众弄不明白好人坏人，尤其是怕后赶来的、踮着脚站在最后几排的人弄不清人物关系，于是搞起了脸谱，好人坏人泾渭分明。一个人物要是抹了白脸，或是鼻梁上有些白颜色，那么这家伙十有八九“不是什么好东西”了。我记得童年时代的许多外国影片人们都看不下去，因为大家一时半会儿也搞不清谁好谁坏。既然“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都没搞清楚，还如何往下看啊？在一个简陋的电影院里，一群逃学的男孩子正在看廉价循环电影，那时刻上映着一部总像是在下雨的外国老黑白故事片——一个神秘的小屋里，一会儿出现一个戴鸭舌帽的男人，男孩子们便说：“这小子是特务！”过了一会儿，又一个戴礼帽的男人进屋了，男孩子们又说：“这小子也是特务！”这样的情况持续到第五、第六个男人进屋时，男孩子们逐渐将惊叹号变作了问号，最后，他们彻底迷惘了：所有的男性人物都像“特务”（大都叼着烟卷），但他们却吵起来了，而且一吵就没完，用欧化句式，咬文嚼字的。这是一场什么斗争呢？片子演到一半时，男孩子们全部撤离了，他们又去寻找中国式的好人坏人故事片，借以度过宝贵的逃学时光。这是许多年前的一个十分典型的中国故事。
　　与此同时，源远流长的中国相学文化也决定了国人这种以貌取人的判别方式。正面人物必是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的“福相”，反面人物必是獐头鼠目，马面蛇睛的“短命相”。文革中某老妇私下里曾说林彪“看那样子不像好人”，该老妇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九一三”林氏座机在温都尔汗坠毁后，一下子涌现出了一大批“三年早知道”，彼等都说：“我早就看出他不是好东西，看他长的那副奸臣相吧！”这些“事后诸葛亮”都没有那老妪勇敢坦率，不过大家在以相貌判别善恶这一点上，却是志同道合的。除了脸谱化传统和相学传统之外，多年来的“阶级斗争学说”肯定也是反面人物形象定位的重要依据，既然“阶级敌人”那样卑劣那样罪大恶极，那么他们配长一副福相么？我们熟知的红色文艺里的反面人物都是八字眉或三角眼，八撇胡或仁丹胡，秃头或中分式长发，戴墨镜或金丝边近视镜，扣礼帽或瓜皮帽，穿紫花长袍或油布黑褂，面部臃肿或一脸横肉，即使身材高大也要耷拉膀子缩脖端腔。反面人物长得本来已经够阴险的了，在电影里通常还要由下往上打一种生硬的光。我小时候玩手电筒时，也试验过这样的效果，黑暗中将手电筒抵住下巴，然后摁下按钮，一个溜光水滑的红色少年刹那间就变成了阴险的“反派”，自己都被自己吓得瑟瑟发抖。那时我常想，如果给“工农的儿子”杨子荣、李向阳、高营长、郭指导员他们一人发一只手电筒，摸着黑由下巴那儿往上照，大家不都成特务了么？
　　陈强，程之，陈述，方化，刘江，李林，葛存壮，崔超明这些反派明星只要一入镜，连幼儿园的孩子都知道他们是哪个阵营的。在革命现代戏曲里，反面人物就更是奇丑无比了，脸上全是癞蛤蟆、狗屎、鸡粪颜色。即使在舞台后面的露天地儿脱去外衣休息乘凉时，反面人物的演员一个个也形同鬼魅。样板戏年代，我屡次在沈阳北市场的剧院后面隔着铁栅栏偷觑正在休息的演员们，就像在看珍奇动物。他们身上全是仿佛有些贫血的白皮肤，脖子和耳朵也都白花花的，脸上却赤橙黄绿青蓝紫，什么色儿都有。那会儿谁也不说豪言壮语和土匪黑话，也不再打打杀杀了，都在那儿甩着京腔说笑话。有一个演威虎山匪连长的演员脸色非常难看，但他的群众关系却比一些涂了红脸的演员好得多，漂亮的女演员都喜欢和他逗嘴，却把一张张红色的面孔冷落在一旁。这情形让站在栅栏外面的十几岁的沈阳小男孩大为不满。那时候我非常羡慕舞台上的革命英雄那一张张红色的脸膛，我老是想把自己的脸搞成红色。那样的年代里，街头贴满了白色的大字报和红色的标语口号，白纸上的内容肯定是攻击性的诋毁性的，而红纸上的内容则都是欢呼性的歌颂性的。欢呼毛泽东最新指示发表的大红标语由于时日渐久，边边角角处已经翘起来。我不敢碰那些红色的内容，只取来小块的纸边派用场。拿回家，将红纸块泡在水里，然后取出来，用手指蘸上面的红颜色，对着一面圆镜，往脸上细心地抹。抹着抹着，发现还是不够红，索性将湿润的红纸贴在脸上，均匀地摩擦，同今天的美容爱好者用黄瓜皮擦脸的情形异曲同工。这一切都弄完后，扔了红纸，再对镜细细端详，一个威风凛凛的革命小英雄就此诞生！美中不足的是，我还没有办法把自己的眉毛弄得像样板戏英雄们那样又黑又粗并高高地吊起来（用民间文学的话讲——“斜刺苍天”），不过事情弄到这份上，也算差强人意了。我戴上仿军帽，抄起玩具手枪，对着镜子挤眉弄眼，念念有词：“乡亲们，别难过，这个仇我们一定要报！”“同志们！立功的时候到啦！”“你这个狗汉奸！我代表祖国，代表人民，宣判你的死刑！”还有些时候，我要把帽子用一只只曲别针弄成大盖帽的形状，再用黑蓝钢笔水在人中那儿画上小胡须。我们家那时候有一只高脚玻璃杯，我盛满凉水，对着镜子作反面人物的各种怪样子。徐鹏飞、张军长和许多国民党的大官都是用这种杯子喝着资产阶级的美酒，可我这个革命少年模仿他们时，却灌了一肚子凉水。反面人物脸上的白颜色和绿颜色都是怎么弄出来的呢？后来我慢慢知道，除了化妆的油彩，舞台上的灯光也至关重要。大骂栾平是“兔崽子”的八大金刚要把各自的面孔抹上青灰色，然后打上冷光，那才能出效果的。
　　不过在革命样板戏里也有少数例外，《杜鹃山》里的反面人物温其久算是一例。这个豪门出身的旧军官扯旗造反的原因是同毒蛇胆争一块风水宝地失利，与苦大仇深的雷刚同志他们有着本质的区别。尽管如此，在他叛变投敌之前的日子里，他毕竟还是“革命的同路人”啊，于是他的脸色是中国百姓们常喜欢说的“大萝卜脸，不红不白”。第一场《长夜待晓》结束前，当雷刚同志唱道“抢一个共产党领（啊）路向前”时，这个对共产党毫无兴趣的“同路人”也只好混在队列里做集体身段。我们当年看《杜鹃山》时，都发现了这个挺好玩儿的事情，但我们想来想去，觉得也只能如此，总不能众自卫队员都在红色的光芒里挥手、劈叉、打旋风脚，却把毕竟还享受队副待遇的温其久同志用绿光晾在一旁吧？许多年后，北京京剧团重新上演《杜鹃山》时，关于温其久的一句唱词已经更改了，那是第八场《雾岭初晴》，所有革命同志都帮着雷刚查找犯错误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雷刚太相信管他叫大哥的温其久了，阶级阵线不清。郑老万同志这样唱道：“温其久出身豪门，心地肮脏，”李石坚同志接着唱道：“咱穷苦人怎和他同烧一炉香？”20世纪90年代里，郑老万的唱腔已改作“温其久阴险毒辣，心地肮脏……”这一改动微不足道却深意存焉。许多年前我们大家就知道，中国的前仆后继的仁人志士里“出身豪门”者数不胜数，但他们的心地并不肮脏，比如背叛了豪门家庭、把自家良田分给农民的彭湃烈士，1922年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会，穿起草鞋，拿起枪杆，带领贫苦农民闹革命，被叛徒出卖后英勇就义时年仅33岁。这种放弃优裕贵族生活偏要革命的人，时常比某些“穷则思变”的造反者（比如大贪污犯刘青山和我们身边形形色色的刘青山们）心地更加纯洁。而早期的《杜鹃山》宁可允许革命者以农民式的“烧香思维”规劝同志，却不允许“出身豪门”的人心地不肮脏。剧情继续进展下去时，革命叛徒温其久被雷刚一枪击毙，虽然他临死前如同故事片《大浪淘沙》的老三余洪魁一样，高声向他的“大哥”求饶，但阶级觉悟已明显提高了的雷刚同志还是像《大浪淘沙》里的“老大哥”顾达明一样，毫不手软地动了下食指。就是在这样的时刻，反面人物温其久也还是“大萝卜脸，不红不白”。我时常想，《红灯记》里的王连举叛变之前是不是让人家也抹上红脸蛋，而温其久叛变之后，是不是应当抓紧时间在后台把脸涂上青灰色呀？
　　早年间红色文艺的演员表里，反面人物及其扮演者还可以排在任何地方，以出场先后或角色的重要程度为序。我们看黑白片《金沙江畔》时，发现没完没了地与红军过不去的仇万里及其扮演者“崔超明”就排在某些红军官兵的前面，《羊城暗哨》的特务们也可以排在公安英雄的前面。但是文革以降，反面人物同正面人物在演员表上就彻底地“划清界线”了，统统要排到最后一档，与正面人物的序列还要隔上一行。著名架子花脸袁世海、著名老生马长礼、名丑孙正阳、艾世菊等，我们都得在《红灯记》《平原作战》《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演员表的倒数第几行里找他们的名字。反面人物的演员纵然再优秀、一身绝活，表演时也要悠着点，掌握点分寸，以免“正不压邪”，惹出政治麻烦。文革前的京剧《智取威虎山》（那会儿还不叫“样板戏”呢）里，杨子荣的表演总是逊于栾平的表演，干干巴巴的正面人物斗不过活灵活现的反面人物，后来让童祥苓演了子荣同志，这种“被动局面”才得以扭转。在一出舞台戏演出结束谢幕时，反面人物的扮演者要么不准出现，要么站在最后一排，矜持地鼓着掌。座山雕、栾平、胡传魁、刁德一、鸠山、龟田们即使脱离了规定情境，也是一副似笑非笑、罪孽深重的样子，就像获得特赦的伪满皇帝和前国民党的中将少将们。
　　在革命现代戏曲里，反面人物挂在正面人物的嘴上时，通常要缀上个“贼”字，鸠山要唱作“贼鸠山”（《红灯记》），龟田要唱作“贼龟田”（《平原作战》），矿主要唱作“贼矿主”（《杜鹃山》），南霸天要唱作“老贼”（《红色娘子军》），刁德一要唱作“贼流氓”（《沙家浜》），甚至在抗美援朝的国际战场上，严伟才也要把“美李匪帮”唱作“贼”，“贼在咫尺不能歼”……老实说，这个“贼”字是从传统戏曲里简单套用过来的，和封建时代的皇权正统观念怎么说也脱不开干系，犯上作乱的“乱臣贼子”那个“贼”字就是它。在传统京剧里，击鼓骂曹的祢衡有“看奸贼把我怎开销”的唱句，洪承畴的老母有“承畴贼降清兵亲离众叛”的唱句，只不过那会儿的“贼”要唱成“则”。早期的郭建光唱“擒贼擒王”，李玉和唱“贼鸠山”时，也是“则”着唱的。后来这唱法就被革了命，但是“贼”这个字的传统精神却弘扬下来了。要是在今天，让一帮不喜欢传统京剧的年轻人写戏，没准儿就会写成“狗鸠山”、“鸟龟田”、“毒矿主”，还会把刁德一和南霸天写成“臭流氓”和“老混蛋”。严伟才既然参与的是国际战争，那么干脆就写成“敌在咫尺不能歼”。
　　多年后的一部与文革有关的名片《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一群军界要员正关起门来看着外国影片，忽然剧场里灯光大亮，一位身着四只衣兜军官服的老革命站起来向大家发布命令：所有混进场内的家属和孩子们都立即退场。我们惊讶地发现这位正气凛然的老将军是由“老鬼子”方化扮演的！据说这个角色是由本片导演姜文特邀方化出演的，姜文说他从小就喜欢方化，拍片期间，今日大名鼎鼎的演艺名人对昔日的反派明星备加照顾。方化先生那时大概已患了绝症，他对昔日崇拜者的一片热心感激不尽。
　　方化扮演的日军中队长松井已成为反派的经典人物，岂止姜文，当年的男孩子没有谁不对他兴致勃勃。这是个有趣的现象：中国人永远仇恨给我们带来巨大灾难的日本侵略军，而一旦他们出现在舞台上或银幕上，成为艺术意义上的“反面人物”时，孩子们便乐此不疲地模仿他们，学着小号的尖啸声音唱：6 –｜7. 6｜4 3｜4 3｜4 –｜3. 1｜7 6｜7 6｜……那些年代，我们其实并不怎么喜欢《年青一代》和《千万不要忘记》那类教导我们如何兴无灭资、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说教片，看那样的片子通常都有一种被教师押送着去受训的感觉，但我们一看到《平原游击队》《地道战》《地雷战》什么的，尤其是出现挎着东洋战刀、戴着日本战斗帽、蓄着仁丹胡的“小日本”，我们的眸子一下子就亮起来。我们崇拜八路军游击队，但要是没有那些鬼子汉奸没完没了地找他们的麻烦，他们的英雄气又体现在何处啊？英雄们之所以可爱，是因为只要他们一出现，我们就有热闹可看了，就像我们今天在大街上百无聊赖，忽然发现了什么地方人山人海时一样。有热闹的地方一定有反面人物作为花椒面，我们因此也喜欢上了反面人物。方化大叔说：“李向阳的突然出现，一定和粮食有关。”“你的，（翘起大拇指）中国人的这个！”除了这些“洋泾浜”汉语之外，方化大叔还会说一大串真正的日本话，不像《地道战》里的山田，只会说“摇西”、“骚嘎”，或者“哑嗄路嗄”，剩下的就是“汤司令，你的真正军人的不是，战术不懂。八路的这个（手指太阳穴），狡猾狡猾的！”这类“洋泾浜”汉语。我们直到今天也不大明白方化老先生说的那些“日语”到底是啥意思，但就是喜欢那些耳感特好的“日本话”，即使他说了些真正的鬼子也听不懂的夹生话，我们也不在乎，关键的是那一大串叽哩哇啦的声音。我的喜欢足球、游泳后来又当了知青的大哥说：山田没意思，看人家松井，那才叫日本鬼子呐。我大哥惟一感到缺憾的是，松井身上的“块儿（腱子肉）”小了点。《平原游击队》结束前，准备剖腹自刎的松井光着上身，向英雄李向阳抡起战刀时，我们发现方化大叔比我们预期的瘦了一些。
　　还有一位京剧舞台上的“日本鬼子”，也强烈地吊起我们的胃口，他就是中国京剧团的名角袁世海老先生。他先在《红灯记》里扮演鸠山，后在《平原作战》里扮演龟田。扮鸠山时，他奉劝王连举“回头是岸”的一串狞笑也成为当年的经典笑声。许多年后的今天，电视台的娱乐节目中时常有关于各种笑的竞赛，男男女女所有“佳宾”都没有被“狞笑”难倒，这分明是袁世海先生开蒙的结果。在样板戏的发展史上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1970年后的所有经过“革命文艺的旗手”江青插手的定稿本里，反面人物的戏份都大大地削弱了，这尤其体现在反面人物唱腔的大幅度缩减上。1970年以前的现代戏里，主要反面人物不仅是“阶级敌人”，同时也是尽情施展艺术才华的生旦净丑。鸠山这个老鬼子在打手们拷打叛徒王连举时，曾有一段架子花脸的唱腔：“铁蹄踏遍松花江，好把骷髅盛酒浆……”而那段当年人人皆知的唱腔：“只要你忠心为帝国卖力气，飞黄腾达有时机……”，1970年以前是作为甚至有些动听的高拨子原板出现的，袁世海唱得有板有眼，即使在他文革前的代表作《野猪林》里，也没有这么上口的唱腔。而1970年后，前一段唱腔被删掉了，后一段也改造得鬼哭狼嚎。《智取威虎山》里一号反面人物座山雕刚出场时，也曾有一段架子花脸自报家门的唱腔：“世代独霸威虎山，三朝元老威名传……”《沙家浜》里的反面人物刁德一也有一段：“我虽然读书在东洋，沙家浜毕竟是故乡……”但是定稿后的剧本里，这些有板有眼的唱腔都化为乌有。奇怪的是，胡传魁自报家门的唱腔“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却奇迹般地保留了，而即使保留下来的反面人物的唱段也没有进行鬼哭狼嚎似的改造，刁德一继续唱他的没有加上任何西洋管弦乐的优美的西皮流水和如泣如诉的西皮摇板，这真让我们大惑不解。北京京剧团就像所有样板团中的一个“特区”，他们的反面人物虽不像原来那样“气焰嚣张”了，但仍有着可以唱优美唱段的权利。我们可以把这设想成旗手与剧组之间讨价还价后的相互妥协，用今天的走俏话讲，是谈判双方皆大欢喜的“双赢”。在《沙家浜》以后的一出新样板戏《杜鹃山》里，这样的妥协依然存在，这就是反面人物温其久的一段西皮二六：“党代表是矿工生在安源，与毒蛇胆无冤无恨亳不相干（呐）”。这个心怀叵测的小人在挑拨雷刚与柯湘关系的最后一句“如今忘了杜鹃山……”里，居然使用了一波三折、高亢优美的托腔，简直有些回肠荡气了。这是1973年以后的事情，可以想见当时的红色文艺也开始有了某种“松动”。然而中国京剧团的新样板戏《平原作战》和《红色娘子军》里龟田和南霸天的唱腔依旧是鬼哭狼嚎式。中国京剧团在反面人物的问题上始终没享受“特区”的优惠政策。
　　在红色文艺里，还有一部分反面人物是“不拿枪的敌人”，比如故事片《夺印》里的陈瘸子，还有样板戏《海港》里的钱守维，《龙江颂》里的王国禄。他们解放前就不是什么好东西，解放后仇视红色政权，一有风吹草动就伺机破坏，而且经常散布一些“资产阶级坏思想”。钱守维在《海港》的早期版本里本来是个旧思想严重的上海港旧职员，他教唆青年工人韩小强“八小时之外是我们的自由”，并时常鼓励他别再干与高中学历不符的“臭苦力”，去实现当海员周游世界的远大理想。今天看来，这位老钱的思想问题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往积极了说，他无非是鼓励年轻一代“实现自身价值”嘛，他的“八小时之外”的说法甚至成了今天的一本影响很大的生活类杂志的名称。但是到了1972年的定稿本中，钱守维同码头工人的矛盾已经上升为敌我矛盾（扮演他的名丑艾世菊先生也奉命把自己搞得越来越丑陋狰狞），他不仅散布反动思想，而且最后真的抄起了凶器，直截了当地干起了阶级敌人的勾当。而《龙江颂》里的王国禄则是从“后山”跑到龙江大队的逃亡地主，距离这么近又潜伏了好多年，居然没有被革命人民察觉，是他自己不往好道赶，才最终暴露的。这个反面人物总是莫名其妙地反对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用大队支书江水英的话讲，“咱们堵江抗旱，敌人一定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他阻碍抗旱的许多“说法儿”今天看来都是讲求经济规律的，而当年这却是作为“破坏活动”出现的。对这类反面人物我们当年的男孩子实在没多大兴趣，因为他们只使用糖衣炮弹，却不使用真刀真枪，这让我们觉得不过瘾，没大热闹可看。毛泽东主席倡导的“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里，我们最“其乐无穷”的还是你死我活的“与人奋斗”。
　　反面人物里还有一种特殊的类型，即那些衣着光鲜、养尊处优的敌军高级将领。《南征北战》里项堃饰演的张军长引起人了普遍的兴致，因为他长得白白净净，穿着美式军服，身上有许多高级军官的等级的标志，还戴着一尘不染的白手套。他趾高气扬，大权在握，浑身上下都是贵族气和优越感，一发愁就弄来些肉罐头（也许是鱼罐头），再用高脚杯斟上美酒吃着喝着……这样的典型形象在物质极度匮乏的“红色年代”里，把我们每个人的目光都弄得贪婪起来。我们一面说瞧他那副资产阶级臭架子！心里却对他的美式将官军服、白手套和高脚杯里的美酒百感交集。这肯定是个秘不示人的严重的“思想问题”，与当时的主流话语南辕北辙。我们的人格就这么分裂了，既想学英雄，又暗羡“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鱼，吾所欲也，熊掌亦吾所欲也。如何是好呢？弥合这种裂痕的最佳方案是：让严伟才们戴上大盖帽，蹬上长筒靴，披上红斗篷，一手只白手套，神气活现地从事他们的革命活动。那个年代，英雄们只要穿着美式军服在台上一亮相，观众席里便会爆发出一片“雷鸣般的掌声”，因为鱼和熊掌兼而得之了。
　　除了穿反面人物服装的正面人物之外，我们还暗自喜欢那些深入虎穴的正面人物身上的反面人物相。侦察英雄杨子荣“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时，我们就像背着手在听老师上政治课和思想品德课，而一旦他满嘴黑话地“匪气”起来，我们就手舞足蹈忘乎所以了。“蘑菇溜哪路，什么价？”“正晌午时分说话谁也没有家！”这些黑话一传十，十传百，不胫而走，不翼而飞，把我们的“人口”“脍炙”得一塌糊涂。我们甚至叉开双腿、竖起两只拇指，模仿起子荣同志模仿的土匪“坎子礼”。这是鱼和熊掌兼得的又一成功范例。还有《羊城暗哨》里冯喆演的公安英雄王练，他一身“正面人物”相时，我们的眸子明明灭灭，而一旦他“敌特”起来，我们就连上厕所也忘记了。女特务八姑向这位冒名顶替的公安英雄交待完了颠覆任务时，忽然丢了公事公办的面具，飞了个媚眼，用食指挑着一串钥匙对他说：“你呢，住在这间屋子也行，喜欢跟我住在一块儿，也可以。”电影演到这时候我们的心都悬了起来。我们暗想革命英雄得如何解答这样的难题？你要是老大不客气地真和八姑“住在一块儿”了，岂不辜负了党对你的多年培养？可你要是还摆出只有正面人物才可能有的“守身如玉”相，不也辜负了党对你的殷切期望么？瞧瞧这位公安英雄是如何化险为夷的？冯喆同志梳着漂亮的分头，穿着考究的白西服、黑衬衫，扎着名贵的花领带，双手叉腰扑哧一笑，还模棱两可地打了个榧子！
　　我们太崇拜这样的英雄了！换上我们，也会争先恐后地捧着请战书向组织上请战的。早期的革命战争片里时常出现一些讲大道理的政委，或是戴着近视镜的文职人员，比如《南征北战》里那位师政委，在我们眼里，仗都是高营长他们打的，而这位政委同志就会说“没想到可不行啊，作为一个指挥官，应当如何如何……”而《英雄儿女》里那个戴眼镜的文工团创作员，一看到他拿出小本子傻头傻脑地采访问英雄们“当时你是怎么想的”，我们就憋不住要笑。我们之所以那么喜欢反面人物固然是因为“觉悟太低”，但咱红色文艺里那些不食人间烟火、动不动就教训你一通的正面人物也得负点责任吧？毛泽东老人当年曾有言：有些人演起反面人物活灵活现，可一演起正面人物就装腔作势干干巴巴……这番用意匪浅的话背景和具体语境不详，但我们姑妄这样猜想：就连老人家也不见得喜欢那些一本正经就知道引用他指示的“正面人物”。不错，我们是要争做革命英雄，但我们更希望做一个英勇善战而不讲什么大道理、身上还有股子反面人物气的革命英雄。我们正义在手重任在肩，却西服革履地扑哧一笑打着榧子！我们形是“反面人物”，神却是“正面人物”，真真假假，反反正正，正作反时反亦正，左右逢源，占尽风流，就像电视剧《便衣警人察》主题歌里唱的那样：“峥嵘岁月何惧风流”啊。

　　许多岁月都流逝过去，当年的反派名角所剩无几，幸存者们已开始上演喜剧片了，他们的神态也越来越松弛祥和、大众化，无欲无害。早年的“反面人物”出现在任何晚会场面，都会博来热烈的掌声。年轻一代便想：这些老爷爷都是何许人也？上了年龄的过来人则欣慰地想道：你们终于放下屠刀，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演员和观众们的笑意里一片沧桑。

　　本文选自《记忆鲜红》，刘嘉陵／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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