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松：与蒋经国相处共事的日子

┃Personal History

蒋经国先生诞辰110周年

与蒋经国相处共事的日子

© 喻松／文

青年蒋经国

　　蒋经国是一九三七年底来到江西南昌的。随同蒋经国来的，有他的苏联籍妻子，他的两岁多的男孩，他的一位姓毛的表兄弟即他的汽车司机毛宁邵。熊式辉安排他们住在二纬路一栋单独的小楼房内，不久便任命他担任江西省政府保安处副处长。
　　那时，我也刚随上海抗日前线张治中的集团军总部撤到南昌，不几天，即被当时的江西政训处处长、后来背叛祖国沦为汉奸的肖淑宇强留下来，协助他创办培训连队政治工作人员的训练大队。肖淑宇兼任大队长，我任专职大队附。那时，有不少从平、津京、沪各地流亡来的大专学生云集南昌，正好作为政工人员的培训对象，随即借用罗家塘原私立匡庐中学办理招生，不到一周，便录取学员一百六十余名。
　　由于江西政训处尚未组建起来，政训干部人员训练大队的工作人员，多半由保安处调来，所需经费、服装、武器等等，也大都向保安处借用，并于一九三八年一月正式开课。
　　开课不久，中队里有人告诉我：“蒋经国副处长不声不响地来过好几次，还参加了次学员们的小组讨论会。”没过几天，蒋经国便到大队部来找我。他首先自我介绍：“我就是蒋经国，你们工作很辛苦，今天特地来看望你们。”态度热情又随和，同在坐的人都一一握手，给人以很好的印象，一点也不像我想象中的蒋太子。坐下之后，他饶有趣味地说：“你们这里很暖和（当时正是四九寒天），比外边的温度高多了。”我没有理会到他的语意，忙说：“门窗都关严实了，冷风吹不进来。”“我指的不是这个，而是抗战气氛的冷暖。”从这里打开了话题，一直谈到如何动员广大青年加强抗战工作，以及如何使当前沉寂的局面变得热腾起来等等问题。我说：“对此，我们也深有同感。我们这里开课才半个多月，政训处才建立起来，也准备联合各方面的力量搞一次大规模的宣传活动。”这是我同蒋经国的第一次直接接触。
　　就在蒋经国这次来谈后不久，一九三八年二月中旬，以我们政训班的学员为主，加上政训处的宣传队伍，在南昌市搞了一个抗日宣传周。大幅漫画悬挂通衢大道，抗战标语贴满街头巷尾，各种形式的小演唱、活报剧等通俗化的小节目出现在街头，一时把整个南昌市搞得热火朝天。最后两天，还借用公安局礼堂演出了话剧如《放下你的鞭子》和相声等节目，在群众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当时，设在高升巷的新四军文工人员，也积极支持并参与了活动。
　　从这以后，蒋经国经常会来谈谈，有时还邀我上街走走，询问些有关南昌市的历史情况和现状；有时也会去看看难民收容所和小手工业工厂。他多次表示愿意和青年人接触，希望我能介绍一些青年朋友谈谈。有一次，我去保安处联系工作，蒋经国正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他见我去了，招手要我进房坐坐，劈头一句便说：“我就是坐不惯这样的办公室，房间大，桌子也大，却没多少事情要做。”接着，他突然问我：“你没有手枪么？听说你的手枪打得很准。”他一面说，一面按铃把经理科的黄科长请来，对黄说：“上次你给我看的那种左轮手枪，可让给大队附同志一支。”
　　一九三八年二月底，政训干部人员训练大队的第一期学员已告结业，绝大多数学员都分派到江西保安团充当中队政治指导员。由于我前一段的工作不符合保安处的参谋长熊滨（熊式辉之侄）的口味，有意把我调到曾戛初的保安第二团担任团指导员，并指派陈洪时继任政训大队的专职大队附。
　　我到职之前，曾陪同蒋经国去过江西省抗敌后援会、江西青年服务团和江西政训处等单位，并先后介绍他认识了许多朋友，其中有刘九峰、何序东、夏征农、何士德、丘倜、笪移今、孙席珍、包煊敏等。当时，保二团驻南昌北郊瀛上，我到职以后，蒋经国也经常来到瀛上玩玩，有位姓周的年轻副官常随他前来。瀛上是郊区，丘陵较多，他有时练习打靶，有时也去各中队看看士兵的政治学习。于是，蒋经国同曾戛初也很熟悉了。
　　三月中旬，蒋经国打电话给我，约我晚饭后去他家里谈谈。我按时前往，进门一看，围着两张大餐桌坐了二三十人，还摆了茶点。蒋经国告诉我：“今天特地请大家来开个座谈会，谈谈如何动员青年参加抗战的问题。”应邀到会的，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些人以外，其余大多是青年服务团、抗敌后援会和政训处的工作人员，彼此都是熟悉的。座谈开始时，蒋经国首先发言，大意是：敌人已经打到我们江西门口来了，如果我们不能积极动员一切力量，狠狠地打敌人，进行有效的战斗，敌人就会一步一步进逼，南昌也难保住；今天邀请大家来，就是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各抒己见，毫无保留地畅所欲言，供政府参考。接着，参与座谈的都踊跃发言，主要的论点大都集中在抗战与民主的关系问题上，一致认为：“要坚持抗战，必须发扬民主，没有民主，就不能坚持抗战。”座谈会开到十点钟才结束。
　　在这段时期，蒋经国还常和我谈到他所认为的“四害”问题，即鸦片烟、赌博、娼妓、贪官污吏。有一次，他突然问我：“你们江西的草鞋怎么这样贵？听说一双两元钱。”我听了愣愣不解，稍后才悟到：原来他是幽默地讽刺各县那些下乡催税催粮的法警对老百姓敲诈勒索的草鞋费。蒋经国还问过我：“听说坐牢的人，进牢、出牢都要花钱，真是这样吗？”我说：“确有其事。”还有一次（这已是后来我们同在江西地方政治讲习院共事时期的事），以反共起家的浮梁区专员酆景福前来拜访蒋经国。我轻声对他说：“这家伙原是我们高安的县长，是个刮地皮的能手。”蒋经国出来指着酆景福的肚皮说：“你这么大的肚皮，里边可有不少老百姓的东西啊！”酆窘得脸红一阵白一阵。在讲习院要结束时，我发现第三营营长在学员伙食上有贪污行为，便据实转报了蒋经国。他把这位营长找来，大动肝火，当众厉声斥责：“你还要不要做人，你这么搞，就离太阳远离土近了。”蒋经国这样大发脾气，厉声斥人，乃我见到和听到的仅有一次。我还同蒋经国去看过好几处难民收容所。有一次，我们到石头街难民营，吃了一餐饭，办得还好。一问难民，都说：“只有这一餐好。”蒋经国便批评了所长。蒋经国不只是看难民的住、吃情况，而且还深人难民之中去询问温饱，并调查难民中能为抗战出力的人才，一经发现，随即登记。例如：韦安仁是小学教员，蒋经国把他从难民收容所调到讲习院军训总队搞文书工作。韦后来跟蒋经国到赣南，当了定南县县长。如遇到难民控诉管理人员克扣伙食，轻则当众斥责，重则转知有关部门撤换。可见，蒋经国对于他所认为的“四害”，确实是深恶痛绝的。
　　记得是一九三八年四月初的一天早上，蒋经国打电话给我，语气很兴奋地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抗战建国纲领》发表了，下午见面再谈。”在一同参加刘副官（保安团副官）的婚礼时，蒋经国拿着报纸对我说：“这是一件大好事，有了这样一个纲领，大家共同遵行，以后的事情就好办多了。”他说这话时，轻松乐观的情绪溢于言表。正是《抗战建国纲领》颁布的前两周，我向武汉订购的七百多本宣传抗战的小册了，经再三向邮局查询，得知被邮电检查所扣住了，在无可奈何中，我只有求助于蒋经国。他知道后，立即驱车偕我前去交涉，不但把书全部取来了，而且教训了那位所长一顿。
　　一九三八年春夏之交，赣北战事稍见平静，熊式辉决定创办集训区、乡两级行政骨干的“江西地方政治讲习院”，选定坐落郊区梅岭原用来集训学生的夏令营作为院址，并邀约蒋经国参与这一工作。蒋经国曾把初次拟定的方案给了我一份，要我加以研究提出意见。我看后，得知该方案把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都集权于总队，设总队长和总队政治指导员统揽其事。我认为：总队的职责过重，似应设置相应的机构以补不足。他便恳切地要我去和他共事，并希望我能出任总队政治指导员之职。我表示：“保安团的工作怕离不开。”他说：“这个你不用去管，完全由我去办。”
　　几天之后，地方政治讲习院的组织方案和主要负责人选都决定下来了。熊式辉兼院长，省政府委员肖纯锦兼教育长。下设三处和军训总队，教务处长王造时，教育厅厅长程时煃兼副处长；训导处处长许德珩，民政厅厅长王次甫兼副处长，建设厅代厅长杨绰庵兼总务处处长；蒋经国任军训总队队长，原保安二团长曾戛初兼副总队长（因筹建预五师未到职），我任总队附。我是四月中旬去地方政治讲习院工作的。一开始，蒋经国、曾戛初和我便把军训总队的工作全盘规划出来了，计划将千余名学员分别不同班次编成三个营、十二个连，以便实施军事训练和生活管理。可是，大批的军事干部来自四面八方，行动难期划一。为了使他们对学员的生活管理有个明确的认识，对军事训练有统一的规范，于是赶在五月一日开学之前，对军事干部进行了一次统一步调的短期教育。
　　当时，正处于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高潮时期，熊式辉为了迎合这一历史潮流，有意把讲习院办成江西的“民主橱窗”。因此，延聘来的导师，如许德珩、王造时、罗隆基（未到职）、雷洁琼、潘大逵等人，都是较为知名的人士，而且把现任厅长列为副职。熊举办讲习院的主要目的，是那套所谓能从根本上巩固政权的“新县制”，说什么“中国的行政制度是个倒宝塔，头重脚轻，应该把它颠倒过来，才能稳如泰山。所以当务之急就是充实基层，加强区、乡两级的力量，政权基础才能巩固”等等。
　　蒋经国对于熊的这套“理论”，始终不予表态。有一次，熊刚上过大课之后，蒋经国和我同站在总队部办公室门前，我故意对他说：“刚才说的这些（指熊的讲课），全是自欺欺人之谈，还是换汤不换药的老一套。”蒋经国听后，只是一笑置之。
　　蒋经国在讲习院，对工作是非常认真的。他每天早上六时率全体学员举行半小时朝会，在朝会时，多半由许德珩或蒋自己作简短的讲话，其内容，大都是有关抗战的胜利消息，以及日军的残暴行为，间或也讲些国际形势。他们都很会讲话，讲得具体生动，鼓动性大，常常使听者深受感动，因而每天早上的朝会讲话，竟成了颇受大家欢迎的一节短课。
　　江西地方政治学院开学不久，“四友实业社”（江西地方官僚资本经营的企业）在院内设置了一个贩卖部，给学员们供应香烟、糕点及其他日用品。我也同总务处打了招呼（但没有通过蒋经国），让漆裕元在贩卖部的隔壁增设了一个书刊贩卖部，给学员供应宣传抗战的进步书刊。蒋经国也去看过，并没有提出异议；多数人也认为有此必要。可是不多几天，有位什么秘书，得知书刊贩卖部是我设的，便去问蒋经国。蒋经国半开玩笑地对这位秘书说：“设置这个贩卖部，事先我都不知道，但觉得有好处，给人方便。吃的能充饥，看的也同样充饥。”这样一来，弄得这位秘书哭笑不得，只好灰溜溜地走了。这段过程，是蒋经国事后告诉我的。
　　在军训总队部，我同蒋经国住对面房，可以说是朝夕相处，无话不谈。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向他询问有关苏联的情况也比较多。总的说来，他对于苏联，没有特别的好感，也没有不满的谈吐，总的评论还是好的。他比较地赞扬托洛茨基，但也不贬低斯大林。他说：“托洛茨基有过人的记忆力。比如，用一百个人单行横排着。每人报一个两位数字，依次报下去，直到最后一个人报完后的两三分钟内，这一百人所报数字的总和便正确无误地得出来了。”他还说过，托洛茨基的军事指挥才能，也素为苏联红军所称道。他颇称赞苏联红军的纪律性和苏联人民的警惕性。他说：“苏联红军执行命令十分严格，凡是规定不能越过的警戒线，任何人也休想前进一步。警戒人员的态度很好，也能耐心委婉地向你解释，也会很有礼貌地和你说明道理，但原则是决不会放弃的。不论在城市或乡村，只要发现一个陌生人，大家都会警觉起来，会自动地严加监视，一定要把陌生人的来踪去迹查得一清二楚，否则决不会轻易放过的。这一切，都值得我们好好学习。”蒋经国还告诉我：“苏联的军事力量是相当强大的，尤其是空军，已大大超过美国。苏联现正派出大批空军支援我们抗击日军，南昌将成为苏联红军的驻扎基地。”不久，苏联空军飞机果真不断地飞来南昌，而且越来越多，南昌和武汉两地，经常驻有一百几十架各种类型的战斗机。
　　接待苏联志愿空军人员的任务，由江西励志社负责办理。因蒋经国在苏联多年，并一度学过空军，对苏联志愿空军人员的生活习惯和饮食要求了如指掌。由于他参与此事，使接待工作做得更为周到；加之蒋经国还常组织联欢节目，就更激发了苏联空军人员的战斗意志。抗战初期武汉空战大捷，苏联飞行员一举歼灭敌机二十余架，也多少得力于蒋的接待有方。
　　蒋经国是位闲不住的人。他常说：“不怕工作忙，就怕没事做。”在讲习院工作时，蒋经国身体健壮，热爱劳动。夏收期间，他曾几次率领全体学员帮助附近农民抢收抢种。他对插秧割禾样样在行。休息时，他对我说：“在苏联常有劳动，种过地，打过铁，还扫过厕所。回来后，很长一段时间没劳动，现在手指也显得细了。”
　　一九三八年夏，蒋经国还抽空去西北做过一次考察。他回来后对我说：“西北地区矿产丰富，牧草繁茂，潜力很大，是发展畜牧和矿产的良好基地，大有可为。”当时，讲院预定八月份停办，我顺便问蒋经国：“下一步做何打算？”他答得干脆：“两个打算，一个是去西北开垦；另一个是在江西选个县来做实验。”
　　一九三八年的七月上中旬之间，正在讲习院临近结束阶段，蒋经国匆匆忙忙跑来对我说：“老头子来了电报，要我火速回去，这里的事请你照应。”我说：“目前没有什么，不过在结束前你得赶回来，那时可能有许多事要处理。”他连说了几声好，便匆匆走了。这一去就是半个多月，直到七月底才回来。蒋经国一回来便急着询问工作情况，是否有什么遗留问题得解决。我告诉他：“结束工作基本解决。各县保送来的学员已悉数回县，只剩下招考的七十名区指导员尚留在院里等候分配工作。”他立即拉我同去民政厅找王次甫厅长。他说明来意后，王次甫一面表示设法解决，一面又诉苦说：“我是老牛拉破车，分下去的人县里不一定接受。”蒋经国一听很不高兴，用严峻的口吻几乎是命令式地对王说：“这个事情你要负全责，务必在最短时间内全部分下去。”用这种语气对人说话，蒋经国是极少有的。
　　我发现，这次蒋经国一回来就变得表情深沉，往日特有的那种蓬勃朝气也消失了。第二天晚上，我去他的卧室，他正坐在桌边思索什么。我先发问：“这次何以去了这么久？究竟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他咳了一声说：“一言难尽！”我又追问：“到底是为什么事？”他低声说：“挨了老头子的训。”停了一会，他又稍稍提高嗓门说：“不知道什么人捣鬼，把我在江西的情况，添油加醋、捕风捉影地编造了厚厚一册‘情报’，送到老头子那里去了。老头子见面，话还没说，便气愤地将那册‘情报’往地下一掷，说了声‘你在江西做的好事，你自己看去’，便起身走了。”我又问：“那册材料编造了些什么呢？”他说：“总括起来一句话，无非是指责我在江西包庇共产党。”我再问：“后来怎样呢？”他说：“打这以后，每天有党国元老来对我进行教育，戴季陶、于右任、居正、陈果夫等都来过，要我明确认识党的光荣历史和伟大业绩，要体会创业的艰难之类的话。稍后，陈果夫和陈立夫来了，一来便开门见山，要我参加国民党，并说这是老头子的意思，如不办好参加党的手续，就不能回江西去。”我进一步问：“你办了参加手续没有？”他说：“办了，不办不行。回来前，老头子再三叮嘱要以党的意志为本，三民主义是永远不能动摇的。”蒋经国回来后的头几天，郁郁寡欢，言行上也明显地收敛了，既少找人，也少说话。
　　蒋经国回来后不久，蒋介石派了四十名武装卫士来到南昌。当时，蒋经国还住在讲习院，他要我安排这批武装卫士的食宿。约一周之后，这四十名武装卫士便随蒋经国去了抚州温泉新兵督练处。从此，我就再没有和蒋经国共事了，但还常有接触。
　　蒋经国年少去苏联留学，极少使用汉语，也不习惯使用毛笔写字。起初，他每当要写点什么，总是虚心坦率地来问我。后来，他经过几个月的勤学苦练，不但能够比较熟练地用毛笔写字，而且三五千字的文章也写得相当通顺。我记得，他写过一份有关苏联空军情况的参考资料给其父蒋介石，他曾给我看过，写得简明扼要，有条有理。在生活方面，他在江西地方政治讲习院期间，勤俭朴素，穿与学员一样的布军装，吃学员同样的伙食，严守作息制度，不搞特殊。他很少回家，办公室兼寝室，一张木板床，一张两斗桌，两把木椅和一只脸盆架，陈设非常简单。
　　还有一点印象感受较深，即蒋经国对父亲蒋介石的命令是坚决服从的。
　　在讲习院这段时期，蒋介石每月都给他写信，而且是用毛笔正楷书写，内容多半是嘱他认真学习《曾文正公家书》，并领会其修身治国之道，以及尊重上级、爱护部属之类的话。同时，也要蒋经国同样用毛笔正楷书复。在当时，这对于他确实是个难题，可是他认真对待，常一遍又一遍地书写，总要写到自已认为可以时才封发。他小条桌上摆着的惟一东西，就是蒋介石派专人为他送来的四大本《曾文正公家书》，据说是蒋介石亲手用硃笔批点过的。有一次，我故意指着《曾文正公家书》问他：“你对这个感兴趣吗？”他只稍稍摇晃了一下脑袋，并没有吱声，可是，他还是每天按时阅读，很少间断。
　　在南昌这段时期，蒋经国为人随和是人所共知的。不论在什么场合，他都能适应。对爱唱歌跳舞的，他能随同合唱或参加表演；对好讲笑话的，他也能说些引人哄堂大笑的故事；对商讨问题的，他常能接受别人的意见和建议，对于作出决定的安排，他也从不变更。他接近群众，乐于助人。在接近群众方面，蒋确有过人之处，大家都喜欢和他接近。举凡他认为合理的应该做的事情，只要找到他或者被他知道，他都会尽力帮人解决。例如，在江西青年服务团工作的夏征农，由于中统特务在江西的头目冯琦对这个服务团的总干事王枕心施加压力，使夏征农在该团站不住脚。以后，夏征农调到讲习院任出版股股长，这固然有多方面的因素促成，但蒋也出了一臂之力。

　　本文选自《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政人物》，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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