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俪生：去北京

┃Personal History

去北京

© 赵俪生／文

赵俪生

　　1．东厂胡同二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1949年10月1日宣布成立的。此前一个月，津浦线已经修通了，我便搭车到了北京，住在石驸马大街北师大宿舍叶丁易的书房里。我到北京饭店，找到当年西安城工部单线联系人程之平同志，他当时是民主人士接待处的处长，经常跟钱俊瑞在一起研究事情。他说，我的事他业已知道了，党内研究那么做也不一定合适，可以通过钱俊瑞把我调进北京。他叫我先回济南，听候通知。
　　11月我正式调到北京，安排在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编译局担任编译。这个局设在东厂胡同二号。邻家是一号，是有传统的名人宅邸，黎元洪住过，蒋梦麟住过，胡适住过，现在范文澜住。倒座的南房里住着邓广铭，解放前他是胡适的秘书，所以住在这里。解放后他未搬，仍旧住在一号。
　　二号也是一个大宅院，不过主院是北大文学语言研究所占着，把中门封闭了，从后门出入。我们占的是东跨院，所谓“一堂二内”，不过这堂是大堂，内是大内，暂时容下两个局：编译局和国际联络局。前者的局长是杨钟健先生，陕西华县人；后者的局长是钱三强，我在清华时的高年级同学，名教授钱玄同先生的儿子。我被分配在杨老手下工作，按副处长待遇，每月650斤小米（当时北大的高级教授是1200斤小米）。临街的倒座房，隔成单间或者两单间的套间，给一般人员当宿舍。我被分配给了一个套间，准备从济南接来家眷一起住。
　　在半年时间里，我跟杨老一直配合得很好。原因之一是我在陕西当过八年教员，像个半拉子陕西人了，在语言和某些习惯方面，能达到和谐。当时局里其余的人都还没有来，只我们两人匹马单枪创办起一个局。主要工作有二，一是创办《中国科学》和《中国科学通报》两本杂志；二是把原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下属各所各科期刊进行合并、分开。总之，一句话是调整。调整之前是先登记、填表。不清楚的还要下到所里一一落实。杨老了，跑腿的事情是我，但干这样的事我津津有味，不怕辛劳，反而精神愉快。
　　这时，“上边”派来了一个关肇直，这是一个“宝贝”。看戏时，看到宋仁宗被包拯请来观花灯，出来一个灯官报灯种，我们这个关肇直就活灵活现地像这个灯官，30岁的人尚未婚娶，却留上两撇仁丹上须。他的父亲是广东人，母亲是山东人，他的外祖父是北京师大教通史古代一段的老教授陆懋德。很多著名史学家的中国古代史都是陆教的。关不学历史，学数学，是清华比我低一班（十一级）的学生。在学校时根本不认识，连听说也没听说过。可是不知怎么一来二去的，他到巴黎留学了，并且似乎在中国参加布拉格世界和平大会的事情上起了什么作用，于是他入了党。所以一进编译局，他就摇头摆尾起来，因为他的直系上司杨钟健当时还未入党，直系下属我也不是党员，他承上启下，内心中就自封为编译局中的核心了。我常常这样想，自从“政策和策略是生命”的话传世以后，就会带来正面的和负面的影响，许多非正规的、不正常的甚至不正派的都通过“策略”二字的绿灯就进来了。“他对我们参加世界和平大会起了作用嘛，”就是一句“策略”的话，这样，一个对中国国情、对世界革命的来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派茫然的人，就以党员身份出现在新中国新建立的科学院里了。我想，当年巴黎支部管组织的人，不能对这件事推卸掉责任。
　　编译局是一间大房子，东南角摆最大号写字台一座，安有电话，由局长杨钟健使用。西南方摆中型写字台两座，安有两部电话，由关肇直和我对面坐。其余人员是普通书桌，不安电话。关此人心眼非常小，唯恐我以副处长名义冒他正处长的权柄，所以打电话时总是谆谆叮嘱对方再打电话一定要找“正”处长。办公室的人听惯了，就误认为他姓“郑”。于是就闹出了笑话，有访客找关处长，接应人竟说了“我们这里没有关处长，只有郑处长”的答辞。其实，我的“官”有比他小的部分，也有比他大的部分。我是整个科学院学习大组组长，兼院长、副院长学习小组组长。关坐在我对面，经常听见副院长们如吴有训、陶孟和、竺可桢等因事或因病向我请假的电话。
　　杨局长对我一直很好，他把他父亲杨松轩先生（陕西咸林中学校长）的墓志铭初拓本送给我。至今事隔50年，我还有时找出来在客厅里挂挂，因为这份墓志铭是张伯苓撰文、于右任书丹、马衡篆额、李书华撰铭，真是一派名人，可以说得上是“扬名声，显父母”的事。特别是于右任那带有魏碑气息的小楷书，我在其他地方没见过。所以，我一直把它当做一件文物珍品收藏着。

　　2．我跟郭沫若的冲突

　　郭沫若，我从小对他的文章有好感。在初中时，我读到他那情书集《落叶》，“你那飘浮在逝水上的落叶啊”，我常常吟诵。又读了他的短篇小说《叶洛提之墓》，这是一篇“盗嫂”的故事。还读了他的译品《茵梦湖》，开头几句我一直能背：“一日晚秋薄暮，一老人衣冠楚楚，徐行走下城市”……这一切都说明，一开始我对他并无反感。
　　反感是自到科学院以后。我是院长、副院长学习小组组长，但郭沫若、陈伯达不在院部学习（郭在中南海与周总理一起学习，陈伯达在党校学习），所以，我们一开始并没有非接触不可的机会。但我被指定同局长们一起列席院务会议。只是列席，不发言，也没有表决权。但这就赋予了“静观”的机会。我亲眼看见他拍着桌子训斥吴有训和陶孟和。吴有火性，不服，跳起脚来同他吵；陶则安安稳稳地承受这种凌辱，其状甚惨。于立群当时并不是科学院人员，但也搬一把椅子坐在郭老身后帮腔，说三道四。
　　我忍不住了，就写信给当时设在王府井大街南头路西的《人民日报》社，说有情况要反映。他们打电话约我傍晚7点到报社。我去了，当时还没有录音机。有四五台打字机围在我周边，噼里啪啦价打。但最使我吃惊的是，事隔一月，我收到一封复信。可惜这封复信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了，不然我一定把它影印出来，“立此存照”。
　　复信分两段，前一段是“应酬”的口气，说您向我们爽直地反映了科学院领导同志的一些作风问题，我们很感谢。后一段就厉害了。“但是，”（一个“但书”，毛泽东就几次阐发过“但书”的重要作用）毛主席教导说，假如拿敌对的态度对待自己同志的话，那么我们自己的立场就不知不觉站到敌人那方面去了。“谨供您参考”！好家伙！这不就是说，谁给郭沫若提意见，谁就是反革命吗？最有代表性的大报的编辑室，表的就是这样的态，对自己的成员不惜用威慑别人的口吻予以保护，而且在此后历次运动中也都是一贯地保护积极分子，打击提意见者，这个传统才造成了此后一直是“一言堂”的传统。我这个匹夫小子，在开国之初，不过是初试锋刃罢了。
　　另外一件冲突是为了一篇文章。当时，叶丁易和我合编了一个《光明日报》上的副刊，叫《学术》，他管西城集稿，我管东城集稿。有一天，叶说请你们院长写一篇文章吧。我就找个机会对郭老说了，他反应很痛快，一口答应了。而且没隔几天，就把稿子交给了我。题目是《蜥蜴的噩梦》，文内不点名地骂了董作宾，也不点名地骂了郭宝钧，说这样的人只好到台湾去“殉葬”。这一下，我们犯难了。董已去了台湾，骂他“殉葬”关系不大；郭现在考古所担任研究员，这样骂法合适吗？叶和我商议，郭老是大人物，他的文章我们不宜改，于是叶说：“你就近问一问，是否由郭老自己改一改？”我问了。郭沫若很不客气地说：“你们嫌不好，给我拿回来，别的报刊会要的！”好家伙，大人物的架子我是感受到了。我和叶商量，没有其他办法，“原样照登”就是。
　　这件事使我憋了一口气，在脸色和语气上都可以觉察出来。杨局长察觉到了，就问：“你和谁生气啦？”我憋不住了，就“竹筒倒豆子”通通说了，而且是在办公室说的，于是被“听者有意”的正处长关肇直听去了，就连忙向党组汇报。适逢周末，我去打开水，遇见副局长恽子强了（他是革命先烈恽代英的弟弟），他说：“到我家坐坐不？”我敏感到党组书记大概有什么话要对我讲，就立马去了。果然，恽十分温和地对我说：“以后有什么事到我这里来说，好不好？办公室里人杂，传来传去，会产生影响的。”这一下，我就完全明白了。
　　我的气越憋越厉害。《人民日报》的复信叫我憋了第一口气，关肇直打的小汇报叫我憋了第二口气，当时我才三十二三岁，火气盛，就接连写了三封信：辞职！当时去留的事是依靠组织安排，已经没有“辞职”这一说了，可我还是走老路了，辞职。要辞职，第一找杨局长，第二找副局长恽子强，但我都没有找，我的辞呈是自己跑到郭沫若的院长室交给秘书的，明显带有向郭沫若挑战的意思。在我的第三份辞呈递上去的中午下班时，编译局的女秘书姚舞雁同志（她是姚蓬子的妹妹，姚文元的姑姑）交给我一张“中国科学院便条”，上面写着：

　　编译局编译赵俪生三次请辞，碍难再留，应予照准。郭沫若。

　　这样，我这一辈子跟“创造社”的两员主将各碰了一下头，虽然在形体上并未碰得头破血流，但都是以鄙人的失败而告终。我失败了，但精神是愉快的。

　　3．艾思奇对我的救助

　　辞职照准，这件事办得很麻利，但麻烦的事还在后头。当天晚饭后，院部的总务主任黄某（按，此人南通人，两年后镇反运动中被揪回南通，原来是个军统特务，枪毙了）到家下来说，院部的宿舍很紧张，离职人员按规定限三天搬出宿舍，最多不得超过六天。超限，我们要派工人强行搬迁了。
　　这一下，可叫我抓瞎了。我搬到哪儿去呢？难道黄某人会把我们家的铺盖撂到马路上去吗？
　　首先，我先联系北京的几个大学。回话是，正在改造调整，不进人。无奈之余，我想到的只有一个人：艾思奇。他是原华北大学第四部的副主任兼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小组的组长（我是副组长）。但他现在很忙，到处作报告。因此，我首先要打听他哪一天在哪个大学作报告。有一天有人打电话告诉我，他那天下午在清华大礼堂作报告。我就赶去了。清华嘛，轻车熟路。先到同方部，看见冯友兰先生杂在人群中精心记笔记。再到大礼堂，前门的人很拥挤，我就到后门。当年这里是高年级女同学朱画晴女士练钢琴的地方，记得上学时夜里从大阅览室出来，疲倦之中听到琴声悠扬，不觉又提回点精神。这时我凭科学院的工作证明，进到后门里通着主席台的地方坐下，看见吴晗、费孝通、钱伟长一排坐着，台的前沿就是艾思奇在作报告。等到中间休息时，我就找到艾本人，说有件急事要找他。他考虑一下，就说：“这样吧，你在后台等我讲完，坐我的车回党校，夜里好好地谈一谈。”
　　中央党校当时设在颐和园对门，临时使用清华农学院的房子。门口警卫森严，叫我登记，还对我进行盘问。事后，艾思奇解释说：“这两天党校紧张，因为两天前有一无名男子要找陈伯达同志，经怀疑搜身，带匕首一双，意图行刺，所以门卫上就紧了一点。”
　　艾思奇同志，云南人，原姓李，名字的西文简字是S. H.，所以就取了这个笔名（这一点与郑振铎类似，郑的名字的简字是C. T.，所以以“西谛”为笔名）。以我与艾在正定共事近半年的体会，艾思奇同志天性淳厚，从来不见他刻薄过人，也从来不见他用坏心眼考虑过人，他总是拿好心对人，以厚道待人。他生活十分俭朴，当时他已是马列学院的副院长了，却连个勤务员也不配备，一切自己来。当时，他爱人和孩子大概还在平山，所以他一人经营生活。一个套间，他住里间，在外间书房里安放一张行军床叫我睡。自己到大厨房用两个饭盒打来两份盖浇饭，他一盒我一盒对坐而食。吃完就谈，在谈话中他听得多，表态少。谈完，他就安排我睡，并说他自己睡还早哩。半夜醒来，我看见他光着身子只穿一条裤衩，到院子井里打上一桶井水，浑身淋浴，把旧裤衩洗好晾到铁丝上回屋睡觉。
　　第二天，他不比我起得迟。他告诉我，他昨天夜里想好了，他要介绍我去吉林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去教书，他用加急电报打给张如心校长，并嘱他电汇路费。说完这些话，他就做出姿态，表示不多留了，于是我就告辞回城。

2000年4月16日写完

　　本文选自《赵俪生文集》第五卷之《篱槿堂自叙》，赵俪生／著，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后收入《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赵俪生、高昭一／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9月。

赵俪生高昭一回忆录 赵俪生、高昭一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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