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晓：无题往事

┃Personal History

无题往事

© 徐晓／文

徐晓

　　一凡临死前的那些日子，正值我中年得子。年近三十五岁才决定生个孩子，这其中的缘由和曲折真是一言难尽。但是不管怎么说，我最终成了一个男孩儿的母亲，我沉浸在做母亲的惶恐和困惑之中。
　　儿子满月的前一天，我到位于北京宽街的中医院去看望一凡。那是夏天，病房里很热，单薄的白床单下，凸现出一凡那使陌生人感到尴尬的畸形躯体。一凡的头很大，前额巨宽，眼窝深而目光明亮。这颗沉重的头颅因为装满太多的记忆终于低垂下来。我告诉他，儿子的体重，儿子的大名、小名以及他出生后让我失望的丑样子……以往在一凡面前，我总是这样芝麻西瓜地一股脑都倒出来，如同倒进一个没底的篮子，不管多么琐碎和无聊从不觉得不好意思，而他总是一如既往地微笑和专注，然后或者劝说，或者安慰，或者鼓励，我则心安理得地接受下来。我已经习惯了霸道地占有一凡，却很少考虑到他是否能够承受。躺在病床上的一凡仍然听着我的倾诉，却没有了往日的微笑。即便如此，我仍然没意识到这将是我们的永别，我注定了是个没有悟性的人，对于死神光顾的征兆总是特别迟钝。
　　对于一凡死前我没能身前身后地照料，死后没能操持后事，我始终感到内疚。但我很有把握地知道他绝不会生我的气。我是一个被他宠惯了的女孩儿。在他眼里，不管我多大，只要他活着我总可以被一个人当成女孩儿。他死了，我现在只能是女人，是母亲，永远不会再有人把我当成女孩儿。也许这正是他的死之于我的实质性损失和致命的伤痛所在。所以说，在儿子出生第四十五天，拖着臃肿而虚弱的身子到八宝山与他的遗体告别时，我哭得那么伤心纯粹是为了自己。我愿意他活着，为我而活着，为世界上能有一个真正理解我、呵护我、容忍我的人而活着。我很清楚世上没有谁能仅仅为谁而活或者为谁而死——即使是一凡。我这样愿望着，不过说明在我们俩的关系中我的自私和霸道。
　　回顾走过的道路，对我生活有重大影响的人和事的出现，很难说是纯粹偶然造成的，更不是简单的猎奇所致。对于在少有精神浸润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来说，她随时都企盼着、等待着、准备着遵从内心中最强烈的冲动，响应来自心灵的召唤。与一凡，与后来成为我丈夫的周郿英，与那些有了他们的分担失败便不再显得可怕、没有他们的分享成功也变得黯然失色的朋友们的相识绝不是偶然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每个女人，都能享有这样一份馈赠，或者是我得天独厚？
　　无论如何，我感谢命运！

一

　　认识一凡，是因为我当年的男朋友总把这位与众不同的邻居挂在嘴边，使我好奇的不只因为他残疾、因为他自学成才，更是因为他的古怪和独特。印象最深的是，朋友说即使有人穿着鞋上一凡的床上去踩他都不会恼火。我当然不信，朋友便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为了说服一个固执的女孩儿，一凡写了一封十几页的信，女孩儿当面把信扔进火炉，一凡不气不恼，又写第二次，她还是不看，把信撕得粉碎，又写第三、第四次，直到被说服为止。一凡认为，这时候的自尊心无异于虚荣，为了对方他不在乎自己受伤害，或者说他根本不认为是受了伤害。
　　如今，我已无法描述和一凡第一次见面时，是阳光灿烂，还是阴云满天。但我不会忘记，我是怎样因为一凡在一个陌生女孩子面前所表现的腼腆而感到吃惊的。他微笑着，涨红了脸，由于多年拄拐而特别大的双手神经质地摸索着桌上的东西，有点儿不知所措。后来我才知道，不仅是我，一凡在所有陌生人面前总是腼腆得像个孩子。
　　那时除了睡觉吃饭，一凡总在后院一间房子里工作和待客。那是一间老式的木地板平房，一凡常年穿在脚上的高筒翻毛皮鞋踩在上面发出缓慢的吱吱响声。很快，我成了那间屋子的常客。一凡总是坐在窗下的写字台前，我坐在侧面一把专门为客人准备的椅子上。以后很多年，我和一凡常常这样坐着谈论生活、谈论书本、谈论人，好像今生今世我们就是为了那样坐着谈话而出生，而活着。从下午到黄昏，从傍晚到深夜，话题永远不会枯竭。
　　一凡的房子用书柜隔开，书柜后面整齐地码放着书刊报纸和用牛皮纸袋装着的资料。对我来说，那是一个神秘而又神圣的角落。以后熟了我才知道，那是一凡在文革中收集的小报、传单和他到各个大学亲手抄来的大字报底稿。他给我看过一些，其中有的传单印得不清楚，他都仔细辨认后描清楚或重新抄写附在原件的后面。每个牛皮纸袋里的纸张都分别编了页码，外面都有分类记号，据说文革以后，《光明日报》要发表遇罗克的《出身论》，原文还是一凡提供的。那里还放着一台苏联生产的放像机和冲洗照片用的盘子、罐子。为了冲洗照片，后窗常年挂着黑布窗帘，因此光线总是很暗。以后我从他那儿看到的几部手抄本小说，都是一凡用工整小字誊抄，然后在那个角落里翻拍洗印的。
　　我不知道一凡当年收集这些资料时有什么打算，但像他那样当时就懂得这些资料的价值并花费大量时间精力收集保存的人恐怕绝无仅有。尤其是，一凡拄双拐行走，他的脊柱靠金属支撑着，一条腿在地上拖着几乎抬不起来。可以想象，在文革最热闹，也是北京最炎热的季节，来往于院校、部委之间的一凡该是多么吃力、多么辛苦。除了一凡，谁能有这样的执着和细心？
　　一凡死后我从他家的保姆那里拿回一些遗物，其中包括几个笔记本、几张儿时的照片和一小部分信件。在我认识的人中，他是唯一保留信件底稿的人，不管写得多长。他总要打底稿，几十年如一日。不是因为他写信不流畅，而是他有保存东西，特别是文稿的癖好。我没想到，在我整理这些信件时，发现了一凡写于一九七七年的一封遗书，其中提道：他死后所有书报和文字资料由我来全权处理。这使我多少有点儿得意，甚至骄傲。遗憾的是，一凡刚死，成吨的书报资料就被他家的保姆全部当废纸卖掉了。当我看到遗书时，那些纸片早已经被送到不知哪个废品站，正等待着被化为纸浆。
　　这对我无疑是一个打击。且不说这批资料的社会历史价值，也不必说我一生中唯一一次遗产继承成了水中捞月、纸上谈兵，最重要的是，它割断了我与一凡可能存在的联系。一凡不会起死回生，我永远无法在某一天的下午或晚上再见到他，永远无法听到他那有点儿古怪的声音。能够使我们永不中断联系的唯有代表着他精神的毕生收藏，而我却无意中将它断送了，再无法凭借什么使一凡的生命在我的身上得到延续。我懊悔、恼火、心痛欲裂，甚至有一种出卖或者背叛了一凡的感觉，当时我是未出满月的产妇这一事实，也不能使我得到自我的安慰。

二

　　一凡借我看的第一本书是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新人的故事》。主人公拉赫美托夫是当年青年理想主义者效法的楷模，十二月党人则成为我心目中的偶像——他们出身贵族，有遗产，有爵位，本可以享尽荣华富贵，却甘愿充当贫民的代言人，甘冒杀头流放的危险投身革命。我觉得他们才是真正的自觉革命者。罗朴霍夫假装自杀成全其朋友与妻子的恋情的故事更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那故事诠释的不只是浪漫，不只是高尚，而是“合理的利己主义”理论：使别人快乐和幸福是为了自己的快乐和幸福。如果每个人都以他人之乐为乐、以己之乐为他人所乐，那无私和无畏岂不是来得更实在、更可靠？
　　我想没有一个二十岁的人读《牛虻》而不被亚瑟的魅力所迷醉的。我看《牛虻》时因为割扁桃腺在家休假，那是夏天，院子非常安静，我靠在树上，从早晨一直读到合欢树收起那羽状的叶片，读到院子里喧闹起来。家里人叫我吃饭我不理睬，爸妈以为我不舒服，不断地问这问那，我实在忍不住趴在床上开始哇哇大哭，哭得昏天黑地，而且一发而不可收。家里人都吓坏了，成年以后我从没这么放肆地哭过。第二天，单位领导来看我，发现我床头放着《牛虻》，告诫我以后应该读《欧阳海之歌》或者《金光大道》，我笑着，但不置可否。从那时起我的正统形象改变了，我任教的学校有人提出我有小资产阶级情调，再加上我对黄帅造反发表了不同看法，入党申请一拖再拖地被搁置起来。
　　最让我如醉如痴的是《约翰·克利斯朵夫》，奥里维和姐姐安多纳德的故事感动得我泪如泉涌。一九七八年重新开始出版外国文学作品时，第一批就有这本书，我当然买了一套，但却从来没有翻看过。我拿不准重读是否会使我失望，我不想让失望扭曲记忆，不愿意相信，人一旦成熟就得否定单纯。
　　读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后我给一凡的信中写道：“我们无缘享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精神的苦刑’，这位残酷的天才把他笔下的主人公放在最残酷、最卑劣的境地提炼崇高。要使我们的精神在最严格的意义上称得上崇高，必须经受这种磨难，以达到自我改造的目的。”
　　《红与黑》《红字》《复活》《安娜·卡列尼娜》中的爱情故事似乎也为我反叛的初恋增加了几分悲壮，对家庭的反对更是有恃无恐，尽管实际上完全风马牛不相及。
　　除了经典外国小说，还有当时内部发行的灰皮书、黄皮书，《带星星的火车票》《麦田里的守望者》《铁托传》《新阶级》都是那时读的。虽然其中有许多我不能理解，我以为理解了的也未必都真的理解了，但我都读得兴味十足。
　　最让我好奇的是手抄本小说和诗，在一凡那里这些全被翻拍成照片，像扑克牌一样装在盒子里。记得清楚的有《九级浪》《芙蓉花盛开的时节》。我把《相信未来》抄在笔记本上背诵：“当蜘蛛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灶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未来是什么？对我们来说，未来是人间大同的共产主义，我们无须描述她是什么样子，无须证明她是否完美是否能够实现。如果能在失望中找到安慰、鼓励，何必要去追究是否现实呢？有一个能够让你相信的未来，又何必计较眼前的得失与利害呢？“相信未来”的呼唤，温暖着一代人的心。
　　地坛公园是我上班的必经之路。那时的地坛公园荒凉而安静，我常常很早起床，经过地坛公园时把自行车停在路边，坐在椅子上读一会儿书。其实要的是那么一股劲儿，我在读书，读文学书，读外国文学书，觉得自己很浪漫、很理想，甚至很贵族、很文化。总之，带着用旧报纸包着的外国小说去上班的那些日子真让人兴奋，就像每一个姑娘在初恋时都以为自己发现了一个任何人都没有发现过的世界一样，你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也觉得世界和以前不一样，你变得格外活跃，也格外大胆。正是在那段时间，在那条路上，我认识了双腿已经瘫痪的史铁生。正像铁生在他那篇著名的散文《我与地坛》中所记述的，他正失魂落魄地在那古园里反反复复地想着关于死的事，而我对他感兴趣的是那残废了的双腿和腿上摊开着的书，和他攀谈的勇气则来自自行车后夹着的从一凡那里借来的外国小说
　　当年那些公开出版和手抄的小说、诗歌都被视为禁书，谁也不敢公开读，更不敢传，一凡却以传阅这些书籍为使命。为了寻找这些书他下了很大功夫，有些书不是他的，他从别人那里借来，再以最快的频率传给尽可能多的人看。排队等着要书的人准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到他家把书取走，并且限定最短的时间传给下一个人，有时在一个人手里只能停留二十四小时。从那时起我养成了晚上读书的习惯，二十多年来，夜读的习惯始终没改。后来坐牢、审讯时，预审员让我把所有看过的书都写出来，我很得意地写满了整整一黑板，然后又写满一地。虽然我是犯人，却有一种优越感。
　　我迷上了写信，一凡也鼓励我写，尽管我们常常见面，有时一星期能见两次，甚至更多，但还是不厌其烦地写，而且每封信都写得很长，常常是发出的信还没收到人已经先到了。写信成了一种精神享受，成了日常生活的功课，后来我之所以读了中文系，之所以总梦想着写点什么，究其原因，应该归于当年我和一凡的通信。在一凡仅存的遗物中，保留着我写给他的全部信件的底稿。我自己也不可思议，当年这些信为什么全部写在白报纸上，而且不留天头不留地角地写得密密麻麻，有的还正反两面写。我给一凡的信中说：“你对我来说，是挖掘灵魂深处的启蒙者。在你之前，我的精神生活不受任何人，包括我自己的触动，甚至连窥视都没有，任何行为都是出于一种本能，而且也从没产生过自己不理解自己、自己解释不了自己的矛盾。现在我时常惊奇地发现许多我自己有，以前却没有意识到的思想和情感，它使我产生了许多烦恼……为此我曾经怨恨我结识了你，但我已上了‘贼船’，只能这样，也许这总比麻木要好得多。”
　　我花了好几个晚上重读这些文字，那些已经被我遗忘了的感觉又在我的心中复活。二十多年来，我体验过刻骨铭心的爱情，感受过生死相依的友谊，年轻时的悲欢与许多年来我经历的世态人情、生离死别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如今我们也早已久违了浪漫和神圣。但我仍然怀念，甚至迷恋那些岁月和时光。不只是对往事的回忆，年轻时被我忽略了的东西也开始愈来愈清晰地在我的意识中浮现，我从遗憾和悔悟中感知时间、历史和人，感知生命、死亡和爱。
　　为此，我感谢一凡，是他使我走向人、走向自己。

三

　　一凡当年的那个圈子真可谓是怪杰荟萃的大本营。你只要研究那个年代的文学、艺术、思想，就不可能不注意到他们中的一些人。只可惜我进入时，那种沙龙活动已接近尾声。毫无疑问，他们中的大多数至今仍然是社会的佼佼者。恢复高考之后，有相当一批人上了大学，那些直接读研究生的、较早出国学习的，多是朱学勤先生在《失踪的思想者》那篇文章里所说的文革中毕业于重点中学、上山下乡时开始读康德及别林斯基的所谓“六八年人”。如果说日后他们没有像当年一样独领风骚，在主流文化格局中占一席之地——没有名气，没有专著，没有社会地位——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全数退出了历史舞台或者停止了思想。也许事实恰恰相反，沉默不也是一种表达方式吗？我相信，那些曾经照亮他们（我们）生活的思想光芒是不会随着时间而黯淡的，可能会被遮盖、被埋没，但不会消逝，不会黯淡，永远不会。因此大可不必为他们惋惜至深。况且毕竟还有一些人始终保持着当年的狂态，他们的经历与共和国的历史密切相关，他们的经历世人皆知。
　　当然他们中也有一些人逐渐消沉并终于隐退了，对以往或者只剩下冷漠、伤感，或者走向极端的反面。我常常想，或许对此最该负责任的恰恰应该是一凡——他给那么多人描绘了那么多好梦，却无法承担好梦破灭的代价。曾经是这样，我把一凡当作上帝，我相信他的每一句话，并不在乎他把我带到哪里，事实是他带我上哪儿我都会万死不辞。我的上帝甚至比一般意义上的上帝还要好：他从不用轮回、报应什么的威胁我、吓唬我，他从不对和他的理想背离的人恼火。
　　回想起来，那段时间是最迷惘的，我不知道我所处的社会是什么样的，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急于改变，又不知道该怎样改变，能不能改变，变成什么；充满了激情，却对前景没有明确的想法。不只是我，我想几乎所有的学生、知识分子都经历过类似的心理路程。大家彼此吸引，小道消息已经不足以使人激动，开始涉及那些大胆的离经叛道。尽管那时我们还没有怀疑文革、否定文革，但我们常常产生一种对人不公平的共同感觉。为一些人的命运而不平，又为另外一些人的悲剧而痛苦。殊不知，从那时起，从我开始关注的命运、人的悲剧时起，我已无可逃避地进入了悲剧。
　　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八日深夜，我被人从睡梦中叫醒，骗到楼下去接电话。我披上外衣，顾不得穿袜子，拖着鞋跑到一楼，刚要拐进电话间就被一个中年男人抓住推进了传达室。我还来不及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就被戴上了手铐。在那一刻表现的惊慌也许显得太幼稚了，我甚至没询问原因就在逮捕证上签了字。随后，我被押上一辆吉普车，被一顶油腻腻的破帽子蒙上眼睛送到了不知什么地方。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北京市第一监狱的看守所，我住的是“王八楼”，因为其中间是圆形大厅，四周有五个筒道而得名。一九七六年“四五事件”，许多人被关在那里，使“王八楼”在北京名声大振。
　　两年以后，我带着“因参与反革命集团，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尾巴被释放出狱，一凡也以同样的结论先我五天回到家。使我们哭笑不得的是，通报全国，由当时的公安部部长亲自签发逮捕令，导致了几十人坐牢，上百人受牵连的一起大案，其实是一个子虚乌有的故事。
　　本来我很想将那故事的情节和细节描绘出来，我甚至已经在那样做了，但就在我造词造句试图讲清楚来龙去脉时，又改变了主意。讲给谁听？和我一同从那悲剧中走出来的人，对这一切——文字狱、株连、莫须有、欲加之罪……简直是太熟悉了，这样的案件在全国不会是绝无仅有的。和很多人相比，我们的经历可谓是小巫见大巫，没有任何新意。对于那些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你的讲述越逼真，就会越发使人不相信，他们仅仅把那当作可能是真也可能是假的故事来听。
　　那么下一代呢？对于识字却还缺乏阅读能力的孩子们，我如何向他们解释，好人有时候也会被投进监狱呢？我无法想象，假如我的儿子是仁爱而单纯的，知道与他相依为命的母亲曾经被戴上象征着罪恶的手铐，能够不生出困惑和仇恨；我更加无法想象，假如我的儿子是冷漠而世故的，知道生他养他的母亲被污辱歧视，居然生不出困惑或仇恨。我无法估计当我的儿子有能力读这篇文章时，会对此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事实上无论如何都是我所不愿意承受和面对的。
　　总之，这成了我一个致命的情结。虽然儿子才八岁，但不管是写一凡，还是写我死去的丈夫，都无法逃避儿子审视的目光。我想象着，他到了我初次认识一凡的年龄读到这些文章以后的表情和感受。我甚至幻想着，他向他的朋友、恋人、儿女讲述他出生时死去的这位叔叔，以及这位叔叔和他母亲的故事，那故事应该是温馨的、柔美的、宁静的……所以，最终我把血腥和粗暴的细节删除了，也把荒诞和滑稽的故事删除了，唯独没有删除的是从那个故事中走出来的人，因为那其中虽然凄婉，却飘散着丝丝缕缕的温情。我愿意把这传达给我的儿子，传达给所有我爱的朋友。因为我深深地懂得，这对人有多么重要。
　　为了判断一凡是否和我同监坐牢，听到窗前有脚步声时，只要看守不注意，我就趴到窗前去看，但从没见过一凡。听号里的人说，这个大院里还有一处牢房叫“K字楼”。提审时常常要穿过大院，我总是特别注意“K字楼”的动静。每次洗澡之前，“王八楼”的犯人都先在“K字楼”的放风场里等着，借两三个月洗一次澡的机会，我故意走到看守站的平台底下，用小石块在砖墙上并排写上我和一凡的名字，我多么希望一凡能碰巧看到我的名字，能知道在这高墙深院里有我和他在一起。
　　一凡在出狱后给我的第一封信中写道：“回家后，我急于想见到你，好像是急于想弄清楚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实际上是想看看你，想知道你有什么变化，当看到你除身体有些影响外，其他都变得更美好了，我是多么欣慰！两年中，特别是后一阶段，我好像在另一个世界似的，社会、家人、亲友全都淡忘了，但是我不会忘记你，我经常惦念你，担心你的身体、情绪，想到万一他……那你将如何承受这个打击。两年中，所有的亲友都和我隔绝了，只有你（如果还有别人那我并不知道）陪着我，在同一个大门内……这两年，你成了我最近（不仅是距离上的）的亲人……”
　　也许因为刚出狱，我们有相同的话题、相同的感受、相同的处境，因而我们能够相互理解、相互体谅、相互支撑，我们彼此使对方感到一种——安慰，甚至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情感——我想那可以称之为爱怜。我无法给这种情感下定义，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它是友谊的延伸，还是爱情的准备？是友谊的深化，还是爱情的升华？我不知道。我们习惯于彼此依靠，有一种类似于相依为命的感觉。从我们相识起，他就热切地影响着我。我依赖他，他也从被依赖中得到力量。他需要以我的变化来证实他的存在、他的价值、他的影响力。他做到了，靠的不是说教，而是他自身。意识到这一点并没有改变我与一凡的关系，人与人之间本来就需要这样相互证明、相互依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是一凡的一件作品。
　　一凡是见过世面的人，他经历过白色恐怖、残酷的战争和不治之症，他把坐牢看成是一种人生体验，是增加阅历难得的机会；而我则不同。两年，是由许许多多忐忑揪心的日子组成的，它对人的改变也是意想不到的。出狱后所有的人都发现，我说话的速度变得特别缓慢，而我自己却一点儿没有感觉。第一次上街，我几乎有点儿害怕，站在商店门口我甚至想，那是我可以进去的地方吗？左右看看，发现并没有“队长”吼我，才怯怯地走进去，转了一圈什么也没敢买，回到家却发现，出门时妈妈给我的二十元钱不见了。我发现自由也和不自由一样需要你去适应。更重要的是现实处境，那年我二十二岁，拖着个“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尾巴，没有学上，也不准许教书，男朋友和我吹了，以前要好的同学又都躲着我，除了被迫在街道和家庭妇女一起做童装，没有任何出路。我觉得生活没有意义。
　　我只能去找一凡，只有在他那里我没有心理障碍，没有语言障碍。我们互相讲述监狱生活，共同商量上访平反的事。为了让我有点儿事做，他鼓励我学英语，并跟着我一起学，虽然我根本学不进去，但为了不让一凡扫兴，我还是坚持着。
　　为了让我不那么孤单，一凡给我介绍了一些朋友。在一凡家认识的人似乎各个都不同凡响，他们遭遇不同处境不同，但都生活得特别充实，从他们身上我看到，生活的意义不是原本就有的，而是经过自己的努力被给予的。渐渐地，我不再那样消沉，我开始忙起来，也快乐起来，张罗着为自己买衣料做衣服。我还为一凡织了一件深蓝色开身毛衣。一凡从来都只穿绒衣，没人给他织毛衣，我为他织的毛衣成了他仅有的毛衣。看到我情绪好起来，有了笑容，一凡特别高兴。他后来告诉我，我们当时被抓的人中我年龄最小，也最无辜，他最怕我一蹶不振。看到我终于长大了、成熟了，一凡比任何人都更高兴。
　　在一凡的精心呵护下，我度过了出狱后难耐的日子，准确地说是迈过了人生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坎儿。平反以后我上了大学，毕业后当了记者、编辑，在以后的生活中遇到过许多意想不到的事，幸运的是我已在一凡的启示下懂得了：人可以自救！人只能自救！在挫折，甚至灾难面前，我也有过软弱，但却没有逃跑，没有倒下，起码没有背离自己。我不能让那些关心我、爱护我的朋友，特别是一凡，因我而增加一分失望。以后，每当我遇到那种因社会的不公而遭遇挫折后，变得消沉颓废、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甚至自甘堕落、不可救药的人，我总在心里十分惋惜地想：在面临人生转折的时候，他们身边如果有个一凡那样的朋友该多好！多年以后，我逐渐懂得，人是不可能在完全的意义上被塑造、被拯救的。如果有谁背离了自己，也是命中注定的必然。可我还是宁愿认为，如果没有一凡，我将不可能从我的黑夜走向我的黎明。我从一凡身上懂得了抱怨没用，并且学会了不抱怨，这使我一生获益匪浅——你端着的这碗水洒了，不管你怎样惋惜都收不回来了——这是任何一个家庭妇女都懂得的道理，看起来再简单不过了。实际上它包含的是一个完整的生活哲学，是一个教你在生活中不绝望的人生哲学。

四

　　两年的监禁，使得本来就双腿残疾的一凡行动更加不便了。他不再去后院的房子，活动空间仅限于他家厨房兼饭厅的小屋。屋子的一角是他的床，床上堆满了书报杂志，只留一小块仅够他躺下的地方。白天他就坐在床沿，在全家人一日三餐用餐的方桌上看书写信、接待朋友。他忙于搜集已经出版和没有出版的《天安门诗抄》，忙于为在监狱里认识的难友写上访材料，忙于诗歌杂志的编辑和发行。为了生存，他还得为出版社看校样。他没完没了地写信，邮票总是一百张一百张地买，一天发十几封信，信末签署的时间往往是凌晨两三点。他照旧把字写得又小又密又整齐，照旧每封信都留底稿，并且把底稿写在废纸的反面。他在信中乐此不疲地讨论共同读过的书，评价朋友们的创作，推荐报章杂志上他认为好的文章和作品，甚至指出上一封信中的语病和错别字。最多的还是写信谈心。他会非常婉转地指出你的弱点，但又不让你感到自卑，无论你怎样沮丧，总能从他那里得到鼓舞或安慰。现在看来，那些信显得琐碎而平淡，不再能打动已经被磨得无比坚硬的心，可当年每个收到信的人都读得津津有味，没有收到信的还免不了忌妒和抱怨。一凡是我的“专利”，不管他多忙，我总能收到他的回信。
　　经过两年的奔波，我和一凡于一九七八年都得到了彻底平反。
　　平反使一凡受到巨大的鼓舞，并不是他把个人的荣辱看得多么重要，而是他从自己的平反中为自己的信念增加了证明。他在给北京市公安局七处我们案件的预审员老马的信中说：“审讯时我曾自信地说，我将来一定要成为我党的一员。出狱后我才逐渐了解到，我们党被林彪、‘四人帮’糟蹋到了何等地步，以致使党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丧失了威信，导致一些人对共产主义丧失了信心……但我坚定地认为，我们党一定能重新恢复光荣传统，我一定要为祖国恢复和重建民主制度、为党的奋斗目标——实现四个现代化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尽自己的一分力量。”同年，一凡在给我们同案一个难友的信中说：“在争取四个现代化的‘长征’中，我国人民将普遍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在逐步摆脱困苦的同时，人民也将同时摆脱愚昧，中国人将有史以来第一次实现人的解放，中国人将真正成为人。”
　　出狱之后，我看到他比我认识的任何一名共产党员都更加真诚地关注祖国的发展与变化。他多次给《人民日报》写信，指出报纸上出现的错别字、语病，他是这方面的专家，商务印书馆的许多辞书都曾由他终校。他始终是党报的忠实读者，早在一九四八年，他刚十三岁，躺在大连的病床上，看到某工厂领导只注意抓产量，不注意工人健康，以致有些工人劳累过度工伤住院，就写信给《旅大人民日报》反映情况。当报社的人带着稿费到医院看望他时，才发现他原来是一个孩子。三十多年来，他一如既往，经常给党报写信反映情况，大至批判武训，小至街头路灯无人管理浪费电等鸡毛蒜皮的小事，他觉得自己有资格更有责任维护党报在群众中的形象。
　　在狱中，他与后来被称作反“四人帮”英雄的青岛工人韩爱民同囚一室。出狱后，韩委托他帮忙为许多人上访，其中有四人由于他的帮助而得以平反。他把这一切都看作是为党拨乱反正尽力。
　　如何理解一凡的反叛与归顺，对我始终是件困难，甚至痛苦的事。
　　在此，我想引用一凡的父亲赵平生在一九七六年一凡被捕后给文字改革委员会党组织写的一份检查：

　　赵一凡在两三岁时，因看管他的保姆不小心，从高桌子上倒栽葱摔了下来，脊骨受了伤，怕被辞退她没有告诉我们。骨科医生武断为骨痨，用睡石膏床的方法治疗。为了哄住他，在睡了六年之久的石膏床上，赵一凡不知看了多少识字块、小人书、连环画和小说。他五六岁就能看加新式标点的《西游记》，我还曾把此事传为美谈，实则这是他第一次大受封资修教育的时期。
　　后来他病好了，到苏北解放区来找我，不久蒋匪进攻解放区，我带着他从苏北退到鲁南，退到胶东，那时我患重病在大连治疗。不久我又带病到解放区工作，一凡则留在大连插入一所仿苏十年制小学的五年级，这是他第一次上学，也是唯一一次上学。几个月后，因参加学校抬木头劳动脊椎骨被压塌，下半身全瘫痪了，大小便都失去了知觉，从此他又睡石膏床达十年之久。这十年中他又不知看了多少中外小说，还学会了俄语。在他十二岁时，还写了一本《新少年的故事》，在大连兴华书局出版，我听到后还高兴呢。其实，这是他第二次更大规模地受封资修教育的时期。
　　赵一凡能用双拐走路了，我们才一起住在北京，我要他去北大文艺系学习，他说已去人大文学班旁听，北大文学系的讲义他已都借来看过，不想进北大了。不久文改出版社成立缺人，我把他当临时工招进去，编了两三年注音儿童读物，他工作认真负责，还加入了共青团。文改出版社取消时，因为名额有限，我没把他像别的临时工那样转业，他就在街道做团支部书记。不久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我靠边站，关牛棚，去五七干校，所以就不能多管赵一凡了……

　　我之所以占用如此多的篇幅引用一位老人、一个父亲的“检查”，是因为我认为它要比任何文字都来得逼真而深刻。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没有认识的人，无法理解一凡父亲这份检查从形式到内容蕴含着的深刻幽默和复杂哲理。他是一九二六年就入了党而后又被打成“托派”并且在白色恐怖中坐过三次牢的老党员。一凡的父亲写这份检查时——如果它算是检查的话——七十多岁了，我无法知道，这位善良的老人看着多灾多难的儿子拄着双拐被推进警车时，是否会联想到自己当年被捕的情景，是否会因为儿子的遭遇对自己的一生加以反省，更无法想象而后他又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写下这篇回顾父子两代人命运的文字。
　　把这一切都归咎于命运是最简单的，但是当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来解释那些远没有他们善良，远没有他们宽厚，也远没有他们正直、正派，远比他们付出得少得到得多，却与他们截然相反的命运时，又觉得这其实是最不负责任的解释。如果说命运能解释一切，过失和丑行都应该被原谅，不必问人格问人性；如果悲剧是必然是绝对，反思和内省都成为多余，不必问历史问社会……
　　我想，要了解一凡的正统，理解一凡的执着，懂得一凡的单纯，再没有比了解他的身世更为重要的了。正如邵燕祥先生发表于一九八一年的文章《我死在一九五七》中所写的：“年轻的后来者！你们也许惋惜、同情、怜悯我，你们也许讥诮、奚落、蔑视我，以为我是盲目、愚昧的白痴吧！你们这样做，是因为你们不理解像我和跟我有相似经历的同志，而我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们有值得你们嫉妒的炽热的爱，燃烧着对党和人民的信心，即使在我们的天真、幼稚、轻信和形而上学的错误里，也伴生着高于个人荣辱与毁誉的执着的追求。”我想，这就是当年一凡要对我做的解释，他终于没有明白地说出来，是因为他比我更分明地看到了我们之间的差异，并为这差异而痛惜。

五

　　平反时我正在北师大中文系读一年级。我的平反决定在全年级宣读时，我的平静使自己都觉得吃惊。“被逮捕”“被开除”这些惊心动魄的字眼，对我来讲已经算不上是刺激，平反与不平反对我似乎都没多大意义了。就是不爱听别人说我是“反四人帮”的英雄。张志新的死是悲剧，可我的被捕是闹剧，我要真的是英雄倒显得那些抓我的人不那么荒唐了。我还怕那些真心实意的赞扬，夸你坚强，说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儿坐了两年牢还能保持身心健康很不简单。其实只有我自己最清楚并不是这么回事。当生活把你抛进火坑，你不得不在里面时，根本谈不上什么坚强和勇敢，你有的不过是活下去的本能，别人所能承受的你也同样能承受。我觉得最不能接受的是关于你是否出卖过朋友的委婉询问，我的回答一定让人很扫兴：我之所以没有出卖什么，是因为我实在是什么也不知道。我无法假设如果我知道，能不能不在几十个小时的轮番审讯的疲劳战术中败下阵来。我不是一个张志新式的自觉革命者，我缺乏最起码的政治常识，我是一个完全名不副实的政治犯。
　　虽然两年监狱生活对于一个没有思想准备的女孩子来说，的确不那么容易对付。但已经撑过来了，我不耿耿于怀，也不心有余悸，更不感激涕零。但是在七八十年代的中国，一个坐过牢的人和一个没有坐过牢的人毕竟是不同的：一个坐过牢的女孩儿和一个没有坐过牢的女孩儿尤其是不同的。
　　当你被放在政治的社会的层面时，没有人会公然地因为你坐过牢而歧视你，相反更多的人会同情你，甚至钦佩你，毫不虚伪地同情你和钦佩你。但当你被放在女人的层面时，你坐过牢这一事实就会在人的潜意识里被一再地强调和提醒。这时候，一切原因都被推到了次要的位置。人们只记住了一个无论如何也抹杀不了的事实——这是一个坐过牢的女人。在人的理智中这绝不是一个坏事实，但却是一个复杂的事实，而复杂在中国人的语汇里是极其微妙的。那么，强调和提醒到底想记住或者忘掉什么呢？你的伤疤或者你的眼泪、你的坚强或者你的软弱、你受过的委屈或者你得到的尊严？都是，又都不是。总之，我从人们，包括正直善良的人们的神态中读到了“另眼相看”。这使我产生了一种良家妇女一时失足堕入风尘的感觉。也许是我把这种感觉夸大了，因为当年我和她们一样，没有意识到这种无恶意甚至是善意的“另眼相看”曾经怎样压迫着我，并不断地给我被排除的暗示。从此我似乎真的被排除了。也就是说，我的被排除从坐牢的内容转而成了坐牢的形式。
　　也许就是从那时起，我不再是需要由一凡呵护的孩子，我非常不幸地、毫不例外地长大了，在一凡面前跃跃欲试，并且终于离开，终于走远，留下一凡一个人……我在证明了一个人对一个人的绝对影响之后，又无可奈何地证明着每一个人的绝对选择。
　　我与一凡，谁对谁错？或者谁更对，谁更错？
　　在我的思绪流连在对一凡的回忆而久久不能平静的日子里，我好像才意识到，信仰和真理是不能等同的。真理是金，或许要靠几代人的牺牲才能呈现出耀眼的光芒；而信仰、信念、理想，也许还有宗教，则是盐，是生活中须臾不可缺少的。一凡的信仰是真理，或者更接近真理吗？似乎都不重要。不能苛求每个人都真理在握，但愿每个人都信仰在心。
　　对于读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春之歌》长大，接受了五六十年代教育的人来说，面对为信仰而献身的理想主义并不陌生。然而，曾几何时，经受了时代的变迁之后，这种思想和情调对于许多人来说成了“过去时”。一凡与众不同仅仅在于，他接受了一种信仰并义无反顾地为之奋斗终生，而另一些人则起了变化，虽然这变化的背后，是一部部血泪浇铸而成的家族史，是少男少女们踏着自己的童贞写成的心灵史，这小小的差异仍然无可争议地划分了人格的高下。这些真的那么不屑一顾、不值一提了吗？
　　同龄的朋友们，请想一想，如今，当年轻时的伙伴聚会散场之后，不管你是从怎样豪华的酒店或怎样寒酸的饭馆走出来，走在喧嚣或沉寂的夜色中，你为什么会陡然地生出一点儿向往，禁不住感叹每天都悬在你头顶的夜空今天是如此美好；而当你“咔嗒”一声打开房门，走进你那或者仍然简陋，或者不再简陋的家时，又为什么会陡然地生出一丝失落，为你日复一日面临着的琐碎而烦恼？想一想吧，对于已过不惑之年的我们，那样的时刻意味着什么？
　　如今的年轻人到了中年将无从体验这种失落的痛苦，因为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所了解和生活过的那个时代已经不复存在了。即使他们仍然可以阅读我们读过的书，仍然可以像我们当年那样彻夜畅想，但是他们思维和感受的方式已经不同了。孙子无法理解祖辈，儿女无法理解父母，就像我无法完整地理解一凡。他们不了解，甚至也不愿意了解充满着神秘与眼泪的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已经逝去了。对我们这代人来说，它或许是一抹残阳，或许是一缕阴影。但对于今后的年轻人来说，它是一种无从想象的存在。在他们的身上，构成遗传的染色体已经变异了，无法理解不是他们的错误。
　　一九八三年以后，在一家小型誊印社的基础上，一凡创办了北京三月文化服务公司。现在看来，一凡是比较超前的，很多人几年以后才意识到的项目，一凡当时已经开始实施，在大多数公司都在做贸易的时候，他把注意力放在了文化事业上，而大批文化公司的出现应该是九十年代的事情。他幻想着公司发展并转化为一家出版社，实现他不仅买书、读书，而且能出版书的梦想。
　　他把自己的家无偿地贡献出来当公司的办公室，他每天只能有两三个小时甚至更少的睡眠，再也没有时间看书和谈论文学。正如经历了这些年经济大潮的人们所能想象的那样，一凡不可能有志同道合者。别人看清了他是真正没有个人欲望、没有金钱期待的老板，更加心安理得地利用他，好像从他那里捞钱不是伤害他，而是成全他。我相信一凡不是不知道某些人身上存在着多么可怕的弱点，另一些人身上有令人厌恶的劣迹；认为一凡看不出这些是可笑的——他读过那么多书，见过那么多人。
　　几乎所有认识一凡的人都说：“一凡之所以死，是因为他太好，好得无边，好得无主……我不愿意回忆一凡那些年的境遇，它使我难过地懂得，在这个社会，谁爱得更多谁就必不可免地成为弱者，受到伤害……问题还不止于此，甚至也不在他那像古老的寓言一样传奇的人生遭遇。要想弄清楚一凡的悲剧，请想想，三十年来，所有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的惨痛遭遇吧。
　　道之不存，殉道者的价值何在？
　　有人告诉我，一凡当公司经理的那几年，是他一生中最光彩的几年。他把一个没本经营的小作坊，办成了有一定影响、有一定实力的公司。他靠着一部电话指挥下属若干企业，他决策项目大至成百上千万元的房地产，他主管财务小至每一笔流水账。他的人格和魅力在其中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
　　对此我曾经很不以为然。我痛恨那个把一凡置于死地的公司。同时，我也痛恨一凡的所谓朋友们，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当他被唯利是图之辈包围的时候你们在哪里？但是冷静下来想，走出几十年来身在其中的理想主义王国，了解一下世俗世界，体验平常人平常心，对一凡来说，未必是一件坏事。
　　这是分化的时代。我常想，即使一凡活着，他还能有当年的魅力吗？又有多少人能够被他凝聚呢？
　　常有人问我，一凡多大年龄？我很惭愧始终不知道他的确切年龄。不记得在他生前曾经询问过他或者别人，也许问过，但我不曾记住。他死后，我多次到他的墓前扫墓，甚至擦拭过他的墓碑，但我仍然没有认真地阅读并记住那上面刻着的出生年月。事实上，我从心底里拒绝正视他的年龄。价值只对心灵而存在。对于他的朋友们来说，不管他已经死去，还是活着，都像一座界碑，不管世事怎样纷乱、人怎样迷失，界碑永远矗立着，为我们守望精神的家园。

　　本文选自《半生为人》，徐晓／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4月。

半生为人 徐晓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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