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原文
其他

吴冠中口述个人史③归国记

吴冠中 私人史 2021-01-21

Personal History

吴冠中口述个人史③
归国记

© 吴冠中/口述
© 燕子/执笔

告别梁园

  倏然间,我于巴黎美术学院留学三年期满。临结业前,有画廊经理模样的法国人来找我,他自我介绍说是印刷厂的老板,专印古代版画,想请我去参观一下,地点就在郊区,我也想对法国美术行业方方面面情况多一些了解,就跟他去了。一栋普通的楼房,一大片草地,大院子,是一个私人小厂,他带我参观设备、工作间,基本是手工印制法国十七八世纪艺术品的版画,他说因为是手工,必须一丝不苟,要求严谨细致,他夸中国人聪明能干又细心,所以他到巴黎美术学院打听了中国留学生的情况,找到我,希望我毕业后留下来为他们工作,工资待遇等试用一个月后,根据实际效果再作决定。我这时正彷徨于回国与不回国的十字路口,矛盾还没有彻底解决、正在寻找最后的答案。我想,当三年公费结束以后,如果长期留在巴黎走画家的道路,要利用这样的工作,先解决生存问题,现在等于先下去实习一下,亲身体验一次将要面临的生活,于是我答应了,买了一张从市区到郊区的月票,每天去上班,大约十来天的样子,我觉得搞这种手工印刷品没有什么前景,白白浪费了时间。有了这样一次体验、更坚定了我回国的志愿,很快就辞去了这份工作。
  经决定离开巴黎,告别梁园,开始收拾行李,我平时节省下来的钱,除了参观博物馆,再一个花费就是购买各时代代表画家的精美画册,我买了三个海运用的铁箱,里面装满这些精美的画册与书籍,其他没有什么行李,几件衣物和洗漱用具随身携带。我订了开往东方的海轮“马赛曲”船票,于巴黎最炎热的夏天从马赛起航,驶向祖国。此期间,同学们前前后后都分散了,各奔前程。秉明来为我送行,他十分凝重地面对我说,回到国内,一定要把握住对艺术的本质问题,对形式问题,一步也不能放松,一步也不能退让,我果断地回答:当然。
  我提前两个星期出发,先到法国南部小城阿尔,探寻梵高足印,看望他画过的所有风景模特,这些都是激发梵高创作的原始素材,我看到的阿尔却是宁静的,梵高作品里的树、花、房子、山,都是地动山摇的火山爆发,滚动的其实是梵高的心灵。在一个小旅店里,我住的房间就像梵高的小屋,一把椅子,一个桌子,一张床,我仿佛陪梵高住了几个晚上,伴他仰望星空,用满含泪水的眼睛注视……离开阿尔,我又到了埃克斯•普罗斯旺的塞尚故居,塞尚住过的房子显得比较好,保护得很完整,但是还没开放,我住在小旅店,每天观望维多利亚山,塞尚永恒的模特,他的晚年都是在山下度过的,大山母亲养育了大画家,我默默向维多利亚山致敬。
  他乡遇故知,我遇到同船抵巴黎公费留学的左景权也来参观,左景权是爱国名将左宗棠的后代,学历史专业,我们谈得很投机,今在埃克斯重逢,喜出望外,彻夜长谈,他选择留在巴黎,暂不回国,我们即将分手,苦涩的别离,此后再也没见过面。几十年以后,我得知他取得了成就,出版了一部高水平的研究司马迁的书,智慧很高的顾寿观感叹说写不出这样好的作品,很佩服他。正如司马迁,左景权终身未婚。我经常想象左景权的情况,不知他现在的身体如何,老态龙钟,老骥伏枥,“不肯过江东”,“江山留与后人愁”。有人传来消息说见到了他,和他一起吃了饭,他的大衣、裤子上有很多蛀洞,他眼睛看不清楚了。
  抵马赛,等待起航。在海滨看到有很多人游泳,天气很热,我也下海游了一会儿,在大学城学过一点,勉强游了十几米,但不敢游远。登船以后,感到来时和归去同是漂洋过海,相同的航线,相似的舱位,只是换了轮船,三年来似乎并无太大变化,但是、来时的心情同归去的心情却有了极大而微妙的差异。我经常坐在船尾看往后退去的浪花,我感到自己是咸涩海水里的一只小船,正在被时代大湖冲击与驱赶着,时而被激流抛进黑暗的旋涡。留恋巴黎,还是盼望投入祖国,心情很难表达,我在速写本上写了几首诗,不成其为诗,而情真。昨偕燕子散步,她戴黑眼镜,令我追忆起几句:闲着,戴上黑眼镜,遥看天际的霓云,梦里黄昏。其间隐约感到对前途的忧虑。

归去来兮

  马赛号轮船抵香港前夜,我夜不能寐,乌黑乌黑,乌黑的海,乌黑的天,迎接明朝的旭日。明天即将见到祖国的边岸,回国的愿望化作现实,情难禁,两滴真实偌大的泪珠落在纸上,我想写诗,却难成行……
  归心似箭,香港登岸后,我匆匆赶往广州,到了广州像到了外国,满街清一色的广东话,问路都困难,根本无法与人交谈,行动比在巴黎时更不便。我换乘北上的火车进京报到。车过无锡,我先下车回老家,见一面父母妻儿。在无锡坐小汽轮到了楝树港,步行到家只有一华里路。码头上冷冷清清,细雨蒙蒙,谁也不认识我这个远方来客,家里也没来人接我。我走在田垄间,远远看到一个小老头夹着两把伞走来,走近了才知是我父亲,父亲告我,昨天,碧琴带着孩子来接我没接到,他今天听到轮船的汽笛声,来试试看能不能接到。那时候没有电话,他们不知道回来的确切时间,估计这两天就该到了。到了家门前的打谷场,我的母亲、碧琴抱着儿子,弟妹们已在这里等我,碧琴首先将怀里的孩子交给我,我抱起自己未见过面的孩子,很激动,可雨才三岁,就好像知道是爸爸回来了,对我一点不认生,大声地叫我“爸爸,爸爸”。妻子告诉我,平时家里人总告诉孩子爸爸在法国,孩子学说话还咬字不清,就经常一连串地说“发泊,发泊”(法国)。正值夏天,碧琴短衣短裤,裤脚宽大,完全是乡下姑娘的朴素打扮,美得自在,她的感情不外露,倒是弟妺们一片欢笑,我母亲偷偷地擦眼泪。
  夜阑人静,碧琴向我谈起这三年来家里的变化,解放前,我弟弟冠华在国民党中央警官学校毕业后,分配到溧阳县警察局工作,解放后,他很害怕,想一逃了之,求碧琴带他逃往她父母住地湖南郴州,碧琴没同意,碧琴的主张是对的,我在巴黎曾写信给冠华,劝他逃是逃不过去的,叫他留下来,把交代材料写清楚,争取宽大处理,后来他没有走,打成了历史反革命。致命之事,我父亲被打成地主,家里吃饭都困难。最可气的是叔父、婶婶来欺负我们家。因为父亲花钱读过书而叔父没有,在分家产时,叔父比父亲多分了一亩地,共十一亩,但被他们家吃光败光了,婶婶的名声很坏,但是他们家的成分是贫农,我们家成了地主身份。妻子的细语,我听了很心酸,父亲过年都不舍得吃一口荤菜,他的那一份总要分给孩子,妹妹们劝他吃,他总是说“不管你们谁吃,我不吃”。
  第二天清早,我悄悄问父亲,要不要我用美元给家里换点粮食,被父亲断然拒绝,他说要不得,过了一辈子穷日子,他不怕受穷,必须继续穷下去以保全家人平安。我这次回家只带了一个手提皮包,邻居们猜测里面装的都是钱,其实里面只有我在法国节省下来的二三百美元,我回国前在法国买了三大铁箱珍贵画册,这三箱行李在香港托付给王熙民带到天津,再运往北京,三箱画册花了很多钱,否则我带回家来的美元会多些。家里这样的状况,面对父母妻儿以及弟妹,我的肩头有多沉重!
  在家住了两天,我抵京报到,被安排在西单旧刑部街教育部归国留学生接待处,归国留学生都住在这里等待分配工作。我很快被中央美术学院聘用,一拿到聘书,立即返老家接碧琴与可雨,父母的地主身份是不允许外出的。我们一家三口离开老家,先坐小船到楝树港码头,搭小汽轮到无锡,爸妈和弟弟妹妹送我们下小船的时候,那种想哭又喜悦的心情实在难以言表,大家心底的语言是早晚会在北京相聚。小汽轮开动了,我和碧琴坐在下面一层,把可雨放在上面夹层,可躺可睡,我们一直看护着熟睡的宝贝。碧琴在乡下闷了三年,很寂寞,母亲曾想带她到无锡游玩,她不肯,因看到家里实在太穷,不忍心。这回,她终于见到了无锡,却只是匆匆一瞥,便登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我买的是硬座,夜车,幸而有一节母子车厢,碧琴带可雨在母子车厢里半躺着休息,孩子睡了,大人却无法入睡。火车过长江,必须下来轮渡,轮船将火车一节一节运抵对岸,再连接好,要近两个小时。我拿着简单的行李,怀抱可雨,碧琴跟随着,我们轮渡上岸后,坐回火车。当时的火车速度非常慢,两天两夜才到了北京。中央美术学院暂时没给宿舍,经人介绍,我们暂住在魏家胡同一个四合院的南房,南房朝北,一天到晚见不到太阳,等于门房,属最差的住所,而我和碧琴已满足了。我忙着买大木床、桌椅板凳、锅碗瓢盆、炉子等等最起码的生活用具,就这样在北京安了家。

大雅宝胡同

  我和碧琴刚刚蜗居在魏家胡同,父亲来信,十分着急地要我把大妹妹蕖芳带出来。父亲非常担心家庭出身影响了女儿的前程,父亲说他自己死了都不要紧,要把女儿送出去,尤其先把大女儿赶快送到北京来。我一切都没考虑就同意把妹妹接到北京,我们借房东的几块旧板架了一个床位,用块布帘一遮,妹妺就同我们住在一个屋檐下了。我到处打听哪里有临时工或实习生的工作,都比较困难,最后,中央美术学院把我作为海外归国人员的团结对象,特殊照顾,保送我妹妹参军了,否则,地主的女儿根本没有参军的资格。
  魏家胡同住了短短的几个月,送走了妹妹以后,中央美术学院通知给我安排了宿舍,就在大雅宝胡同。大雅宝胡同宿舍是一个长长的四合院,前门对着大雅宝胡同,后门对着小雅宝胡同,我住的靠后门,后门外是一片破烂的小平房,唯一的两层小楼住的是起义回来的国民党浙江省长黄绍雄。分给我们的是一大间老房子,光线不好无法作画,我自己想办法在房顶上开了一个大天窗,解决了作画的光线问题,但是夏天酷热,冬天特别冷,碧琴为我工作方便只好忍耐,此时,她也开始了紧张的工作,每天早晨骑着一辆二手破自行车到大佛寺小学上课,晚上带回一大堆作业要批改,而我一天到晚忙于上课、开会、作画,白天我们都不在家,晚上回来各忙各的,很少有聊天讲话的时间,生活挤掉了我们谈情说爱的闻隙。孩子和家务都交给一个雇来的老大娘照顾,只有星期天,我们一起带孩子到公园走一走,有时候就带孩子到胡同外的老城墙下面玩耍,城墙下是一片杂草地,孩子在空地上跑来跑去。吴可雨和李小可经常在一起玩游戏,两个孩子年龄差不多。
  大雅宝胡同是中央美术学院老师宿舍,里面住着王朝闻、张仃、李可染、董希文、彦涵、李苦禅,还有韦江凡、范志超等人,都是美院的教员。我和李可染对门而居,朝夕相见,经常在一起讨论艺术。有一次,他把齐白石请来了,他叫我去见见齐白石,当时能见到齐白石是个荣幸,这是我第一次面对面近距离看齐白石。我最早知悉齐白石是在解放前的报纸上,齐白石到南京办展览,国民党中宣部长张道藩拜齐白石为师,搞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拜师会,频频见诸报端。齐白石逝世后,美协会员都要轮流守灵,我也在他的灵柩前守候了几个小时。
  我比较熟悉的,除李可染之外,就是董希文了,董希文和我是杭州艺专同学,从艺术观点到生活习惯都比较接近,彼此谈得来。我带回来的波提切利名作《春》的画册,印制相当精美,一本画册是一幅画,每一页都是个局部,和原作的局部一样大,董希文看了爱不释手,我就送给了他,马上叫巴黎的同学又给我寄来一本,这些画册就像珍宝一样,国内根本见不到。彦涵也是杭州艺专的同学,他毕业前去了延安,是从延安回来的,现在是掌权的领导人物,而我是从资产阶级回来的,我们之间自然有距离。其时,中央发布在学校开展思想改造和在文艺界开展整风学习的规定,美院要求每周织教职工政治学习,以住所编组,大雅宝胡同为一个学习小组,每隔一两天,吃过晚饭就学习,我记得是在中间那个院子里的李苦禅家里。李苦禅心直口快,为人豪放,也很和善,他是不设城府的老好人,一个很纯的艺术家。有一次政治学习,大家都到齐了,李苦禅脸红红的进屋,手里比画着说今天大喜,喝了几杯酒,因在琉璃厂发现了一本春宫,可能是仇英的,只花了二十元钱。这么严肃的场合,他居然天真地要拿给大家欣赏,立即被延安来的同行阻止了,让李苦禅很难为情。
  不知道现在的大雅宝胡同是什么面貌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有那么多画家居住在大雅宝胡同,除李可染、李苦禅、董希文过世外,其他人似还都健在,但都搬离了大雅宝胡同,有人倡议将大雅宝胡同保护起来,设立文物纪念馆,大雅宝胡同至今没有拆掉,留有那些画家五十年代的身影。

转移

  我走进中央美术学院教室讲课,教大学预科班,这一届学生人数多据说是实力最强的年级,靳尚谊、詹建俊、朱乃正、邵晶坤、张徳蒂、蔡亮等等都属这个年级,当时分成七个班上课,由七位教师任教,董希文、艾中信、蒋兆和、韦启美、李斛、李宗津,加上我,董希文是预科主任。学生上素描课,画大卫、伏尔泰、暴君尼罗等常见的石膏像,每个学生的手里都有大把削得粗细不同的铅笔,最尖的像缝衣服的针,用来精雕细刻眼睛、鼻子、嘴巴、耳朵等,学校推行的是契斯恰科夫的教学方法,苏联的艺术教育模式引起我反感,我比之为五官科,觉得谨毛而失貌。我当年在杭州初学素描也画过这些石膏像,但用的是木炭作画,大刀阔斧,追求艺术构成及整体调子,现在,我尽量扭转学生局限于细部的观察方法,从宏观着手,强调各自的感受,我给他们讲西方历代名画家,结合罗丹的作品讲解画面构成的厚重感,结合波提切利的作品启发学生节奏与韵律,学生听得很认真,这些新鲜的知识使他们大开眼界,他们连波提切利的名字都没听说过,只推崇列宾。
  两个月后,董希文来听课,看到学生作业与其他班有了明显差异,非常肯定我的教学方法,无疑他是赞成扭转一些苏联式的教学观,夸奖学生,给予鼓励。我教了两年,带过两个班,文艺整风运动就开始了,本来对我很尊敬的学生,背后也给整风小组递条子,说我是资产阶级教学,毒害了他们,甚至叫我学了社会主义艺术再来教。条子都是匿名的,我明白学生是受到了压力,学生不给老师提意见,自己就有受批评的危险。学生中也有受批判的,美院有一个干部培训班,学生都是从各地选拔来的优秀美工,立场坚定的党员干部,政治上过硬,其中一个学员第一次看到印象派画册后,大为惊喜,脱口而出:这才是彻彻底底的艺术,他因此受到了严厉批判。我从未经历过政治运动,崇尚自由思想和创新精神,自尊心很强,完全不接受对我的批评。
  整风运动后不久,我在大雅宝胡同宿舍里接到美院人事科长丁井文的电话,他在电话里仅说:清华大学请你去教课,你准备去报到。我问能否当面谈谈,他答不必了。就这样突然,我被调离美院,放逐到清华,没有任何解释。
  事后,我得知美院要把清华的李宗津调来专任教授,清华不放人,提出教员互换的条件,将我去换李宗津。二〇〇二年,我参加了清华美术学院新楼设计图的评选会,休息之际,吴良镛神秘地向大家说:我透露一个秘密,当年到美院调吴先生是我点的将。建筑设计不怕讲形式,相反要大讲形式。
  到清华后,住在北院六号,北院原是老教授的小洋房,我隔壁是朱自清住过的老房子,每套住房都有书房、保姆房、厨房、卫生间,一应俱全,很讲究,但房子年久失修,已十分破旧。比起大雅宝胡同则显得阔气,跟去的保姆恭喜我升官了,要求加工资。我自己觉得是披上昭君之装出塞了,出了文艺圈子。

清华园

  庭院深深深几许。我深居清华园后院,远离了中央美术学院这个极左文艺擂台,似乎同外界完全隔离开了,向往浴火涅槃。
  面对同样年轻的学生,同样设在教学楼里的画室,却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天地,我感到是从五官科来到了骨科。美术课上,建筑系学生着眼于造型的构架,骨架,我所讲的与他们所希望学的正契合,我提到包豪斯的现代造型观念他们居然知悉,因为他们直接看外文杂志。
  建筑系学生画效果图必须用水彩,要学水彩画,以往他们的水彩画大多套用英国的传统程式,非常呆板,庸俗,有点像李剑晨先生的风格,虽细致完整,但缺少格调,我一向瞧不起这种风格。我本来不重视水彩画,今为了教学而在水彩画上下功夫,我结合中国画的墨韵及油画的色彩,创造出独特的水彩画的道路,湿漉漉的画面,东西融合的情调,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我回国后发表的第一幅美术作品就是水彩画,后来我慢慢地有些知名度,也被认为是一个水彩画家。建筑系确实很重视水彩画,系里开画展,系主任梁思成、林徽因等教授都有参展作品,林徽因在展览硏讨会上发表讲话,结合舞台建筑设计谈色彩,她认为帷幕的外层应该用厚重的红,里层用娇嫩的粉红,仿佛新娘子的打扮。
  我抽时间去听梁思成讲中国建筑史,没开课之前,他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个小红本,举起来摇给大家看,骄傲地说这是工会会员证,他是工会会员了。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梁思成的学术水平很高,思想很活跃,他大胆猜测在赵州桥河底里可能还有另一半拱形建筑,与水上的拱形合成一个“鸡蛋”,这个椭圆结构特别坚固,这一思考很吸引我。在他的领导下,建筑系的学术氛围比较自由宽松。梁思成重视传统古典建筑,学生也爱古典建筑,我经常带学生到颐和园上课,画明清古建筑。我还专门到五台山收集资料并写生,明清建筑在五台山最集中,保存最完整。五台山还存有唐代的佛光寺及南禅寺,是最早最有价值的木结构建筑,尤其佛光寺的造型结构优美,里面的泥塑,表现了唐代艺术风貌,我用工笔手法,以水彩绘写这群唐塑。
  建筑系欧美留学回来的教员,与苏联专家的观点格格不入,当时,苏联专家分布在各大学,清华也不例外,在教学楼给他们准备了专用卫生间,其他师生都不能使用,专家经常从口袋里掏出梳子,不断地将头发梳得油光发亮,有些教师十分看不惯,我看了觉得恶心,简直是油头粉面的小白脸,庸俗不堪,哪里是学者,法国建筑系设在美术学院,我看到的建筑专家朴实无华,他们不修边幅,甚至披头散发,工作非常辛苦。这个苏联专家的作风,引起教员的反感,但是无奈,要求必须听从苏联专家的,老师们不服气。苏联专家马克西莫夫说江南不适宜画油画,他那老一套手法根本无法表现江南的白墙黑瓦,也体会不到杏花春雨、小桥流水江南格韵。
  现代艺术观念中,绘画倾向于雕塑,雕塑倾向于建筑,这是结构理论发展的一条脉络,建筑则完全讲结构,讲美感。在清华,我感到师生间声息相通,教与学相得益彰,师生相处很融洽。配合教学,我画风景画越来越多,作画时结合自己的个性、感情,发挥更自由了。建筑系的学生必须掌握画树的基本功,刚好我的住所靠近圆明园,废墟上的大树很多,冬天树叶落尽,洗尽铅华,阳光下,月光中,枯树筋骨嶙峋。星期天,我经常来写生枯树,用严谨精练的刻画,雕塑其形貌与风骨,下了一番切实的功夫。对象不同,手法必然不同,画了那么多年人体,但面对大树时,过去的技法没有了用武之地,必须有所发现有所创新,我有很多大树题材的作品,就是从此生发的。
  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蒋南翔给全校师生作报告时讲到,我们给学生的不是干粮,干粮很快吃完,我们给的是猎枪,教学生自己去打猎。很多年后,我又听到他给全市高校教师作报告,他已升至高教部长,他说到,如果国家给予足够的条件,他可以承担为国家培养五十个杰出科学家,却不敢承诺培养一个杰出的艺术家。我为之鼓掌,深为国家有了解文艺的高教部长而感到欣慰。对这位清华老校长,我经常满怀敬意地怀念他。
  我感到了工作的舒畅,一心扑在工作上,家务事无暇顾及。碧琴已调到清华附小任教,上班近了,工作量没有减少,我们又有了两个孩子,三个男孩都很淘气,虽然有保姆,碧琴的负担还是很重。当时的生活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住房面积很大,我们把母亲接到了北京,照顾孩子,料理家务,住了一段时间,母亲感到不习惯,尤其用水困难,母亲回去,把老二带回了老家,只好在老家找奶娘带着。大概过了两年的光景,孩子大了一点,我母亲把孩子送回北京,同时带来一个远亲保姆,这个保姆非常能干,管孩子做家务都是一把手,基本解除了我们工作时的后顾之忧。

  本文选自《吴冠中百日谈》,吴冠中 口述,燕子 执笔,东方出版社,2009年11月。


吴冠中百日谈
吴冠中 口述
燕子 执笔
东方出版社
2009.11

往期文章 点击打开

〇 赵俪生:去北京

〇 徐小棣:北京的六九届

〇 徐晓:无题往事

〇 翟永明:禁欲时期的爱情

〇 马笑冬:知青岁月

〇 梅娘:往事

〇 史铁生:孙姨和梅娘

〇 梅志:出狱琐记

守护民间记忆
Keep the Memories Alive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