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宁邵：在蒋经国先生身边的日子

┃Personal History

蒋经国先生诞辰110周年

在蒋经国先生身边的日子

© 毛宁邵／文

蒋经国

　　我是一个普通的汽车司机，从一九三七年九月起，至一九四五年一月底，在蒋经国先生身边为他开车七、八年。现就自已所知蒋经国先生的情况，回忆追述于后。

　　在溪口的日子里

　　我原籍浙江省奉化县溪口区岩头石门长龙头，和蒋经国先生的生母毛夫人是同族的两个村庄。论辈份，我称毛夫人为姑母。我家里祖辈是种田的，而我在二十二岁学会了开汽车。次年，便到蒋经国先生的舅舅毛懋卿开办的鄞奉长途汽车公司开车。因为我同蒋经国的舅舅是同族关系，叫毛懋卿为叔公，所以才有幸在这家公司捞个开车的工作。
　　一九三七年的三月间，蒋经国由苏联回国了，经上海到杭州见了蒋介石和宋美龄之后，便回到溪口老家。开初给他开车的是他的堂兄蒋瑞祥。由于蒋瑞祥开车不慎，在一次送蒋方良和蒋介石的侍卫长王世和的老婆到宁波时，不慎把车子撞到坟墓上，出了事故，蒋方良把牙齿碰掉了，王世和的老婆当时有孕，把胎撞伤了，结果小孩未生下来。因为这个原因，蒋瑞祥被辞退了。
　　一九三七年九月间，公司车务主任毛文亨，要我到溪口去给蒋经国开小车。我出于同族关系，也为了感谢他们对我的信任，我便欣然从命，带着毛文亨给我的介绍信，回到了溪口。
　　到溪口后，我连自己的家门也没进，先到蒋家去，第一个要见的自然是毛夫人。过去，我并不认识毛夫人，只听说她信佛，逢初一、十五吃斋，为人还和气，这次见她，确有对人三分喜色的感觉。我说明来意并交了介绍信给她之后，她发话了，问我是哪里人，以前干什么？但当她一听我是石门长龙头人，在宁波鄞奉长途汽车公司开车时，很高兴地说：“哦！那很好，你就留在我这里给经国开车吧！”从此，我便在蒋经国先生身边，开始替他开小车。
　　那时，蒋经国住在溪口文昌阁的小洋房里。这个地方山水相连，环境优美、清静，是蒋介石回溪口时常下塌的地方。蒋经国住在这里的主要任务是读书，我还记得，当时教他念书的先生叫徐道麟，是个德国留学生，为人敦厚，也很负责，他的老婆是德国人，两夫妇只有一个女儿，据说是专为教蒋经国念书特地从外地请来的。蒋经国每天读的书，全是中国古文。像《孟子》，《曾文正公家书》等等，都是必读之书，要么就是练习写大、小楷墨笔字。
　　在溪口那些日子，蒋经国除老婆、儿女和他在一块生活外，还有老师、家人陪伴，又有武装和便衣卫士保护他，我记得当时有八名全副武装的卫士保护他，还有三个便衣卫士，这三个便衣卫士，直到后来还一直跟着他，可以说是他的心腹，一个叫曹崧，一个叫聂兆元，一个叫徐文贵，这三人都是南京侍从室侍卫长派来的。我开的“皮而克”小汽车，也是侍卫长王世和从上海买来的。由于蒋经国的回来，小小的溪口镇子上一时增添了热闹。
　　在我的印象里，年轻的蒋经国的性格是活泼、贪玩的。蒋家门前有一条水面很宽、很浅的小溪，蒋经国做完功课之后经常在那里玩，有时光着脚下溪捉鱼；同时，他家的后面有山，蒋经国有时也去爬山；有时我开车送他到宁波、奉化走走，到四明山脚下的鄞江桥看看，虽然不是居住在大城市，但他的生活还是丰富多采的。蒋经国对母亲很孝顺，对于母言唯命是听。我记得一次蒋方良提出去普陀山游玩，因为要过海，毛夫人生怕“凶星天降”，坚决不让蒋经国去。结果，只有蒋方良和其他人去了。南京的老头子（指蒋介石）望子成龙心切，当蒋经国在溪口住下不久，就派了邵力子到溪口来看他，其实主要是了解蒋经国的学习和生活情况，临走时把蒋经国自习的大小楷墨笔字带了一些回南京去。此外，上海有名的大亨，三北公司的经理（董事长）、宁波同乡会会长虞洽卿也来看过他，还有一些其它的官员……，弄得蒋经国既要应付学习又要迎奉各方来客，实在是忙啊！

　　随同蒋经国到南昌

　　蒋经国在溪口大概住了半年，抗战的风声越来越紧了，特别是上海沦陷以后，杭州开始遭敌机轰炸，此时的溪口也不平静，虽然老百姓蒙在藪里，可蒋经国他们消息是灵通的。南京的老头子决定要蒋经国离开溪口，到后方去避险；而作为内地来说，那时江西还是比较安全的，加上当时的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又再三献殷勤，极力讨好蒋介石，于是老头子便决定让蒋经国来到江西。
　　重阳过后，我们一行在蒋介石外甥竺培风（蒋介石妹妹之子）武装警卫，以及南京侍从室派的第一组组长袁广陛等的保护下，浩浩荡荡朝江西进发。同来的有蒋方良和儿子爱伦，还带了两个保姆，一个专门烧饭做菜的张妈（张小品），在南昌，我们开始住在赣江边下沙窝的“励志社”，这个地方里面是个大院子，有礼堂，有小洋楼，是个清静所在。我记得“励志社”的住地有地下室，那里堆满了书。乱七八糟的书，看样子是收缴来的。一次我在书堆里看到一本《红军十年》的书，其中有描写毛主席爬雪山过草地时，把自己骑的马让给生病的战士骑的动人事迹。当时我就受到感动，知道共产党、毛主席并不是反动派所宣传的那样，如洪水猛兽一样吓人。所以，一九四九年有人劝我到香港去我却拒绝了，决定留在赣州。因为励志社毕竟不便住家，蒋经国不久搬到当时的财政厅长文群的屋子里住。大概又过了三、四个月，又搬到二纬路的寓所。
　　到南昌不久，大概是一九三八年初，熊式辉为了讨好蒋介石，安排蒋经国担任江西省保安处副处长，不久又派蒋经国兼新兵督练处处长。但是，我很少看到年青的蒋经国呆在办公室坐着，他的行动使人难以捉摸，他喜欢一个人出去，往往使保卫人员头痛。记得有一天晚上，夜已经很深了，我们都以为他早该睡熟了，便结伴到外面走走，等我们回来时，大门已经关上了。我们这些人又不敢大声叫门，也不敢按电铃，在门外急得团团转，后来还是由我爬墙进去开门，想不到大门一打开，站在门口的是蒋经国。还有一次是这一年的元宵，他突然提出要到景德镇去看看，不料被那里的伤兵知道了，伤兵都来向蒋经国借钱抽烟，说打日本鬼子挂了彩，在后方连抽烟的钱都没有，都说找到蒋太子就有办法。当时，恰好我在门口，不然的话，那些伤兵真不好对付。我对伤兵们说，蒋副处长开会去了，明天来。晚上我和蒋经国商量，第二天一大早就开车走了，连景德镇的专员酆景福都不知道我们到哪里去了。还有一件是吃馆子的事，给我的印象很深。那是五、六月间，天气渐渐热起来了，一天，蒋经国和侍卫人员在街上溜。正好走到豫章路的“六扒馆”门口，他突然提出去品尝一下南昌的口味，于是便朝馆子里走。刚踏进店门，就听到隔壁房间里传来一阵辱骂声和摔碗甩筷的叮噹声。原来是在房间里吃饭的一位军官，因招待员上饭稍慢了一点，大发雷霆，将端上来的一碗饭朝服务员迎面打过去，十分盛气凌人，旁边的人谁也不敢上前劝阻。蒋经国本来就喜欢管闲事，见此场面，起身走过去指责那军官的粗野行径。大概是因为蒋经国全身穿的是便服，那军官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还说什么少管闲事之类的话。站在身旁的侍卫本想发作，被蒋经国拦阻了，但那军官还在神气十足，最后，蒋经国只好出示自己的名片。那军官一见名片，就象洩了气的皮球，那股耀武扬威的凶相，顿时被名片征服了，显出了一副狼狈的样子。三街两市观热闹的则拍手叫好。蒋经国当时批评了他几句，又把那位军官的姓名、番号记了下来，饭也没吃就走了。后来一次在九江，蒋经国告诉我说：“我把六扒馆的情况告诉阿爹以后，关了那个军官六个月的班房。”记得当时因为这“六扒馆”事件，蒋经国还赢得了“私行察访、体恤民情”的美誉。还有一次，我们到大余视察回南昌，途经吉水县的三曲滩渡口，正碰上伤兵闹事拦截来往车辆。当我开车离渡口，突然一个伤兵站在跳板上强行要搭车，由于我们没有理会，冷不防伤兵一铁棍打过来，正好打在车顶上，车内的蒋经国也给吓了一跳，随从侍卫想开枪，当时蒋经国制止了。这件事当时也博得人们赞扬。
　　由于蒋经国的行动没一定规律，说行就行，说止就止，使我常感到不知所措，更为他的安全担心；再说，他经常自己开车出去，就是由我开车外出时，也总是喜欢坐在前排，从不坐在后面。因此，我感到责任重大，渐渐起了回家的念头，不想为他开车了。大概是一九三八年的下半年，我们到抚州温泉督练处，见那里有一部开往宁波的汽车，我向蒋经国请假，回家去了一趟，心里打算再不回江西。谁知二十多天过去了，蒋经国亲自打电报要我速归，毛夫人知道我回浙江老家了，也再三说好话，要我回江西，好好伺候经国；并表示对我爱人很关心。这样，我只好又回到南昌，又跟他一同去赣南。

　　赣州见闻

　　一九三八年秋末冬初，重阳过后有一阵了。温泉的新兵督练处因形势所迫，已经呆不下去，便决定迁往赣州的赤株岭和五云桥两个地方。我和蒋经国一行则暂住赣州公园（即现在的赣州市公园），过了些时候，蒋方良也由南昌迁来了。
　　蒋经国出现在赣州，不能不惊动当地官员的大驾。赣州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刘己达知道蒋经国到了赣州，哪怕是皮笑肉不笑，表面上也是很客气的。我想，这一来是因为蒋经国是蒋介石的大公子，只能陪小心，而不可有丝毫的小视，二来刘己达本人是熊式辉一个派系的人，熊式辉能如此器重蒋经国，难道刘某敢不仿效，更何况日后还用得着他，再说，蒋经国又不是到赣州吃闲饭，大小是个新兵督练处处长。所以，刘己达恭维蒋经国是不无道理的。
　　蒋经国一到赣州，真是马不停蹄，不是去赤株岭，便是到五云桥。要么就穿小巷走大街。那时的赣州，交通远不如现在方便，无论是渡章河还是过贡水，都必须人走浮桥，车过渡船，很不方便。蒋经国有时开摩托车去，有时骑自行车去，也有时干脆走路去。所以在短期内，就很快熟悉了赣州的一些情况。
　　在赣州，蒋经国先后呆了六、七年时间，在这不短的日子里，他曾经确实有过雄心壮志，想把赣南变为“理想王国”。他有许多新的主张，也有各种奇怪的办法；同时，由于他在苏联呆了十三年之久，尽管在那里的处境坎坷，但毕竟在社会主义的苏联受到了洗礼，所以他的作风也特殊，加上当时又年轻，精力旺盛，在政治舞台上显得很活跃。我是他的司机，接触得多，看到的也多，至今记忆犹深的有下面的几件事：
　　一件是出面调解赣州的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刘己达与驻赣南境内的江西省保安团队的纠纷。事情的经过是由于驻南康、大余、上犹三县的保安团官兵，违法乱纪，拢乱社会治安。专员公署和保安司令部为此十分恼火，将查获抽鸦片的保安团一大队长报省批准后进行关押。保安团团长赖天球（此人是当时国民党军官学校三分校校长沈发藻的舅舅，该校设在江西瑞金）要求释放，其它两个团长刘卓夫（大余人）和王廷骥（信丰人）亦对刘己达施加压力。刘己达以为有熊式辉作后盾，为维护治安起见，坚持依法惩处。这样一来，双方关系闹僵了，来往断绝了，专员公署的官员不敢随便出赣州城，保安团官兵也不进城，简直到了水火不容地步，此事后来传到熊式辉耳朵里，他感到必须安抚双方，否则赣南局势难稳，于是，便抬出蒋经国去作调解人。蒋经国先要我开车到南康县的潭口去接赖天球到赣州督练处商谈，有时自己也去潭口走走。经过一段时间的周旋，双方存在的紧张气氛缓和一些。事隔几个月以后，我记得是一九三九年的重阳节前后，为了消除双方隔阂，蒋经国邀刘己达一道亲自到保安团驻地进行视察和慰问。开始刘己达本不想亲自去，最后他却不过蒋经国的再三说服，只好一同前往。他们到潭口保安团驻地的祠堂门口时，为了表示慰问，蒋经国首先站在台阶上发表讲话，听的人多是当官的。大概讲话不到一刻钟，突然有一个人叫口号，扯开喉咙喊：“打倒刘己达，保护蒋副处长！”话音刚落，便冲上几个人朝刘己达劈头打来。当时，刘己达吓得面如土色，紧紧躲在蒋经国后面，死劲地抱着他。冲上来的人意欲把刘己达拉出来打，便七手八脚来扒开刘的手，谁知扒来扒去把小蒋的手扒脱了臼，痛得直冒冷汗，他大发脾气地叫喊：“你们不要打刘专员，要打就打我好啦！”到了这个地步，当团长的怕惹出大祸难以交代，当即喝退部下，平息了乱纷纷的场面。大家都进到祠堂里，一边谈其它问题，一边请医生来为蒋经国接上手腕关节。经过一番周折，我们连晚饭也未吃，都饿着肚子回去，到得城内，已是晚上八九点钟了。这件事情的发生，很快传遍了赣州城内外，刘己达深感受了一次莫大侮辱，威信大大下降，忧闷成疾。过了个把月，便以养病为由，向熊式辉提出辞职；而小蒋却以调解有功，有魄力，由一个副处长一跃而被熊式辉任命为江西第四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开始了他飞黄腾达的政治生涯。
　　第二件事是禁烟、禁赌。
　　先谈“禁烟”。赣州地处江西南端，远离省府，在旧社会，可说天高皇帝远，不易管到。相反，这里近广东，贩卖鸦片的人倒不少，抽鸦片的就更多，大街小巷，无处不有烟馆，也无处不见抽鸦片的人。蒋经国先是下令禁烟，接着动手抓人。我记得到了后来，抓到的人太多，监狱里都关满了。释放又不好，关又关不下，结果，他办了一个“强民工厂”，强迫抓获的鸦片烟犯者做工。大概是一九四〇年的时候，一次，张治中将军由韶关来江西，先经赣州再赴泰和（战时江西省政府所在地），蒋经国还专门陪他参观“强民工厂”，显耀一番自己的才能，张治中看后表示赞赏，为了大刹一下抽烟之风，当时还枪毙了几个人。据说这几个人曾经表示愿以重金赎罪，出钱捐献一架飞机为条件，请求赦免。但未获准许，最后还是枪毙了。
　　其次是“禁赌”，稍许年长的人都知道，烟、赌、娼三位一体，是旧社会的“三毒”，而尤以赌为盛。由于赌博，往往弄得家破人亡，给社会造成悲剧。蒋经国担任专员后，提出禁赌，以振社会风气。他又是下令，又是登报，这还嫌不够，并亲自乔装打扮，化作“清汤”（清汤又名馄饨）小贩，带着他的表弟毛静初，钻到赌窑子里去抓赌。有一次是大年三十夜晚，人们都在欢度除岁，冷不防蒋经国却从官衙抓来了一批赌徒，其中有盐务局长太太和专员公署一科长杨万昌的老婆。他不由分说，下令把这些人关进监狱过春节，又在赣州公园示众。平常要是抓到有钱的商店老板娘，同样要她们自带草席，每天吃过早饭就到公园罚跪示众。
　　此外，为了表示他接近群众，还规定每星期四下午为“接见群众日”，任何人都可以去见他，陈述冤情，等等。
　　然而，在那国难当头的年月，广大人民对烟、赌、娼固然深恶痛绝。但是，人民想得多的，也是最希望的，乃是如何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把日本鬼子从中国赶出去！而在这方面，蒋经国到赣州以后，倒不如刚由浙江到南昌那阵子激昂慷慨，反抗外敌入侵，所以，他虽然花了一些力气禁烟禁赌，可是随着局势的恶化，到后来谁也管不了谁，谁也禁不了谁，连蒋经国自己也丢下赣州人民飞往大后方重庆去了。

　　奔丧溪口

　　蒋经国对于生母毛夫人是非常孝敬的。一九三七年从苏联回国后，他不跟老蒋住大城市过豪华的生活，宁愿偕同妻小和母亲一起度日。为了庆贺儿子平安返里，当年毛夫人曾带着小蒋、媳妇到庙里烧香还愿；小蒋来江西以后，对老母也倍加怀念。在南昌时，有一天他想起了母亲，晚饭后还要我开车去溪口。足见其孝敬毛夫人的情感，远远胜过对老蒋的尊敬。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九三九年农历十一月初二，正当蒋经国踌躇满志，大谈建设新赣南的时候，突然收到从溪口打来的急电，“家里房子被炸，母亲下落不明”。这突而其来的噩耗，有如晴天霹雳，使这位孝子顿时呆若木鸡，沉浸在极度的痛苦之中。左右人等的劝慰，丝毫减轻不了他一分悲痛，当时的蒋经国，恨不得长翅飞回老家，他立即告诉我说，明天就走，还要我事先通知渡口，免得耽误行程。同时，他把专署秘书周灵钩和司令部副司令赖某找来，交代了一下工作。第二天，我们一早就赶到了抚州温泉督练处，晚上继续开车赶路，上弦的月夜，寒星寥落。然而汽车的速度，有如风驰电掣，象闪电般地前进。我们一路上飞过了河口、上饶、衢县、龙游、金华五个渡口，烧掉了十一瓶汽油，仅一天多一点时间，行程一千多公里，很快就到了溪口镇。
　　汽车一停，蒋经国连招呼也来不及，就直奔母亲住处，见母亲尸体，当时几次晕了过去。原来，毛夫人并非被炸弹炸死，而是走出家门去躲飞机，在别家的屋边被震倒的墙活活压死，据在场的人说，有一个炸弹从他家屋顶上落到厅堂，但未爆炸。如果她不出去躲避，呆在家里倒还不至丧命。
　　毛夫人的丧事是异常隆重的。操里忙外的人，有男有女，也有老有少，凡是沾得上边的人，都少不了要来献殷勤，谁也说不清有多少人操劳，总之，里里外外，一片繁忙，在开吊的日子，不但远近的溪口人来悼念，南京侍从室还专门派来人，据说老头子还汇了一万元到家，棺木是舅舅毛懋卿花了五百元买的。家里人考虑到蒋经国过于悲痛，需要一个安静住处，所以被安排在中山公园住下，我们这些随员也跟他们住在那里。天气冷就在地板上铺上厚厚的稻草。
　　办完丧事之后，蒋经国并没有稍事休息即回赣州的打算，他几乎天天要上坟去看看，此外便是应付来客，只有夜深人静了，他才能休息。为了不使他过于悲痛，不少人劝他到别处去走走，如宁波的舅舅劝他去宁波住几天，或到别处看看，希望他早日忘却伤心事。在溪口，我们住了一个多月，陪他在毛夫人灵堂前度过了春节。后因日寇骚扰，宁波吃紧，由溪口到金华的公路眼看就要破坏，因形势所迫，他才不得不带着妻儿及随从人等，回到赣州。
　　到了一九四五年初，日本侵略军差不多快要并吞整个江西，赣州开始了动荡，人心浮动。有钱人纷纷疏散，没钱的老百姓只好干着急。我们可以看得出，当时蒋经国的心情并不平静。但是，他对于我和牛艳云的婚礼，还是热情地当我们的主婚人。在酒席上，还向我们祝酒三杯。酒席是在蒋经国的公馆里办的，张学良的侍卫长刘多荃也应邀参加。他当时是十八军副军长。元月二十七日，宋美龄来电，并派来了飞机，要蒋经国速撤离赣州直飞重庆。那时，战事越来越紧，敌军已由遂川直通赣州。大概蒋经国知道此行再不回贛州了，临行时特意对我说：“宁邵，你今后要钱用找黄寄慈（蒋经国的私人秘书）。”从那以后，我就和他分开了。

　　本文原载《江西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3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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