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乐山：失业纪实

┃Personal History

失业纪实

© 董乐山／文

董乐山与夫人凌畹君

　　“毕业即失业”，这是一般用来形容在旧社会中大、中学生从学校毕业以后到社会上找不到工作机会的听似陈词滥调的真理。我在1947年春从大学毕业后也曾有过这样的遭遇，但是平心而论，当时工作机会还是有的，应试的次数也不少，所以没有立即解决工作问题，主观的因素大于客观，这且容我以后慢慢道来。而我以后在新社会里两次尝到失业苦味，却是我所意想不到的。

　　先说我的第一次失业的经历。
　　那是在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一年多的1947年年初，我刚从大学毕业。还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已经在上海的一些报刊上写写文章了，也认识了上海新闻界和文化界的一些人，因此自认为将来毕业以后，在新闻界和文化界找个工作大概不成问题。就在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原来在上海出版的一些大报纷纷复刊，如《申报》和《新闻报》，还有一些报纸从内地迁来，如《大公报》等。它们一时都人手不足，需要招新手。先是《申报》刊出招考记者的广告。当时我心中跃跃欲试，但是我的哥哥鼎山这时已大学毕业，原来在一家小型报《辛报》工作，感到没有什么前途，就想去投考《申报》。我不想兄弟两人同去竞争一个机会（当然双双考取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报馆方面恐怕不会做出这种抉择的），同时考虑到我还没有毕业，将来还有其他机会，因此就放弃了报名的打算。我的哥哥果然考取了，他兴冲冲地去《申报》，在采访主任吴嘉棠的手下当外勤记者。但我记得他当了记者不久就辞了职，转到另一家不若《申报》有名的《东南日报》去当本市新闻版编辑。后来我才知道他不愿当记者而愿意当编辑的原因。《申报》记者吴嘉棠是战前从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后来曾到美国著名的新闻学院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进修，他当时是上海新闻界红人，还身兼英文《大美晚报》主笔。他学来了美国新闻报道中的所谓muck-raker（搜集社会丑闻）的手法，因此要求采访部的记者每天按照他交代的任务去社会各个角落里发掘和搜集种种丑闻，比如假装嫖客到四马路或大世界去暗地采访妓女卖淫，或者去刺探海关人员贪污索贿，如此等等。从新闻事业的角度来看，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开创了中国新闻调查性报道的先河。但是对于一个刚刚从大学毕业的稚嫩新手来说，这就有些强人之所难了。后来我想，性格比我哥哥更为内向的我，即使考到了吴嘉棠的麾下，我也是无法在他那里久待的，完成不了任务，不挨他说才怪呢。
　　我的第二次“谦让”是在《大公报》招考记者的时候，有了我哥哥考上《申报》的事例，当时有不少朋友认为凭我的国际政治知识和写作能力，如果去考，考上是应该不成问题的，因此这次《大公报》招考，他们都鼓励我一试。但是这时又有一位在我之先已经毕业了的平时交往较好的同学要去考，我考虑再三，我终究还没有毕业，何苦急着要与好友去竞争呢？因此我再一次放弃了应考这家中国著名大报的机会。应该说，这是更大的一次的失策，因为那位平时不怎么关心政治时事的同学名落孙山，没有考取，早知如此，我何必“谦让”呢，这使我懊悔不止。不过他后来还是给补选上了，那是靠他父亲托了《大公报》主笔王芸生的朋友去说了情才通融进去的。
　　在这期间，也就是在日本投降（1945年8月）到我大学毕业（1946年与1947年之交）之间，上海也出版了不少进步的报纸，如陈翰伯、刘尊棋创办的《联合晚报》，柯灵主持的《文汇报》等等，我如果启口向一些左派朋友提出要求，我想他们还是可以为我在这些报纸谋到一个记者或者助理编辑的职位的。后来我知道当时的一些文友如田钟洛（袁鹰）、顾家照都进了几家进步报纸。可是说我生性孤傲也好，羞于启齿也好，我没有向他们申援。而他们大概认为我家境尚可，不愁吃穿，不致急于谋个差使养家活口，因此也没有主动提出来。而且他们大概对我也另有安排，要我在一些文艺青年中进行一些联络活动。在大学还没有毕业的时候，这样做是没有问题的，但在大学毕业以后，我认为应该找个固定的职业，不能在家吃“老米饭”（现成饭）、“孵豆芽”，否则我的父母就会认为我这个儿子不争气，没有出息。但是在两次失去置身新闻界的大好机会以后，等我毕业时，上海各报基本上阵容已定，很少有招考新手的举措了。我只能退而求其次，不问就业机会是否与我意向和兴趣相合，只求有个固定的说得过去的职业就行。
　　这样，我曾经投考过中国航空公司、美孚石油公司，也曾经由同学介绍到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中国相应机构中国善后救济总署应试，但是这几次应试都失败了。我想主要是与我生性腼腆，在面试时尤其是英语面试时不善应对，过于木讷有关。不过在美孚石油公司应试的那一次，却不是因为面试不过关，而又是我主动放弃的。那次在面试临近结束时，“试官”向我说录取后要分派到内地去工作，问我愿意不愿意。我心里想，如今胜利了，原来为了抗战到内地去的人都大批回到京沪一带来，内地各中心城市都在一度热闹之后复归死寂，怎么能到那样的地方去消耗青春呢？我遂问他可能是哪些地方，他说是九江、宜昌等长江沿岸的小城市，那原来都是美孚煤油灯的行销地。我一听心里凉了半截，就回答他不去。面试就此结束，我当然没有给录取。出门的时候遇到一位经济系毕业的杨姓同学，他问了我的情况以后，直呼我真是太傻！“你不会表示愿意，等他们录取了以后，培训一两个月到时候再找个理由不去内地，他们总不能把你开除呀！”我的确是太傻了，什么事情都丁是丁，卯是卯，含糊不得，更不用说欺蒙了。果然，后来偶然在街上与我那位姓杨的同学相遇，他告诉我他已在美孚石油公司上海总公司上班，没有去九江或者宜昌那样的小地方。
　　在大学毕业以后，这样的求职失败的情况持续了半年之久，终于有了生机。那是我哥哥鼎山申请到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进修成功，定于1947年8月乘戈登将军号轮船离开上海。他向他所任职的《东南日报》主管副总编辑陈福榆（笔名桑榆，是抗战前后上海的最著名体育记者）提出，把他的本市新闻版编辑的职位让给我。陈福榆是爽快人，一口答应了，但要我去同他见一面。在我哥哥离沪以后，我应约前去了。陈福榆住在北四川路，他晚上值班发稿，白天上午睡觉，下午在家玩“挖花”，这是一种比麻将更复杂更刺激的骨牌游戏，在宁波人中间比较流行。我去时他牌兴正酣，招呼我坐下以后，就继续打牌了。我是对下棋打牌概无兴趣的。坐在一旁无事，就捡起丢在沙发上的一本平装本（那时叫袖珍本）英文小说读了起来。这是美国当时的一位专栏作家兼短篇小说家台蒙·伦扬的短篇小说集，写的都是他成天泡在纽约百老汇酒吧间里所遇到的形形色色人物如赌棍酒鬼、妓女乌龟等的故事，性格刻画惟妙惟肖，口语化的语言机智辛辣，十分生动，还用了不少下层社会的切口黑话。而他笔下的这些社会渣滓往往都有一颗金子般的善良的心，在故事收尾处来个使人意想不到的结局，手法可以与奥·亨利媲美。在大学里读了四年正规英语，我还是第一次接触到这样生动的活英语，真是有些如醉如痴，也就不感到枯坐在他们热闹的牌桌边上的无聊，而津津有味地把台蒙·伦扬的小说读了起来。我也不知道读了多久，只听见陈福榆在摸牌的间隙回过头来对我说：“这小说我还有几本，就放在茶几底下，你这么有兴趣，就都拿去吧。”我听了大喜，忙去茶几底下找了出来。这时陈福榆又发话了：“你早些回去，晚上七点就来上班。”
　　我在旧社会的失业阶段到此就宣告结束。

　　我的第二次失业是在1949年上海解放之后。
　　当时我在美国新闻处上海分处工作。这是半年以前冯亦代介绍我去接替他的太太郑安娜的职位的。郑安娜早在重庆的时候就在美国新闻处工作了。当时在抗战期间，美国新闻处后来在美国著名文学家费正清的主持下，与当时在重庆的进步文人是有不少来往的，据我所知，刘尊棋就在那里工作过，郑安娜在美国新闻处为龚澎、乔冠华等起了某种程度的联络作用。在郑安娜离职以前，她曾经拿些赵树理的小说要我译成英文推荐给美国记者去阅读和介绍给美国出版界。她为人朴素无华，在我的心目中觉得她大概是个地下党员。如今她辞去美国新闻处的工作，要到中国福利会去当宋庆龄的秘书了，正如冯亦代告诉我的，她不想随便让别人去占这个职位，有意找个信得过的朋友，这才找到了我。我在那里工作还没有满半年，上海就解放了。解放之初，美国新闻处照常工作，我记得还曾有解放军来借二战新闻片到营地去放映，后来听说遭到了夏衍的批评。不过不论是美国领事馆还是美国新闻处都似乎没有关闭或者撤出的打算，他们还从福州路江西路口上的建设大厦搬迁到北京东路外滩的原美国海军总部大楼，新闻处在一层，搬迁时还大事装修一番，但到装修还未完毕时，领事馆和新闻处都得到通知要关闭了。美国人要撤出自不待言，至于在那里工作的中国职工，当时就在几个地下党员的组织下，向美方提出要求发给遣散费，以便另谋生路。
　　但是在领到遣散费以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谋到生路的，一些地下党员都到外事部门去工作了，原来新闻处一个管中文翻译的邓树勋，不愿与美国人翻脸，就中途退出，悄悄地去了香港，后来听说又在香港的美国新闻处工作，至于其他大多数人则一时都赋闲在家。这样就开始了我第二次的失业。
　　其实，如果不是想找个通常意义上的职业，当时一般年轻人找个出路还是有的，不是有很多的学生报名参加了南下工作团，或者成年人参加了革大去学习吗？但是在我心里，总有一些思想障碍，迟迟没有采取这个行动。一是我认为年纪已大，过去十来年中多少与革命有些缘分，要我像天真无知的孩子们去参加南下工作团，不免有些“屈尊”；至于革大，更是谈不上了，我又不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为什么要去经受这种我认为是“自我侮辱”的“考验”。不过，从骨子上来说，还是因为我早已失去了年轻时的热情，对于社会变革采取了冷眼旁观的态度，这才迟迟不想投身其间。
　　就在我迟疑之间，报上刊出了华东新闻学校招生的广告，期限是半年，结业后即分配工作。这对我来说，倒是个对口的出路。因此我就去报了名，在考试的那一天，看到考场上坐的大多数都是比我年轻得多的稚龄青年，我倒没有“不屑为伍”的感觉，反而增强了我的必胜的信心。可是出人意料的是，等到发榜时，我竟然名落孙山！我自问不论作文、史地、国际知识，甚至政治都考得不错，怎么会败在那些没有新闻工作经验的毛孩子们之手呢？这个谜，我很久未能揭开，直到后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发现有的人隐瞒了家庭出身和历史却得到了信任，不仅入了党，还担任专案工作，审查其实问题不大而老实交代的人的历史，我才悟到也许是我太老实了，在填报名表格时把我学生时代入党、脱党的历史和后来在国民党新闻机构和美国新闻处工作的经历都如数详细做了交代，以致政审者对我望而生畏。
　　这次失利，我还没有缓过气来，报上又刊载了北京新闻学校招考的消息，有了华东的惨败，我已没有勇气再做第二次的尝试。接着又有北京外语学校（即后来的北京外语学院）招考的消息。我的一些大学时代低年级的同学都去报了名，还来约我一起去赴考。我不免心动，当时想得很单纯，以为新闻工作在政治方面要求严，外语工作无非是翻译这种技术性的工作，我也许有考取的希望。但是我的一位进步朋友，当时已在上海军管会外事处工作的刘邦琛却说，你何必跟孩子们去凑热闹，你如果想做翻译工作，这几天正好有个朋友从北京来，为北京的一个机构招外语人才，住在百老汇大厦（即后来的上海大厦），我介绍你去面试一下吧。当时郑安娜和美国新闻处另一位同事郁怡民（郁风的三妹）都已经录取，准备北上了。那天由郁怡民陪我到上海大厦找一位姓蔡的同志，后来知道他是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国际联络部来招募外语人才的，因此我虽然未蒙录取，却并不在意，因为我并不想做国际交往的口译工作。至于没有录取的原因，大概仍是口试不善应答的缘故。
　　郁怡民看我有些失落，于心不忍，想另外设法帮我找个工作。这个时期，即上海解放前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郁怡民是我唯一能够敞开心扉谈一谈知心话的朋友。我们是在美国新闻处共事时认识的，她们一家——她的母亲郁华烈士的夫人、郁达夫的嫂嫂和她的大姐郁风和姐夫黄苗子——都是冯亦代夫妇的好友。郁怡民是中西女中毕业，抗战期间去内地入复旦大学外语系，复旦迁校回上海后她才毕业，也是经郑安娜介绍进美国新闻处的。我们在美国新闻处共事时，由于兴趣相投，性格接近，因此常常在一起聊天，有时一起吃顿午饭或看场电影。我在同她接触时几乎并不意识到她是异性，而只是感觉到她是个可以无话不谈而善解“我意”（不是一般的“人意”）的知心朋友。在她之前，我并不是没有相熟的朋友，但那些朋友大多比我年纪大一两岁，甚至四五岁，同他们在一起，我总感到有些胆怯或者腼腆，闲谈之中，我总是只有听的份儿，而很少说话机会，他们只是从我交往的朋友和所写的文章中来了解我的，想当然地以为我是个左派青年。比如在1949年初，有一些进步文人到香港去了，我也曾向冯亦代透露过想去香港找工作，问他能不能把我介绍给什么熟人。冯亦代不以为然地说：“上海快要解放了，你去香港干什么，他们是因为国民党要抓他们才不得已去香港的。”他哪里知道正是上海快要解放了，我才想去香港的。不过我不能把心底的想法，哪怕是感情，流露给这些朋友。但我可以毫无顾忌地向郁怡民说出我心中的顾虑，我对未来的疑惧，甚至我对所谓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留恋，对丧失个人自由特别是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悲哀。我不知道她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不以为然？还是抱有共鸣？但至少从她愿意听我的诉说来看，她还是能够听得进去的。也许可以说，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一个女朋友面前不感到腼腆，不感到木讷，不需要故作矜持，或者曲意讨好，我有时还陶醉在自己满以为是一针见血的独到见解和不免尖酸刻薄的俏皮话中。只是过了大半辈子，历经政治风雨，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有一次在街上偶然相遇，她邀我到她近在咫尺的家中吃一顿从食堂买回的午饭时，她才向我说了她的反应：“当时我虽然心中感到有些共鸣，但是总觉得你过于悲观了一些，好像生命之火已经熄了。现在回想起来，应该佩服你的先见之明。”（愿她的在天之灵安息！）
　　不过这是后话，暂且不提。现在来说说郁怡民介绍我去见谁找工作：大家都景仰的文化界前辈夏衍。当时夏衍是军管会文管会主任，也许是因为家眷还没有到解放不久的上海的缘故，逢到星期六晚上，他常常到郁风家去尝尝她母亲做的晚饭，因此郁怡民向他提出来有个以前美国新闻处同事想找工作。夏衍一口答应了，叫她约我持他的介绍信到河南路九江路口的军管会文管会办公处去找他。我记得那天是炎热的下午，我在约定时间到了那里，门口站岗的解放军看了我所持的夏衍亲笔信，就让我上二楼他的办公室去。我上了楼，直奔他的办公室，当时并没有像后来一般领导同志那样在外间有个秘书接待。我敲门进去后，递了他的亲笔信，他看也不看，就撂在一旁，一边继续批阅文件，一边叫我在窗边的沙发上坐下。过了几分钟，等他批阅文件完了，这才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然后就拿起毛笔，在一张八行信笺上飕飕地写了起来。写毕，他把信纸叠好，放在一只军管会文管会的大信封里，交给我说：“好吧，你就持这封信去联系吧。”我没有想到这事这么干脆利落，他连我的简况问也不问——也许郁怡民已经告诉他了——就开了介绍信。我欢喜不迭地接了过来，谢了一句，就离开了他的办公室。到了街上以后，我才打开没有封口的信封，迫不及待地抽出介绍信来阅读。一看之下，我的心凉了半截。不是说夏衍没有诚意为我推荐，随便打发我到一个我所不愿意去的什么冷衙门去，而是他太看重我了，竟介绍我到军管会外事处去工作！稍具一些政治头脑的人都知道，像外事处、公安局等都是机要部门，他们怎么会录用我这样一个连普通新闻训练班都不录用的政治背景不明的人呢？因此，我对此项求职不抱什么希望。何况夏衍要我去见的外事处的工作人员，不是别人，正是我的朋友刘邦琛！我知道刘邦琛抗战期间曾在香港和重庆工作过，同进步文化界的许多人士如乔冠华、袁水拍、冯亦代等过从甚密。他的母亲是英国人，他本人又受中国的传统教育和西方的文化熏陶，中英文都很好，有这样的政治背景和学历及工作经验，到外事处工作自然完全够条件的。但他毕竟不是党员，在外事处恐怕只是个普通工作人员，不见得有人事决定权。他接到夏衍的介绍信后，还不是转交给有关的负责同志，顶多为我美言几句而已。当时他收下信以后，也只是说：“好吧，我给你转上去，你回家等吧。”
　　这一等又是杳无音讯。我打电话去问，开始他说还没有回音，过了几个星期我再打电话去问，接电话的人说：“刘邦琛病了，是肺病，需要休养一个时期。”我就没有向接电话的人谈我自己的事。反正这事没有希望了，否则他们早会来叫我去上班了，不过我事先已有思想准备，并不存什么希望，因此谈不上失望。我只是奇怪，郁怡民（这时她早已上北京了）在向夏衍介绍我的情况时，为什么不提我在上海曾经做过新闻工作的背景，而只提我的外语。否则，如果夏衍介绍我去上海无论哪一家报馆，或者无论哪个文化机构工作，我想我是大概不会吃闭门羹的。另外，我一直在纳闷，夏衍当然知道外事处是机要部门，不会随便接纳一个政治情况不明的人，而且他一定也知道刘邦琛不是党员，没有人事决定权，他为什么介绍我去找他，而不去找外事处一个比较负责的党员干部呢？连我这样一个人都会想到的问题，难道他没有考虑过？以他的道德文章，待人接物，甚至他同郁家的关系来看，很难说他是随便敷衍的。这个谜直到50年代我读了他的回忆录《懒寻旧梦录》以后才得以揭开。当然，这并不是说他在回忆录中提到了我的求职的事，他一生接触的人和事太多了，是绝对不会记得我这个只见一面的青年的。而是我从他的回忆录中了解到了他的为人后才恍然大悟的。那是他担任了文管会主任以后，一个人事干部来问他是哪一级干部他浑然不知的一节。他心目中只知自己参加了革命，做了多年的革命工作，但是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是属于哪一级别，或者说，多大的官儿。真不愧是文人的本色！他一定是在白区做文化和统战工作惯了，以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仍像他以前在香港和重庆一样，写一张便条给一个老朋友，凭他的面子和交情，什么事情都可以办妥了。我想他后来挨整和挨整复出后反而更受大家的敬重，大概是因为他不是官僚而是文人的缘故。
　　至于我原来在上海交的一些朋友中，多半是没有什么办法帮上我的忙的。我认为有一些办法的，如1944年去了苏北如今以某个纵队的文工队长身份从南京到上海的旧时中学同窗好友白文，介绍了黄宗江去参军，但是他知道我即使愿意去，到部队也没有用，因为我毕竟不是做文艺工作的，他只好爱莫能助；原来在地下以宋庆龄的中国福利会作掩护的丁景唐，自己的工作还没有安排，只能劝我耐心等待，在这期间，到中国福利会的儿童剧团帮助做些工作，但我对儿童工作毫无兴趣；1947年去了张家口的原苦干剧团的演员陈叙一，这时身穿褪色的解放军黄军装出现了，风度不减当年的西装革履，也劝我耐心等待（也许我如果听了他的话，后来很可能跟他进翻译片厂）；写剧评出身的报人李一（又名李之华）通过以前的地下关系进了人民电台当秘书，但介绍我到一家新办的小报《亦报》去，要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进一家小报暂时混混也不错，但是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有那么许多正经的工作要做，我去进一家小报鬼混，不是太没有出息了吗？其实那家小报是在夏衍倡议下办的，目的是团结一部分原小报界接近进步势力的报人，如唐大郎、姚苏凤等，同时以群众比较喜闻乐见的形式争取一部分读者。后来它就成了《新民晚报》的前身。当时我的一些朋友进去了以后，像沈毓刚后来担任了副总编辑，吴承惠（笔名秦绿枝）虽没有逃脱丁酉之灾，离休前还担任了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都比我这个自视清高的茅坑石要有出息得多了。
　　这时我想，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偌大的一个中国，而且是解放了的中国，百废待兴，难道竟没有我的容身之处？于是我想到了去首都北京找工作。正好这时我原来在美国新闻处的同事陈尧光和王中也想到北京去找出路，我们三人就结伴同行。陈尧光是燕京大学毕业生，在北京多的是师长、同学，果然一到北京就经同学高骏千（后来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介绍，到新成立的对外文化联络局去工作了；王中从上海提着一只金华火腿去京探访一个世交，看有没有生意可做，就住在那人家里，在如今的美术馆后面的一条街上，我则跟陈尧光一起住在他的一个同学的家里，那是在沙滩附近叫纳福胡同的地方，相距甚近，见面很容易。这里要说一说王中，我当时觉得他有些神秘。王中是山东人，也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生，不过毕业比我早十二年，早已娶妻生子。他原来在上海一家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当记者，在上海快解放的时候，到美国新闻处来应聘派到新疆的乌鲁木齐（当时叫迪化）分处工作。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是我领他去见处长康纳斯的（后来我在《光荣与梦想》里读到，就是这个肥胖的康纳斯后来从国务院半夜打电话叫醒杜鲁门，报告朝鲜战争的爆发）。
　　当然，他新疆没有去成，就留下在上海分处工作了，其时他在《字林西报》的工作仍未放弃，我曾经问过他，新疆眼看就要解放，兵荒马乱的，你在上海有家有口，到那里去干什么？他笑道，我也知道是去不成的，再说我也不想去，既然如此，先赚它几个月美金薪水再说。原来他同那个与我同时考美孚石油公司的姓杨的同学一样，是个聪明机灵的人，不像我这样死脑筋，什么都当真。到了北京以后，他找的一位世交是何等样的人物，做的是什么生意，他都没有对我们透露过。只是有一次由他的居停主人雇了两辆单座三轮车，送我们出朝阳门，去参观制造著名的五星啤酒的一家啤酒厂，只是后来过了十几年我再出朝阳门，一直到定福庄，都已见不到啤酒厂的旧址了。王中生意没有谈成先回上海了，陈尧光这时已开始上班，我找了一次先我到北京的冯亦代（他就住在王中寄寓的那一家的隔壁，也是一所深宅大院的四合院房子，安排了一些文化人住在里面，如胡绳、丁聪等），他已在新成立的国际新闻局（后来改组为外文出版局）任秘书长，但对我的工作问题，似乎一时也并没有什么办法。我独自一人，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无法久待，我也没有心境去游览名胜古迹，因此就登车南下，返回上海了。这次北京之行，铩羽而归，虽然谈不上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去，多少有些感到失望，加上回去的火车因铁路状况还没有恢复正常，停停开开，足足走了两天两夜，回到上海身心交瘁，万念俱灰，再也不做什么打算了。就是在这听其自然发展的时候，事情忽然有了转机。王中打电话来告诉我，北京新华社派人来上海招聘翻译人才，问我愿不愿意去一试。我问他自己的意思怎么样，他说，他们实行供给制，他有家有口，生活问题无法解决，反正我是单身，如果想去的话，愿意陪我去一试。我想这个工作倒比较合适，既是新闻工作，我的老本行，又是利用我的特长英语，不必当记者去抛头露面到处奔走，符合我的性格。我就同意与他去一试。
　　去的时候，同王中一起来的还有另外一个年纪较大的英文报记者，王中是通过他的关系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的。因此应该说是那个老油子模样的旧报人带王中和我去应试的。接待我们的是两位身穿灰色棉袄的朴实老干部，后来我知道给我们题纸笔试的是一位姓萧的同志，另一位矮矮的姓丁。考题是翻译政治协商会议的纲领，个把小时就完了，那个英文报老油子则在旁与他们瞎聊，吹些不伦不类的牛。试毕出来，王中问我，英文“讲台”（platform）怎么会出现在这个文件中，原来他很少接触左派政治文件，不知道英文“讲台”还有“纲领”的意思。我向他解释以后，他连连拍脑袋“该死，该死！”又笑着说“那你一定能考取的”。考取不考取，我因钉子碰得多了，已不在乎，但是对于以我这样的政治水平，或者起码说知识，居然考不上华东新闻学校，还是感到有些悻悻然，而这位自称政治知识不如我的王中，后来取道香港转赴美国，陈尧光于1983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做访问学者时，辗转打听到了他的下落，同他取得了联系，他已是加州大学另一分校的政治学教授了。陈尧光向他提起了我，他已记不起我的姓名了。人生真是无常！
　　我现在已记不起是当天晚上还是第二天，姓萧的同志打电话来叫我再去一次。见面时他告诉我已被录取，如果我愿意的话，过几天等他们办完了事跟他们一起回北京。我当时就表示愿意。回家后我又接到冯亦代从北京寄来的信，叫我火速持所附介绍信到汉口路一个大楼里去见新华社外文翻译部副主任萧希明和干部处副处长丁拓，那信是外文翻译部主任纪坚博开的，内容大体是兹有冯亦代同志介绍某某人前来应试云云。
　　这样，几天之后，我就随萧、丁两位二度北上了，同行的还有一个他们另外招来的俄文翻译老头子。车过南京渡江到浦口时，已是深夜，车窗下面叫卖茶叶蛋的声音，夜深人静之时在旅途中听来感到特别凄凉。我心里不由得想起当初我哥哥离家去美国时冯亦代派汽车来我家门口接我哥哥上杨树浦公和祥码头，看着我哥哥兴冲冲上车时，我母亲在我身旁喃喃自语：“这一去以后恐怕没有再见的日子了。”果然一语成谶，我母亲于1959年患肠癌去世，而我哥哥要到快三十年后才有机会回国，不仅见不到父母，而且连父母的尸骨也因历次动乱而不可寻了……但是我这次离开上海，以后还有机会回来省亲。

　　谁也不会相信，在1980年给错划右派改正以后，在绝大多数右派分子得到了政策落实的时候，我又失业了三个月。
　　我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以后，先是在十三陵水库工地和唐山柏各庄农场劳动，后来调回到新华社外语训练班教英语，摘帽后随外训班并到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系。1979年底对错划右派实行改正，我也在改正之列，由原单位新华社参编部党委对我作了改正结论，结论的最后一句是“由原单位重新安排适当工作”，对于这句话，我的理解是，目前我在二外的教书工作的安排是不适当的，需要原单位重新给我安排。因此当参编部主任陈理昂，也就是当初主持把我划为右派的副主任，问我愿意不愿意回去工作时，我表示愿意由新华社把我从二外调回去，因为我不想在二外继续教书，我的兴趣一直是做文字工作。但我并不要求回参编部做原来的主管翻译业务的工作，因为这是不现实的，一是我不是党员干部，不存在官复原职的问题，能够恢复工资级别，已经谢天谢地了；二是我不想回原来单位去，让原来斗争我的积极分子看得不顺眼，让原来言不由衷跟在他们后面的老同事看到我感到尴尬，让后来才参加工作的新同志看我用好奇的目光。因此不论安排我什么工作，只要调离二外，不回原来岗位，在我看来都是“适当”的。陈理昂建议，我可以回来同一两位老同志做些翻译经验总结工作，或者可以成立一个研究室。在我表示同意后，他就表示要派人去二外调我的人事档案，我安心在家等好了。我对他说春节过后，新学期就要开始，二外如果安排我教学任务怎么办？他连声说那可不行，你一上课，这个学期里就休想把你调回来了。这样吧，你就不要去上班，在家里等，由我们抓紧派人去办。这样，1980年初学期开始后，我就没有去二外上班，在家等候调动。
　　这一等就是大半年。
　　我不能说新华社答应把我调回去的承诺没有诚意，他们的确派了人事干部刘子寿去二外跑了一次，但是碰了钉子回来，详细情况，我就不知道了。照理说，刘子寿同二外还是有些交情的，因为二外的一个副院长雷文原来就是从新华社合并过去的外训班的主任，而且他的妻子由四川出来就是由他安排在二外工作的。但是也许就是由于这个缘故，他的腰板不硬，撕不下面子，不肯为我这个改正右派卖力，或者得罪二外的领导。刘子寿碰了钉子回来，陈理昂答应他要亲自出马去办交涉。但是等了很久没有动静，我去找他，他说《参考消息》要改版，任务很忙，过一阵子才能抽出时间去跑。我见他的确很忙，似乎同我说几句话的时间也没有，为了不再自讨没趣，下次我就改在星期日到党委书记方实家里去请他催办了。这样催了几次，还是没有眉目，不过未始没有好处，经过了这一番的空折腾，使我心里明白，人家并不欢迎我回去，我何苦死乞白赖去惹人嫌呢？何况，我原来并不是想非回新华社不可，只是不愿再待在二外而已。但是我这时要再回二外，已骑虎难下，二外英语系主任在全系大会上已经宣布过，老董看来留不住了，下学期不给他安排教课任务，这次（即第一次）职称评定就不给他评了。我倒不是担心回二外后评职称落了空，因为我原来有1956年评定的翻译级别，相当于副教授，你再给我评，大不了也是副教授，我稀罕你什么？我担心的老是待在家里总不是办法。人就是这么贱，按部就班惯了，辛苦了大半辈子，如今有机会给你喘口气，却不自在起来。这就仿佛有人在监牢里待久了，放了出来以后，却不知怎样过自由的生活了。不过这一段等待重新安排工作的时间，我还是做了充分的利用，接受了三联书店的约稿，为他们重译了《西行漫记》。同时，我既然感觉到新华社并不欢迎我回去，我也不想使他们难堪了，便想另谋出路。我先找了当时复出任出版局代局长的陈翰伯，他欢迎我去他们的研究室工作，并且叫来了人事处长林尔蔚，请他跑一次二外。林尔蔚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到二外英语系干训部进修过英语，在我教的班上上过课，一见面就十分热情地握住我手叫老师（后来他当了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了，在所有公开场合见到我时还是如此，并连声给别人介绍说“这是我的老师，这是我的老师”，实在令我感到惶恐。因为老实说，当时我在二外受到政治歧视，心中有怨气，教书并不尽心称职，但是那批学生毕竟是工作多年的干部，可以说是读书明理，后来在街上偶尔碰到，都执礼甚恭，人民出版社的石磊还给我联系了重校《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事）。他认为自己在二外待过，去联系我的工作调动，当不至于有问题。但他也碰了钉子。
　　这时原来任新华社对外部副主任后来被错划右派曾经和我一起在农场劳动又一起调回新华社外训班教英语的郑德芳大姐，叫我去找复出后任社会科学院科技局长的温济泽，说是他们要成立研究生院，亟需教员。我打电话给温济泽，他叫我马上去见他，并叮嘱我，他待一会要去开会，我去后如果他不在办公室，可以请他的秘书把他从会场叫出来。见面之后，他当即应承派人去二外调我，我这时已对调动的事多少有了一些戒备，因此特别向他指出，二外恐不会轻易放人，但他很有信心，连声说他认识二外的院长唐恺，不会有问题的。他哪里知道就是院长唐恺和副院长雷文不肯放我，与其说他们是惜才，不如说他们刚复出上台，可能对我不肯为他们捧场有些不高兴：你不识抬举，我就不让你走。果然他们连温济泽亲自打电话也不买账，听说唐恺不但没有同意放我，并且扬言要把另外一位借调在研究生院的教员索回去。尽管温济泽礼贤下士，在这以后还派了研究生院一位副秘书长特地到我家里来探访一次，但问题的关键不是我搭架子不愿去（我是巴不得），而是二外不放人。
　　又是这位热心的大姐郑德芳，她这时复出担任筹备中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副总编辑，看到温济泽调不动我，就问我愿不愿意到《中国日报》去同她一起工作。郑德芳是个细心人，她主动为我做了缜密的考虑：我过去一直从事英译中的工作，如今要改为中译英，等于是用惯了右手，改用左手，可能有个适应过程，不过她看过我用英文写的东西，认为不像有些人那样死板的学院体，倒是接近西方英文报纸的文风，因此问题不大。二是工作安排问题，她说：“你的级别放在那里，但又不是党员干部……”我连忙向她表示，我只愿做个普通编辑，不想当什么官，哪怕是芝麻绿豆大的官。她说那就好办了，好在总编辑刘尊棋和实际负责的副总编辑冯锡良都是你的熟人，了解你的情况，应该没有问题。但是我说，温济泽调不动我，你们调得动吗？郑德芳说，《中国日报》是胡耀邦批示要创办的，通过《人民日报》政治部（《中国日报》筹建之初由《人民日报》政治部代管人事）甚或中宣部去调，他们恐怕是顶不住的。这时又有郁风的二妹郁隽民进了《中国日报》，她很热心地向冯锡良推荐了我。我想这一次大概可以办成了吧。
　　在这期间，发生了两件事。一是二外正式通知我，如果我再不去上班，将作为旷工处理，立即停发我的工资。于是我又去找了一次方实，告诉他此事，问他怎么办？他表示立即要陈理昂抓紧跑一次。我问他接此“最后通牒”以后，我要不要去上班？他沉吟了片刻之后说，还是不要去吧。的确，这事已到了无法回头的地步，去了就是承认失败而告放弃。我原来对于长久不去上班，心里还是有些放心不下的，这时倒感到坦然了，反正我不是无故旷工，这是在对我落实政策过程中你们两个组织之间的事，如果有矛盾，也是你们两个组织之间的矛盾，我只有安心等待你们的矛盾的解决。于是在拖了快半年以后，陈理昂终于亲自出马，跑了一次二外，结果可想而知也是碰了钉子。在新华社来说是给足了面子，过去多大的干部只需打个电话或者发了调令就可以调来了，还没有听说过需要部门领导亲自出马的，如今为了一个区区的改正右派居然要领导大老远地来求人，按理说，这个面子总应该给吧。但是令他失望的是（也许还令他感到不痛快，就是我后来听到了都生气），那位曾在新华社待过的二外领导见到陈理昂进来，不但没有欠身迎一下，甚至连坐也不请他坐，让他晾在一边站着，就仿佛求见什么大官似的，同意放人就更不用谈了。这么一来，新华社方面就没有戏了。尚有一丝希望的地方只剩下《中国日报》了。
　　但是《中国日报》方面也是拖着没有消息，我托郁隽民打听一下，她回来后千叮万嘱要我不要说出去，说是《人民日报》政治部有这样的意见：听说此人要到美国去探亲，怕他不回来了，等他探亲回来以后再说。我听到这样的话，肝火就立刻上升，一时冲动之下，给当时的《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胡绩伟写了一封信。我在简单地介绍了我的情况后说，我很希望能解决我的工作问题，并不想出国探亲，尽管我哥哥要我出去散散心，而贵报政治部却把我一笔勾销，认为我出去以后不会回来了，这不是把我向国外推吗？你们报纸天天宣传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但是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使人对党失去了信任，我本可一走了之，但是我还是写了这封信，无非说明对党还是抱了一线希望，语多唐突，请你包涵。
　　写完之后，我连第二遍都不看，就马上寄出了，怕我情绪平定了以后，会把这信左改右改，最后撕掉不发。我更没有告诉我的家人，怕她为我担心，她平时总是怪我说话太直，不留余地，以致不知几次吃了大亏。
　　不过，意想不到的是，这次没有吃大亏。这一来要感谢不久前开过的三中全会的精神，二来要感谢胡绩伟的政治家宽宏大量的胸襟。有一天三联书店的沈昌文告诉我说，他从一个朋友那里听到了一个消息，说是正在举行的人大代表的一个小组会上，有人以我为例子提出了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问题。我想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就请他的那位朋友把详情转告给我。过了几天，沈昌文寄来当时任群众出版社总编辑的于浩成从人大会议简报中抄下来的一段话，那是人大代表新闻组里一位代表余焕春（《人民日报》编委）的发言，说是知识分子政策需要进一步落实，比如《西行漫记》的译者至今没有安排好工作。我与余焕春素昧平生，他怎么会知道我的呢？我推测大概是胡绩伟把我写给他的信在《人民日报》编委中间传阅了。又过了一两天，我正在家中枯坐无事，门外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国家人事局的干部，一位姓李的女同志和另外一位男同志。那位女同志前不久曾来找过我，她因为在《读书》看到我写的一篇关于翻译工作者在社会上不受重视的文章，前来找我，说是人事局要推动组织一个全国性的翻译工作者组织，前来听听我的意见，并且希望我写篇鼓吹文章，她拿去给《光明日报》发表。这就是后来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产生的缘起。因此我们是认识的，但她这次前来，又是为什么呢？我心中正在狐疑，她就劈头问我：“老董，你的工作问题解决了没有？”还没有等我回答，她又说，“如果还没有解决，由我们来帮你解决怎么样？”我就告诉她，拖了好几个月，还没有解决，你们肯帮我解决，我当然十分欢迎。但是我又告诉她，新华社要把我调回去，二外就是不放人，后来新华社托了当时国务院副秘书长郑思远（不是民革的程思远）的儿子（他在新华社工作）请他的父亲以老上级的身份，向有时星期四来探视的二外院长唐恺打个招呼，人家既要走，放了他算了，唐恺也不买账。如今你们两位去有用么？李同志正色对我说：“老董，你这就错了。郑思远官再大也是以私人身份，我们两人官再小，也是国家人事局的代表。二外不听也要听。”我想这倒也是。她又问，如果办成，你是不是还是要回新华社？我告诉她，再回新华社就没有意思了。她说那就好，你赶紧联系一个去处，一星期以后，打电话来听我的讯。”他们俩就告辞了。当晚我就给李慎之打电话，托他给我想个去处。他正好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宦乡之邀，到社科院去筹建美国研究所，正在用人之际，马上就答应要我。一星期后，我打电话去国家人事局，李同志告诉我二外已同意放人，事不宜迟，马上请社科院去调我的档案。至于他们扣发你的三个月工资，他们不肯补发，也就算了，否则夜长梦多，反而败事。我想也对。按现今物价来算，五百元钱不算什么，但在当时却不是个小数，但能够从此脱离“苦海”，这个代价还是值得的。
　　这样，我的第三次“失业”宣告结束，从此开始了我的人生道路的“最后一站”（李慎之语）。

　　本文选自《沉默的竖琴》，董乐山／著，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6月。

沉默的竖琴 董乐山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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