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平生：在高寒山区社教.上篇

┃守护民间记忆

在高寒山区社教
上篇

© 任平生／文

1．去社教

　　1964年，全国各地开始社教了。社教，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国家的头等大事。进了1966年，开学了我们却没上课，要去社教了。这是我第二次走出大学校门，去的是甘肃农村，要做的是压根儿没作过的社教工作，人还没去呢，心先提了起来。
　　我的大学生活色彩意外地多。我只想读书，但身不由己，无可奈何，。
　　第一次走出象牙宝塔是在1965年春。大学在我们系选调了一些男生下连当兵，在青铜峡21军62师185团。一个半月时间，我们和战士们住在一起、吃在一起、训练在一起，开会在一起，眼界大开。可惜团里没给我们发军装，走到哪儿都是一片绿里夹着几点蓝几点灰，刺眼。
　　走队列、刺杀、扔手榴弹……一系列训练是不用说的了，一个也不少。没想到还安排我们参加了实弹射击。啊哈，难得的机会，好不兴奋。我卧倒，两腿分开，仔细瞄准，扣扳机，“砰！”地一声，我这辈子第一枪打出去了。诶？怎么没报靶？我等啊等，等啊等，像过了一个小时。有人在旁边说怕是脱靶了。突然，我看见报靶的使劲来回挥舞小旗，然后高举不动，十环！哈哈。我窃喜，心中有底了，稳住枪，“砰！”又是一枪。报靶小旗马上高举不动，十环！“砰！”，九环！3发打了29环，战友们惊奇得瞪大了眼。可惜我胳膊没劲，跪姿托枪不稳，立姿更差了。还好，9发打了60环，刚刚够上个优秀，小小一个得意。
　　一天半夜，突然哨子凄厉吹响了，紧急集合！全团杀出去了。天上信号弹横飞，地上乌压压的阵列迅速行进，威压巨大，像扑出去的猛虎。60年前后，少数民族地区时发叛乱。我有些紧张，但严令我们留守。战友们加入战斗了吗？我惦记着。天亮了，才知道是个军事演习。演习完了，我们的当兵生活也结束了，演习给我们的下连生活画了个圆满的句号。
　　回到大学，我们给全校做汇报。先正步散开，和天安门广场红场上的卫兵一样，“立正——”“向右——转！”“正步——散开！”我们踢正步，“嚓嚓嚓嚓”，一个人比一个人差两步，依次散开，就像个大弹簧，越拉越长。然后表演刺杀。同学们都说挺像回事儿的。
　　我的生涯里有好几个压根儿想不到的“空前绝后”，这是第一个。我们下连时，大学说我们是先行者，是第一批，以后要形成制度，不断选派大学生去部队锻炼，提高思想觉悟。说这话的人哪里知道计划赶不上变化，社会就要开始动荡了。我们是第一批下连当兵，也是最后一批，以后再也没有我们这样的了。

　　我这次是第二次走出大学，却是第一次下陌生的甘肃农村。我是个傻乎乎的学生，要参加这伟大的运动了，神圣感油然而生。
　　大学生参加农村社教是国家的安排。我们大学64年10月到65年5月是第一期，8个月。65年9月到66年3月是第二期，半年。我们是第三期。
　　我早早向已搞过社教的同学请教了。他说社教讲政治，严肃，纪律严格，千万不能违反；要注意生活作风，不能胡说乱讲；要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他说得严肃，我听得认真。听了下来就是两个字：严和苦。能苦到什么程度？我从来不怕苦。倒是纪律严明这一点要注意。第一次下农村，农村的事，社教的事，都不明白，可别傻乎乎做错了。
　　说话间就要走了，心里七上八下，什么感觉都有，就是没有喜悦。我按要求带好行李衣物等一应东西，这是第一次参加这么大的运动，不敢胡写乱画，我有意没带笔记本。几十年后的今天，想给我的社教生涯写几句话了，就只能凭残存的印象涂鸦了，好在我记性不错。
　　66年2月10日，我们走出了大学。以为就要下生产队了，没想到先得在县城集训。榆中县不远，就在兰州的南边，一个小小的县城，从西北到东南，斜斜的一条，房舍很破旧，没什么可看的，整天在集训点开会。
　　兰大有几个系在榆中社教。我们住在一所中学里。把课桌拼起来，刷刷几下打开行李就睡下了。到底是下连当过兵，打打行李只是区区小事一桩，立马可得。榆中地方高，海拔2000米，刚过立春没几天，很冷很冷，冻得人手都伸不出去。没有烤火的炉子，白天尚可忍受，夜里可就苦了，褥子太薄，身子下面冰凉冰冷，一直到后半夜才能暖过来一点点。咬牙忍着吧，春天就要来了。
　　集训是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我们整天听报告，学习社教文件，不懂的事情很多。社教，后来改叫四清了，是党中央部署的、刘少奇亲自抓的工作，是全党全国的头等大事，1964年起在全国城市和农村大规模铺开。1965年初党中央发了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的一些问题》，说前面社教运动中打击面过大。城市和乡村的社教运动今后都改叫四清运动了。有什么区别？我不大明白。听了前两期社教情况的介绍，说很多公社大队生产队班子全烂掉了，情况触目惊心。我很吃惊，朗朗天下竟然有这样的事？
　　我们吃大灶。一个长长的大院子里露天摆了许多方桌，没有凳子，我们站着吃饭，一桌8个人。饭很简单，大部分是包谷面发糕，包谷面糊糊，有时候一桌给一盆蒸鸡蛋，自己舀着吃。早餐的菜固定不变，是凉拌生红萝卜丝。有一天天阴得很重，我们正吃着饭，雪却纷纷扬扬下了起来，大大的雪花落在生萝卜丝上，不化，就那么摆着。我盯着看，萝卜红，雪花白，红白分明，煞是有趣。大家都默默地吃着，没一个人说苦，以后怕连这也吃不上了。
　　中学在县城的边上。按说该开学了，可没学生，不知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原因。学校南边有条小溪，一大步就可以跨过去，水很清，流水潺潺。在甘肃，河可是很少见的稀罕物。听人说往西走有个小电站。我对水电站有兴趣。在青铜峡，没机会参观那有名的水电站，至今想起来还很遗憾连连。我想，要是小河水量充沛，修上个小水电站该有多好。既可发电日用，也可以在清清的湖里荡舟，还能养鱼，一举几得。瞎想了一阵。我们没有休息日，又不能随便出外，到底没看成小电站。我们住屋的灯泡一会儿亮，一会儿暗，暗的时候灯丝发红，连人脸都看不清楚。可能电站的功率太小了吧。
　　集训了近一个月，就正式下队了，我们班要去的是榆中县马坡公社。
　　马坡？名字怪怪的。一说到蔡锷，我就想到他的字——松坡。古人还说“结茅深处傍松坡”。松坡，浓郁松树满山遍野，别有一番韵味，好不雅致。那我们的马坡是什么意思？
　　3月5日，来了辆敞篷大卡车，我们连人带行李装了满满一车，走了。毕竟是涉及全国农村的大运动，要去的是一个陌生的新环境，等着我们的是从来没做过的全新工作，不由得有些紧张。没人说话，更没人说笑，只是默默坐着，看着四周景色变化。
　　出了县城，汽车一直往西南方走。走了一阵子拐向西行，一直在上坡，车开得慢，越走越高。走着走着突然走到一个树林里了。路两边全是松树，很大的树，像在大森林里穿行。大松树笔直向上，很多、很高、很粗，得两个人才能抱得过来。来甘肃几年，看惯了光秃秃的白塔山皋兰山，猛地见到这满山遍野的大松树，我呆住了。我只在电影里见过漫山遍野的大松树，歌儿都唱着“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森林里住着勇敢的鄂伦春……”我可一点都不知道，在兰州的近旁，也有古老高大的松树林海。那一片浓绿，那养眼的美丽绿色，好不教人吃惊。听兰州的同学说这是有名的兴隆山，夏天很凉爽，兰州有名的疗养地都在这儿，庙里还有成吉思汗的铁枪呢。
　　穿过兴隆山，大松树没了，两边又是土黄色的大山了。车子继续往西爬坡，走了一阵子，到了。
　　马坡公社的院子就在公路北旁，一个东西向的大山沟里。公社院子坐北向南，有点破烂。公社院子的东边，有一些破旧的房子，像个小小的街道，我估计是医院、供销社什么的吧。
　　公路的南北两边全都是山。公社院子的背后，紧挨着一座小山，不高，有一二百米高，没树，一棵也没有，连小草也很少，整个山光秃秃的，就那样坦露着黄白色的肚皮，像个大窝窝头？太阳一照很有些刺眼。
　　有人在喊，“去窑沟的，哈班岔的，马坡的同学下车了。”我们几个人下来了，背着行李，提着脸盆，静静站在一边，没人说笑。公路一直向西方延伸，有的同学还得坐车往前走，去羊寨张家寺大队。
　　按社教工作队的安排，一个生产队只能去一个学生。以后就没有学校这个系统了，打乱了，一切都得听社教工作队领导。生产队有人来领人，同学们都走了，各去各的队。我去的是马坡大队。一听名字就知道了，就在公社的所在地。我去二队。
　　有个农民来领路，我跟他走了。出公社院子，跨过公路，往南走，上了个小坡，山坡左边有一片房子，乱七八糟一大片。小坡右边是一个打麦场，农民停在一个小屋前面，这次可真到了。
　　马坡公社是有名的高寒山区，海拔高，2660米。兰州海拔1500米，皋兰山高五百米。从兰州起，一大步迈了皋兰山那么高，就到了我们集训的榆中，海拔2000米。再迈它一大步，又是一个皋兰山那么高，就到了我们马坡公社。
　　我遥想，倘若立在兰大校园里远望马坡，怕是在云雾飘渺间了，那我们就是那云中散仙？这么一想，还真有点浪漫。
　　马坡在兰州南边，稍偏东。其实离得不远，直线距离才三十公里，不过中间隔了一带大山，山高沟深，公路只好绕大圈了。兰州——三角城——榆中——马坡——张家寺——阿干镇——兰州，整整一个南北向的大椭圆，兰州是长轴的北顶点，低。马坡是长轴的南顶点，高高在上。跑一圈刚刚一百公里出头。

2．马坡二队

　　我到的地方是生产队的打麦场，平平的，有两三个篮球场大。靠西边有一溜房，好几间，面朝东。我们住的是最靠北的一间，是饲养员住的小屋。其他几间是牲口圈，喂养着生产队的老牛和驴，能听见牲口在喷鼻。
　　房子很小，除了一扇炕什么都没有。过道很窄，人要过都没法错身。已经住下了三个人，男的，都是工作队。两个靖远县干部，一个个儿高，脸黑，姓张，不苟言笑，他负责我们队的工作，是小组长。还有一个干部。我忘了他们在县上原来是干什么工作的了。还有一个小伙子，很年轻，我们都叫他小金，是农村积极分子。
　　一个小炕睡了我们四个人，挤得满当当的。那两个干部的铺盖已经摆在正中间了，剩下了炕两头。我问他们炕什么地方最凉？他们说炕尾，在最里边。我说那我就睡炕尾吧，我怕热。小金只好睡在一进门叫炕头的地方了，身子下面就是烧炕的炕口。
　　我从没睡过炕，第一次闻见那独特的老炕土味儿。那味儿太特殊，浓重辛辣，熏得人受不了。它的吸附力特别强。只要你在炕上睡过几天，那老炕土味儿就满身都是了，你走到哪儿它跟到哪儿，掸吧掸不掉，拍吧拍不掉。没有办法，要住半年呢，忍着吧。
　　第一次见面，大家都坐在炕上说话。老张人很严肃，很少有笑容。他告诉我，生活不能搞特殊化，不能腐化，这是有规定的，他们主动选择了这看牲口人的破房子。后来熟了，他们告诉我，他们特意找这地方，图的是自由，睡早点起晚点都没关系，旁边没杂人，说话也随便。
　　不知道老张他们以前搞过社教没有。他的话里，好像对农村的情况很熟悉。马坡社教的主力是靖远县的干部、农村积极分子以及我们学生和老师三大块。
　　小金个子不低，和我差不多。他老含着腰，胸挺不起来的样子。很年轻，才是尕娃（土话小孩）一个，不到二十岁。脸白，说起话来，总是囔囔囔囔的，发音不清晰，鼻音很重。他以前没有工作过，这是他第一次出来工作，什么都不敢说，什么都不敢做，像个小孩子，只是跟在那两个靖远干部屁股后面跑。
　　小金是农村积极分子。这是社教中的一个特殊身份。过去城乡区别很大。人一生下来，就有个看不见的天然鸿沟卡着你，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截然不一样，一辈子如此。农村青年要变成城里人，也就是变成城市户口，只有一条路：上技校上大学或者当兵提干，否则跳出农门是根本不可能的。可社教这个特殊的环境，特殊的工作，就给了一个特殊的政策。农村青年，只要你能参加社教运动，身份就是农村积极分子了。如果表现好，结束后就可以转成国家干部了。是不是有点“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味道。用现在的话说，是从农民直接转成了国家干部。当然，能当上农村积极分子的人很少很少，贫下中农成分是不用说的了，还有其他条件。小金没什么能力，连话都说不清爽，怎么能当上积极分子？农村积极分子是怎样遴选的？我不知道，估计得有点办法才行。
　　住下来了，我站在打麦场上，张望我生活的环境，陌生的农村。
　　天很蓝，蔚蓝一片，没有一点尘埃，但很冷很冷，在房里还能凑合，出去可就受不了了，到底是高寒山区啊，名副其实。
　　公社大院在一个大山沟底，在公路的北侧。公路还在向西蜿蜒爬行。
　　我们的房子高，在公路南侧的山坡上，该有2700多米了吧。环顾四周，我马上发现，在南边，远远有一带山，不是土黄色的，是黑压压的，好像长满了树，很多，满山都是，一直往西逶迤而去，看不见尾。海拔这么高的地方，竟然有长满树的山？我好不惊奇。是什么树？不知道，一定要找机会去看看。不管是什么树了，有树就好啊。在甘肃，树可是个大宝贝，像这样满山都是树的景色极其少见。有树的地方水自然多，有水就有粮，好事啊。来甘肃几年了，除了刚才看见的兴隆山，这是第一次看见满山都是树，看得舒服，养眼。
　　我转身低头朝东北下方看，模模糊糊能看见公社大院的屋顶，像在大沟里。抬头往北面望，看见的就是公路北边的那座土山了，寸草不生，一片土黄。往东边高地看，有一些农舍，那儿是别的生产队了，该有我的同学在驻队吧。往西看，地势渐渐低了，没有农舍了，只有大山和高高低低的耕地。咦？怪了，公路的北面是土黄色的山头，寸草不生，而隔了条山沟就有这么多树。咫尺之间，一绿一黄，景色如此悬殊。怎么回事？
　　我们二队社员的家屋都在打麦场东边，零零散散，没有中心，没有什么格局，乱七八糟一片，和我脑子里“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农村完全不一样。往东方远看，就是山坡了，坡上有耕地。往西看，地方很广阔，全是耕地，坡地，高高低低，逶逶迤迤直往西方而去。南边，在大片耕地之中有两户人家紧紧挨在一起，孤零零的，像是被人踢出去的一样。再往南走，就该上山了。
　　初到马坡，奇怪的事很多。这儿属高寒山区，2700米高，冷是肯定的了。我的棉衣一直没脱，好在风少，还过得去。马坡没河，没水渠，雨水也不多，我们队的地却很潮，不知道从哪儿来的这么多水。
　　要吃饭了。按严格规定，工作队只能在农民家吃饭。一户一天，轮着来，叫吃派饭，由生产队长分配。农民做了什么我们就得吃什么，不能挑三拣四。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我的命运坎坷，这辈子吃派饭的日子多了去，吃了好几年。
　　那天我是第一次吃派饭，也是第一次吃甘肃农村的饭，好奇是不用说的了。石队长领着我们去他家，一直向南走。马坡的春天来得晚，地已经化冻了，路上净是深褐色的泥浆。去他家的路很难走，石队长穿着农村很少见的半高腰雨靴，在黑褐色的泥浆里走，“扑哧扑哧”响，泥浆没过了脚面。我们没雨靴，就挑干的地方，捡人还没踩过的地方走，走着走着，眼看就要到南边那两户孤零零的人家了。
　　石队长说，冬天天冷，地会上冻，硬邦邦的，老䦆头都挖不开。这种景象，我在描写北大荒的文章里见过，在青铜峡也亲身遇到过，没想到在干旱甘肃竟然也有，匪夷所思。
　　来石队长家以前，老张已经告诉过我了，在二队，张是大姓，人多。生产队三个官：队长保管会计，都是他们的人。我们要去的这家姓石，是小姓，贫农，外地来的，来得晚，一直受原队长的打击排挤。现在我们要全力扶持石家小伙子了，他已经当上了队长。他背后那家的小伙子当过保管，下台了。
　　石队长的房子坐西朝东，另外那家坐东朝西，背靠着背。
　　我们进去了。房子不高，平顶，土墙，黄土屋，没粉刷。我们进去的不是这家的堂屋，不大，很空，没有顶棚，抬头能看清房顶上苫的笆子。一进门左手是扇土炕，能睡四五个人。右手是空地，随意放了些东西。看得出来，这家人比较穷，连躺柜——也就是放在炕上的半截柜——都没有。不知道这是不是老张要扶持这家小伙子当队长的原因。
　　没说多的话，脱鞋，上炕，四个人分三面，围着小炕桌盘腿坐下了，一个挨着一个，再多一个人都坐不下了。石队长没露面，他父亲个子不高，脸黑，不瘦，脸虚泡泡的，穿着件旧棉袄，看不出颜色，满脸堆着笑容，特意出来陪我们吃饭，他辈分高，显得正式隆重。
　　饭来了。是青稞面饼子和糊糊。青稞，大名震耳啊，我在徐怀中的小说——《我们播种爱情》——读到过，可我还没吃过藏族同胞的青稞面呢。等大家都拿上饼子了，我也伸手拿了一个。饼子碗口大，一指厚。我掰开看，颜色发青。书上写的青稞面就是这种颜色吗？我拿在手里，咬了一口，嚼了嚼，马上发现异样了。那饼子是发面的，可嚼在嘴里，一点也不光溜，像掺了沙子似的，我嚼了半天，嚼过来嚼过去，下了个决心咽了下去，直剌得嗓子疼。我赶快喝了口糊糊冲了一下。以后就要吃这样的饭了，习惯了就好了。
　　靖远干部老张咬了口饼，脸马上沉下去了，问这面提了多少麸子？
　　石队长他爸陪笑站在旁边，不和我们一块吃饭，赶快回答：“没提麸子没提麸子。我们穷，粮少，面一磨好，把麸子又倒回去了，不提麸子不提糠。”
　　老张什么都不说了，只是默默吃饭。他脸本来就黑，再一沉脸，活像个黑脸包公。石队长他爸什么也不说了，默默站在一旁，陪着我们。吃完饭，我们当即交清了今天的饭钱和粮票，这是规定。
　　回去走在路上，老张说了句，“这家人够穷的了。”那不假，喂猪的麸子都给人吃了，还有什么可说。
　　我们在牲口圈的小屋里开了个会。老张很严肃，直接说工作上的事。第一步，是访贫问苦，在贫下中农中秘密扎根串连，摸底排队，重组阶级队伍。第二步，把领导权从阶级敌人手中夺回来。张姓的人不能用了，队长保管会计全下台。之后，就揭盖子，查四不清。再下一步的事以后再说，领导会安排的。我们依靠的是大队贫协主席和刚才那家的小伙子，石队长。
　　说了一会工作就睡下了。没有洗漱，以后就得习惯不刷牙不洗脚的日子了，和农民一样。可能是累了，我一躺下去就睡了。到底热炕好啊，身子下面暖暖的，舒服极了，一觉睡到了大天亮。
　　我睁开眼，窗户纸发白，天亮了，下队的第一夜睡得真不错，比榆中学校里好得太多，我伸了个大大的懒腰，忽然发现窗户下黑乎乎一大堆，是什么啊？我仔细一看，是小金，他披着被子，盘腿坐在炕上，像和尚披着袈裟坐禅。我小声问他怎么不睡啊？他愁眉苦脸，一筹莫展的样子，“炕太热，睡不成，我把褥子都支起来了，透气，还是热得睡不成，炕烫得厉害。”那两个干部也都醒了，看着小金的狼狈样子，大家哈哈大笑了好大一阵子。
　　老张说：“人家烧炕的怕你冷，把炕烧的热热的，你还不领情？”
　　老张怕我不懂，就给我解释。小金睡的是炕头，他身子下面就是烧火的地方，是整个炕最热的地方。这儿的人穷，睡觉没有褥子，更没有被子。晚上睡觉了，炕上铺上片毡，身上再盖上一片。没钱的人家就光着身子睡在炕席上。炕烧得热，这面烙热了，翻过身，再烙那面，整夜就这样来回烙。我们都有褥子。一铺褥子，炕的热量散不出去，肯定热了。厉害的时候，能把褥子烧糊。
　　老张对小金说，“今天给烧炕的说说，让他少塞些麦草。”
　　用热水瓶昨天剩的水润了润毛巾，擦了把脸。新的一天开始了。
　　社教，或者叫四清，是个大事，只要一说这几个字人就严肃了，没人敢掉以轻心。我们几个人平时很少在一块说笑，都是天天忙着做分给自己的事，忙碌紧张的气氛贯穿始终。
　　我是个学生，奉命参加这个伟大的社教运动，各个方面都得小心注意，可不能做错了事。从下队的那一天起，和同学们断了来往。学校和工作队早打过招呼了，不要胡串门，只是埋头做自己该做的事吧。

3．贫协主席

　　第二天起来，去另外一家里吃饭，这是石队长安排好的。这家让我们在堂屋炕上坐下了，也没有给我们吃掺了麸子的饼子。我心中一动，什么也没说。吃罢饭，我们去大队贫协主席家里拜访。
　　老张说这儿的贫协主席姓李，当然是真正的老贫农了，根正苗红。他是这一带的大名人，去县上和地区开过很多次贫下中农代表大会，领导接见过，很多人都知道他。在二队，不管谁当队长也得给他三分面子。
　　李主席家不远，几步路就到了。李主席等着我们。他是个干瘦老头，个儿不高，留两撇山羊胡，下巴上也有一缕。不爱说笑，很严肃。
　　他家是个四方院，整整齐齐，房子坐西朝东，太阳已经高了，一缕阳光正照亮了住房。他的房子可比石队长家好得太多，又高又大，进屋得上两层青石台阶。窗子大，敞亮，房梁又粗又直，是正儿八经的三大间的堂屋。炕大得多，能松松活活睡下六个人。这里竟然有这样好的房子？他哪里有气力盖这样好的房子？恐怕连个房梁都买不起。我估计这是老地主的房子吧，土改时分给他了。房子虽好，但只有一点点摆设和家具。有八仙桌和躺柜，但都旧了，有些破败，到处是灰尘，好像没人打扫。
　　我们上炕坐好。老张给李主席介绍我们的工作。李主席到底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他只是听，没说什么话。我们说说也就完了。
　　李主席不管谁当队长，他向来从不介入生产队的具体事务，只是当他的贫协主席，当他的名人，两袖清风，什么具体事都不管。他当然没有经济问题，肯定是工作队想依靠的对象。但是他绝口不谈二队的事，一个字都不说。你就是问他他也不回答。别看李主席是个老农民，到底经得多，有他的处事方法。我们想依靠他的想法落空了。哪怎样打开二队四不清的盖子？
　　李主席不说话，我们没办法，闲谈了一阵，只好出来了。只见屋檐下吊着一株大大的物事，红萝卜大小，形状和人参差不多。问李主席这是什么，李主席说是当归。问为什么吊在这儿？他说，每天早晨起来，蘸上第一泡尿，上下捋捋，药性好。说完有点不好意思的样子。有这样的炮制方法？我前所未闻。
　　过了些日子，李主席的儿子从外地回来了。小李，个儿不高，二十多岁的一个青年人，脸粗，黑红黑红，像是历经沧桑的样子。话多，爱说笑，和李主席截然不一样，他常来找我们说笑。
　　过了几天，小金调去别的队了，没说原因，估计是找了个更适合他的地方吧。别看他什么都不会干，肯定有人在后面保护着他。炕上有空儿了，我们还没有发邀请呢，小李自己就挤了进来，从此以后，他天天晚上来我们这儿睡觉，聊大天。他说我们的炕热，睡着舒服。不知道他从哪儿拿来个小枕头，他穿着衣服睡在炕头，什么也不盖，连个布丝也没有，还说他们这儿都是这么个睡法，这面睡热了，翻个身，再睡那面，烙饼似的。
　　这人和他老子大不一样，是个自来熟，一来就嘻嘻哈哈，说个不停。他的嘴里没有禁忌，什么都敢说。队上的事，公社的事，别人家的私事，社会上的事，没有他不知道的，一说起来就打不住。许多事我们都是从他那儿知道的。看得出来，小李和他爸关系不怎么样。他说和他爸说不到一块，他不想在农村干活，李主席嫌他没出息。
　　我们问他在外面干什么工作，他不好意思了，声音低了，嘴里咕哝起来了，说也说不清楚的样子，好不容易搞清楚了，他什么都干。问他在哪儿干活？他又咕哝起来了，声儿低了，说哪儿都去。再问别的，嘴又不利索了，简简单单一件事，他半天也说不清楚。说了好大一会，我们才搞明白了，他心里清楚着呢，是不好意思说，原来他是个盲流，换句话说，是个流浪汉。他到处跑，终日行走社会，碰见机会了，给人干点杂活，混个肚儿圆。65年66年，甘肃省配合社教运动，专门下了文件，外出人员必须回去搞四清。他在外面呆不住了，家里也再三去信叫，他只好回来了。
　　老张挺遗憾。这样的人，虽然是贫农，也不能当积极分子和依靠对象，那就权且听他胡吹乱说吧，能给我们提供些情况也好。
　　小李的嘴里，自然是男女情事多了。他絮絮叨叨给我们说二队的事：
　　“我们这儿，跑婆娘是常事。你们公家人把那叫乱搞男女关系，我们叫跑婆娘。我们这儿男人都跑婆娘，各找各的，各有各的路。
　　一天在打麦场上，两个女人为了一件小事吵了起来，越吵越厉害，眼看要打起来了。一个老汉大声喊了一嗓子：‘吵啥哩，吵啥哩，谁年轻没有跑过婆娘。’一场大战一下就没有了。都知道这个女人的男人和那个女人胡搞，在我们这儿，跑婆娘是常事。
　　我们队谁都搞不上的女人只有一个，就是那个地主的儿媳妇。这女人上过中学，是我们队里文化最高的，懂道理，知羞耻。嫁过来了，男人是公家人，在外面有个好工作，她整天呆在家里，很少出门。
　　队长看上她了，常常大半夜去找她，没安好心。她家穷得很，连院墙都没有。她没办法，队长去了，她只能紧闭房门，不敢不理队长，怕人家以后使坏心眼整她。队长来了，她隔着房门回队长的话。队长说说这个说说那个，絮絮叨叨，说个不停，话里面很喜欢她。她只能胡乱应付。天天都是话一说就说得很长。队长说我渴了，给我点水喝。农村没秘密，谁家有什么东西都知道，队长知道她有个热水瓶。在我们二队，热水瓶可是个宝贝，一般人家没有。她没办法，只好倒了一碗水，从门槛下猫进出的洞洞里递出去。话可以说，门绝不能开。队长一说就很长时间，她只能应付。
　　她的公公婆婆，就是那老地主，在对面房里睡着，四五米远的地方，一声大气也不敢出，怕得罪了队长。”

4．斗四不清干部

　　64年，王光美去桃园蹲了点。回来就推广她的桃园经验：先扎根串连，访贫问苦，组织阶级队伍；再开展背靠背的揭发斗争，斗四不清；第三步进行阶级教育，开展对敌斗争；最后进行组织建设。一共四步。我们在县上集训时学的就是这个，现在跟着人家走，亦步亦趋。
　　王光美对农村社队干部的基本估计是烂透了，她来就是解放群众的。像搞二次土改一样。她找块地，数数长了多少个茄子，然后乘以全部面积，求出总产量。再查账，看收入了多少。差额就是社队干部贪污的了。这样做下去，自然“贪污犯”就很多了。听人说他们把社队干部抓起来，逼供信，搞体罚。
　　地方干部说，前两年，文件不断下达。前面有个《十条》，正在执行，忽然说不要了，新换了个《十条》。为了区别，就叫《前十条》和《后十条》。65年初又出来个23条，说要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统一叫四清。没过几天，又改了，改成了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有什么区别？我没有搞清楚。脑子里满满装的是数学和力学，一下子跳到政治和经济上来，懵懵懂懂。我到了还是没搞明白社教和四清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不叫社教改叫四清了？现实里，许多人还是顺口叫社教，我也是这样，惯了。
　　我们这一期社教的劲头没前两期大了，大呼隆的气势也小了一些。上级说前两期打击面太大。那这一次怎么搞？人嘴里不敢说，心里在嘀咕。新文件新精神不断下达，我的思想总是跟不上形势。像王光美那样搞，有几个人不是四不清干部？我只是心里想，不敢说。
　　桃园经验是标杆，都得照着来。我们按照桃园经验，把姓张的一伙干部一股脑儿干了下去，重新配齐了队长保管会计贫协组长和妇女队长，阶级队伍就组成了。工作进入第二阶段：揭盖子，斗四不清。
　　开始战斗了，忙得不可开交。用农村干部的话说是：两眼一睁，忙到熄灯。一句话，没有休息，也没有一点自己的时间。用一个字概括，忙。用两个字形容：很忙。
　　斗四不清的关键是查账。仔细查账才能发现问题，发现问题就好做了，一切水到渠成。我们的老张关起门来查账，这是最关键的工作，是四清成功与否的关键。他关上门自己一个人做，我们各干各的。
　　白天，我和社员一块儿劳动，生产不能停。我和社员一块儿起粪，也就是把牲口圈的粪土起出来，换上新土。晚上，我和另一个靖远干部一块组织社员开大会，斗争下台干部，让他们交代问题。二队没有大的公房，只能在前任队长家里开批判会了。他家地方大，炕上地下，坐得满满当当的，开他的批判会。
　　每一次，我们先说说全国形势，说全大队的运动，说完了就让前任队长交代。下台的队长姓张，中年人，中等个儿，很普通的一个人。他总是不好好交代，有人领着呼口号，让他老实交代，口号不断，气势不小，一直干到深夜。天天如此，从不间断。不过没有打人的事发生。
　　前任张队长家里一看就富，炕上铺的厚毡，有躺柜，上面高高地堆着被褥，家道很殷实，比石队长家富得太多。他家买东西的钱从哪儿来？前任张队长说他家劳力多，工分多。没人相信他的话。再说了，以前队长保管会计一伙全是他的人，他们中间捣鬼了没有？我们斗了很长时间，他一点不松口，账上又查不出来，怎么办？还得斗，加劲斗。有一次，社员喊着让张队长的老婆站起来交代问题。大家大呼小叫，她就是不站起来，坐着不动，大家很生气。事后她才说，她的腿早软了，瘫了，怎么用力也站不起来了。
　　工作队老张希望早点斗出来些四不清事，再往下一步走就顺了。他一直在查帐，没发现重大问题。二队太穷了，除了种庄稼，没有副业。也就是说没有来钱的路。收了多少粮食，卖了多少公购粮，钱都花在哪儿了，就那几笔账，找不出来问题。是他们账做的好，我们找不出来问题？还是确实没有大的四不清问题？怎么办？还得斗，让他们交代。
　　我们的工作一进村就开始了，持续了很长时间，天天都斗四不清干部。要是打不倒四不清干部，就是我们工作的失败。没办法，只有斗，天天都斗。
　　我整天在队里忙，除了白天劳动就是晚上开会。我接触到的人，除了工作组，就是石队长和几个积极分子。我们工作组几个人有时也闲扯，但很少。工作很多，有闲扯的那功夫，不如早点睡觉。现在回想起来，我连这几个干部在县上是干什么工作的都忘了。记住的只有工作队的紧张忙碌的工作。
　　我们刚进村不久遇了个不大不小的事。要四清了，文件规定所有外出的人必须回家搞社教，少一个也不行。我们二队有个人总在娘家呆着。老张让队上传话，让她马上回来参加四清。工作组的话还是有权威的。一天天擦黑，她从娘家回来了，走到村口不走了，哭哭闹闹，说死去呀。这是当地的土话，要自杀的意思。老张中年人了，有经验，说去几个人把她抬回来。真抬着回来了。一进门，什么事都没有了。
　　事出有因。那家人姓王。老王头五十出头，壮实，在下一辈前不苟言笑。家里人多，劳力多，家境殷实。老王头动不动就哼哼唧唧，不是这儿疼，就是哪儿痒，赖在家里享清福。生产队把他没有办法。
　　这儿农村早晚两顿饭，从十点一直干到下午四五点。地远，中间休息都不回去，在地头歇歇说说话就算了。那一天老王头儿媳妇趁中间休息回家拿什么东西。大中午，村里没什么人，静悄悄的。儿媳妇回来了，老王头一看周围没人，把儿媳妇按倒就做起了那苟且之事。合该他倒霉。从来不中途回家的儿子也回来了，当场撞见。儿子恶从胆边生，抡起老䦆头要砸死他。老王头一下子吓跑了，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媳妇没脸见人，回娘家去了，说再不回来了。
　　老张说，这种事不是没有，被儿子抓了现行的可真不多。她不是不想回来，只是没脸进这个门，硬抬进来就没事了。果然如此，日子又过了下来。
　　说几句以后的话吧。1967年夏，北京同学来了，约我去兴隆山玩。我们坐公交到阿干镇，没有汽车了，步行到马坡，住在李主席家。李主席说你们走了，姓张的队长又上台了，全换上了他们原来那班人。红卫兵把地主的腿打断了。李主席的儿子早跑了，不知道去哪儿了。我们相顾默然，无话可说。

5．苦荠菜

　　马坡地势高，到底是高寒地区，天寒地凉，种不成麦子，只能种青稞。我还是第一次看见青稞呢。
　　别看这儿是高寒山区，土地一样的金贵，全种的青稞，没人种菜。你要是问怎么不种点菜啊，农民总说菜长不好长不好，好像很舍不得种的样子。其实根本原因是上级不让种。村里墙上到处写着大标语，“以粮为纲”四个字最显眼。这是全国的大政方针，我们自然不敢多嘴。
　　在农村，最宝贵的是自留地，马坡一样。大田只种青稞，自留地也种青稞，还种了不少大豆。马坡人说的大豆就是蚕豆。在我的印象里，蚕豆是南方的作物，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不就爱吃蚕豆嘛，为什么在这2700米的高寒山区也能长得很好？唉，不明白的事太多。
　　不管走到哪儿的农村，自留地最重要，马坡一样。大都种的青稞，吃饱肚子第一。此外就是大豆了。马坡的大豆长得特别好，可不是留给自己吃的，收下大豆，用锅炒好，背上一袋子，去兰州城卖，能捯饬些需要的东西，旧衣服旧鞋什么的。石队长的半高腰雨靴是奢侈品了，估计就是这样来的，一般人舍不得买。那平时吃菜的事怎么办？没想到吧，天无绝人之路。那儿的农田里只长一种野草，当地人把它叫苦荠，苦苦菜。它的外形和我认识的荠荠菜有些差异，叶子边沿的锯齿状缺口不明显。
　　青稞苗长出来了。婆娘们摩拳擦掌，要开始薅草了。这是一年的大事，全队婆娘齐出动，像个大战役，指望着能多挣几天工分。
　　薅草——这是当地对除草的叫法。妇女是主力军，三大件必备：蒲团，小铲子和筐子。到了地边，婆娘们坐在蒲团上，一边说着东家长西家短的闲话，一边用小铲子剜下苦荠，顺手扔进身后的小筐子里，小筐子用绳子系在腰里，拖在身后。眼前的草薅完了，人都不用站起来，屁股一抬，蒲团往前一挪就行了。她们上午出工，中午在地头歇歇，下午才收工，一干就是一天。收工了，把锄下来的苦荠背回去，一背一大筐。洗一洗，烫一下，加些盐和醋，马上就吃上了。光景好的人家，还能再加点油泼辣子，添个味儿。
　　我们二队地潮，水多，苦荠疯长，能长得比菠菜还大，一尺来高。吃不完的，顺手放到灶后的缸里腌上，wo（土话，腌的意思）酸菜。要是还能剩下，就扔到房顶上，任由小风把它吹干。
　　薅草这活，从小苗开始，一遍一遍干，一直干到庄稼高了，人进不去地了为止。苦荠菜，一吃吃一年，没挑头，除了这没别的菜。
　　苦荠，或叫苦苦菜，外形和我们喜欢吃的荠荠菜差不多，味道可就大不一样了。它的味道只用一个字就说清楚了——苦，尤其是干苦荠菜，简直是苦得无法下咽，真正的苦不堪言。在二队，我吃过的蔬菜就一样：苦苦菜。
　　我奇怪，苦荠菜能长菠菜那么大，如果种别的菜能长不好？那时候的宣传画上，一个西藏女孩抱的包包菜有脸盆大。那还是在拉萨，气候比马坡差多了。马坡要种菜，肯定能长得好。
　　我们没有去薅草，那不是男人干的活，但我们经常下地，和队长说说队上的事，和农民们聊聊天，笼络感情。
　　女人薅草，男人清牲口圈，是夏收前的两大任务。起圈是男人的活，很累。大长一个冬天，牲口圈里，粪啊垫的土啊抛洒的饲料啊积了厚厚一层。得趁这个时候清理出来，堆好，等以后上地。上地是土话，意思是往地里送。那时没有化肥，牲口粪是肥料的唯一来源，都很用心。还得给牲口圈换新土。庄稼一长起来就没时间了，要准备夏收。我事不多，就和男人们一块起圈。累倒不累，就是脏，空气不好。再过两天，天热一点了，干这活够呛。
　　老张要查账，没来劳动。
　　马坡天寒地潮，也有它的特产。马坡的当归远近有名，长得特别好。队上种了一些，不多，不敢多种，怕被上面割了资本主义尾巴。
　　美味的当归引来了小动物，当地人叫halang，写出字来是瞎狼，当地人也叫它halaochi，即瞎老鼠。后来知道它的学名是鼢鼠。鼢鼠眼睛不好，小小的，它专钻在地底下打洞，吃当归的块茎，长得肥肥大大。种当归的地里，要是冒出来个小土堆，下面就是它的洞。农民想尽了办法打，可很难打住。有一天打着了一只，我去看了。灰色，眼睛眯缝着，身子上下一般粗，一尺多长，像段粗棍子。真有人想吃它，据说味道不错。公社专门通知过，说不能吃，担心引起鼠疫传播。那时候农民听话，不让吃就马上埋了。
　　这儿没河，也没池塘，吃的水清清亮亮的，不知道从哪儿来的。我刚去时很不习惯，一吃了饭就肚涨，涨得很厉害，一拍肚皮就嘣嘣蹦蹦响，擂鼓似的。晚上，我们四个躺在炕上拍肚子，比谁的声儿大。用农民的话说是水太硬，听说是水里矿物质太多。
　　马坡有冰雹。不但有，还很多，经常有，估计和海拔高有关系吧。一到了5月底，公社和大队就开始防冰雹了。公社后面那个馒头状的小山顶上，有个小小的房子，有人在那儿值班，昼夜不停。一看见红云飘过来了，就赶快支上土炮打，“嗵嗵嗵嗵”打个不停，直到把红云打散为止。马坡很少下雨。红云，是冰雹要来的前兆，要是挨上一场冰雹，一年的收成就全没了。从五月底起就要防冰雹，一直要防到麦收。谁都不敢大意。
　　马坡和兰州只隔了一带山，几十里路，不但气候迥异，习俗也大不相同。
　　农民很朴实。领导说干什么他就干什么，领导说怎么干他就怎么干，很听话，我在的时候，没有打架胡闹的事发生。我们二队没有出过大的事，平平稳稳。当然，正在运动里，都知道运动的厉害，也没人敢胡来。
　　我们二队很穷。一般人家，炕上铺领苇席就行了，能铺上羊毛毡的就是光景不错的人家，很少。如果能用上被褥的，也就是躺柜上摞着被褥的人家，那就更少了，算是很富很富的人家了。我们二队，只有下台的队长家里才有。
　　二队没有副业。不是没能干的事，是上面不让干。墙上到处大字写着“以粮为纲”。大政策如此，谁敢搞多种经营？你要真干了，马上就割你个资本主义的尾巴。没了来钱的路，穷是不用说的了，而且穷得很厉害。
　　农民一年忙到头，指望卖了购粮，能分上一点点钱。可队里还得买种子和肥料呢，盘算过来盘算过去，钱还是到不了手。实际上，马坡虽然海拔高，但水多，自然条件还算不错，能变钱的路不少，比如种药材、种蚕豆、养羊、种菜……路是不少，都不敢干，连多养几只鸡都不行，谁还敢大搞副业？二队附近的荒地已经开完了。人那么多，就这么点地，还是高寒山区，怎样才能搞好生产，提高社员的生活水平？没办法。
　　风气封建，妇女的地位很低。有一次，我们几个坐在田头说事，身后就是地坎了。一个妇女过来了，想过去拿什么东西，得从我们前面过去。只见她跪下，爬了过去。我奇怪，“你走过去就是了。”她说了：“你们是男人，我要直着身子走过去，老人知道了要骂哩，说我不懂礼数。”
　　后来一注意，这样的事还真不少。女人的裤子只能晾在厕所的土墙头上，不能胡放。尤其是例假用的所有东西，绝对不能见天光，要是不慎露了光，那女人能被人骂死。

　　本文由任平生先生此稿。感谢作者授权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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