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安庆：回乡.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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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火

回乡
下篇

© 邓安庆／文

　　2014年2月4日　星期二　大年初五

　　降温得厉害，前几天的小阳春天像是一场梦，新屋还有两面墙没有做起来，大风呼呼地撞进来，吹得不知什么东西在窸窸窣窣响，尤其是晚上睡觉，老觉得有人在楼上走来走去，心里还是有点害怕。凌晨一点，真有人上楼来，还有手机的亮光，我一下子就醒了，再看原来是哥哥。这么晚他为什么会过来？问了他，他也没有回答，自己收拾了另外一个床，躺下来就睡了。房间还没有装门，风在头上盘来绕去，脚也是冷冰冰的。迷迷糊糊睡到了清晨六点，鞭炮声四处响起，听来叫我们吃饭的父亲说今天是立春。我穿好衣服回到老屋，母亲在灶台烧饭，见我便问：“你哥昨晚去新屋困醒了？”我说是的。母亲往灶腔里塞柴火：“昨晚去福全那里算账，也不晓得账算清楚没有。回来你嫂子不肯开门。”
　　哥哥虽然回来几天，我们并没有单独聊过。去拜年的路上，他说在上海厂里开发了新产品，准备再跑业务，回家的时候就想好，找福全重新合作，谁知福全来这么一出。我说：“你要是再找他，会严重伤害父母的感情。”他说是的。我再说：“母亲对你不满的地方在于你总是不面对。欠了账躲起来，要债都跑到俺屋里来，父母又不懂你的事情，还要承受这么多压力。他们心中是有意见的。”哥哥沉默不响，径直开着车。“你失踪的时候，父母几着急的。动不动打我电话，问有没有你的消息。那时我自己心里都没有底，任何人打电话你都不接，我打的你也不接。我还以为真是出事咯。那银行的打电话，那福全也总是过来骂，父母几难受的。”哥哥脸上是他常有的若有所思的表情。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资金链断了的时候，他向几乎所有的亲戚借钱，几乎没有人把钱借给他。我不知道那时候他是什么表情。回来的几天，他总是站在屋场前面抽烟，眼睛定定地望着前方，还是若有所思的样子。
　　离开新屋之前，父亲坐在沙发上说：“你们哥俩都在，我把账说清楚。今年上半年雨水多，新屋要砌地坪粉刷墙，否则屋要被浸坏。这装修，瓷砖钱、粉刷钱、人工钱，样样都要钱的。我现在能借的钱都借完了，手头一分钱都没得，需要你们哥俩支援。”我说好，哥哥那边睡在床上没有说话。早饭完后，只有我们两个人在，他说：“今年我跑业务钱会来得快，到时候装修的钱我来。你在北京肯定回不来的。”我看看他，他又起身去门外抽烟去了。在北京的时候，他在电话中跟我说：“我在屋里不敢看老娘的眼睛。她希望我能拿钱出来，我一分都拿不出来。新屋我看都不敢看一眼。”
　　我想起去年去上海看他，在上海很偏远的小镇上，他暂时在朋友开的小机械厂上班，睡的是门卫室，里面一张窄得只能睡一个人的床，一个破藤椅，一个破桌子，一根线从门楣牵到墙上，上面挂着几件换洗衣服，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了。曾经他也有过几套房子，两辆车子，自己当老板。亲眼见到他住在这样连门都关不紧的地方，我心里还是发酸心疼。等他在厂里忙完，我问他什么时候发工资，他说二十号，而那时是十一号，我又问他：“你现在身上还有多少钱？”他一边走一边抽烟：“你要我说实话啵？”我说是的。“我身上不到二十块钱。”我点点头，两个人往镇上走去。晚饭我们是在拉面馆里解决的，我要了两份大碗拉面。我说：“你还记得啵？十几年前我高考完，第一次来上海，当时你在宝山区，第一顿带我吃的就是拉面。你说几好吃的，还带了一份面汤回来咯。”他点点头，依旧抽着烟。我把提前准备好的几千块钱塞给他，他一愣：“你做么事？”我说：“不做么事，你拿着噻。”他顿了顿，把钱收了过去，塞到口袋里。吃完后，他送我上车去赶地铁。一路上都没有什么话，他是个不爱说话的人。上车前我问他：“过年回来啵？”他说：“不回咯。”而今，他还是回来了。我把哥哥住处的照片给了母亲看，母亲看看，别过头去叹气：“么人叫他奔来奔去的，哎。老老实实上班，到现在不管么子都搞正咯。现在搞得这么样，真是害人害己！”我说：“不能这么说，他也只是想尽快把屋里搞好。”母亲转头看我，摊开手说：“你看搞好咯？不都是俺往里面贴钱。弄的鬼事，烦死咯！”哥哥回来，母亲和父亲都没有说他什么。我们在一个桌子上吃饭，端水洗脸，看电视，生活在表面看来都是一如既往的平常。侄子们在房间里嬉闹，哥哥坐在床头看电视，转头又看他的两个儿子。有时，他抱着他们中的一个，也不说话，就单抱着。嫂子坐在沙发上织棉鞋。我坐在那里，母亲在堂屋叠衣服，父亲坐在木椅上泡脚。而哥哥再次去上海时，是不是还要住在那个门卫室？

　　2014年2月5日　星期三　大年初六

　　初六是个好日子，村庄里娶亲的、定亲的、嫁女的、做九朝的，都选在今天。全家都分配到各个亲戚家做客去了。父亲朋友陈志国的儿子“做九朝”，他要去送礼。我问什么是“做九朝”，父亲说这是老习俗，原来生孩子都是在家里生的，到了第九天，接生婆要给新生儿洗澡，这时主人家就会请来外婆、姨娘等亲戚前来共同见证，现在孩子都是医院出生，接生婆这个行业也消失了，但习俗依旧在，当然也不会限定在出生后第九天办，等满月办也是可以的；姨娘家的儿子定亲，要“扯衣裳”，这也是老习俗，定亲那天，男方请来女方的婶娘们过来做客，然后大家一起上街，男方给女孩买新衣服新首饰，女方的婶娘此时可以帮着女方提出各种购买需求，男方都要满足。现在这些习俗也简化了，男方请来自己的女客和女方的女客，一起在家办个宴席，相会相会就可以了。
　　我跟母亲去参加表弟所谓“扯衣裳”的定亲宴席，负责招呼各位女客的是姨娘家的叔爷。堂屋四张圆桌，铺上红色塑料膜，大家被那位叔爷按照辈分安置好各自所坐的位子。大家先喝茶，桌子中央的果盒放着些精豆、麻片、桃糕、多味花生，过了会儿，围绕果盒放了十碟冷盘，盘里分别放着醋泡辣椒、炒黄豆、苹果切片、桔子、生姜片、花生米、兰花豆、葡萄、桂圆、荸荠。这放冷碟也是有讲究的，如果是上十二个热菜，就摆十个冷盘，如果是上十个菜，就放八个冷盘。放了第一次鞭炮后，果盘取走，上全家福、鸡抱蛋，叔爷会带着表弟站在门前，向大家敬酒，让大家吃好喝好，大家起身回敬；放第二次鞭炮，上三丸吉利（由糯米丸、肉丸、南瓜丸组成）。这前三道菜是固定的，后面的九道菜可随意，此次他们上的是爆炒牛肚、黄鳝、椰果汁、板鸭、团鱼、炒虾、鸡柳、米粉肉、骨头汤。以前办酒席，都是请垸里会做饭的人来帮忙做，自己准备好桌椅肉菜，现在我们这里时兴了宴席承办的行业，有专人负责送来圆桌、塑料圆凳、移动灶台、各种冷菜，热菜也是承办的人来做。宴席结束，他们再把所有的东西拉走。此次，我问姨娘给了他们多少钱，姨娘说三百八十块钱。
　　在姨娘家吃完宴席，我跟母亲慢慢沿着省道往家里走。我一手拎着姨娘给的各种吃食，一手挽着母亲的手。母亲穿着嫂子买的枣红色羽绒服，老说这颜色太艳了。我说哪里艳，穿得挺好。母亲素来穿衣服都偏朴素低调，二十多年前，住在广州的二舅给了我们很多衣服，其中有一件开司米毛衣上有亮片，她拿着剪刀一一剪掉才肯穿。天空阴沉，小粒小粒的雨点落了下来。风吹得全身冻透，我冷得发抖。母亲问我：“北京不比屋里更冷？”我说：“北京有暖气。”
　　走到度假村门口，只见里面亭台楼阁，建得颇具规模，在一片乡村红砖屋之中，显得十分气派。母亲说这是隔壁大树垸的张烈华开的，平时节假日市区人来乡下玩，就来这儿。我们家的地就租给他们了。我问怎么个租法？母亲说：“他们的人来找我们签合同，说签三年，一亩地一年八百块钱，垸里人都不同意，说要租就租三十年，租金一年一千，还在谈。俺因为要盖屋缺钱，就签了合同。”我看看度假村后面那些田地还种着小麦，便问：“如果地都卖给他们咯，你们种么子？”母亲说：“可以种别人的地，现在地好多人都不种咯。度假村的人还嫌租的地太少，他们要大量租地发展。”我说：“那不跟过去地主一样了？”母亲说：“是啊，以后垸里人可以进去打工。大家都说这一年政策要变，政府要把地收上来，所以都想趁现在地还在个人手上，赶紧把地租出去。”度假村后面，远远能看到药厂的烟囱在冒烟。
　　路上碰到堂妹莎莎，她是胖爷的小女儿。母亲说：“你回来了？”莎莎小小个子，戴着针织帽，水蓝色长羽绒服，脸上并没有回来的喜气劲儿。昨晚在灶屋烧火，隔着窗户便见到胖爷门口有人在打架，一看是胖爷在发飙怒吼，他从房里拎出一把铁锹要扎人，立马被其他人拉住。他要打的人是一个穿西装的年轻人，母亲说他是莎莎的“老板”（我们对“丈夫”的称呼）。那人尴尬地站在那里，手上还拿着要分发的烟。而胖爷吼道：“滚！给我滚！”莎莎从我们灶屋窗边哭着跑过去。母亲感慨：“莎莎嫁给外地人，胖爷死都不肯。他大女儿嫁到外地，细女儿又要嫁外地，他接受不了。你不晓得，当时莎莎说要嫁，胖爷把她往死里打，莎莎往坝上跑，你胖爷把她捉回来，在地上拖，拖得手上都是血，拖回来把她锁在房间里不准她出来。第二天一大早，莎莎就悄悄地跑走了，还是跟那男的结婚了。”
　　胖爷是四爷爷那支的叔爷。他家两个女儿，一个儿子。那时候我婶娘因为得了白血病，病死了。胖爷只身去广州打工。家里只大我两个月的大女儿，在家里带着弟弟妹妹。那位堂姐叫圆圆，也就是莎莎的姐姐。而我家那时父母远走他乡去种地，家里只有我留守下来读书。我常常在她家的门口徘徊不去，圆圆在厨房里做饭炒菜，矮墩墩的身子猴着往灶膛里吹火。才几岁的妹妹莎莎在边上递柴火，弟弟在外面跟一帮小孩子玩耍。我饿着肚子闻着他们厨房吹散出来的香味，那菜油的气味蓬蓬地撞着我的鼻子。圆圆扭头看见我，嘻嘻笑着问我要不要来一起吃。我拒绝了。当她们一起端着碗站在家门口的墩子上吃饭，我还赖在那里。圆圆就跟邻居家的婶子讲我那馋相，我又一次羞愧莫名。
　　我那时跟圆圆是同学。父母还没有离开的时候，一到清晨六点，天还没有亮的时候，母亲就叫起我，帮我穿衣服，待会儿好去学校晨读。当母亲把毛衣棉袄一件件给我往身上套时，我的姐姐们就背着书包过来了，有我的三多姐，也有圆圆姐。她们静静地站在我的房间门口，脸蛋冻得通红。我们一起走在村庄的泥路上，路过柴垛、房屋、猪圈，池塘梆梆梆响起婶婶们捶衣服的声音。跟圆圆一个班一直读到四年级的时候，正在上语文课，胖爷突然闯进教室，拿起圆圆的凳子。老师赶过去问圆圆为什么这几天没有过来上课，胖爷说她现在能认识字，不用读了。而三多姐读到初一，大姐那时候跟大姐夫开了米厂缺人，让她辍学回来做帮手。还有一个女孩，初一的时候我们隔壁班，我只知道她是另外一个村庄的，与我并无任何关联。却在有一天，我在五爷爷那支的叔爷家里见到她。那时候她也辍学了。一问才知她也是我的姐姐，小时候那家的婶婶生了三个女儿，这是最小一个，生下来就给送到亲戚家里去了。读初中的时候，养父母离异，谁也不要她。她只好回来，而她的亲弟弟，一直拒绝叫她一声姐姐。
　　我只有一个哥哥，没有亲生姐姐。我爷爷兄弟五个，爸爸堂兄弟十一个，十一个堂姐，四个堂妹，他们的名字我至今大部分叫不全。那时候二婶已经生了两个闺女，而我妈妈一来生了我哥哥。当时是个大家庭，大家一起住在池塘边的土砖屋里。儿子决定了母亲的地位，二婶因此不受待见。常常二叔不耐烦，一巴掌扇过去，二婶也不敢吭声，没有儿子终究是要忍耐着。也因此造成了二婶与我妈妈的关系始终处于表面和和气气内里不断较劲的漫长对垒。待到我三姐出生，二婶气恼不过，干脆称呼这个多余的女儿为三多，大名叫安娣。整个家族以多子为荣，每位叔爷家里都有儿子，那些多出来的十五个女儿终究为了别家养着。
　　姐姐妹妹们，在我的童年记忆中，都这样的忙碌。帮她们的妈妈们洗衣服，带弟弟，去田地里拔草，去河里捡柴火。那时候我跟着她们在河堤下面的树林游荡，她们坐下来，说起做女人的不好。为什么不好？她们一起讨论，最后得出结论：女人要生孩子，疼。而今，所有的姐姐妹妹们都嫁了。她们的孩子们满地跑，有的已经上了初中，有的在外乡，再也难回家一趟。圆圆自从辍学后出外打工，十几年我再也没有见过她。有一次，大堂哥在外乡一个餐馆吃饭，抬头看收拾桌子的服务员眼熟，一问竟然是圆圆。后来，圆圆失踪了。胖爷跟着后来娶的婶娘花了好大的精力，从广东出来，坐火车，乘汽车，走了一天山路，一直找到江西一个山沟里，叔爷辗转得知圆圆在广东打工的时候跟着一位江西的小伙跑到了这里。这是一个贫穷的村落，小伙的家里父母都不在人世了，只有一个瘫痪的爷爷。而圆圆已经在这里生养了一个女儿。胖爷在村庄一路找到圆圆的新家，圆圆躲在房间不肯出来见他们。
　　五爷爷那一支的堂姐在外跟人一起，生了个儿子，带回家。那外地的丈夫过来登门，叔爷命令把大门紧锁。那丈夫跪在大门外，姐姐在门里哭，叔爷去扇耳光。叔爷怎么也不愿意把女儿嫁到外地那听也没听过的地方去。母亲说那堂姐的“老板”在外面跪了一天，大门也始终不开。最后孩子哭了，叔爷把外孙一下子从门里推到了门外，让这男人带着儿子滚蛋。男人带着孩子走后，姐姐一个留在家里，叔爷哪里也不准她去。
　　每回回家，我总是能听到关于姐姐妹妹们的故事。她们中与我一起熟识的只有三姐和圆圆这几位，其他都在我幽暗空旷的记忆中默默生长。她们都没有完整读完过书，稍微大一点都出外打工挣钱，每个月源源不断把钱寄回家，让父母在老家盖起了新楼房，给弟弟攒了读书娶媳妇的钱，然后她们该出嫁了，为人母，为这无穷无尽的生活延续新一轮的操劳。前年回家的时候，暌违十六年，我见到了圆圆。她已经是三个女儿的母亲了，既然没有儿子，那还是要继续生下去，哪怕是山里的那个家已经家徒四壁。我站在叔爷的家门口，她低头给她的二女儿扎头发，抬眼见我，开口亲切地叫我。我们客气地聊着，她盈盈笑着，像是小时候见我的那个馋相笑的模样。
　　胖爷站在屋场上，铁锹已经被人夺走了，他手插在裤子口袋，脸色十分难看：“都是个没良心的东儿，寻死寻活奔到外面去，还有脸回来的！”婶娘骂他：“你就是个神经病！”胖爷对着围观的人吼：“看么子看呐！有么子好看的啊！”众人渐渐散去，莎莎的“老板”还是尴尬地站在离胖爷稍远的地方。父亲与福全并排站在台阶上，各自拿着烟看。我推推母亲：“你看。”母亲探头看了一眼，脸上立马沉了下来，把火钳往灶台边上一扔：“你老儿真是个没得骨头的。”

　　2014年2月6日　星期四　大年初七

　　新屋我来住之前，一直都是父亲在住。他的红色小收音机、喝水的瓷杯、装瓜子花生的盒子都在这里，地上打胰岛素针用的棉签也是他扔的。过年回来的这些天，我一直在这里看书写作，他怕影响我，就回老屋住去了。有时母亲会过来，见我坐在沙发上看书，就说：“你真坐得住。”她手上提了一包装满雪饼、苹果、橘子的塑料袋过来，怕我饿了可以拿着吃。袋子一般我都没有动过，上次放在哪里，现在她来的时候还放在哪里。她看了看袋子，又看看我说：“你以前蛮爱吃的，现在都不大吃了。”她又拿起电视桌下面的开水瓶，打开瓶塞看看，说这水冷了她再打一壶来。有时她坐下来打开电视，声音开得极小，我说：“开大点儿。”便放下书，跟母亲一起看一下午电视，我们都爱看《老有所依》，一起感慨一起唏嘘。坐久了，她说：“这屋才是冷！”转头跟我说：“你要加一条毛裤，莫感冒咯。”
　　晚饭我们在老屋吃完后，父亲都会先到新屋来，他要再一次给自己注入胰岛素。屋外细雨蒙蒙，他打着手电筒走在水洼处处的路上。我洗完脚、刷完牙过来，上楼的时候就能听到电视机大大的声音，走到没有安上门的房门口，电视在放着新闻，父亲歪在沙发上张着嘴睡着了。我拿起羽绒服给他盖上，他又懵懵懂懂地醒过来。我说你去睡觉吧，他双手坐在屁股下面，身子坐正：“我要看看天气预报。”我坐在母亲下午坐过的小椅子上，跟他一起看新闻。他看看又歪着歪着睡着了，鼾声小小的。头顶的白光罩在他戴着帽子的头上，脸的一半白蜡蜡的，一半在阴影中。我手拍拍他的膝盖，他都没有反应。天气预报说寒潮来势凶猛，全国各地大面积降温降雪。父亲这时醒了过来，眼睛看着我：“你几时走？”我说了出发的日子。他愣愣地看着我：“等你再回来，新屋就装修好了，你回来就可以住咯。”说着站起，从盒子里抓起一把瓜子，拿起手电筒往外走，“你早点困，莫搞得太晚咯。”
　　有时候哥哥也会过来，他坐在父亲坐过的沙发上，抽烟发愣，电视会换到钓鱼频道或者体育频道。我也会放下手上的书和要写的东西，陪他坐着一起看。他一支烟接着一支烟抽着，我看看他，他看着电视。夜晚寒气更重了，窗玻璃上雾蒙蒙一片。地上的烟头也越来越多。嫂子有时找过来，脸上有怒气，肩上背着装满东西的提包，向哥哥要车钥匙。哥哥问她要干吗，嫂子说给钥匙就是了，哥哥把车钥匙给了她，她拿着转头就走。我问：“你们又吵架了？”哥哥说：“这几天都在吵。”我们又陷入沉默之中。看完一个节目，他又站起来，看看我：“我回去咯。”我说好。他的脚步声比父亲的快了很多，很快耳边只有淅淅沥沥的雨声了。
　　大部分时间里，新屋只有我一个人。堂屋、二楼、三楼、阁楼，它们都等待着开春过后的装修，铺上防滑瓷砖，刮上腻子，涂上白漆，而现在它们裸露着粗粝的内里。在房间里坐得久了，我就楼上楼下转悠，父亲和盖房子的师傅们一点点把它搭建了出来，我没有见到这个积累的艰苦过程。放在墙角的木架子，堆在阳台上还未拆封的水管，铺在堂屋的细石子，它们沉默地存在于此。再过一年，我不会见到它们了。刚回来的日子里，我在新屋里走动，父亲跟在我的身后，我走到哪里父亲讲到哪里，说这个的价格那个的用途。我像是客人一样。晚上睡觉，风吹动新屋哪个角落，会传来类似于人走动的声音，我常常会吓醒。我强迫自己分析这个应该是什么响动，但是恐惧之心还是不能完全消去。
　　老屋已经够老了，屋顶上的瓦残缺不全，墙壁上的裂缝日渐扩大，我童年时代的涂鸦也模糊不清。我坐在堂屋的长椅上，看着它的一点一滴都在崩塌之中。随着新屋的盖成，它不会再被劳心劳力地修复和装饰，它将一点点地破败、积满灰尘。我常常在老屋里转悠，从灶屋、堂屋、厢房到楼上阳台，明年这个时候它将不会再住人了。父亲已经把我在老屋睡的房间里的所有东西都给搬到新屋来了，我会站在我那个房间发发呆，那里现在堆着杂物。父亲悄悄地进来，在我身后说，新屋里我的房间会装上吊顶，铺上木地板，给我做婚房用。我说你随便装修，我都可以。反正每年我也只能住上几天而已。相处三十年的邻居，我们也将与他们分开。从我一出生，他们就在我的视野里生活着。每年我回来，他们都叫着我的小名。我叫他们这位爷那位娘的，他们会说我胖了还是瘦了。母亲跟他们说话的时候，我会站在他们的堂屋里，好好再看看这些我曾经玩耍的地方。他们跟我的父母一样变老了。
　　堆满垃圾的池塘边上，湿黑的柴垛茅草顶耷拉着，高低错落的屋顶后天空隐隐发亮。从老屋走向新屋的路上，那些红砖垒砌的小小茅厕几十年一直都在，路边的桑葚树修路的时候被砍掉了，一些人家拆掉老屋，在原有的屋基上重新盖了三层新楼，一些人家的房屋破旧低矮房门紧闭，显见得是已经搬离去他乡了。没有狗吠声，也没有了鸡鸣声，麻雀从池塘这头的毛白杨上飞到屋顶上。路上碰到了好些我叫不上名字却又熟悉的老人，他们弓着背，慢慢地走着，眼睛细细地看我：“你是庆儿是啵？”我点头说是。“都这么大了，认不出来咯。”而有一些老人，我这一年回来再也见不到了，虽然我从来没有跟他们说过话。
　　新屋建在一片菜园中间，屋后的坟场过年时鞭炮不断，哀乐阵阵，一问母亲，村里又有老人去世了，花圈簇新地插在新立的坟头上。屋前的菜园栽着冬青菜、莴苣、包菜、菜薹，园子边上插着荆条，有老人在园子里摘菜，雨点在青青的菜叶上溅开。父亲说开年隔壁又有人回来盖房子，那时候我们就不是孤零零的了。老屋三十年前盖的时候，也曾经是孤零零地立在长江大堤下面，现在你看前后左右都是屋子了。明年再回来，你看看，垸里又要多好多新屋。父亲指给我看那些还在麦田中央的屋基。父亲又说：“等你老了回来，住这个新屋几舒服的。”我转头看他，他在抽烟。很奇怪，平日里闻到烟味我退避三舍，父亲的烟气我却觉得颇为好闻。他问：“你是明天走还是后天走？”我说后天，他点点头：“路上注意点儿，这几天又是雨又是雪的。”我说好。不知哪家在放烟花，嗖一下，又嗖一下，在垸子中央的天宇绽开又灭掉，楼边的水泥路，一辆汽车的车顶凿开夜色，沙沙地擦着地面离去。
　　临行前，母亲已经把我带回来的衣服又重新洗了一遍，虽然我说自己已经洗过了，她还是说洗得不干净。我的包里塞满了她炸的鱼块、腌制的霉豆腐和干鱼腊肉。嫂子和哥哥过完年也要去上海了，侄子们留在家中让母亲带。为此，嫂子给母亲买了个手机，并存入我、哥哥、侄子老师们的电话号码。我教母亲怎么用手机，她拿着手机像是小学生，重复着我教她的步骤，父亲也凑过来，怎么教他们都觉得十分麻烦。我便把我们的手机号码抄录在本子上，字写得大大的，一个个让母亲看，问她是否看得清楚。母亲说记得把家里的电话号码也写上，手机里也存上，这样在外面人家问起，她可以把手机给别人翻看。她说起上一次骑三轮车从市区回来，迷路了，怎么也找不到回家的路。有手机，就不怕了。
　　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我坐在老屋的堂屋里，再一次长久地看。我在这个屋子里出生长大，三十年来它已经老了。泡脚的时候，父亲、母亲都随手拿着小椅子过来，他们的脚跟我的脚一起泡在热水中。母亲和父亲的脚踝看起来都是干黄的，而我的年轻白润。泡脚的木盆也有好些年的历史了。堂屋的钨丝灯泡罩着一层灰，爷爷奶奶的遗像还是悬挂在堂屋正中牌匾的边上，有时候我从堂屋走到灶屋时，总感觉他们的目光追随着我。侄子们拿着玩具枪从房间玩到堂屋，又从堂屋奔到大门外。母亲让他们别乱跑，外面天冷，跑出汗又要感冒了。嫂子和哥哥在房间里说着话，我离开后的几天，他们给孩子们报完名，也该走了。
　　夜渐渐深沉，再一次，我要离开老屋去新屋睡觉了。母亲说，我陪你一起过去。空气清寒，阴云厚重，雪看来非下不可了。我说：“北京也下雪了，一百多天一滴雨都没有下，这次终于下了。”母亲说：“我忘了把毛裤塞到你包里去。”我说：“没事的，北京有暖气，已经说过好几遍了，不冷。”母亲还是不放心：“外面还不是冷。”我牵着她的手说：“外面是干冷，不像我们这边是湿冷。”手电筒的光照着前方的水洼，有雪粒子落下，砸出点点涟漪。我有点儿贪婪地呼吸村庄的空气，它夹杂着的气息，是泥土的，柴垛的，还是草木的，说不清道不明，但是等我离开后，它又会让我时不时想起。上到新屋的二楼，打开灯，母亲坐在床边，我坐在沙发上。她问：“票在啵？”我拍拍胸口的钱包说在。她又说：“出去说话做事要注意。”我说晓得。她站起来把我的床铺好，在上面拍了拍，拿起手电筒说：“我走咯。”我说好。她的脚步声非常轻，雪粒子敲窗的声音把它盖住了。
　　过了一会儿我手机响了，一看是母亲打来的。我接了，她在电话那头说：“我就试一下能不能打通。”

　　本文选自《读库》1601，张立宪主编，新星出版社，201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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