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安庆：回乡.上篇

┃守护民间记忆

人间

烟火

回乡
上篇

© 邓安庆／文

　　2014年1月28日　星期二　腊月二十八

　　从汉口站地铁口出来，湿意盎然。北京从去年十月一日下过一场小雨后，至今没有再落过一滴雨。天空灰茫茫的，阴沉欲雨，一时间分不清这是纯粹的水雾还是雾霾。去汉口站对面的金家墩汽车站买了回武穴的汽车票。我终于又要回来了。
　　上了去武穴的长途车，本来是按照车牌号来找位置，却找不到，便开口问人。那人见我一笑：“是你啊！”我看看他，反应过来：“好巧。”前年十一去西北旅游，坐的是长途大巴，导游让每个人起来介绍自己，他站起来说：“我叫李利平，湖北人。”我随声应道：“我也是湖北人。你是湖北哪儿的？”他说自己是武穴人，我说我也是的。等他自我介绍完毕后，我们继续攀谈，越发巧了，他跟我一个镇的。他问我的名字，我告诉他，他想了想：“我在读初中的时候，我班的班长叫邓安顺。”我哈哈一笑：“这个人是我哥。”那次旅游回京后，我们没有再联系，谁知在回老家的车上碰到了。
　　说起结婚的事情，他问我多大，我说三十了。他说：“我都大你五岁，也没结婚。你还早呢。”我说：“家里催啊。每次电话都催，催到后来怕接到他们电话。一听他们催婚，就很烦躁。这次回家也一样，以前那种想家的感觉似乎快没有了。”他点头称是，说自己的情况也是一样的。窗外树丛、房屋、田地都笼罩在雾气中，暮色一点点下来。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起应对催婚的策略，一天的疲累涌上来，我就靠在座位上睡觉。防风衣盖在身上，寒气还是从车门缝隙透过来。昏沉沉的又一次醒来，路程才走了一半。车厢内没有开灯，坐在前排的人拿着掌上电脑看电影，亮闪闪的屏幕印在窗子上。而窗外黑茫茫的，车灯在黑夜中凿出一块扇形的亮区。还没有到家，我已经累得想吐。
　　车子从高速下来，到了武穴梅川，依稀的光里是家乡的图景：一排建在宽阔马路边上的房子，平展的麦田，还有三三两两的车子。我跟李利平搭了一个“面的”，六十块钱直接开回家。见我不舒服，李利平把两侧贴着黑膜的车窗摇下来。车子开动，两侧的冷风打过来，人清醒不少了。到了邓垸路口，我跟李利平告别，下车。车子一开走，我就在马路边呕吐。中午在武汉吃的热干面都给吐了出来。
　　背好包，沿着邓垸的水泥路往垸里走，熟悉的麦田、猪圈、柴垛，都一一对应着回忆中的场景。一切都是没有变化的。在原来勇爷的屋子后面，立着一座刚建好的三层楼房，我立马知道这是我家的新屋子。它的前后左右都没有紧挨着的房子，孤零零地站在那里。我对它的感觉很复杂，它是我的新家，可是我还是更想回到我的老屋子里去。
　　快到老屋的时候，路过池塘，我不禁吃了一惊。原来呈新月形的池塘，现在已经被填埋得只剩一条窄窄的水沟，沟里全都是丢弃的垃圾。填埋的地方被两家占去，盖了院子和灶房。在沟边，垃圾正在燃烧，火苗一点点舔着塑料纸，刺鼻难闻的烟雾往天上飘去。去年回来时，池塘已经被填埋三分之一了，塘面漂浮着垃圾。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池塘被弃用，它曾经是邓垸的核心地段，大家都在这里洗衣服淘米的。春夏之际，快要下雨之前，池塘里的鱼会浮出来透气，洗东西的婶娘一篮子下去，总能兜出一两条鲤鱼来。
　　家里的灯还是亮着的，大门敞开，堂屋颇为拥挤，电动车、平时干活用的电动三轮车、迎送两个侄子上下学用的厢式电动三轮车，都在那里放着。母亲和父亲都在房间里，见我，迎了出来。而那时候我恨不得立马躺到床上休息去。父亲依旧是穿着他军绿色的上衣，依旧戴着那顶皮帽，他让母亲赶紧给我做饭吃。我说不用了，刚吐过，丝毫没有胃口。父亲说不能不吃东西，又让母亲去熬点蜜枣粥，或者下点米粉吃。我都说不用。母亲看着我，手习惯性地握在一起：“不吃怎么能行？不吃怎么能行？都坐了一天车了。”我就势躺在床上，身子都累透了。母亲拿来清凉油，在我的太阳穴和额头擦拭。她粗糙的手在我的皮肤上滑动。父亲又端来一盆子热腾腾的水，让我洗脸洗脚。
　　我坐在堂屋的木椅上，看着老屋子。墙体上的泥块剥落，墙壁发灰，房间里的劣质木柜柜门歪到一边，头顶的电线纠结一团。这个屋子正在衰败，无可避免地。原来我住的后厢房现在放着杂七杂八的不用之物，而我的床现在已经搬到新屋里去了。墙壁上那些我用黑蜡笔涂鸦的作品还在，大门上去年我贴的对联已经撕下来，新的对联还没有贴上。每一年我回来一次，一次待这几天，我跟老屋子的联系日渐疏远。跟父母也是，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他们看着我，给我端水，给我擦脚用的毛巾，给我嫂子专为我做的棉鞋。可是，我感觉心里没有什么着落。
　　洗脚的时候，父母说起嫂子的事情。哥哥不肯回来过年，这我去上海探望他的时候早就知道了。他做生意欠了债务，现在躲在上海朋友工厂里打工。曾经一段时间，我们都以为他失踪了。现在嫂子知道他不回来过年，带着两个孩子去武汉自己家了。父母两人叹息着。没有孙子跑动的屋子现在这样安静。
　　洗完脚后，我们往新屋走去。路上的人家各自亮着灯，但黑夜是有重量的，垸外田野就是一片纯粹的黑。过了昔日的池塘，路过一户人家，那家的房间里亮着白炽灯，还能看见墙壁上贴的早旧的墙画。这家的儿子曾经跟我哥哥是从小一起玩到大的哥们儿，后来在无锡做生意的时候被撞死了。仔细算来，也快七八年了吧。他的媳妇改嫁了吗？他的一儿一女现在怎样？我都不知道。抬眼看去，新屋已经到了。
　　新屋近看只盖了一个胚子，灶屋正面是敞开的，我们直接走进去，母亲在后头，我在中间，父亲在前头。借着我手机的光，沿着楼梯上到二楼，父亲说这是未来给我住的。二楼的房间里放着两个从老屋搬来的沙发，去年我带回来的液晶彩电，两张床，其中一个是我的。自家的棉被果然厚墩墩的。房间也装了铝合金窗子，样式是上圆下方。母亲打开电视，父亲坐在沙发上抽烟。母亲换台，父亲说：“就看这个好了，换来换去干么事。”母亲就作罢。电视里的声音在房间里很响亮。我没有说话，躺在自家的床上。他们碎碎地说着什么。我眼眶忽然一热，担心自己眼泪出来，又坐了起来。父母回头来看我。我怕自己失态，站起来，往房间外面走去。
　　走到隔壁的房间，正面还没有砌砖，能看到对面的屋子和菜园。父亲跟过来。这电线花了多少钱，这水泥花了多少钱，这人工费花了多少钱。我又转身走到阳台上，父亲也跟过来。他的烟头一闪一闪亮着。我站在阳台边上，低头看楼下的田埂小路。父亲说：“别走太近了，危险。”
　　又一次回到房间，他们继续看电视，我继续坐在床上。我迫切需要一个赶紧睡觉的地方，可是不知道怎么开口跟父母说。我该说：“我想睡觉了，你们回去吧。”说不出口。我坐立不安，心情烦躁。我想这是我最亲的人，我还是感觉拘束。母亲说：“你要睡觉就睡吧。”我想父母是不是也睡这边？那样的话我会觉得尴尬。可是我不能撵他们走，他们想跟我多待一会儿。我很吃惊自己的心理变化——我现在仿佛习惯了一个人。我又背起我的背包。母亲站起问我：“你做么事？”我说：“我还是回去睡。”母亲说：“这也是你家，还是不习惯是吧？”我点点头，往房间外面走。下楼梯的时候，父亲拿手电筒过来让我拿着，母亲跟了下来。“你真是个蹊跷人。”母亲感慨道。我自己听了也感觉羞愧。
　　以前在路上，我会不停地跟母亲说话，现在也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们沉默地走到老屋。开门，铺床，母亲在房间里左看看右看看，我说：“我想一个人睡。”母亲抬头看我：“你睡你的好了，没有人说要在这儿睡。”我脸一下子烧了起来。床是父母原来在老屋睡的床，棉被厚厚，跟我在北京睡的感觉完全不同。没有暖气，房间很冷，母亲又在棉被上加盖一床薄一点的棉被。终于能躺下来，灯光刺目，眼睛和头一阵阵疼。母亲又左看看右看看，过了一会儿，跟我说：“你睡吧。”关上灯和房门。房间只有闹钟“哒一哒一哒”的声音。母亲走了，窗外传来轻轻的脚步声。

　　2014年1月29日　星期三　腊月二十九

　　凌晨四点半，醒了过来。耳边是淅淅沥沥的雨声。在北京那样干旱的城市，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过雨声了。我又睡了过去。再次醒过来，满耳都是叽叽喳喳的鸟叫声。母亲已经从新屋那边过来，准备做早饭。见我醒来，她坐在床边，说起前几天被打的事情。事情的缘故还是起于我哥哥。当初他做生意，拉我们同垸的福全入伙。由于资金链断了，欠银行的钱、高利贷的钱，都不能还上。生意到此算是破产了，两人散伙。哥哥去上海躲债，福全回到垸里。两人之间的债务问题一直未清，福全联系不上哥哥，就跑到我家里来闹，而那时候就连家里人都不知道他在哪儿。福全威胁父母说要是找到我哥哥，就找人把他腿打断。母亲听到这话气得说：“邓垸这么大，由得你这么乱来？！”就在我回来的前两天，爸爸去隔壁的胖爷家里买东西，福全正在那里打牌，见到我爸爸又问：“你大儿子么会啊回来？”我爸爸说不晓得。福全从麻将桌上起来，推打我父亲。边上本家的叔叔伯伯并未劝阻。母亲听闻父亲被推打，刚过去，福全冲过来，对着母亲胸口就是一拳。福全的媳妇也冲了出来乱骂一顿。
　　母亲说的时候，我看看她。这些年来她依旧未变，眼神永远是悲苦的。她凌乱的短发，下垂的眼袋，微微弓起的背部。她说起哥哥，提起他这些年，明说是做生意，买车买房，表面看起风风光光，却从未往家里拿过一分钱，反而让他们贴了不少钱。现在出事情了，要债的都逼上门来，也不出面面对，让自己的爹娘受到了多少气。要不是家里把他媳妇和孩子拢在一起，这个小家恐怕都要散掉了。我把到上海时去哥哥住的地方拍的照片给母亲看，那是一家小工厂的门卫室，一个小床，一个破椅子，一个破桌子，当时他身上只剩下二十块钱。母亲看了看那照片，叹气说：“真是又可怜又可嫌。当初要不是他奔来奔去，也不至于闹到现在这样。”
　　母亲说话的时候，隔壁的胖爷拿着钱过来了。胖爷是我的堂叔，跟其他几位叔叔凑了三千块过来给母亲，说是支援盖房用的。胖叔走后，父亲进来，母亲拿出我昨晚给她的一千块钱，又拿出另外几千，其中三千是给盖新房时为我家拉砖拉水泥的必喻，八百是给为我家装门装窗户的见丰。快过年了，凡是欠债的都好歹给一些。走之前，父亲坐在我床边，说起这家借给我们家五千，那家借给我们两千，零零碎碎也有好几万。他给我算了几笔账，水泥钱、工夫钱、运输费、装修钱，七七八八整个弄起来要二三十万。我心里一惊，这不是一个小数目。不知道我今年的收入能给家里多少，去年哥哥的事情和家里盖房的事情，我把自己的积蓄给了他们，还向朋友借了两万五。如果再继续弄下去的话，今年我还得继续攒钱支援家里。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想问：我们为什么要盖这个新房？我一年就回来一次，一次也就住个七八天。但是我没问。既然已经盖了，说什么也晚了。父亲仿佛知道我的意思，他说这是为了一口气，你二叔二婶家盖了房子，天天在我们面前炫耀，我们也一定要盖起一栋新房，把他们给比下去。再说你未来要结婚，这个破屋女孩一看，肯定看不中的。父亲仰起头向房间点了点。
　　新屋盖成，按照旧俗“出水”，这时要请亲戚们来做客吃宴席。帖子上究竟要写谁的名字，是个难题。父母的意思，是要写我的名字。这个房子未来的债务归我来还，屋子也算是我的。当时跟嫂子商量的时候，嫂子落泪了。她问母亲：“庆儿晓得不？”母亲说不晓得。她说现在我们是没有钱出的，但是我会挣钱来还盖房子的债务。我们住三楼，庆儿住二楼。房子我们对半。最终父亲还是以自己的名字发了帖子。父亲坐在床头说：“这要看你们兄弟的意思。我们能做的都做了。剩下的债务你们来承担。”我点点头。父亲问我：“你老了之后肯定要回来住的，好歹有个屋子在这里的。”我摇摇头说：“我恐怕不会回来的。”父亲愣了愣：“你自家决定。”
　　吃完早饭，不想出门，见到那些相处了几十年的老邻居，我也赶紧躲开，生怕他们见到我会问：“庆儿，还有带个妈啵（方言，媳妇的意思）回啊？”每年回来他们都是这些问话。门外的水泥路湿漉漉的，路对面的真元太家，站着聊天的男人们。麻雀在电线上蹦来蹦去。那些邻居们，依旧跟过往的年份一样，看起来毫无变化。我此时怕碰到他们，又要开口打招呼，又要回应那些麻烦的问题。细妹娘此时走进门，我点头微笑，她果然还是问我为什么没有带女孩回来，我指指嗓子，意思是说这儿疼无法回答她。再去灶屋时，她正在跟我母亲聊天。她们都是从同一个垸里嫁到邓垸来的，细妹娘的儿子跟我小学同学，个子矮小，从小就有绰号“老鼠儿”。细妹娘只要听到谁叫他儿子这个绰号，就会冲上去跟对方打一顿，虽然她自己也是个小个子，但是不服输。母亲正跟她说起福全打人的时候，细妹娘摇头说：“这怎么能行！要是我儿子，听到我被打，立马就会杀过去，把他骨子都捏碎的。”母亲看看我，摇摇头说：“我们家的男人都太善了，明说各个都这么壮的个子，打架没有一个会事的。这样的流氓是说不清楚道理的。”
　　细妹娘又说起自家的事情来，她的老公中风后，传闻她一直都不怎么照顾，儿子都埋怨照顾得不好，她老公在屋里想吃饭，她在打麻将都不去理会。她摊开手掌说：“都是瞎扯！我怎么不照顾？夜里我都要起来好多次，他背上汗湿了，都是我给他换的衣裳！要吃饭我就去灶台热饭他吃。还要怎么照顾的！儿女都是嘴上快活，让他们照顾一个月试试？说起来轻巧！有一次我问他，是我照顾你好一些还是你儿女？他已经说不出来话，头一点，说我照顾得好。我又问，你是爱我还是爱你儿女？他头又一点，说爱我。”细妹娘老公去世后，她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睡了半个多月，不出门，不跟人打交道。睡了醒，醒了睡。说着说着又说起垸里其他几家瘫痪的人。这些人都是跟我父亲差不多大的年纪，他们的情况都不如人意。
　　给家里贴好前门、后门、灶屋的对联，有点过年的气氛了。从门口往前看，长江大堤的草坡给烧得黄一块黑一块，防护林都给砍了，光秃秃的。下午骑电动车去找嫁到几公里外施垸的表姐玩。一路上路过我曾经读过书的小学，现在那里已经是养鸽场了，再路过我读过的中学，现在是木材加工厂。那些老师们都去哪儿了？那些食堂的师傅们现在在做什么？曾经小学、中学生源十分充足，每个年级有很多班级，现在都关门了。到了表姐家，我跟表姐、她老公，一起往长江大堤去。站在堤坝上，放眼望去，田野之中的村落看起来十分衰落，而转头去长江，更是大吃一惊，长江露出了大片河洲，洲与洲之间一线水流，我们都怀疑能沿着河洲走到对面的江西去。表姐老公说就是在夏天的洪水期，江水也再不像九八年那样涨得齐堤高了，现在顶多涨到坝脚。我们说起小时候在江边林子采蘑菇的事情，每每下雨，还能在堤坝上捡到牛屎菇。说话的时候，麻雀们从芦苇丛中飞起，停在杨树树苗的枝头。
　　从长江大堤下来，路过五里小学，这是几个村子里仅存的小学了。表姐跟他老公都是在这里读的小学，还做过同桌。校门是开的，我们进去转了转，一切显得小小的，小小的门，小小的楼，一株香樟树伸展枝叶。小学的黑板上记录着考勤，一年级、二年级都是两个班，每个班级四十多人，三、四、五年级都只有一个班级，六年级人数最少，二十八人。表姐感慨说当年读书时，一年级都有七个班的。现在孩子都去市区里读书了。操场上还有几个小伙子在打篮球。真是好意外，这是回家第一次看到密集的少年。他们穿着短袖，打得热火朝天，不由得人心雀跃了些。
　　晚上吃饭的时候，我问母亲，如果哥哥不回来怎么办。母亲笃定地说他一定回来的。我想起在上海看他的时候，他说自己过年肯定是不回的。在泡脚的时候，一个矮胖的女人进来，看样子三十多岁，穿着嫩绿色羽绒服，手上拿着手电筒，父亲和母亲站起来对她微笑，跟她一起来的还有一个看起来十几岁的女孩，但看样子是生过孩子的。母亲笑着说：“这小女孩长大了嚯，当初抱来的时候死哭，现在都生伢儿。时间过得真快。”那女人也笑着说：“是啊。”忽然，她脸色一转：“你水泥的钱么会儿给？”父亲露出尴尬的笑容：“现在手头没得钱。”那女人靠在门上，板着脸：“你说今天给的就今天给，老变卦么行的！”父亲对母亲说：“有钱啵？有的话就给她。”母亲靠在房门口说：“哪里来的钱？上午三千块钱给出去的。”几个人一时间僵持在那儿，我一看是讨债的，就起身说：“几多钱？我明天去银行取的给你。”父亲说：“这是我细伢儿，他说明天给就明天给。你放心。”那女人说：“两吨水泥，一共九百六十块。”我回应道：“好，明天给。”女人点点头，走了。
　　女人走后，母亲埋怨父亲不该乱答应，以至于讨债的上门都不能打发，父亲说：“我哪里晓得今天把钱给了别人。”正说着大侄子和小侄子闯进来，随即哥哥和嫂子都走了进来。
　　侄子们一回来，屋子里立马有了生气。哥哥依旧是我在上海时看到的模样，人比之前瘦了很多。我看看他，他也看看我。他笑了笑，我低下头。我不知道要说什么。父母说起来福全打人的时候，哥哥站在门口说就过去找福全谈谈，嫂子也要跟过去。哥哥让脾气火爆的嫂子在家里等着，他自己一个人去就好。大侄子突然说：“我求你别去。”说着他拿着铁铲，要跟着哥哥。我把铲子接过来，摸摸大侄子的头。我想起之前哥哥失踪那段日子里，在电话中大侄子问我：“我爸爸是不是不要我们了？”
　　我很担心福全会打哥哥，立马换上鞋子跟过去。刚走到灶屋门口，我看到哥哥给福全递烟。我听到福全说：“我那时候是冲动……”看到他们是好好谈着，我转身回来了。不到半个小时，哥哥回来。父亲说：“你跟他说清楚，么子债务当年说开。免得老是过来闹。”哥哥坐在椅子上说：“本来就没得么子事的。”嫂子气愤地说：“他打上人怎么不是事儿？”母亲也跟过来说：“他敢这么猖狂对待上人。”哥哥的脸色变了：“你不了解他，我晓得他的性格。他就是冲动。”母亲说：“这不是么子冲动就能说得过去的。”我看到母亲摊开手掌，说起事情的细节，嫂子也跟着说。哥哥坐在椅子上沉着脸不说话，过了半晌他说：“福全明天会过来道歉的。”嫂子说：“那好，明天我看他过不过来！”
　　因为侄子们要跟父母睡，我背着包来新屋睡。过一会儿，父亲跟了过来，告诉我开关在哪儿，水在哪儿。天天都是他在这里睡的。他的收音机、瓜子盒，都在这边。我让他回老屋早点休息。他拿起收音机，让我早些睡觉，就下楼了。收音机里放着黄梅戏，韩再芬演唱的，在这空旷的屋子里声音分外大，渐渐的小了小了……父亲回去了。

　　2014年1月30日　星期四　除夕

　　醒来时，父亲已经过来了。窗外大雾弥漫，是潮湿干净的真正雾气，而不是霾。父亲催我起床去老屋吃早饭，在我赖床之时，父亲给我念了一遍账单，各家亲戚的借款，这一家三千，那一家五千，总共借了三万四千元；另盖房子涉及的水泥、钢筋、门板、铁柜、电线、水管等等，欠债三万一千九百元。每一笔，父亲都跟我说是欠的谁的。我静静地听他念完。这每一笔都是日后要还上的，不只是金钱，还有人情。我在老家待上几天就走人了，跟这些账本上的每一个名字都没有什么实际的交集，而对于父亲来说，这些都是沉甸甸的生活本身，纵横交错的你来我往，稍有不到位，便会引发人际关系的交恶。
　　从父亲生下来到现在，他一直跟这些人一同生活在这个地方，他熟悉每一个人的过往，每一个家庭的兴衰，空间亘古不变，时间在这里一层一层折叠。昨天父亲说这屋子在邓垸一盖起来，全邓垸人一哄，羡慕得不得了。我在心里还在笑他：这不是为了面子活受罪吗？债务压身，也要争一口气，在我看来真是没有必要的。现在我倒是明白了他，我自然是理解他的逻辑的，但是在感情上，这一次我也能体会到了他的感受。
　　去离家十公里外的龙坪镇取钱。雾气太大，可见范围不足五米，眼镜上模糊一片，头发也在滴水。父亲说房子日后要装修的话，还得十来万。这么说，今年我必须得攒些钱寄给家里，而去年盖房和支援哥哥，已经欠了万把块钱。我突然想，我会不会在北京买房？想想都有些不切实际，几万一平米的房价，我连首付都是难以承受的，那当然只能租房住。那会不会回来呢？回到这个我生活过十几年的地方，田地、小城镇、熟人世界、方言，我所习惯的和所需求的，在这里都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那我也很难再回来。父亲说这里有个新房子，你未来会有落脚点，等老了回来可以住。老了是什么时候？三十年后？那时候我会什么样子？会有怎么样的生命轨迹？那时候这里还是这样年复一年没有什么变化吗？我的同龄人都会纷纷落叶归根吗？我无法想象。
　　同垸的同龄人，几乎都是孩子的爸妈了，他们都在十八九岁到二十岁之间结婚，几乎都生了几个孩子，几乎都要生儿子的，他们的面孔看起来比我衰老了很多。我跟他们的生活也如此不同，彼此的生活没有什么共同点。
　　取钱回来，父亲早早地在路口等着我。我跟父亲沿着田间小路往隔壁的付垸还钱。付垸的池塘也抽干了，塘边扔了不少小孩用过的尿不湿，路边有一块地里棉花秆还没有拔，枝上的棉花还在，白绒毛上滴着水珠，棉花脚下的小麦丛中长满了杂草。我问父亲：“为么子这家人不把棉花捡了？”父亲瞧了瞧：“人家抛荒了。现在棉花又不值钱！”我又问：“那抛荒的人多啵？”父亲边走边回应：“一大堆人抛荒，种地太不值钱咯。”“那我们家种了十几亩地一年有几多收入？”父亲算了一下：“十六七亩地，九千斤棉花，一斤四块钱，毛收入三万六，刨去农药、化肥等成本，一亩地投资五百块，最后落了两万块的纯收入。”又说起农药化肥现在是可以赊的，年底结算还清。
　　按照规矩，大年三十是不能上门要债的。因而年饭可以吃得安稳。跟北方不同，我们不吃年夜饭，也没有包饺子的习俗。年饭都是在临近除夕的几天白天吃，请上亲朋好友来家，坐满一桌，有时小孩多，会单独准备一个小桌。小时，吃年饭是非常热闹的。姨娘家四个孩子，大舅三舅家，母亲忙得不可开交。这些年，随着孩子长大，变成自己家吃自己家的，一个大桌子就几个人，颇为冷清。即便如此，母亲还是照着往年的准备，共计十样菜：墨鱼焖肉、鸡炖香菇、板鸭炒酸菜、鱼炖豆腐、全家福（由火腿肠、鹌鹑蛋、山药、香菇炖成）、蒜苗炒肉、笋子炒肉、基围虾、红烧鳊鱼、蜜枣汤。敬过祖宗，放过鞭炮，正式开吃。父亲独自坐在上位，以前这个位置坐的是舅爷、姑爷，现在他们都很少来了。因为有糖尿病，父亲也不能喝酒。我拿着可乐敬了父亲一杯：“爷，辛苦一年咯。”父亲笑了笑。新屋子我们兄弟两个都从来没有实际帮过忙的，父亲料理着所有的一切。年饭吃到收尾，哥哥说：“今年就不照全家福咯，年年是一个样儿的，等庆儿带个媳妇儿回来再照。”父亲说好。
　　年饭吃毕，该去上坟了，这也是老规矩。准备好鞭炮、祭品、黄表纸（纸上印着由文字围成的红色圆形图案，代表冥间的钱币），带着两个小侄子跟父亲一起去坟地。历经百年，邓垸坟地埋葬了一代又一代家族的祖先。有些我见过，有些我还没有出生就已经去世了，有些则是我祖父还没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去世的，他们构成我们年复一年上坟的理由。年年都会有新坟，年年都会有新人出生，年年上坟都会有刚出生的下一代过来给祖宗磕头。坟地边是药厂，胖爷问我：“你不是在北京工作？那你认识不认识一些记者。这药厂害死人，庄稼地都种不了，地下水都污染了，你看看今年邓垸死了几多人，不是脑溢血就是中风，比往年多了好多，都是这药厂害的。”我站在坟地抬头看药厂，水泥围墙，白色厂房，喷涌的白烟。我想它应该是政府的税收创收大户吧。胖爷继续跟他们的叔爷说：“邓垸人就是不齐心，要是一起把药厂告了，它没有这么狠的。”会云爷回应道：“俺有么子办法？告不了的。”
　　上完坟回来，沿着小港边走。两个侄子跟其他的堂侄子、侄女在前面奔跑打闹，叔爷们后面慢慢地走。港里长满了酢浆草，水发黑发臭。曾经港里有龙虾可捉，有茭白可挖。港边的麦田麦子黄黄，显见得是药厂的污染导致的。听说药厂给这些地的主人赔了几百块钱。我再看看这些跟我父亲一辈的叔爷们，他们都是六十岁上下，邓垸跟他们同龄的人已经去世了好几位。他们日渐衰老，走路慢慢，背部弓起，抽着劣质香烟，戴着假皮革帽子。他们喝着被污染的水，呼吸着被污染的空气，会不会也要步入那些去世的同龄人后尘？这个问题我不敢想。坟地的鞭炮声此起彼伏，堂弟媳妇手上的孩子吓得哭起来。这是胖爷的孙子，前头小我两岁的堂弟已经生了两个女儿。
　　大雾散去，阳光十分暖和。我家离长江大堤很近，抬脚走几步就能上堤坝。这是每次回来我都爱做的事情，在长江大堤上散步。堤坝靠村庄这一面种着草，靠长江那边铺着石块，块与块之间用水泥缝合，而堤坝上面是水泥路，常有汽车跑来跑去。防护林已经伐去，栽上了新的意杨，过不了两年将又会是笔直高大的杨树林。视野十分开阔，邓垸在田地之间，右边不远是付垸，左边是药厂，前面是井边垸，而长江对面是江西瑞昌市和九江县。它们之间的空间关系，构成了我的童年背景。当初父亲骑着自行车载着母亲，沿着长江大堤骑到武穴码头坐轮渡去瑞昌山里种地。姑姑也会从她的村庄上堤坝走过来到我们邓垸来。而长江大洪水涨起来时，这里会设着防汛棚，挨家挨户都会派人来值班。1998年后，长江再也没有涨过那么大的洪水。它变得清浅，而今更是大片沙洲露出。
　　站在长江边上望着对岸，都能听到对岸放的鞭炮声。邓垸的祖宗来自瑞昌的邓垸，据家谱记载，乾隆年间，有一部分邓氏家族的人来长江中间的沙洲种地，后来长江河道南移，沙洲跟湖北接壤，我们就此成了湖北人。每次上坟，我们都要去繁衍我们后代的祖宗那里磕头放炮。1993年，我九岁时，湖北的土地税重得让人承担不起，父亲跟其他的乡民一样去了土地税便宜的瑞昌种地。父亲选择的就是瑞昌邓垸。那里的人说着跟我们不一样的方言，但却跟我们同宗同祖。而家乡的土地大量抛荒，越来越多的人去了瑞昌。他们带着锄头、蛇皮袋、棉籽过去。而我们小孩子要留在家里上学。
　　正在想着，两个侄子往长江大堤这边跑来，他们喊着我：“细爷！细爷！”等他们跑上来，我带着他们在堤上走。一头小母猪沿着河坡走，走走看看我们。小侄子害怕，紧紧拉着我的手。坡上扔了不少死猫死狗，也有死猪。那头小母猪一看是生了病的，被养猪场的人给遗弃了。它对着包裹着死猪的袋子嗅了嗅，停停，又嗅了嗅，再停停，好久都不走。我想它是在默哀吗？被遗弃的它吃什么？它能活多久？曾经有一批生病的猪都被主人给遗弃，它们在河坡上走动，死的死，跑的跑。而这只抬起头，小眼睛看着我们。我也看着它。两个侄子很害怕，催我：“走吧走吧！”我最后一次看了看小母猪。“好，我们回去吧。”

　　本文选自《读库》1601，张立宪主编，新星出版社，201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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