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晶晶：森森哥.上篇

〇 守护民间记忆

亲人

故人

森森哥
上篇

© 汪晶晶／文

　　森森哥大名叫成宗森，是我姑姑的儿子，比我大四岁。
　　我是偶尔翻着中国牛年的月历，欣赏着齐白石的荔枝图时，突然间想起森森哥的。
　　森森哥属牛，算起来，那个牛年，本该是他甲子一轮的本命年。
　　其实在一个相当漫长的时间中，我不但不知道我竟有这样一位表哥，我甚至对森森哥的母亲，我唯一在世的一位亲姑姑，都只有一点模模糊糊的印象。
　　姑姑和姑父带着他们的三个孩子，万里迢迢，离乡背井，从湖北黄冈迁徙到遥远的青海西宁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
　　她们为什么要离开家乡，以及她们最后是怎样离开家乡的，我一概不知。

　　在我上小学的什么时候，似乎是1963年，姑姑在离开家乡十数年后曾回武汉探亲，看望祖母和父亲。我的祖母，外祖母和我的父母同住。所以我们那个超乎寻常的巨大家庭，在姑姑回汉那段时间，很是热闹过一段。
　　但我却并没有因此而见到森森哥，因为姑姑是只身一人回汉的。
　　再后来，就开始那场“艰辛探索”了！
　　中国其他的大中城市中一九六六年小学毕业的孩子，都因“革命”的爆发，而滞留在小学中，一直到一九六八年之后才走进中学。但武汉却例外。彼时主宰武汉命运的王任重，作为中央文革副组长，还没有正式被打倒。鉴于他对“革命”相当乐观（同时也是相当幼稚）的估计，武汉所有一九六六年小学毕业的孩子竟都能准时正点地在一九六六年的那个“红八月”中，走进中学。
　　我自己得以以中学生的身份参加那场“革命”，完全是因为我碰巧生长在武汉。
　　现在我已经想不起来森森哥到武汉的准确日子了。但我估计应该是一九六七年仲夏的某一天。
　　那时候，各个城市的所谓“夺权”，正如火如荼。我们家人那段时间的生活还算是平安无事。
　　我们正吃饭，有人敲门。我们家吃饭的客厅，通过一个很短的走廊直接和大门相连。我打开门，门口站着一位英俊的小伙子，穿着军装，戴着军帽。那身打扮在那个年代的中国街头，四处可见，但在我们家住的那栋楼却完完全全是“稀有生物”。
　　我很吃惊，问了一声，你找谁？
　　小伙子说，我是……森森。看我对森森两字毫无反应，他求助地看着饭桌边的其他人，接着回答说，我找……舅舅！
　　现在回想起来我都奇怪，其实哥哥和我一样，在那之前也并没有见过森森哥。但他站起来看了森森哥一眼后居然马上大声提醒大家，这是姑姑的儿子！
　　很快，父亲和祖母都被惊动，我们全家老小一片欢腾！
　　森森哥那一年十八岁，浓眉大眼，身材匀称，国字形的脸蛋被高原的红日染成诱人的金色，脸上带着男孩子的羞涩和兴奋。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森森哥都是一个标准的美男子。
　　我最小的，也是我唯一见过的，那个姑姑，父亲的小妹妹，是一个美人，五官美，皮肤美，脸型更美。
　　童年时，我常听外祖母在表扬某人的长相时提到姑姑。
　　外祖母的表扬极简单，只说这人……长得像你姑！我们姊妹三人中只有二姐偶尔穿上新衣服的时候得到过那种表扬。而我，因为上面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在十八岁之前漫长的岁月中，从没穿过专门为我而做或而买的新衣服。
　　即使我竟能穿上新衣服，离着美丽的姑姑仍然很远，外祖母如此安慰我。
　　姑姑美丽，却是一位苦命人，应验了古人“红颜胜人多薄命”的感慨。
　　父亲的两位大胞妹，姑姑的两位亲姐姐，我的从未谋面的大姑姑和二姑姑，因为结核病，从肺结核蔓延到其它器官，最后没能活到出嫁的岁数就英年早逝了。小姑姑自己也是一位结核病患者，从肺结核蔓延成骨结核。那个年代的结核病，就像今天爱滋病一样，没有任何药物能治疗（父亲后来违背祖父的意愿坚持要学西医，一定和他亲眼看着自己可爱的妹妹们夭折有关）。小姑姑居然没死，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但疾病的后果却是惨烈的，姑姑只剩下一条腿，从还很年轻的时候起，就只能在双拐的伴随下行走。
　　按照一般文学中的推理，超乎寻常美丽却又不幸只剩下一条腿的姑姑，在爱情婚姻这类问题上一定会悲惨得让人不忍回眸。但这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学推理在姑姑身上却大错特错了。姑姑的爱情、婚姻和家庭，幸福、美满得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这就使我不得不提起姑父和姑父所属的，二十世纪初年我们家乡的富豪之一，黄冈成家（外祖母当年对我口述时说的本是“黄冈首富”。鉴于我缺少统计数字，谨慎起见，我只说是富豪之一）。

　　我的父系和母系双方家族的祖籍都是一九四九年前的湖北黄冈。黄冈在省城的东边，离着武汉实际上只有一箭之遥。但我在武汉生活的那漫长的二十八年中，竟从未回过家乡。而且除了我自己之外，没有任何人为此事遗憾。假如我向我的父母兄姊们提议，我们什么时候一起回一趟家乡，他们一定以为我疯了：我们回去干什么？我们回去看谁？可见家乡者，对于身临其境之人，根本就是一个毫无意义的东西！后来，一直到纪念父亲冥诞百年的2013年，哥哥为瞻仰祖祠，才算带着我和二姐回了一次家乡。
　　而现在，当我写下家乡这两个字的时候，我在德国这片绝不可能被非德国人视为家乡的精神荒漠上，已经生活了四十年。连父母和祖国都早已变成了符号，何论家乡！
　　我写这几句不是为抒情，而是想解释，我所具有的，关于家乡的全部知识，全都是道听途说，纸上谈兵！
　　根据外祖母当年的口述，湖北的黄冈，是一个南北走向，狭长且广袤的地带。南部是丘陵，地里不怎么好好长粮食，山里则既有土匪，还有野兽。而黄冈的北部却正对着江汉平原最富庶的地带，是遐迩有名的鱼米之乡。只要是风调雨顺，地里种什么长什么。会种田的，水稻两年能收三季。湖里的银鱼，不要人养自己长，从乾隆时代起就是皇上点着名要的贡品。
　　一九四九年之后，党和人民在整顿江山社稷的时候把湖北的黄冈一分为二，北部富饶的地区划入新成立的新洲，贫瘠的南部则仍叫黄冈。
　　外祖母对新洲这个崭新的地理名称并无太大兴趣，一直坚持认为自己是黄冈人。
　　大概是一九六七年前后，黄冈的林家大湾因为林彪副统帅地位的日趋稳固而热闹起来。去黄冈朝圣的人都得先过武汉。在和外祖母聊天的时候，我想当然地把林彪兄弟参加革命归结为林家大湾所处的那片丘陵地带的贫穷。
　　但外祖母并不认可我的结论。
　　外祖母说，林彪家并非农家，而是织布贩布的商家，一点不穷。此外，黄冈北部的那片无比富饶的鱼米之乡，也就是后来划入新州的地方，也同样出过一点不比林彪差的大军阀。一个叫肖耀南，当过北伐时的湖北省长，在突然去世之前，他一直是我祖父、同时也是森森哥的外祖父的顶头上司。另一个叫万耀煌，民国时期最后一任的湖北省政府主席（万耀煌将军和我父系家族之间的关系我已在其它文章中写过）。
　　可见乱世枭雄们的成因是复杂的，绝不仅仅是穷则思变。
　　对于姑父所属的，湖北黄冈当年那个成家的富有，外祖母则是用极为逻辑的比较和反衬的方式来形容的。
　　外祖母首先提到的是她自己的娘家。
　　外祖母的娘家姓张，整个张氏家族居住的湾子（鄂地方言，即北方方言中的村子）中，没有任何一户有自己家的田，全部是租种。也正因为这一缘故，文化大革命中，外祖母在我们家居住的那一整片地区，是几乎绝无仅有的一位，道道地地的雇农的女儿，常有人上门让外祖母忆苦思甜。
　　但外祖母对地主们却并无深仇大恨。
　　外祖母说，地主们每年都到湾子里来收租，却是看天时，年成好多收，年成不好则少收。外祖母曾再三纠正我和我的同龄人把地主和恶霸并列的做法。外祖母说，地主是地主；恶霸是恶霸。有的地主虽然是恶霸；但大多数恶霸根本不是地主。外祖母强调，不是人人都能当地主的，当地主是要会种田的，不能用当恶霸的方式。
　　不幸外祖母的这一相当透彻的解释，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没有引起任何人的重视。
　　外祖母其次提到的是她的婆家，也就是我母亲的父系家族。
　　外祖母八岁的那一年，按我后来的推算该是公元1889年，张家湾子的收成坏极了。外祖母的父母便把她送到王家湾子当童养媳（外祖母曾再三纠正忆苦思甜的人们的用词不当，强调说，父母并没有卖她，她是被父母送去的）。
　　外祖母的婆家，我母亲的父系家族，王家，是有自己的地的。但全湾子的地都是王氏宗族自行耕种。没有任何一家自己不劳动，仅仅依靠出租来生存。
　　按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的思维，王家湾子应该是一个没有地主的湾子。照外祖母的回忆，王家湾子甚至连富农都没有，王氏宗亲们生活得极为和睦，大家都差不多一样穷，也差不多一样富。
　　我的外祖父清末科举废止前刚刚考上拔贡（指皇帝恩科时的乡试中举者，级别同秀才），辛亥革命前的什么时候（照我的推算最迟该在1907年前，因为我的大舅1901年出生，童年时上过张之洞在武昌建的西式小学）曾被政府招到省城应聘官职。外祖父做过的唯一一个值得一提的小官是北伐时大官吏们闻风而逃的时候当过宜昌县长。外祖母曾带着五岁的母亲和外祖父一同赴任。
　　但外祖父名义上的官职很快就被军阀们取代。外祖父返回省城后在著名的文华中学任教直到去世。
　　从二十岁离开家乡时起，外祖父自己名下的田就全部交给同宗的王氏兄弟耕种。外祖父从未收过任何一分租，不管是现金还是实物。
　　王家湾子的宗亲兄弟们在土改中思前想后，上下求索。把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划为地主或富农几乎都谈得上是一个赤裸裸的荒谬。最后，我的外祖父被划为地主，虽然他老人家几年前已经去世。多亏外祖父在省城的名校中任教，有口皆碑。留在武汉的九舅和母亲的组织上明察秋毫，知道外祖父是教员，这一冤假错案才没有带来更为可怕的后果。
　　接下来，外祖母提到的是我母亲的婆家，我的，以及我父亲的，父系家族，汪家。

　　我的父亲爱上我的母亲，两人进而想私定终身，据哥哥回忆，是由祖母的内侄孙女兼养女，前述万耀煌将军二堂兄之女，父亲的表妹，我们的表姑姑一手促成的。
　　表姑姑三十年代嫁给我的八舅（我有另文详述），成为我母系家族王家的媳妇，我母亲的八嫂，我们兄妹的八舅妈。但即使是这样亲上加亲，外祖母说，我的外祖父仍然不同意母亲嫁到汪家。
　　除了嫌父亲比母亲年长八岁太多之外，外祖父不同意的主要原因是嫌汪家太富。根据他自己多年为人师表的经验，外祖父认为富家子弟难学好，女儿嫁过去会受欺侮。
　　外祖父自己，是个洁身自好的读书人，一辈子清贫但一辈子都老实，从来不做攀高接贵的事。我的母亲上小学的时候，不到十岁，不要任何人陪，自己一个人去上学，一个人回来。而我的父亲到省城时已经十四岁，上中学了我的祖父还派两个勤务兵带着盒子枪接送我父亲。汪家在省城抱斗堤的大宅子（1938年日军轰炸时被夷为平地。据哥哥说，其址在后来的武昌造船厂内）住着不过二十口人却雇着六个厨子，整天无缘无故地大办宴席，食不厌精，总有一大群不三不四的人在那里吃饭。
　　所有这些富人家的毛病，外祖父都看不惯。
　　说完了汪家之后，外祖母强调的却是，富贵，富贵，光富是不足挂齿的，必须贵，也就是说还得要有名望。我父亲的父系家族，汪家的富有，要是和我父亲的母系家族我祖母的娘家，黄冈仓埠的夏家的名望相比，却又逊色许多。
　　只不过童年时代的我，并不懂何为名望，我记住的仍然只是，外祖母聊起的，祖母娘家的富有。外祖母说，你奶奶家，那是仓埠夏家呀！你奶奶出嫁，轿子到了汪家，嫁妆在夏家还没走完，那是八里地呀！
　　很多很多年之后到农村，我才为祖母那走了八里地没走完的嫁妆而深深震撼。

　　因为提起我的“下农村”，我先写几句题外的话。
　　一九六九年底，轮到我所属的六九届初中生下农村的时候，我们家四个孩子已经下放了三个。我本是一名极严重的支气管哮喘病患者。所以，无论是作为多子留一，还是作为所谓病残青年，我都应该理所当然地不下乡才对。
　　父亲彼时还在“牛棚”中“住读”。作为牛鬼蛇神的狗崽子，我不能享受多子留一。母亲带着我到医学院附属二院的病历室去借阅我从三岁到十六岁那十三年间的抢救病历。管病历室的路妈妈是母亲的好朋友，帮着母亲把我几十斤重的病历捆绑在自行车后面的座位上。母亲推着自行车，我在一边扶着，前往我所在学校的工宣队。
　　工宣队研究完病历后通知母亲，我有病，光有医院的证明不够，必须有居委会的革命群众的证明才行，因为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母亲找到我们家居住的街道我们那栋房子所属的居委会的革委会。居委会革委会主任只看我一眼就振振有词地断言，我比院子里所有其他孩子都更健康，因此更应该下乡！
　　过了很久我才知道事出有因。
　　那居委会的革委会主任自己的一个儿子，因为先天性肾功能不全，没活到学龄就不幸夭折。她因此毕生对所有儿科医生都怀有刻骨铭心的深仇大恨，虽然她的儿子死于另一家和母亲毫不相干的小医院的儿科。
　　母亲绝望地大哭了一场，只能赶快让哥哥回武汉一趟，把我带到他和我的两个姐姐插队的潜江去“避难”。
　　二姐那时在村里农民们自己办的学校中教语文。二姐学数理化很有天赋，但并不喜欢语文，常常带着孩子们大声念错别字。有一次哥哥下工回来，听着孩子们正朗读万恶的旧社会地主殴打贫下中农的故事。孩子们在二姐的带领下大声读到，地主抢起大巴掌。哥哥听着觉得怪怪的，打开课本看了一眼，发现应该是抡起大巴掌，回屋后便偷偷地笑。
　　但二姐对我却很好，常带我四处玩。有一次二姐带我从新安三队到监利县一个名叫新沟的地方去，说那里可以照相。途中我累了，坐在路边。我告诉二姐，外祖母说的我的祖母出嫁时的嫁妆走了八里地。二姐根本不信。她相当有把握地目测了一番后说，我俩现在一共只走了五里地不到。
　　几个星期之后，我因为哮喘病的发作，差一点在潜江县并不“广阔的天地”里“轻于鸿毛”，那是后话。
　　还是回过头来说我家族中的往事吧！

　　外祖母说，祖父及冠之年曾拿着一份夏家长辈写的荐书去找张之洞。张让祖父草拟一则呈文。祖父照办了。张并没有看上祖父的文章，说那文章不过平平。但祖父即兴而写的那一笔美丽无比的小楷行书却让自己能写一笔好字的张之洞为之动容。
　　祖父因此被留在张府做了七年文秘，直到张离任赴京。
　　乡间的人们听说南皮大人竟看上了祖父的字，便开始争相收藏祖父的墨宝，一时洛阳纸贵。但我们这些祖父真正的子孙后代们，却谁也没亲眼见过祖父的字迹。
　　祖父在家族内唯一传世的一份墨宝是他老人家的遗嘱。
　　那份遗嘱却被他老人家的长子，我的父亲，在1952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付之一炬。那个年代，“遗嘱”一类可疑的东西，常常会让人想起“变天账”那一类后果更为严重的“文献”。所以就我自己的观察，父亲生前为他做的这件称得上是大逆不道的坏事从未有过一丝一毫的后悔，倒是常常忍不住地庆幸。
　　祖父的墨宝虽未能传世，但跟着张之洞的那些年却生活得十分幸福。据外祖母当年的口述，张之洞是个极仗义的人，对祖父很好，曾把湖北省内他自己兴办洋务时建立的某一个煤矿（或者是铁矿，名字似乎叫富华）送给祖父。
　　只可惜祖父不懂工商经营，父亲又固执己见地学了医。日本人占领湖北后那煤矿或铁矿就自生自灭了（但后来和哥哥聊，哥哥却认为，那个矿，张之洞并不是给祖父，而是给祖父的大堂兄。祖父的大堂兄彼时不在鄂地，而在沪上，这才使得祖父必须去管理）。
　　张去世后祖父担任过的最后一个、时间最短的公职，是长江税务局长。北伐之后，二十年代的下半叶，从我祖父手上接任长江税务局长的，是宋子文本人，足见那一定是一个惊人的肥缺。
　　祖父为官时，同僚们个个都妻妾成群。祖父和祖母成亲后，祖母在父亲之前所生的三个孩子却全部夭折于襁褓。那是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年代，祖父却从不提子嗣之事，终日只厮守祖母一人。
　　乡间于是有了美传，说是祖父这一房的汪家男人，好吃好喝就是不好色。
　　但外祖母当年对我说的却是，你爷爷，他敢！你奶奶是仓埠夏家的，你爷爷敢在外面玩小（旧时武汉方言把姨太太简称为小）那不是翻了天！
　　不记得什么时候，我在网上曾看到过一篇名叫《黄冈夏家》的文章。我很高兴，这不就是我奶奶的娘家吗！我立即传给了哥哥。只可惜那文章只写了祖母的堂兄，仓埠夏家中，曾极为短暂地当过湖北省长的夏寿康所属的那一房。当年显赫的仓埠夏家中一定还有过许许多多的别的人和事，很显然都已经被历史无情的浪花，冲刷得无影无踪！夏寿康自己最后能走入历史，其实并不是因为他自己，而是因为他的外甥万耀煌。而夏家真正值得载入史册的，也既非财富，更非军事暴力，而是办学的声望。清末民初整个巨大的鄂东地区的名门望族的子弟，几乎没有不受教于夏家的。

　　还是回过头来说森森哥父系家族所属的那个黄冈成家吧！
　　无论是我父亲父系家族的汪家，还是我父亲母系家族的夏家，要论家道的殷实，都远远不及当年黄冈世人公认的富豪，我姑父所属的黄冈成家。成家湾子的青壮年男子从湾子出来，东南西北闭着眼走，走一天一夜还是成家的田，外祖母如是说！
　　成家虽富有，却是三代单传。姑父的祖父，父亲和他自己，据说都是独子。
　　姑姑和姑父的婚事，本是父母之命，媒酌之言。定亲之时，姑姑还是一个美丽健康的女孩子。等到成年后谈婚论嫁，姑姑已经被病魔折磨得只剩下一条腿。人有旦夕祸福，月有阴晴圆缺。此事真的是古难全。
　　成家万贯家财，世代单传，想要悔和姑姑的亲事可以有一千一万条理由。乡间的人们都说，成家要悔婚，没人会说半句话；成家要不悔婚，那才真是西边升起了红太阳！
　　然而黄冈巨富的成家，却真的没有悔婚。姑父和姑姑一辈子举案齐眉，恩爱和睦，比文学中虚拟的那些故事要感人得多。姑父对姑姑的那百般敬，千般怜，万般爱，说真的，让全天下所有健康完美的女人，都只有妒忌的份。
　　不明真相的人会暗自猜测，我姑父的容貌一定丑陋不堪吧。殊不知，姑父美丽的容貌在男性中，甚至还远在姑姑之上。连母亲都承认，姑父要是生在十里洋场的旧上海随随便便在那个电影中演点什么，都绝不会比那些奶油小生们逊色。
　　外祖母甚至断言。成家……根本没有丑人，个个都好看！
　　为证明外祖母此言不虚，我先讲一段我亲历的，和成家人的容貌有关的佳话。

　　森森哥到武汉后的副产品之一是，我们兄妹通过森森哥结识了姑父自己的两个姐姐。
　　姑父的大姐，为了和自己的亲姑姑有所分别，我们称为成姑妈，青年时代不愿和父母指定的人成婚，后来终身便未再嫁，并收养了姑父二姐的女儿。
　　成姑妈的这位养女，森森哥的堂妹，我的远房表姐，和森森哥同年生，个子虽不算高，却美丽得简直惊心动魄！
　　我的哥哥年轻的时候是一颗颇为多情的种子，因为常常对女孩子们怜香惜玉，而被外祖母相当准确地戏称为贾宝玉。
　　哥哥几乎只见了我那个远房表姐一眼之后，就立即六神无主般地激动起来。过了没多久，开始了上山下乡。父亲早就暗中坚定不移地为哥哥选择了我后来的嫂子，因此不同意哥哥办跨校，从而把这个并无血缘关系的成姓表妹办到自己下放的知青点中。
　　我父亲自己，在年轻的时侯，是绝对称得上是美男子的。但他在男人中却是为数甚少，能欣赏女人智慧的人。对女人徒有的某些外在的，让一大批男人们骚动不安的东西，父亲却常常难能可贵地冷若冰霜。但哥哥在这一点上和父亲却判若两人。女性的智慧和美丽，哥哥都欣赏，革命生产两不误！
　　下户口的时候，哥哥谁的话也听不进去，一幅一意孤行要殉情的模样。最后，父母虽然拗不过哥哥，但却为此担心不已。那个年代，所谓生活作风，是一个相当惊险的东西。
　　还好，后来的故事让父亲十分放心。
　　在我的哥哥和两个姐姐下放的那个知青点上，除了我这个远房的表姐外，还有我的一位有极近的血缘关系的亲表哥，我九舅的小儿子。我的这位小表哥只比我哥哥大一岁，是一个读书十分勤奋的孩子，在外人眼里本是一幅清心寡欲，意志坚强的模样。但在见了我的这位成姓的远房表姐后，我的小表哥居然和我哥哥完全同等激动，且大有喧宾夺主之势。
　　原本平淡无奇的日子，很快就开始风烟滚滚，电闪雷鸣，柳暗花明，曲径通幽了……
　　很多很多年之后，我读到英皇爱德华八世不爱江山爱美人的传奇故事。我几乎立即就能理解。因为还在很年轻的时候，我就亲眼目睹过美丽的容貌所具有的，几乎无坚不摧的力量。
　　还是回过头来说姑父家的往事吧！

　　祖母为成家人的仗义感动得无以言对。自从姑姑下嫁到成家，祖母便开始天天在家吃斋，念佛，放生，恳求菩萨保佑女儿，能早日为成家生下一个儿子。
　　一年后姑姑生了一个女儿，取名琪琪。又过了一年，姑姑又生了一个女儿，取名涛涛。
　　祖母绝望了，觉得这是天意。那个年代的乡间，就是一个完全健康的女人生产，死亡率也高达百分之五十。而姑姑却是一个病人，一个肢体残废的病人。
　　但我的姑姑却是一幅坚忍不拔的模样，不为成家留下一丝香火誓不罢休。
　　第三年，老天爷终于被姑姑感动了。姑姑生了一个儿子。
　　外祖母说，成家湾子整个又过了一回年！
　　姑父的祖父（据哥哥说，曾是肖耀南任湖北督军时的湖北省财政厅长，我祖父的同僚，级别则高于我祖父）成禳先，请来方圆百里最受村民欢迎的算命先生给孩子算命。
　　算命的结果是，这孩子五行缺木。经请示我祖父后，孩子被命名为森森。
　　提起森森哥的命名，我又想写几句题外的话。
　　森森哥出生的头一年，我自己的哥哥出生，我祖父曾请同一位算命先生算命。算命的结果是哥哥五行缺金。哥哥因此被起名为鑫鑫。外祖母说，祖父没想到的是，一九四九年后共产党的户籍警们，只会写为数甚少的汉字。父母和钟爱哥哥的大舅妈，妈妈的寡嫂，带着哥哥只搬了一次家，哥哥就不幸变成了新新（但哥哥自己并不认为这是户籍警错写，他声称是他学写字时因为笔划少自己愿意选新新。我对哥哥的说法存疑，鑫那个字笔划虽多，对孩子来说却有趣。它实际上是由三个相同的金字组成的。就我自己童年学写字的经验，我当时就曾反复排列我自己名字中的那个晶字。而新那个字，笔划并不算少）。
　　说真的，中国传统社会中那些算命先生们纯先验的预言，你想不信有时都难。哥哥后来在经济上一直到退休都没达到过祖父和父亲曾有过的富有，那一定多多少少和他五行缺金而那名字又不幸被换有关。哈！
　　森森哥满月之时，曾祖父请来黄冈手艺最高的金匠，照着森森哥的小手，为每个手指打一只刻着木字的金戒指（一年前，那同一位金匠也为哥哥做过同样的事）。脖子上带着大大木字的金锁，险些把森森哥勒断了气……。
　　很多很多年之后，我认识了我的丈夫。
　　丈夫是个生性极节俭的人。聊天的时候，他常常和我谈起他自己的祖母。还在我丈夫很年幼的时候，祖母就对他说过，人一辈子的荣华富贵是命中注定，因而也是命中有数的。人要是不克制自己的欲望，随心所欲地挥霍荣华富贵，最后的结果一定是折损阳寿。
　　丈夫的祖母举的例子是李自成。
　　她老人家说，老天爷规定人一年可以吃一顿饺子。李自成打进京城不过十八天，居然每天都吃了一顿饺子。他本来在位是十八年，结果十八天就到头了！
　　说真的，那时听丈夫讲这则李自成和饺子的故事，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森森哥。
　　假如人一生的荣华富贵真的是物质不灭，能量守恒的话，森森哥一辈子的荣华富贵真的已经被他在两岁之前就挥霍尽了。虽然那根本不是他自己的错！
　　森森哥大约两岁的时候，土地改革运动开始了。土改工作组带领着村民，把森森哥的曾祖父，昔日的黄冈巨富，活活整死了……
　　成禳先之死的恐怖场面，在村民中煽起的惊骇远远大于仇恨。村民们瞒着土改工作组，连夜掩护着姑姑，姑父，带着三个孩子，逃回姑姑的娘家。
　　土改工作组听说成家世代单传的孙子和曾孙居然双双逃走，命令村民立即去追。村民谎称姑父带着森森哥投了江。那个年代人们普遍重视的是男丁。对姑姑和两个女儿的去向，土改工作队的兴趣并不大。
　　姑姑，姑父带着三个孩子回到姑姑的娘家，我的祖父、祖母身边。祖父一听成禳先噩耗，当即昏倒在地。祖母命家人以最快的速度，把祖父抬到汉口。但不幸，祖父仍然在黄冈到汉口的途中去世，据说终年是七十二岁。
　　很多很多年之后，黄冈乡间的汪氏宗亲中流传起安眠药的故事。说是父亲早已知道共产党要来，事先为祖父准备好了安眠药，让祖父随时服用。祖父这才因此逃过了土改中成禳先般的劫难。
　　一九六九年陪着牛棚中的父亲在门诊部三楼做清洁的时候，我曾为此事专门询问过父亲。
　　父亲起先沉默，继之苦笑。
　　最后，父亲说，黄冈的大军阀，曾当过湖北省长的那个肖耀南（我们童年背诵的官方正史中，称其为镇压二七大罢工的刽子手），当年仕途如日中升之时，因误服安眠药而英年早逝。黄冈乡间的村民们因此而记住了，西医中竟有一种神奇的安眠药，便开始用安眠药编造各类神话。
　　但是祖父最终是因何而病逝，因为没有做病理解剖，父亲无法准确知道。父亲只能猜测，祖父是因为过度惊骇而引起的脑溢血去世的。
　　祖父在二十岁前后，1900年左右，已经离开家乡。抗战期间回乡隐居时曾为村民免费看病（祖父去张府之前学的本是中医）。所以即使是土改期间，村民们对祖父的尊敬也仍然大于仇恨。祖父去世后因此得以仍运回家乡，平平安安地棺葬。
　　汪家祖坟，原本建在一片美丽的湖泊边。湖中盛产乾隆皇帝爱吃的银鱼。
　　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大办水库。祖父和汪家的其他祖先们，便一起栖身于湖底。

　　本文由汪晶晶女士赐稿，略有删节。感谢作者授权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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