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益旺：村里来了个劳改犯

〇 守护民间记忆

村里来了个劳改犯

© 刘益旺／文

　　村里来了个劳改犯

　　1970年7月11日下午，康家屯一队的孩子们传开了：“生产队来了一个劳改犯！”
　　我们这次从镇赉新生农场遣送到榆树县闵家公社监督劳动的共四个人，分到四个大队，我落脚的地点就是康家大队第一生产队。
　　生产队队部在路北，一个大院套，听说是土改前地主老张家的宅院。院内正房是三间大瓦房，外间有一盘石磨和一座大锅台。里面两间一明，靠北山墙是通长一铺大炕。这是生产队开大会的场所，值夜班的饲养员住在这里，我也被临时安排在这里睡。
　　当时正是忙铲季节，生产队长和社员们都去田间了，照料我的是小队会计赵秉文——30岁出头，中等身材，脸上有些浅白麻子，盲一目。后来我才知道，老赵家的老老少少，心眼儿都好。九年间，我和老赵家的老少各户，都建立了较深的友谊，赵会计对我更是关照有加。他哥哥赵秉谦曾是做保卫工作的机关干部，因为被打成右派，回家务农，我们往来也很密切。
　　此刻，早已过了吃饭的时间，我还未吃午饭。赵会计怕我久居城里，喝不惯凉水，特意把自己家的暖水瓶拿来。我表示谢意，便坐在炕梢，取出从镇赉新生农场带来的发面饼，细嚼细咽地吃着。来了几个孩子，扒着窗户看嘀嘀咕，嘁嘁喳喳，边看边议论。就像在市场上看“西洋景”，或者看“拉洋片”一样，赵会计把他们撵走了，不一会儿又跑回来。闹得赵会计很不好意思，向我解释，说农村孩子太不懂事。我却做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闵家公社位于榆树县城东南大约20华里，长榆铁路（长春至榆树）经过这里，是离开县城的第一个小站。康家大队则位于闵家屯西南大约12华里，有三个自然村，分成五个生产队。一至四生产队都各有40多户人家，第五生产队有70多户人家。
　　这里虽名为康家大队，却没有姓康的。据当地老年人说，他们的祖辈从关里来此拓荒，当时这里最早的落荒户确实有姓康的，他们搭起窝铺，定居下来，就把这里叫“康家窝铺”。后来又来了一家姓于的，就改称“康于屯”，人们叫不惯，就叫成了“康家屯”。老康家的人丁不旺，后辈们迁走了。后来又迁来两家姓张的、一家姓刘的，屯子逐渐扩张起来，仍然叫作“康家屯”。那时周围尽是一粗的大松树，一代一代的全被砍光了。老于家最年长的人，还能说出来，哪一家正房的大松木柁，原来长在什么地方。
　　很多日子之后，我和大家都混熟了。我半开玩笑地问那几个孩子，说：“我刚来的那天，你们看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们都笑了，说：“你来的两天前，我们就听说要来一个劳改犯，反革命分子。那天，我们看你，穿一身黑，大长脸，小眼睛，大胡茬子，两腮通红，像擦了胭脂。现在我们都熟了，看你也挺好的，不像第一次看见你时那样丑了。”这就是我在孩子们眼中的形象。

　　也许离婚并非坏事

　　《牧马人》是一部电影片，其主人公与我在农村的情况有点相似。他也是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只身遣送农村监督劳动。他在农村期间，也是得到了当地农民的同情和保护。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他在农村结婚了，我到农村后离婚了。不过，结婚也好，离婚也好，都是为了活下去，者也有“异曲同工”之处。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镇赉劳改农场九分场的就业职工梁维山就说：“我们最大的罪孽就是娶妻生子。”他毅然斩断了儿女情丝，让老婆孩子获得解脱。“反共救国军”案件，株连到瑰琴，果然中了老梁之言。
　　早在镇赉农场七分场的时候，瑰琴就向我提出了离婚的要求。
　　那时，“反共救国军”案件刚刚了结，我出了小号，满怀喜悦地立即给瑰琴写了一封信，算是报告一个好消息吧。原想很快就会接到回信，可是半个月、20天过去了，仍然没有回音。出什么事了？我的心中十分焦急。
　　一天，信来了，与平时不同的是，信很重，我拆信时心里有些紧张。果然，这封信和以往不同，瑰琴这封信写得很长，内容很多，很深沉，她谈到了往事，分析了现在，也展望了未来。理智多于哀怨，冷静出于真情，最后她说为了我们共同的孩子着想，提出要和我离婚。
　　这个结果我没有料到，可是一旦出现，我似乎也并不感到意外，也没有感到格外的痛苦。我也为自己这种出奇的平静感到吃惊。
　　家，对我曾经是那么重要，特别是最近几年，家已经成为我生理上和心理上惟一的寄托。我曾经是那样千方百计地设法请假回家探亲，哪怕和瑰琴只见一面，只住一夜也好。为此我是昼思夜想，甚至于不顾自己的人格，以求换取多一些回家的机会。然而现在为什么我却这么平静地对待这个灾难性的消息呢？
　　其实我心里很清楚，我和瑰琴遭受的种种磨难，特别是对瑰琴的隔离审查，早已使我逐渐醒悟了过来。尽管我爱她，她也爱我，但是我们的结合带给她的只能是无穷无尽的灾难和耻辱！过去我们还有个盼头，盼望着解除教养，重新团聚。现在教养倒是结束了，可是横在我们面前的，是更加可怕的长夜漫漫，希望又在哪里呢？今后全家人要生活，瑰琴要活下去，更重要的是孩子们都长大了，他们有的要回城，有的要上学，而他们的反革命父亲是他们前进道路上最大的障碍……形势已经发展到这般地步，也许离婚并不是坏事，反而对她、对我、对子女都有好处，也许只有离婚才能保住瑰琴母子在长春的这个家。我不能再拖住她们不放了。
　　考虑了几天，我回信表示同意离婚，叫她直接给七分场领导写信。后来，队长拿着瑰琴的信找我，说：“这是私人生活问题，我们不好表态，不过，你若不同意离，我们倒可以做做工作，也可以给你假，回家当面谈谈。”
　　但这事还没有来得及进行，就发生了遣返农村的事情。其间，我曾经向队长请假回长春，队长答复说：“总队统一规定，此次下放职工，一律不给探亲假，有事到农村再说吧。”我的离婚问题也就暂时搁置起来了。

　　我到农村安顿下来不久，就请假回长春处理此事。
　　我四年半没有回家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社会的变化太大了。我只呆在家里，不与外界接触，我与瑰琴的离异，纯属政治所迫，这是最后一次患难夫妻的重聚。即将分别，瑰琴尽量照顾我的心情，仍有一番缠绵。相聚十数日，彼此都尽量回避离婚一事，强作笑颜。直到分手时才约定十天之后，她到闵家公社去申请办理离婚手续——因为女方提出离婚，需要到男方所在地点去办理。
　　十天后，瑰琴来到闵家屯。康家屯的人都说绝对不能接受离婚，这件事对我确实关系太大了，事到临头，我也犹豫起来。在公社，是民政助理小王处理此事。康家大队党支部钱书记给他通了电话，他也对我做了工作。瑰琴向他诉说了这十几年来痛苦的经历和目前的状况，以及考虑到今后对子女的影响。王助理很受感动，便单独劝我：“你爱人对你已经做到家了，就不要再拖住她不放了。反正你在农村也回不了长春，若继续保持夫妻关系，说不定还会把她们娘几个都拽到农村来，那就更不好了，应该多为她们着想啊。你若实在不同意离，达不成协议，只能转到榆树县法院，最后还会判决离婚的。”小王说得在理，已经别无选择，只有走这条路了。何况，如果我不同意，而经法院判决离婚，将来就再无团聚之日了；如果我顾全大局，将来或许还有破镜重圆的可能。于是双方达成协议，办了离婚手续，并言明子女由女方抚养。
　　从公社出来，瑰琴就到邮局，把离婚证明给立文寄去，说这对立文的回城有用处。
　　作为继父，我平时和立文的关系不错，但这次我为离婚之事回长春，和立文之间却闹了一次小小的误会。
　　立文于1966年毕业于长春十二高中，1968年下乡到榆树县
　　红星大队。她在高中时功课不错，表现也好，只是因为生父和继父都是“反革命分子”所以一直没有能够加入共青团。高中毕业那年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开始，也没有能够考大学。由于同样的原因，也没有能够参加什么红卫兵或其他造反组织，可见家庭成份对她影响之大。
　　我回家时，她也正在家中。我离开家的那天，立文坐在一边，看我收拾东西，突然冒出了一句：“别看你会耍手腕糊弄了我妈，好像没事了，我这里还没有完呢！”接着又说了几句不在行的话，如说我自私等等。
　　这些话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本想发作一下，被瑰琴及时阻挡住了，我勉强地控制住了自己。显然，她是非常希望自己的母亲与继父分手的，她认为这场冤孽姻缘早该结束，这对她母亲和她个人都是一种解脱。而现在她看到我和瑰琴依然和谐如初，就误认为离婚之事又变卦了，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我非常伤心，在返回榆树的途中，以及到达康家屯之后的一段时间，我的怨气都集中到立文身上，认为她没有良心。我作为继父，对她不坏，现在长大了，要把我从这个家里撵出去。若是亲生骨肉，绝不会这样对待我。
　　不久，接到她从红星公社寄给我的一封信。信中说不管她是否业已长大，在老人跟前总还是一个孩子……这封信使我很有感触：我发现自己缺乏做长辈、做男子汉应有的襟怀和度量。对她这些年来在政治上和精神上所受的压力也认识不足，也没有考虑到她理所当然要更多地为自己的生身母亲着想。说我自私，也不能说错，只是由于她的性格才唐突地说出这番话来。她的这种性格尽管有时叫人不易承受，可后来我却日益感到她的可爱。总之，我的心情渐渐地平静了下来。既然已经离婚，我也希望真能因此给立文带来好处。
　　我不知道后来立文回城与寄去的这份离婚证明是否有关。但1978年继明考入北京大学时，瑰琴业已与我离婚一事确实起了作用。当时考大学需要政审，办事人员看到我的右派档案，觉得实在无法往政审材料里摘录，而他们又想录取继明，最后只写明该生随其母亲生活，其母与其父早已离异，显然这种写法对继明的录取是非常关键的。
　　那天中午，瑰琴发完信以后，又同我到榆树县城去逛了逛，然后把我送出闵家屯街口，我即将踏上去康家屯的大道。此时已近黄昏，我们两个人在夕阳西照下，面对面站住了，相视无言。我们都不愿意落泪，或者说已经无泪可落了。最后，还是瑰琴开口了，说：“今后你就剩下一个人了，一定要多多保重。”伸过手来，我紧紧握住她的手，说了一句：“彼此保重”。一狠心转身就走，不再回头。走出一段路，回头看时，瑰琴仍然站在那里。
　　至此，我最挂念的两个家——北京母亲的家和长春瑰琴的家，都划上了句号，我只剩下了孤身一人。

　　康家屯只有赵秉谦等极少数人理解我这种做法，大多数人都埋怨我，不该同意离婚。大队钱书记甚至正颜厉色地说：“你本来是有老婆孩子的人，现在你同意离了，将来有个天灾病孽，或者老了，爬不动了，我们康家大队不能管你！”
　　九年之后，我落实政策，回到家中。瑰琴告诉我，曾经有人劝她和老汪复婚，还有人为她作媒，男方还到西三道街家里来过一趟，比较积极。但她从孩子的角度考虑，没有再迈一步。
　　后来有人问我当时的离婚是真是假。我回答说，离婚当然是真的，哪能有假的？不过，确实是被迫的。离婚后，她没有再嫁，仍然是自己领着三个孩子过日子，一直到我落实政策，又重新回到了一起，从这个角度看起来，当时的离婚也可以说是真假参半了。
　　是啊，人逢绝路，首先考虑的是怎样才能活下去，这种抉择是很难用真假来衡量的。

　　开辟活下去的路

　　农村生活比城市要简单得多。一年四季无非是春耕、夏锄、秋收、冬藏。每天也无非是日出而作，日没而息，周而复始，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常言说得好，“无官一身轻”，有人推而广之说，“无家也一身轻”。这句话说起来轻松，做起来就非常艰难了。瑰琴和我分手时，曾嘱咐我，今后就剩下我一个人了，要多多保重。从一开始，我对于破镜重圆就没有绝望，犹如我始终不肯抛弃自己的文化知识一样。但当时摆在我面前更现实的是一个人如何在农村活下去的问题。
　　应当说，想在东北农村活下去，要比关里容易，这里纯粹是靠出大力吃饭，正因为如此，关里人才向东北逃荒。我这么一个外乡人，没有劳动基础，还戴着反革命帽子，能凭什么吃饭呢？想来想去，只有文化知识是自己的一点本钱。农村往往是由一个大户、或几个大户起主导作用，倘若我能够利用自己的文化知识为当地农民做些好事，尤其是与几家大户建立起较好的关系，就能为自己开辟出一条活下去的道路。当——然，我这种想法也是逐渐形成的，这条路也是逐渐走出来的。
　　这里面也有机遇问题——我从到农村一开始就遇到了“贵人”，第一个是小队会计赵秉文，继而是老房东张喜生。
　　我刚到康家屯，在生产队住了十来天，赵会计每天为我轮流派饭。后来就给我租了一间房，住在张喜生的里间屋，买了一口小铁锅，砌了一个小锅台，就过起日子来了。
　　老张家是本村大户，贫农。张喜生是一个干瘦的犟老头儿，刚直不阿，也有人说他是毛驴子脾气。虽生于庄稼人家，却不安心务农，“脚上长毛”，好串百家门，学会了占卦批八字，曾经在外边打板算命，获得了“板儿先生”的雅号。
　　张喜生几个子女当中有的已经出嫁，有的分居另过，老伴卧病不起，我搬去不久就去世了。只剩下板儿先生这个老光棍儿领着最小的小四、小五一起生活。家中一贫如洗，惟一的一条破棉被，小哥俩盖，板儿先生把破棉袄往身上一搭，也就如此这般地睡了。
　　板儿先生为人正派，办事认真，手脚干净，因此每年队长都找他看守场院。他向我交过底儿，说看场院这个活儿难干，既不能吃里扒外，也不能没有一点灵活性，总不能把人都得罪了。所以，想偷场院的人，知道他的脾气，也就不骂他了。
　　小五子张清秀格外令人怜爱，他在公社中学读初中，每天奔走于闵家屯和康家屯之间，棉衣单薄袖子短，双手都冻烂了。我力所能及的就是辅导他的学习，扩大他的知识面，培养他的意志，鼓舞他的信心，在小油灯下给他编写了大量的学习材料。清秀的求知欲很强，学习上如饥似渴。有时，我还替他补衣掌鞋，或者偶尔在物质方面对他略做支援。起初，我这样做仅仅出于同情心，至多是对老房东的报答，还没有想到更多。
　　清秀的学习成绩突飞猛进，在老师、同学以及学生家长之间，引起了连锁反应，不久就增添了六名新学员，宛如一个业余巡回补习班。到这时，我就开始有意识地利用自己的文化知识和教学经验来为社员服务，并为自己今后的生活开辟道路。
　　我不幸中的大幸，就是康家大队的贫下中农“阶级觉悟”不高，党支部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不力，至少在对待我的态度上是这样。在他们看来，右派分子都是有学问的耿直人，说我是遇难的凤凰落在草棵里，不然，用八抬大轿都请不来呢，我命不该绝，遇到了这么多“贵人”。
　　康家一队的贫下中农，主要有张家、刘家和于家三大户。选举生产队长，通常是这三大户的人“轮流坐庄”。而他们的子弟恰恰又都是我的学生，三大户的男女老少把我看成老师，其他各家贫下中农自然也随之另眼看待了。

　　我多次向社员表示：大家这样关心我，实在感激不尽。我觉得农村人的心眼儿好，容易相处。有人说：“也不是各地都这样。康家屯的人从不欺负外来人，你有帽儿，更不能欺负你。有本事去和那些好样的斗斗，我们最瞧不起的就是骑在老实人脖子上拉屎！”
　　的确是这样，有一次，康家屯以北的赵家大队与康家大队的钱书记联系，说他们那里搞阶级斗争没有活靶子，想通过公社把我转到赵家大队，结果被钱书记拒绝。理由是：“康家大队也需要刘益旺这样一个活靶子。”大队刘会计把这事告诉了我，说：“你放心，有我在，就不能叫你走。”当时我还真有点担心，时间长了，没有动静，我才放下心来。
　　影片《牧马人》中有一段情节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生产队要搞阶级斗争，他们极其严肃地宣布：“一个右派分子，绝不能和咱们一样坐在屋里，暖暖和和的，没有那么便宜的事。叫他到山沟里去放马！”这样就把他保护起来了。我看了感到非常亲切，康家屯就是这样来保护我的。
　　队长说：“刘益旺是反革命分子，不能叫他铲地，把苗铲掉留下草！叫他在后勤积肥吧，由饲养员监督他。”这样，我主要的活儿就是掏大粪和搞高温发酵，农忙季节，每天下午向田间送水，冬季在场院干杂活儿。这些活儿都不重，也不绑身子，有空闲时间我就可以做饭或者给学生编写学习材料。可是，等到月末评工分时，队长又说：“刘益旺独身一人，没有副业补贴，也要吃饭，总得让他把粮柴领回去，就和大家一样，也给满分吧。党的政策是改造他的思想，不是消灭他本人。”
　　1972年深秋，农村传达“林彪事件”，展开大批判，通常遇到这种情况，五类分子就要站在屋地当中，低头哈腰，名曰“陪斗”。当时正是张清秀的二哥张清波当队长。社员到齐后，他宣布开会，厉声说道：“刘益旺，站起来！这种严肃的会议，你没有资格参加，赶快回自己屋去，老老实实的，不许乱走乱窜！”清波很像他父亲，也有些毛驴子脾气，这次倒蛮有心眼儿，做得像真的一样。
　　我在板儿先生家住了三年，搬到另一家的西屋，又住了三年，最后三年是在生产队住的。这九年当中，康家一队社员的平均收入，在全公社居中游，最高的平均每天八角七分钱，最低的两角三分钱，平均五角三分钱。一般社员全家工分收入扣除粮柴款以后，所剩无几，主要依靠养猪补贴生活。另外就是卖鸡蛋、编席子，或者在自留地里种植烟草，拿到集市上去卖。
　　我没有这些收入，孤身一人，自然很苦。我住在生产队，曾经一次贴了20斤苞米面的大饼子、冻起来，盛在小麻袋里，吃饭时放在灶坑里烧一烧，有时外面已经烧焦，里面还有冻心，也将就了，再在饮马的石槽里喝两口水，就算饱了，说也奇怪，我从来没有闹过肚子。正如俗语所说：“人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大家在许多场合提到这件事，用以说明我的艰苦，也唤起了许多人的同情和怜悯。

　　这期间，曾经接到母亲从老家寄来的亲笔信。母亲回乡以后，和另外几位遣返回乡的婶母、堂兄住在一起，每月由大哥寄去生活费。老人家尽管自己生活非常困难，但从来没有诉过苦，相反却总是惦念着我，还给我汇来15元钱。有一次来信说要到我这里来，母子二人相依为命。我想这话也只能是表达一下老人家孤苦无依、期盼母子相聚的凄凉心境罢了，其实，母亲心里也十分明白，以我当时的生活窘境，母亲来了也只能是和我一起受苦，我哪有能力赡养她老人家，使老人家的晚年生活有所改善呢！
　　我在农村最后的三年，阶级斗争的高峰逐渐过去，队里许多人也在默默地，甚至是偷偷地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我走在村里，有时就有人塞给我几个茄子或黄瓜；路过谁家门前，有人就送出来一碗大酱；有时还有人偷偷地告诉我，午饭时到他家去一趟，有事。我心领神会，多数情况是吃黄米面粘糕饼子或粘豆包。
　　我在生产队住，也有方便之处：生产队翻地，要给拖拉机手准备伙食，往往以占用我的小铁锅为理由，多下一碗米就把我的饭带出来了。若剩下饭，用饭盒盛起来吃下顿。冬季晚间，老穆家三先生在生产队外间屋承包做豆腐，半夜过包时，总是把我唤醒，喝碗豆浆或豆腐脑。
　　我还有一种为社员服务的事情也比较重要，就是看护垂危的病人。最初是板儿先生的老伴死了，入殓后棺材里有动静，大家不知所措。这时我回来了，叫他们把棺材盖打开，我哈腰伸手揭去蒙盖的东西，看到尸体稍微颤动了一下，就不再动了。我整理了一下她的双脚和双臂，又蒙盖好，说：“可能是大嫂身上有的神经还没有完全死，遇到冷气一刺激，有点反应，现在没事了，钉棺材盖吧。”于是，我“胆子特大”的名声就传出去了。有人说，念大书的人不信鬼神，所以胆子大，他们哪里知道，在暖水劳教队时，我常和死人打交道，都锻炼出来了。
　　从此，有的人家病人垂危，就来找我看护，我能记得的先后有11回。其实，我并不直接照料病人，而是夜间坐在屋里，为照料病人的家属壮胆子。病人咽气了，停灵也需要有人看灵，此事也由我干，主要是提防猫狗，据说猫狗身上带电，刚死的人身上也有电，猫狗从尸体旁边过，可能“乍尸”。这些本来都是小事一桩，而当地农民却看成为很大的人情。我和榆树县教育局人事科张科长关系不错，就是因为他爷爷病危时，我看护过几天。

　　活下去的路逐渐开辟出来了。张清秀在闵家高中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当上了班级的共青团支部书记。高中毕业后，回康家大队，当上了副大队长，成为培养接班人的苗子。还有几个学生高中毕业后，在康家小学当上了教师。有人对我说：“你教的学生都出息了，心血没有白费，就是老了爬不动了，也会有人照顾你的。”
　　我和这几个学生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我确实给这个村庄带来了学习的风尚，这是当地人所公认的。在那极左的时代，如果有人给我扣上一顶“与无产阶级争夺青年一代”的大帽子，我真得吃不了兜着走。外人只知道我对张清秀的辅导，尚不清楚我对他的资助，我自己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仍然设法挤凑几个钱来帮助他。他当上了康家大队的副大队长，衣着实在太不像样，我曾用母亲给我寄来的15元钱给他买了一件削价处理的棉大衣。这些事从未和瑰琴说过，因为我觉得这种做法很对不起母亲、瑰琴和自己的孩子。
　　我对前途始终没有绝望，但也不能不做两手准备，至少我要做出一种姿态：我并不想永远依赖社员们的照顾和怜悯。我也曾买下几棵木头，说是想自己搭一间小棚子住，但是一直没有动手。还有几份给我保媒的，什么小寡妇、活人妻，没有孩子，干净利索等等，我都婉言谢绝了。
　　这些年，我一直致力于在磨难中保存住自己，其中也包括保存住自己的知识。我刚到金川“就业”，就叫瑰琴给我带几本大学教材来——历史、地理、语文、政治，每两年仔细地复习一遍。为此还有人批判我念念不忘笔杆子，是一种不安心改造的表现。
　　来到农村以后，在辅导当地青少年学生的同时，自己也更加注意复习功课了。尤其是林彪事件之后我更加相信自己的这些知识还有用处，一定要“留得青山在”。等到后来我真的恢复了工作，就有人问我为什么21年业务并未荒废，为什么始终相信自己的知识还能用得上。
　　这个问题说起来比较复杂，它和自己的思想发展有很大关系。我被划为右派的初期，我确实认为自己犯了错误，因此始终不断地自责，下决心在艰苦的劳动中改造自己，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但是在十几年的教养队和就业队的生活中，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极左路线受到严重挫折，反右当中“引蛇出洞”的种种手法也逐渐揭去了面纱，真相大白于天下。特别是许多善良、无辜，而又宁折不弯一身正气的难友们的不幸遭遇更是启发教育了我，使我逐步从“左”的禁锢中摆脱了出来，开始认识到把我们这些人划为右派是错误的，我们这些人是冤枉的。尽管我无法摆脱无产阶级专政的天罗地网，但我有一种直觉，就是：今后对我们这些人的政策会有松动的可能。为了将来有一天我能够活着出去工作，能够再有报效祖国的机会，现在就不能自暴自弃地荒废自己的专业。

　　母亲的晚年

　　这时，母亲去世了。
　　事前我对母亲的患病一无所知，只是好长时间没有接到她的信，还以为是老人不愿意动笔，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可写。
　　忽然接到大哥来信，才知道母亲病故，丧事业已处理完毕。
　　大哥在信中说，一年前借治眼睛的机会，把老人接回北京，住在他那里，母亲得的是肝癌。信中还说根据母亲的遗嘱，她手中的2000元钱，除了病中和治丧的花费外，剩余的400多元全部给我，以他的名义存在银行里，我有急用时可以给他去信。信的最后有这样几句话：“恐怕今后弟兄姐妹之间都无力互相帮助了，这是你仅有的一点钱，除非万不得已，不要动用。”
　　母亲的噩耗使我非常悲痛。小时候母亲对我百般钟爱，在长春患病时，母亲对我昼夜护理，从“五反”运动开始，一个接着一个的恶浪，一直让老人为我劳心。也许苦难要有了尽头，可老人家却未能等到那一天就永远离开我们而长逝了。母亲临终还挂念着我，以她仅有的一点力量，为我想得这样周到。由于有我这样一个儿子，使老人家临走时心里还是不平静的，叫我怎能不深感不安呢？
　　母亲去世不久，大哥因心脏病突然发作也去世了。关于母亲和大哥先后去世的详细情况是我落实政策后回北京才从妹妹们那里知道的。

　　雨澜和母亲住在一起，红卫兵抄家的情况她最清楚。她含泪向我述说了当时的详情。
　　1966年8月那几天，她在首都机场搞设计，回来时一进东直门，就发现情况有变：街上出现了许多身穿绿军装，臂戴红袖章，腰扎武装带的青少年，他们自称红卫兵，正在到处散发传单，声言要“彻底砸烂旧世界，血洗北京城”……这时她才发现大街上来往的行人明显减少，不时还有一些被红卫兵挂牌或用绳绑着的人走过。沿街气氛相当紧张。
　　她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匆匆跑到家，一进屋就看到母亲正指挥人取下屋子正中父亲生前的大照片换成了毛主席像。她嘱咐母亲，如果有人来检查家中“破四旧”的情况，咱们态度一定要好，要表现出真正支持革命的样子。
　　其实，尽管母亲心里十分紧张，但还是心存幻想，因为就在前一天，街道办事处还找母亲去开会郑重宣布，共产党的政策不会变，民族资产阶级的财产绝对受到保护，请大家安心。母亲信以为真，回家还很高兴……
　　雨澜说，8月24日，她下班回家，老远就看到家里出事了。母亲家四合院的大门敞开着，一些不认识的人出出进进。一进院子，满地都是摔得粉碎的老唱片，屋子里原来陈设的一些硬木家具和古玩字画等等都运走了，满地狼籍。母亲、二哥、二嫂……一个个人都不见了，从耳房屋檐下面做饭的棚子里传来母亲的呻吟声。
　　抄家的红卫兵是附近三十四中学的学生。见雨澜来了，都围了上来，气势汹汹地问她：“张芬祖（母亲名）是你什么人？你对我们的革命行动有什么看法？你们家有几条人命？你们藏着多少支枪？……”
　　雨澜感到奇怪的是，当时就有一个派出所的民警站在旁边，他对红卫兵的这些暴行毫无制止之意，完全一副默许的态度。他到这里来干什么？这个问题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才搞清楚：1966年8月上旬，当时的公安部领导在北京市公安局的会议上曾经明确指示：“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约束。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
　　这就完全清楚了：正是民警给抄家的红卫兵提供的线索，领的路。
　　雨澜的孩子寄托在母亲家对门，她每个星期天都去看母亲和孩子。母亲原来住的正房被别的住户占用了，母亲睡在兄嫂住的西屋。红卫兵不准她睡在床上，只能席地而睡，而且勒令必须天天吃窝头。雨澜每次去的时候，总是偷偷给母亲买一些小吃之类的东西。有一次母亲对她讲述自己被打得晕了过去，让人泼了一盆冷水，清醒过来之后，有一种再舒服不过的感觉。她和在场的兄嫂听到母亲的话都早已泪流满面了。
　　雨澜说，她把小吃交给母亲，又在屋中和母亲轻声轻语地说上几句话，这就是做女儿的对母亲的惟一安慰了，她恨自己没能在母亲受苦的时候保护她！

　　抄家时，雨洁正在陕西宝鸡搞“四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四清”被迫中断，她提前回到北京，但是母亲已被红卫兵遣返回乡了。她赶快去大哥家打听消息，大哥告诉她，出事的那天，他放心不下，跑到母亲家里去探望，正赶上街道上一群人批斗母亲，他当时觉得70多岁的母亲怕是活不成了。幸亏不久上边觉得红卫兵这些做法不符合斗争走资派这一大方向，就由北京市委发了一个通知，不准私设公堂，随便抓人拷打。这样，母亲才算保住了一条性命。
　　雨洁和大哥商量着赶紧给母亲寄去一些御寒的衣服，以后由大哥每月给母亲寄钱。后来大哥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而停发了工资，就由雨洁寄钱，不过仍以大哥的名义。因为怕农村干部们觉察到大哥出了事而影响他们对待母亲的态度。
　　母亲到农村一去就是八年，偌大年纪，远离亲人，其困难处境可想而知。母亲回乡以后，和几位被遣返的婶母堂兄们挤在用土坯和秫秸搭起来的小屋里，生活极其艰难，有时夜间还被村干部赶出去干活儿。当地的村干部知道母亲的儿子是科学家，便认为“奇货可居”，多次向大哥要这要那，后来竟捎信要大哥给村里买汽车和拖拉机！母亲就在这种情况下煎熬了八年之久。
　　1974年，母亲突患青光眼，头痛欲裂，经过一番周折，才在一位堂兄的陪伴下回北京治病，在同仁医院动的手术，基本治愈。从此就在大哥家住下去了。
　　在母亲受难期间，大哥、大嫂可谓殚精竭虑。1976年8月，母亲病故于肝癌。大哥、大嫂伺候病榻，请医问药，直至逝世，终年82岁。母亲逝世两个月之后，“四人帮”即被打倒，可惜她老人家没有亲眼看到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母亲逝世的翌年，即1977年，正在满怀希望地准备重新展开科研工作的大哥，有一天早晨上班刚出家门，心脏病突然发作，送医院抢救无效，去世了，终年63岁。
　　当年在刘氏家族中，出国留学深造的人非常罕见，父母及全家对大哥都抱着极大的期望。遗憾的是他回国之后国内政治运动不断，他在国外学到的东西，一直未能充分地发挥出来，这是我们全家很大的遗憾。我们兄弟姐妹们都很后悔当初不该屡次写信动员他回国。

　　回城复职之前

　　粉碎“四人帮”后，完全可以预见，我的回城仅仅是时间问题了。我告诉我的学生清泉和清秀，立即抓紧复习功课，准备来年考大学，清泉生长在一个务实的家庭，父亲是农村里的成衣匠，他心眼也比较活，相信我的话。清秀是共产党员，心眼儿过于实在，相信“两个凡是”。还和我争论，说“取消高考，实行推荐，是毛主席决定的，绝不能变”。不过他还是按我说的做了。
　　不久，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我在农村的处境也随之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康家小学的“戴帽”初中班，为了报考闵家高中，找我去给学生补课，也称我为“刘老师”了。暑假期间，清秀、清泉在闵家考场参加了大专院校及中等专业学校的招生考试。结果清秀考入吉林九站农业专科学校，清泉考了长春邮电学院中专班。闵家中学苏文田老师请我为他女儿补习史地课，结果他女儿考入了榆树县中等师范学校。苏老师对我大加吹捧，说得神乎其神，连榆树县城里都知道了。闵家公社党委曹书记对我说：“你为我们当地做了好事，这很难得。我看，你尽快回长春找一找过去的老领导、老同志，只要上边略微有点松动，我们就请你到公社中学来教书。”

　　1978年初，我从报纸上看到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恢复组织活动的消息，长春市工商联主任委员管英山又出头露面了。我给他写了一封信，通过他的联系，又找到了市委统战部的负责人，统战部告诉我，中央就要正式下达文件，右派问题很快就会统一解决了。
　　人生有些事真奇妙，1954年益发合公私合营，我坚决要求脱离工商界，平时也避免再与工商业者接触。想不到24年之后，我又主动地向他们靠拢，仿佛我一直就是工商界中的一分子似的。
　　果然，不久从县里传出来消息：要给“五类分子”摘帽子。中央已经下发了红头文件，中共榆树县委也要成立“右派分子摘帽子办公室”了。
　　终于盼到了这一天，康家大队宣布给本村的地主、富农摘帽了。中共榆树县委统战部通知我去一趟到了县委，统战部门上果然多了一个“右派分子摘帽子办公室”的牌子。我进屋坐定以后，就发生了下面这样一段奇特的问答。
　　问：“你真是右派吗？”
　　答：“我是右派。”
　　问：“你怎么知道自己是右派？
　　答：“在长春八中，有份右派分子综合材料，让我看过。后来升级为极右分子，又让我签字划押。最后经南关区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管制三年，送劳动教养，有判决书。”
　　问：“你真有帽吗？”
　　答：“我有帽。”
　　问：“你怎么知道自己有帽？”
　　答：“在金川时，公布的戴帽人员名单上没我，我没有帽，后来在太平岭白土矿又公布的戴帽人员名单上就有我了，我也就有帽了。”
　　问答完毕，对方说：“你先回去，等我们核对一下你是否真是右派，是否真有帽。”
　　大约20天以后，又把我找到县委，正式通知我：“经核对，你确实是右派，也有帽。现在宣布给你摘帽，摘掉右派分子帽子。”
　　接着又说：“下一步还要复查，凡属错划的，都要改正。你回康家屯再等一等。快，21年都过去了就不在乎这几天了。”
　　我问：“难道右派还有冒充的吗？”
　　对方回答：“当初划为右派是需要经过上级批准的，审批权在长春市委三人小组。有的单位没有报请上级批准，就擅自把某人定为右派。也有上报的材料被驳回，本单位还私自把某人作为右派处理的。负责改造右派的接收单位也没有认真地审查档案，看一看是否有批件。本人一直蒙在鼓里，不明底细，也不敢问。戴帽问题也是这样。给一个人戴帽，要经过公安局批准，批件放入本人档案，公安局也有存档。有的单位没有任何手续就把一个人作为戴帽人员对待了。21年后，现在要给右派分子摘帽了，一核对，才发现某人根本就不是右派更无帽可摘。经我手遇到的这种情况，就不只两三件。”
　　我又问：“这回我是不是就能回长春市了？”
　　对方回答说：“还要等一等。你摘帽后，户口仍在农村，长春市公安局对农村户口转入城市的问题卡得很严。要等下一步，政策有了明确规定，凡属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改正后均由原单位收回，到那时，回城复职等问题长春八中就会给你办理了。”
　　临走，县教育局人事科张科长找了我说，闵家公社党委已经向县教育局打过招呼：“如果刘益旺摘帽了，准备请他在闵家中学当老师——这绝不影响他以后回长春。”我答应了，我想，九年来当地人对我不错，最后我不能辜负人家的盛情。而且，目前我尚未改正，先在当地干一个阶段，作为过渡，也很合适。再说，我的确穷透了，需要马上挣点现钱，以解燃眉。

　　21年的沉重包袱卸下了，我立即想到瑰琴，想到孩子们，想到长春那个家。
　　我在康家屯最后一个月，正是冬季农闲，基本上没有再参加劳动。我写信和继明商量，说寒假打算回长春看看他们。过些天接到他的回信，说他妈妈也希望我能回去一趟，有许多事情要和我研究。
　　1979年初，我在长春家中度过了13年来第一个团聚的春节。
　　自从与瑰琴离婚之后，截至这次回家之前，这八年多时间，我共计回过四次家。前两次都是晚饭以后进家门，住一夜，天刚蒙蒙亮就溜走了，像个贼！晚间瑰琴都是严格遵循离婚的原则，安排我单床就寝，并且断然拒绝了我偷偷摸摸的骚扰。第三次也是夜间进家，吃了一顿饭，坐了一会儿，没有住下。第四次没有进家门，住在保姆张大娘那里，把两个儿子叫出来，看了看。最后二年，两次来长春找统战部，都是住在杨家崴子宋万澄家中，没有到西三道街去。主要是因为瑰琴不愿意我去，怕被外人看见惹出麻烦。现在，形势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越是有盼头，做事越应该慎重。
　　本来回家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说也奇怪，不知为什么，心里总觉得胆突突的，仿佛是我不应该。在院子里遇到老邻居，打个招呼，寒喧几句，也不自然。
　　黎明和继明都在家。
　　黎明曾经到康家屯看望过我一次。他小时候像个姑娘，高中毕业后下放到榆树县红旗公社，下乡后变得很能干，当选为生产队副队长，又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典型，被推荐上了通化煤矿学校师范班，现在留校任教。
　　继明已经变成了一个大人。他去年考上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前年念完高二时，为了试试身手，提前参加了一次高考。那次高
　　考作文《我以我血荐轩辕——读鲁迅“自题小像”》被长春日报全文发表，同时还刊载了考试阅卷组的评语。一时引起很大的轰动，榆树县城各中学也都传开了，似乎继明不仅给我带来光彩，也给榆树县带来了光彩。
　　瑰琴则显得有些疲惫，从她的脸上可以看出这几年无情岁月所刻下的痕迹，也可以看出她正在患慢性病。
　　立文回城后早已结婚，搬出另过。室内的格局有了一些变化，后屋多出一道间壁墙，多了一间住房，前后屋之间开了一扇门。前屋的火墙不见了，立在那里的是一架屏风。
　　按道理讲，我这次回家，全家人都应该是心花怒放，喜笑颜开，感到极大的欢乐，陶醉于无限幸福之中。而实际上我的心情却是凄楚的，发自内心深处的凄楚。离婚的阴影总是笼罩着我，不知说什么好，东一句，西一句，说出来的也不是最想说的话，最想说的话又不知道应该从何说起。
　　看得出来，瑰琴和两个孩子也是这样。黎明和继明都坐在不相干的位置，似乎想给父母留点充分自由的空间，不介入父母的谈话，好像若无其事的样子，时而瞟我们一眼，实际上他们是在全神贯注的倾听，一心盼望着父母之间能有和好的举动。而我和瑰琴之间，却时常陷入沉默，一种难以捉摸而内涵深邃的沉默。
　　直到吃晚饭和晚饭后仍然没有改变这种尴尬的气氛。大家都有些倦意了，睡吧，瑰琴睡在里间屋小火炕上，我在外间屋一张折叠床前，慢腾腾地、有所等待地为自已铺被。继明心细，一转身进入里屋，又一转身来到我的身边，含着带有几分腼腆的微笑，眨着眼，凑近我的耳边，悄悄地说：“爸，我妈叫你到里屋睡。”
　　一下子，漫漫长夜结下的冰雪，融化了……

　　本文选自《昨夜风》，刘益旺／著，华龄出版社，200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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