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永国：回忆父亲几件事

〇 守护民间记忆

亲人

故人

回忆父亲几件事

© 吴永国／文

一．开除回家

　　一九五九年冬天，快要过年了，我和妹妹天天在门口向西南角望去，因为父亲结束县里学习后打那个方向回来，他答应为我们做新衣服的。
　　终于有一天看到父亲从那个方向回来了，他从栽满柏树的祖坟边的小路上走来，我们迎过去，高兴地拿了他的行李。父亲显得没精打采，一回来就半躺在床上，双手托着后脑勺，心事重重的样子。我们以为父亲也许累了，只管高兴地去展示新衣服。
　　晚上奶奶悄悄地告诉我们，父亲不做教师了，开除了。我立刻觉得如跌入万丈深渊。奶奶开始叽咕了：“你爸爸十七岁就去高邮里下河教书，从来没有摸过扁担，现在家里顶梁柱倒了，一家子该怎么活？”说完眼泪流下来了，我和妹妹也跟着啜泣起来。
　　“大模先生被开除了”，这个消息一石激起千层浪，很快传遍了全公社。认识的人或惊讶，或惋惜，或替我们生活担忧；不认识的人则询问大模先生是何人。他们开始猜测父亲被开除的原因，有说他得罪了上级领导的，有说他思想右倾说了错话的，也有说他历史有问题的。父亲究竟什么原因被开除，连他自己也不清楚，宣布的结论是他思想右倾。父亲回忆他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或私下交谈时说过不满现实的话，反右运动他都扛过来了，怎么寒假在县里学习突然宣布开除他的公职了呢？好在还有一个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使他获得做人的最低生存空间。这个问题在改革开放后才弄清是受人诬陷而造成的冤案，几经周折才得平反。
　　休息了几天之后，父亲去生产队干活了。第一天的活就是去站场头，就是去生产队公场上干零活。我不知道父亲那天是怎样去的，我难以想象他当时的心情和行动的尴尬，绝不会像他作为一个校长给学生介绍一个新教师上第一堂课那样，他会是怎样在众目睽睽之下来到干活的场地呢？他干完一天活之后又是怎样的感受？而接踵而来的打击是我的那个没有和我们在一起生活的继母和他分手了，她不愿承担这样一个沉重的濒临绝境的家庭。父亲为了承担这样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他不得不面对这残酷的现实，不得不放下身段，用他写一手漂亮毛笔字的手去挥舞公场上的铁叉和掃巴，大模先生的称呼不再是对知识人的尊称而是对劳动改造者的使唤。
　　万事开头难。父亲渐渐习惯了这种劳动，人们也不再议论他的遭遇，同情心让他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尽管工分少一点。他为生产队看瓜，学会了许多种瓜的知识；他帮会计计账，他的算盘打得非常流利；农忙时他去看电灌水，在场头做些翻场搬草等杂活；后来办大食堂，他当了事务长，专管食堂的账目，除了干部有特殊照顾之外，他和炊事员也沾了便宜，能多吃点残羹。

二．安徽塾师

　　一九六二年安徽省推行了刘少奇路线，农村分田到户，因饥荒饿死人的情况大有改变，而我家乡江苏，仍然吃不饱肚子，人们开始向安徽逃荒。当时我们家乡流传一个顺口溜：“不得法，上半塔；要活命，去安庆。”半塔是安徽来安县的一个小镇，紧邻安徽天长县，家乡菱塘距天长只一河之隔。我们这里许多人都向天长来安逃荒，父亲和二爷也随着逃荒的人群去了一趟，他们把堂屋老爷柜后的木板拆下来做成门，挑到半塔去换点米回来。
　　父亲在回来的途中还去看看那边的亲戚。大饥荒都有饿死人的。我四姨娘家饿死一个女儿，最难的时候他们吃过青草。最可怜的是我二姨娘家，由于她家成份是富农，纵有救济的食物如胡萝卜、山芋干之类也轮不到他们，姨父姨娘全饿死了。两个姨哥，一个去挑佛子岭水库，一个是乡村教师，他们幸存下来了。这次分了几分田，他们日子好过多了，起码能把肚子填饱了。这次父亲去那里还带回一个好消息：二姨娘家大姨哥岳家的亲戚所在的大队要聘一个私塾先生，那里人的生活改善了，孩子们也该识几个字了，大姨哥就推荐了我的父亲去应聘。
　　那时人外出要有大队介绍信，父亲又是个被监督劳动的人，好在大队会计是父亲的学生，开证明没有费多大周折。
　　父亲必须先去那里接受“面试”。面试的主考大人是一个姓浦的老人，人称“大老浦”。他首先问父亲尊姓台甫，父亲回答“敝姓吴，名宝璋，草字大模。”又问他读过《论语》《孟子》没有，父亲当即背了孟子见梁惠王一章。又拿毛笔和算盘来考父亲，父亲用毛笔写了《三字经》开头几段，一手漂亮的星录小楷使围观的人啧啧称赞；算盘更不用说打得很溜。这大老浦非常高兴，说请到了好先生了。他们很快就圈了一堂馆，有了十几个孩子。父亲采用教育部颁行的小学课本教学，老师吃饭由学生各家轮流包饭。那年年终放假回来，父亲收获颇丰，除了应得的报酬之外，不少学生家杀猪给他猪肉，他用小扁担挑着回家，我们过了个有肉吃的春节。
　　六三年我考上了高邮中学的高中，开学前去父亲那儿告別，当然也是要学费。那时全是步行，第一天到天长界牌公社的亲戚家住一宿，第二天去县城。天长县的汽车站很破，又脏又乱，有几辆卡车停在那里做运输生意，都是江苏的，车后拖斗上写着“禁止爬车”的字样。我花了二角钱坐这种“爬车”到石梁镇，下车后向北走十多里就到父亲所在的蔡河公社栗树大队了。沿途我看到庄稼长得茂盛，牛在空田里吃草，还有放养的猪，象小牛一样在到处觅食。夕阳西下，远处村庄炊烟袅袅，一片久违的农村景象。
　　我来到父亲的“学校”，一个农家的东厢房，十几个孩子坐在教室里，桌椅是他们自带的。父亲结束了他的课后领我去见那些“大爷大妈”，还有大老浦和一个姓孙的队长。父亲告诉他们我考上了县城高中，公社初中就考上我一个人，他们都替我高兴，赞不绝口。晚饭是大老浦家招待的，白米饭，冬瓜汤里还有几片肉，我许久没吃过这样的饭了。第二天早饭是粥，粥里有米面做的饼子，我家在大饥荒前也常吃这样的早餐，现在在安徽的农户家吃到了，感到特别的亲切。临走，父亲给了我足夠的学费和伙食费，还有零用钱，都是那些学生家长们临时凑的，我高高兴兴地回来开学去了。

三．办学训子

　　父亲解放后是家乡叶庄小学首任校长，是由高邮县长任命的，我看过任命书。我小时候调皮，常乱翻家里抽屉，一次在房间竖柜的抽屉里翻到这张任命书，看后很惊讶，一个小学校长竟然是县长任命的。
　　父亲初创学校，农民的孩子帮助家中做事，不愿入学，父亲登门动员，终于将学校办起来了。校址是富农吴三麻子家住宅，三麻子和他的两个儿子住在西边两间小屋里。教员是由高邮师范分来的。
　　我常跟父亲到学校去玩，父亲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我们都穿着卡叽的人民装，我学父亲走路的样子，两手插在裤兜里，弓着腰，途径路家大庄的时候，人们投来羡慕的眼光，“大先生后面跟着一个小先生，”不知是谁说了这一句。
　　我七岁时跟父亲闹着要读书，父亲不让，一定要到八岁才能入学。我闹着要读书，并不是我真爱读书，而是学校里孩子多，太好玩了。我特别羡慕戴红领巾的学生，羡慕他们把手举在额前行礼；羡慕他们下课嬉笑打闹，放学排队回家，奔跑抢先。到了真正入学了，却不能好好学习，上课坐不住，好掉头讲话，下课打闹违纪，终于有一次被父亲打了一顿。
　　那是我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家前面叶家大庄放皮影戏，我们都去看了，戏演的是三国里的故事。第二天晨读，没有老师在，我和一个姓姚的同学到讲台前，一个扮黄忠，一个扮赵云，手舞足蹈地唱起来了。同学们都停下了早读，看我们俩的表演，不时发出笑声。不料被检查早读的父亲看见了，立即把我们叫到办公室。他先把姚同学教训了一顿，让他上课去了，偏偏把我站在他办公桌前不闻不问，他自己授课去了。我一直站到放学，他叫我先回去，接着他也跟着回来了。一到家，他就把我叫到房里，一把按下我，在屁股上狠狠地打起来。我大声地哭起来，希望在厨房盛饭的奶奶能来解围，可奶奶就当没听见。父亲揍了一顿之后停下来，开始训话，他问一句我答一句，全是保证之类的话。我停止了哭泣，奶奶才来叫我吃饭。父亲从未打过我，他平时最恨人打孩子，提倡耐心教育。这次打我，大概真是气极了。我这一生就被他打这一次。其实打后我仍没长记性，仍然顽皮捣蛋，不好好学习，直到父亲被开除了，我才突然懂事，变得喜欢读书，学习也认真努力了。

四．父子相随

　　菱塘桥镇逢集父亲总喜欢带我一起去。他途经五里小学，常在一个姓纪的同事那儿坐坐，那人是外地人，夫妻俩带一个女儿，住在学校里，父亲说他很有学问。到了街上后，常喜欢在菱塘小学庞校长家长谈，把我撂在那儿，也不让我一个人逛街，我常缠着他闹着要离开。庞校长的女儿是个教师，教孩子很有耐心，常逗我玩，还拿糖给我吃。父亲有时还去看一个打铁的人，那人也是外地人，拖家带口的住在街头路口边的一间茅屋里，父亲说那人也有学问，读过大学。父亲去那儿坐的时间不长，因为人家要打铁谋生。以后好长时间父亲没有去拜访纪先生和那个铁匠了，而是有一次我听他与庞校长谈起纪先生的被捕，很惊讶他是反革命。后来又听父亲对人谈及那个打铁的被带回他老家枪毙了！我幼小的心灵里产生一种恐怖的感觉，以后只要父亲说某人有学问，我就怀疑他可能是个坏人！
　　父亲后来调到准堤小学，又调到桃源小学，校长不当了，只当教导主任。父亲认为我无人管教，放任自流了，决定带我到他身边读书。他让二爷送我去桃源小学去。我记得那天二爷带着我经过一段湖滩路，到学校已是吃午饭时间了，学生正下课，蜂拥去食堂打饭，因为那时正办共产主义学校，学生吃住都在学校。父亲安排我们在学校食堂吃了中饭，下午就让我在他班上听课。我那年上五年级，父亲正教五年级语文兼班主任。我被安排坐在最后一排，同桌的是一个姓乔的大女生，个子比我高一头，我坐在后面看黑板很吃力，要仰望才行。过了一个多星期，父亲才将我调到前面座位上。
　　我仍然改不掉顽皮的特性，一下课就和同学们打闹，特别喜欢玩一种叫“斗鸡”的游戏。我盘起右腿，左腿一跳一跳地奔向对手，用右腿压过去，退出来又压过去，直到把对方盘的的腿压下来为止。
　　冬天的晚上父亲他们一帮老师常集体改作业，改到十点左右就吃夜宵。吃的是白米饭，青菜汤，因为白天吃不饱，晚上偷偷加餐。我不睡觉，跟着他们混吃混喝。有一次他们去周边农家掏麻雀，麻雀肉很好吃，烧汤也鲜。我为他们打手电筒，他们当中年纪轻的爬上梯子，在山墙上厚长的草檐里捉到麻雀。麻雀这时最乖，一点也不反抗。
　　我在桃源小学只读了半学期，寒假开学又回到叶庄小学就读了，因为父亲那年寒假，在县里整风学习期间被从教师队伍里开除了。

五．赠画救荒

　　父亲收藏过几幅字画，其中有我见过的，那是在倒座西头奶奶的卧室里。奶奶的卧室两边都是板壁，西边板壁边放着一个大睡柜，睡柜上面是一个小阁，阁里有几轴字画之类的东西。我站在睡柜上翻过这些东西。一次，打开一个卷轴，见是画的菊花，还有横竖几笔乱叉的篱笆，菊花涂的是淡黄色，其他全是黑的点点杠杠，记得题字是“东篱冷艳”什么的，字如一堆乱麻，读不下去。还记得有一年春节，父亲挂了一幅草书联作中堂，联语字多，不知道写的什么内容，写在红宣纸上裱的。大年初一有客人来，望着这幅草书在念，我也站在旁边听听、看看，他们也只认识几个字，父亲总是捧着茶壶笑咪咪地与他们一起猜，他也有认不着的字。后来这幅字拿下来了，连同那幅菊花图不知去处了，估计是送人了。只有一幅画着石头和兰花的画卷还留着，晒伏的时候我看过，作者好像是吴昌硕。是真品还是赝品，我不知道，只听父亲说家里的字画都是大爹爹给的。父亲告诉我，大爹爹名叫吴达，是个好玩的公子哥儿，与爹爹分家后把家产败光了。有一年，他运几船粮食去无钖，最后换了一船泥人张回来；他逢集上街，身后能跟一群骗吃骗喝的混混。他后来欠的债还不起，竟然卖起我们家的田。父亲后来说，还亏他这一卖，他家卖成了贫农，我们家也被他卖成了中农，不然，我们家不是地主就是富农，日子就更不好过了。这幅画也是他卖我们家的田抵的债，说是很值钱的。每年晒伏，父亲总喜欢把它拿出来与一些书籍摆在一起晒一晒，有时还挂起来欣赏两天，如有客人来，还吹嘘画的作者如何如何，有什么收藏价值，等等。言者无心，闻者有意，这幅画终于保不住了。
　　五九年闹饥荒，六〇年更严重，饿死人了。家中无米下锅，吃糠巴巴，我吃后大便秘结，喊奶奶来用小树枝子掏。一家人饥肠辘辘。这时有人告诉父亲，说大队有一批救济粮下来了，要想得到救济，需要大队胡书记批条子。来人建议父亲去找胡书记，求求他开恩，不能眼望着一家人饿死！父亲带个米袋子去了，好半天才回来，背回几斤米，还有几斤胡萝卜。胡萝卜很大，紫色的，不是我们此地种的。父亲说，他到大队部，见一群人围着看胡书记与会计下棋，父亲就站在胡书记的身后观棋，不时作点建议。父亲的棋艺在这帮人面前算得上是高手。胡书记在关键时刻在父亲的点拨下，常能转败为胜，连赢了对手两局，第三局父亲掌握分寸，让他们和棋。象棋结束后，胡书记显得很高兴，转身问父亲：“大模先生来有什么事的？”父亲把别在身后的米袋一亮，说：“能有什么事找书记呀，家中锅底朝天了，一家人嗷嗷待哺呢。”胡书记在高兴头上，大笔一挥，批了几斤米和胡萝卜。临走时，胡书记突然问父亲：“大模先生，听说你家有一幅兰花图，画的不错呀，什么时候拿来我看看。”父亲立即会意了，满口答应，说明天着人送给他欣赏。父亲讲完这段经历后，气愤地说：“什么‘拿来我看看’，分明就是要占为己有嘛！哎，留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又不能充饥，拿就拿去吧。”然后对我说：“你明天把它送给你胡大大去，他家你认识的。”这书记我们称呼他“大大”。“大大”，我们这里是伯伯的意思。
　　第二天吃过早饭，父亲把这幅兰石图拿出来，我帮着他打开来作最后一次欣赏：一块大石头，傍边几笔兰花，左上角有题款，较多，我无心去看，因为那时我对书画无兴趣。父亲用手在画上轻轻地弹一下，好象要弹去什么似的，然后依依不舍地卷起来，用两张废报纸包好，用一个布条扎好，交给我，嘱咐我要小心，路上不能弄脏弄坏，要当面交给胡书记。我带着这幅画上路，向北穿过机灌埂，绕过小岸港，到了胡书记庄上。叫了一声“胡大大”，说：“爸爸让我把画交给你看看，他说就送给你了。”这位胡大大书记笑呵呵地接过去了，什么客气话也没有说。我也转身回家去，并不觉得有什么惋惜。
　　我回来把经过告诉父亲，他感叹道：“天下没有什么东西能抝得过饿肚子啊，我今天算是为五斗米折腰了！”
　　过了两天，大队办食堂，这个食堂是为一批因饥饿而成黄肿病的人办的。父亲成了食堂的事务长，管伙食账，与炊事员一起，两家人都能吃病伙。谁说书画不能充饥？我们一家子的命就是这幅画救过来的！

六．种瓜遇贼

　　父亲在生产队劳动，一般多做些比较轻的活，为生产队种瓜看瓜就是其中之一。这样的活一连干了好几个夏天，他也学会了许多种瓜的技术，积累了一些识别瓜的生熟和好坏的经验。那时人们经常看见他戴着一顶草帽，拿一把瓜铲在田里忙着。拥土、施肥、浇水和薅草等重活累活要干；割去过多过密的叶蔓，驱赶放养的牲畜，检查并摘下已成熟的瓜，这些轻活技术活也要干。靠大路行人的地方搭一个瓜棚，棚子里搁一扇门板，放一张柴席，一个枕头和一床被单，这是晚上看瓜睡觉用的；床前放一只水桶，一个簸箕和扫帚，这是洗瓜扫地用的；还有一张破旧的桌子，上面放一把刀，一只刨子和一杆秤，这是卖瓜切瓜用的；有时还看到一本书和报纸之类的，这是休息时阅读消遣的。
　　由于父亲人缘好，办事随和，故极少得罪人。有的干部和社员头子来，吃完瓜不付钱，父亲笑笑，哼哼哈哈，让他们走了；有些好贪小便宜的人来，不与他们太计较，让他们多吃多带点；有些老实忠厚的人来，父亲的秤总是翘着的，欠点账不要紧，因为他们是守信用的；也有人乘父亲不注意，下田摘一只香瓜，然后在秧田里洗一洗，一拳打破之后就狼吞虎咽地吃了。父亲通过看瓜卖瓜，对周围人的品行、人性十分了解，但从不背后议论。这样他就赢得了领导和群众的信任，只要生产队有种瓜的事，都会让他去干。
　　父亲在生产队种的是西瓜和香瓜，他还在自家的菜园里种南瓜。南瓜可是个好东西，它可以当饭吃，解决粮食不夠吃的问题。父亲种南瓜有技巧，在南瓜开花的时期，进行人工传粉。他先找到公花，摘下来，然后把花粉轻轻地敲落在母花的花萼上，这样就避免了许多母花结不成瓜，所以父亲种的瓜结出来又多又大。我们把南瓜摘回来放在堂屋的地上，有二三十个，能占半间屋。我们吃不完就留到第二年春天，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充饥。
　　但也会遇到有人偷瓜。有一天晚上，我们正在门口吃晚饭，忽然看见有个人影在菜园的西北角上一晃就不见了，这是有人偷瓜。父亲立即放下粥碗去追，见这个人沿着西边一条草埂逃跑，父亲紧追不舍，眼看快要追上了，这人却突然不见了。父亲停下脚步，觉得非常奇怪。突然有一个庞然大物从他身边半人高的稻田里站起来，父亲吓了一跳，出了一身冷汗。父亲借着微弱的月光认出这人是叶庄生产队的某人，他是在眼看要被追上的时候，突然睡在埂边的稻田里的。这人把一只大南瓜放到父亲面前的路上，自己卟通一声跪下，哀求道：“大模先生饶命！我家已断伙两天了，孩子们饿的直哭，我实在是没办法，丢人了！”父亲立即扶他起来，说：“没关系，没关系！你可以同我说一声嘛，你这样突然出现，把我魂吓掉了！瓜，你拿回去吧！”这人称谢不已，抱着那个有一个婴儿大的瓜消失在夜色中了。

　　七．沉冤得雪

七．沉冤得雪

　　父亲一九五九年冬，在县城学习时，宣传部长陆培生宣布开除他的教师工职。至于是什么原因被开除的，父亲自己也不清楚。与他同时受处分的还有他的同事张同庆，因是历史反革命被开除留用。有个留用还好，能混口饭吃，父亲则是开除回家劳动，这对我们简直是晴天霹雳！从此，我们生活上走到了绝路，政治上成了贱民！
　　自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平反了许多冤假错案，但父亲的案子没有平反。父亲自已到县里问过，有关部门跟他搪塞，平反一事久拖不办。我也多次利用假期去高邮县城，找相关人士为父亲平反一事努力。负责这个事情的是一个叫陈业桃的办事员，告诉我有关工作正在开展，要我不能急，耐心等待，云云，一套官腔大道理。有一次，我追问他案子已拖快二年了，还要几年才能解决？他不耐烦地说：“你问我我问谁去？我们有文件送上面一两年没解决的多得很，甚至就不了了之！”我真想与这姓陈的吵一顿，但还是忍住了，求人办事，小不忍则乱大谋。我考虑是不是没有人，有了人事情会好办。于是我找了读高中时的数学老师金成梁。他在县政协担个职务，是高邮知名人士。记得那天大早去他家，他已外出晨炼，他每天坚持跑步，从高邮城向东跑至黄家渡，回来时已满头大汗。待他洗过澡吃过早饭，听我陈述了父亲的情况后，他到一个电话亭打电话给相关人员。金老师是个惜时如金的人，在等对方电话的期间，从包里拿出一本书，放在电话旁的桌子上看起来。过了一会，电话到了，告诉金老师他要找的那人外出开会了。金老师要去上班，他说他会尽力替我追问，要我不要放松，究竟什么情况开除的，总得弄清楚。他建议我把父亲的申诉材料多抄几份，投送给有关部门，不管有用没用。用挂号的方法寄出去。他的夫人张老师也为我打听过相关人员，虽然事情没有成功，但对他们夫妇的热心，我一直铭记在心。
　　那年国庆放假，我又去文教局局长戴有文家，把父亲被开除的情况向他陈述一遍，他听我说完，当然又是官话搪塞。当他知道我学的是英语专业时，他玩了个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把戏，他说欢迎我调到高邮来，因家乡缺英语教师，为家乡做贡献，云云。我在高邮又呆了几天，又找了几个人，为父亲平反的事仍没有进展，只好回安徽的家中。
　　第二年，即一九八三年暑假，我准备再去高邮为此事找人。正准备出发，杨福坤从菱塘来，他请我为他儿子补习英语，我告诉他我要去高邮为父亲平反找人。他说这事他可替我问问，究竟什么原因开除的？况我父亲是他的老师，当年就是父亲动员他母亲让他上学的。就这样，我为他的儿子补课，他为我父亲办事。
　　杨福坤做过县扬剧团团长，后来又进县人民代表大会任职。他在高邮政府机关熟人多，办事容易多了。父亲的案终于被他找人平反了。据他后来告诉我，他到县平反办公室，请人找出了父亲的档案，正好此时扬州有人来检查平反工作，杨把父亲的档案拿给他们看。看后吃了一惊，罪名是：覆田倒租，谋财害命！杨对来人说：“这个人是我的老师，我与他同一个大队，他家成份是中农，谈什么覆田倒租；我没有听说过他有什么人命案子，如果有，应交公检法处理，这么多年没有动静，一定有问题。我代表当事人提出要求徹查此案，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马虎不得！”后来的确认真起来了。查我家成份确是中农，土改时没有任何田分给人家，覆田倒租从何谈起，此罪名显然不能成立。至于谋财害命，是一个叫李桂林的人的儿子揭发的。李桂林是何人？调查组特地来找父亲谈话。父亲说李是他青年时期，在高邮里下河做师熟教师时认识的一个朋友。此人在旧政权干过乡长，解放后镇压反革命时，他逃到湖西要求在我们家躲一躲，父亲婉言谢绝了，因为那时风声很紧，窝藏反革命等同反革命处理。李又要求父亲将他送至安徽我外公家躲藏，父亲也谢绝了，并劝他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李在我家住了二宿，被人知道了，父亲叫他快离开。他走至菱塘镇，被人抓住送回他老家，不久就被镇压了！据说他在被枪毙之前对他儿子和外甥说，他是被湖西某人举报的，这个人想谋财害命，你们一定要替我报仇！外甥是谁？高邮县宣传部长陆培生！此时陆培生已不在人世，无法对证，但此案已大白于天下，父亲也沉冤得雪。然而，我们受尽苦难，在死亡线上挣扎了这么多年！

　　本文由吴永国先生赐稿，略有删节。感谢作者授权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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