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晶晶：森森哥.下篇

〇 守护民间记忆

亲人

故人

森森哥
下篇

© 汪晶晶／文

　　后来又过了很多年，外祖母去世了，父亲也去世了。我几乎完全失去了探索家族史的一点源泉。
　　一九九七年的夏天，父母共同居住了三十多年的房子奉命拆迁。我回国和母亲一起清家。我询问母亲，还记不记得我的祖父（换句话说，也包括森森哥的曾祖父成禳先）是何年何月何日去世的。
　　那之前，我曾仔细地翻阅过哥哥收藏的《汪氏宗谱》。其上对祖父担任的几乎所有官职都有详细记载，却唯独没有祖父的生卒年。
　　母亲说，你祖父是病死的，没吃什么苦头。不像成禳先……
　　我问母亲能不能至少想起是哪一年的事。
　　母亲想了老半天说，不是1951年就是1952年。
　　我尝试着启发母亲的记忆。我说，如果母亲那时还怀着我二姐，那就应该是1951年。如果那时二姐已经出生，就该是1952年。
　　然而，即使是在这样的启发下，母亲仍然没有想起来。
　　看我沮丧，母亲转而安慰我。她说，你反正是学图书馆学的，将来……总有机会能查到书。
　　我却很难压抑自己的无奈和震惊。母亲和姑父本是同龄人，即使是居住在城里，怎么说也该是土改的亲历者呀。还不到半个世纪，本该是刻骨铭心的事，却已经全部淡忘了，还能期待将来吗？
　　将来……谁会写这类书？谁又能写？
　　在那之后的一段漫长的时间内，我对整个中国史产生了极度的厌恶。
　　即使有些许闲暇能在桌边静静地坐下，我也无法静静地读中国史。因为我真的无法说服自己，中国史中究竟记录了多少真事。
　　唯一让我欣慰的是，那一次和母亲聊天，我虽没能搞明白祖父的生卒年，但听母亲说起了祖父当年在督军府任职，在那场二七大罢工中的一点无比幸运的经历。那让我终于把童年时从外祖母那里听到的，语焉不详的关于萧耀南和二七大罢工的只言片语对上了。

　　好了，我还是回过头来，说说我能知道的，和森森哥有关的往事吧！
　　祖母，姑姑，姑父和三个孩子逃到汉口后，全部住在我父母的小家中。
　　姑姑和姑夫都还年轻，三个无辜的孩子更小。未来的日子怎么过呢？论经济能力，父亲可以保证祖母，姑姑和姑父一家五口不挨饿。但黄冈到汉口一箭之遥，工作组要是知道成禳先的孙子曾孙竟躲在这里，那性命交关就只是个时辰的问题了。
　　那一年，父亲还不到四十岁，看着这一家老小，几乎一夜急白了头！
　　思前想后，父亲决定去找李先念。
　　共产党在湖北省最早的权力机构名叫中南军政委员会，李先念是副主席。后来改名叫湖北省人民政府，李先念是正主席，相当于湖北省的省长。李先念的夫人名叫林佳楣，曾是父亲的一位学生（关于我的祖父为何在武汉解放之后被李先念部所找到，我在《祖父的幸运》一文中另述）。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从中原野战军打下武汉，到土改的开始，父亲已经和李先念打过许多次交道，因而能去找他。
　　李先念身材魁梧，五官端正，在熟读古书的父亲眼里，还真有点两耳垂肩，双手过膝，且目能自顾其耳的皇叔相。和其他行伍出身的共产党高级干部相比，李先念身上有两个极为重要的优点，其一是好学，其二是沉稳。
　　李先念那时住在武昌的紫阳路，昔日肖耀南的肖公馆。他常常在处理完一天的公务之后赶到珞珈山上，让武汉大学经济系和法律系的教授们为他上课。父亲的专业是医学，无法为李先念上课。但李先念却让父亲教他玩。父亲抱歉地说，我这个人就是不会玩，除了桥牌，我什么都不会。李先念说，那就教我打桥牌。
　　父亲向李先念述说了成家湾子发生的事。父亲说，土改工作队现在在乡下随随便便地杀人，随随便便地夺人田分人地，这是中国历朝历代从来没有过的事。历朝历代皇亲国戚土豪劣绅军阀土匪都有夺民田抢民房的事，但怎么也得有中人，有画押；怎么也得讲个改写房契和改写地契的程序！
　　而现在的土改工作队，竟强迫农民把千年有效的房契地契付之一炬。
　　父亲说，成禳先和共产党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他手上要是真沾了共产党的血，早就变卖家产，逃之夭夭了。成禳先没走，就说明他并不怕共产党，他没有想到共产党会杀他。
　　父亲说，土改工作队现在在乡下重用的，都是些二流子，杀的都是些会种田的人。来年收成怎么办，民以食为天呀！
　　李先念对湖北农村的情况极为熟悉，完全不需要父亲的启蒙。且不说他自己的家乡，离着黄冈不过一箭之遥。事关共产党的路线问题，他只能反过来启蒙父亲。
　　李先念说，单凭成禳先的万亩良田，杀他就不错！共产党闹革命，要推翻的旧社会，就是一个有人穷有人富的不平等的社会。
　　父亲说了说姑姑，姑父和他们的三个完全无辜的孩子，希望李先念能想个什么万全之策，救救这一家五口人的命。
　　李先念说，万全之策他真的没有，就是他的亲妹妹嫁到成家，成禳先也难逃一死。但姑姑姑父这一家五口人的性命，李先念答应父亲想法救，但前提是他们必须走。
　　李先念让父亲去找中南军政委员会下主管武汉市公安的一位贾姓领导。父亲希望李先念能写一份手谕。李先念笑了，对父亲说，那位贾姓领导是一位资格很老的老红军，却并不识字。
　　父亲去找那位贾姓的老红军。贾姓老红军对父亲好极了，很快为姑姑和姑父出具了一整套假证明，证明姑姑和姑父通过严格的土改审干，历史清白，现主动响应党和人民的号召，支援边疆，参加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西宁市分行的建行工作。
　　父亲连一天都不敢耽搁就给姑姑，姑父和三个孩子买了火车票。
　　那个年代，从武汉到西宁，那真的是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漫漫征途！在那之前，姑姑和姑夫，甚至根本不知道，普天之下还有一个叫西宁的地方！但姑姑和姑父却是欢天喜地地辞别祖母，辞别父亲，辞别故乡的。
　　甚至连祖母都来不及流泪。
　　从假证明签署的日期起，姑姑和姑父就正式加入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西宁市分行的干部编制，直至他们离开人世。
　　在后来漫长的岁月中，父亲怀着深深的，无与伦比的感激之情，和那位并不识字的贾姓老红军结下了极为真挚极为深厚的友谊（李先念不久后便离开了武汉）。
　　那位我们称为贾叔叔的老红军，是一位极为质朴，极为可爱的人。他自己是高干，夫人也是高干，但却十分十分平易。知道父亲是医生，他把他在武汉所有的老红军战友，全都介绍到父亲那里看病，而且不管是哪一科的毛病一律先找父亲看。
　　逢年过节，党和人民慰问老红军，总要发给他很多东西。他便打电话，问父亲要不要。我们上小学的什么时候贾叔叔告诉父亲，他夫人生了一个儿子，因为正学雷锋，就叫贾锋。后来不久，贾叔叔的夫人又生了一个儿子，正好在学王杰，就叫贾杰。
　　贾叔叔的质朴可爱由此可见一斑！

　　因为有贾叔叔出具的，极为过硬的假证明，姑姑和姑父后来在西宁的生活比父亲自己，比姑父自己的两个留在家乡的姐姐都要平安、祥和得多。
　　姑姑和姑父都没有上过西式学堂。凭借着在乡村私塾学到的知识，他们后来居然双双成为中国那个年代唯一的银行中难能可贵的财经专业的干部。姑姑和姑父年年都是银行系统的先进工作者。离开家乡时。父亲嘱咐姑姑、姑父，老老实实地自食其力，万不可参与任何政治党派。要不是他们听从父亲的劝告，我敢保证，姑姑、姑父早就是共产党员了！在我们家兄妹四人中没有任何一人入团的时候，姑姑家的三个孩子都是共青团员。
　　按照成家务实的祖训，姑姑和姑父不强求孩子考大学，只要求他们自食其力。姑姑的大女儿，我们叫琪琪姐，只读了初中就工作了，是长途运输队的司机（在敦煌还远不被世人所知的时候，琪琪姐居然就能开着车，带着哥哥去敦煌）。森森哥喜欢动物，初中毕业后考了青海省的兽医专科学校。只有老二，我们叫涛涛姐，成绩学得好，上的也是西宁最好的师大附中。姑姑原本是想让涛涛姐上大学的，没想到碰上了那场“艰辛探索”。
　　姑姑、姑父和那场“革命”没发生任何直接关系。森森哥学校停课，姑姑便让他回武汉看望父亲和祖母，也让父亲和祖母看看他。
　　因为全家兄弟姐妹中一九六七年在家最最无事可干的人就是我，所以森森哥在武汉主要由我陪同。我因此也和森森哥混得最熟，也因此一直到今天都深深地怀念着他。
　　我陪森森哥出外游玩，住得最久的，是九伯伯家。
　　伯伯在武汉方言中是一个中性的尊称，这一点和在北方方言中专指男性不一样。被我们称为九伯伯的，就是一位女性。
　　九伯伯无论和我的父系家族还是和我的母系家族，都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但我们家和九伯伯家关系之密切，却远远超过我所能知道的任何有血缘关系的亲戚。
　　九伯伯的独生女，我的表妹萍萍，称我父亲为大舅舅。由此我知道，九伯伯和我父系家族的关系比和我母系家族的关系更近。但在一个漫长的时期中，我并没搞明白，为什么九伯伯会是九，以及前面的一至八何在。
　　后来，我终于搞清楚了，九伯伯那个九，和她和我父系家族之间的关系并无关。九伯伯曾有过结拜的五姊妹。其中有三姊妹源于父亲的家族，分别为父亲的两位胞妹，我们的亲姑姑，和一位义妹，祖母收养的女儿，同时是我母亲的八嫂，我们的表姑姑和八舅妈。五姊妹都管父亲叫哥哥，其中九伯伯老大，我的两位亲姑姑和一位表姑姑行二，行三，行四。中国黑白摄影时代的著名摄影家黄翔先生的夫人张琴姑姑最年幼，行五，母亲因此管她叫五姐，我们如按家乡规矩，则应该叫她五伯伯。
　　九伯伯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个美人，特别是在那个照张爱玲所言时兴五短身材的年代，九伯伯居然有一个魔鬼般高挑轻盈的身段。但九伯伯留给大多数人的印象却主要是威严而不是美丽。
　　童年时不要说孩子们不敢在她面前造次，就是母亲，外祖母，乃至祖母都惧九伯伯几分。这和九伯伯智商极高、阅历丰富且利齿灵牙有关。
　　九伯伯幼年失怙，被养母收养后长大。后来嫁给一位蒋姓的保定军校的高材生，却不幸在抗日战场上为国捐躯，牺牲时为营长。一九四九年前，九伯伯的丈夫是烈士。靠着国民党政府的抚恤金，她虽守寡，还能和养母一起带着儿子大体正常地生活。一九四九年五月，武汉解放了。九伯伯的生活开始面临“多歧路，今安在”的选择。
　　所有我的父系和母系的亲戚中，九伯伯唯一只尊敬一个人，那就是我父亲。生活中所有的大事小事，九伯伯只问父亲一人，也只照着父亲一人说的去做。
　　武汉解放后，父亲嘱九伯伯做两件事，一件是学习财会，然后参加工作，另一件是在共产党的干部中找一个老老实实的人成家。
　　这两件事九伯伯都做了，而且做得极成功。
　　九伯伯完全是自学成才的，后来竟成了建工局的会计师。九伯伯后来的丈夫，雷伯伯，甘肃人，老红军，曾在刘志丹的麾下当过旅长，是一个老实忠厚得让人简直无法置信的好人。九伯伯居然在共产党的干部队伍中找到雷伯伯这么个人，现在回想，真的有几分像是神话。
　　九伯伯的女儿萍萍，完全秉承了父亲的性格，照九伯伯的话说，就是手把手地教这父女俩做点坏事，他们也学不会！武汉是个自古坏人就明显比好人多的地方（对此武汉人自己并不讳言），为谨防雷伯伯和萍萍在外上当受骗甚至“被人剁成肉圆子”（九伯伯原话），九伯伯家中最最微不足道的小事，也得九伯伯说了算。
　　如今，五十多年的岁月已经流逝，但我一直到今天都能清楚地记起，不苟言笑的九伯伯见到森森哥时，那难以描述的激动。
　　九伯伯起先惊讶得说不出话，随后便拉起森森哥的手，摸着森森哥的头和脸，细细地看着森森哥的五官，嘴里开始急速而模糊地诉说着什么，为姑姑，为姑父，为汪家，更为成家，深深地，却又不敢放肆地感慨和欣慰。
　　那个时候，九伯伯家有四口人，九伯伯，雷伯伯，萍萍和九伯伯的养母，我们叫彭奶奶。因为森森哥的到来，九伯伯吩咐彭奶奶要做最好的饭菜，彭奶奶使出浑身的解数忙碌着。
　　九伯伯家住在小东门，和繁华的汉口相比，那里几乎等于就是农村。平时彭奶奶买菜最少要走五里地，或者从小东门走到大东门，或者朝相反的方向走到菜农那里。
　　看着彭奶奶和九伯伯的忙乱，我自告奋勇地表示，我可以帮彭奶奶出外买菜。
　　萍萍惊讶地问我，你敢一个人出去买菜？我看着萍萍笑了。
　　因为上面有两个姐姐，我在自己家一向被认为是最笨的。所有需要一定基础训练的那一类家务事，我基本都不太会做。但买菜却是熟练工，是我几乎唯一会做的家务事。
　　但萍萍却比我笨得多。
　　萍萍是九伯伯不惑之年，雷伯伯知天命之年生的唯一一个女儿，心肝宝贝般地养大。那真的是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小东门通往大东门的路上有一小段蛇山余脉，其上是和长江大桥相连的铁路。萍萍上幼儿园的时候，有一次路过那里，问雷伯伯能不能爬上去跳下来。雷伯伯起先说不行，太危险。但萍萍随即便大哭不止。雷伯伯询问九伯伯怎么办。九伯伯居然同意了。萍萍兴高采烈爬上去，然后往下跳。九伯伯，雷伯伯和彭奶奶，三个老人在下面接萍萍。满街的行人都举目张望。直到有一位行人威胁九伯伯说，再这样惯孩子，他就叫警察，萍萍的危险游戏才被迫收场。
　　萍萍比我小三个月，和我一样，也是六九届的。我带着森森哥去的时候，我俩都是十三岁多一点。萍萍还从未一个人出去买过菜。我央求九伯伯同意森森哥和我带着萍萍一同出去买菜。九伯伯同意了，但给我们定了规章制度凡在路边走，我靠外，森森哥呆在中间，萍萍必须走在最里面（由此可见我在九伯伯眼里地位之卑微）。
　　我们三人走到那一截蛇山余脉的地方。森森哥让萍萍再上去跳，说保证她跳下来能被接住，不会摔着。但萍萍抬头看了一眼那山，吐了吐舌头，连爬上去都不敢了。
　　在后来的那一段日子里，我和萍萍陪着森森哥去了那个年代武昌那块地方所有值得一去的地方，从万里长江第一桥两岸的桥头堡到汉阳的莲花湖；从施洋烈士墓到东湖的行吟阁和湖心亭。
　　我和萍萍想吃什么，森森哥就给我俩买什么。在那个血腥残暴的“艰辛探索”中，那一段真是我和萍萍最难得的，甜蜜的日子。
　　晚上没事，我和森森哥便陪着萍萍所在的宣传队出去演出。萍萍继承了九伯伯绝妙的身材，在《白毛女》中演喜儿。
　　有一次演到杨白劳被地主黄世仁逼死，萍萍根据规定要呼天抢地在杨白劳身边痛哭。萍萍触摸了杨白劳的身体，杨白劳觉得痒，开始在台上蠕动，后来竟忍不住笑起来。
　　那个年代，贫下中农被地主逼死时居然笑是一件相当严重的事件。森森哥为此还很为萍萍紧张了一阵，还好，那事最后和萍萍的关系不算太大。
　　再后来，我们愉快的日子终于告一段落。我必须带着森森哥回汉口，换句话说，森森哥必须回西宁了。
　　我和萍萍都很难过，森森哥答应回西宁后一定给我们7写信。
　　森森哥回西宁之后，九伯伯专门到汉口来找过一趟父亲。九伯伯说，她实在是太喜欢太喜欢森森哥了，问父亲能不能想办法让森森哥回武汉工作，生活。
　　很多年之后，我长大了，回想起九伯伯找父亲的事，便会忍不住想，要是森森哥真的能回到武汉，又能和萍萍喜结良缘，那将是多么难得的，天造地设的一对呀！
　　森森哥是父亲唯一的外甥，湖北本是森森哥的故乡，父亲何尝不想让森森哥回武汉呢！但那个年代，又有哪一个芸芸众生能有本事把西宁的户口转到武汉呢？

　　森森哥回西宁不久就参加工作。作为家在西宁的独子，他不一定非得上牧区工作。但森森哥热爱草原，热爱马群和牛羊，甚至热爱藏民（他后来能说一口流利的藏语），他高高兴兴地去了牧区。
　　青海的工资本来就比内地高，牧区的津贴更高。森森哥一个月的工资能有一百多元，快赶上姑父了。那个年代武汉的一个学徒工一个月下来才只有十八元工资。牧区有吃有喝，藏民对兽医本来就好，对森森哥就更是好上加好，森森哥的钱多得用不完。每个月我和萍萍都收到森森哥的信和夹在信封中的钱，有时是一元或两元，有时甚至是五元。
　　萍萍不太会写信，央求我代回。所以我每次收到森森哥的信都回。
　　森森哥知道我喜欢邮票，每次都把我寄给他的邮票小心地剪下来，寄回给我。后来邮局发行了一张《毛主席去安源》油画的邮票，邮电部门的“党和人民”规定那邮票不得盖戳。可把我和森森哥乐坏了。我俩来来回回地用一张不盖戳的邮票近乎免费地写着信。那张邮票后来被我们洗得都有些发白了。
　　我和森森哥的通信一直延续到一九六八年的年底。那时候，我的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都下乡了。“清理阶级队伍”开始了。父亲在关进“牛棚”之前严厉警告我，不得给任何人写信。
　　我和森森哥的联系就此中断。
　　在后来的那些岁月中回首往事，我一直认为，一九六九年是我这辈子度过的最最恐怖、最最孤独的一年。一九六六年的“艰辛探索”，还多多少少、真真假假地有一点踌躇满志的风采。到了一九六九年，大大小小，真真假假的“革命者”们，真的只剩下赤裸裸的丧心病狂了。
　　值得欣慰的是，父亲是个有吉人天相的人。他这辈子遇到的风风浪浪，直接搬到舞台上不用加工就是一部部绝妙的戏剧。但他总能临山修路，遇水建桥，最后逢凶化吉。
　　父亲在“牛棚”只关了短短的一年就“解放”了，然后被调到三线工作。
　　因为父亲去了三线，我的哥哥姐姐们就很荣幸也很逻辑地变成了“三线职工子弟”，在招工时可以免去无比重要的“政审”。他们三人在农村只呆了不过短短的一年半时间就被招工回武汉了。
　　父亲虽去了三线，却可以常常回武汉休假。母亲已经是“革命”知识分子。祖母虽去世了，但外祖母还健在。
　　说真的，假如不是那一份来自西宁的意外的电报，一九七〇年的初秋，我几乎都想用“幸福”两字来描述我们家人的生活。
　　我是根据自己的记忆写下一九七〇这四个数字的。我询问哥哥，能不能想起更准确的时间。哥哥说他也想不起来了。我估计，如果哥哥都想不起来的事，我就没有必要再询问其他亲历者。
　　我们全家人正在吃饭。楼下传来一阵摩托车声，随后便有人大声叫，汪家电报！哥哥下楼取电报，很快就回来了。
　　我好奇地问哥哥，谁的电报。哥哥像一堵石雕一样站在父亲身旁，一声不吭。
　　父亲沉默着接过电报，只看了一眼，就痛哭失声。
　　父亲是一个受着儒家文化熏陶长大的人，一向以骤然临之而不惊的风范着称。和父亲共同生活的那二十八年中父亲竟痛哭失声的场景，我只见过那一次，那唯一的一次！
　　那份电报向我们全家人报告的是……森森哥不幸光荣牺牲的噩耗。
　　一九七〇年，一个月白风清的深夜，森森哥工作的那个牧区临近的另一个牧区，革命委员会要求全体藏民深夜举着火把静候伟大领袖的最新最高指示。初秋的武汉是一年中最和谐的季节。但在青海的牧区却已经滴水成冰。藏民们实在是太冷太冷了，只能燃火取暖。却不幸在狂风中酿成巨大火灾，烧成一片火海。
　　森森哥所在牧区的党和人民命令也同样在午夜里静候最高指示的全体基干民兵们紧急集合，支持兄弟牧区救火。
　　森森哥和另外二十多位民兵一起，半夜三更，登上解放牌大卡车去救火。
　　没想到大卡车在狂风中翻车，全车人连同司机都翻进了湟水湖。
　　大卡车砸破湖面的冰层，沉到了湖底。
　　好几天之后，等到人们终于确认这车民兵们翻车了，才发现要想找到遗体，必须先破冰……
　　自然，全车民兵都是为革命光荣牺牲的，都被追认为烈士。那一年，森森哥二十一岁，在那一车孩子们中间，还不是最小的。
　　武汉的亲人中，最难过的，除了父亲就数我和萍萍了。背着人，我俩都偷偷哭过。但我俩却都无法去为森森哥送行。武汉的亲人中，只有哥哥一人，代表父亲去了西宁。
　　姑姑和姑父都病倒。但姑父很快振作起来，他更担心的是姑姑。
　　姑父想尽了一切办法，藏起家中所有和森森哥有关的东西，希望姑姑能挺住这场灾难。琪琪姐因为参加工作早那时已经结婚并生了一个可爱的儿子。琪琪姐的丈夫姓韩孩子起名叫韩小军。俗话说外甥像舅，真是一点不假。那孩子像极了森森哥，简直就像从同一个模子里铸造出来的。姐夫主动把孩子改姓成，亲自送到姑姑床前。森森哥的女友，一位马姓的回族女孩子，让牧区藏民中的喇嘛为森森哥作往生仪式。连喇嘛们都认为小军就是森森哥的转世灵童。
　　就在姑父整天为姑姑担忧的时候，姑父自己却被诊断患了胃癌。姑姑挣扎着站起来，陪着姑父回武汉。
　　父亲请求市二医院外科高主任亲自执刀，为姑父做胃亚全切除手术。还好，高主任诊断，姑父只是胃溃疡。
　　等到姑父终于痊愈，姑姑陪着姑父重新返回西宁家中之后，姑姑自己，便再也无法起床。
　　姑姑的脑海中，姑姑的心灵里，从来没有一时一刻一分一秒忘记过森森哥。在姑姑的灵魂深处，森森哥就是森森哥。那是一个举世无双的生命。任何人，任何称号，任何赞誉，任何东西，都无法取代儿子那宝贵的，独一无二的生命。亲人们，朋友们，一切一切的安慰，劝说，统统都是徒劳的。
　　我的美丽的，坚强的，聪慧的姑姑，这一次再也没有能好起来。

　　那时，青海全省，年资最高，级别最高，最知名的医生，是父亲的同学，同乡，挚友，傅世春叔叔。
　　提起傅叔叔，我忍不住又想写几句题外的话。
　　傅叔叔本是父亲在齐鲁校园中的低班同学。父亲毕业时，抗日战争的战火还没有燃到山东。校园还在济南。等到傅叔叔毕业时，日寇入侵，济南失守，齐鲁大学已经南迁至成都。齐鲁大学医学院和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合校。这样一来，傅叔叔又成了我母亲的高班同学。傅叔叔因此是十分难得的，父亲和母亲双方的同学和朋友。
　　傅叔叔出身汉口的普通市民家庭，并不算富裕。但傅叔叔自己却是个好学上进，自强不息的人。从美国留学回国后，傅叔叔没有回家乡，而是留在成都母校。解放后在四川医学院任教。傅叔叔的夫人王阿姨是一位雅致的上海姑娘，毕业于中大著名的口腔系。这夫妻俩珠联璧合，比翼双飞，在人才辈出的华西坝上营造出一处令人心驰神往的美丽景致。
　　不幸好日子刚刚开始，一九五七年的暴风骤雨就来临。和那个年代所有出类拔萃的知识分子一样，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傅叔叔被划为右派，必须带着妻子和三个孩子，从天府之国的温柔之乡迁往羌笛声声的西域。
　　值得欣慰的是，傅叔叔乐观豁达，王阿姨忍辱负重，即使是在春风不度的边塞，他们仍然生活得其乐融融，把三个孩子都教育得彬彬有礼。大玎姐学钢琴，光光学小提琴，三三学双簧管，比我们家孩子洋气得多（傅叔叔曾笑过父亲，说父亲是个土包子，只会听京剧）。
　　傅叔叔的三个孩子中老二光光，和我年岁相近，我俩关系最好。文化革命中傅叔叔把光光送回武汉，光光整天在我们家呆着，根本不去她叔叔家。所有我曾带森森哥去过的武汉名胜，我都带光光去过。我和光光通信一直到一九八三年我出国前夕才中断。
　　傅叔叔自己后来在胡耀邦时代曾因学而优则仕而身处庙堂之高，当过青海省的省政协主席。三个孩子都继承父母的衣钵，全都学了医，全都十分出色，也全都去了美国。
　　那一段，父亲为姑姑的身体几乎整天和傅叔叔联系。然而即使是神医妙手，回天有术，也难以留住姑姑的灵魂和肉体。
　　很快，傅叔叔告诉父亲，姑姑的颅内……有占位性病变了。
　　所谓占位性病变，是临床医学的一个极为雅致的表达方式。
　　在一个本该由正常细胞占据的位置，发现了别的异常的东西在生长，那当然只能是肿瘤。肿瘤长在别处还分一个良性和恶性。而一旦长在颅内，就只有恶性。因为颅内是人体寸土寸金之地，那里的每一平方微米的地方都直接影响生命中枢。
　　父亲只能仰天长叹。
　　没过多久，哥哥第二次远赴西宁。这一次，是代表父亲去给我们亲爱的姑姑送行……森森哥的牺牲，实际已经带走了姑姑的全部生命。
　　姑姑的离世，真的是安息。
　　倒是我的饱经沧桑的姑父，一直孤独却坚强地活到了二十一世纪，看到了森森哥的养子小军长大成人。

　　二〇〇八年三月，母亲辞世。萍萍陪我一起守灵。萍萍说，你妈妈是上一辈的最后一个，你妈妈一走，上一辈的人就都走光了。现在只剩我们这一辈人了。
　　刚一说起我们这辈人，萍萍就条件反射般地想起我们这一辈人中头一个西行的森森哥。
　　萍萍说，人越老越爱想以前的事，我就常常想起森森哥，总也忘不了他……你呢？
　　我低下头，在心中深深地呼唤，森森哥！森森哥！我的母亲，你的舅妈，就要到天堂和所有那里的亲人团聚了你知道吗？
　　看我不说话，萍萍又说，我找到我哥哥了！
　　萍萍有一个比她大十三岁的同母异父的哥哥，童年在武汉和萍萍共同生活过，我们管那个哥哥叫伢伢哥。但萍萍后来找到的，却是另一个比她大将近三十岁，在甘肃的同父异母的老哥哥。
　　这个自己已经当了爷爷的，望八高龄的老哥哥，对小妹妹萍萍好极了。萍萍已经决定把女儿送到甘肃去工作。老哥哥保证让外甥女当上国家文官后再回武汉。
　　萍萍对我说，别人忘了森森哥都情有可原，就是我俩不能忘他！我俩要忘了他就太无情无义了。你明年后年一定想法回来一趟。我们一起先去甘肃，再让我侄孙子开车带我俩去西宁。我们一定要一起去看一趟森森哥。
　　要不然，将来见到他，和他重逢，他真的会生气的！
　　是的！是的！森森哥，我的永远定格于二十一周岁青春年华的好表哥！愿父亲母亲，愿姑姑姑父，当然也愿你在天堂中安息！
　　不要生我和萍萍的气！我们没能去看你，真的不怪我们。我们爱你，深深地爱你！我们想你，永无止境地想你只要我们还活在人世间，你就在心灵深处伴随着我们！我们永远永远也不会忘记你！

2009年6月10日
为森森哥六十冥诞而写
2023年1月2日修改补充
于德国不来梅

　　本文由汪晶晶女士赐稿，略有删节。感谢作者授权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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