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铁根：半年右派生活回忆
〇 守护民间记忆
半年右派生活回忆
© 蔡铁根／文
艰难的1959年终于过去，我被封为右派也已经半年了，这是憔悴困顿的半年。现在回忆起来，辛酸苦辣一时都涌上心来，简直也说不出究竟是个什么滋味，也许这就是右派生活的味道。
现在也记不很清了，大概是六月二十八日□□到常州的。也就是说是从这一天开始过右派生活的，这种生活是有许多特点的，现在仅将还能回忆起来的简单地记录如下:
下了火车之后，第一个特点是没有汽车来接。而且还要自己搬行李。好在有一个军官和一个军士前来伴送。也就是说搬运工作还有人帮忙。
伴送军官到站长室里去打电话，他还希望专署能派个汽车来接一下，可是没有办到，也不可能办到。于是我们雇了两辆三轮车。我和孩子们，保姆合坐一辆，伴送军官和军士合坐一辆。于是便向专署而来。
到了专署的大门口，伴送军官让我和孩子们坐在传达室里等，他去专署或是地委□文，我们是九点多钟下车，一直等到十二点多(那心头的滋味，有不可以言语形容的难过)，伴送军官才跑出来说:“手续已经办好，现在我们到招待所里去吧”。(据说原是叫我们住旅馆的，还是在伴送军官的要求之下，才同意我们暂时住在招待所。)
招待所倒并不远，并且就在专署的对门。于是我们又把行李搬到了招待所。经过伴送军官的交涉，招待所的会计把孩子和保姆安排在楼上的一个小房子里，我却只好坐在房子外面听消息。而伴送军官和军士却还需另外去找住处。因为招待所不招待他们，他们又因为我的行李尚未完全取回，还不忍马上离开，于是向我说明此事，打了个招呼就去自找住处去了。(这时因为我已被封为右派，他已不便向我敬礼了。)
招待所开中饭了，孩子们也饿了，我们却不知道吃饭的规矩。还是那会计招呼我们买了饭票、菜票才到饭厅里去吃饭。买饭票是要粮票的，我却没有，于是会计打电话请示地委组织部，回答是暂借着吃，回来等我报上户口，领了粮票再还他们。
招待所的饭是用四方铁合子蒸的，每合半斤，只能定量吃用。因为地方公务人员每月只有二十八斤粮，如果每顿饭都吃一合，一天就要一斤半，那么一个月就要四十多斤。因此我们便不能够吃饱，所以只买三合。这样我还勉强过得去，保姆却因为奶着难难很不够吃。但也不能允许她随便吃，她也还知趣，中饭只吃了一合半。
难难这孩子生下来就食量大，尽靠奶母的奶是不够吃的，因此还必须设法订牛奶，于是我就恳求招待所的会计帮助想办法。他开始不肯的，后来当这位会计问明了孩子没有妈妈之后，他便动了侧隐之心，千方百计地向常州牛奶厂交涉并且还假托高级首长之名，又向地委组织部的证明信，牛奶厂才送来了一磅牛奶，此外会计又想法从副食品供应公司买到了两磅奶粉和一斤白糖。然而这大概是第二天也可能是第三天的事了。
当天下午，伴送军官来了，并且陪同我到车站行李房把大行李取了回来，又在常州住了一夜，第二天上午他才来向我告辞，并说:“事情已经办完，并已向地委组织部某科长交涉好，以后有什么事，可以直接找他”。这样他就完成了任务。最后他才向我提出要把我的军官身份证和军衔等收缴并带回去，我当然答应，却是因为心头沉重一时找不到这些证件，经过翻箱倒柜之后，终于也找了出来，并且交他带去，却是没有交完(有一付领章没有找到)，并约定以后找出来交给地委组织部转交回去。我当然答应，于是他们走了，我也被安排在一间集体宿舍里住了下来。
这短短的几天里，经历了许多不习惯，然而却都在意料之中，因而也就努力忍耐克服，但内心的痛苦是很难形容的。有一个住客(当然也是一个干部并且据他自我介绍也是一个转业军官)看到我这种情况，却表现出很大的羡慕，他向我说:“那个军官是专为送你来的吗?你是到这里来工作的吗?”问话之间表现出无限的惊异，于是我干脆告诉他我是因犯错误被贬降来的。
我和孩子们住的两间小房(现在看来简直是天堂一般)是面向西的，因此暑季的西晒越来越厉害了，我却还可以忍耐，孩子们却苦了。因为房子很小，不仅东西无法安置，就连铺盖卷儿也打不开，因为我以为这与工作有关，所以就天天向组织部要求工作。可是工作有了，房子却依然没有办法。
记不清是哪一天下午，组织部那个科长来找蔡铁根(这是因为要划清界限，他们是不能称我作同志的，尽管他们对进行了二十多年反共战争的国民党军官却也同志相称的)，于是他把我引导到地委工业部，去见一位王部长，这位王部长见面之后，只谈了两句话，便叫我回来了。
又是一个下午，王部长到招待所里找了我，并把我带到门口，介绍给一位叫做徐局长的，把我带到重工业局，并向我极简单地介绍重工业局的工作任务、情况之后，就教我回去休息了。第二天我来上班，却没有什么工作分配我，只说“搞工业就要跑工厂，可以先跑跑工厂，”又说“主要是跑工厂”，但因为准备领我跑工厂的一位同志没有回来，所以我只好再等到明天。
当这位徐局长知道我是住在招待所里的时候，就向我说明常州房子的困难情形(这话工业部的王部长也说过)，并且告诉我招待所房子很贵，久住下去，房钱出不起，所以他说他要向组织说明这个问题。果然地委招待所也□来和我讨过房租。
我开始正式上班了。任务是下厂，这下厂却并不是下放到厂子里去工作，而是跑厂，一种好像旧时代企业里的跑外一样，每天到厂里去了解情况，传达指示等等。我上班的时机正是全省安全卫生大检查(一说是突击周)的时候，所以我的下厂任务，便是突击安全卫生工作。所跑的厂主要是常州市重工业局所属九厂。也就是常州市属各大厂。每天下厂回来向局长汇报，下去找厂里的安全卫生助理员汇报。
开始有一个姓朱的青年人领我一同跑，只跑了一天，他便出去义务劳动去了。于是我就只好一个人自行跑。好在我自己有一辆自行车子。所以跑起来还比较的不太费劲，然而因为天气逐渐酷热起来，常州又没有什么树木，今年又特天干，结果每天回来都好像是刚刚出水的游泳运动员一样，上下衣服全被汗水浸透了。
我的工作态度还和自己年轻的时候刚参加革命时一样地积极努力，然而毕竟年岁大了，加上工作上的外行，一时摸不着头绪，再加上近二十年光阴不作具体工作，脑子又不好，所以工作效率实在比不过那些年轻人。然而已被指定这样工作，只好尽力去干。
有一天，地委劳动工资部要我写个文字汇报，这就苦了。结果用了足足五天的时间写了一个极不称心的材料。又一次局长要我写一个关于安全卫生方面的检查总结性的材料，结果又用了足足三天的时间才写起来。但究竟是否合局长的意也不知道。
一天下班回来，只见小难难一个人坐在学走的车子上，一见我就大哭起来，却又不见奶姆，一问才知道小刚刚被开水烫伤，奶姆带他到医院里去了。招待员们说是烫的很厉害，要我立即去看。这时也顾不得小难难哭了，立即骑了车子赶到医院，刚刚已经绑扎好了，正要打针输血，然而却还没有挂号，因为我们刚来不久，又不知地方情况，尚未办公费手续，所以只好自己花钱挂号，当时也不知刚刚烫的究竟怎样，所以医院虽已提出应该住院的主张，我却还有些迟疑，加上住院需要大人陪伴，我又工作很忙，家里还有个小难难离不开奶姆，只好决定暂不住院。
第二天看着刚刚有些支持不了，在家又不能治疗，只好送去住院。这时专署虽然忙，却也还可以请请假！但我因是个右派，自己也须特别注意，所以只好局里，家里，院里来回跑。
初不知这烫伤有如此的危险，经常需要大量地注射葡萄糖盐水，因为注射量过大，所以医院干脆就吊起一瓶子盐水来，下面带上针头，刺入血管，就这样半天半天的注射起来。因而孩子就不能随便移动，但烫伤痛的他又不能不动，然而这孩子居然也不大动了，并且连他平日最爱吃的西瓜也不吃了。看来孩子很危险，医院的卫生状况和治疗状况也很不好，治烫伤的孩子也很多，看着确实不放心，最后还是桂兰（保姆）提出到南京去医治，我想也可以。一方面那里技术条件和设备条件较好，二则他妈妈虽已离婚，但毕竟还是她生的孩子，估计不至于不管。所以我也就同意她的意见，可是小难难又怎么办呢?桂兰说她都带去，(背一个，抱一个)这时我也失去了主张，于是完全同意，经过向车站上交涉，买到了两张快车票，于是连夜送他们上南京去了。就是这样，我终于没有向领导上请过一天假，而领导上也从未提出这方面的许可。
刚刚这次烫伤，给我在精神上的刺激和思想上的痛苦，增加了相当大的分量。使我以后看到刚刚和难难都忍不住眼里的热泪，但我却把它咽下去了！天□□可！(我暗暗地叫着)这人世间的残忍，竟自达到如此地步，然而我还必须丢开这些去干工作！这使我这向来不注意孩子们的爸爸也有些于心不忍了！
还好，南京军区医院，终于挽救了刚刚可怜的小生命。
早已决定而现在要行动的搬家终于开始了。(常州专署要搬往镇江)局长并且说在镇江已经特别为我找了两间半房子。这在我看来虽不特殊，但在许多干部中看来，却是特大的照顾。我也看出了这点，所以在搬家中，自己也就特别卖力气，青年们虽然以开会为名都躲的不见踪影，我却连夜把些破桌子烂板凳从楼上搬到楼下，再从楼下搬上汽车。一直搬到夜晚下两点多。就是这样搬了两天多。
突然局长找我谈话，说组织上决定我留下，留在常州市工作，并且给我开了个介绍信，去找市人委人事科接头，理由是因为我的东西多，来往搬动不便。这也只好姑妄听之。但市人委却没有立即分配我的工作，于是我就休息起来，并且利用这机会到南京去把刚刚接了回来。
因为地委，专署都要搬家，招待所自然不能例外，但房子不能搬家，于是新的房东来了，因为这座房子的任务还是招待所，只是地委改为市委而已。因此新房东自然是市委招待所的所长了。这个所长为了接□，早就来了，只是我没有注意到，因而也没有打过招呼。
一天早晨这位所长来到我的房间里，不用人招呼就在对面的床上坐了下来，并且开始下达逐客令:“你得要搬家呀！不能老住在这里，这是招待所！”不用说我已经知道他就是新所长了。“搬到哪里去呢?”我问，“那谁知道你搬到哪里去，你爱搬到哪里，就搬到哪里，谁管你呀?”“这不是市委招待所了吗?”“是啊，你既知道这是招待所，为什么还要老住在这里，招待所也不能老招待你呀！”他说着态度已经越来越严厉起来了。“即使一定要搬，也得要等市人委给我找了房子才能搬……”他不等说完便打断我的话说:“不行！你立刻就得搬，这里不允许你再住下去的！”这话已经越来越不像话了，因而我也就生起气来：“你下逐客令，向市人委下去，不要向我下，我并不愿意住在这里，我也不是自己要住在这里的。”“难道谁请你来的不成？告诉你，你不要调皮，你的问题我知道，告诉你，你今天不搬就不行！”“不行便怎样，你既知道我的问题那更好，我可以随便搬走吗？我有自由吗？我搬了走你负责任吗？”“你不用吓我，我也是军队转出来的，什么样的调皮干部我也见到过”他说，“你既是军队转业来的，就应当知道转业干部的苦处，特别是我，我是犯了错误来的，你既然知道就不应当对我如此的蛮不讲理，你怎么能够这样呢？”这一连串的问题和责难使他软了下来，并且开始向我作解释。于是一场争吵也就和缓下来。但是我却气得周身发抖，痛苦已极。我想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新的工作开始了。在一天的晚间，重工业局劳动工资科据说也就是人事科的副科长(看去也像一个转业军官，不过是个尉官)领我去见计划科的徐科长。据说这个科还有两个科长(这地方上的事也实在难以琢磨)，徐科长并没有和我说什么，只是让我坐下，并倒了一杯水给我，当我坐了一个多钟头之后，便有一个女同志(后来才知道她也是计划科的科长)领我去参加一个会(后来才知道这是各厂厂长和书记的会)，会议还没有开始，女科长介绍我认识了李市长(兼本局局长)王局长，李局长。李市长表示的很客气。他说:“怎样老蔡(看来他早已知道我的情形了)，到这里工作?”我说:“除了外行之外，很好。”他说:“隔行不怕，隔行不隔理。”这话也对。他又问到我的房子住处，并解释说:“常州市的房子是很缺，本来就缺，解放以后修马路拆掉一些，又办了很多工厂，所以房子就更缺了。”并说:“招待所不错，暂时住在那里，将来再找。”我当然没什么可否。于是一场热情的谈话就此结束。那位李局长见市长如此客气，便也亲自倒了一杯水给我。真是荣幸的很，在这大厅广众之下，简直使我受宠若惊。
会议开始了，我和我们的女科长坐在一起，问她要不要记录，她这时意识到我没有本子，于是特地给我找了一个本子来。
会议进行的时间很长，从八点钟一直开到午夜才结束，几位局长都作了长篇发言。
第二天上午，我便被我的女科长分配到常州机器厂去下厂，领导我去的是我们的李局长，他到了常机之后，便把我介绍给一位老毛(后来才知道这老毛是市委工业部的下厂干部)，于是我便跟着这老毛跑了两天常机。后来也不知道是我不中用，还是人员不够分配，我又被单独派到纺织机械厂去。
那是一个月终，因为产值任务完不成，所以分别派了许多干部下厂去分头“盯”。任务是到厂里去“盯住厂里的领导同志，必须大干一夜完成任务。”于是我便单独去到纺机。
纺织机械厂，在搞安全卫生时，我曾跑过几次，并且还认识他们的安全技术员，但这次来的任务不同，因而我就直接找他们的党委书记。书记是一个转业来的老军队干部。办法不多，性格直率。当他听完了我向他传达的局里的要求之后，他便说道:“我没办法完成这种任务，叫他枪毙我吧！”因而也就不去再想办法。这却使我为难起来，于是我不得不把作政治工作的方法拿出来婉言相劝，一直说了约两个钟头，他才确定在下一班工人上班时，开个临时动员大会。他这样作了，并且也和他们的副厂长一起都参加了车间的劳动，其他科室干部也都下了车间，但是当晚九点钟左右，科室干部便都不辞而别了，书记和厂长却仍然和工人在一起劳动。然而工作效率却并不见得提高，也不见得有什么情绪上的不同。
夜十二点了，新的一班工人将要接班。车间里除了厂长书记之外，已经没有什么干部了。这时即使要采取什么措施也困难了。但作为一个下厂干部，我还必须尽最后的努力，因而我又去找书记，并告诉他说:“干部们已经都走了，但这样下去，一夜之间弄不出什么名堂来，必须采取新的措施。”“如何，我没有办法，你说怎么办?不教科室干部走也不行，他们明天还要工作哩，我也几天几夜不睡觉了，我也干不了这工作，教他枪毙我吧！”无疑问的这个单纯的老革命军官，对于这“大跃进”是没有多少办法的。于是我只好再来一遍婉言相劝，于是他又去展厅里动员将要上班而正在吃饭的工人。
已经第二日晨两点了，一切情况依然照旧，在我看来今天的情形已经定局，再呆下去，也只是徒然“疲劳”而已。于是我向局里通电话，除了报告情况之外，自然还要请示。接电话的是局里的秘书，他告诉我说:“你告诉他们书记，今天夜里非完成□□万不可，你也不要回来，就‘盯’在那里，并且也要他们厂长书记‘盯’在那里。”我自然遵办，可是我早已看透这是毫无作用的一种疲劳办法而已。
周书记和钱厂长已经向我表示说他们都已好几夜不曾休息，我想我看再这样‘盯’下去，他们自然都不能走，如果这种办法真的有效，那也值得，但现在看来，这种办法并不见效，于是我便决定回去。
当我回到市委招待所的时候，已经是二天早晨两点三十分了。招待所的大门早已上了锁，偏偏门上没有住人，怎么叫也叫不应，在马路上睡吗?这时已经深秋，深夜的寒冷已经无法支持，看看局里，也已没有了灯光，徘徊犹豫了很久，终于想不出办法，又无处去借宿，无奈前门叫到后门，后门又叫到前门，终无人应。最后我爬上了临街的窗户，并且发现里面一间客房里有灯光，于是我就又叫。还是没人答。仔细听时，里面似乎有人咳嗽，于是我就大声说道“你要再不答应我就要把门推开了。”还是得不到答应，我不由怒上心来，纵使虐待右派，也不该虐得如此的程度，于是我略一用劲，就把后门推垮了，心想这门也太不结实。于是我立即跑去推开开着灯的房门。原来里面确实睡着一个服务员，并且已经坐在那里。这时气得我实在忍不住了，我问他为什么不答应，为什么不开门，并说我已把门推垮，这应由你负责。他却反问我说:“这是什么时候了，你要我开门?”我说“不管什么时候，都不应该不答应，我出去是为公事，即使为私，你是招待所，也不能说半夜里就不开门。”一边说着一边又把已经推倒了的门子扶好，我也就不再和他理论，自去上楼睡觉。
第二日我下厂回来，见那后门已经修好，内心里也有些抱歉，然而又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只好怪自己的命运。过了两天见到曾严厉驱逐过我的招待所长，他问我“怎么把门都推垮了?”我把昨夜经过情形告诉了他，他说：“那个服务员是确实睡着了，人是个老实人，不会故意不开门的。”如何，他是这样说，我却仍觉可疑，但事已至此，也就无话可说。不过我的下厂工作每天回来都是一两点钟，这个问题倒仍然严重，最后还是那位会计给了我个锁匙，这问题才算解决。然而这笔账无疑会记下来的，这右派的日子，就是如此的难过。
有几天李市长生病，王局长外出，局务临时由李局长代理着，这个李局长看样子是在授衔之前转业的军队干部，看情形至多也不过是个团干，作这种工作自然缺少办法，只见他每天像狗样地跑出跑进，并且狂吠着。有一天汇报时，不记得为了什么他就狂吠起来，这当中本来不干我事，也是我不自知趣，抻了一句什么话，他竟向我狂吠了两句。当时我只好忍受，也是我自取其辱，无怪他人。本来右派是不应该说话的，我却不能忍耐，致遭其辱宜也。
这右派日子的难过，简直是难于想象的。你如果留心。每天都会遇到不愉快，如纸票(这也是这伟大时代的特产)，别人是按月发，我却没有最近□□的粮食，人们都不够吃，全局每人都配给了二斤炒米。我也没有。诸如此类的事，也不知多少，只好不看见。
重工业局成立了产业党委，并且调来一位付书记，这位付书记一到任便打算调厂里的汽车、自行车、家具，还说要解决夜餐粮票，甚至也知道我带来了两件沙发，于是便千方百计地要“调”。我自然应允，却又不见去拿。然而却一次又一次地和我提这件事。我想要就要吧，难道还要我亲自搬给你不成，于是以后我也就不再提这件事，由他去吧。这自然会影响我右派帽子的时间，然而也没办法。
已经死去的麻烦，忽然又复活了。已经离婚半年的害人精忽然找来了。说是要带一个孩子走，只好由她。于是带着刚刚走了。(莎莎也入了托儿所，后来却因为吃不饱饭，又接了回来。)至多不过一个星期，她又把刚刚送了回来，并且去市委要求，说是为了照顾孩子们，要来常州工作，市委居然也答应了她，于是没有几天她就来到了常州，并且很快地被分配到化工局工作去了。不仅这样，而且很快地找到了两间房子。于是也不容我考虑便把孩子和保姆一起都搬走了。从此我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只好去街上小饭馆和饭摊上去吃。
小饭馆里的饭菜是很贵的，并且也很买到□□。每顿饭要吃一个钟头，而且每天最少也要一元多，这样我的开支便扩大了，而她却每月指着小保姆要七十元。再把孩子们接回来吧，招待所当然不肯再给房子。弄得人痛苦难堪。万般无奈，只好请求局里秘书帮助交涉房子。后来房子居然也找到了，说是三间，然而却只有一个小窗户，并且还有一间是个楼梯间，但房租每月却要十五元，房子里连张木板床也没有，实在无法搬进去。招待所三楼本有两间房子，并且也有家具，却无论如何也不给我住。右派生活也许应该如此，所以我也不去多说它，有房子总比没有好，但那个害人精却又偏不准我把孩子接回来。于是搬房子的问题便拖延下来，可是市人委办公室却又有了意见。他们见我拖延不搬，便通知招待所驱逐我，于是威胁着，今天说每天要收五角，又说每天要一块，并且认定我这右派可欺，非逼搬不可。为了这事在电话里还遭到那个什么交际处长侮辱了一通。右派的日子是这样地难过！
害人精的来到常州，本来是企图恢复关系来的，当我还没有来此之前，曾经来过一封长信，说是从我离开之后，有许多人追求她，但是因为孩子们的关系，她都没有应允，这自然都是假的。她如果真的为孩子们设想，便不会有今天。因此我却不作这种打算。因而她便在常州呆不下去了。说是病了，又在闹着要走了。(本来常州的工作是艰苦的，特别是工业部门。)哪个单位不是每天工作到深夜，她是何等样人，能受得这种艰苦，所以这是意料中的事，也只好由她去。然而她这一闹不要紧，却又给我造成一个更大地困难，那就是市人委办公室因为我拖延搬家，又把房给了别人，这样害人精一走，我又没有了房子，孩子们往哪里去呢？害人精啊，她似乎是专为害人而生存的。
几天之前，一个乳嗅未干的青年找我谈话了，他自称是党委的什么人，是右派分子改造小组的组长，自然是负责改造我的人了，所以也就需要恭而敬之。这人首先教我谈谈思想，然后命令我每月向他写一封思想汇报。我自然答应照办。
奇怪的是我自来到常州，半年来从未有人和我谈过话，如今突然成立了什么改造小组，不知是凶是吉。
“我从来也没有把我自己看成是什么右派，也从未以党外人士自居，也从未承认过党对我的处分是正确的，甚至也从未认为对我的这种处分是真正的党的意见，因此也无所谓改造，也无所谓摘帽子之说。”这就是我对那个改造小组长的谈话。他严厉地说“那是铁的事实”如何，只好谅解他年幼无知，也不去解释，但按他的去命令去作就完了。
招待所的会计，一个好心的青年人，经常为我的处境难过，也为我的前途费心，经常把报纸上有关摘掉右派帽子的消息给我看，但我却没有看过这种报。这不过是一种感觉不安的措施而已，如果真正安稳的话，右派是永无摘帽子的希望的，即使摘了帽子，又当如何？难道这些被封为右派的人还有什么前途?！那至多只是一种麻痹！然而它对于我是不会有效的。我的经验可真的够多了。任凭你玩弄什么名辞花样，那内容总是一样的，看样子是不会有什么好转的，而且是越来越不像了，越来和马列主义的距离越大了。我倒要看看他的最后结局！
右派生活的痛苦，不是我这只残废地笔可以描写出来的，但作为一个简单地留给孩子们看看的记录，也许还可以。
写于一九六零年六月六日
后记：本来这篇回忆是要在五九年底即十二月三十一日夜间写的，但这个夜间因为汇报工作一直延长到元旦两点多，二号又是这样，三，四号也没有得到时间，所以一直拖到现在才写完。
蔡铁根烈士于一九七〇年三月十一日殉难。本文由作者的哲嗣蔡金刚先生投寄。感谢授权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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