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奉孝：梦断未名湖⑨三分场现反队

〇 守护民间记忆

梦断

未名湖

三分场现反队

© 陈奉孝／文

1

　　1967年底，我们这个由兴凯湖劳改农场码头监狱调去的严管队突然被宣布解散，包括我在内的七八个“现反”都调到了长水河农场三分场“现反队”，其他那些刑事犯全都编散了，调到哪个分场的都有。可能因为1967年全国的形势越来越乱，所以又要对犯人实行分类关押。其实这么一分对我来说是件好事，因为这么来回一调动，我因为写日记被关进严管队的事就没有人知道了。虽然跟我一起调到三分场“现反队”的还有几个“现反”，但他们一是对我的事情不太了解，二是“现反”对“现反”当然是比较相互同情的，再说我虽然一贯不认罪，顶撞干部，但在犯人当中“人缘”特别好，他们不会向新的管教干部去揭我的“老底”。
　　三分场这个现反队，除了我们这七八个从兴凯湖农场调来的犯人外，其他的都是从哈尔滨闫家岗劳改农场和牡丹江哈达劳改农场调过来的，他们过去连认识都不认识。从闫家岗和哈达农场调来的这些“现反”绝大多数都是文革开始后，因为说错了话，喊错了口号或是写错了标语被打成“现反”的，他们跟我这种由右派升级而成的“现行反革命”实际上不是一回事。他们也都比较年轻、幼稚，大多数是一些中学生。当然，依照惯例，在这个现反队里，也塞进了一些所谓“思想积极靠拢政府”的刑事犯来帮着干部对“现反们”进行监视。这个现反队的管理人员一共只有三人，一个是50来岁管理生产的尹队长，大字不识几个，只会拿犯人当牲口使唤，催着你干活，其它的事情不大管。除了这个尹队长外，还有两个管教干事，一个姓王，另一个姓潘，这两个家伙都不是东西。姓王的大概最多是个小学文化水平，抗美援朝转业下来的，姓潘的是公安学校毕业的。这两个人岁数都在30多，姓王的大一些。
　　因为这个现反队是新成立的，当然他们就得先翻阅犯人的档案。他们发现这些文革中进来的“现反”大都是一些中学生水平，只有我是北京大学的“反革命集团”的首犯，因此首先就把我盯上了。幸亏我的档案中没把被查抄拿走的日记装进去，不然的话，我这条小命也有可能交待在这两个家伙手里。
　　管教干事是抓犯人的思想改造的，从哪里抓起呢？那时全国都在学《毛选》、背《语录》，他们也就从让犯人学《毛选》、背《语录》开始抓起。根据犯人不同的文化程度，规定必须背多少条，小学文化程度的必须背多少条，中学文化程度的必须背多少条，当然像我这样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要求背的就更多了。除了要求背《语录》外，还要求背《老三篇》，早上起床要背，三顿饭吃饭前要背，晚上睡觉前要背，背不过的不让吃饭，不让睡觉，早上起来背不过的，要你到零下30多度的院子里背。我一看这个形势，不背是不行的，反正也没有别的书看，我也背。那时整个一本《语录》和《老三篇》我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不仅让我背，还让我默写下来。我知道这是个阴谋，一旦写错一个字那就不得了，白纸黑字，你有口难辩，这个队里有些小“现反”就是因为这个被抓进来的，所以我特别小心，绝不能让这两个家伙抓着把柄。姓王的这个家伙因为自己文化水平低，对知识分子有一种忌恨情绪，他有个口头语：“你别拿我当二百五，你如果拿我当二百五，我就拿你当二百八，多了三十就够你喝一壶的！”
　　白天干一天活，收工回到监舍累得浑身像散了架似的，还要学《毛选》、背《语录》、开批斗会。因为背不过《语录》挨批斗、喷气式大弯腰、被绑起来、吊起来的每天晚上都有好几个。有个叫陆山的老头，此人原是张学良将军办的东北大学的学生，没有毕业便参加了抗日联军，解放后在国务院户籍司任职，1957年反右期间不知为什么也被送去劳动教养。这人脾气很暴躁，性格倔得很，在教养队里有人欺侮他，他用铁锹把人打坏了，以“行凶”罪被判13年，他也跟我一起由兴凯湖农场严管队调到这里。吃饭时叫他背《语录》，他说自己眼花看不见字，记性也不好，就是不背，为此晚上被绑起来、吊起来多次。

2

　　这个队虽然是个现反队，其中有些“现反”实际上是一些流氓犯，因在文革中说怪话被打成“现反”的，这样的“现反”大有人在。
　　有一天夜里值夜班抓住了三对搞鸡奸的家伙，早晨四点钟就让他们在院子里跑步，晚上就开他们的批斗会。这六个家伙在地下弯腰撅屁股喷气式作检讨，都说“我是反改造分子，没有学好毛主席著作，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中了刘少奇的毒，我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等等”，全是些驴唇不对马嘴、胡说八道的话。这六个家伙检讨完了，就让大家发言批判。
　　对这种会我从来不发言，我对这些家伙非常讨厌。通过看书我也知道“鸡奸”就是两个男性之间的所谓“同性恋”，这种事情从古至今，中外历史上都有。在北大念书时我看过“宋平话”，知道“龙阳之症，断袖之癖”这个典故说的是汉武帝后面有一个皇帝，三宫六院他不爱，而宠幸一个叫“龙阳”的兔子（男妓），我也知道西方有什么“同性恋俱乐部”之类的组织，可我对这种事情始终不理解。宇宙间“异性相吸，同性相斥”这是大自然的规律，两个同性怎么能干这种事呢？我觉得叫人恶心。可是王管教看我不发言，点名要我发言，没办法，我就发言了：“你们这些家伙不从自己的流氓本质去挖自己犯罪的思想根源，说什么中了刘少奇的毒，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刘少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是中国最大的走资派，罪该万死。但刘少奇叫你们去卖屁股、操屁股来？你们干这种不要脸的事与刘少奇有什么关系？刘少奇要是知道有你们这样的孝子贤孙，非把鼻子气歪了不可！”我是听了这些家伙的检讨觉得又好气、又好笑，也没有多加考虑才这么发言的。
　　我这么发言惹得大家都笑了，这下可被姓王的抓住了。他一拍桌子站起来说：“你们笑什么？！陈奉孝这是批判吗？他这是放毒！借机替大叛徒刘少奇翻案！他才是货真价实的刘少奇的孝子贤孙。”这下，这六个家伙的批斗会不开了，把我捆起来开起我的批斗会来了。这六个家伙这回可高兴了，不仅逃过了这次批斗会，为了表现他们的思想觉悟“提高”了，首先对我拳打脚踢。
　　我心里想，这算怎么回事呢？我成了刘少奇的孝子贤孙？我的身份是“被专政的对象”，面对这个有执照的流氓，我能说什么呢？不过我也找机会报复了他一下。有个刚进来的“现反”叫巫春光，他带进来一些毛泽东著作英文本的单行本，没有事我就借来看，姓王的没收了，并说：“毛主席著作你不看，专门看帝、修、反的书！”这句话被我抓住了，我说：“报告王管教！你这么说可不行呵，这是对外发行的毛主席著作单行本，你怎么说是帝、修、反的书呢？你这样讲可是犯严重错误的！”我也唬了他一下。他也觉得自己讲错了话，要知道，那时候不管你是什么人，讲错了一句话就不得了，但他绝不会向一个犯人承认错误，相反倒继续威胁我：“怎么？你还想钻政府干部的空子？别忘了你的小名叫‘反革命’，是专政的对象，‘只许你规规距距，不许你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他用了毛泽东的这一段话来唬我。
　　有一天军管会主任金参谋来三分场，我就向他反映：“报告金参谋！王管教不让我学习毛主席著作！”他一听这话，马上很严肃地问我：“怎么回事？你详细谈谈！”我就把情况详细对金参谋谈了一下，但姓王的说毛主席著作是“帝、修、反”的书这句话我没有对金参谋说。为什么呢？我当时有两个考虑，第一，万一姓王的不承认他讲过这样的话，我不成了陷害干部了？我的身份是“反革命”，姓王的身份是管教干部，较起真来，金参谋只会相信他，不会相信我，那我就要倒大霉了，姓王的绝不会放过我。再说，如果金参谋真的相信了我的话，整了姓王的，那个姓潘的管教也不会放过我。第二，没有汇报姓王的这句关键性的错话，其目的也是想留下一个回旋的余地，只要让他知道我并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就行了。金参谋找了王管教，批评了他并让他把书还给了我。事后姓王的找我谈话：“陈奉孝，真有你的！你竟敢在金参谋面前告我的状，你胆子不小呀！”，我说：“报告王管教，书是别人的，不是我的，你给我没收了，我怎么还人家呢？你说的‘毛主席著作是帝、修、反的书’这句话我并没有向金参谋汇报。”他冷笑了一声说：“你倒挺聪明！”从此他没敢轻易找我的麻烦，我也特别小心了。
　　这个队的一些小“现反”原本是一些小流氓、偷窃犯。这些小家伙的特点一是爱讲哥们义，二是坏点子特别多。这个队一组的大组长叫罗振亚，他原是国民党汤恩伯部队的一个连长，罪名自然是“历反”，不过这家伙是一个牢头打手，对这帮小“现反”管得非常严，谁要是在地里于活磨蹭，他就对你不客气，上去就是拳打脚踢。有一天半夜里，一个挨着他睡觉的名叫夏继岩的小“现反”（这小家伙原来是一个小偷窃犯）突然坐起来给了罗振亚好几个大嘴巴，并且高喊说罗振亚要鸡奸他，这一下把罗振亚打懵了。不但如此，这小家伙还拿出自己穿着睡觉的弄脏了的裤衩抖露着给值夜班的犯人看。这一下全监舍一百多号犯人全起来了。这些小“现反”们便你一句、我一句地大骂罗振亚是大流氓、老牲口，有的还上去扇他的嘴巴，半夜三更，全监舍乱了套了，搞得罗振亚有口难辩，裂着大嘴直哭。要知道，干部不在场，半夜三更犯人起哄闹事，在劳改队里这是犯大忌的。天一亮，管教干部来了，值夜班的犯人马上向管教干部做了汇报，晚上就开罗振亚的批斗会，一连开了三个晚上，把罗振亚整得够呛，最后连他的大组长也撤了。其实我心里明白，这全是这帮小家伙搞的鬼。

3

　　1967年的夺权运动实际上成了“窝里斗”。长水河农场总场的场长、政委以及各分场的场长、教导员统统都靠边站了。总场管教科的杨科长（犯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他杨黑子）被他手下的一个年轻的张干事夺了权，他记恨在心。1968年中央又号召“大联合”，有些原来被打倒靠边站的老干部又出来工作了，恰好在这时那个夺了杨黑子权的年轻张干事又犯了错误，也被打倒了。这回杨黑子抓住机会，他联合了三分场的孙教导员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干部、就业人员、劳改犯三结合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暴动集团”的大冤案。一听这罪名就够吓人的。这件案子如果成立的话，不知有多少人将人头落地！
　　杨黑子心狠手辣，他首先将那位年轻张干事关起来毒打，又把六分场的好几个就业人员关起来毒打，叫他们承认并检举那位张干事，同时他又串通三分场的孙教导员把三分场现反队的犯人朱玉斌、吴振华、姚贵、聂世强、苏振兴、苏全树、斯宝年、朱锦堂、于会祖等人关起来毒打，叫他们承认是这个集团的成员。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为了报复当时夺了他们权的干部，二是想借此向军管会和革委会邀功。要知道，如果真如他们设想地那样破获了一个“三结合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暴动集团”的话，那功劳可是大大的。但那位张干事骨头很硬，杨黑子在他身上什么刑罚都用尽了，他就是不承认。他也没法承认，因为根本就没有这回事，他怎么承认呢？后来听说放出来时都残废了。
　　六分场的那几个就业人员就不行了，被折磨得受不了啦，就胡说，但那么多人，口供对不上号呵，因此无法定案。
　　三分场的这几名“现反”遭的罪也不轻，其中朱玉斌原是哈尔滨铁道学院毕业的，吴振华是牡丹江银行的职员，他两个文化水平最高，被定为这个集团的骨干，犯人中的首犯。朱、吴二人光被戴上手铐、脚镣关小号就达一年多，受的毒打就不用说了，朱玉斌出来时腿都残废了。我知道这几个人除朱锦堂、聂世强、苏振兴三人没太受罪外，其余几个都被折磨得不轻。这件案子是长水河农场第一件特大案子，总场军管会和革委会当然很重视，但是经过一年多的审讯没有任何结果，直到1969年下半年，不知什么原因，杨黑子又被打倒了，这件案子也就不了了之了。1970年长水河农场又被解散。

4

　　1968年全国上下又开展了一场“四挖三查”运动，这可能是由中央挖出了一个“61人叛徒集团”引起的，目的是深挖隐藏的叛徒、特务、走资派。社会上纷纷成立了各种各样的学习班，长水河农场就成立了集训队。您可不要误会，这可不是体育比赛前的什么集训队，劳改队在犯人当中成立的集训队是把他们认为有问题的犯人集中起来，通过学习《毛选》，“提高思想觉悟”，再配以各种刑罚，让你交待“余罪”。三分场的集训队由那位和杨黑子串通一气制造“三结合反革命修正主义暴动集团”冤案的孙教导员一手抓，别的干部没有参与。
　　据三分场的一些老犯人讲，三分场原来的一把手叫李义山，二把手才是这位孙教导员，在文革前，这二人对犯人还不错，不轻易训斥犯人。文革一开始，两人都被打倒了，姓李的始终没有站起来，孙教导员在1968年大联合时站起来了，又恢复了工作。还听说孙教导员是伪满“国高”毕业。所谓“国高”，即伪满洲国实行的中、小学十年一贯制（学日本的教育体制），东北过去的教育一直比较差，因此“国高”毕业的实际文化水平大概跟现在的初中毕业差不多。可他老兄却经常在别人面前炫耀这一点。这也难说，在劳改队的干部中间，他就算是一个“秀才”了。与文革前相比，这位孙教导员站起来以后，简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可能是通过学《毛选》，思想觉悟“提高”了吧，对犯人非常狠毒。
　　集训队一成立，第一批就把我弄进去了，成员共有二十名。除我以外还有一名叫叶鲁的犯人，此人原是黑龙江省密山县公安局司法科的科长，1960年因贪污罪被判15年，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嘴巴能讲，笔杆子也能写。他本来属于“自己人”的范围，可是因为他一直瞧不起劳改队的这些土包子干部，顶撞干部出了名，这次也把他弄进来来了。他向我讲述过公安局内部许多骇人听闻的事情，因为不属于我个人的亲身经历，在此就不多写了。除我们两人以外，其余的都是一些“历反”，目的是想通过这些“历反”交待余罪，深挖社会上隐藏的叛徒、特务。那时候外调人员全国到处跑，经常有一些外调人员到劳改队来找在押犯调查了解、核实材料。
　　进了集训队后我就琢磨，“四挖、三查”主要是挖叛徒、特务、走资派。一、我没有参加过共产党，肯定不是叛徒；二、家乡解放时我才11岁，也不可能是特务，哪有11岁的特务呀！三、共产党又没有给过我什么官当，被捕前我还在念书，更不可能是走资派。那么把我弄到集训队来干什么呢？后来审我时我才明白，还是我那张倒霉的判决书把我害的。
　　集训队的犯人要挨个被提审，第一个就提审我。
　　我一进审讯室就看到孙教导员坐在审判桌的后面，旁边站着几个红卫兵（劳改干部子弟），离审判桌三、四米远的地方放着一个小板凳，我径直向小板凳走去，没等他发话我就坐下了。他开口问我：“陈奉孝！你知道为什么把你弄到集训队来吗？”我说：“报告孙教导员，不知道！”他冷笑一声说：“陈奉孝！我们当着明白人不说糊涂话，我看过你的判决书，你不是一般犯人，二十一、二岁你就是北京大学的右派头头、反革命集团‘百花学社’的首犯，还想出国叛逃，被当场抓获。在文革期间你有反革命言论、反革命预谋！”他指了指桌子上放的一打子纸接着说：“这都是对你的检举材料，是死是活今天就看你自己的了！党的政策我们用不着对你多说，你好好交待吧！”
　　我琢磨了两三分钟回答说：“报告孙教导员！我判刑15年，现在已服刑11年多了，刑期已过了三分之二，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一点我坚信不移，不过这一次我决心走抗拒从严的道路了，该加刑加刑，该枪毙枪毙，我认了！请你把检举材料拿给我看看！”说完了我就站起来想往前走并伸手接材料。他老兄“刷”地一下就把那打子纸拿起来放到了桌子下面去，好像怕我去抢似的。我笑了，并说：“报告孙教导员，自从我被捕后，由北京草岚子看守所、北京监狱、通州监狱、兴凯湖农场到长水河农场，光大的劳改单位就转了五、六个，至于劳改大队、劳改分场、劳改中队、小队，究竟转了多少个，我一时恐怕也说不清楚。可是政府干部可从来没有唬过我，你怎么唬我呢？你那是检举材料吗？你那是一打子白纸！”
　　任何一个被审讯过的人都知道，一进审讯室的门，一定会首先往审讯员坐的方向看，这一点可以说毫无例外。我一进审讯室的门就看见他的桌子上放着大约有半寸厚的一打子纸，我想这是作审讯笔录用的，根本没在意，没想到他竟然说这是对我的检举材料！一打子纸是整整齐齐的，许多人写的检举材料摞在一起，再整理也不可能像一打子纸那么齐。我一下戳穿了他的西洋镜，弄得他很尴尬，一时说不上话来。我就继续说：“不错！你那上面有一张带字的东西，我敢断定那也不是对我的检举材料！退一步说，就算我有反动言论、反革命预谋，这个中队能写检举材料的犯人不过十来个，能写出这么多检举材料吗？”我为什么敢这样对他讲话？第一，我心里有数，“日记”问题根本没有收进我的档案里，如果在里面的话，绝等不到今天才来找我的麻烦。第二，自从在兴凯湖农场没收了我的日记后，在文革中我处处加了十二分的小心，既没有乱说乱动，也没有顶撞干部，平时我跟别的犯人很少讲话，给任何人都没有留下把柄，所以我不怕他。他听我这样讲可恼羞成怒了，下令：“把他绑起来！”
　　这四个红卫兵立刻就上来扒下我的棉袄，五花大绑把我绑了起来。退路是没有的。我也豁出来了，宁肯让皮肉吃点苦，我也要教训教训他，让他知道“马王爷三只眼”。
　　我继续对他冷嘲热讽：“听不少犯人讲，您水平多么多么高，多么掌握政策，先是唬，唬不了就动刑罚，这就是您的高水平啊？”
　　他又下令：“给他砸上镣子！”红卫兵立刻拿了一副48斤重的大镣子给我砸上了。
　　到了这一步如果再向他求饶，那是自取其辱，我进一步揭穿他：“孙得才！你被打倒刚站起来，想在我身上捞稻草立功，门儿也没有！今天我这一百斤就交给你了，有什么本事你就使吧！如果你把我整死了，有这么多人作见证，如果你整不死我，总有一天我要向军管会告你！”
　　他说“好！今天我倒要看看你陈奉孝的骨头有多硬！”接着他又下令：“把他吊起来！”四个红卫兵立刻把我吊在了房梁上，连脚镣子都吊离了地。这还不算，又拿来一块72斤重的大牌子给我卦在了脖子上。
　　那时我的体重还不到一百斤，把120斤重的东西加在我身上吊起来，不到五分钟我就昏了过去。他们还认为我是装的，一个红卫兵拿烟头烫我，见我没有反应，知道我是真昏过去了，再吊着已没有什么意义，就把我放下来，解开绳子，用一桶凉水把我浇过来。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腰部怎么这么疼？低头一看，左肋上起了三个大泡，我看见那四个红卫兵嘴里都刁着烟，才知道肯定是他们用烟头烫的我，至今我的左肋上还留下了三个疤。
　　关于这副48斤重的脚镣和这块72斤重的大牌子，我必须交代一下。
　　公安部规定的重镣是18斤，而长水河劳改农场最重的脚镣是24斤。有一个叫刘化国的犯人，他原是黑龙江省鸡西市的一名代课教师，因为男女关系问题被判刑3年，在文革期间又因为言论问题被加刑10年，成了“现反”。此人最大的毛病就是爱出风头，“个人英雄主义”很严重。有一天他当着众多犯人的面跟管教干部顶起来了，管教干部拿来一副24斤重的大镣子要给他砸上，他说：“这副镣子太轻，你拿副48斤重的来！”管教干部就说：“好！刘化国，你等着！”于是，到铁匠炉找了一根铁棍，让铁匠截下一段称了称还不够48斤，又找了一小块铁加在一起当着刘化国的面称了称，整好48斤，然后就让铁匠打成了中间有三个大粗环的特号脚镣给他砸上了。一开始他还装作不在乎，等把他弄到黑屋子里一通收拾，他草鸡了，从此便留下了这副特号脚镣。在我戴这副镣子之前，朱玉斌、吴振华、姚贵、苏全树、叶鲁等人都戴过。戴上它连炕都上不去，必须两手搬着它，人的腿才能上来。
　　这块72斤重的大牌子原是在六分场时给一个逃跑的犯人预备的，它是用一些1寸多厚的湿桦木板钉成的，1.2米长，1米宽，钉好后称了称，72斤重，钉这块牌子时我亲眼见过。这个逃跑的犯人（长水河农场原来的犯人，不是我们严管队的）被抓住后，就像美国西部电影里的镜头那样，拴在拖拉机的后面拖回来的，等拖到院子里时，他穿的衣裤后面全磨烂了，后腰磨得直流血。回来后立刻把他吊在了院子里一个栓马的架子上，挂上了这块大牌子。后来孙教导员为了配合杨黑子破获那个捏造的“三结合反革命修正主义暴动集团”，将这块牌子弄到了三分场。
　　对姓孙的来讲，他第一个审我真可说是“出师不利”。过了很久以后，有一天我碰上一个参与整我的红卫兵，他说：“陈奉孝！你这家伙骨头可真够硬的！”言语之中，对我好像还有点佩服。
　　姓孙的从我嘴里没得到任何东西，只好先让我回集训队。我披上棉袄，拖着这副重镣回到了集训队监舍。那些历反都吓坏了，害怕轮到审讯自己时也会受到同样的折磨。我的腰部有三处被烟头烫烂了，穿衣服磨得疼得厉害，犯医给我找了点药膏抹了抹，又用纱布包了包，过了半个多月才好，但留下了伤疤。
　　大约过了一个多月，在总场场部召开了一次宣判大会，枪毙了一个叫赵天震的犯人，罪名是他在劳改期间继续搞反动会道门“一贯道”的活动。为了对我进行“教育”，让我陪了一次绑。要知道“陪绑”对一个人来说，精神压力是特别大的，因为你不知道被枪毙的当中是否有你。参加“陪绑”的还有一个姓王的四川籍的犯人，听说他参加过抗美援朝，当时他所在的一个连队，准备叛变，没等形成事实就被破获了，结果连长、指导员、各排排长都被枪毙了。他是一个班长，根本没有参与策划这件事，也被判了15年，因此他一直不认罪。在枪毙赵天震时，姓王的吓昏了，我却没有，因为这样的宣判大会我参加的次数多了，是否枪毙一看就知道。第一，被枪毙的人都戴着脚镣，我跟那位姓王的都没有戴；第二，绑的方法也不一样，被枪毙的人绑得特别紧，脖子上还勒着绳子，防止被枪毙的人临死前喊口号，而我跟那位姓王的绑得都比较松而且没有脖绳；第三，被枪毙的人一宣判完了立刻在脖子后面插上“亡命旗”，我看到审判台上只有一根“亡命旗”，因此我知道这只不过是让我陪绑，不是枪毙；第四，枪毙一个人事先当然有一个审讯过程，而且并不是一宣判死刑马上就拉出去枪毙，而是宣判死刑后先把你关在死刑号里等待一段时间，选择一个适当的时间再召开公判大会，拉出去枪毙，以“教育”其他犯人，这些我都很清楚。因为我心里有底，所以并没有感到特别恐惧，而姓王的根本不懂这一套（这恐怕与他没有多少文化有关），所以他被吓昏了，醒过来以后疯了。
　　参加完了宣判大会回到集训队，孙教导员问我：“怎么样？你对这次宣判大会有什么感受？”
　　我说：“受受教育呗！不过这样的宣判大会我参加过多次了，我又没犯死罪，怕什么？如果真犯了死罪，怕也没有用！”
　　看来姓孙的对我是黔驴技穷了，再把我继续留在集训队里已毫无意义，只会给其他集训队的犯人造成“不良影响”，所以关了我两个多月就把我放了出来，但没有让我回现反队，而是单独把我送到了“历反队”（二中队），因为他们害怕如果再让我回现反队，那些小“现反”会把我当成“英雄”看待，给他们的改造工作带来负面影响。我从集训队出来，可以说是死里逃生，不过在集训队这两个多月虽然受了一些皮肉之苦，却没干活，这也算是一点“收获”吧！
　　“欺软怕硬”可能是中国人的一大毛病，在监狱和劳改队里更是如此。你如果整天怕事，就越有人找你麻烦，你如果敢于跟他们硬碰硬，不论是犯人还是干部反而会对你有几分尊重，因此我遵循的原则就是“无事不找事，有事不怕事”。

5

　　1968年秋天，长水河农场来了第一批上海的下放青年，都是中学生。在他们到来之前，用土坯在场院里给他们盖了两排临时房子，一排住男青年，一排住女青年。因那年秋天雨水特别多，收割机（苏联生产的大型联合收割机“康拜因”）下不了地，因此他们也参加割小麦。因为过去他们没有干过活，不会干，活没干多少，却把地里搞得乱七八糟。刚来时农场的干部对他们很照顾，因为他们都是南方人，吃馒头不习惯，特意给他们做大米饭吃。但是长水河农场不种水田，不能老给他们大米吃，后来就让他们吃馒头，结果他们把馒头扔得到处都是，犯人出工干活经常捡来吃。干部门看他们这样糟蹋粮食，就给他们定量，这一下他们感到受不了啦。
　　在他们到来之前，干部们都对他们进行过教育，说这些犯人都是些“杀人犯”、“强奸犯”，如何如何坏等等。因此他们刚来时对犯人很凶，有些男青年还打骂犯人，而女青年碰到犯人就躲得远远的。但时间一长，他们觉得这些犯人都很老实，不像干部们对他们说的那样，慢慢地他们对犯人的看法就变了。
　　到了冬天他们的罪就来了。北安地区冬天最冷的时候到零下40多度，他们都是南方人，哪里经受过这样的气候！躲在屋里不出来。那怎么行呢？干部们就哄着他们出来干活。有一天刮着小雪花，北风刮到脸上像刀割一样地疼，要他们到地里背谷子，让我跟另外一个犯人在场院里码垛，我在下面用叉子向上挑，那个犯人在上面码。这些青年一人背着一、两捆谷子到了场院后要摘下棉手套，解开绳子才能把谷子放下来。零下40度，一摘下棉手套，不一会儿手就冻僵了，那些男青年就让我给他们解，没有办法，我只好给他们解。那些女青年看见我给男青年解绳子，也想让我给她们解，可她们又不说话，来了以后往谷子垛上一靠看着你。她们不说话我哪敢去碰她们，要知道，这是犯大忌的。她们看我不动，急了眼，冲我说：“老犯！给我解开绳子！你怎么只给男同学解，不给女同学解，你是不是也歧视我们？！”我心里想，同学们，你们哪里知道，我的“小名”叫劳改犯，你们是女青年，我怎么敢随便碰你们！她们既然发了话，我也只好帮她们解，可把我的两只手冻坏了。
　　有一个小姑娘看上去只有十五、六岁，背谷子回来后脸上冻白了一块，我知道回屋子后，一暖过来马上就会变成一个大水泡，水泡一破，那地方就黑了，长时间好不了，更不能拿热水烫或烤火，一拿热水烫或烤火，那地方非烂不可。在黑龙江住过的人都知道，一旦手脚冻坏了，千万不能用火烤或用热水烫，一烤火或用热水烫非残废了不可，凡是那些冻掉了脚或手的人，都是因为不懂得这点常识而用火烤或用热水烫造成的。六分场有个男青年，藏在拖拉机的拖斗里想逃跑，把两只脚冻僵了，棉胶鞋脱不下来就用火烤，结果两只脚全烂了，最后锯掉了，成了残废。
　　我看见那个小姑娘脸上冻白了一块，就跟那些女青年说：“这个女同学的脸冻坏了，回去千万不能用热水洗或烤火，一用热水洗，那个地方就溃烂了”。
　　她们一听我说都吓坏了，问我“那怎么办？”
　　我说：“你们现在就背着风用雪给她搓一下，搓一下就缓过来了。”
　　她们又怕冷，不敢抓雪，就说：“老犯！你用雪给她搓搓吧。”
　　我犹豫半天没动手，那些男青年也说：“不要紧，老犯，你就给她搓搓吧！”
　　这时我才摘下手套抓了一把雪给她搓了搓，并告诉她：“你可别怕疼，搓过来后会感到很疼的。”
　　我给她搓过来后，让她的同伴用一块头巾包了包，光露着两只眼睛，我还说，最好先让她回去吧，并嘱咐她回去后一定不要用热水洗脸，有一个女青年领她回去了。
　　因为我也是还没等出学校门就被抓起来了，因此对他们非常同情。他们有的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有的是为了响应伟大领袖“上山下乡”的号召，抱着一个金色的幻想到这里来的，对于这帮不谙世事的孩子，我感到太可怜了。
　　这些青年来到农场后，在劳动方面起不了多大作用，相反地给农场添的麻烦可就大了，因此农场的领导并不愿意接受他们，但这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他们当然不敢表示不愿意接受，但对这些青年的态度，越来越不好。这些孩子也逐步认识到了，这种所谓的下放劳动锻炼（插队落户的叫“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跟他们来以前所想象的根本不是一码事。因此有些男青年就发牢骚：“这叫什么劳动锻炼，纯粹是充军发配！”有的说得更直接了当：“犯人是大劳改，就业人员是二劳改，我们成了三劳改了！”从此以后，下放青年有了“三劳改”这个“雅号”。
　　背完谷子以后是黄豆拖粒。青年上白班，犯人上夜班（因为夜里比白天冷得多），我在出粮口负责接黄豆。这些上海青年喜欢吃炒黄豆，可是白天干部对他们看得很严，他们就给了我一个布口袋，让我夜班没人注意时接满了藏在乱豆秸里，他们自己趁交接班的时候设法带回宿舍去，就这样我差不多天天给他们接一小口袋黄豆，他们拿回宿舍去用一个破洗脸盆炒着吃。因为我跟他们混熟了，他们对我也很好。有一天交接班时，一个年龄较大的男青年问我：“你犯什么罪？我看你不像坏人！”我说：“我原本是北大的学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来又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他说：“噢！你原来是大学生，怪不得看起来你跟别的犯人不大一样。我父亲也是右派，现在还在青海，当年打右派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说：“这一段历史我一时对你也说不清楚，你们都还年轻，将来你们自己就会慢慢知道的。”我还嘱咐他：“回去千万别跟你们同学乱讲，干部知道了会找我麻烦的。”他点了点头，以后见了我，对我一直很尊重。
　　有一天两个小青年摔跤玩，其中一个摔得胳膊肘粉碎性骨折，因为冬天场院里泼上水一冻，地硬得跟水泥地面差不多。到场部医院去看医生，医生说：“医院的条件很差，你是肘关节部位粉碎性骨折，即使给你接好了，将来很可能胳膊也伸不直了。”医生还举了周总理的例子。
　　三分场有个犯人叫张玉祥的，哈尔滨人，是世代中医，专治接骨，有秘方。他曾经对我说过，不论什么样的骨折，保证半个月就能把他治好，跟原来的一样。他是从哈尔滨闫家岗劳改队调过来的，闫家岗来的犯人都知道。张玉祥大约50岁，戴“地主分子”帽子，受管制。1967年哈尔滨两派红卫兵在大街上发生了武斗，他在一旁看笑话，还偷偷往里面扔砖头，被红卫兵发现，将他打了个半死，最后以“现行反革命”罪判了13年。要说思想反动的话，他是够反动的。他曾经对我说过：“那些共产党当官的摔断了骨头，给我多少钱，我也不给他治，老百姓摔断了骨头，只要找到我，我都给他治。”还说：“我这个方子不过一元钱左右，一般老百姓来找我看病，治好了，我要他三元、五元就算了，实在困难的我连钱也不要。有一位当官的摔断了腿，因为是我老婆的一个远房亲戚，实在推不过去了，给他治好了，敲了他三百元钱。”
　　他会治接骨这件事不知怎么让这些下放青年也知道了，找到了张玉祥，起初他还不愿意管，我就劝他说：“老张！这病你应该给他治，要知道，这些小青年的家庭出身都不太好，他们现在已经慢慢觉悟了，你给他治好了，在他们当中影响会很大的。”张玉祥给配了药，结果不到半个月那个青年的胳膊就完全好了，没有留下任何残疾，这件事在知青当中影响的确很大。他还对我说过，他这个接骨偏方主要是七种菜子，用瓦片烘于研成末，一部分糊在患处，一部分用黄酒冲着喝，中医接骨的确有它独到之处。

6

　　1969年这一年我在三分场历反队总的来说过得还算平静，没遇到什么麻烦。因为这个队的犯人全是年纪大的老历反，只有我和一个姓侯的是年轻的“现反”，这等于把我给孤立起来了。对我来说，这样更好。这些老家伙干一天活回来累得连炕都爬不上去了，无精打采连话都懒得说，我跟他们也没有什么共同语言，这倒省了不少麻烦，只不过在这年冬天出了一次车祸，差点送了命。
　　有一天下大雪，割下的黄豆全让大雪给埋在地里了。生产队长要了一辆拖拉机，后面带着一个拖车，拉着我们十几个犯人到地里扒黄豆往场院里拉，可是出了门没有多远，因为雪把路两边的沟都下满了，分不出哪是路，哪是沟了，结果拖拉机一下滑到了沟里去，拖车也翻个底朝天，把我们这十几个犯人全都扣在沟里去了。幸亏拖车就卡在沟的两岸上，没有压着人，不然肯定会有人断胳膊断腿，要是砸在脑袋上就没命了。我们像耗子一样从雪窟窿里钻出来，谁也没伤着，可坐在拖拉机架驶室里的生产队长的脸却让碎玻璃划了个大口子。我们爬出来以后，有人还说，咱们这些人当中不知谁的命大。我心里说，可能就是我命大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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