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满素：希特勒现象

钱满素在书一方 2019-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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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现象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希特勒都称得上20世纪最奇特、最有影响、最令人深思的现象之一。一个毫无背景的维也纳流浪汉，一战中的陆军下士，以德国为基地，以第三帝国为舞台，在短短12年中改变了大半个世界，这在历史上纯属罕见，不能不引起对人类历史稍有兴趣的人的注意和思考。
　　从各个侧面论述希特勒的著作已经数不胜数，他对人类犯下的罪行也早已家喻户晓。二战结束以来，以此为题材的文艺作品从未间断过。每逢反法西斯胜利纪念日，人们都在用各种方式提请注意：千万不要忘记这一惨重的历史教训。在这种信息大量充塞的情况下，再要写一本关于希特勒的书，对于史学家是相当的挑战，塞巴斯蒂尔·哈夫纳的《希特勒的含义》（编者注：中文版标题为《解读希特勒》，译林出版社，2016 年）成功地接受了这一挑战，读后使人耳目一新。
　　历史学家当然是“事后诸葛亮”，但是当“事后诸葛亮”也并非轻而易举。在重大的历史事件过后，许多人对发生的一切仍然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只希望尽早把残留在脑际的一点印象抹去，而不能把它放到历史的长河中去分析掂量，考察其来龙去脉，总结出经验教训。即使是史学家，也不乏罗列史料而无论点之作。哈夫纳这本书却不然，它篇幅不长，略去一般史书中所能找到的材料，紧扣几个关键问题，对希特勒这一现象做了极为精辟的解析。
　　人们往往斥责希特勒为疯子、狂人、大独裁者，这一切他都当之无愧，但是用疯子一词不能解释希特勒现象。即便是疯子，他也是一个天才的疯子，能够使整个德国跟着他疯狂，整个世界围着他旋转，千百万人因他而丧生。疯子到处都有，为什么这个疯子能达到影响世界的地位？是什么历史条件促使小兵希特勒一跃而为元首希特勒？是什么让德国群众对他一次次发出整齐划一的欢呼？是什么使他令人战栗？为什么他执政12年中前6年直线上升而后6年直线下降？同是征服者，他和拿破仑又有何不同？他的失败是否必然？他和德国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这些就是哈夫纳在书中探讨的主要问题。全书分为生平、成就、胜利、谬论、错误、罪行、背叛7个方面，每章都提出了发人深省的问题。纵然我们不能完全同意他的观点，也不能不赞赏他强有力的思辨。
　　首先，作者三言两语交代了希特勒的生平：希特勒几乎没有私生活，他是个单向度的人。一般西方政客把政治视为职业，而对希特勒来说，政治就是他的生命，他是一个为信念而活着的人，对物质生活和个人生死完全可以置之度外。他的政治目标在早年便已确定，而且堪称忠贞不贰，这主要是因为他一意孤行，缺乏反思能力。他的目标清楚明了：一是建立大德意志帝国，二是消灭犹太人。他的首次政治行动是在一战爆发后离开奥地利投奔德军，自己选择成为德国公民。他作战勇敢，荣获铁十字奖章。一战使他耿耿于怀的是德国的投降，他认定战争是过早地结束了，一旦他掌权，绝不能让历史重演：“德国绝不能也绝不会再有一个1918年11月。”这点，和他其他可怕的诺言一样，希特勒无疑是做到了。
　　一战残局难收，国联徒有空名，并无实际钳制德国的能力。倡议成立国联的美国竟由于本国国会的反对而未能成为其会员。战后各国出现短暂繁荣，可惜好景不长，1920年代末大萧条便袭击全球。德国作为战败国负债累累，经济衰退，大批失业，人心浮动，局势尤为严重。国难当头，正是出现铁腕人物的大好时机，可是为什么独裁者出现在德国而不是美国呢？作者认为，这是因为德国具备出现独裁者的社会基础，尤其是群众政治心理条件。德国王权解体不久，魏玛政府的德国堪称一个“没有共和党人的共和国”，始终未能进入真正的民主政治。大部分德国人有意无意地还在等待着“一个人”的出现，似乎他的降临便能解救德国于倒悬。人类对救世主的企盼真可谓百折不挠，于是希特勒不负众望，粉墨登场了。
　　尽管耍尽无赖，希特勒的上台却是合法的。最初他唯一的资本便是“群众演说”，直接诉诸人民，他的演讲能够把听众带人痴迷状态。但作者并不认为这是由于希特勒的雄辩，而是一种君临一切的意志力使他的演说具有大众催眠术的效应。即便如此，直到1933年，大部分德国人仍然投票反对这个突然发迹的无名小卒，有的甚至认为希特勒“并不真的存在，不过发出些噪声罢了”。当代德国青年常常望着自己的长辈，对他们竟然会盲从希特勒而百思不解。老人们也深感无地自容，愧对晚辈。然而脱离历史条件来谈任何问题都是不科学的，并非德国人民都是受人摆布的白痴，而是希特勒迫使他们把对他的怀疑转化为对自己的怀疑——不过他使用的不是强力，而是成就，令人信服的成就。
　　不谈希特勒的成就，就无法解释千百万德国人对他的狂热崇拜和绝对服从。希特勒上台后很快使全世界对他刮目相看：1933～1936年的短短三年中，在没有引起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他主持的纳粹政府解决了德国600万工人的就业问题，实现了经济起飞。在外交上，他公然无视《凡尔赛和约》，重新武装德国，而无人敢说一个不字。到1938年，德国已拥有欧洲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在政治上，他大权独揽，彻底瓦解了德国政府，使全国统一于他这位至高无上、只对自己负责的元首。他毫不夸张地宣称，“帝国的命运决定于我一人。”当整个西方世界沉沦于尼采所诅咒的那种令人沮丧的文明堕落中，德国却精神焕发地站起来了。
　　全世界都低估了希特勒。

　　由于希特勒的绝对权威是他以后一切倒行逆施的基础，作者认为有必要把他如何悄悄地瓦解掉德国政府的过程加以说明。首先，希特勒凭着独裁者共有的直觉，彻底摆脱了宪制的约束，他绝不当什么“公仆”，而是元首——“绝对的主人”。希特勒上台前，魏玛宪法早已名存实亡，希特勒从未提出任何新的能够实施的宪法去取代它。1934年以后，德国便成了没有宪法的国家，政府对人民的权力不再受到限制。其次，希特勒一贯善于创建各种新的可称为国中之国的权力机构，并全面直接地控制它们，诸如纳粹总部、冲锋队、党卫军等，都只向他个人负责，通过它们制造他所需要的恐怖气氛。
　　在希特勒改组后的政府中，各部门职权不清，甚至相互对抗，绝对不可能彼此联合成能够制约或反对他的力量。政府的混乱统一于他个人，只有他一个人在进行控制协调。这种局面的产生不是由于他对国家机器的无知，而恰恰是他的精心创造。他把自己变得无法取代，而且彻底堵截了任何可能以正常方式罢免他，或是产生新领袖的途径。作者设想，如果希特勒在1938年死了，一定会被认为是德国的救星，但是人们也马上会发现他的死亡所暴露出来的权力真空，而这正是一个国家最不稳定的因素。至高无上、不可取代、不受宪法约束、不向任何人负责——这些便是一切大独裁者为自己横行霸道所创造的基本条件。
　　由于希特勒一手复兴了德国，反对他怀疑他的人便失去了依据，丧失了自信。他们在困惑、惊羡、感激的同时，进而放弃了自己观察和思考的权利。不仅是不敢公开怀疑他，而是从内心深处不能再怀疑他：难道你不希望德国兴旺吗？难道你要对一个复兴德国的人吹毛求疵吗？终于，善良的人们为经济起飞而接受了集中营。希特勒逐渐成为绝对真理的化身、德国的化身。元首的意志便是德国唯一的意志，并将成为世界唯一的意志。也许只有超出一般人理解的狂妄才能对一般人产生足够的威慑力。至此，尽管也有不顺眼的事发生，人们现在只是埋怨：“要是元首知道就好了。”想一想，这一切竟然发生在崇尚独立思考的新教诞生地德国，可见个人的自信是何等轻易地被摧毁。
　　希特勒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他深谙群众心理，屡屡试探，步步为营，尽量不公开做群众不能接受的事情。在1933年4月1日排犹运动前，他早就制造舆论，似乎要把犹太人斩尽杀绝的样子，一旦人们发现事情还没有坏到那种地步，反倒容易接受现实了。希特勒的统治手段是相当诡诈的，他懂得如何恰如其分地掌握恫吓的分寸，使人们既害怕又不至铤而走险。
　　可是复兴德国并非希特勒的最终目的，对他来说，国家“不过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他从来对建立一种作为持久秩序的国家不感兴趣，他选中德国是要它成为征服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工具。现在德国已经羽翼丰满，希特勒开始把魔爪伸向欧洲的其他部分。1936～1938年，他取得了令人目眩的辉煌胜利：吞并奥地利、波希米亚、摩拉维亚，直至《慕尼黑协定》瓜分捷克，其间他不费一兵一卒，全凭外交途径。为什么希特勒的领土扩张如此顺利呢？作者认为，与其说是德国的强大，不如说是对手的懦弱。英国只想安抚住德国，宁可退出东欧，过些太平日子。法国则软弱得眼看德国猖獗而无能为力，只好违背民族利益去顺从英国的绥靖政策。
　　英法的绥靖政策使希特勒得寸进尺，但是又使他失去宣战的口实。然而战争是非打不可的，原因有二：一是希特勒坚信人类历史就是种族竞争史，战争是常态，和平不过是战争之间的间歇，一旦条件成熟，就必须发动新的战争。二来，希特勒是根据自己的年龄来计划他的政治行为的，他要在有生之年实现称霸欧洲的目的。人生的短暂使发动战争变得刻不容缓，希特勒一再抱怨战争应该在1938年而不是在1939年开始。“我现在50岁”，他在1939年对来宾说，“我宁可现在打仗而不要等到55岁或者60岁”。
　　哈夫纳一再强调，希特勒不是一个政治家，因为他并不关心他已经控制的领土范围内的治理建设。1938年夏他统治了东欧，1940年夏他又把版图扩大到俄国以西的欧洲大陆，可是他好像不知道自己已经获得了想要获得和可能获得的地盘，一而再地错过巩固成果的机会，却一味地进攻再进攻。希特勒也不是一般务实的政客，注重现实的功利和妥协。希特勒是一个他自己所标榜的“纲领制定者”，他有一整套自己的世界观、政治目标和实施纲领。作为领袖，他不是根据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去推波助澜，而是把自己的主观意志强加于现实世界，以他的臆想去改造世界。所以作者认为，希特勒是一个理想型的领袖。理想型领袖不乏事业心和意志力，怕只怕理想本身谬误，那么必然全盘大错，而希特勒正是这种情况，所以尽管他有相当的才能和超人的意志，他由成功走向毁灭的道路是注定的。由此也可以说，正是他亲手“制定了自己的失败”。
　　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希特勒早就直言不讳地阐明了他的“纲领”。他的世界观以种族理论为中心，他认为人类历史不是阶级或国家的历史，而是民族和种族的历史：“世界历史的一切事件都不过是种族自我保存冲动的表现。”政治就是战争或战争的准备阶段，战争的目的是争夺生存空间和世界霸权，战争的结果是弱肉强食，最优秀的种族将成为世界的主人。他的两个政治目标——称霸欧洲乃至全球和消灭犹太人——都是以他的种族理论为依据的：一是生存空间的竞争，二是反犹主义。希特勒认为人类的生存空间有限，争夺生存空间的斗争将是永恒的，其结果必然是战争、兼并、征服。作者认为，希特勒的这一理论只是表明了他缺乏现代意识，因为工业革命和现代科技的发展已经使人均所需土地大大减少，国家的富强已经不完全依赖于疆域的宽广。希特勒把种族分成不同优劣等次，雅利安人最高贵，迄今的文明都是他们创造的，所以对统治世界的使命应该当仁不让。欧洲国家中他认为俄国是征服和奴役的最大目标，而犹太人则是人类公敌，必须灭绝。他耸人听闻地编制了一个犹太人正在暗中颠覆全世界的阴谋，于是“击败犹太人就是为上帝而战”，为反犹披上一层圣战的色彩。
　　希特勒的所谓理论在我们今天看来简直荒诞得无法认真对待，而且穷凶极恶得令人难以置信。但可悲的是，仅仅半个多世纪以前，人们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原因很简单：基于历史的经验，虽则是部分经验。人类有史以来，国与国的武力冲突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而且在出现一个高于国家的机构之前也许水远不会停止。历史上的和平往往是通过征服吞并达到的，而亚历山大、成吉思汗、拿破仑这些征服者总是以英雄的面貌出现。一个民族的称霸确实只是到了当代，也就是产生了国际法之后，才有可能被认为是违法的行为。至于反犹意识，也并非希特勒的独创。哈夫纳判断，希特勒只是接受了当时存在于东欧的一种欲置犹太人于死地的特殊品种的反犹思潮，并以他极端的思维方式将它发展到丧心病狂的地步。
　　但是希特勒始终没有说清楚他这两个理论和目标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先后次序，这就导致他在犯了纲领性错误的情况下，又犯了同时追逐两个不同目标的战略性错误。反犹不仅从道义上暴露了希特勒的狰狞面目，招来国际舆论的一致谴责，从军事上说也极为不利。反犹一方面把忠于德国的犹太人逼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另一方面极大地牵制了原本可以用在战场上的兵力物力，违反了他征服欧洲的利益。两者同时进行的唯一便利之处是能够以战争的非常状态为掩护来进行大屠杀。
　　哈夫纳分析了希特勒从战争伊始一举扫平波兰、法国的神话式凯旋到同时分辟东西两战场的错误。1941年的德国达到其光辉顶点，是希特勒自己断送了已到手的胜利。他得意忘形，在6月向苏联出兵时连冬季配备都免了，以为在冰雪到来之前便将一切就绪。莫斯科保卫战成为希特勒由盛到衰的转折点，他意识到“再也不会打胜仗了”。从此，他采取了一种近乎破罐破摔的态度，做出了一系列不明智的决策，诸如毫无必要地向美宣战等。根据作者分析，这是因为希特勒内心对实现第一个目标已经彻底失望，于是转移方向，争取时间去完成他的第二个工程。因为正是在这以后的1942年1月，他发出“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的命令，调动大量兵力和运输装备去从事灭犹，把大屠杀的形式从集体枪毙发展到毒气室焚尸炉，从而把杀人技术从手工操作提高到传送带的水平。
　　作者批驳了一种说法——所谓灭绝营是党卫军头子希姆莱的责任，希特勒对此并不知情。作者指出，下令灭绝犹太人不仅符合希特勒的一贯思想，而且有案可查。在当时德国，没有希特勒的命令，这样大规模的屠杀绝不可能发生。只是为了避人耳目，希特勒于1939年9月1日签署处理德国残疾人命令后，此类杀人指令便只限于口头而不落痕迹了。作者认为，希特勒后期对军事胜利已不抱希望，甚至对部下取得的局部战果也不感兴趣，只是一心加紧对犹太人的“最终解决”。只有这样解释才能说明，为什么作为一个总指挥，在前线节节败退的情况下，希特勒还能在司令部里沾沾自喜，这完全是恶魔干了坏事后的欣狂。
　　哈夫纳对纽伦堡的审判很有保留意见。他认为仅仅以“战争罪”“违反战争规章条款”来宣判希特勒，显然未能击中要害，因为战争一旦爆发，参战各方都有可能造成灾难；而且既是罪行，也就谈不上什么规章条款了。希特勒的罪行恰恰不是战争罪行，而是赤裸裸的谋杀。他的批量屠杀无辜平民都不是迫于战争的需要，而这一切又正是他令人毛骨悚然的原因。依据他的命令，除了众所周知的数量在400万～600万的犹太人以外，遇害的还有大约10万德国残疾人和50万吉卜赛人。为了使占领的波兰和苏联彻底沦为德国的原料和劳力供应地，希特勒极端恶毒地重点屠杀了这两国200万左右的精英分子。希特勒不仅是一个战争贩子，更是一个货真价实的超级杀人犯，大概也就是这一点使他难以和历史上那些大名鼎鼎的征服者并列，难以使人敢于对他公开膜拜。
　　哈夫纳最后一个重要论点是关于希特勒和德国的关系。大家记得，美国作家威·庵夏伊勒在其名著《第三帝国的兴亡》中曾论证希特勒是继承和表现了德国政治家传统的，而哈夫纳则认为希特勒不能代表德国政治家传统，恰恰相反，他只是利用了德国，随后又背弃了德国。尽管作者并未明说，但他显然将希特勒视为降临到德国的灾星。希特勒选中德国作为征服欧洲的基地当然不是没有理由的，德国的实力使它有可能承担这一重任，德国于是成了希特勒的选民。但是希特勒早就说过：“如果有一天德国民族不再足够强大，或者不准备做出牺牲，以自己的鲜血为生存而战，那么就让它毁灭吧，让更强大的力量来消灭它吧……到那时我不会为德国民族洒一滴泪。”波兰在希特勒的蓝图中也曾是个可联合的盟国，但是由于波兰不愿接受希特勒指派给它的角色，便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作为惩罚。
　　当战争由胜转败时，以人民领袖崛起的希特勒便暴露了他对德国人民的真实态度。他开始厌恶他们，越来越少公开露面，他最拿手的群众演说也成了历史。他几乎存心把一切搞得不可收拾，一再拒绝保存实力，像一战时德国所做的那样。对他说来，一个没有他为中心的德国，一个不能为他服务的德国又有什么用呢？人民在他心目中又算什么呢？“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德国必须与他同归于尽。当德国人民越来越盼望战争结束，甚至向盟军举白旗投降时，希特勒也就越发鄙视他们，背弃他们的信心也就更加坚定。在最后关键时刻，他下令毁掉德国人赖以生存的基本设置，他要像上帝一样以毁灭来惩罚德国。
　　希特勒无疑是德国的一场浩劫，但是历史毕竟不以一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个人只是在顺应历史的条件下才可能发挥作用。一旦他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历史，逆潮流而行，那么无论他曾经多么叱咤风云，终究会落得孤家寡人。历史只能无情地抛弃他一个人，而绝不能抛弃其他亿亿万万的人，人类历史归根结蒂不过是平凡人的平凡生活。

　　本文选自《文明给谁看》，钱满素／著，东方出版社，201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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