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映虹：为什么封存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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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封存五十年？

© 程映虹／文

　　罗曼·罗兰封存五十年的《莫斯科日记》中文版问世后，引起了读书界的注意。人们既注意到了罗兰当时对苏联社会真相欲说还休的矛盾心理，又对他留下的真实描绘作了高度评价。然而，如果文字材料的价值就是在还历史以真实面目，写作目的就是反映被扭曲的现实，那么为什么作者要让它封存五十年呢？罗兰看到了大量的问题和阴暗面，有些事情甚至可怕到使他不敢往下多想，如果他决定对此保持沉默，那是他的权利。但问题在于他又想让后人知道他当年并非对此一无所知，于是留下遗言五十年内不得发表——这说明他已预见到五十年后会发表（他甚至已完成了校对）。他当时并不是身处集中营或劳改队，对他而言没有任何外在的因素妨碍他说真话，那么他为什么不说？ 
　　罗素十月革命以后曾经说过：“在这可诅咒的世界上，唯有列宁和托洛茨基在点燃光明。”不久他随工党代表团前往苏俄，当他跨过苏俄国境看到镰刀锤子的红旗时还心潮澎湃地和同行者高唱起《国际歌》。然而当他回到英国后他觉得应该公开自己的真实想法，于是出版了《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与实际》，这是对苏俄幻灭的西方知识分子的第一部著作。为了出版这本书他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因为在当时普遍左倾的英国知识界，这本书有可能使他成为众矢之的。他的反战立场曾经不但使他被英国政府迫害，而且在知识界遭到孤立，而这本书的出版，据他自己说使他失去了一些在他最孤立的时候仍然支持他的朋友。曾经说过“如果需要献出我的生命来保卫苏联的胜利，我会立即把它献出来”的纪德，在出版《从苏联归来》时也并非没有想过这样做的后果。果然，书出版以后，曾经被苏联作协大会封为“人类灵魂工程师”（另一个受封的西方作家便是罗兰）的纪德不仅在苏联名誉扫地，法国左派更是恨不得将他食肉寝皮。奥威尔在出版《向卡塔隆尼亚致敬》（还远在《动物农庄》和《1984年》之前，反映苏联在西班牙内战中的宗派主义和迫害异己）时也历经坎坷，他将此书送交曾经为他出版批判英国资本主义的成名作《通向威根码头之路》的出版公司（Victor Gollanca Ltd.，最早出版《西行漫记》的），但遭到拒绝。这些西方知识分子在反思甚至清算昔日的理想和信念的化身时并非没有矛盾和痛苦，但理性最终占了上风。他们的书因而出得其时。 
　　另一个或许可资参考的例子是波普尔。他于30年代后期完成《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一书后，就是否立即出版此书犹豫过。很明显，这本书将被当做不但是批判纳粹体制，也是针对斯大林主义的。而问题是当时在国际政治中，西方国家姑息养奸，只有苏联针锋相对地公开反对法西斯主义。有些西方知识分子正是出于不愿为唯一的反法西斯国家提供更多的被批评的材料或借口，从而在一段时间里对苏联的大清洗和强行集体化等保持沉默（到1939年8月苏德条约为止）。波普尔的这本书最终推迟了数年出版。但这个事例之不适用于罗兰的情况是：罗兰的书被他自己推迟了五十年，和当时的国际形势无关。 
　　实际上，追溯起来，罗兰或许还属于最早和苏联发生冲突的西方左翼人士。他和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友谊始于一次大战时旅居瑞士期间，和卢那察尔斯基尤为密切。十月革命后他发起和参与了一系列声援苏俄（苏联）的活动，成为法国文化界左翼的代表，并参加了巴比塞发起的欧洲左翼作家组织“光明社”。然而，当巴比塞1920年访苏以后，想把“光明社”的活动完全纳入苏俄政策的轨道，将它由一个道义和舆论的组织变成“阶级斗争的工具”时，罗兰转而反对，认为这会在左派内部导致狭隘的宗派主义并危及思想自由。令他愤怒的是，巴比塞给他扣了一顶“罗兰主义”的帽子，双方的争论于是升级。罗兰在当时提出了一系列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大有深意的观点。他说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如巴比塞他们所说的那种精确到能规划一切的“社会几何学”；他认为俄国革命中使用了过度的暴力，并且对这种暴力作了令人反感的渲染乃至颂扬，导致“欧洲自由思想家的代表”如罗素、勃兰兑斯、法朗士“与俄国革命分道扬鑣”的结果；对于巴比塞给自己扣帽子并展开批判的蛮横做法，他反驳说革命并不是哪个党的私产；最重要的是他认为思想自由是无条件的，因此他反对布尔什维克对西方左派的领导。他说：“我们这些人就是这样，既要革命，又要做革命中的自由人。”这次争论导致了法国左派的分化，此后罗兰与苏俄（苏联）的关系一度较为冷淡，直到1927年苏联通过卢那察尔斯基与他修好，表示愿不加删节地发表他的文章，并邀请他参加庆祝十月革命十周年的活动，双方关系才有所好转。但在动身时他说虽然他一如既往地支持苏联的事业，但却并不想“隐瞒所有那些使我和俄国革命有隔阂的东西。” 
　　然而，这种分歧和“隔阂”并没有随着历史的演进和真相的进一步暴露而合乎逻辑地扩大或者加深，像发生在许许多多理性健全的西方知识分子身上那样。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俄国革命的态度的演变上，罗兰和高尔基与多数知识分子相反：在革命后的最初年代里，他们或者是和革命格格不入或者有过深刻分歧；然而在30年代斯大林体制确立以后，他们却又或者是成为这个体制的吹鼓手或者完全放弃了公开的批评。罗兰和高尔基的这种一致性，或许能够为读者猜测罗兰为什么要将他的日记封存五十年提供一点线索。有趣的是，罗兰本能地觉得高尔基完全清楚在苏联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但却不能说，他甚至都能察觉出高尔基的痛苦。当读到这些篇什的时候，我觉得罗兰实际上在说他自己：他也察觉出了很多东西，他也不能说，因此他也十分痛苦。 
　　罗兰和高尔基的这种“痛苦”似乎让人同情。然而对比罗素、纪德、奥威尔和其他许多说了真话的人，这种痛苦却又让人感到几分茫然甚至不自在。如果说，罗兰的道德良知在知识界（尤其在中国知识界，提起“罗曼·罗兰”谁不肃然起敬！）有口皆碑的话，那么他的这种“知道，但是封存五十年再说”的态度和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实在不相和谐。当然，罗兰之所以“不说”绝非出于物质的功利的考虑，和高尔基的“不说”也有本质区别——后者已经上了斯大林的船，下不来了，如果他真的知道在他的仆役如云的宫殿一般的别墅外正在发生的悲剧的话，那么他应该清楚他本人就是悲剧的制造者之一：不说别的，光是他在大清洗的前夕不失时机地提出、后来被广为引用的口号：“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并非是在战场，而是在审判和批斗会上）就一劳水逸地把他和叶若夫、雅哥达、贝利亚之流捆在了一起。如果高尔基确实有“痛苦”，那只是说明他天良未泯而已，没有什么值得后人同情或者深思的。 
　　有人猜测罗兰之所以将日记封存是顾忌与高尔基的友谊（见书的译者前记）。但这也不至于封上五十年，何况高尔基很快就去世了。值得注意的倒是高尔基去世后，罗兰写了一篇短文，从政治、社会、道义的角度给了他的老友以世界文学史无人能出其右的评价，简直不但是完人、伟人，而且是耶稣（附在书的译者前记中，此处不冉赘引）。今天读到这些文字，使我怀疑的不但是晚年罗兰知人论世的能力，而且是其价值判断和道义标准。 
　　当我读《莫斯科日记》时，吸引我的并不是其中对当时苏联阴暗面的揭露或者甚至对斯大林的批评，而是罗兰那种令人难以理解的有时甚至没理由的对苏联的事业和未来，以及这种事业和未来对全人类意义的夸大和颂扬。令他反感的人物、场景、故事再多，他在某些时刻的心情再阴郁，也影响不了他的这种更内在更坚实的激情和信念。有时我甚至这么想：也许像罗兰这样天性激情过剩、信念执著的人，不但需要一块地方去发泄其激情（他在完成日记的校对后说：“我从这次旅行中得出的主要印象与感觉到无比高涨的生命力和青春活力的强大浪潮有关”），更承担不起信念破灭的打击。在这个意义上，也许一个普通的西方记者——只要他具备凡人的常识和观察力，也具备常人知错就改的现实感（还谈不上勇气）——也能提供读者更多实质性的东西，他不但体验不到罗兰那种“痛苦”，还会有一种说出真话的爽快。 
　　“我在离开时真正确信我在前来这儿时所预先感觉到的东西：唯一真正的世界进步是与苏联的命运不可分割的，苏联是无产阶级共产国际的火热的策源地，全人类都应该并将成为这样的策源地”。这是罗兰离开苏联时给斯大林的告别信，罗兰自己说它得到高尔基的“热烈赞同”并应苏方的请求登在《真理报》上。毫无疑问这正是苏联邀请他时所指望的回报。我觉得，与其在《莫斯科日记》中收集对苏联和斯大林本人不利的言论和记载并为罗兰喝彩，不如多咀嚼一下这段话。它明白无误告诉我们：罗兰对苏联的基本看法是他在动身以前就已经确定了的，并不以他将看到什么为转移，这已经不是认识问题，而是立场问题了。我们中国人在事实和判断明显不能一致的时候有一句用来结束争论的话，叫做“三七开”。罗兰对苏联，对斯大林的态度就是如此。无论是在同苏联的代理人巴比塞（此人是第一部《斯大林传》的作者）公开争论时还是亲眼目睹苏联的现状并私下记载不满时，这个比重都没有改变，这个界限都没有逾越。 
　　对于这个结论的最有力的证据是罗兰自己提供的。在他完成了日记的校对后的附记中这样总结苏联的事业：“要知道，他们正在为全人类更美的、最好的、灿烂的未来而工作，而且，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信条在证明人类发展规律的无可争辩性的同时，使他们相信这种未来的不可避免性，他们正在遵照这种规律行动，他们自身就是这种规律的表现。罕见的离奇现象是，他们的宇宙建立在唯物主义物力论的基础之上，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唯物主义物力论的基础上运动的，而唯物主义物力论的不可违背性不可避免地导致公正和泛人道主义的理想——人类一切梦想中最不切实际的梦想的实现。”任何人都有权利对当时的苏联作出他自己的判断，但是如果他对苏联事业的信念和热情已经达到了这种程度，那么与此相冲突的细节和真相再多也不可能改变他的基本立场。 
　　对于这样一个结论的最有力的证据也是罗兰自己提供的。他不是没有看到问题，但他自有其解释。例如，“正在不人道地形成贱民阶级（意为“牛鬼蛇神”及其子女，本文作者注），必须承认这一切，只能对此感到可惜，只能纠正和根除——但无论如何不能不理解一切。”这就是三七开。又如，他注意到根据苏联当时的法律，十二岁以上的儿童就有因政治罪行而被处死刑的可能，于是他在世界舆论面前为苏联的形象担忧。但当斯大林向他介绍了连一部分儿童都变成凶恶的阶级敌人的情况之后，罗兰立即意识到“西方”遗忘了一个事实：“布尔什维克仍面临与残忍的、野蛮的、陈旧的俄罗斯的长期斗争。”这是一面倒，连三七开都没有了。最不可思议的是他对苏联的信仰竟然到了能够预言其外交政策的地步：“我深信，苏联永远不会首先发动进攻（见其附记）。”不知道当苏联不但进攻芬兰，吞并波罗的海三小国，威逼罗马尼亚割让比萨拉比亚，而且在波兰人民与德国法西斯作殊死搏斗时背后捅上一刀，派遣大军长驱直入和德国瓜分波兰时，罗兰又是如何写他的日记的。 
　　我想，也许没有人能够回答究竟为什么罗兰将其莫斯科日记封存五十年。然而，提出这个问题仍然是有意义的，不过不是为了弄个水落石出，而是为了道义的追问和质疑。对于一个在很长时间里一直被很多人认为代表欧洲知识分子良知的人，对于一个把自己的日记如国家机密一般故弄玄虚地封存五十年，并为它在自己身后半个世纪再出版做好充分准备的大作家，这种追问和质疑并不是多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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