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信仰生活

崔卫平在书一方 2019-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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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的人是有福的

信仰生活

私私哈维尔是一位捍卫生活的人。在他充满戏剧性的一生中，有一件贯穿始终的东西，那便是保护生活免遭粗暴的伤害。作为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年轻人，他不能顺当地踏上其他同龄人所走的“正常”的道路，几乎是以一个“自学成才者”的身份步入传统深厚成就辉煌的布拉格戏剧界。1968年，32岁的哈维尔已是活跃在先锋戏剧领域一颗倍受瞩目的新星。他深爱自己的事业，本可以按照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在经受重重磨难之后，最终能像他的前辈恰佩克一样，成为举世瞩目的大艺术家而享誉后世。但他却不由自主地承担了另外一条道路。1989年底他就任总统的消息传出后，身居国外多年的前“宿敌”昆德拉立即写下一篇小文以示祝贺，文中写道：

书书他宁愿做其他事（例如，写剧本或写诗），宁愿避开自己的命运——但他不能做到。这无疑由于存在一件比他本人更为有力的东西，这件东西在他本人的把握之外却他牢牢抓住，这便是哈维尔称之为“责任”的东西。

译安昆德拉的这篇文章题为《永远的剧场诗人》。对此，哈维尔本人也有一个与此相适应的表达：“在我许多的坏品质中，恰恰缺少一种，即对于权力的强烈欲望和爱好。”也就是说，哈维尔是站在生活的立场上而不是权力的立场上进行他的思考和批判的。
人史而当时他所处的生活中发生了什么？
私在从外表看是这样一种情景：

人译在我们的办公室和工厂，工作照样进行，纪律正在奏效。我们公民们的努力正在产生可见的效果，生活水平逐渐地在提高：人们建房屋，买汽车，生孩子，给自己带来消遣，过他们的日子。

秦方当然，哈维尔随即补充道：在每一个社会动荡之后，人们总要回到他们的日常劳作和生活，人们这样做是为了他们自己，而不是“为了这个或那个政治领导人的小集团”。哈维尔1975年给当时捷克总统胡萨克的一封长信中这样开头。
史者然而是不是所有的情况都如表面上所看到的那样按部就班、“稳定”祥和？是不是可以根据这些表面现象就得出这个社会正走在“正常”轨道上的结论？哈维尔提出这个问题和作出他自己透彻的分析是在70年代中期，距那个令人不堪回忆的一幕（1968年）七年之久。注意，哈维尔在刚才的描述中提到“小汽车”，显然这已经不是什么特别稀罕之物（不久前在一家啤酒厂打工滚啤酒桶的哈维尔本人也拥有一辆），这说明七年以来捷克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恢复到一个相当不错的水平，人们似乎有充分的理由对近来的生活表示庆幸，但哈维尔却看出其中存在的深刻的危机：

一书社会的注意力被故意地导向人们自身，即脱离对社会的关怀，通过将每一个人的注意力集中在他的仅仅是消费品的兴趣上，是希望使他没有能力意识到在他精神上、政治上、道德上日益增长的被侵犯的程度，将他缩减为一个初级消费品社会的各种观念的简单容器，是打算将他变成复杂操纵的顺从材料。

书方哈维尔又用这样一些词句来描述人们的这种生存状况：“将每个人都驱进纯粹物质存在的单人掩体”、“被提供了一种自由地选择哪一种型号的洗衣机和电冰箱的自由”、“生活陷入一种生物学的、蔬菜的水平”。
者在实在地说，这是摆在人们面前唯一的生活，他们不得不去过这种日子，不得不加以忍受。将眼光仅仅停留在对消费品的兴趣上，哈维尔继续分析道，从根本上说，“它起源于失去希望和失去生活有一种意义的信念”。也就是说，这种表面上“繁荣”、“富裕”的生活是一种被阉割了的生活，是生活中有关“意义”的那些东西——真理、原则、正义、忠诚、利他主义、尊严、荣誉等——被切除之后剩下来的一小部分，这种以满足人的自然欲望为宗旨因而看似最“自然”的生活，实际上是被人做了手脚的。在人们高涨的消费热情的另一侧，是人们屈服于对自己生活整体质量的放弃，屈服于自己道德水平的下降，屈服于精神上的被动压抑，屈服于对超个人超物质价值的漠不关心，屈服于对他人对社会的冷漠，以及屈服于自己的屈服。一味地屈服下去，直到交出人之为人的所有那些最后的防线。

书私秩序已经建立起来。其代价是精神上的麻痹，心灵的麻木，生活的荒芜。
一在表面的“稳定”茯得了成功，其代价是社会的精神和道德危机。

一史从中也可以看出，哈维尔所理解的“生活”和我们许多人的理解有着泾渭分明的区别，我们的耳边常常飘过的一句话是：“生活嘛。”它传达的是一种“经典的中国智慧”：既然“生活”，你就得忍受抽掉其道德和精神的内涵，忍受别人对你的随意支配，忍受自己身上发生的种种混乱，以便用自己这个“局部的混乱”加入到众人“全面的混乱”中去，甚至发展到不惜自己替自己做手脚的地步。哈维尔的“生活”，是一种有尊严的生活，自尊的和有着整体内容的生活，不只是油盐酱醋或任何一种投机的生活。他将它们称作“伪生活”。
书方关于生活的整体性质，哈维尔有时将之称为“有机体”。个社会的文化是这个社会有机体的一部分，是这个社会自我了解的途径，有了这种自我了解（自我意识），社会才能对自身所处的某种状况（如普遍屈服和道德衰退）保持警戒；并且它还以一些间接的方式，给社会输送营养。而在一个有着种种禁忌的文化环境中，社会的自我意识（警戒线）便无法建立，许多微量元素也无法提供。比如说，强行取消一本戏剧理论刊物，这并不仅仅是从她有限的读者那里夺走了她，而是对于社会有机体身上一个特殊器官的取消，是对于许多个这种器官互相作用、互相转换所产生的平衡和营养的一次破坏和扼杀，即对于有机体内部自然动力过程的一记打击。正像长期缺少某个微量元素（在数量上仅仅是人们食物中可以忽视的一部分）可能使一个人生病一样，从长远的眼光看来，失去这个刊物对社会有机体的影响远甚于粗粗的一瞥。
在方从这个立场上看，那些为一个特殊的小圈子的人们所拥有的知识，尤其是拥有这些特殊知识的小圈子，即所谓“知识分子”或曰“精英”有其不可抹杀的重要意义。正像尽管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对导致原子弹产生的理论物理学没有任何知识和概念，而核威胁这种东西却会直接涉及到我们每个人一样，某些非专业的知识——政治的、精神的、道德力量的最初凝结和酝酿，也会仅仅在一个很小的独立的圈子中被感知，而后将它们的能量释放至全社会，影响每一个人的生活。生活就像一张互相联结的网，切除其中的某些片断，整张网就陷入脱落和衰败。

秦人关于生活，哈维尔经常提到它的另一品质是：自主性、多元性、开放性。也就是说，生活是各种因素和力量互相冲突、对话之后产生的一种平衡和结果，任何人不能事先设定它；那些自以为掌握了生活的全部真理，宣称自己已经洞察所有生活走向的人，他们所运用的那种“历史理性”，是对生活本身最野蛮的践踏。哈维尔有一篇叫做《故事与极权主义》的文章，指出极权主义从本质上是敌视故事也即敌视生活的。

史传故事当然有它自己的逻辑，而它的逻辑是：不同的真理、态度、思想、传统、爱好、人民、高层权刀、社会运动等之间的对话、冲突和互相作用。其中有着许多自发的、分散的力量，它们不能预先互相很制，每一个收事都被设想为有多种真理、逻辑、采纳决定的代理人及其行为方式。故事的逻辑与游戏的逻辑相似，一种存在于已知和未知之间、规则和变化之间，不可避免的和难以预料之间的张力。我们从来不能真正地知道在这种对抗中会产生什么，什么因素将加入迸来，结果将会怎样；从来也不清楚在一个主人公身上，什么样的潜在素质将会被唤醒，通过他的对手的行动，他将被导向怎样的行为。仅仅因为这个原因，神秘是每一个故事的尺度。通过故事所告诉我们的不是真理的一个特定的代理人，故事显示给我们的是人类世界这样一个令人兴奋的竟争场，在那里，许多这样的代理人互相接触。

译史故事所包含的因不断变化而不断带来未曾预料的新局面也正是生活的本质。所谓“神秘”，是指始终有东西存在于人们认识的视野之外，对此人们应当保持适当的距离，尊重这种界限和学会沉默。谁也不能把生活中全部复杂的力量归并成一个“主导因素”，并宣布自己恰好是这个东西的代表和发言人。波兰诗人米沃什把这些什么都能说得通的夸夸其谈的家伙称为“辩证论者”。在这个意义上，某个虚无主义的杀手已经隐藏在这种意识形态最早的萌芽之中：人们相信他们已经充分了解这个世界并已揭示其真谛，生活将要怎样，尚未呈现的事物如何到来突然变得一目了然，在这种“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的眩目照射下，焚毁了通往未来的所有事物：难以计数的可能性和开放性，尤其是在变动的格局中不经意地冒出来的那些东西。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人为设计的“蓝图”得到实施，为建造“人间天堂”不惜肆意地破坏，对所有那些不愿见到的现象诸如贫穷、社会矛盾、人类的不良天性等，采取自欺欺人的态度，否则便运用压制，最终把生活推进一个巨大的虚空和谎言之中。为了仍然把已经千疮百孔的生活描述得光滑无瑕，许多借口被制造出来，结果是使生活出现巨大的裂缝：一边是那些信口开河，漫无边际的空洞的词句，它们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脱离生活，脱离真实的人们真实的愿望，显得自身高明和具有权威性；另一边是被压抑和扭曲的人们的实际生存，是生活的各方面被降至最低限度，甚至只剩下赤裸裸的欲望和恐惧。而当出于恐惧，人们又不得不用那些空洞的短语和句群，将自己真实的欲念无望地掩藏在其背后时，同时也是在接受这种对自身的羞辱，接受对自己生活的贬损。他们的生活被玷污了。他们的未来也被封死了。
书秦但是说到底，哈维尔指出，不是生活需要意识形态（及其背后的权力），而是这些东西需要生活，它们“仅仅在有生活的地方才压抑生活”，生活也正以她难以抑制的渴望始终在反抗，那企图使生活陷入瘫痪的力量最终也使自己陷入瘫痪。哈维尔的这个鼓舞人心的论断早已被后来生活的进展所证实。重温这些话是想表明：到底我们站在什么立场上说话。显然我们当中仍然有人过高地估计了“话语”的力量，他们在反对一种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话语时，弄出来的又是另外一些全知全能当然肯定也是先知先觉的东西（马克思说他痛恨所有的“神灵”，我则痛恨所有的“先知”）。而真正为未来开辟道路，是伟大的生活本身，尤其是那些无名的人们的生活，王小波称之为“沉默的大多数”的人们的生活。王小波同时还论及了沉默也是一种生活的力量。
一书当哈维尔谈到生活及故事中所包含的各种因素和力量的互相冲突和对话时，他指的不是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化身而成的不同意志之间的对抗，他心目中想到的是生活在具体情境中的具体的人们。不同的“力量”是生活在不同环境不同背景下有着不同的利益、愿望的那些人们具体的要求。我不知道是否可以说，这一点和他作为戏剧艺术家的身份有关。在一位艺术家眼中，世界总是非常具体的，具体的人们生活在有着种种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上下文的“牵连”之中。他们的某个微小的愿望或动作，某声叹息或不经意的喊叫，对政治家和那些“辩证论者”毫无意义，但却不会从艺术家的眼皮下轻易溜走。在艺术家的心里，会积存许多他自己和别人对于生活整体的同时又是直觉般的感受。在面对具体的人们所抱的耐心方面，艺术家和医生也许有许多共同之处。哈维尔写过一篇文章为《回忆弗朗蒂塞克·克瑞杰》，此人是一名医生（作为一名共产主义者，曾来到中国帮助抗战），同时也是一位党和政府的高级官员，1968年，他是杜布切克的主席团中唯一拒绝在莫斯科协议书上签字的人。他1979年去世，至死抱着他早年的信仰。哈维尔的文章始终面临这样的困惑，他试图能理解它们：作为一名医生，这个人“如此深深依恋真实的世界和偏爱其中真实的人们”，“他熟悉具体的人们并终日为他们服务——在医院里和战场上，……如果需要的话，他根据他们的道德标准行事”，那是因为他对意识形态之前人们的道德标准有着深刻的领会：可这么一个人，如何忍受围绕在身边的那些意识形态的“胡言乱语”？如何忍受“将真实的世界提升为超出通常的人类情感和感受之上的更高的利益和普遍观念（其成功部分地说是因为这个秘密），然后迅速地加以操纵？”哈维尔曾经一再想就这个问题和克瑞杰本人深入地谈谈，可惜克瑞杰去世时他自己仍身陷囹圄。有些克瑞杰的烦恼、失望肯定被他永久地带走了。哈维尔能做的解释是：这个人“从内心真正地相信，将更为人性的东西注人一种非人性制度是完全可能的”。并且“它必定来源于一个更深刻的考虑（尽管是无意识的，对此一个唯物主义者是不承认的），即对于隐藏在现象世界的表面之下存在秩序的沉思，和对于转瞬即逝的东西一种持久的解释”。这就将涉及到下面我尤其想谈到的这个问题。

方者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多少有点不可思议，也正因为如此，使得我对哈维尔产生了最崇高的敬意。
安安哈维尔出生于1936年，战争结束那年他九岁。他的童年是在欧洲那场空前的大灾难、大崩溃中度过的。并且一个人思想的形成，不仅在于他所经历的现实，而且也取决于他所接受的思想文化的图式，即某种概括和体验世界的方式。当然，哈维尔不只一次表明自己是在马塞克瑞安的人道主义精神下成长的，对这位1918年就任捷克共和国第一任总统的先生我们所知无多，但是，对哈维尔的另一些来源，我们可能略知一二。大约在他十三四岁的时候，他便和他的少年朋友秘密地阅读卡夫卡，从中享受偷吃禁果的愉悦。继而是法国哲学家、文学家加缪，再后来是英国荒诞派戏剧家贝克特等人（贝克特是他提及最多的艺术家，乃至后来哈维尔坐牢时，这位英国“老师”为他的“从未注册的”捷克“学生”特地写了一个短剧）。这些人作品的面貌尽管有着重要的区别，其中有人前期和后期的倾向和风格也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那种深刻的怀疑主义态度。而且这还不仅仅是对来自外部世界所有东西的怀疑，这种怀疑同时包含了一种深深的自我怀疑在内。它不是说：世界是黑暗的，我是光明的，而是说，世界的黑暗在我自身的黑暗之内，反之亦然。卡夫卡那句著名的话是：我的弱点恰恰和时代的弱点联接在一起。所谓“反英雄”即是在这样的土壤中产生的：对于人自身（尤其是自己）所具有的深深的软弱和不可避免的缺陷的认识，使得人们发出这样的喟叹或拒绝：这个英雄是当不成了。“反崇高”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产生的。它不应当是一些人攻击（清算）另一些人的武器，而首先应被理解为这些人对自身人性的弱点、有限性、生活混乱的一种无奈的表达。其中无疑值得肯定的是，对自身人性恶的认识，有可能建立起某种防线，不至把自己的误区恰恰认作自己的特长和“首善”，从而强加给世界和别人，带来比仅仅发生在自己身上更大的混乱和灾难。我想这是二战以后，许多艺术家致力于反省战争根源和其他人类灾难根源所达成的最重要的共识和思想收获。不从这样的语境出发，他们的作品便被认为是“消极”乃至“颓废”的，但其时“颓废”自有“颓废”的意义，就和60年代的美国青年“颓废”得不去越南打仗一样。
史安哈维尔无疑接受了这些东西，就像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接受自己时代的前提一样、他是作为一个荒诞派剧作家登上布拉格戏剧舞台的，他的那些在苏军入侵前得到上演和之后陆陆续续写下的剧本《游园会》、《备忘录》、《思想越来越难以集中》、《谒见》、《公之于众》等等，都取自身边平凡的生活，其中充满了“绕来绕去”、令人发笑的东西，就像在“无意义”中打滚一样。所谓“荒诞”永远和人们自身行为的“荒诞”有关，和人们看待自身所抱的荒诞心情有关。生活中的哈维尔也爱开玩笑，包括开自己的玩笑，在被问及和他妻子奥尔迦的关系“到底如何”时，他老老实实地答道：“上帝将宽恕我的罪行肯定不止一种。”但奥尔迦是他“离不开”的人，奥尔迦“性格坚定，遇事有主见”，他自己则有点儿“软弱”，“经常拿不定主意”，“朋友们说我即使要去做对不起奥尔迦的事情，也要先去征求她的意见”。
方安但这么一个人，他居然保持了自己个性和人格最后的一致性和完整性。居然没有在那种无所不在的混乱和分裂中先是怔忡，然后是失神，继而彻底被瓦解掉！那是许多人都经历过的道路，但这条道路与哈维尔无关。他仍然体验到来自自身内部源源不断的力量，这种力量足以支持他，让他承担自己所感受到的一个人的责任，坚持自己始终如一的理想和目标，并从中产生出崇高的行为意志而不是行为瘫痪。他仍然该做什么就去做什么，没有因为别人躺倒不干于是自己也放弃，没有因为一时看不到事情的结果而半途而废，找出各种理由来为自己解脱。他是一个做事情不需要“借口”的人。1983年他在狱中给妻子奥尔迦的信中写道：

秦人当一个人选择采取一定的立场之后，当他在自己的生命中注入了某种意义之后，这将给他洞察力、希望和目标。当他到达一种真理并决定“生活于其中”，这便是他的行为和他的独一无二性；这是一种有关存在的、道德的并最终是形而上的行为，是从他自己的心灵深处生长出来并以此充实他自己的生命。

传在这样的问题令我思考了许多许多日子：一个深知“荒谬”的人，一个经常感到周围无处不在的虚无和混乱的人，甚至感到自己也被这虚无的力量所拉扯、所诱惑的人、仍然能够保持自己的完整一致，能在这种完整一致中维护自己的尊严，想必他心中还存在另外一种力量，他还能听到另外一种声音，感受到另外一种更大的限制。这使得我不得不将目光停留在哈维尔经常是不经意提到的东西——并非故意地，但是一有机会，他就会谈到它们。他称之为“存在的秩序”，“更大的秩序”，“绝对的界限”，“地平线”等等，他指的是在人们目光所及的范围之外，存在某个更为深广的秩序和尺度，某种超出人们的理解和把握之上的“神秘性”，“前定性”，它“甚至在我们去谈论、观照和探索它们之前，便早已存在并一如既往地存在着”。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被安放在这个更大的秩序之内，并从中汲取力量。
秦在在《政治、道德和教养》一文中，哈维尔指出有“神的记忆”的存在：

史者根植于政治最深刻的是道德，因为它是一种责任，对全体人民和为了全体人民通过行动来体现的责任，这是一个可称之为“更高的”责任的东西，它拥有一个形而上的出发点：它产生于意识或无意识之中的一个信念，即我们的死亡并不意味着结束，因为每一件事情都在别的某处被永远地记录下来，永远地给予评价，这是“高于我们”（above us）的某处，我将之称为“神的记忆”——这是宇宙、自然和生命的奥妙秩序中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信徒们将之称为上帝，一切事情都要接受其我判。说到底，真正的良心和责任感，只有被解释为一种沉默的假设，假设“上面”（from above）有人在观看我们，每一件事情都不会遗漏，没有东西被遗忘，因此尘世岁月并不能抹去人间失败招致的尖锐痛苦：我们的灵魄知道并非只有自己意识到这些失败。

译在但我还是不明白——不是不承认头顶上“更大的秩序”或“神的记忆”的存在，而是如何将这种力量在自己身上安置下来？如何让它们成为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相沟通的东西？像我和类似于我这样的同样经历过思想和现实的分裂以及思想精神内部的自我分裂的人，不得不经常忍受自己身上出现的种种混乱和迷茫的人，更多的时候是面对自身的软弱无力、孤立无援的人，可有力气去接受一种更为深广的秩序和尺度，接受一种信念乃至信仰，从而让自己已经破碎的生命重新获得完整？已经四分五裂的精神和大脑重新获得一致？已经几乎折断的行动的意志再度崛起？我们曾经受到的伤害如何恢复？我们曾经犯下的过错如何得到原谅？我们是否还有可能性？不，我是否还有可能性？
秦一谢谢哈维尔，他把我带到所有这些问题面前，无可回避。

　　本文选自《看不见的声音》，崔卫平／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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