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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人民和朝廷哪个是目的?

资中筠 译者秦传安 2019-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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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和朝廷哪个是目的?

© 资中筠/文


一传世界上历史悠久的民族颇有几个,好像没有像我们那样特别重视历史文本,对史书赋予如此沉重的使命。最常见的说法是“以史为鉴,可知兴替”。这里“替”是关键,为什么不是“兴衰”?就是一个皇朝由盛而衰,最后被下一个朝代“替换”了,这才是最重要的。所谓一个朝代实际上是一个家族掌权,然后又被另一个家族夺走了,换了姓。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是为了本朝能千秋万代永远继续避免被别的朝代“替”掉。 
在传谁最该吸取这个教训?当然是皇帝和他的家族。他的谋士、帝师的职责就是教皇帝如何保住这个皇位,老百姓是无权参与,也无能为力,所以历史首先是写给皇帝看的。中国二十四史只有第一部《史记》例外,是异类。尽管司马迁本人的职务是史官——太史公,但他著史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不是为了皇朝的延续。他的心胸非常博大,包含整个他目光所及的世界,要找出规律,不是为了汉朝统治能够永远持续。所以他胆子很大,一直写到当代。他是汉武帝时代的人,《武帝本纪》他也写出来了,而且对武帝没什么好话,并非歌功颂德。要是看《史记•孝武本纪》,对汉武帝得不出很好的印象。而且《史记》还有点像布罗代尔所提倡的写生活史,给各类人都写列传,包括《游侠列传》《刺客列传》《货殖列传》等。中国人历来是轻商的,但司马迁给商人也列传。还有酷吏、循吏,都分别列传,按照他自己的评判标准。 
涂秦所以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历史书里的一个异类。是为记录史实,也是寄托他自己的情怀,不是给皇帝看的。但从此以后,包括《汉书》,历代所谓“正史”,也是官史,基本上是给皇帝看的。

言无没有列入二十四史,却最权威、最重要的一部编年通史干脆就叫《资治通鉴》,顾名思义,目的鲜明,是帮助统治者如何巩固统治权的。《资治通鉴》的最后附有一封给皇帝的信,大意说我所有的精力都已经放到这里边了,此书是在宋英宗时奉命编写的,完成时已经是宋神宗当政了。他请当朝皇帝好好读一读这部书,并明确提出,每一个朝代的兴衰有什么样的规律,宋朝应如何吸取经验教训,才能持续兴旺下去。 
者言说穿了,历史著作的最高目标就是如何使皇朝能够千秋万代永存下去。为达巩固统治的目的,其中有一条就是得民心。所以得民心是手段,不是目的。就是说民众的需求和他们的福祉,是必须要顾及的,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不能不顾及,但这是手段,目标是为了维持王朝。就像唐太宗那句脍炙人口的话: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民是水,舟是皇权。 
者者当然也可以说这是一种以民为本的思想,因为水还是最基础的。但归根结底,水的功用是什么呢?是为了承载上面的皇权宝座。能够明白这一点,重视民众这个基础,就算明君了。但后来因为在皇宫里待久了,皇二代、皇三代以后,连这样的道理都不明白了,习惯于掌握生杀予夺之权,以为自己可以呼风唤雨,为所欲为,一意孤行,结果起了风浪,把船给掀翻了。 
安安不论如何,历史著作的最终着眼点是巩固一家皇权的统治。 
秦涂从这一功能派生出来,史书还有一个功能是对当朝统治者起一定的监督和约束作用,这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中国古代史书有一以贯之的价值观,这是从孔子著《春秋》时定下来的。遣词造句都代表着褒贬,叫作“春秋笔法”,所以有“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之说。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一般草民不在乎,中国士大夫却很在乎,当国者更在乎,他们特别在乎自己死后的历史地位,史书上是把他当成明君还是昏君。 
处一要想历史把他写得好,就要做得好。做不好,在历史上就会是昏君,亡国之君。所以对于皇帝或统治者来说,史书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使他们还有所敬畏。所以顾准说中国的文化是“史官文化”。这个传统在皇权专制时期能保持近千年,很不简单。到唐太宗自己做了不好的事,怕史官记下来,坚持要看自己的“起居注”,褚遂良等人顶不住,就破了这个规矩。后来隐恶扬善、歌功颂德就逐渐多了起来。不过总的来说,史官还是有一定的独立性,心目中有一个榜样,治史者对后世有一份责任心,对真相心存敬畏,不敢胡编乱造。

涂鸦自19世纪中叶,中国人开始放眼看世界以来,再讲历史,就不限于中国,而是世界各国的历史了。“以史为鉴”也包括以他国的兴衰为鉴。中国人研究外国历史,最开头的着眼点是:为什么他们能打败我们?这也就是中国学生回答美国教授为什么学历史的问题——是为了救国。不管学中国史还是学外国史都是为了救国,这是当时知识精英的共同情结。 
书安但是“他们”为什么强大,就不能以皇朝的兴衰为主线了。因为欧洲从中世纪以后的发展途径,就不是一国一家的王朝兴衰。历史发展是以生产力、思想的进步和制度的改变为主线。因此,我们在学欧洲的历史时,总是要学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革命、科技革命、工业革命,什么时候有了蒸汽机之类。既跨越王朝,也跨越国界。 
老译几年以前,中央电视台的纪录片《大国崛起》曾引起热议。一般观众自然而然会想到“中国崛起”,思考从其他国家的兴衰中看出什么规律。比如纪录片中提到荷兰这个蕞尔小国,却曾经一度因其最自由、最开放、最有创新而领先欧洲,称霸一时;比如德国作为欧洲的后来者,特别重视教育,19世纪德国的教育在欧美国家处于领先地位,德国也以此兴国。 
方无这实际上是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看历史,脱离了帝王家谱的体系,颠覆了为皇朝服务的历史观。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国崛起》这部纪录片无形中起了一些突破性的作用。 
在秦培根说“历史使人聪明”,其前提是写真相的历史,长期生活在历史谎言宣教中的民众只能日益愚昧。多一些人,早一点清醒地对待历史,明确人民与朝廷哪个是目的,哪个是手段,最终要“保”的是谁,这是百姓祸福、民族兴衰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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