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辛亥革命与百年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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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与百年宪政

© 主讲：袁伟时

袁伟时

　　感谢大家来这里与我进行交流，这个交流很有意思。其中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是：辛亥革命究竟是胜利还是失败，或者讲胜利在哪里、失败在哪里？对于百年宪政究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今天晚上跟大家交流，想将自己的一些读书心得跟大家分享。 
　　我认为辛亥革命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一般的教科书说“辛亥革命推翻掉两千多年的帝制”的结论我不太认同，因为有没有皇帝对一个现代国家来讲不是一个问题。很多国家有皇帝，但宪政推行得很好。所以这个不是问题所在。另外，实际证明辛亥革命没有完成推翻专制这个任务，到现在为止，辛亥革命提出来的一些东西我们还没完成，所以说推翻了专制帝制的结论靠不住，不是事实。但通过这场革命，中国确实有了很大的变革。 
　　这个变革在哪里？我想革命带来了社会制度的一个大变化，主要是政治制度的大变化，这个变化在哪里？一举建立了三权分立的现代国家制度。议会，独立司法系统，还有行政系统，一下子建立起来了。清代最后10年的新政是有意识地推行这样的政治体制改革，从1906年决定预备立宪开始就从地方到中央推行三权分立制度，好些地方在这方面有很显著的成绩，直隶（河北）、浙江乃至其他省份都有很突出的表现。但在全国范围内，虽然在向这方面前进，但关键时刻没有迈出最重要的一步：真正地实行三权分立。辛亥革命以后一下子就实现了，从此以后整个政治斗争或者历史就围绕着是要接受并巩固这样一个制度还是否定这样一个制度在转动，这是一个成绩。 
　　第二个成绩，一下子把自由度大大提高。言论自由、结社自由，这些一下子就实现了，学术自由也实现了，这是前所未有的，从这方面来讲是一个胜利。在经济领域上没有大的变革变动，还是继续推行市场经济制度，但政治领域的那两方面变革是非常突出的。 
　　上面所讲的是很简单的事实，现在我们讨论的是：为什么这样一个政治制度巩固不下来？为什么当时提出在中国实行民主、共和的目标没有完成？原因在哪里？这是一个最值得探讨的问题。所以，研究历史的人都有一个说法：辛亥革命失败了。但对于失败的解释各种各样，有一些解释说袁世凯是窃国大盗，盗取了革命果实，袁世凯登台意味着辛亥革命失败。这个说法跟历史事实不符，因为袁世凯当临时大总统是经过法定手续当选的，当上第一届正式大总统也是经过法定程序当选的，所以不存在所谓“窃国”的问题。 
　　他是不是卖国贼，历史研究已经否定了这个结论。袁世凯在“二十一条”谈判中的表现可以说非常好，得到历史学家的赞扬。当时的条件下中国那么弱，日本那么强势，日本要强迫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袁世凯在当时的条件下尽了最大努力。“二十一条”分五部分，其中第五部分内容主要是： 
　　要求在中国政府各个部门请日本人做顾问，要用日本的武器或者跟日本合作在中国制造，“必要地方之警察，作为中日合办”或“聘用多数日本人”等。袁世凯说这一部分简直是把中国变为日本的殖民地，他说这部分坚决不讨论，所以“二十一条”第五部分的7条，根本没有进入议程。其他部分他也想尽办法拖延谈判或者是讨价还价，并将消息透露出去，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给日本施加压力。到了最后，5月7日，日本发出最后通牒，在不得不接受的情况下达成的协议，一共不过十多条。所以历史上有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但没有中日之间达成协议的“二十一条”。签字之后他马上召开有关官员会议讨论怎么执行，所有的办法都是怎么抵制，尽可能减少中国的损失。实际上达成协议的十多条也没有实行。所以战后日本著名首相吉田茂应大英百科全书的要求写《百年日本史》，中文翻译是《激荡的百年史》，里面对“二十一条”下了结论：“以一无所获而告终”，徒然“激起了中国的排日运动”。 
　　这个不是我的创见，所有认真研究过这段历史的中国历史学家或者世界各国的历史学家，都是这么认为的。袁世凯当选不是辛亥革命的标志，袁世凯的称帝是辛亥革命的一大挫折，但很快取消，而且他也死了，死了以后又继续维持原有的政治架构。这个政治架构直到什么时候被破坏掉？辛亥革命真正终结的日期是1926年4月，标志是“三一八”事件以后段棋瑞下台，段祺瑞挽救共和的努力失败。从那时候开始，整个三权架构就完了。那个时候张作霖进关，根本不要三权架构，而是成立了军政府。一年多后，国民党建立了全国政权，从苏联学来而建立党国体制，标志着辛亥革命彻底失败。所以国民党要捧着辛亥革命的招牌，台湾说“建国”百年，好像国民党政权就是正统，我想这不对，因为它是另外一个重新用革命手段建立的新的政权。这样一个党国体系建立以后，中国人面临的任务就是怎样重建一个民主国家、宪政国家。辛亥革命所取得的政治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基本终结，不给人家政治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受到很大限制，这是一个大的倒退。在这个基础上要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宪政，这是另外一个课题：在国民党的党国体系下怎么样慢慢恢复这样一个体制？ 
　　再回到前面那一段，革命的成果没有巩固下来，表现在什么地方？主要一条是军阀混战。但是1926年4月以前这一段（我们通常叫北洋时期或者北洋政府），现在冷静地考虑一下，其实北洋政府对中国历史的贡献相当大，主要是： 
　　第一，这个时候经济继续发展。过去讲那个时候经济发展比较快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无暇东顾，我们钻了空档，结果发展起来了。这个讲法有一定的道理，但这只是国外的条件。更重要的是清末义和团事件以后，慈禧太后痛改前非决定接受市场经济制度，决定要实行教育革命以及司法和法律体系的革命，这两个革命很了不起，而且都成功了，同时也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这个没有成功，关键时刻失败）。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发展建立了非常良好的基础，在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经济一直是高速发展，特别是1912至1920年间，工业以年平均增长13.8％的速度发展。到20年代，世界经济一再发生危机，但总体上中国经济是上升的，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所以一个法国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把义和团事件以后和抗日战争之间的时段说成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经济上是这样的。 
　　第二，外交。过去我们说北洋政府是卖国政府，是否是这样？除了刚才讲的袁世凯那个事件以外，应该讲北洋政府在其他外交方面是收回中国主权的开端，它维护了中国主权。这里面有很多历史事实：首先从领土上来讲，北洋政府想办法维持了整个国家的统一，外蒙古在沙皇俄国的支持下宣布独立，沙皇俄国想把外蒙古变为殖民地，后来苏俄建立以后继续延续沙俄的政策，也要把外蒙古变成它的殖民地。段祺瑞政府于是进兵外蒙古，第一次就把外蒙古收回来，而且袁世凯在世时也经过谈判迫使沙俄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宗主权。除此以外，北洋政府还努力收回所有的关税自主权、司法自主权并着力废除其他不平等条约。比如关税自主权已经达成协议，1929年月开始交回中国，但还没有最后签字。由于1926年段棋瑞下台，国民党在这个基础上捡了一个大便宜，1929年1月实现了关税自主。收回司法主权、废除治外法权也是在那个时候有良好开端。1919年“五四”运动，爱国学生要求收回青岛主权、山东主权。在北洋政府时代，1921年末到1922年初的华盛顿会议就将这个问题解决了，将青岛收回，将山东利权收回。就是说，“五四”爱国运动提出的要求在北洋政府期间解决了。所以北洋政府不是一个卖国政府，而是收回中国主权的开端。它没有完成这个历史任务的主要问题就是乱，所以取得的成果巩固不下来。 
　　成果巩固不下来的原因在哪里？我们的眼光要更宽一点，从世界范围来看，所有的革命政权最初都有一个混乱的阶段。1640年的英国革命到什么时候才真正胜利？到1688年“光荣革命”才巩固下来，前面那38年都是混乱的，不断内战，1688年以后实行了法治，慢慢改革，就稳定下来。法国大革命什么时候巩固下来的？1799年拿破仑上台讲大革命终结了，但是否就此终结？没有，一直到1871年普法战争后才巩固下来。所以，中国的问题是辛亥革命的任务没有完成。 
　　北洋政府没有完成革命任务的原因在哪里？在于几大政治势力都没有完成向民主政党转化的历史任务。革命以后，革命组织的中心任务是要由革命组织变为民主政党，假如不完成这个转变，整个社会都会动荡，没有办法稳定下来，没有办法使整个国家走上法治道路。但为什么各大政治势力都没有完成这样的转化？ 
　　先从北洋派讲起，当时国内掌握政治军事实力最强的是北洋派，本来清末新政时它是推行中国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支柱。发展经济、发展市场经济，它支持。改变中国的管理体制、推行三权分立的制度，它支持。到辛亥革命以后，所有各省乃至中央的军政要员口口声声讲法治、讲民主、讲军人不要干政。这是当时启蒙运动的效果，但实际行动上不是这样，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派一方面有维护三权分立体制的表现，另一方面又有破坏的表现。破坏表现是什么？比如袁世凯成立了一个所谓军政执法处，这个军政执法处实际上是他的特务机关，他的东厂，这个机构随便乱抓人、杀人，包括湖北那些革命领导人，武昌起义的领导人，因黎元洪跟这些人有矛盾，便向袁世凯推荐说这些人到中央去做官吧。后来黎元洪打电报给袁世凯说这些人应该杀头，袁世凯真的就将这些人抓起来杀掉。这是胡作非为，专制的本性表现出来，不是真正实行法治。 
　　可这样侵犯法治的行为不但是来自政府，民间也是这样，同盟会、国民党照样这么干。当时最突出的是国民党里面的陈其美那一派，在辛亥革命胜利时，因为同光复会之间有矛盾，陈派人将浙江出任都督呼声最高的陶成章杀掉，这是蒋介石干的事。除了这个，国民党还在北京砸报馆。 
　　但你说它不想转变也不是这样，历史教科书都说安福俱乐部是臭名昭彰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不是这样：这其实是段棋瑞那一派势力想向一个政治组织乃至政党组织转化的努力，但这个转化没有完成。 
　　另外是原来的维新派或者保皇派、梁启超这一派的势力这一派势力变为进步党，但有一个问题，辛亥革命以后它立即跟袁世凯合作，所有梁启超办刊物的资金是袁世凯给他的，组织进步党的经费也是袁世凯给他的。跟袁世凯合作没问题，但它作为依附北洋势力的一个组织，没起到监督执政者的作用。我想，它是不是中国参政党的一个开端？这里面他们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到袁世凯称帝时，他们原来的独立本性又发挥出来，成为护国运动、保卫共和制度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表明这一部分势力还不是完全丧失独立性，但没有形成一个很大规模、很有力量的监督政府的反对党，或者执政党。 
　　更关键的是国民党。国民党没有完成这个历史性的转化，没有从革命组织向民主政党转化，而且情况更加突出。它名义上是改组了，从同盟会变为国民党，但这个国民党在很多方面都在违法。在我看来，辛亥革命的成果不能够巩固下来国民党要负很大的责任，因为北洋实力派本来就是大清帝国的文官武将，有专制的习性，一点不奇怪。问题是号称革命组织的这一派力量在革命成功以后怎样运作？当时全国对他们都寄予很大希望，所以第一次国会选举，国民党在800个席位里占据了大部分，但它没有真正按照法治、民主程序管理这个国家或者推动这个国家向民主法治道路前进，而是从南京临时政府时代开始就践踏法治。 
　　为什么这样讲？有两件事最突出：南京成立临时政府时，由最初17个省的所谓军政府革命政权派出代表成立一个临时代表会或者临时参议院来选举产生总统。原来革命力量方面跟袁世凯有过协议，只要袁世凯支持共和就选他做大总统。这个协议达成后，南北议和，本来袁世凯希望召开一个国民代表会议，直接选举他为总统，没有想到要另外先成立一个以孙文为临时大总统的政府。孙文回来以后运作的结果就是成立临时政府。这个政府成立后就要按照民主原则运行。 
　　1912年2月12日清帝发表退位诏，2月13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2月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 
　　这时袁世凯要求将首都迁到北京，临时参议院表决通过，决定将首都迁到北京，孙中山和黄兴非常不满，结果黄兴发话：赶快给我改过来。临时参议院说：你不同意，总统有权退回我们的决议案，你提出咨文来说这个不合适，得重新议论。黄兴说，没有必要那么啰嗦，明天给我改过来，要是不改，就派兵将你们捆起来。黄兴是革命党，道德方面没有什么值得追究的地方，但他就是这样讲的。这标志着当时的革命党人的水平就是这样，不能怪某一个人，而是当时思想文化发展的反映。这是第一。 
　　第二个问题更大，本来临时政府是根据《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出来的，既然是通过组织法成立临时政府，袁世凯也是临时大总统，让他继续这样下去，然后制定宪法就顺理成章。但那些革命党不干，说政权马上要交给袁世凯，那我们原来实行的总统制、总统有实际的权力来执政的这个架构不行了，要改变，于是马上开始制定《临时约法》。《临时约法》就是当时的宪法文件，过去一直认为这个宪法文件是很正确的，但历来也有很多宪法学者的研究，加上我自己的意见，都认为这个《临时约法》的制定很荒唐，它是一个漏洞百出的宪法文件。荒唐处在哪里？首先制定的方式、步骤不对。为什么？制定一部宪法，一定要全国各种势力、派别，包括民间代表，特别是民选的代表，一起来很慎重地拟定。但革命党没有这样做，当时已经通过临时参议院改组的决议，将由各省军政府派代表改为由各省省议会选举出5名代表参与。当时这些代表还没有选出来，应该等这些代表选出来以后在临时参议院比较健全的情况下来制定，并且应该在当选总统主持下来制定。但它却是在已经辞职的总统组织下制定，由已经决定重新整顿改组的临时参议院通过。那样匆匆忙忙地制定，无论从政治角度或者法律角度都是非常不可取的。 
　　制定以后由谁来签字？己经到了3月份，3月10日袁世凯宣誓完毕，他当总统的一切手续完毕，但孙文还是在3月11日，也就是第二天签署了《临时约法》，这样的话，制定的程序上就有很大缺陷。为什么会这样？这值得我们追问。 
　　同时，《临时约法》从内容上来讲也有很多错误。首先一个错误，它没有达到世界上宪法的最高水平，当时成文宪法制定最好的是美国宪法，里面《权利法案》规定“国会不得通过法令限制公民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但中国的《临时约法》抄日本的宪法，还是延续大陆法系的那些条款，公民有自由，比如有言论自由，但后面加一个“非依法不得限制之”。也就是说，假如制定一条法律就可以限制了。每一条几乎都是这样。章士钊是民国初年真正懂得法治的，他是从英国学法律后回到中国的法律界的先驱。他提出，假如有人违反约法，你说了那么多自由，那怎么保障？《临时约法》是保障不了的，没有这样的规定。他说应该设立类似英国“人身保护令”那样的制度，要逮捕一个人，他的亲友或者朋友马上可以要求法院审查，你的拘捕是否合法，马上交给法院依法审理。但《临时约法》没有，人的自由保护制度没有建立起来。另外还有一个大的问题，体制从总统制变为内阁制，但又没有内阁制互相牵制的制度，行政方面没有解散议会的权力，这样就留下很大漏洞。此外，这部《临时约法》还有缺少违宪审查制度等缺陷。我将他归结为五大缺陷。在我的《袁世凯与国民党：两极联手摧毁民初宪政》这篇文章中有详细论述。这部宪法成为后来整个北洋时期的一个政治纷争的原因。 
　　除掉这方面以外，当时那些国会议员是腐败的，基本上都是贪污的；也有少数比较清廉，但整个风气是贪污的。不但国民党议员是这样，其他议员也是这样，从选举到履行国会议员职责都是这样。根据当时记者和有关回忆录记载，一个议员，你说他是哪一个党根本说不清楚，一到火车站就有很多接待议员的人等在那边，一来人就拉到自己那边去，由哪个党招待就成为哪个党的人。后来不甘心的又去另外一个党捞一笔好处。全都是这样，几个月能捞了几千块寄回家，后来的贿选在那个时候就有了。另外，议会也不好好讨论问题，不好好制定法律。选议长就选了10天，还没有搞定。同时，还有一些重要问题，如袁世凯死后，段祺瑞提出来说：我们应该宣布参加欧战，结果不行。为什么不行？不是说参战对中国不利，其实参战对中国很有利，我们可以取得战胜国的权利，比如德国或者其他敌对国家的东西我们可以马上收回，但国民党支配下的国会就是不答应。原因在哪里？因为德国拼命拉拢这些政治人物，他们跟孙中山谈判说只要不支持中国参战，愿意给他几十万元钱（当时是一笔很大的资金）。德国也曾找过段棋瑞让他不要参战，段祺瑞说不行，损害国家利益的事不能干。段祺瑞拒绝了，但国民党接受了，这些档案在德国外交部有记载，蒋介石日记上也有。我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看蒋介石的日记时亲眼看到，他说这笔钱是他接受然后转交的。然后孙中山授意朱执信执笔写了长篇文章，论证这次大战是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都是不正义的，并接受列宁主义的关于帝国主义战争的论点，提出我们不能参加。 
　　另一方面，国民党打着护法旗号，一连发动过三次战争，在我看来也都是错误的。 
　　首先是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刺案件发生以后，全国各界都要求把这个问题交由法院解决，孙中山不接受，说要进行“二次革命”。结果发动以后一个多月就全军覆没。这被袁世凯抓住把柄，他迫使那些议员选出大总统以后就说：你们国民党是叛乱组织，国民党的国会议员资格是不合法的，应予以撤销。一下就令国会陷于停顿，这是一个严重后果，也为后来袁世凯登上皇位去掉了一个障碍。 
　　第二，张勋复辟被平定后，孙中山又发动一次护法战争，在广东陆陆续续搞了5年。但“护法”也有问题。国会议员有800人，他只拉拢了200个议员就要成立另外一个政府，这不是违法吗？但因为后来国民党掌握了全部政权，其继任者一直都在歌颂这是革命，是很伟大很正义的斗争。其实，这是违法的行动，对中国是不利的。 
　　第三，1922、1923年以后，孙中山接受俄国人的帮助，又发动革命，叫国民革命，进行了北伐战争。1922年6月，徐世昌已经决定辞去总统职务，当时北京以蔡元培为首的一共有一两百各界名流联合签名发表声明，打电报给孙中山，同时也在报纸上公开呼吁，说你发动护法战争不外乎是要恢复原来的约法、原来选举的总统，现在徐世昌决定接受恢复原来的国会，也请黎元洪再当总统，你护法的要求实现了，所以也请你孙中山不要当所谓“非常大总统”，而是要全国统一起来。孙中山不听，还是要跟着俄国走，在广东建立所谓革命根据地，俄国人出顾问、出枪、出钱，建立黄埔军校，练了一支党军（后来叫国民革命军）发动战争。 
　　为什么辛亥革命成果不能够巩固下来？就是由于这些问题，没有办法。现在，我们再来谈谈“三一八”事件。“三一八”事件跟你们所了解的不同，对此，有些历史学家做了很好的研究。当时，张作霖的海军舰队要跟直系的力量联合起来，利用海军运一些武器上来。反对他的国民军方面就开炮打。这本来是内争，但违反了条约，因为当时这个地区本来是不准设防的，要保障自由通航。你可以说这是不平等条约，但按照条约办事是没有办法的。但国民党和共产党，联手发动要打倒帝国主义侵略、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学生运动。明明是内争，却要扯到反帝上，而且要立即收回一切，这现实吗？加上当时外交谈判已经谈好了，这个问题本来可以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但国民军方面的冯玉祥（很坏的一个人，颠三倒四，历史上很关键的时刻他就倒，哪一方面投机能够捞到好处就干，是没有什么原则的一个人），却要搞破坏，这是一方面。 
　　另外，段祺瑞为了挽救共和制度却煞费苦心。1924年11月，各方面力量联合，包括冯玉祥也起作用，将曹锟赶下台以后，邀请段祺端出来组织临时政府，就任临时执政，总统、总理都由他一人担任，但是过渡性的。 
　　段祺瑞有一个很宏伟、很正确的计划，首先要开一个善后会议，邀请各方面的代表参加，一起收拾这个残局，挽救辛亥革命成果。跟段祺瑞结盟的孙中山也来到了北京，他不喜欢在段祺瑞支配下使国内恢复和平，就节外生枝，提出一些问题： 
　　第一，这个会议代表性不够，没有民众团体的代表参加。段祺瑞立即接受，说原有的规定已发出去，要大修改很难，我接受你的意见，由各省议会选出代表补充这个不足，另外要各省商会、教育会等都派出代表都参加，作为咨询性质的参与，他们的一些意见可以接受。政治是妥协的，为什么不能够用这个方式解决？ 
　　第二，在段祺瑞的计划里，这个善后会议要讨论召开一个国民代表会议，效仿美国的费城会议，制定一部宪法来建设我们的国家。这不是很好吗？孙中山说不行，要召开国民大会。全国四万万人开大会根本不可能。段祺瑞的用词比较准确，叫国民代表会议，孙中山提出叫国民大会，其实完全是字面之争。但孙中山就是反对，然后就说段是帝国主义的走狗等。问题是，有真凭实据吗？刚才讲到，在段祺瑞的执政下，关税要收回来了，司法主权要收回来了，想办法建设一个美国式的国家，蓝图都出来了，却由于孙中山的捣乱全部变为泡影。“三一八”事件发生时，段棋瑞其实不在现场，他的卫队开枪杀死一批人，这个非常痛心。段棋瑞采取的措施是，一方面说这是国民党一些人在捣乱，要通缉那些人，一方面他说学生是无辜的，要抚恤，发表了抚恤令。但有些人讲段祺瑞跪下来忏悔，从此吃斋，这是不可靠的，是野史。 
　　总之，北洋派里有一些人有远见，想挽救辛亥革命成果，但失败了。辛亥革命为什么会失败？就是由于各方面的力量没有转化，特别是作为革命组织的国民党没有完成由革命党向民主政党的转化。没有选择走民主法治的道路有绝大关系。我讲的就是这些，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谢谢！

　　主持人（北京大学法学院张教授）：感谢袁老的精彩讲座，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和历史教科书截然不同的版本，而且给我留下了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中国极缺一部真实的历史，以前说“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在公权力不受制度约束的情况下，当权者的历史地位是唯一一个能让掌权者有所顾忌的东西。如果这个没有，当历史学家、历史学者睁着眼睛说瞎话时，当权者就更加狠心、无忌，我希望中国的历史学者有更多的人像袁老师这样为中国书写一部真正的历史。今天袁老没有涉及辛亥革命以来的司法成就，但您有写过文章，这可能是辛亥革命比较重要的成就，探讨宋教仁被刺杀以后，刺宋案的处理，当时上海的地方检察院曾经发传票给在任的国务总理，可见当时的法治，已属进步。

　　提问：非常荣幸听到袁老师的讲座，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辛亥革命，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辛亥革命是超前的，正如您所说，根本不具备那个基础，没有巩固下来，而且环顾当时世界，除了美国和一些拉美国家以外，在整个东半球只有法国和瑞士两个共和国，而我们一步就跨到了最先进的行列里，所以咱们超前了，不合适了，您对此有什么看法？第二，谈未来的宪政转型，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经过数据实证分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现在三种威权政体：皇权的、军人专政的、党国体制的，其中宪政转型最困难的是党国体制，您对此何看法，谢谢！

　　袁伟时：第一个问题说条件不够。我想，人的行动是受观念支配的。从中国情况来看，思想传播工作历时很长了，晚清70年做了很多工作。对民主的追求当时也是大势所趋，从1910年开始到1911年初，一连有四次大规模的请开国会运动，那个运动的规模远远超过“五四”运动，有些有几十万人参加，有人还斩断自己手指写血书，各种各样的意愿都是要求开国会，将政治交给老百姓。所以说完全不够条件，并不是这样。从经济发展、文化水平来看，中国是具备一定条件的。任何国家的宪政都是从实际生活里生长出来，都要几十年乃至上百年来慢慢完善。这方面我们有很多不足。就连过去我们视为偶像的那些政治家，他们本身的认识水平都是不高的。所以，我认为不是提早了，而是当时政治家在选择道路方面走错了，我们应该总结历史经验，不要重复历史错误。 
　　第二个转型问题，应该讲最困难的是党国体制，我同意。因为党国体制是用现代性的形式来推行一个很严密的统治架构，那样一个架构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我们中国的革命家很单纯，认为苏联的体制就是马克思主义，认为苏联的选择、苏联讲的那套是真正有利于中国人的。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问题是他们对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了解不够，对政治学、法学以及各方面的知识准备不足，所以在决策时会有这样的想法。党国体制下问题很多，但是，不应该革命。这一条是逆了现在很多人的观点的，为什么这样？总结历史经验，在现有的体制下逐步改革是代价最小的。要是一下子把原有的社会体系推翻掉，社会混乱，要重建一个合理的法治秩序更加困难。这是经验的总结，所以我们不要乱，就在现有的体制下，参加讨论时指责现在法治倒退了，指出法令哪里制定不对，同时教育官员，让他们懂得什么是现代社会，什么是现代国家。这就回到了1949年以前《大公报》提倡的“小骂大帮忙”。“小骂大帮忙”是正确的，“小骂”是不动刀枪，以法治、现代社会的理据来批评你：你哪里违法了、哪里违反民主程序，但这是帮了整个国家进步的忙，帮了人民利益的忙。所以我认为逐步改革很重要。

　　提问：袁老师，很高兴在这么狭小的空问跟你探讨这么宏大的历史命题。我有一种看法，宏大的历史叙事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无论是辛亥革命的爆发还是最后的失败都是如此。您刚才提到中国辛亥革命成果没有得到巩固是由于当时各大政治势力特别是中国国民党没有完成从一个革命党变成现在法治执政党的转型，我想问的是：是什么原因导致当时的国民党没有完成这种转型？我个人有一种看法，这个党当时所持有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后来受到苏俄所影响的激进主义意识形态始终没有根本改变，不可能完成这种转型，而改变后的可能也是现在台湾的国民党，您是怎么看的？我认为一个民族内在精神决定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展望未来，我个人没有你那么乐观，我觉得要发生的和不可能发生的很多东西都不是我们主观所能控制得了的。

　　袁伟时：我基本同意你的意见。但我感觉当时国民党不是由革命组织向执政党转型，这个提法是不准确的。国民党北伐夺取政权以后的确成为执政党，但转型内容是什么，应该怎么转变，没有说清楚。它应该从革命党变为服务型的民主政党。你不是国家的主人，民众、公民才是国家的主人，你应该是为他们服务的，承认公民是国家的主人，这方面要转变。它不能完全转变，一方面有传统的思想影响，孙中山制订《中华革命党党章》时，竟然写上“要服从孙文一人”。这很荒唐，那个党章基本上接受了中国帮会传统，帮会就是要服从老大（这跟苏联一点关系没有，是1914年制订的）。后来他接受了苏俄的影响，又在第一次国民党代表大会上制订的《国民党总纲》上写上一条：“总理对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有最后决定权。”一个政党党员怎么可以推翻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集体决议？这是在历史浪潮中涌现出来的一些领袖人物的缺陷，代表了中国当时思想文化状况。孙文对西方现代社会理论和现代政治理论理解不深，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也不深刻、不全面，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要避免重犯这个错误，应该让各种各样的理论传播，要让我们的政府官员懂得什么是现代社会、什么是现代国家，还要让知识阶层懂得这些常识，那样国家转型就会有基础。这条路非常漫长，但却是必由之路，只能走这条路。这是我的答复。谢谢。

　　提问：您说前面的几个观点我很赞同，但您最后说不要革命，令人难以理解。

　　袁伟时：在中国目前的状况下，要是再有一次革命，将整个社会管理架构打乱，这个代价确实非常大。不要将政治架构神圣化、理想化，好像是碰不得的一个制度，其实政治架构说到底是社会管理的组织。社会管理的组织有不合理的地方可以逐步改进，可以对原有规章、原有规则的修改逐步完善。不要把整个管理架构推倒，推倒以后大家没有饭吃。原有秩序一乱，势必要重新组织国家机关，这样的话整个社会大动荡，那个代价我们负担不起，而且跟多数人的意愿不相符。知识分子有一个弱点，就是不接受实际，想的东西常常比较极端，所以如果你想参与政治，就要认认真真去锻炼，去了解社会实际，使得自己的思维方法全面一点，那样的话就会避免极端。

　　提问：袁老师您好！辛亥以后关于宪政发展的焦点是宋教仁被刺事件。这个事件是北洋派与在野的国民党共同对既宪政原则的破坏。传统说法是袁世凯跟赵秉钧合谋暗杀了宋教仁，但一些研究不排除国民党内部暗杀了宋教仁，尤其考虑到陈其美跟应桂馨的关系。我想请问袁老师对这个事件的看法以及它对宪政的影响。

　　袁伟时：这是一个很纯学术的问题，你可以看一篇文章《袁世凯与国民党：两极联手摧毁民初宪政》，这篇文章有我的答案。也有一些朋友，比如张耀杰先生就认为是陈其美搞的，他出了书，也有文章，可以找来看看，这里我认为没有必要再重复。

　　提问：袁老师您好，请问您对新加坡体制还有所谓的“亚洲价值观”怎么看？

　　袁伟时：新加坡有个特殊情况，因为它是一个很小的城邦，周围有强大威胁，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常常采取防御性措施。所谓“亚洲价值观”根本是胡扯，连李光耀本人也慢慢知道讲这套不行了，他后来讲还是要承认个人的独立、个人的自由。同时那个制度设计有好有坏，好的地方是接受了英国的法治传统，这个城邦比较清廉，人口很少，跟一个大公司一样，认认真真实行法治，根除贪污，这方面是好的。但另一方面它设计了很多民主障碍，有法治，但没有民主。这个障碍从最近的选举可以看出，反对党得到将近40％的选票，但在67个国会席位里才得到6个席位。但即使这样，执政党也不敢忽视。要是不尊重民意，不按照民众的要求办事，下一次你就可能下台。应该要有选举，即使一时不完善，但民主自由有本身的纠错机制，会逐步的纠正，逐步的自我完善，就像台湾地区，最初打架、贿选，国民党、民进党都搞，慢慢自我净化、自我完善了，现在应该讲在走向正轨。大家向中道靠拢，这就很好了。

　　提问：袁老师您好！刚才您说中国的宪政完善过程是缓慢而温和的，但在缓慢而温和的过程中，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这是一个长期痛苦的过程，我认为这整个过程是中华民族的内讧，为什么选择长痛而不是短痛？

　　袁伟时：你们青年的激情、改变现状的愿望我都能够理解，我原来也是年轻过来的，现在自称“80后”，能够理解年轻人的心声。我们希望这个过程比较平稳、温和，但另一方面这不可能一帆风顺，还会有震荡，有冲突。从人民利益与多数人福祉考虑，只能忍受比较平稳的改革过程的一些痛苦。现在在互联网上要说什么，我想还是可以说的，这跟1945年前大不相同。所以我想，不要走上极端，两方面都要看到，一方面会受到限制，但另一方面已经有相当的空间在这里。我感觉这里有个思维方法问题，要看到困难、黑暗与不足的一面，另外又要看到我们的光明与希望所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会比较成熟，也会选择对中国比较有利的道路。这是我的回答。

　　本文选自《昨天的中国》，袁伟时／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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