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耀基：大学之道

┃有教无类
┃Instruction makes no distinction

大学在现代社会的功能
兼论大学之道的古与今

© 主讲：金耀基

　　主持人：大家下午好！非常感谢诸位利用这个双休日的下午来这里享受一次知识文化的盛宴。 
　　今天我们请来的演讲嘉宾是金耀基先生。金耀基先生大家可能都很熟悉，但是每个人的角度可能不一样。喜欢文学的朋友可能读过金先生的《海德堡语》、《剑桥语丝》，最近他又新出版了《敦煌语丝》。研究社会科学的人就会记得金先生在社会学领域做的开拓性的工作。我刚才拿回来两本书，一本是《从传统到现代》，我拿的这本书是1978年出版的，但是实际上这本书的第一版是在1966年出的。在台湾过了十多年，到1978年的时候还在出版，说明这本书在社会上的影响力。我这里另外一本书，是大陆出的，这本书的第一版至今已经33年，而我刚刚得到的消息就是这本书新的版本在今年也要出来了。一部社会科学研究的著作能够在几十年当中长盛不衰，说明它对整个社会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从传统到现代》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在20世纪面临的天大课题，我们每个人都不知不觉置身其间。我们这个社会从传统转向现代，遇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而金耀基先生一一做了解答。这些著作反映了金先生作为社会学家在推进中国现代化的理论方面所做出的突出贡献。金先生在现代化理论方面提出的观点、出版的著作改变了汉语文化史的形态，也就是说在此之前没有人从这个角度进行研究。所以，金先生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的现代化理论之父。 
　　从第三个角度来解读，金先生又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教育家，台湾大学法学学士，然后是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政治学的硕士，然后是美国匹兹堡大学的哲学博士，这是求学经历。然后，他还在香港的新亚书院当过院长。新亚书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镇，当年是钱穆先生等一批文化学者创办的。金先生从西方回到东方，在香港新亚书院从事的教育，本身就是一个东西方文化的融合，接着又在香港中文大学——我们都知道中文大学是崇基学院、新亚书院及联合书院合并来的——担任社会学系的讲座教授、副校长，最终做到校长。 
　　有一位法国的女社会学者叫伊萨贝拉，她说金耀基教授是一个非常现代的学者，是现代大儒的代表，他身上浸透了中华文化的血脉。一代儒者的风范在现代学者的身上是怎么体现的呢？下面有请金耀基先生。他为我们演讲的题目是“大学在现代社会的功能与角色”。

金耀基

　　金耀基：谢谢主持人。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我近30年来，一件最感惊喜的事情就是在我的眼下看到一座城市的出现和发展，看到一座城市的生命。这座城市就是深圳。我在香港已经待了38年了，而深圳的年龄还不到30。深圳原来是一个农村、渔港，这30年来深圳已经成了一座一千多万人口的大城市、大都会。这种变化实在是惊人的。你们在座的有没有在深圳出生的？请举手。还没有呢。深圳是一个移民的城市，正如美国是一个移民的国家，都是从欧洲、南美洲、亚洲、非洲去的。深圳的人是从中国不同的地方来的，所以它有着非常浓厚的移民文化。深圳在这30年当中，不仅是经历着刚才主持人说的从传统到现代的问题，而且是一下子就进入了现代；不但一下子进入了现代，还一下子进入到全球化的大氛围中去。一个城市很少有这样的生命历程，这是非常特别的。我喜欢来深圳，为什么呢？因为我喜欢吃辣菜，四川菜、湖南菜，香港是少有的，只有在深圳可以吃到地道的。为什么呢？因为深圳有一百多万的四川人，一百多万的湖南人，这种文化是随人带进来的。深圳文化不是从一块白地上成长起来的，它是各地人带进来的，最明显的就是吃。大家不要忘记饮食文化，那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茶文化、食文化是中国文化里面非常重要一部分。 
　　深圳在过去30年中，可以说是从无到有，从有到了更有。刚刚我到了这边以后，他们让我在这附近看了一下，市政府、音乐厅，建得真漂亮。深圳是一个在开放、改革的政策下诞生的城市，是一个先驱。30年来，深圳在经济发展的几个重要指标中，都是在整个中国处于领先位置。深圳、上海个人平均收入处于全国领先位置，高过中国整个国家平均收入的几倍。城市发展开始的时候是在经济上发展，实际上同时在文化上也在发展。我听说深圳发展有四个字，叫做“文化立市”，这是很好的。一个伟大的城市，不可能没有伟大的文化，一定要有。所以我对深圳在未来的另一个30年中，在文化发展方面，有非常高的期待。 
　　中国的传统并不是一味的赞扬、肯定财富文化，中国非常讲究“均”。我们不能够把经济发展作为现代化唯一的目标，尽管经济发展是非常根本、非常重要的。当然，假如经济不行的话，整个社会肯定上不去。一个贫穷的社会出现的文化是“贫穷文化”。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假如社会真的是贫穷，那么文化就会是“贫穷文化”。但是你经济发展得很好、很富有，是不是一定就有很好的文化呢？未必。假如说很好的经济发展、很富裕的社会，你的文化贫穷的话，我们叫做“文化贫穷”。现在全世界也有很多城市经济发展得非常好，但是就出现了“文化贫穷”的现象。虽然脱离了“贫穷文化”这种社会形态，但是它仍会出现“文化贫穷”的现象。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希望各位了解到，深圳在过去30年，至少有一点是无可置疑的，就是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绝对的成就，已远离“贫穷文化”了。未来30年里，经济要继续发展，而在发展的过程中，必须避免出现一种“文化贫穷”，这是非常重要的。我知道你们有“文化立市”，每年的11月有读书月，很不错，深圳在文化建设上一定不会差的。 
　　对于深圳的文化发展，我有着非常大的期望。我在1984年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读书与社会》，讲到了读书跟文化的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以及怎样促进新的“市民社会”的发展。当时我讲的是香港，香港也是经济发展很好，文化未必那么丰富。深圳是一个有计划的城市，对建筑的配样都有一些计划在里面。深圳整个城市的面貌是计划的，包括绿化。深圳绿化的程度在世界的一次调查报告中是第一名。那次我记得有一位政府官员在香港中文大学开会，我就问他，我说你们是第一名啊？他听了以后心里有一点不安。为什么？第一名是不好做的。深圳的城市绿化是非常好的。深圳已经不只有经济发展，还有环保发展。环保意识建立了，这是未来城市很重要的东西。 
　　韩国的李明博当选总统，他把首都的汉江整治得很好，看看首尔的面貌，那种自然和城市结合的局面都出现了。深圳从人均来讲，是全国购书量最高的，排第一。今天有一个人和我说他的孩子一年要花几百块钱买书。我说买什么书啊？是不是教科书啊？他说不是，各样的书都买来看。深圳的购书现象的确与把深圳建设成读书的社会、书香的社会是有关系的。我告诉各位，真正要从书的角度来看的话，你不但要看书的购买量，你还要去看看书的阅读量——你到图书馆看看到底阅读的人有多少、人均阅读的情形是什么样的；你再看看书的出版量——书是不是这个地方出的，一年出多少。文化水准和书的出版量差不多成正比的。 
　　深圳购书量这么大，但书的内容、类别怎么样啊？就中国来谈，书的内容这100年来已经完全变了。我们讲书香世家、书香社会，那种范畴的书大概今天你在深圳书店里占不到三分之一、四分之一，恐怕五分之一都没有。为什么？什么是学问？什么是知识？它的定义已经扩大了，已经变了。从前的书，今天广义地说是我们的国学，在今天整个知识领域里面占的比例很小。这个情形有的人看了就很忧心，但我并不悲观，国学之类的书还是有人看、有人研究的，我想指出今天中国人的知识内涵、文化内涵是不断要扩大的。深圳发展需要的知识来自各种渠道，更不是单单哪一类的书或哪一种文字写的书。根本上说书的内容已经变了。为什么呢？因为知识本身的内涵已经在变了。我今天为什么要谈大学的功能，不是因为我在大学里面教书、做行政工作34年，主要是因为从整个社会发展来讲，从中国整个现代化来讲，大学在知识的创造与传播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个角色不是在过去，而是在现在，不只是在现在，更是在未来。我特别选择了大学这个题目，特别要讨论一下大学之道的古与今。大学之道哪有什么古与今啊？古时候的大学之道和今天的大学之道已经产生了非常根本性的变化。 
　　中国在19世纪末叶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段故事，我希望你们年轻人永远要记住，历史不能忘记——西方帝国主义进入了中国，李鸿章说：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是说中国从那时候开始面临几千年以来所没有过的新挑战。中国在朝的人、在野的人，包括革命党，改革派，包括戊戊维新派，都是要对这新挑战做根本性的回应，这就是中国现代化的开始。我40年前写的《从传统到现代》，也是讲从这些回应开始，中国已经走上了现代化之路。我在2004年出版《中国的现代转向》，还是在谈中国现代化，说到底是在追求中国的现代文明的新秩序，在追求中国的“现代性”。中国的现代性是什么？就是中国现代的文明秩序。我们过去有一个文明秩序——尊卑有别，长幼有序。这是一套讲三纲六纪、以礼为本的伦理与政治秩序规范，这是传统的文明秩序。但是19世纪末以后，中国开始走向了现代化，有一个现代的转向。 
　　这个现代转向有两个年份具有象怔性的意义。一个是1911年，是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他10次起事，最后一次成功了，推翻了满清皇朝，建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要知道这是中国政治宇宙的变化，没有天子了，没有皇帝了。那个时候中国人少，有四亿五千万，孙中山说，你们都是皇帝了。从此中国就走向了政治上的不归路。这个不归路是什么呢？就是必须走向以民为主的一个政治体制。怎么样去建立？这是很艰难的事情，但是以民为主的理念己经不能推翻了，所以我想这是中国政治宇宙的变化。 
　　还有一个象征着中国现代转向的年份，应该是1905年。清政府受到维新的影响在那一年推出了“废科举，设学校”的改革。在你们今天看来，科举本来就要废，有什么了不起的？在当时可不得了。废科举、设学校是中国学术文化宇宙的变化，整个都变了。“士大夫阶级”自此走出历史舞台，以后出现的都是在学校里面训练出来的，是我们现在所谓的知识分子，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个变化是根本性的。 
　　设学校由最低的到最高的排序，最高的是大学。1898年，在新的教育制度下诞生了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有预备科，有大学专门科，然后还有大学院。大学分科了，设立了政治科、文学科、理科、农业、工艺、商务、艺术7个科，下面有35个目，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学系”。在这7科当中，文学科下面包括经学、史学、理学、诸子之学、掌故之学、词章之学，这就是说中国传统的国学差不多都放到文科里面去了。但是到了1903年，蔡元培主持的教育部，颁布了《大学令》。《大学令》颁布之后，大学里已经不设经学了（就是四书五的经学）。经学里有一些放到文科里去，放到史学、文学与哲学里去，但是本身的经学没有了。这是非常重要的变化。中国的新大学是西方现代大学的模式。西方大学开始于中古时代，中古是一个黑暗时代，是一个神权时代，但中古时代又是产生西方大学的时代，所以中古时期在黑暗当中有一盏盏的明灯，就是中古大学。西方中古大学一直到了19世纪的时候发生了变化，变成了西方的现代大学。现代大学可以说最先出现于德国，以后欧美大学就是仿照德国大学的模式。蔡元培刚好是留德的，回国后也是仿照德国模式。欧美的大学，是从中古大学转变来的。中国以前没有大学，只有太学、国子监，我们的大学是从西方拿过来的，但是拿过来的是西方的现代大学。严格讲起来，现代大学的发展，我们是和西方同步的。 
　　蔡元培在废止经学时讲，要把经学合并到文科里去，经学本身没有了。这等于是德国的柏林大学把神学拿掉一样。这里我要很简单地说一下，西方的大学在中古时代，是宗教性的，是以神学为核心的，那是传播、保存基督教文明的地方，所以《圣经》在中古大学中是知识的来源。我们汉代的太学一直到清朝的国子监，是养学士的地方，也可以说有某种大学的功能，那里是讲四书五经的。我们讲经学，等于是西方中古大学讲神学，有相同的地方。他说西方现代大学把神学拿掉了，我们也把经学归纳到文科里，大学的知识谱系里经学没有了。蔡元培建立了中国的现代大学，是和世界同步的。蔡元培先生在北大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今天大家谁也不会觉得这话有什么了不起，若不是他从德国回来的，恐怕也不会这么讲；如果蔡先生没有远见的话，他也不可能这么讲。中国以前哪有“研究”两个字？没有的。当时有一个史学家吕思勉，他听了以后说：我们中国以前哪有“研究”两个字？而蔡先生却把大学定义为研究高深学同的地方，不是将来可以做官、发财的地方，是了不起的。所以德国新大学成立研究中心，专门致力于创造新知识。把创造知识作为大学的功能，那是非常特别的事情。 
　　中国过去的老师是传授学问的，《师说》里写道：“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老师的作用是传播思想，是传授知识，不是讲创造知识的。所以把研究、创造新知变成重要的使命和功能是现代大学的事。今天我们回头看过去100年，大学的功能为什么越来越重要？因为大学不只是在培育人才，它还有新的任务——创造知识。 
　　我刚刚讲了，西方大学的源头是在中古，所以中古的大学是今天世界的大学的源头。我们今天的大学可以跟过去的太学、国子监发生某一种历史的联系。但是中国大学的模型是西方来的，在中国当时是“西学东渐”，也就是“西潮”。大家如果看过蒋梦麟写的《西潮》这本书，那就可以了解那个时候我们的许多新知识、新思想是从西方过来的。 
　　东汉末年，佛教进来，对中国的影响太大了。佛教也是从西边来的，不是说“西天取经”吗？不过我们还是觉得东方不错，太阳是从东方升起的呀！西方中古大学，其实是一种宗教性的学术团体。《圣经》是根源，人的思想行为是不能背离《圣经》的，核心精神是信仰。中国过去基本上也是要你相信圣言。圣人、贤人的话就是经。经者，圣典也，是不能质疑的。今天伊斯兰文明还是这样，《古兰经》是不能碰的。中古的大学是重视信仰的，那个时候大学的共同语言是什么语言呢？不是德文，不是英文，是拉丁文。那个时候西方中古的大学也有一种世界精神，不过那是在基督教文明的区域里面的世界精神。柏林大学的教师跑到巴黎的大学去，借个书、论论道，世界如一家，有一种世界精神。 
　　西方从中古大学变成现代大学，要经过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变革，那就是18世纪的启蒙理性运动。19世纪在德国大学开始改革，大学不再以信仰为本，而标举理性。所以，现代大学可以说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它重视的是理性、科学和研究。大家知道有一种大学叫做“研究型大学”，它除教学之外，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研究和创造知识。讲到这里，我想指出，讨论大学功能的书不是没有，虽然很少，有一位学者写了一本书，对我启发非常大。他是1963年加州一所大学的校长，叫克拉克·寇尔（Kevo），已经去世。寇尔先生曾是香港中文大学多年的校董，我很钦佩他。他也是搞社会学的，他写了一本书叫《大学的功能》。这本书加深了我对现代大学的了解。我觉得他抓到了现代大学的精神。这本书并不厚，但确实是好书。他说现代大学已经变成了“知识工业”的重地。我对人文向来很有兴趣，知识工业一词我听起来不很舒服。但是这个知识工业意思不一样，知识变成创造生产必须的东西，学术和产业已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美国社会之所以这样大发展，原因就在这里。大学创造的新知识变成了经济社会成长最重要的一环。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有了知识经济的说法，这个词就是从那个时候出现的。我们今天不只是知识经济，其实也是一个知识社会，今天社会的运作不是顺其自然的，是靠知识指引的。知识在今天毫无疑问，对于整个社会的现代化是挺重要的。那么，知识工业在哪里呢？在大学。所以大学今天正成为社会的中心结构。 
　　大学之所以对社会变得如此重要，就是因为它对社会提供新知识的功能。尽管知识在社会不同的地方都有了产生，但是有系统地、专业地、全天候地创造知识，己经从社会其他地方转移到大学里去了。美国很多大的公司，本身有研究部，当然也是创造知识，但相对来讲的话，大学越来越重要。中国现在有一些大的工业，要自己创品牌，所以也有研究部，可是你研究经费放多少？日本有些工业为什么在过去的几十年甚至赶超美国？因为日本的工业部门有很多研究机构，包括大学。 
　　所以克拉克·寇尔讲大学跟一个国家的国力不能分开，这个说法可以用简单的数据来概括。那是20世纪60年代写的书，他说知识的生产、知识的传播、知识的消费占美国整个GDP的29％，今天完全不止了。我没有去调查，我相信占50％都不稀奇。像MIT（麻省理工学院），单单就这么一个大学，它的校友、师生开公司有1000家，年生产值超过2400亿美金，这个生产力量比很多国家都大，这完全是和知识相连的一种生产。 
　　我很多年前看过一本书，这本书叫《20世纪的意义》，是一位经济哲学家鲍林（Kenneth Bowling）写的，他认为20世纪是第二次人类历史上的“大转型”，这怎么讲呢？他说人类第一次大转型是人类进入农业时代，包括一些印刷、文字的发明等等。第二次大转型为什么那么快、那么厉害呢？主要是由于科学的大发展。你知道英国是第一个发起工业化的国家，但是以前的大学像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与英国工业革命并没有关系，可是20世纪就不同了，科学起来了。科学在20世纪才变成了社会活动有机的一部分。以前的科学家的发明很多是业余时间有兴趣做的研究，但是到了20世纪，科学就不是这样做了，它已经是全天候的，在专业的基础上来做的，已经变成整个社会里有机的一部分。为什么大学变得重要？因为20世纪的大学正成为科学研究的最重要基地。大学里面的自然科学院、哲学院、工学院，乃至整个大学的教师全都是一方面教学、一方面研究的，是全天候地来创造知识的，这是过去人类社会没有过的。所以，20世纪这个大转型是由于科学、由于知识工业的出现。而之所以能够变成知识工业，是因为大学。科学革命在17世纪就有了，从哥白尼、伽利略，一直到牛顿，都是科学革命的大人物，可是那个时代科学在大学里面没有发展。但是在20世纪，诺贝尔奖中大约70％的研究工作都是在大学里做的。 
　　西方中古以神学为主，中国自清以后以经学为本，都属人文学范畴，科学是在19世纪进入了西方大学的。自然科学在19世纪一进入大学之后，大学的知识谱系就发生变化了。开始时科学和人文就平分秋色了，之后科学范畴越来越广。你想想今天物理科学、生物科学有多少个系？中国过去的学校当然不讲科技，西方大学也不讲科技，剑桥大学在20世纪50年代才特别强科技。而美国MIT在一百多年前就重视科技了，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大学能在20世纪领先世界，又为什么20世纪的美国出现了将近50个以上的一流大学，这是20世纪之所以变成美国世纪最重要的原因。科学进入大学之后，大学就变了。剑桥出现两种文化的问题，就是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碰撞，最后还是科学文化占优。科学以后有科技，剑桥这种老大学也接受了，也有技术学院。现在我们中国哪一个有规模的大学没有工学院？清华大学最主要是工科，科技在学问里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了。大学里面科学、科技一进入以后，传统的专业性的科学（陆续兴起的专业性科学许多为管理科学）都发展了，当然还有社会科学这一大块。这么一来，本来人文是大学的全部，科学进来以后范畴不断扩大，人文相对地就变小了。现在大学里的文学院只占大学的六分之一、五分之一。 
　　中国以前讲的“学问”基本上是今天讲的“国学”。在现代大学里，国学只是人文学的一部分，而人文学只是大学知识谱系里的一部分。今天大学的知识谱系表现在不同的学院学系。全世界都是这样的组织结构，科学，或是和科学相关的科系，地位不断地升高，甚至有的人把人文学（humanities）翻译成为“人文科学”。为什么？加上“科学”两个字位置高一点。其实是错的，我认为不应该翻译成为人文科学，应该是人文学。研究人的科学是心理学、生理学，不是人文学。 
　　自从大学成为知识工业的重地之后，社会发展依赖于大学、靠大学支持的地方越来越多，当然除了靠大学发明东西、创造知识之外，还有它培育的学生。大家有没有想到深圳在30年中为什么能够发展成这么有生命力、同时有相当高质素的城市？哪里来的人才？据我了解，深圳目前有3万个博士、硕士、大学生、留学生，这些人哪里来？都是大学提供的。深圳大学提供了一部分，最主要的还是向全国大学借才取才。大学对深圳的发展是不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现代的社会发展越来越深化，它需要上过大学的人才方可以做得来，否则做不来，所以世界各国无不发展大学，大学数目也就越来越多了。全世界在过去的100年，特别是二次大战之后，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大学数量剧增。1950年世界上所有大学生的数量才只有660万，1988年就已经增加到5800万。你看增加数目多大？以台湾为例，台湾在1950年左右大概只有86000个大学生，到了1988年就有一百八十多万。1940年，全世界只有3500所大学，可是到了1988年已经到了26000所，我们可以推算，今天大概会有3万所大学。 
　　美国在二次大战之后，它的18岁～22岁年龄群可以进入大学的大概是20％，到今天超过了50％。在经济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力的需求上，需要大学学历以上的，50年前只是占百分之十几，现在增加到30％，有的甚至到50％，从这一点你可以看出来，知识力、文化力和整个社会发展的相关性——而大学就是创造和培育知识力、文化力的地方。 
　　上面，我讲大学在现代社会的功能，现在我讲“大学之道”的古与今。“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我是用朱熹的解释。“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就是使人内在的、先天赋予的光明的德行发挥出来，“在新民”就是使得一般民众都能够得到好的教化，然后达到“止于至善”。这是“大学之道”。“大学之道”是大学之理念，大学之路。在中国古代，“大学”有另外的用法，并不指我们现在的大学，大学是指“大人之学”，是相对于“小人之学”讲的。比如说8岁小孩入小学要读文字学等，但是到了15岁要读大人之学了，要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那是四书五经，那是大人之学。所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它是把个人的道德、成才，和齐家、治国、平天下连在一起，要求达到至善的境界。大学终极的目标有一个：至善——道德的、伦理的最好境界。世界的秩序、文明的秩序必须有伦理这一面，就是伦理的秩序、道德的秩序。中国过去的四书五经和西方的《圣经》一样，都是讲德性，是德性的知识，或希腊人讲的“实践知识”。 
　　我们常常对一个不讲道理的人说，你这个人读过书没有？一个读书人应该讲道理，不读书才不讲道理。古人说：“读圣贤书所为何事？”做人啊！你要懂做人，过去经书里主要是讲如何做人、如何建立一个好的社会、一个善的社会，经书的知识我认为叫做价值的学问——好坏、错对，有价值的判断。你看看我们大学的一些校训，都是这样的。譬如说我去年到东南大学演讲，我问你们校训是什么？他们告诉我是“止于至善”。我们香港中文大学是“博文约礼”，博文之外还有约礼，都是讲怎么样做人。 
　　现代大学注重研究、创造知识，但同时也重教育，这样培育现代的公民。用蔡元培先生的话讲就是为国家培养“完全之人格”，就是培养“全人”。钱穆先生讲，中国过去的学问有三个系统：人统是做人的学问系统；另外一种是事统，是做事的学问系统；还有一种是学统，就是以学问本身为系统。他认为中国最重要的是人统，西方的中古大学也是讲人统。人统就是要讲做人之道。我退休之后开心的是有时间看DVD，我想你们不可能不看DVD吧？大家不要小看电影电视，这是现代表现文学想像极重要的载体。我第一个看什么电视剧？《大长今》！我是从头到尾都看了，好得不得了。你越看越像中国的，很多东西是讲中国的东西，中国女性最好的也像大长今，不仅仅是因为女主角漂亮，而是她表现的一种美德，是中国传统的女性美德。还有《医道》，还有《商道》。深圳很多人做生意，有没有看过《商道》的？有没有看过《医道》的？人不多。你们没有看过的人要记住，《商道》、《医道》也要看，为什么？《商道》、《医道》讲了半天也是中国的道。《医道》、《商道》讲的什么道？讲的是做人之道，你要做一个好的医生你必须先做一个好的人；同样，你要做一个好的生意人你也必须先是一个好的人，这就是做人的学问，这就是中国以前学问中的人统，做人的学问。我再说一次，中国古代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最终的目标是求一个“至善”的人间秩序。 
　　现在的大学老师除了教学之外必须做研究，必须在知识的创造上有贡献，否则他的位置就保不住，升级升不了。研究是现代大学里，尤其是研究型大学里必须要做的事情。但大学里，研究与教学必须有一个平衡点，太偏重知识的追求，太偏重研究，太偏重你发表什么东西，很多老师就不愿意把时间放在教学上，那就偏了，不好了。依我看，培育下一代人才，培育下一代“知识人”，是大学功能中的重中之重。讲到“知识人”，讲到知识，我们要明白，大学在知识的性质上也已有了转变。现代大学基本上是教人求真的知识、理智性的知识，而不是求善的知识、价值的知识，也即不是讲德性的知识。德性的知识是价值的学问。因此两种知识出现了失衡。为什么？因为新大学的大学之道不同于以前的大学之道了，现代大学之道变成：“大学之道，在明明理，在新知，在止于至真。”追求真理，追求“至真”，不是寻求“至善”。这个说明了今天的大学，尤其是研究型的大学，终极的目标是创造知识，是研究。所以现代的大学之道是“在明明理，在新知，在止于至真”。现代大学其实应有两个同等重要的功能：一个是培养人；一个是创造知识。现在这两者发生了紧张性。这种紧张性使得现代大学的功能失去了平衡，就是在“求真”方面成绩做得好，在“求善”、教学方面、培育人方面相对地减弱。 
　　我要讲一本书，是哈瑞·刘易斯（H. Lowis）写的《失去灵魂的卓越》（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副标题是“一间伟大的大学如何忘掉教育”。刘易斯是哈佛大学哈佛学院的院长，做了很多年，他说，哈佛在创造新知方面十分卓越，但是哈佛把怎么样提供好的教育的责任忘了，不再讲你应该怎么做人（不再讲“德”、“智”并重〕。大学的知识谱系里不再包括讲价值的东西。大学本来是求“至善”的，但现在是求真理，讲科学，记理智性的知识，讲你的病是怎么产生的，讲天体是什么结构的。在科学研究上做得很出色，但在伦理的反思上就极少，以至于在教育上出现了偏失。有人说哈瑞·刘易斯是一个勇敢的人，写了一本勇敢的书，他对母校哈佛这样的批评是很勇敢的。其实，我告诉各位，他的批评也适用到全世界的现代大学，特别是现代的研究型大学。 
　　蔡元培先生是中国现代大学典范的建立者，他知道大学把经学拿掉了，但大学中不能没有道德教育，他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的主张，宗教包含道德，也可说是以美育来代替德育，这是非常有创意的。他非常重视道德教育，亲自教授美学一课，此外，他还成立了进德会，参加的学生都变成会员，旨在增进道德修养，对学生来说德育成了一种课外的教育。 
　　我今天特别要讲大学之道有古与今，两者不能分开，如大学之道只为求真，不为求至善的话，现代大学就不能完成它的两个基本功能。根本上讲，大学应该把价值的学问与理智的知识同等同识。我认为大学都要有人文教育与通识教育，其中应包括学习中国过去的经典，特别是四书。于丹不是讲《论语》吗？大家都喜欢看。她就做了一件好事。像《论语》、《孟子》这些书都可以在大学里开一门课。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过《孟子》？我读过《孟子》，《孟子》读了以后，身体里会生一种浩然之气。它会转化气质，对你们个人的思想、行为都有帮助。你们是不是去买一本来读读？深圳书店一定有。 
　　深圳三十而立，我认为未来的另一个30年对深圳性格的形成比以前30年还要重要。你们有文化立市的自觉和自许那是非常值得恭喜的。但是我也要告诉各位，文化不是很短的时间做得出来的，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你要发展文化，文化也需有一些基础的设施、基础的结构。经济的发展有经济的基础建设，政治发展有政治的基础建设，文化也是一样。我举一个例子，我现在演讲的这个地方，是音乐厅，这就是文化的基础建设。你们的书城，据说是国内最大的一个书城，这也是一种文化的基础建设。你们有体育馆，这也是文化的基础建设，体育也是很重要的东西。还有其他很重要的，像博物馆等等。我告诉各位，大学就是树立学术文化的最重要的基础建设，这是一个重要的城市、一流的城市、伟大的城市必须要有的，它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因为知识的创造源自这里，人才的培育也来自这里。不错，有的人未读大学一样可以变得非常有成就，但是现在是越来越难的了，我们上一辈的人像钱穆先生没有读过大学，也成为大学的老师、大学者，但是这是少数又少数的，是概率极小的事情。 
　　深圳以它的人口结构，以它的经济力量，以它“文化立市”的发展愿景来讲，在未来30年当中，还应该至少有5所好的大学。现在很多人都把自己看成是过客，走了就走了，移民社会好像没有根。根，一个是看地缘。问你是哪来的？这是问你的家乡。又问，你爸爸是谁？那是血缘，从你父亲那里可以想像你会是什么样的。我告诉各位，血缘和地缘在现代会慢慢变得不那么重要，以后是“学缘”重要，你去找工作，他会问你是哪所大学毕业的，他很少会问你爸爸是谁，你是哪里来的。乡亲宗族的关系，不是现代的机构、大公司会在意的，但他们一定会问你是哪所大学毕业的。因此一所大学的品牌很重要，你是那间有声誉的大学毕业的，就可推定你不会差到哪里去。所以“学缘”会变成你的身份和认同的要素，将来人家问：你是哪里毕业的？我是深圳的大学毕业的，深圳的大学就成为文化身份。深圳在未来的30年，城市文化的发展是很根本的。深圳要成为一流的大都市，不只要有经济发展，也不只是物质发展，还要有文化发展这一块。我希望30年之后大家可以说，我们深圳不止有5所大学，而且都是一流的。谢谢各位！

　　提问：您好，金先生，我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现在在深圳一家公司工作。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现代大学正在走向行政化，包括学生的一些校园活动，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将来大学怎么样发展才能走上求善之路、求真之路？

　　金耀基：在中国不知道多少人都在为这个问题忧心，但是我想讲，大学走向行政化在某一个程度上是不可避兔的，而且是必要的。因为当一个大学不只是三四个人、五六个人、几十个人，而是已经出现几千人几万人的时候，你不组织制度化的话，是不能运作的。因此必然有一个颇大的行政组织，行政化是必然趋向。20世纪一个大的变化就是社会的组织化，这和传统社会是不一样的。当然行政化并不必然变成官僚化，行政化做得不好的话，就出现了官僚化。该办的事情不办，推延，这是官僚化；不应该你去管的你管了，这也是官僚化。行政化是中性的。行政化变成官僚化和中国的水土有关系，中国的水土容易出现官僚化。这个问题就牵涉到整个行政文化的问题。深圳有很多的跨国公司，跨国公司要做得好的话，一方面要考虑利用本地的一些东西与资源，这可以成为它的优势；另一方面必定要有一些规矩，比如中国习惯托人情讲关系，这些东西应该避免。你认真去看，会发现深圳已出现新的组织文化、行政文化。我认为官僚化的现象慢慢会减少，行政现代化是现代化中的一部分。 
　　中国的大学，百年来，命道坎坷，泥路崎岖，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反智洪流淹没了理性，大学遭遇了空前劫难。1978年后，国家重上现代化之路，大学才重获新机，30年来，大学尽管出现过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整体上说，发展得极快，成绩是应该肯定的。

　　提问：金先生您好，您刚才说深圳有很多大学生都学工科、经济科，所以人才的知识结构比较单一化。据统计，深圳是买书最多的城市，但是我们80％、90％的购书来源都是深圳书城。我们没有个性的小书店，这个城市无法允许这样的小书店存在，可能因为房租比较贵等等。而离我们很近的香港，有很多人才，很多元化。香港虽然房价很贵，但是我们看到，香港小的书店无处不在，到处都有。我想问的是深圳应该向香港学习什么东西？

　　金耀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说香港是文化沙漠，当然，从人类学的观点讲，香港是文化沙漠这个说法根本是不存在的。但从学术气氛来看、在上世纪60年代讲这个话，不是完全没有道理。那时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不久，香港的高等教育是落后的，学术“研究”是很少的，自中文大学开始才有研究所，学术研究才有制度性发展。经过了四十多年，今天香港的大学有几所已经排在世界上非常前沿的位置。人才很多是外面借来的。深圳目前从外面借人才不稀奇，深圳是中国的一个新兴的移民城市，所以它必须向中国所有的地方借人才。从城市的建筑讲，香港都市的发展形态很特别，香港的人和土地的比例太糟糕了，人太多了，土地太少了，建筑越建越高。你到欧洲很少看到那么多高的建筑，欧洲唯一高的建筑就是教堂的尖顶。为什么？人和土地的比例好，可以不建太高的房子。不高的房子可以看到天，踩着地，人离开地太久，并不舒服。中国城市将来人和地的比例如此，恐怕很难不走向香港这种形态。 
　　讲到书店的问题，香港读书的风气我认为谈不上好，但是市民求知的欲望有部分是很强的。为什么呢？它竞争性强，你不能不自己增值，不能不求知，但多数的书以实用性为主。香港的高楼多，高楼的地面很贵，楼上较便宜，小书店都是在楼上。香港书店不算多，比起台北差得很远。我相信你们继续推进读书月，深圳慢慢就会出现阁楼书店。深圳的书城听说是世界最大的，进了书城，一整天都可以在里面消磨，肚子饿了有东西吃，口渴了还可以喝茶、喝咖啡，什么都有，当然你不能靠一个书城。据我所知，深圳图书馆也多。要真正变成图书馆之城的话，最重要是读书的要多。我刚刚讲，城市的文化发展，一定要有一些文化的基础建设，学校与图书馆都是文化的基础建设。

　　提问：请金教授介绍一下您自己的求学成长经历。

　　金耀基：两个月前，我出了一本书叫做《学思与生涯》，内容是8位先生、女士在30年当中不同时段里对我的访谈，或者说是对话，多少反映我的一些学思过程。这本书不是我写的书，是我口述的。 
　　我在台湾大学毕业后在政治大学念硕士，然后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念博士，在政治大学教过书，在台湾商务印书馆做副总编辑。年龄大一点的人知道王云五先生，云五先生是一代奇人，学徒出身，但中英文了得，做过胡适的老师、中山先生秘书，没有读过大学，却是许多博士的导师。那时，他从政坛上退下来，主持台湾的商务印书馆，就把我找去了，因为我是他的学生。1970年，我从美国到香港中文大学，教了34年的书，担任过大学行政工作。我这一生是很平凡的，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在台湾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对中国文化的问题特别有兴趣，我就不断地看这方面的书。在研究所时，台湾那个时候有一场文化论战，但是我认为都是女人式的学术论与泛谈，根本没有抓住中国的问题的核心。1965年我第一次出国之后回台湾，我就写了《从传统到现代》，指出中国的唯一出路是中国的现代化。这本书出版那一年是文化大革命爆发的那年，我那时候对文化大革命是很不了解的，1967年我又出国了，我是拿奖学金再到匹兹堡大学去读博士学位的。1970年，我接受了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的邀请，第一次到香港，我真没想到，此后近40年我再没有离开香港，而中文大学成为了我安身立命之地。过去40年的变化是很大的，香港由一殖民城市变为一世界级的大都会，而香港中文大学也已是一所世界级的大学了。我有幸与香港、与中文大学一起成长。值得欣慰的是，虽然我长时期担任大学中不同的行政工作，但教学与研究始终是我志力所在，毕竟我出版了不少本书，也发表了一些有意思的论文。我很意识到我的写作兴趣很多，但我的学术关怀始终如一。1966年我出版《从传统到现代》，2004年我出版《中国的现代转向》，四十年来，我一直关怀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性的建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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