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当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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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当代意义

© 主讲：资中筠

资中筠

　　有人问我：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想它对我的潜在的影响大概从我一生下来就有。因为我的父母就是受五四运动影响的一代，他们是受益于“五四”的。但是，我有意识地从学术角度或者是从思想角度，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加以分析、关注，当然还是近几年的事情。近几年，我从研究国外的情况开始转到关注国内的思想，当代思想和近代思想史的问题，接触到了这方面的一些人和著作，于是就开始考虑这些问题，所以跟自己的切身经历、跟现在所关注的学术方面的问题都是有关系的。 
　　关于“五四”的话题年年都说，而且也有各种各样的文章来研究五四运动，研究“五四”的新文化，研究“五四”时期的人物，有好多人在研究。那么我还能说什么呢？好像都是老生常谈了，但是我自己觉得还是有话说。今天要讲的是针对非议“五四”的一些说法，然后再提出我的看法来。 
　　非议“五四”的有三个方面的说法：一个就是觉得反传统反得太厉害了，把中国的文化都断裂了，让中国人丧失了文化上的自信，全盘西化了，变成文化殖民地了，也就是说虽然外国没有在土地上征服中国，现在中国已经变成外国的文化殖民地了，有这么一些说法。还有就是说，中国文化的断裂应该由“五四”时候的批孔来负责，因为“五四”提出了打倒孔家店，其实打倒孔家店并不是五四运动提出的，至于是什么人提出的，现在都不可考，据说也就是一个不知名的人在很激动的情况之下喊出了这样的口号，总而言之就是这么一回事。曾有人写过文章，把打倒“孔家店”偷换为砸烂“孔家店”了，于是就跟“文革”完全连在一起了，把“文革”的语言套到了“五四”时代的人的头上，就说他们要砸烂“孔家店”。其实这个语言他们根本没有，而且也绝对不想砸烂，“五四”时期的所谓打倒只是精神上要冲破一个禁锢。 
　　大家对“文革”的批林批孔都记忆犹新，但五四运动的时候是怎样反传统的，一般的人不去好好研究，所以这个东西很有煽动性。“五四”的时候是打倒孔家店，而大家都知道“文革”的时候批林批孔，弄得这一代的人都失学，造成了文化上的断裂，于是就把这些根源都怪在五四运动的身上。所以我要着重讲一下，“五四”的所谓反传统和“文革”的批林批孔究竟区别在什么地方。
　　第一个要说的是“五四”的反传统的方向是什么。这个“五四”，不是1919年5月4号，而是指广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反的是政治上的极端专制的制度，从文化上讲就是以孔孟之道、以三纲五常为口号的，把人的思想完全禁锢起来的那种礼教，就是鲁迅所说的吃人的礼教，反对这样的一种极端顽固的传统和把人的思想全禁锢起来的一种习俗，一种习惯的势力，这个势力一方面是有政权的势力在支持的，但更重要的是它渗透在整个的社会里。 
　　譬如说你想到学校去，那时候学校已经开始有新学堂，也教了一些新的课程，回来之后，立刻就不行了，家长就觉得你学的那些东西都是离经叛道的，所以一些新思想根本进不来，那么要男女平等，要女的去上学，或者是能够婚姻自主，是根本谈不到的。所以对于那种非常顽固的势力，要是不大声呐喊去反对它的话，你就寸步难行。所以在当时这么一种形势之下，有一些比较激烈的言论是正常的。要冲破这种专制文化，然后再引进科学和民主这些西方文化的精华，当然在今天看来，你说科学发展到科学主义了，又有它的弊病了，民主也有很多问题等，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反专制要民主，反愚昧要科学，这一对矛盾是非常明确的。这个方向本身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新的观念从哪儿来？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的话，你自己绝对没有独立的思想，所以从那个时候到今天，我们已经走得很远了。但是这一代先驱的努力是功不可没的，这是个方向问题，就是把中国推向现代化，推向民主，推向使得人开始有人权。 
　　第二个就是这场运动的主力是哪些人。刚才我说了，就是一些先觉悟起来的知识分子，他们已经有了很深的传统文化的修养，同时也睁眼看到了国外的一些东西，接受了一些外来的新思想，他们身上有着很强的社会责任感，承载着社会的良心。可以这么说，他们这种忧患意识继承了中国从前士大夫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优秀传统，他们觉得自己有责任要把它普及开来，所以他就要大声地呐喊。因为他们的声音在当时不是主流的，所以有的时候言论就比较激烈。 
　　第三个就是它的后果是什么。在我着来，文化一点儿没断裂。为什么呢？假如说把1919年划为一个分界线的话，那么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的文化情况是什么样的呢？那个时候，我们今天所熟悉的那些老学者，像冯友兰、张岱年这一批人，包括我们可以举出的好多好多人，蔡元培办学召集的那么多精英，一些名教授，就是我的老师那一代的名教授，包括自然科学的，现在我们的科学院院士，大概八九十岁，或者刚去世的，这一代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受益者。先不说自然科学，就说人文方面，是不是跟传统文化完全断裂了呢？就我自己的经历来讲，我上学的时候也就是三四十年代的时候，上小学和中学的时候，我念的古文是很多的，那个时候国民党的政府教育局所审定的国文课本里头，古文占的分量相当大的，另外有的时候还读经，四书五经选读也有的，就是说那个时候我们的文化是没有断裂的。 
　　把文化割裂算在“五四”头上，是不公平的，而且是不符合客观现实的。所以我还是认为，五四新文化的精髓就是在继承传统文化的最优秀的、精华的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以便更新我们的古老的传统文化。一个古老的文明，如果没有革新的话，是不可能进入现代化的，这个革新又必须要吸收外来的文化，特别是在今天全球化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的时候，不吸收外来的文化是不可能的，但是也不可能完全西化的，只有你吸收的是好的还是坏的之说，你把那个坏的东西要了，好东西不要，吸收的都是糟粕，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不能怪在西化身上。所以“五四”精神应该学习的是吸收外来的精华，扬弃自己的糟粕，继承自己的精华，自然而然自己的精华就会保存下来。 
　　对“五四”的第二种非议是相反的，它的声音不是很大，就是说“五四”这一代人，特别是以陈独秀他们为代表的这些人太崇拜法国大革命了，法国大革命代表什么呢？代表激进的暴力革命，就是从这里开始，他们培养出了一大批激进派，激进派后来接受了十月革命的暴力，以至于以后的各种各样的坏事，都要“五四”这批人负责，我也觉得有点牵强。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大的成果在于解放思想，解放了思想以后，各种各样的思想都进来了，它所起的作用就是，什么都是可以想象的，本来是除了孔孟之道什么也不能想象，其他的全是歪门邪道，全是异端邪说，那么“五四”打破了这个迷信之后，什么东西都是可以想象的，所以实际上二十年代初一直到三十年代，差不多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思潮都在中国有反映，从无政府主义到自由主义，到马克思主义，到法西斯主义，就连所谓国家社会主义在中国都有代表人物，都在那里争过，“五四”实际上它造成了一个可以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是它并不能够为后来取哪一派学说，或者哪一派思潮占上风，甚至变成了哪一种政治革命负责。“五四”打开了大门，使得各种思潮都能进来，至于后来怎么选择，那是后来的事。 
　　第三个非议就是，一个社会的前进，一个民族的崛起，制度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文化是空的，它不起作用，所以“五四”这一代人用很大的精力去改造文化是选错了重点，真正的仁人志士要改造中国，要革新中国，应该是改变制度，而不是去革新文化。比如说严复说的开启民智，梁启超的新民说，也是要改造中国人的思想，实际上这些都是不必要的，你要做的事情是改造制度。 
　　所以先有制度还是先有文化这个问题，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你很难说哪个是在先，问题就是在于必须要从中国的现实出发。 
　　中国在皇权制度底下已经存在了两千年了，大多数人所认可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就叫作文化，这个制度所形成的文化反过来会维护这个制度，使得任何改造都非常困难，很难冲破，因为你一要搞一个新的事，马上就会引来所有人的反对。我记得大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王蒙写过一篇短篇小说，叫《坚硬的稀猁》，讲一个家庭里头，有一个老爷了，家里的一切都得他说了算，结果到底是吃粥还是要换一换不吃粥，都是很困难的，它很有象征意义。这就是一种文化，这就是为什么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老百姓觉得没有皇帝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他忍无可忍了，起来造反了，揭竿而起，然后就是成王败寇，成了王之后，他的记忆里头还是当皇帝，还是照样建立一个朝廷，还是实行皇权专制，中国整个的历史不就是这么周而复始的吗？造反的时候，革命性非常强，而且都是很值得同情的，好像都是讲平等，等到他造完反之后，一上台，他能够建立的还是一个皇朝，他想不起别的东西来，因为文化里头就没别的东西。我觉得中国只有在受到外来的这些影响冲击以后，才忽然发现，原来还可以有另外一种方式，这就是一种文化的改造，没有这种文化的改造，就促进不了制度的改造，否则的话，他根本不能想象，除了皇帝之外，还有别的方式可以建立一个政府，而且这种无形中的文化的束缚、文化的习惯势力还是有很大的韧性的，制度是刚性的，但是自然而然的，一不小心又滑到了皇权专制里头去了。 
　　第二就是说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也是寄托在明君身上，另外中国的统治者一旦掌握了最高权力之后，他认为自己是奉天承运，他自然就是应该掌握生杀予夺之权的，这就造成了即使是刚性的制度改了的话，里头有无数的潜规则，这潜规则就是文化，就是大家所习惯的一种做法，不管明文规定的条例是什么，法律是什么，但是自然而然就有那么一种习惯势力，我还是按这个做。所谓干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非常大的，他可以做非常好的事情，也可以起非常坏的作用，但是这个东西是可以改的，并不是不可以改。改造在什么地方，我觉得就是需要启蒙。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就是起了一个启蒙的作用，还没有完全启蒙，当时也就撕开了一点头，使得各种各样的思想都能够进来了。所以说文化和制度的关系就是这么一种关系，思想不改变的话，制度已经改了，并且明文规定应该这样，但是大部分人的思想都还没变的话，就会又滑到原来的地方去。比如说亚洲很多国家也实行什么议会制度、选举制度、三权分立，什么都实行了，但是在客观效果上就不太一样，还是乱得不得了，到时候还是枪杆子说了算，好几个国家都还是这样，我觉得这跟文化基因有关系。但是有的人也举这样的例子来说明，说这些国家根本就不适于民主制度，我觉得不是这样，倒过来说，就说明它的文化还需要改造，需要一步一步，扬弃一些旧的东西，吸收一些新的东西，但是这些都离不开它原来的文化的土壤，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所以文化和制度是相辅相成的。 
　　我觉得五四运动的大方向主要还是要理性的，如果没有了理性的话，那是非常可怕的，你随便释放一个，比如说造反有理，一下释放出来了，你到底是为什么有理，造谁的反，达到什么目的，什么都没有，只要是反就行，那就不得了，而且谁都有对自己的处境不满意的地方，我哪一点不满意，都可以蔑视一切法律法规去造反，那是很可怕的。所以我觉得法制精神还是非常重要的。

　　王鲁湘：这里有几个网友的问题，都是向资中筠先生提出的。一个网友的名字叫“我能改变世界吗”，他认为“五四”仅仅是一个启蒙运动，而启蒙是一种很急功近利的一种文化立场，它很难从一个长远的意义上来发展文化和建设文化。您同意他的这个看法吗？

　　资中筠：我对启蒙的理解，正好相反，我觉得启蒙就是为长远打开道路，就是说本来是封闭的，给你撕开了，然后你就看到外头，原来还有这么好的风景，这样你就可以有所选择，至于你上哪儿去，那是你以后你自己选择的问题。并不是说，你必须这样，或者你就必须那样。但是如果把五四运动作为一种急功近利的文化运动来理解，恰好就把它变成一个单纯的反帝爱国运动，就是为了反对当时的“二十一条”，反对与帝国主义国家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等等。在当时，有这样的情况也是无可厚非，也是需要的，但是我认为“五四”的启蒙恰巧是一种长远的爱国运动，而不是说启蒙是急功近利的。

　　观众：我想就你观点里所讲的自由言论和启蒙民智提问。我认为，自由，目前我们国家的知识分了特别需要这种自由民主度的解放，但是对于一般人民而言，他们的民智的启蒙是要由知识分子来完成的，我觉得，知识分子需要的是一种制度解放，而下层的民众需要的是一种文化上的启蒙，二者在时间上是不是有一定的先后顺序？

　　资中筠：我觉得说中国现在确实存在各个阶层的人的要求不一样的现实。对于每一个阶层的人说起来，他确实有不同的需求，比如说法制，一个学习法律专业的大学生下到农村，他本来是要进行普法教育的，让农民能够懂得如何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为自己维权，结果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就是说这些农民的需要完全不是这样，法制离他们太远了，如果你真的去叫他们随时都拿起法律的武器来去打官司的话，完全是害他们，结果就是他们会非常倒霉，而你也保证不了他一定能够受到法律的公正的对待。所以他就发觋，这还是与理想差一步。所以真的要去贴近老百姓。我现在年纪太大了，做不了这样的事情，但是我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更加贴近老百姓，了解他们真正的需要，不要好高骛远，不要就说大话，要一步一步了解他们真的需要什么，假如有很多的人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的话，它就是一种新的启蒙，但是这个启蒙是在不同的层次，在不同的地域，根据不同人群的要求慢慢进行的。

　　观众：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有人认为五四运动的一大遗憾，在于它处在一个非常矛盾的时期，一方面这个时期群情激荡、热情澎湃，另一方面这个时期又推崇理性，崇尚科学；同时，这个时期，大家又抵制宗教，诅咒一切可能个人崇拜的东西。再一方面，他们对个人崇拜的偶像又有极大的需求。您怎样看待这种矛盾呢？

　　资中筠：是存在这样的矛盾。这也导致了后来的人有不同的选择。我记得李泽厚就启蒙和救亡的矛盾做过一定的解释，结论是救亡压倒了启蒙。但是我觉得启蒙本身也带有救亡的意思，只不过它太长远。而爱国运动就是一个很实际的救亡。帝国主义真的打进来了，这是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局面——真刀真枪地给打进来了，所以就没办法再慢慢地好整以暇地从从容容地去干这个、干那个。然而我觉得，正好有这么一代人是继承了“五四”的优良传统，成为后来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那种时代精神，既救亡又启蒙，他们一方面做着非常扎实的学术工作，在那个时代创作出了很多鼓舞后人的名著；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在进行救亡的工作，在他们的带动下很多学生都上了战场。这个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结合。

　　王鲁湘：有人对“五四”的了解仅仅止于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街头的反帝大游行；有人对“五四”的了解，仅仅限于几个朗朗上口且非常解气的大口号。有人认为“五四”颠覆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人丧失了精神家园；有人认为，“五四”引进了新的文化基因，今天的一切社会进步都从此开端。有人说，要告别“五四”；有人说要发扬“五四”。孰是孰非，争论还将继续下去，但是所有人都会怀念“五四”，怀念那种狂飙突进的文化启蒙，怀念那种处事横溢的浪漫激情，怀念那种百家争鸣的思想解放，怀念那个民族呼唤文化英雄，而文化英雄应运而生的千年一遇的大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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