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英子：忆储安平先生

冯英子在书一方 2019-07-30

┃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

忆储安平先生

储安平

　　大概是三四年前，我写过一篇怀念储安平的文章，寄给储安平曾经工作过的报纸，过了几月，杳无音汛，于是我给总编辑先生写了封信，问他是不能登、不想登还是别的原因。过了几天，总编辑先生把稿子退还给我，没有写一个字。这是不表态的表态，我当然懂得。后来，有一位朋友见义勇为，把这篇文章寄给了同储安平有点关系的一家杂志，可是也是石沉大海。做了几十年的“右派”，受尽折磨之后，谁也不知道他是否还在人世，可是连一篇怀念他的文章也难于用出，则是出乎想象之外的。
　　为什么不能用、不提一提储安平呢？我自然也心照不宣。鲁迅先生写过一篇《为了忘却的纪念》，既然不能纪念他，我也只能把他设法忘却了。我同储安平谈不上有什么深厚的交情，只是彼此踽踽独行在人生的道路上，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交叉点上碰在一起罢了。我们一起办过报，一起写过文章，可是仅仅这么一点，要忘却他也不容易。他的声音笑貌，好像经常在我眼前，不把它写出来，也好像欠了他一笔债未曾还清一样。前几天，铸成同志介绍储安平的侄女来找我，说要收集一些储安平的资料，为他写一传记，这倒引起了我重新写一篇怀念安平文章的欲望，即使是一鳞半爪吧，也算为历史留下一点真实的记录。
　　那是1945年的春天，我在湖南晃县办一张《中国晨报》。晃县是黔湘边境的一个小县，照现在说法是一个穷山沟，可是就在报纸出版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对中国大陆的最后一次进攻。晃县的边上是芷江，那是美国航空队的基地，每次轰炸日本，都由芷江出发。日军的攻击矛头对着贵州，我怕他把攻略芷江作为目标，倘芷江一失，晃县自亦难保，因此我们决定把报纸搬到辰谿出版。
　　《中国晨报》的社长叫李宗理，他是一位湖南大学的学生，一个偶然的机会做了几年税务局长，发了财，投资办报。他也听说储安平能办报，那时安平在兰田师院教书，李通过关系，把他重金礼聘来做主笔。到报纸在辰谿出版的时候，储果然应聘来了。他是宜兴人，储南强的侄子，皮肤白哲，长身玉立，一副秀里秀气的知识分子的腔调，温文尔雅之至。那时他已与端木露茜离了婚，身边带着一个三四岁大的孩子。《中国晨报》的编辑部设在铜湾溪，而营业部则在辰谿的街上。从铜湾溪去辰谿，隔着一条辰水，辰水上没有桥，靠小划子摆渡，上坡下坡，上船下船，安平都背着他的孩子，父亲而兼母亲，生活非常艰苦。有时我们觉得他很累，帮他背背孩子，他总含笑谢绝。我们发现他有一股坚忍之气，有时也觉得他有一种涯岸自高的知识分子的傲气。
　　我们铜湾溪的房子是一排沿坡而筑的两层楼的木屋，底层做排字房和机器房，楼上则是一间间的小屋，每人一间，屋中的家具完全竹制，竹床竹凳。安平与我贴邻而居，有时就互相串串房，天南海北，无所不谈。
　　《中国晨报》在辰谿是5月份出版的。1945年5月，正是欧战急转直下，希特勒自杀，纳粹德国向盟军无条件投降的时候，储安平为《中国晨报》写的第一篇社论，即是谈的此事。他在分析了欧战形势之后，对于希特勒的死不胜惋惜之意，认为希特勒也是“一代人杰”。我拿到这篇社论，很伤脑筋，发呢，不同意他这一论点；不发呢，他是重金礼聘来的主笔，岂有第一篇社论就碰壁之理。同副社长严怪愚商量了很久，最后还是决定发这篇社论，第二天我再写一篇社论，以否定他的“一代人杰”的论点。
　　安平的作品，通晓扎实，说理明晰，逻辑思维很强，常有他自己独特的意见，为他人所不及。那时《中国晨报》能执笔写社论者，有吴希之、姚家积、黄达三、严怪愚等人。吴是莫斯科大学的学生，识见高超；姚是清华大学的学生，文笔精美；黄、严均为湖南大学的同学，在湖南以文名著称。然而安平落落寡合，倒是同我还比较谈得来。他不想留在湖南这个山城里，想去重庆创一番事业。他一再建议和我合作，去重庆办一份晚报，他负责评论、编辑部，我负责经理、采访部。非常清楚，他认为我还可以做他的副手，余子碌碌，不足道矣。我当然不会离开《中国晨报》，因此这样的煮酒论英雄，也只是论论罢了，并无什么结果。
　　安平在《中国晨报》只搞了三个月左右，即带了儿子去重庆。他在重庆得张稚琴的支持，办了一个《客观》周刊。那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中国晨报》决定迁汉口出版，我先期到了上海去采办设备，而由黄达三带报社同人到汉口。《中国晨报》在辰谿被国民党政府当作湘西的《新华日报》，湘西这个地方，天高皇帝远，李宗理又是暴发的“财主”，有钱好使鬼推磨。但迁去汉口，当然不是这个形势了，我当时设想是不管如何先在汉口出了再说，因为只要能出版，其他问题就好办。但李宗理毕竟是个官，他想到了向国民党宣传部申请，要安平去联系，申请《中国晨报》迁武汉出版。这申请却出了毛病，国民党宣传部当然不同意这个湘西的《新华日报》迁到武汉去出版，而李宗理这时则别有意图，也就顺手推舟，赖在长沙不走了。这就导致后来《中国晨报》的关门。我当时认为安平替李宗理去请示宣传部，太书生气。看来这一点书生气，正是他后来的致命之由。
　　《中国晨报》停刊的时候，储安平也决心离开重庆，回上海去打天下了。他摆脱了同张稚琴合作的《客观》，回上海办一份《观察》。后来曾养甫的弟弟曾宪立告诉我，他当时也在经济上给予储安平以支持。1946年我回到了江南，先在南京工作了一个时期，后来回到苏州，在《大江南报》挂了一个社长的名，也在上海民治新专教一点课，经常往返于苏沪之间。这时安平的《观察》办得很有声色，在当时死气沉沉的上海杂志界大出风头。它比较客观地报道了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大失民心的作为，批评国民党政府的种种弊政，以敢言著你，极受知识界的好评。到1948年时，《观察》的声望己到了它的高峰，储安平这个名字，在上海也非常响亮。他那些干净利落、情文并茂的文章，受到读者的欢迎。
　　那一年我的《大江南报》已被封门，安平有一次忽然写信给我，约我到《观察》去做经理。他的信中开列了一系列条件：一，给我以教授待遇；二，如果我同意住亭子间，可一个人住一间；倘住前楼，两个人合住一间；三，每周工作六天，一天休息。大概还有几条，我己记不起来了。其实我那时正想和王造时合作，办一名叫《自由》的刊物，由我主编。如果去了《观察》，就不好办《自由》了，而且事实上我也不大想去干经理这一行，因此没有马上给他回信。
　　不料过了几天，储安平己到了苏州来了。那时苏州苏纶纱厂的老板严欣淇在西美巷办了一个“裕社”，用以交结、拉拢各方面的人物，储也住在“裕社”。他到诗巷我家来看我，我们回顾了在湖南时的工作，他又一次希望我和他合作，问我为什么不给他回信，是不是因为条件说得太具体了，有损我的尊严。他说他因受在英国留学的影响，做事也像英国人那样，把条件讲得非常清楚，要我原谅。其实我根本没有想到这些，只是如实告诉他我与王造时的计划，打消了他和我合作的希望。
　　1948年的下半年，军事形势的发展对国民党政府越来越不利，社会上物价飞涨，各地的学生运动此起彼伏，这时《观察〉的言论也日益为国民党政府所不满，对它的压力与日俱增。那时我也因《大江南报》被封之后，苏州地方当局对我不很放心，他们用各种方法造我谣言，最方便的当然说我是共产党，因此我也不常住苏州，大部分时间在上海打溜，这里住一天，那里住一天。张稚琴家中的客厅，则常常是我“行宫”。有一天在路上碰到储安平，他约我到他住处去长谈。
　　那时他住在八仙桥青年会的宿舍里。他同我谈了《观察》当日处境，问我有什么办法？我当时建议他：如果维持规在的立场，出亠期算一期，能拖下去最好；倘要改变立场，则不如停刊，以待将来复刊。这个“将来”，大家是心照不宣的。他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他认为他撑下去已经相当困难，是不是可由我去接替他，支持下去。我因当时已决定去香港，没有接受他的建议。据我所知，后来他是请了笪移今同志来支持下去的。
　　1953年秋，我结束了香港《周末报》的事务，调上海工作。从广州到上海的旅途中，我特别去北京绕了一下。那时安平在出版总署任出版局局长，开始做官了。我去出版总署找他，发现他穿了制服，有如临风玉树，一表人材，人也微微发胖了，不复是在辰谿时的憔悴。那时解放不久，大家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他告诉我已经重新结婚，欢迎我到他家中去玩。很抱歉，我没有到他府上去，只是后来在奇珍阁的一次宴会上，看到安平和他的新婚夫人，年轻、漂亮，两个人在一起，正是一对璧人。
　　50年代我都在上海，安平去《光明日报》之后，来过一次上海。他找人谈办报理想，找人写文章，是想大有作为的。有一次问我怎样办好《光明日报》，我哪里谈得出来，但答应他可以写点零零碎碎的文章。那是我与安平最后一次见面，因为不久之后，他就一跤摔了下来了，成为全最“顽固”的“右派”了。
　　“反右”前后那一阵子，我在《新闻日报》做夜班，有一天收到了一份新华社的稿子，就是储安平关于大和尚和小和尚的发言，我一读全文，发现此君又如在《中国晨报》写社论一样，抒发他的独特意见了。编辑们大家叫好，我不同意放在一版，把它放在三版下角登了。第二天《文汇报〉是一版头条，《解放日报》也放在一版，我一下变成编辑部围攻的对象，贴报栏上贴满了责问我的大字报，傍晚举行的编前会议上，好几位同事对我大张挞伐，要我说明为什么不把储安平的文章放在一版？那时我当然还没有听到过“引蛇出洞”这样的“名论”，只是凭我对储的理解处理，可是我能解释些什么呢？后来反右一开始，储的那篇文章竟成他“反党”的铁证，这倒出我始料之外的。
　　储安平变成了“右派”，而且据说是“死不改悔”的右派。储安平对于办报有他的理想，一句话，就是书生论政。他很向往于伦敦《泰晤士报》那样的报纸，言论能影响政府的决策，但是他毕竟是个书生，没有看到中国的现实，怎么会允许有一家《泰晤士报》呢。他的接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是他踌躇满志之时，以为从此可以振翅高飞，直上重霄了。其实，那抛物线到了顶端，也就开始了下降之时，而且更没想到，他的腾达仅仅是昙花一现，马上枯萎了。从他被划为“右派”之后，我先是听说他被送到新疆去改造，后来又听说他从新疆跑掉了，最后又听说他到青岛投海自杀了，人言言殊，谁也弄不清楚。一直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国“右派”绝大多数已经改正，却始终听不到储安平的消息，我想，他是凶多吉少，活在世上的可能是微乎其微了。
　　安平对于新闻工作有着特殊的爱好，也特别喜欢跑政治新闻，记得他有一次同我谈起，他认为一个记者要有一枝笔，一只照相机，一辆汽车。他认为有了汽车，可以结交许多重要的人物，得到许多独门消息。那时我们在远离政治中心的山沟中办报，而前线的消息也不那么美妙，大局如何，很难预见，但他却想得很远，为战后的工作勾出一幅蓝图，这也说明了他对新闻工作的执著和信心。然而谁想得到，他不是倒于新闻工作的岗位上，却倒于一次政治运动中，“引蛇出洞”，这条蛇，终于成为祭台上的牺牲品了。我听到安平跳海的传闻之后，不宁者几日，像这样一位同志，如果不是过早地陨落，是可能对新闻工作作出更多贡献的。
　　安平这个人，受过英国的教育，相信英国的制度，他以为威斯敏斯特那一套章法，是一种民主，因此一谈心，他总以为是可以效法的；他才气纵横而骄傲绝顶，万事不肯下人，其实归根结蒂他只是一个书生，当别人在引蛇出洞之时，他却自投罗网，竟以身殉，这不仅是知识分子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
　　这篇短短的文章，竟然断继续续的写了几天，前半段写于上海，后半段成于北京。1987年的元旦，北京大雪纷飞，全市银妆素裹，一派和平印象。过去的历史过去了，但愿消逝的历史，在人间永不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