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晚年由谁供养

┃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

陈独秀的晚年由谁供养

© 马嘶／文

　　抗战爆发后，陈独秀被释出狱，1938年迁居四川江津一偏僻山村，他没有正式工作，没有经济收入。他的生活到底由谁供养？这又是一个众说纷纭的历史遗案。 
　　陈独秀一生中被捕过5次，最后一次是在1932年10月16日被国民党“中统”特务作为重要政治犯逮捕的。被捕时，他正患着胃溃疡，卧病躺在他居住的上海岳州路永兴里11号。 
　　陈独秀是同其他一些托派领导人差不多同时被捕的。《申报》1932年10月18日第15版登载了如下消息：

　　经两昼之搜捕而破获 
　　陈等十一人均解公安局 
　　共产党内有所谓托辣司基派者，在沪组织青年团委员会，举有委员五人，处理党务。陈独秀实为此派领袖，废纵指使，该党党员，咸维马首是瞻，其委员会规定每星期开常委会一次。迩来陈以体弱多病，每值会议及指导工作，则由谢少珊代理。当局以该党专事宣传赤化，且陈独秀早经政府通缉有案，爰严令警务人员密查拿办，以遏乱萌。最近始由市公安局侦悉陈及该党重要分子藏匿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各处，经公安局长文鸿恩咨由第一特区地方法院掣发搜查票、拘票，派总巡捕房政治部探员会同嘉兴路捕房中西探员，于十五日（上星期六）午后二时半，开始活动，费两昼夜之时间，至十六日午夜止，凡该党著名人物，大都弋获，搜出之宣传共产文件书籍，尤为汗牛充栋，诚可谓自清共以来第一起巨案也。兹述破获各处机关及审讯情况如次： 
　　春阳里获五人…… 
　　陈独秀之形状　春阳里搜查后，即赴岳州路永兴里十一号搜查时，陈独秀正在室内，该探等立予逮捕，并在其室内抄出中、日、俄三国文字之共产文件甚伙，连陈一并带入捕房。陈为皖人，现年五十四岁，迩以多病，貌甚清癯，唇蓄微髭，发已微斑，衣淡蓝色哔叽长衬，戴淡黄色呢帽。被拘入捕房后，捕头诘悉其有病，当派探送往工部局医院，旋经医生诊察得厥疾并不甚剧，认为尚可受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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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独秀被捕后，解往南京。他的被捕，引起了海内外一些名人的抗议和营救，各报也纷纷发表消息和文章，报道、宣传此事。蒋介石不敢用军法审判陈独秀，就把陈独秀从军政部的军法司解到法院去，交法院审判。在法庭审判时，陈独秀自撰了《辩诉状》，他“四周瞻顾，态度自若”，侃侃申辩，检察长被驳斥得十分狼狈。但最后仍于1933年4月26日“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公民权15年。判决后，陈独秀不服，又上诉到最高法院，历时年余，最高法院刑庭判决为有期徒刑8年。 
　　此后，就如前一章所言，经过多次斗争，他争取得在狱中治学著述的条件，也便有了那样一些著作。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派周恩来、董必武等进驻南京，他们向蒋介石提出兑现“西安事变”协议中“释放全国政治犯”的承诺，蒋介石才不得不同意释放全国政治犯。8月26日，日机夜袭南京，狱中也投掷了8颗炸弹，第二天，这些政治犯们便都被释放，陈独秀便从此恢复了自由。 
　　陈独秀出狱后，与妻子潘兰珍先住进了傅斯年家中，后来又住进金陵女子大学教授陈钟凡家。他们皆是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时的北大学生。蒋介石妄图拉拢陈独秀，派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朱家骅来晤谈，要陈独秀组织一个“新共党”，被陈独秀断然拒绝了，后又请陈独秀担任国民政府劳动部部长，他也拒绝了。这样，他坚决抛弃了居家进身求荣、“老有所终”的机会，甘愿过清贫生活。胡适奉蒋介石之命去欧美以外交手段寻求外国支持时，也就为陈独秀联系了美国的一家图书公司，请陈独秀到美国去写自传，那也可以不愁吃穿，解决了经济上的困难。陈独秀托传话人告诉胡适，他年事已高，不愿去美国。他又断绝了一条求生之路。上海的托派组织请他去上海重整托派，他也拒绝了 
　　不久，陈独秀夫妇便离开南京去了武汉。在武汉，他曾应邀到华中大学去讲演，题目是《抗日战争之意义》。到汉口青年会讲演《我们要得到怎样的胜利及怎样得胜利》。在武汉期间，陈独秀不断地为与延安、托派组织、国民党等各种关系的纠葛而烦恼着，他想离开政治，老归山林，做一个平民百姓。 
　　1938年6月，武汉的形势紧张起来，人们都纷纷离开武汉去重庆，陈独秀也想走了。他打算去四川，他手边还有以前刘辅丞送给他的川资500元。陈独秀让包惠僧帮他找船，包惠僧从南京到汉口时，陶希圣交给包惠僧200元钱，说是北大的几个同学凑的，请他转交给陈独秀。陈独秀收到北大同学的钱，很是感动。 
　　1938年陈独秀将从安庆逃难来的老母谢氏、儿子松年、儿媳等几个人用火轮送到宜昌，又将逃难来到武汉的大姐一家人也送到宜昌，他便于7月2日与潘兰珍、包惠僧等去重庆。他暂住在禁烟委员会主任李仲公办事处。 
　　在重庆期间，《时事新报》请陈独秀为他们写稿，一篇稿子付稿酬三四十元。为了生活，陈独秀隔几日便写一篇文章，有时也应邀去演讲。一天，北大的老友沈尹默来看他，见他形容憔悴，气色不佳，便劝他离开政界，到山中歇息一番，不要再计较什么声名了。临别时，沈尹默还以诗相赠。诗中有“声名晦已久，不挂齿颊间。时乘逐入市，曲尽宜归山”之句。这很合陈独秀的心意。此时，他已有归隐之意。 
　　过了一段时间，在江津开医院的邓仲纯来到陈独秀借住的石板桥15号通源公司找陈独秀，邓仲纯是陈独秀留学日本时的同学，那时他在东京帝国大学学医。邓仲纯是想接陈独秀到江津去住。邓仲纯说：“江津是个小城，气候比重庆凉爽，且敌机轰炸也少，白沙镇驻进了不少大机关，国立编译馆也在那里，人们常常提起你。” 
　　于是，1938年8月3日，陈独秀、潘兰珍便离开重庆去了江津。江津距重庆120里，坐小火轮四、五个小时便到了。陈独秀把老母也接了来住，但到1939年3月22日，78岁的老母谢氏便病逝了。谢氏并非他的生母，她一生未曾生育，陈独秀自幼过继给她为嗣子。 
　　老母逝世后，陈独秀的身体健康也每况愈下，高血压、胃病、心脏病接踵而至。他许久没有写文章，也就无从获得稿酬，生活来源也断绝了。陈独秀便陷于生活窘迫、贫病交加之中。 
　　蒋介石曾派胡宗南和戴笠携带水果、茅台酒之类礼物去江津白沙微服私访陈独秀，陈独秀不卑不亢地应对了他们的来访。 
　　后来，江津县长黄鹏基安排陈独秀夫妇迁居到江津县城大西门外15公里左右的鹤山坪施家大院——“延陵别墅”。这是江津一中校长施明璋的家。这是个偏僻的丘陵之地，环境清幽静谧，他暂时安顿了下来。 
　　一天，陈独秀到江津县城的旧书摊上去翻书，见书摊上有一本《杨鲁丞读〈皇清经典〉》的稿。他觉得对自己撰写《小学识字教本》很有参考价值，便购得了这部手稿。第二天，他与邓鹤年叔侄谈起手稿之事，他们告诉他：这杨鲁丞是清朝二甲进士，家中藏书颇丰，著述亦很丰，他家就住在鹤山坪施明璋家二里远的地方。杨鲁丞的孙子杨庆余是江津中学教员，他想把祖父著述的六部遗著整理出版，希望有一位名家代为校正、整理并作序。不久，杨庆余知道了此事，便邀请陈独秀住到他们杨家旧宅，帮他完成这夙愿。 
　　陈独秀高兴地接受了杨庆余的邀请，便与潘兰珍搬进了鹤山坪石墻院杨鲁丞旧居——杨氏山庄，一直住到他逝世。 
　　关于陈独秀晚年居住的鹤山坪，靳树鹏在《陈独秀辞世前后琐事考（一）》中有着较详的描述。靳树鹏是1992年4月去江津采访，他去了陈独秀晚年居住和病逝的石墻院，访问了一些老人，他所采访的人中有四位见过陈独秀。他写道：

　　一．鹤山坪考实 
　　不少著作中说，陈独秀入川后，最后定居并逝世于山村鹤山坪，还有说偏僻山坪的，给人的印象似乎鹤山坪很小，是个小小的山村。其实，鹤山坪并不是一个山村的名，而是一个地域名称，包括很大一块地方，这块地方有山脉、丘陵，有许多村庄和农田。鹤山坪共有两个乡，即双石乡和麻柳乡。双石乡因与别处同名，今改为五举乡，因历史上出过五个举人而名之。五举乡所在地方历来逢二、五、八赶场（有集市），今亦然。出五举乡乡场南行，登石板路上丘陵，再走一段间平缓的石板路，共约一公里半，到前清二甲进士杨鲁丞旧居石墻院。过去石墻院不通任何车辆，一般人是走上走下，有地位的人可乘坐滑竿，当地人称“轿来轿去”。1991年江津县政府向有关领导反映后，由该县交通局拨款两万元，并与五举乡政府负责绕山丘开出一条公路。说陈独秀定居并病逝于鹤山坪石墙院是可以的，因为石墻院在鹤山坪一带很有名，即今天的五举乡石墙村。 
　　二．陈独秀是否住两间偏屋 
　　不少著作中说，陈独秀住在石墙院两间偏屋里，还有说一间偏屋的，也有说两间厢房的，都不准确。石墻院的石墻己大部分倾塌不存，但房舍还基本上保持原貌。现在80多岁的吴国兴老太太，近三十时到杨家做佣人，至今身体健朗，记忆清晰，她家土改时分到石墙院中的房子，现在同她的儿子一家仍然居住在这里。她当年帮佣时住的无窗的小黑屋，门向东开，此房门同陈独秀卧室是杨家七间正房中从东边数的第二间，近二十平方米，南墙有窗。陈独秀当年被盗，偷儿就是从此窗进出的。在独秀卧室东边，即杨宅东南角的一间大房，是杨家的灶房，独秀家在此房中靠门的一隅安灶。紧靠灶房的一大间东厢房，三十平方米略多，是陈独秀的会客室，此屋无东窗，内套一间十平方米的小房间即陈独秀的书房，书房东墻有窗。陈独秀的卧室原为主持家务的杨二太太（即彭氏）居用，是陈独秀来后现让出来的。陈独秀在石墙院居用的房间并不好，紧挨灶房，比较吵闹，但并不是两间偏屋。

　　陈独秀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度过了他的晚年。他过的基本上是隐居的生活，贫病交加，但也时时有人来看望他，这多半是他的旧友和旧日的学生。这里，人们所关注、需要弄清的是他的经济生活究竟来源于哪里？因为王明就曾说他每月领日本津贴三百元，这当然是不值一驳的谣言。那么，到底是谁供养他呢？ 
　　陈独秀的经济拮据并非始自抗战爆发后出狱之时，其实，在他最后一次被捕之前，乃至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他离开了中共领导岗位，以后又被开除出党那时候起，就没有什么经济收入了。 
　　1937年“八七会议”以后，陈独秀就在上海隐居起来。在心情悒郁之中，他重操旧业，撰写了一部书稿《中国拼音文字草案》。此时，他经济支绌，生活困难。他知道老朋友胡适同商务印书馆关系密切，便请胡适将这部书稿转交给商务印书馆。但由于当时陈独秀的政治身份，商务印书馆不敢出版他的书。知道陈独秀生活拮据，胡适和赵元任等人便赠送给陈独秀一千元稿费。 
　　1937年8月底陈独秀出狱后，尤其是隐居于江津鹤山坪石墻院之后，他过的是贫病交加的日子。除了微乎其微的一点稿费之外，他没有其他的经济收入。而此时，连年的物价飞涨，货币贬值，连有薪俸收入的知识界人士都过着朝不保夕的穷困生活，别说是他这个无薪俸收入的隐居者了。那时，这个家庭除了他和潘兰珍之外，还有一个佣人。四川的物价本来是低廉的，到了1940年秋，即使是在鹤山坪这样的偏僻山村，一斗大米也涨到了30多元，陈独秀三口人一个月需一斗五，加上柴米油盐，每月的生活费至少需要200元，到了1941年秋，每月生活费就要300元了。到了冬天，因山村太寒冷，他们便要到江津城里去过冬，一切开销比在鹤山坪要加一倍，每月就需600元了。 
　　关于这几年中陈独秀的生活状况，我们可以从他写给朋友们的信和诗中略知一二。 
　　1939年5月5日，陈独秀致友人杨鹏升的信中写道：“……先母抚我之恩尊于生母，心丧何止三年，……弟遭丧以后，心绪不佳，血压高涨，两耳日夜轰鸣，几于半聋，已五十日，未见减轻，倘长久如此，则百事俱废矣。” 
　　1940年10月19日，陈独秀致杨鹏升函中说：“此间米价三十余元一斗，每斗六十斤，或较成都斗大。前次欧战中德国危机，乃物资天然不足；今中国人为居半，谷物之暴涨，则全属人为，封锁时代又加以奸墨横行，此事无法解决也。”当年12月23日，在致杨鹏升函中又说：“数月以来，物价飞涨，逾于常轨。弟居乡时，每月用二百元，主仆三人每月食米一斗五升，即价需一百元，今移居城中月用三百元，尚不及一年半前每月用三十元之宽裕，其时一斗米价只三元，现在要七十元，长此下去，实属不了！” 
　　1941年9月6日，陈独秀致杨鹏升信云：“弟月用三百元，生平所未有，居城中当多一二倍，已觉骇然，……物贵由于币贱米昂，币贱乃自然之理，无法可设；米贵则大半由于人为，……” 
　　1941年11月22日，陈独秀寄杨鹏升函云：“此时弟居乡亦月需费用六百元，比上半年加一倍。” 
　　在此种情状下，他甚至想移居贵阳。1942年1月9日，他写信给杨鹏升说：“川中生活日益不支，弟病虽未全好，或可冒险乘车往贵阳，以彼处生活比川中使宜一半。”但2月12日信中又说：“弟贵阳之行决计作罢，终以病体不胜此跋涉也。” 
　　1941年冬，陈独秀在向欧阳竟无借《武荣牌》字帖时，写了这样一首诗：

　　贯休入蜀唯瓶鉢，久病山居生来微。 
　　岁暮家家足豚鸭，老馋烛羡武荣碑。

　　诗中透露了他清贫生活的情状。朱蕴山看见这首诗后，买了几只鸭子去看望他，见他正胃病发作，在床上呻吟。 
　　陈独秀晚年的生活状况已如上述，那么，他的经济来源究竟有哪些呢？ 
　　从陈独秀的来往信件和他的家人、朋友、学生的回忆中，我们可知来自这样几个方面： 
　　一、朋友们的馈赠、接济。 
　　陈独秀出狱后才结识的新朋友杨鹏升是时常接济他的一个人。这在陈独秀致杨鹏升的信中皆有记述，而杨鹏升也是靠薪俸过活的人，因而陈独秀在接受他的馈赠时，总是表现出既感激又不忍收受的复杂心情。如： 
　　1939年10月19日，陈独秀致杨鹏升信：“承转寄某先生所赠陆百圆，如数收到，即希代为道谢。”（此款是否为杨鹏升所贈，又假托代别人而寄？可存疑。——作者按） 
　　1940年4月7日给杨鹏升的信中说：“前由行严转来赐款，即复呈一函，谅已收览。顷又得三月二十日手教，并信笺信封，屡承厚赐，何以报之！”（此时，陈独秀印有“独秀用笺”“仲甫手缄”的信笺信封，全由杨鹏升包赠。——作者按） 
　　1941年3月23日致杨鹏升云：“前寄二月二十六号挂号信，内附千元汇票一纸，信中未云此款作何用，即今已逾半月，尚未见来示说明，何耶？”8月6日又函云：“前奉七月八日惠书，尚未作复，兹又接读七月二十四日来示，内附有省行千元兑票一纸，妥收勿念。屡承吾兄垂念鄙况，既感且惭，无以答雅意，如何可安！弟生活一向简单，月有北大寄来三百元，差可支持，乞吾兄万勿挂怀！” 
　　1941年10月4日致杨鹏升函云：“承转某先生赐款六百元，已由省行寄到，既经兄代为接收，何敢言辞，即希代向某先生致谢。某先生为谁？尚希示知！前在汉口，刘辅丞先生闻弟将入蜀，曾托弟之友人送弟川资五百元，存之笥箧中入蜀时始用之，今后亦将于赴蓉时动用某先生所赐也。” 
　　1942年4月5日致杨鹏升云：“承赐信纸二百、信封一百，谢谢！以吾兄经济艰难，竟为谋及此，且感且愧！……与晋公素无一面之缘，前两承厚赐，于心已感不安，今又寄千元，且出于吾兄之请求，更觉惭？无状，以后务乞勿再如此也。” 
　　上面信中提到的这位晋先生，先后资助陈独秀2200元，包惠僧、段锡朋等原北大学生也在1942年5月陈独秀病重时送来300元。 
　　二、稿费和演讲课酬金。这是很少的一点，只有预支《小学识字教本》的稿酬二万元是个大数，但又因书未出版而未敢动用。 
　　三、北大（一说“北大同学会”）固定的每月三百元。这是他的主要收入，也是维持他们全家生活的基本经济保障。 
　　这在陈独秀给杨鹏升的信中已经提及（1941年3月23日信），陈独秀之子陈松年在《回忆父亲陈独秀》一文中也说：“他在江津时想发表文章，拿稿费生活，但重庆不登他的，他就靠老北大的人以同学会名义给他生活费。” 
　　这里，事情的疑点和人们争论的焦点便是：按月寄给陈独秀三百元生活费的到底是北大校方还是北大同学会？ 
　　近年来，对于这个问题有过一些公开的争论，基本上有三种看法。 
　　第一种看法：是北大而不是北大同学会每月给陈独秀三百元。 
　　北大校长蒋梦麟于上世纪60年代在他的《新潮》一书中就谈到，陈独秀“抗战期间住在重庆江津，生活一直由北京大学维持，政府也要我们维持他……” 
　　舒芜在《炎黄春秋》2001年第4期上发表文章，他以蒋梦麟《新潮》所讲的那几句话为依据，认为，是“北大”而不是“北京大学同学会”每月给陈独秀三百元。接着，他又在2001年11月21日《中华读书报》著文，以陈独秀1941年8月6日给杨鹏升的信和何之瑜1948年1月7日给胡适的信中都是说“北大”而不是说“北大同学会”作为旁例，来阐述他的观点说：“我也不能相信陈独秀和何之瑜会把‘北京大学同学会’简称为‘北大’。” 
　　第二种看法：是“北大同学会”而不是“北大”每月资助陈独秀三百元。 
　　舒芜在《炎黄春秋》发表文章后，吴孟明便在《炎黄春秋》2001年第10期发表了《也谈陈独秀晚年的生活来源》一文，他不同意舒芜的意见，提出了相反的看法。他是根据陈松年给南京《周末》报的亲笔信和他自己的了解，说明资助陈独秀每月300元的不是“北大”而是“北大同学会”。 
　　第三种看法：北大出钱，而由“北大同学会”出面经办，每月资助陈独秀300元。 
　　朱洪在2001年12月19日《中华读书报》发表的《陈独秀晚年的生活来源》一文中说：“我以为，资助陈独秀的月三百元，是北大出钱，而由‘北大同学会’出面经办。具体经办人，则先是罗汉，后是何之瑜（1939年下半年罗汉去世后）。为了照顾陈，北大同学会委托在江津九中教书的何之瑜就近照顾他。” 
　　他持此说的理由和根据是：

　　蒋孟麟在《新潮》一文中说：“有一次我忽然接到他（陈独秀）的一封信……”说明蒋孟麟和陈独秀此时没有多少往来（陈独秀1932年被捕后，蒋孟麟去南京狱中看过他），也说明不是北大校方直接经办照顾陈独秀的事。至于钱是北大的根据，除了种种信中提法外，还因为“北大同学会”不是经济实体，无经济能力保障每月付给陈独秀三百元；而且，如果是“北大同学会”资助陈独秀，在没有收到钱后，陈独秀也无理由给北大负责人蒋孟麟去信；此外，陈独秀曾在1941年因为报答北大的资助，将自己的油印书稿《连语类编》送给北大，而不是送给北大同学会。 
　　正因为资助陈独秀的钱是北大的，同时又是北大同学会经手的，所以当事人何之瑜有时候提“北大”，有时候提“北大同学会经手”，……

　　在这里，我们应该先弄清楚“北大”、“北大同学会”以及经办人罗汉、何之瑜等当时的具体情况，才能确认此事。 
　　1．关于“北大”。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平津失陷。按照国民政府教育部的部署，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南迁，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长沙临大西迁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三校虽合组为一所联合大学，但在某些方面依然保持着原来的建制和特色，如：各校的研究所仍保持原来建制，北大、清华等皆仍其旧，并无西南联大研究所的称谓。在经济开支方面，虽联大有着统一的经费管理，但各校也有其相对的独立性。比如，北大原定给留平的四教授每月50元津贴费，则一直在执行着。原来的一些休假、奖惩、抚恤等制度也仍旧执行。因而，由校方供给曾在北大任文科学长、对北大有过贡献的陈独秀一些生活费也是可能的。 
　　2．关于“北大同学会”。 
　　北大的毕业生遍布天下，许多城市都有北大同学会（后改为校友会）。同学会是纯民间组织，是校友们为了联络感情成立起来，也可以以同学会的名义搞一些事业，如办学，搞学术研究等等，但它没有经费来源。它的一些活动经费主要是靠校友们赞助的，因而也便不可能固定。抗战期间，在昆明、重庆等地都有北大同学会。一个地方的同学会同母校有着许多联系，而昆明（或云南省）的北大同学会必然会同西南联大内的原北大校友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这也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3．关于罗汉。 
　　罗汉也曾是中共的一个高级干部，北伐战争时他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党代表（或说政治部主任），叶剑英是第四军参谋长。后来，他成为托派的一个重要人物。他同陈独秀很是接近。陈独秀于1937年出狱后，1938年在汉口时，曾在写给《新华日报》的公开信中说：“据罗汉说，他们还有希望我回党的意思。”郑超麟在《陈独秀出狱后绝无复回中共的愿望》一文，在引用了陈独秀上面这句话后写道：

　　这就是说，他本人并不希望“回党”，不过中共方面的人希望他“回党”，而且向罗汊暗示了。 
　　试看罗汉有名的“公开信”对此问題是怎样说的。罗汉是京沪战争爆发后于八月间来南京的。那时陈独秀尚未出狱，罗汉也未去狱中探望陈独秀。他直接去付厚岗八路军办公处找叶剑英。罗汉是北伐时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党代表”（或说政治部主任），叶剑英当时似是第四军参谋长，二人本来很熟。罗汉去找八路军有二个目的：第一，要求中共设法让国民党释放政治犯，包含陈独秀及其他的托派政治犯在内；第二重提1932年旧事，即中国托派组织曾正式向中共中央建议：双方合作，共同抗日。当时中共不理这个建议，但现在中共同国民党合作抗日了，罗汊也以个人身份重提这个建议，即托派愿与中共合作，共同抗日。……八月二十三日陈独秀出狱，至三十日一个星期中罗汉也未看见陈独秀。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不知道陈独秀住在甚么地方。我八月二十九日日夜都在陈独秀寓所，没有遇见罗汉，别人也没有谈起罗汉。（郑超麟《怀旧集》，东方出版社，1993）

　　王凡西在《抗战初期的陈独秀》一文中也谈到了罗汉以个人身份到南京、西安等活动的情况，他写道：

　　独秀知道罗汉这个主张，但并未予以鼓励。罗汉却独自个行动起来了。他跟叶剑英谈了，叶自然作不得主，不过赞成他这样做，并主张他亲赴延安，与毛泽东面洽。罗汉于是动了身，前往西安，住在他的另一老友，当时中共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那里，受他们的招待。同时，林伯渠将罗汉所携的独秀意见及罗汉自己主张的合作提议，专差送给了延安。过了几时，毛泽东的答复来了，大意是：让陈独秀承认过去错误，公开声明反对托派，欢迎一起工作。这样的答复，好好先生的罗汉虽然天真，也知道陈独秀决不接受的。扫了兴，他离开了西安。罗汉的此一行动不但使独秀生气，而且引起了上海托派临时领导机关的怒斥。罗汉便默默地回到宜兴去教他的陶器制造法了。 
　　…… 
　　罗汉自从在西安碰壁之后，回到了宜兴的制陶学校。不久，战争波及宜兴，他老人家不肯只身逃难，竟带了一大群学生同走。到了南京（在我出狱前），因根本找不到交通工具，他设法弄到了一些木排，将男女老小搬了上去；储备些粮秣燃料，又不知从哪里搞来两支步枪，就此缓缓溯江而上，实行当年刘玄德式的移民。他的木筏大约走了一个多月，历尽惊险，总算到达武汉。一到目的地，他的第一件大事是拿了两支步枪，去找他的老友叶挺，要这位红色将军高价收买，借以安顿他带来的那批难民高足。叶挺对于这位已成“敌人”的老友是毫无办法的。他不能“收买”枪械，只好将它们呈缴到某一机构，同时却不得不给这个好心肠的罗汉弄钱，让他去安置孩子们。 
　　罗汉和民主派名流们大多是旧相识，周旋起来比我适宜，但他气质上毕竟不是那一类人，性情又太朴实忠厚，到底不是“应对诸侯”的长才。因此，他只和其他派别的人碰过一两次头吧，就向独秀“告退”了。（王凡西《双山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

　　陈独秀的老母逝世时，罗汉也正好来江津看望陈独秀，见到陈独秀因丧母而悲痛，身体又虚弱，他便在江津住了一个多月，才赶回重庆。然后，这却成了他们的永诀。罗汉刚刚回到重庆，就在1939年5月3日和4日的日军对重庆的大轰炸中被炸身亡。 
　　4．关于何之瑜（何资深）。 
　　由王效挺、黄文一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战斗在北大的共产党人》一书是这样介绍何资深的：

　　何资深湖南省安乡县人。约于1918～1925年在北京大学文学院学习，1924年前在北大入党（1924年上半年介绍耿仲康入党）。1925年2月曾任北京团地委委员。 
　　1927年秋收起义时，任中共湖南省岳阳县委书记，1928年为湖南省出席中共“六大”代表，“六大”后任湖南省委组织部长。后参加托派，1929年12月15日陈独秀等81人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托陈取消派纲领），何是其中之一，并任托陈取消派秘书长，负责出版该派机关刊物《无产者》。1931年5月参加中国托派统一大会，不久被捕，1937年获释。 
　　抗战期间在四川江津九中教书，负责照顾陈独秀的晚年生活。1942年陈病逝后，何负责收集出版陈独秀遗著。1948年参加托派余党的“建党”工作，作托派“中央委员”。1952年被人民政府逮捕，后病死狱中。

　　郑超麟《怀旧集》中的《记何资深》一文，对何资深的政治生涯和为人处世叙述甚详，并对此人有自己的评价。我们不妨摘引几段，以加深对何资深的了解。

　　何资深何年加入共产党，他没有说。总是在他进入北京大学读书以后。他何年去北京读书，也未说，只说他是带着他的父亲给李大钊的介绍信到北京去的。他的父亲也是清末的留日学生，在日本与李大钊相识。我们可以想见，此时共产党已经成立，北京正在发展党员，他就在这个时候入党。进北大以前，他在长沙湘雅大学学习，后来又在南京读书。据他说，五四运动中他是长沙学生会第三个头头。那时毛泽东正在物色进步青年，曾经同他谈过几次话。当时的青年人称他为prince，因为他的父亲是湘西一个很有势力的人物。大家认为他还能够参加反政府的学生运动，还能够提倡新思想，是很难得的。 
　　…… 
　　何资深何时从北京回湖南工作，我不清楚。1926年“三一八”事件之后北京反动，那时有一批干部南下，但大部分是去广州的。何资深似乎是这年秋天北伐胜利时才回湖南的。李维汉派他在长沙办党校。……以后，何资深调回长沙去，做湖南省委的工作。 
　　……后来中央派毛泽东做湖南省委书记。何资深做省委组织部长。…… 
　　何资深和毛泽东合作得很好。…… 
　　秋收暴动后，毛泽冻离开长沙，省委书记就交给何资深做了。 
　　…… 
　　1928年春末，何资深是以湖南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去莫斯科参加第六次大会的。……陈独秀派虽然不把何资深看作完全是自己方面的人，但六大选出的中央还是视他为陈独秀派。…… 
　　李维汉此时正在江苏省委工作，但中央仍歧视何资深的，加以他同我们接触了几个月，在政治上就完全站在我们方面，正式参加了反对派，夫妇二人都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签了名，因此被中央明令开除。 
　　在左派反对派组织中，1930年间为“统一”问题发生争论时，陈独秀任命何资深为秘书长，从此他积极参加了托派运动，同陈独秀合作得很好。内部斗争，统一行动，大会筹备，人事安排，等等方面，何资深出了好多好的主意，使得运动能够顺利进行。可是，他自己并不想在未来的领导机关中占据一个什么位置。无产者集团出席统一大会的代表，其名单就是陈独秀和何资深拟定的。 
　　…… 
　　何资深由绩溪县回湖南后，仍旧住在安乡老家。他的前妻生的一女一男已经长大，尊敬他这个父亲。他对儿女似乎没有感情。不久，他就从安乡来到长沙，同旧日的老朋友往来，又同在汉口的陈独秀通信。《新华日报》诬蔑陈独秀为汉奸后，他就从长沙来到武汉，照顾陈独秀，以后又去四川照顾陈独秀，一直到陈独秀死后料理后事，搜集遗稿，同商务印书馆订立出版合同，到上海后又集资出版陈独秀晚年的论文和书信。这些事情费了他不少心血。这是何资深做的好事，他有北大同学会委托他照顾陈独秀的名义。换一个人，陈独秀身后的事情不会做得这样好，虽然有许多人为此对他很不满意。

　　在我们了解了以上几方面的情况之后，我们又对第三种意见，特别是朱洪在《陈独秀晚年的生活来源》一文中提出的“资助陈独秀的月三百元，是北大出钱，而由‘北大同学会’出面经办，具体经办人，则先是罗汉，后是何之瑜”之说产生了如下疑点： 
　　一、既由北大出钱，可以直接按月寄给陈独秀，为何还要通过“北大同学会”？这当中还有什么手续？不然，财务上怎样下账？ 
　　二、当时，北大（西南联大）在昆明，而罗汉和何之瑜都在四川江津，北大的款项如何送到他们手上，再由他们交给陈独秀？ 
　　三、固然罗汉和何之瑜皆是与陈独秀曾是同一个政治组织的人，且有亲密的交往，可以被委托为照顾陈独秀晚年生活的人，但据与二人相熟的郑超麟说，“罗汉不是北大学生，是留法勤工俭学生”（《对〈陈独秀传略〉（征求意见稿）提出几条意见》）。罗汉不是北大学生，北大同学会为何委托他去照顾陈独秀？ 
　　因此，这第三种看法虽然持之成理，但又不能消除人们的这些疑虑，只好留待我们继续探寻，找出一些可信的证据，方能做出可靠的结论。

　　本文选自《往事堪回首：百年文化旧案新解》，马嘶／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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