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远：胡适的经济状况

┃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

胡适的经济状况

© 陈明远／文

　　本文选自《鲁迅时代何以为生》，陈明远／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3月。

　　清末民初的30年间，经过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两代文化人的努力，逐渐形成了以“启蒙救亡”为宗旨、以欧美日本留学生为骨干、以“科学民主”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投入这场运动的，是一批不同于封建文人的新的文化人。 
　　这些文化人在经济生活方面，大多数是比较宽裕的。其中一个典型例子是胡适。 
　　1891年12月17日，胡适出生在上海大东门外的一处寓所，祖籍安徽绩溪。 
　　胡适很早就在经济上自立了。他在《我的信仰》一文中自述：“1908年，我家因营业失败，经济大感困难。我于17岁上，就必须供给我自己读书，兼供养家中的母亲。我有一年多停学，教授初等英文，每日授课5小时，月得修金80圆。1910年，我教了几个月的国文。”同年从上海前往北京考取了留美的官费即“庚款”，7月赴美国进入康乃尔大学。 
　　1917年春，胡适在美国留学已满七年，完成了博士论文。为拿到哲学博士（Ph. D.）学位证书，正要安排论文的出版事宜。这时，他的文字之交——陈独秀从北京大学给他发了一封电报，改变了胡适一生的命运。 
　　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曾积极投稿《新青年》杂志，鼓吹文学改良，用白话作诗文，成为新思潮的一员健将。当时主编《新青年》的陈独秀，刚受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特聘，出任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向蔡校长力荐胡适；蔡元培遂聘胡适为北大文科教授。胡适在4月19日从美国写信给母亲说；“此时论文已了，一切事都不在意中，考试得失已非所注意矣……即此一吉事，已足满意，学位乃是末事耳。” 
　　胡适接到电报，顾不得博士论文出版，也不等博士学位证书到手，便于这一年夏天回国。 

　　26岁就任北京大学教授 

　　胡适在1917年6月9日从纽约起程，搭乘海轮；7月10日，轮船到达上海，胡适立即专程回到安徽绩溪老家，探望久别的母亲，并小住一个月。开学之前，他北上来到首都，应聘就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这一年，他实足26岁（按中国旧历则为虚岁二十七）。胡适到北京大学文科讲授中国哲学、英文修辞学课程，他在美国所写的博士论文就作为北大哲学课的讲义。26岁的胡适，刚进入社会做事，就拿260银圆的月薪，相当于今人民币一万多元。而他住在北京大学单身教员宿舍（在南池子缎库后身8号）是免费的，9银圆的伙食已很丰盛（当时北大的学生在食堂包伙仅4两银子即5.6银圆），每月花费40银圆左右，还有200多银圆节余。 
　　北大教授是胡适理想的职业。北大开学以后，他在9月30日寄给母亲的信中写道：

　　适之薪金已定每月二百六十圆。……教英文学、英文修辞学及中国古代哲学三科，每礼拜共有十二点钟。……适现尚暂居大学教员宿舍内，居此可不出房钱。饭钱每月九圆，每餐两碟菜一碗汤。适意俟拿到钱时，将移出校外居住，拟与友人六安高一涵君。

　　不久，胡适和安徽同乡高一涵合租一处僻静的住房，每月租金6银圆，每人仅出3圆。上课一个月后，立即加薪为本科一级教授。10月25日胡适又写信给母亲说：

　　适在此上月所得薪俸为260圆，本月加至280圆，此为教授最高级之薪俸。适初入大学便得此数，不为不多矣。他日能兼任他处之事，所得或尚可增加。即仅有此数亦尽够养吾兄弟全家。及此吾家分而再合，更成一家，岂非大好事乎！

　　胡适在北京大学的经济生活，比他在美国的日子优越得多。他很满意，从此安心于学术，继续为新文化事业奋斗，有了可靠的经济基础。 

　　旧式包办订婚，新式文明婚礼 

　　胡适早在13岁时由母亲做主与40里外的江村的江冬秀订了婚约。胡适从小孝顺，不愿违背母亲的心愿。原定1917年12月在家乡完婚。江冬秀是个缠足的小脚女子，只粗通文墨，连信也写不好，但胡适并不嫌弃。他赴美国留学后常与江冬秀通信，却从未见过面。胡适回国到北京大学工作以后不久，便按照约定回老家迎娶。在准备动身之前，决定先汇去200圆，12月13日回家时随身再带400圆。这就足够开销了。 
　　胡适和江冬秀在1917年12月30日结婚。那天正好是旧历十一月十七日，胡适的27岁生日。他们在乡间举行了新式的文明婚礼。胡适写了《新婚杂诗》五首，发表于《新青年》四卷4号，后又收入《尝试集》初版中。 
　　胡适没有度完蜜月，于1918年1月下旬独自回北京继续教学。他十分敬业。蔡元培先生回忆：“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鲁迅）、周启明诸君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引自《我在教育界的经验》）北京大学形成了新的文化人群体，教师们在经济上都很宽裕。 

　　五四前夕胡适在北京赁屋定居 

　　回到北京，胡适不断地写信给母亲和妻子，报告日常起居。他也常常接到江冬秀写来的信。胡适在北京，最初住在南池子缎库后身8号。 
　　1918年3月6日，胡适致母亲的信中写道：

　　昨日已由银行汇寄现洋六十圆，由芜湖转寄家中。明知此数不够用，且先寄此数，至下月再寄六十圆。

　　此时票价五八折，六十圆合票洋一百零五圆（连汇费在内）。当时银圆升值，而中国银行发行的“钞票”贬值。胡适每月的薪水以现大洋支取，1银圆可以兑换钞票1元8角左右。银圆更值钱了，这无形中胡适的收入又增加了。3月8日致母亲信中说：

　　昨日商务印书馆又送来第二次稿费现洋四十五圆，正好应用，这时候的四十五圆，真抵得八十圆的票子。明天晚上，我在会馆请北京的同乡吃喜酒，大约两桌人。

　　3月11日，胡适写信给母亲，谈起准备在北京租赁一所较大的四合院：

　　……今天下课后，出去寻房屋，寻了两处，一处约有十七间，价钱太贵了，房子又太旧了，故不曾和他还价。一处有房十八间，都还新，似乎还合用。我问他价钱，他开口要了二十五圆一月，大约廿一二圆可以租下。明天再去问问看。若让至二十圆，我便租了。现住的房子太坏了，太不紧密了，所以要搬家。

　　3月13日、27日，他在写给江冬秀的信中说明，在靠近北京大学红楼的地方，已看了一所房子，地方离学校很近。（与江朝宗住宅相隔一巷）已付了定钱，预备搬进去住。房租每月20银圆（合1995年人民币约800元），确实很便宜、很合适的。 
　　胡适租赁的新居在钟鼓寺14号，在大学夹道附近，离北大不远，是个普通的典型四合院。地方不算大，共有17间房屋。一进门是门房，9间正房，两侧为厢房，旁边有耳房。正房是寝室和书房，两厢为客房及会客室。5间偏房作厨房及佣人住处。厨房比较小，厕所更狭。庭院也不算宽大，有几棵小树，几盆夹竹桃。家具陈设比较简单，朴素。男佣人住在门房，女佣人住在耳房。那时，各大学都长期欠薪，教授的生活清苦，胡适的经济也不宽裕，任教不久，又是新婚刚过，尚无多少积蓄，因而租赁了这座普通的四合院。 
　　胡适原想把老母亲和新婚的妻子都接到北京来共同居住。“大家庭团聚、四代同堂”乃是中国传统文人的美梦，从鲁迅、胡适到张恨水都曾经做过这样的美梦。但胡适的老母年老多病，不肯北上，只有妻子一人来京。为照顾婆婆的病，江冬秀到6月上旬才出行。这时，胡适按月寄30圆赡养老母，有时寄的多些，或托人带些药品、食品之类，以尽孝心。 
　　如胡适通信所述，他在北京常有一些大笔开支。比如结婚后，他曾邀请住在会馆中的安徽同乡们吃喜酒。6月5日，他又宴请北京大学同人送贺礼的朋友们，一笔就花去60银圆（合1995年人民币2400元）。1918年冬天，老母亲病故，胡适和夫人又回安徽老家奔丧。这时江冬秀已有了身孕，1919年3月，长子胡祖望便出生了。 
　　胡适成了文化名流，他很勤奋，讲课之余发表文章、出版著述逐年增多。稿酬源源不断，他的经济状况更阔绰了。不过，他本人的生活还是俭朴的。 
　　商务印书馆慕名而来，希望胡适到馆服务（或兼职）。商务监理张元济的日记1919年4月8日载：“托伯恒转托陈筱庄约胡适之，月薪300圆。”胡适婉言谢绝商务印书馆的好意，表示要继续为北京大学效力。 

　　20年代生活状况 

　　当时作为一个新式的文化人，胡适做到了“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他的经济收入主要来自：教授薪俸、讲演和稿酬版税。 
　　20年代中，胡适搬家到景山大街陟山门6号。这是胡适在北京的第三处住房。这里原是林长民的公馆，林长民就是林徽音的父亲，当时任郭松龄的秘书长，郭是奉军的革新派，他造老派张作霖的反，被张作霖打败，全军覆没，郭和林长民都被打死。林长民一死，他的住宅只好出让。钟鼓寺的房子是寻常百姓家，陟山门的房子却是官僚政客的公馆了。房子宽敞很多了，庭院也大，气派也两样了，有长廊，厨房中有机井。林家原有的家具、设备、陈设及皮沙发等，出了顶费全部买过来了。 
　　胡适的日常生活怎样呢？ 
　　他是在家乡安徽绩溪县长大的，十几岁才去上海，因而他习惯于吃家乡饭菜，尤喜食徽州锅。胡适的饮食是乡土化的，每天只吃三餐饭，不吃零食，也不常吃水果，但吸烟却很讲究，全要吸进口的洋烟，常吸的有听装的“白锡包”、“大炮台”等。 
　　胡适的衣着比较简单，在国内，他不穿西装，只有出国的时候才穿西服，平常穿的是长衫。夏天是纺绸裤褂、纺绸长衫。脚上穿的是丝袜、皮鞋。衣服料子多是一般的棉布、丝绸、呢绒、毛皮等。他没有一件很值钱的衣服。（留美回国时，家中为他做了一件狐皮马褂，他来北京大学任教时，住在单身宿舍里，2月24日夜里被梁上君子偷走了，他也没说什么。）夏天，他戴一顶巴拿马草帽，春秋冬季节都是戴呢礼帽。他的穿着，谈不上朴素，也并不华丽，只是穿的整齐干净，保持着学者派头，庄重又潇洒。江冬秀也没有什么珍贵的衣物。 
　　他们睡的是普通双人床，被褥、被单、毯子等床上用品皆极普通，并不豪华。 
　　胡适的书斋里有个大写字台，两个书橱，一张皮面转椅，几只木椅。四壁空空，没有挂名人字画。书桌上乱堆着书籍，有文房四宝和烟灰缸、火柴、纸烟等。他的藏书数量不少，但很贵重的“善本”不多，书籍都放在他的书库里。 
　　1926年3月，胡适到上海出席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会议，并参加了该会的访问团，去各地访问。7月22日，他辞去了北京大学的教职，由哈尔滨起程，经西伯利亚赴英国。 
　　后来他到上海工作，住在静安寺极司非尔路49号甲，是一楼一底的小洋房。 

　　胡适的版税和稿酬 

　　五四时期，稿酬标准不一。在官办的北京报纸杂志和学术期刊上，稿酬可达每千字4～5圆。而上海的报刊大多是民办的，一般稿酬为每千字2～3圆，小报只有千字1圆。（民国初期1银圆的购买力约合1995年人民币40～50元）商务印书馆元老张元济日记1918年2月2日载：“胡适之寄来《东方》投稿一篇，约不及万字，允千字6圆。此连空行在内。”胡适当时己是文化名人，稿酬比较高。 
　　但是，正如鲁迅的著作大多是交给他的学生李小峰开设的北新书局出版一样，胡适的著作大多是交给他的同乡汪孟邹开设的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版税一律为15％；此外，胡适在新月社自订的版税标准是：初版15％，再版20％；定期结算。 
　　1928年12月，亚东图书馆送来一张账单，上面写明了胡适几种书籍的版税和稿酬：

　　（一）版税（至民国十七年即1928年11月底止） 
　　《胡适文存》初集十一版共印43000册，定价2.20圆；版税15％ = 14190圆 
　　《胡适文存》二集，五版共印18000册，定价2.40圆；版税15％ = 6480圆 
　　《尝试集》三版共印12000册，定价0.30圆；版税15％ = 540圆 
　　《尝试集》四十版共印20000册，定价0.45圆；版税15％ = 1350圆 
　　《短篇小说》初版印2000册，定价0.40圆；版税15％ = 120圆 
　　又二十一版共印38000册，定价0.20圆；版税15％ = 1140圓 
　　以上共23820圆；应除未售书版税共759.39圆；存23060.61圆。 
　　（二）酬劳（文字稿酬） 
　　《红楼梦考证》稿酬300圆； 
　　民国十二年（1923年）5月至民国十七年（1928年）4月，文字稿酬共6000圆； 
　　又100美元，按照汇率合国币320圆（1美元 = 国币3.2圆）。 
　　（一）（二）两项共计29380.61圆 
　　付过（十六年年底即1927年12月止）24237.05圆 
　　又付（十七年即1928年11月底止）2901.47圆 
　　共付27138.52圆 
　　两比，存2242圆。

　　从这个账单可以看出，到1928年年底，仅胡适在亚东图书馆的版税和稿酬，共计近3万银圆，合1995年人民币约120万元（20世纪20年代1银圆约合1995年人民币40元）。 

　　迁居上海 

　　张作霖大元帅进据北京，捕杀进步和革命人士，恐怖气氛笼罩着北京城。胡适从海外讲学回国，他也不能回到北京居住，于是江冬秀同两个儿子迁到上海，住静安寺极司非尔路49号甲。胡适藏书多，所以房子要大。他的藏书没有搬到上海，佣人也没有跟来。一楼一底的小洋房也够住了。何况上海是寸金之地，房租贵。当时胡适的经济情况，还住不起花园大洋房。 
　　1927年5月20日，胡适从美国到上海住在此处。对面40号住着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 
　　胡适与徐志摩等联手创办新月书店，招股集资。胡适以100银圆股本，被选为董事长。新月书店设于上海华龙路法国公园附近麦赛尔蒂罗路159号，1927年7月1日开张。 

　　30年代文化人集聚处——米粮库 

　　而胡适1930年年末再度回到北京大学之后，过着教授、学者兼社会活动家的生活，著述更多、收入也更多了。 
　　1930年11月，胡适从上海回到北平，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那时，胡适的朋友越来越多了，书籍也越来越多了，像陟山门那样的房子不够用了。国民党蒋介石掌握政权后，为了安定人心，教育经费照发了，大学教授的薪不欠了，工资也提高了，特别是名教授月薪600圆，还可以兼课兼薪。北京改为北平，政治中心南移，人口外迁，空房子多出来了，房租也便宜一些了。因此，胡适找到他在北平的第四处住房：东城地安门内（后门）米粮库4号。这座房子比陟山门的房子更宽敞，更好了，有一个很大的庭院，院中有树木，有汽车间，有锅炉和热水汀，有浴室和卫生间；房间多了，胡适可以接待好友了。徐悲鸿、徐志摩、丁文江等朋友，都是这个时期住在他家。 
　　有文章谈起胡适之教授说：“他家那时在米粮库。北京城区的米粮库不失为一个文化人的区域。短短的一节胡同，一号住着陈垣、傅斯年，三号住着梁思成、林徽因，四号住着（胡）适之先生。”有了陈垣、傅斯年、梁思成、林徽音这样的文化名流做邻居，胡适又天生的好客、好交往，真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了。他们形成了“京派文化人”的群体。 
　　米粮库4号是一座宽绰的大洋楼。洋楼前面有一个很大的庭院，有树木，有花圃，有散步的场所；庭院左边还有汽车库。从大门到洋楼是一条长长的路。从洋楼向右转入后院，是厨房和锅炉间，还有一带空地，空地后面是土丘，外面有围墙。 
　　洋楼共三层，底层入门处是客人挂衣帽间。屋内左边是客房；右边是餐厅。亚东图书馆来北平编辑胡适著作的编辑人员，都在这客房里居住和工作，汪原放到了北平也住在这里。客房背后很大，从那里向东就是进入大厅的过道。 
　　这个大厅又高又宽阔，原先是一个大舞厅，胡适改建用作藏书室。大厅的南面，是一间长方形的书房。书房东头开一个小门通一小过道，又开一个小门出庭院，以便胡适散步。 
　　大厅北面有一间房，作为胡适助手的工作室和寝室，西面开一门通后院，可以走上小丘，登临眺望。当时胡适的助手罗尔纲，是上海中国公学的毕业生，住在胡适家中帮助整理稿件。 
　　二楼向南最大的一间房是胡适夫妇的寝室，附有浴室卫生间。另有几间是儿子胡祖望、胡思杜的寝室，也附有浴室卫生间。徐志摩来北平时，住在楼上。 
　　三楼是女佣杨妈的住处。胡适家中雇用门房一人，厨子一人，打扫杂役两人，女佣一人，司机一人。〈根据罗尔纲在《胡适琐记》中的回忆以及其他资料整理） 

　　30年代日常生活状况 

　　1931年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时，月薪600银圆，合1995年人民币约2万元（20世纪30年代1银圆约合1995年人民币30～35元）；这是他的本职固定收入。此外稿酬、版税更加可观。 
　　胡适从1930年11月到1937年7月住在北平的7年间，他正式出版的专著、选集就有20多种。胡适的月薪加上版税和稿酬，估计每月平均收入1500银圆左右，合1995年人民币4.5万元。年收入合1995年人民币54万元。 
　　胡适虽然还不如康有为、梁启超那样富裕，但他的平均年收入是鲁迅（晚年月平均收入690银圆，合1995年人民币2万元左右）的两倍多。鲁迅自认为是“中产的知识阶级分子”（见《二心集·序言》），那么胡适可算中等偏上的知识分子文化人。 
　　石原皋在《闲话胡适》一书中，描写胡适的日常起居如下：

　　胡适的书斋。我现在谈的是胡适在钟鼓寺、陟山门、米粮库三处的书房。这几处的书房基本上是一样，大小稍有不同。房内有一张很大的写字台，一两个书橱，一张旋椅，几张小椅，四壁空空如也，没有悬挂字画。书桌上自然有文房四宝，有白锡包或大炮台纸烟一听，纸烟灰缸一只，火柴一盒，记事台历一本，此外，满桌都是书籍，看起来很紊乱。桌上的书籍，任何人都不去动它，稍微一动，他就要费心去找了，佣人只将桌子上面的灰尘拂去。他在书房中看书、写作时，我们都不进去打扰他。江冬秀爱打牌，打牌场所也远离书房，使打牌的声音传不到书房那里。书桌的抽屉，没有上锁。稿件和须要保存的书信，一部分放在抽屉内，另一部分则保存起来……胡适自印有稿纸，直行，每行二十字，分格，对折，署“胡适稿纸”四字。他写作时用毛笔，直写，字体不潦草，很少涂改，一稿完成，好似重抄一遍。 
　　胡适在家的活动场所主要是在书房，遇着疲倦时，读些诗词、看些小说，很少到庭院中散步。少数的朋友，直接可以到书房和他谈天，一般的朋友都在客厅中会见。他晚上出去有事，无论什么时候回来，总要在书房中看一阵书再行睡眠，这是他的习惯。 
　　30年代的胡适，经济收入是相当丰厚的，他在北京大学的月薪是600圆，他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兼职也有薪俸，另外，他还有相当丰厚的稿费收入。胡适的文章源源而出，他属于大名人，也就拿最高等的稿酬。他不断地出版书籍，那版税也是极高的。

　　胡适平时工作很紧张，又很有节奏。他的日程像钟表一样准确无误：每天早晨7时起床，7时40分去北京大学上班。中午回家用午餐，下午1时40分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上班。晚餐在外边吃，晚11时才回家。他有专用的小汽车，出入坐车方便。回家后即进入书斋，读书、研究、写作，直到半夜2时才睡。这样，他每天只睡5个小时，第二天仍是精力充沛；从来没见过他精神委靡，慵懒困倦。胡适常言道：“谁说每天一定要睡足8个小时？那是迷信，拿破仑每天只睡6个小时。” 
　　胡适的日常开销很大，除了他一家的生活费用，他还时常热情地帮助别人、周济别人。胡适夫妇皆乐于助人，热心于公众事业，在这些方面，他绝不吝啬。 

　　胡适对于文化人的帮助 

　　胡适对于人才的爱惜、培养，有许多动人的实例。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关怀和培养青年诗人汪静之。不到20岁的中学生汪静之于1921年创作的《海滨》、《星》，1922年创作的《悲哀的青年》、《竹叶》等新诗，在具有全国影响的刊物《新潮》（第3卷第1号）与《新青年》（第9卷第6号）上，同俞平伯、朱自清、胡适等前辈诗作一并发表出来。胡适在《新青年》是编委，在《新潮》是唯一的顾问，是发现青年诗人汪静之的伯乐。所以，后来汪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说：“向来承先生培植，感激莫名！”晚年，汪仍然念念不忘地回忆：“1921年9月1日，我在五四运动的《新潮》杂志上发表第一首诗《海滨》，更引起全校同学的注意，有十几位全校爱文学爱写作的同学来和我认识，做朋友。”因此，在潘漠华的提议下，成立了浙江第一个新文学团体——“晨光社”。1922年1月，上海的应修人也读了汪在《新潮》等刊物上发表的新诗，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与他建立了书信联系。3月间，应修人特地从上海来到杭州，商讨建立诗社。因此，汪邀集了本校同学潘漠华、冯雪峰与应修人一起洽谈，在4月4日成立“湖畔诗社”。1922年夏，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本爱情诗——《蕙的风》经过胡适审阅删改，并作序言，介绍给亚东图书馆出版。朱自清说，这是“向旧社会道德投了一颗猛烈无比的炸弹”；沈从文说，“它对于年轻人引出很大的骚动”。 
　　在《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7册中，收录了江静之给胡适的12封信。1922年1月13日，汪静之的诗稿《蕙的风》刚邮寄给胡适不久，即两次向胡适写信借钱。信中说：

　　我真有不能维持之危险，只好请你再借20圆。——是的，20圆，要20圆才够！邮局寄来，越快越好。你先起借我的40圓，10圆是还上学期的債，30圆是暑假内的膳费书费。

　　从这封信可知，此前汪已向胡借过40圆（合1995年人民币约1600元），现在又要20圆。过了两个月，即（1922）3月9日，汪又写信给胡适说：

　　我从前预料在现在这时候可以得到《蕙的风》的稿费以供我的需要了，但到了现在，徒然失望……在欠债里生活的我，现在又过不去了，所以又无路可归地找到你了，请快快寄30圆来借我罢！

　　可以判断，在《蕙的风》出版之前，加上这次又借30圆，累计起来已向胡适借了90圆。《蕙的风》出版之后不久，（1922年11月19日）汪又再写信向胡适说道：

　　你前些时由亚东汇给我的30块钱，还了债就完了。到于今，新债依然如故。夏衣早已入了上海的当店，冬衣（棉衣）还睡在杭州的当店里，又需要看书报没钱买。自去年下半年来，家中没有钱寄我，好在今年《蕙的风》稿费一笔大款150圆，修人又借我些，不然那真不知穷到什么地步了。请原谅我，我现在还要向你借50块才行。

　　不到一年，从他给胡适的3封信中可算出来，他已向胡借支140圆（合1995年人民币约5600元）。而《蕙的风》全部稿费是150圆。1923年汪给胡的信中，仍提出“愿你再借数十圆”的要求，说什么“如你肯答应，请快快寄下，切勿久延”。 
　　当时担任北京大学教授的胡适，一而再、再而三地满足了汪静之的要求。 
　　此外，1921年鲁迅的三弟、尚未成名的周建人，由胡适推荐去商务印书馆，月薪60银圆（合1995年人民币2400元）。 
　　又如，林语堂去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时，每月能得到40美元的半额奖学金，他以为这是因为曾在清华教过书，是庚款的捐助。林语堂曾两次得到以北京大学名义汇款的保证金，各1000银圆；他回国之后才知道这原是胡适个人对他的资助。林语堂在《八十自叙》中写道：

　　当然，我曾有胡适博士作保，和北京大学接触过。……我曾两度由他作保汇支一千大洋。不过胡适没有向北京大学提款，而是自掏腰包资助我。我回国才知道这个秘密。我去找校长蒋梦麟，感谢他借支两千大洋。蒋博士诧异地说：“什么两千大洋？是胡适自掏腰包。”我才知道胡适真够朋友，遂在年底前还清了。

　　再如，胡适曾借给青年学子陈之藩一张400美元的支票，资助他去美国留学。后来陈之藩汇款还给胡适并写信致谢。胡适回信说：“之藩兄，谢谢你的来信和汇票。其实你不必这样急于还此400美元。我借出的钱，从来不盼望收回，因为我知道我借出的钱总是‘一本万利’，永远有利息在人间。”陈之藩回顾：“每读这封信时，并不落泪，而是自己想洗个澡。因为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澄明的见解与这样广阔的心胸。”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胡适临危受命、远渡重洋、只身赴美，出任中国驻美国大使，开始了另一种生活。家眷在上海，后来江冬秀又回老家居住。 

　　担任驻美大使期间的经济生活 

　　1938～1942年，胡适担任驻美大使，为中国的抗战寻求美国朝野的支持。在书信和日记中，他多次提到过这一时期的生活情况，其中就包括个人的收支情况。对他这一期间的个人收支情况做一个简单的分析，也许会有助于更多地了解胡适的个人品质。 
　　胡适是一个精明人。无论是在学问方面还是政治方面，他都做得游刃有余。不过，在钱财方面，胡适却并不像有些人那样“精明”。据说，1921年亚东图书馆的汪原放到北京拜访胡适，胡适的妻子江冬秀谈起，原先居住在竹竿巷时胡适的每月薪水都放在一个地方，自己并不过问，家里的帮佣买米买油都是自己拿钱。有一次，可能是帮佣私吞了一部分，竟然出现了短短时间内几人吃掉几担米的现象。不得己之下，江冬秀只好辞掉仆人，自己管理家务。这件事应该颇能说明胡适对钱财的态度和处理方法。 
　　胡适在美国担任驻美大使期间，每月540美元薪水是他的主要收入。这在消费水平较高的美国不能算高收入。但由于驻美大使属于公职，有些开销不需要从个人薪水中支付。胡适曾在与亲友书信中谈道：“我的日用不需多少钱，所以每月还可以余点钱买书。房子不用我出钱，汽车汽油都是公家开支。” 
　　胡适说他的日用不需要多少钱，这仅仅是指他自己一个人在美国的生活而言。实际上，他的支出除了要负担自己的日常生活，还要负担家庭的正常开销。在他这个大家庭中，除了他都是清一色的纯消费者。 
　　在1938年牵1942年间的大使任期内，胡适的个人支出主要包括个人日常生活和江冬秀在国内的家庭支出，以及两个儿子的教育费用等。另外尚有零碎支出，譬如，给江冬秀买点零用品，自己买点茶叶等。再譬如，江冬秀收了很多干女儿，这样一来，作为干爹的胡适少不得给她们买些小礼物。1940年8月13日，他就托人捎了7双袜子、3个钱包和5个粉盒带回国内，分送给干女儿。花费虽不是太多，但总还要花钱的。 
　　胡适此间在个人钱财上的特点是：清廉、俭、困。 

　　廉洁、公私分明 

　　胡适在个人收支方面账目清楚、廉洁、公私分明，有口皆碑。他去世后，梁实秋在纪念文章中说：“大使有一笔特支费，是不需报销的。胡先生从未动用过一文，原封缴还国库。他说：‘旅行演讲有出差交通费可领，站在台上说话不需要钱，特支何为？’像胡适这种不领特支费的，除了任过外交部长的罗文干，别无第三人。” 
　　胡适到任后的头两个月未领到薪俸，不得不自己先垫付花销，其中甚至包括使馆其他人员的开支。不久，他又大病一场，花费了将近4000美元，其经济困难可想而知。但尽管如此，他仍然谢绝了孔样熙汇来的3000美元资助费。在困难面前，胡适总是保持乐观，他曾在信中对妻子说：“我过的日子总算顶舒服的了。比起打仗的兵士，比起逃难的人民，比起天天受飞机炸弹的惊恐的人民，我这里总可算是天堂了。” 
　　还有一件事，也可以说明胡适的“清”。胡适卸任后，孔祥熙以为他可能比较困窘，所以想资助他一下。但胡适却回信说：“弟到任之日，即将公费与俸给完全分开，公费由馆员两人负责开支。四年来每有不足，均实报请部补发。弟俸给所余，足敷个人生活及次儿学费。” 

　　节约、俭朴 

　　胡适出身于安徽望族，可以说自小衣食无虑，而且受过西方文明的熏陶，也见识过欧美权贵的享受，但他在生活方面却仍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品质。这一点从他在美国期间的生活中体现得格外明显。 
　　在美国，他总是尽可能地减少不必要的开支，无论是公款还是私款，能节约一分就节约一分。如出门公干，为了省下门前叫车要付的小费，他都是跑到大使馆门前大道的拐角处才叫车。江冬秀给他寄衣服，他写信告诉妻子，自己的一些衣服没舍得，还都很新，不要寄太多的衣服。如果说一个穷得身无分文的人这样做，是完全应该的，但以胡适的身份和名望，却能够节省到这种程度，不浪费一分钱，实在是难能可贵。 

　　安贫乐道 

　　胡适的个人经济清贫，甚至穷困。任大使期间，胡适的月薪是540美元。这540美元除了满足自己的必要开支，还要寄回国内供养老婆和孩子，所以花起来很是拮据。倘若再有个大病小灾，情况就更加困难。胡适刚到美国，就因病欠下4000美元的债务，不久长子胡祖望来美留学又需要一大笔费用，结果弄得他为钱所困。1941年4月，胡祖望在美尚有一年半才能完成学业，第三个孩子胡思杜又将赴美求学，再加上江冬秀在国内开支颇大，胡适甚感经济紧张。所以他除了让胡思杜到消费较低的美国中部的大学就读，以节省费用外，自己也“设法子去卖文章或卖演讲，替儿子筹备一点美元”，并且说“我从现在起，要替他储蓄一笔学费。凡我在外面讲演或卖文字收入的钱，都存在这个储蓄户头，作为小儿子求学的费用”。在一般意义上，穷困也许意味着无能，意味着耻辱，但在胡适身上，这种穷困却是一种无穷的动力。 
　　从1938年到1939年是胡适经济上最为困难的时候。使馆要正常运转，但又一下子领不到经费；生病住院一下子又花掉了他大半年的薪俸；家里需要补贴；孩子上学需要交费。一笔笔大花销逼得胡适不得不去借债。一时间，债台高筑，为了偿还债务，解决入不敷出的问题，胡适用了许多办法。首先是多方暗示妻子，在家要一切从简。 
　　他在1939年9月21日和1941年4月10日两次给妻子写信，都间接地透露出了家用开支太大的问题，并暗示她尽量减少家用，以缓困境。其次是尽量压缩自己的个人开支。众所周知，胡适一度嗜好烟茶。在家书中，他曾多次要妻子寄茶叶到美国，多时达40斤，少时亦有10余瓶，但是为了节省，不喝太贵的茶叶。他曾在信中对江冬秀说：“只要上等可吃的茶叶就好了，不必要顶贵的。”到美国后，一方面由于病情，另一方面更是为了节省支出，胡适也一度把烟戒掉。第三是设法降低往来汇寄费用。 
　　1939年6月25日，胡适写信给妻子，让她把北平的部分书运到美国。为了节省运费，并告诫要用Freight方式装运，因为这样“运费不至太贵”。至于从美国给妻子买东西，则都是请人顺便捎回，以减免汇寄费用。在寄钱问题上，胡适更是下了一番脑筋，思考如何降低寄费。先是通过“中基会”汇转，后又寄美元回国。但这两种方法成本都比较高，于是又改为请人捎带回国。第四，尽量买便宜、实用的物件给妻子。胡适给妻子买过的东西有西洋参和袜子等。西洋参只寄过两次，多数寄的是袜子。袜子既实用又便宜。 
　　抗战时期，国内百物腾贵。江冬秀带着儿子逃难到四川，实属不易。她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说：“两上两下的房子，要房金125元一月，还要先付两个月。又还要1500元顶费，只好租不成了……租房子同要命一样的难。”在另一封信中又说：“样样贵的不得了。米70元一担，煤球8元一担，不出门也都不容易生活，你寄给我的五百美元到今天没有收到。究竟从哪一方面寄出，请你速查明白，叫我瞎去向外人拿钱，我宁愿死，做不出丢面子的事。” 
　　由于时局不宁，生活动荡，江冬秀身体大不如前。1940年10月6日江冬秀在致胡适信中写道：“我今年有老意的样子来了。身体不及两年前了。岁月不饶人了，老了。我这三年多，玩的地方一处没到过，在家也常常的一身病。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多。”但是，就在兵荒马乱的危急关头，江冬秀仍然妥善保管了胡适的藏书。 
　　1941年4月10日胡适给江冬秀写了一封长信，细诉他在美国是如何的“受罪”。 
　　总之，从个人经济的角度来说，胡适在美生涯是艰辛而又苦涩的。他没有把这个在别人看来是肥缺的职位当做敛财的机会，而是想尽各种办法，尽可能地自己解决经济困难。这种选择虽然苦涩，但胡适的人格却因此而更加具有魅力。 
　　抗战胜利后，胡适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住在东厂胡同1号。这所房子，据说黎元洪大总统曾住过。 
　　在“日记的故事”里，梁实秋体味出了胡适的过人之处。那是一次他同徐志摩等人去看望胡适，适值正在会客。胡太太把他们领到了楼上书房内，等待期间，徐志摩在书架前随意翻览时，忽然大叫一声：“快来看，我发现了胡大哥的日记！”他们几个人又惊又喜，正看得得意之际，胡适上了楼，笑着说：“你们怎可偷看我的日记？”随后严肃地说了一番梁实秋认为很有深意的话：“我生平不治资产，这一部日记将是我留给我的儿子们唯一的遗贈，当然是要在若干年后才能发表。” 
　　1958年4月8日，胡适回到台湾，10日上午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胡适一生最后的四年（1958～1962）是在台湾度过的。胡先生说“我也是半个台湾人”，这不是戏言。 
　　就在胡适临死前四个月，胡适的太太江冬秀，才携带一张笨重的旧床自美国赶到台湾陪伴病弱的丈夫生活。胡适临终前两天曾嘱咐秘书王志维替自己物色一所房子，并说：“我太太打麻将的朋友多。我在南港住的是公家宿舍，傅孟真先生给中央研究院留下来的好传统之一，就是不准在宿舍打牌。我也不应该不遵守傅先生留下的规矩。”王志维听罢，很是感动，第二天便开始想法联系。但房子没有找到，胡氏却在中央研究院开会后猝死。 
　　王志维在帮助胡家清点遗物时，发现除了书籍、文稿、信件等，胡适生前留下的全部财产只有13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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