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木：季羡林眼中的胡适

┃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季羡林眼中的胡适

© 散木／文

　　一．此一时也 

　　在以前的北京大学，已故季羡林先生与胡适校长有过一段交情。 
　　1999年，多年之后，季羡林先生赴台湾访问，曾特意去台北“中研院”对面的山坡上拜谒了胡适的陵墓，据说当时他两眼热泪凝视着墓碑上毛子水先生题写的碑文：“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向胡适的雕像敬献了鲜花，并行了三叩大礼。此后，季先生有一篇大作——《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发表，此后，这篇文章几乎被收进他所有的选集和文集中，当然也对读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季羡林回忆了他和胡适的种种缘由：那是1946年，他从德国学成回国，被陈寅恪先生推荐给了北大校长胡适、代校长傅斯年、文学院长汤用彤。此前季羡林于1934年从清华大学外语系毕业后，作为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赴德国哥廷根大学，在那里他学习了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后来获得了哲学博士的学位。大概是由于陈寅恪先生的力荐，季羡林回忆说：当时北大三位领导几乎立即接受了“我这个三十多岁的毛头小伙子”，进而他“公然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北大的大门”。不久，他又“身为北大正教授兼东方浯言文学系系主任”，并且“在适之先生和锡予（汤用彤）先生领导下学习和工作，度过了一段毕生难忘的岁月”。却说当年北大录用教师的门槛一向是很高的，据说甚至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拿到外国学位的留学生进校任教是只能担任副教授，然而季羡林只当了两个星期的副教授，然后就被提名为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这原因么，大概不外是季羡林手中有“绝活”——他懂得几种濒死的语言，等等。也是因此，此后的季先生更加努力地学习和工作，更与名流学者相互切磋，如他看了胡适的《胡适论学近著》，知胡适与陈垣就汉译“浮屠”与“佛”孰先孰后进行了讨论，他接着也进行考证，经过反复研究，写成了《浮屠与佛》，胡适读了大加赞赏，并鼓励他多出成果。此外，古籍《列子》一向被认为是一部伪书，但具体情况却从未有人进行过深入的探讨，而季羡林竟完成了《列子与佛典》这篇论文，至于方法，不妨说也是季羡林运用了胡适“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学术原则，进行研究得出的一个结晶，当时季羡林还请胡适加以斧正，胡适读了后称：“确凿之至。” 
　　这是可遇不可求的境界。季羡林晚年总结自己的一生，称：“积八十年之经验，我认为，一个人生在世间，如果想有所成就，必须具备三个条件：才能、勤奋、机遇。”所谓“才能”“勤奋”，只有靠自己；至于“机遇”，却是可遇不可求的。季羡林堪称幸运，他说：“如果我一生还能算得上有些微成就的话，主要是靠机遇。机遇的内涵是十分复杂的，我只谈其中恩师一项。韩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根据老师这三项任务，老师对学生都是有恩的。然而，在我所知道的世界浯言中，只有汉文把‘恩’与‘师’紧密地嵌在一起，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名词。这只能解释为中国人最懂得报师恩，为其他民族所望尘莫及的。我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机遇，就是我一生碰到了六位对我有教导之恩或者知遇之恩的恩师。”这其中，除了曾教授过他语言学的外国恩师瓦尔德－施密特、西克等，就是陈寅恪、汤用彤和胡适了，而胡适又是“恩”中之最，季羡林说：“适之先生的许多德行，现在笼统称之为‘优点’。我认为，其中最令我钦佩，最使我感动的却是他毕生奖掖后进。‘平生不解掩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他正是这样一个人。”季羡林在回忆时还感慨地说：“我同适之先生，虽然学术辈分不同，社会地位悬殊，想来接触是不会太多的。但是，实际上却不然，我们见面的机会非常多。他那一间在‘孑民堂’前东屋里的狭窄简陋的校长办公室，我几乎是常客。作为系主任，我要向校长请示汇报工作，他主编报纸上的一个学术副刊，我又是撰稿者，所以免不了也常谈学术问题，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待人亲切和蔼，见什么人都是笑容满面，对教授是这样，对职员是这样，对学生是这样，对工友也是这样。从来没见他摆当时颇为流行的名人架子、教授架子。此外，在教授会上，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导师会上，在北京图书馆的评议会上，我们也时常有见面的机会。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后辈，在他面前，决没有什么局促之感，经常如坐春风中。” 
　　春风化雨、如沐春风，这是师生、师友之间最温馨的境界了，而所谓老大学，此类的故事则不绝如缕，那是让人缅想不尽的。 

　　二．彼一时也 

　　“如坐春风”，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感觉。然而，一旦到了时局甚至不能安放一张平静的书桌的时候，先前骀荡的春凤则迅速散尽。 
　　在季先生的记忆里，有这样一幅离别的场面，那是他在台北胡适陵墓前的回忆：斯人

　　虽已长眠地下．但是他那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仍宛然在目。可我最后一次见到这个笑容，却已是五十年前的事了。1948年12月中旬，是北京大学建校五十周年的纪念日。此时，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北平城，然而城内人心并不惶惶。北大同仁和学生也并不惶惶，而且，不但不惶惶，在人们的内心中，有的非常殷切，有的还有点狐疑，都在期望着迎接解放军。适逢北大校庆大喜的日子，许多教授都满面春风，聚集在沙滩“孑民堂”中，举行庆典。记得作为校长的适之先生，作了简短的讲话，满面含笑，只有喜庆的内容，没有愁苦的调子。正在这个时候，城外忽然响起了隆隆的炮声。大家相互开玩笑说：“解放军给北大放礼炮哩！”简短的仪式完毕后，适之先生就辞别了大家，登上飞机，飞往南京去了。我忽然想到了李后主的几句词：“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唱别离歌，垂泪对宫娥。”我想改写一下，描绘当时适之先生的情景：“最是仓皇辞校日，城外礼炮声隆隆，含笑辞友朋。”

　　这里，似乎季先生没有能回忆起自己在这幅画面中的表情和心情，而在当年北大学生罗荣渠的日记里，却是这样几句“掷地作金石响”的声音——“季羡林说：‘胡适临阵脱逃，应该明正典刑。’”（《北大岁月》，《罗荣渠文集》之四，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原来，此时的胡适和季羡林等等，已经不是一条道上的人了。那是“形势比人强”，不能再光看“恩师”不“恩师”的时日了。 
　　曾经在很多人的眼中，当时胡适的政治思想是“过了河的卒子”——冥顽不灵的。于是又“一池旌漪”，连带到了他的学问，比如当时胡适的“科研项目”是“《水经注》版本研究”，罗荣渠在日记中嘲笑道：“听胡博士讲历史研究法一课，他以《水经注》为例，大谈特淡。胡氏花了五年时光研究这部书，尽管他把这个研究说得如何‘了不得’，神气十足，但在我看来也不过是那么回事——自吹讲学法螺而已。”而当时胡适校长也和现在许多国内的大学校长一样，动辄要把自己的大学搞成“世界一流”，当年许多人准备看胡适的笑话，如罗荣渠在日记中说：“胡校长说要在十年内把北大办成世界第一流大学，据向（达）先生看，如作风不改，则五十年也不会办到。”有的人虽并不看好胡适的作为，但作为学者，倒是取惺惺相惜的“同情之理解”，如季羡林后来评价胡适，认为“他一生处在一个矛盾中，一个怪圈中：一方面是学术研究，一方面是政治动和社会活动。他一生忙忙碌碌，倥偬奔波，作为一个‘过河卒子’，勇往直前。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意识到身陷怪圈。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认为，这个怪圈确实存在，而且十分严重。那么，我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呢？我觉得，不管适之先生自己如何定位，他一生毕竟是一个书生，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书呆子。也举一件小事。有一次，在北京图书馆开评议会，会议开始时，适之先生匆匆赶到，首先声明，还有一个重要会议，他要早退席，会议开着开着就走了题，有人忽然谈到《水经注》。一听到《水经注》，适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擞，眉飞色舞，口若悬河。一直到散会，他也没有退席，而且兴致极高，大有挑灯夜战之势。从这样一个小例子中不也可以小中见大吗？” 
　　一面是“应该明正典刑”，一面是“毕竟是书生”，这就是时代夹缝中胡适这种人的尴尬，也是季羡林此类学者审视其人的眼光，而后者的“毕竟是书生”，从胡适到周一良，包括季羡林，未名湖畔的北大学者可谓多矣。不是么？如周一良先生，季羡林在回忆中称：“适之先生对青年人——向鼓励提挈。四十年代，他在美国哈佛大学遇到当时还是青年的学者周一良和杨联陞等，对他们的天才和成就大为赞赏。后来周一良回到中国，倾向进步，参加革命，其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杨联陞留在美国，在二三十年的长时间内，同适之先生通信论学，互相唱和。在学术成就上也是硕果累累，名扬海外。周的天才与功力，只能说是高于杨，虽然在学术上也有所表现，但是，宥于形势，不免令人有未尽其才之感。看了二人的遭遇，难道我们能无动于衷吗？”这是季羡林晚年的看法了，揆以当年情景，他大溉是不会做此想的了。 

　　三．曾经沧海难为水 

　　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有没有超越时河的东西呢？ 
　　就说胡适吧，后来“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的季羡林说：“在政治方面，众所周知，适之先生是不赞成共产主义的。但是，我们不应记忆，他同样也反对三民主义。我认为，在他的心目中，世界上最好的政冶就是美国政治，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就是美国。这同他的个人、经历和哲学信念有关。他们实验主义者不主张什么‘终极真理’。而世界上所有的‘主义’都与‘终极真理’相似，因此他反对。他同共产党并没有任何深仇大恨。他自己说，他一辈子没有写过批判共产主义的文章，而反对国民党的文章则是写过的。我可以讲两件我亲眼看到的小事。解放前夕，北平学生动不动就示威游行，比如‘沈崇事件’、反饥饿反迫害等等，背后都有中共地下党在指挥发动，这一点是人所共知的，适之先生焉能不知！但是，每次北平国民党的宪兵和警察逮捕了学生，他都乘坐他那辆当时北平还极少见的汽车，奔走于各大衙门之间，逼迫国民党当局非释放学生不行。他还亲笔给南京驻北平的要人写信，为了同样的目的，据说这些信至今犹存。我个人觉得，这已经不能算是小事了。另外一件事是，有一天我到校长办公室去见适之先生。一个学生走进来对他说：昨夜延安广播电台曾对他专线广播，希却他不要走，北平解放后，将任命他为北大校长兼北京图书馆的馆长。他听了以后，含笑对那个学生说：‘人家信任我吗？’谈话到此为止。这个学生的身份他不能不明白。但他不但没有拍案而起，怒发冲冠，态度依然亲切和蔼。小中见大，这些小事都是能够发人深思的。”这就是永远的胡适先生了。 
　　当年罗荣渠也在日记中记述了学潮中的北大，如“听说昨天陈雪屏携了五百人的黑名单去见胡适，要他们投案，胡适不答应。陈说胡最好去南京避一下，他们好下手抓人，胡适也不答应”。不仅保护学生，还特别爱护学者。当时国民党政权行将垮台，物价疯涨，民不聊生，大学教授也深受其害．如在冰天雪地之际，一身傲骨的陈寅恪先生竟无钱购买全家取暖所需的煤炭，季羡林将情况告诉给胡适，胡适当即送去美元，陈寅恪却不愿无功受禄，愿以自己的藏书来换钱，胡适只好将自己的小车交给季羡林，要他帮着去运书……此情此景，想来是晚年的季羡林时常萦绕在脑际的了。 
　　也是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这篇文章中，季羡林说：“我同适之先生在‘孑民堂’庆祝会上分别，从此云天渺茫，天各一方，再没有能见面，也没有能互通音信。”二人被一水相隔，终至无缘相见。然而，胡适对季羡林以及他的学术研究一直都在关注之中，他经常对“中研院”的人说：“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季羡林呢？到了他的晚年，他开始反省，进而臻至“觉今是而昨非”的境界。 
　　自从认为胡适应该“明正典刑”之后，他说：“我同绝大多数的中老年知识分子和教师一样，怀着绝对虔诚的心情，向往光明，向往进步。觉得自己真正站起来了，大有飘飘然羽化而登仙之感，有点忘乎所以了。我从一个最初喊什么人万岁都有点忸怩的低级水平，一踏上‘革命’之路，便步步登高，飞驰前进；再加上天纵睿智，虔诚无垠，全心全意，投入造神运动中。常言道‘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群策群力，造出了神，又自己膜拜，完全自觉自愿，决无半点勉强。对自己则认真进步思想改造。原来以为自己这个知识分子，虽有缺点，并无罪恶；但是，经不住社会上根红苗壮阶层的人士天天时时在你耳边聒噪：‘你们知识分子身躯脏，思想臭！’西方人说‘谎言说上一千遍就成为真理’，此话就应在我们身上，积久而成为一种‘原罪’，怎样改造也没有用，只有心甘情愿地居于‘老九’的地位，改造，再改造，直改造得懵懵懂懂，‘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然而涅槃难望，苦海无边，而自己却仍然是膜拜不息。通过无数次的运动一直到十年浩劫自己被关进牛棚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皮开肉绽，仍然不停地膜拜，其精诚之心真可以惊天地泣鬼神。改革开放以后，自己脑袋里才裂开了一点缝，‘觉今是而昨非’，然而自己已快到耄耋之年，垂垂老矣，离鲁迅在《过客》一文讲到的长满了百合花的地方不太远了。” 
　　当年的季羡林说：“胡适临阵脱逃，应该明正典刑！”后来的季羡林说：胡适“虽已长抿地下，但是他那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仍宛然在目。”这就是历史的沧桑。自感“垂垂老矣”的季羡林先生还说：他是“离鲁迅在《过客》一文讲到的长满了百合花的地方不太远了”。那是一个什么地方呢？“坟”？抑或“过客”仍然奔走不息的“未知之地”？

　　本文选自《现代学人谜案》，散木／著，金城出版社，201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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