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我的野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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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野读生活

© 张鸣／文

　　毋庸讳言，我是一个读书人，虽然有时候朋友圈子里有人会拿我曾经做过兽医这事儿开玩笑，说我是个兽医。说良心话，当年我做兽医乃至猪倌的时候，其实比今天更像读书人，对书的痴迷，比今天不知要高几个数量级。那是个没书读，要读也只能读毛选的年月。我养猪、做兽医的时候，手边只有一套1970年左右重印的《红楼梦》和一套线装石印的《三国演义》，都是我伯父从上海给我弄来的。没书可读时就每天翻，都快背下来了。幸好我所在的兵团连队，居然有一套《鲁迅全集》，没人看，就搁在有名无实的图书室，钥匙在出纳手里。我三磨两磨，借将出来，如获至宝。 
　　说实在的，当年的我，对鲁迅印象一般。课本上选的鲁迅文章，剑拔弩张加尖酸刻薄，看多了，并没有觉得怎么好。但是由于没书可读，不得不把全集都读了——先读小说，然后散文，再则杂文，最后连译文和学术著作也读了。每篇文章，至少看三遍。有些篇章，看过的次数，没法统计了。从此往后，我就变成鲁迅迷。 
　　说起来，我的读书生活，起点恰好在“文革”开始的时候。那一年我9岁，不知怎么搞的，就学会了看没有图的大人的书。字识得不多，连蒙带唬往下顺。父母都忙，加之我学习成绩一直不错，所以没有人干涉我读“课外书”。这其实是一种大不幸，因为恰在这个时候，开始烧书了。凡是铅印的东西，如果是西方的，则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如果是俄国或者苏联的，则是修正主义，如果是中国古代的，则是封建主义。1949年以后的革命文学作品，也是修正主义。反正除了毛选、马列和鲁迅的书，统统得烧。记得当时手头正在看绥拉菲靡维奇的《铁流》，这本曾经的革命文学经典，也被老师判为修正主义，非烧不可，只好交出去烧了。这么一来，一下子天底下没有书了。对于我这个刚刚学会看书的人来说，简直太难受了。学校基本上也停课了，即使上课，老师也就是读读语录，学生也不乐意听，疯打疯闹。而我这样的狗崽子，下了课也没有人跟我玩，再没有书看，简直就像受刑一样。后来，疯狂烧书的风头过了，我在我家的箱子底下，发现了几本残破的苏联小说。现在名字我都忘记了，只有一本，记得好像是叫《小家伙》，都是竖排繁体字的，看起来很费劲。没有书看，再费劲也得看。硬着头皮读下去，居然也磕磕绊绊地顺下去了。这几本小说看完，就把哥哥姐姐用过的课本翻出来，看完了语文，看历史，看完了历史，看地理，最后，连生物课本，也看完了（数理化实在看不懂）。 
　　1969年九大之后，“文革”最初的疯狂大体过去。我发现，跟我同样爱读书的人，还是有一些的。当年我所在的黑龙江国营农场，中层干部多为军队中专业的小知识分子，家里多少都会有几本书。在烧书狂潮之中，拼了命保存了下来，把封面撕掉，换上保护色，明明是《安娜卡列尼娜》，但包着的书皮上却写上《鲁迅文选》，或者毛选第四卷，然后大家私下里偷偷互相换着看。有几个“文革”初期疯狂抄人家的造反者，突然之间又被当成“五一六”分子抓了，家里积攒了不少抄来的文学名著，我们几个爱书的小伙伴，就用沙果、香瓜，以及毛的像章一本本换出来。我们当年对书的感觉，就像杰克•伦敦笔下那个饿惨了的水手，见到食物就想疯狂地占有，狼吞虎咽，实在吃不下了就偷偷藏起来。我曾经为了跟人家借一本小说，在人家的门口，死皮赖脸地站上大半天，逼得人家不得不把书借给我。期限非常紧，为了能按期还书我能三个小时吞下一本三百页的小说。如果人家宽限一点时间，第一个冲动，就是把书抄下来。 
　　在那个时候，“文革”前出版的大多数世界文学名著，我其实都看过了。但由于没有封面，不知道作者，有的书破损得厉害，有头无尾，看了也不知道这些书居然都是名著。直到“文革”后，再次接触这些书的时候，才恍然大悟，原来都是我看过的。有的书，如果分上中下的话，你第一次拿到的，就不知道是哪一册了，反正拿到哪册，就从哪册看起。记得《三国演义》，我就是从中册开始看的，一上来，庞统就被射死在落风坡了。那个年月，有作者比较完整的书也看到过。那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社会上革命的热情已经不再。我被扔进了一个山沟里的五七中学，老师大多是知青，只有一位是老资格的教师。但是没想到他的家里有藏书，有高尔基的三部曲、郭沫若的《沫若文集》，还有一套线装的《汉书》。那些知青，从北京、上海，陆续以学校的名义，搞来了好些“文革”前出版的古籍，从《诗经》《楚辞》一直到唐宋散文、宋代的话本、周一良的《世界通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还有像《说岳全传》和《老残游记》这样的小说，但是这些书只有老师才能看。那个时候老师很缺，由于我学习比较好，所以学校经常拿我当老师用。因此我就有了特权，可以看这些书。我就把这些书借出来，放在宿舍和课堂上看，反正老师在上面讲什么，跟我也没关系，那种薄薄的课本，我早就自习就看明白了。当然，老师也从来不管我，由此练就了一副可以在课堂上读课外书的本事，抗噪音能力超强，最后连工地打夯，我都可以照看不误。 
　　“文革”中偷偷看书的人中，其实最流行的，是几本中国作家的作品，比如《林海雪原》《烈火金刚》《平原枪声》《苦菜花》。只是我们几个书痴，很快就不满足了，越走越远。到了手抄本《第二次握手》《少女的心》问世，我们根本就不屑一顾。尽管如此，那时候，时代还是能给我们的认识打上自己的烙印。比如说，我对《铁流》就不大满意——怎么把我们敬仰的苏联红军，写得跟叫花子似的？看雨果的《九三年》，对里面主人公革命不彻底的行为，也表示不解。美国记者夏伊勒的《第三帝国兴亡》，甚至一度令我愤怒，怎么苏联跟纳粹德国还瓜分过波兰？革命领袖斯大林怎么可能跟希特勒勾勾搭搭？一怒之下，我把书丢在一边不看了。过了一会儿，心里痒，手也痒，还是抓起来看，直到读完，心里感觉还是怪怪的。 
　　“文革”中读书，一直都摆脱不了这样的纠结。没有书读的日子，哪怕碰到带字的，就会抓起来看。那时的两报一刊，我期期都不落。上海著名的大批判杂志《学习与批判》，我是自己订阅的。“文革”中间出版的几本有限的革命小说，如《金光大道》第三部《牛田洋》，我买过。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章士钊的《柳文指要》，我也都认真读了。那个时候即使是“林彪事件”之后，受《五七一工程纪要》的震惊，怀疑起了“文革”，但却不敢怀疑革命。有的时候，还觉得《学习与批判》上的文章，写得挺来劲的。 
　　幸运的是，“文革”这十年正好是我从童年长大成人的十年。所读的书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西方富有人道主义情怀的名著，其中托尔斯泰的《复活》和《战争与和平》、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司汤达的《红与黑》、莫泊桑的《羊脂球》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给我注入了浓烈的人道主义情怀。让我此后的生活，因此而获益，也因此而受苦。不管怎么说，我至今不悔。 
　　当年看过的小说此后再也没看过，包括我曾经反复阅读过的鲁迅著作。生活的经历，让我变成了一个所谓的学者，需要花大量的精力去翻阅史料。但是，只要能抽出时间来，能抓到的书，还是会拿来读。一天不看一会儿书，浑身难受。有人恭维说，我是学者里面最用功的几个人之一。其实，我哪里是用功，不过是习惯而己。只是，无论怎么用功，当年那种饥渴的感觉，那种读了好书狂喜的兴奋，再也没有了。我的朋友兼师长，北大教授李零说，那是一种读野书的感觉，这种感觉，只能是那时候才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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