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欢不再｜邵燕祥自述

┃γνῶθι σεαυτόν
┃智者自知

狂欢不再

© 邵燕祥／文

　　相对于人类更不用说地球上生物的起源，相对于地球更不用说宇宙的形成，一个世纪半个世纪简直是一瞥而过的瞬间。所以那个面对空间吟咏过“断肠人在天涯”的马致远，又从岁月之不居嗟叹过时间的流逝、人事的无常：“百岁光阴一梦蝶，重回首、往事堪嗟！” 
　　人的平均寿命有上升的趋势，耄耋老人越来越多了。我们祝人健康长寿，健康要紧，长寿而不健康，是活受罪。长寿而健康，阅历丰富，可作历史的见证人。有时历史的真相，长期被人为地蒙蔽着，即使档案得以完整地保存，按国际惯例也要三五十年后才会解密；何况档案届时也未必公开，公开也未必完好，完好也未必完全可信。这样，当事人或在场者的证言就弥足珍贵。 
　　活得长也是一个优势，但要为此付出代价，即所谓饱经沧桑，甚至是历尽坎坷。我亦有幸年过花甲了，不敢说“九死一生”，却也算得“三死一生”，三次在有人欲置我于死地时，与死亡交臂而过。今天还能在这里夸夸其谈，也是不期于无意中得之。 
　　不过余生也晚，小时候父亲常说我是“九一八以后生人”，有嘲笑后来者没有发言权的意思。比起今犹健在的世纪老人来，我的确也只能就20世纪下半个世纪说说自己的亲历。 
　　当我还以一个乐观主义诗人的姿态出现的时候，就像鲁迅在《药》的结尾加上一个花环，我也总想在生活里添加一笔亮色，装点些欢容。而下面这两段诗，则是真实的写照，没有勉强的夸张：

　　1949和1976 
　　北京有过两次狂欢节 

　　我是幸福的，我两次 
　　都在狂欢的队伍中 
　　（《北京与历史》，1982）

1949

　　1949年的狂欢，意谓我欢天喜地地迎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表明我在“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决战”中，在国共两党和蒋介石、毛泽东之间，抛弃了前者，选择了后者。 
　　我生于1933年，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时，我刚满12周岁。从整整八年日本占领者的统治下过来，只是“南望王师”，对国内的党派之争毫无精神准备。但是，先是从重庆飞来一个什么“先遗”人员，很快就听说他跟一个著名京剧女伶的绯闻，紧跟着是飞来一批所谓接收（人们讽刺为劫收）大员，“五子登科”〈指条子即金条，女子，房子，车子等）。市井流传着新民谣：“盼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我现在判断，这反映了一般市民的失望情绪，并不像是经过反对者加工的宣传。假如国民党政府官员清正廉明，别人再怎么“宣传”也没用。 
　　我原先对毛泽东所知有限。大约1943或1944年，在日本出版的华文《大阪每日〉周刊上，读到过一篇《毛泽东和蓝苹》，也只是当做一件遥远的人事，未影响我的好恶；加上那是日本人办的刊物，姑妄看之，并不当真。倒是后来从敌伪的《华北新报》一篇通讯上，见它引用《延安颂》的两句：“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使我这个当时开始有了点文学兴趣的少年印象深刻。这当然不是日本占领当局始料所及；既然当时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总务厅情报局局长的柳龙光，可以在1948年底被中共华北局城工部长刘仁派赴台湾去搞策反，那么当年报纸编辑或许是有意透露，也未可知。 
　　日本投降后的北平，从只有一家报纸的新闻管制局面，一下子变成大小报刊纷纷问世，其中不少看来没什么背景，出了一两期就无以为继了。随后老牌的《世界日报》、《大公报〉、《益世报》在平津复刊，《新民报〉也办起了北平版。我所就读的汇文中学，西斋门厅每天中午饭后，总有一个报贩摊开满地的书刊，包括中共办的《群众》，民盟办的《民主》，还有其他应该定性为“革命的和进步的”报刊。最有趣的是中共在北平办的《解放三日刊》出版不久，国民党（特务机关？）盗用其报头毛泽东题字，仿照其开张版式，发行一种《解放区》，有文有图，揭露解放区主要是土地改革中虐杀人命的事件等等。但这时，国民党的宣传在像我一样的“左倾”学生中已经没有市场了。 
　　这是因为我已经把自己的信任票投给了共产党，按照当时有些人的说法，我们“喝了共产党的迷魂汤”。我不知道我的情况有多少代表性，我是迷于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文采”，而不是迷于其“武功”，不是在当时认为中共领导了抗日战争直到胜利，更不是预见到中共将打赢三年内战特别是三大战役。我是得读毛泽东《沁园春•雪》，极其欣赏：这样的词，蒋介石写得出么？我心目中的诗人打败了草头将军。听说最近《王蒙说》一书中说毛泽东是大诗人，浪漫主义等，不知是不是也属同样心理。我不能想像，如果当时流传的毛诗不是这一阕，而是“分田分地真忙”或等而下之的一类，我也会如此倾倒么？蒋介石的名著是《中国之命运》，但我在1945年秋就从家兄手中读到陈伯达《评〈中国之命运〉》，那已经把蒋书驳得体无完肤；其实我当时亦未通体读透，但年轻人好斗又好观战，观棋尚且难免有倾向，何况读论战文章，于是随着陈书的笔锋，体味到一种颠覆权威的快感，自然就站到从在野立场批驳在朝言论这一边来了。 
　　不久我又从一位国文老师仇焕香处借到油印的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这是在战后中国建立一个和平民主联合政府的纲领。我过去在填写各项表格时习惯说，由此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虽不中，不远矣。 
　　我那时还不能算是一个知识分子，充其量叫做知识青年吧，但我相信我接受或说靠拢共产党的前后，跟当时国（民党）统（治）区许多成年的知识分子大体类似。依我看，在抗日战争前后投向延安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其中多数主要是由于对国民党在对日抗战方面的表现不满，相信共产党真心抗战，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则只是朦胧的憧憬，还来不及做认真的理论探讨。成年人当然不同于小孩子，他们还有恋爱婚姻、吃饭就业问题，带着这样的问题投奔共产党的也不少，抗战时如此，45年后亦然。在国民党统治下，经济凋敝，毕业即失业情况尤甚，于是在读书人里和在市民中一样，流行着“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到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的民谣。至今我也认为这是民间自发的，共产党地下组织或同情分子顶多参与传播，不会像“闯王来了不纳粮”那样是由李自成的队伍编造的。因为“此处不留爷”云云原是江湖套话，武侠小说上常见的。 
　　至于我，当时向往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的许诺，对诸多细节是不暇细想的，也不具备认真思考的知识结构。但与当时执政的国民党端给我们的那一个烂摊子相比，实现和平，然后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按部就班地进行被日本侵略者打乱的国家建设，无疑就是辉煌的理想，如我们过去诗文里抽象地写的“光明”的境界。 
　　促成我这一立场的，更主要是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倒行逆施。1945年昆明的“一二一惨案”（四烈士都是年轻学生），1946年年初重庆特务打人的“较场口事件”，4月在北京中山公园特务殴打陈瑾昆教授的案件，特别是入夏先后发生的暗杀李公朴、闻一多两血案，使我彻底厌弃了国民党。从阅读闻一多的诗文，到了解闻一多走出书斋、不满现实的经历，我因对闻一多道路的认同，遂在政治上视国民党为寇仇了。当时物价飞涨，我虽不当家，但从家人和亲友处也多少了解一般市民的反映，我从小所受的教养，有惜老怜贫的恻隐之心，关心民间疾苦的民本思想，再加上社会政治现象激起的正义感，我认为国民党残民以逞，不应再一党专政。日本投降时人们曾欢呼“天亮了”，待国民党回来，混乱黑暗如故，大家自然把光明的希望寄托到国民党之后了。 
　　在大城市，尤其在学校里，不像在农村面临土地、财产等具体的经济利益；像我这样的年轻学生，主要是从自己所持的是非、善恶这些道义标准决定去取。师友之间的互相影响也会起作用甚至决定的作用。我相与的尽是传统所说的好学生，品学兼优的为多。我们当然看不起带流氓气的、飞扬跋扈的学生，别处我不清楚，偏偏我们学校里，少数三青团分子中我所知道的，就是“泡miss”、打群架的一流。基层如此，上层可知。我在1947年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前后，认同“党团退出学校”一说，就缘于这样的感性基础。事实证明，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知识分子中，这些口号是得人心的。以周恩来为首的在国统区活动的共产党人，分别在高层的社会贤达（政治界、文教界、工商界人士）和基层的学校师生间，所做的宣传和统战工作是成功的。这与他们自己的人格形象分不开。许多年后我在写“文革”一幕的《审诗》中，对本单位“文革”小组的丑恶面目稍作描摹后，曾说过：

　　我是从接触个别的共产党人而接近党的，他们都是优秀的、无私的、通情达理的人，使人感到温暖，乐于亲近。假如我当时碰到的共产党员竟是这个“文革”小组里的人物，我还会跟着共产党走吗？

　　诚然，历史不能假设。而有我这样感慨的人，怕不只我一个。不过，事实是这样的假设在我当年身边不会发生，因为“文革”小组成员中，那时有一个还在国民党军队做政工，另一个还在旧警察里混饭吃，他们被“解放”过来后加入了共产党，才成为“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骨干。而我却还像二十年前那么幼稚，自不免为仇者快了。 
　　叫幼稚也罢，天真也罢，总之出了家门，进学校门，毫无社会经验，更不懂历史，不懂国情，不懂政治。那时自以为是，什么人的话都可以不听，但是要听共产党的话，无条件地相信党的一切宣传，拥护党的一切主张。也许出于逆反心理，你国民党要求对蒋介石信仰到迷信的程度，服从到盲从的程度，我却偏要迷信和盲从共产党了。我之投向共产党，不能说没有一定的理性认识的基础，但肯定夹杂了许多纯感性的东西。似乎还可以指出一点，就是地下活动的神秘性和冒险性对我的吸引，今天回头看，一个十二三到十四五岁的孩子，尽管文绉绉的，却也难逃青少年心理学揭示的一般规律。 
　　其实那时候对党史党纲都知之甚少，顶多是几本小册子而已。对解放区，除了几个朋友走访张家口归来所说见闻，不过是从《晋察冀日报》、《北方文化》等少量报刊，以及艾青的《吴满有》，赵树理的《李有材板话》，孙犁、吴伯箫、马烽等的文字略知一二。看过古元关于冬学夜校的版画，我竟以为广大解放区里的农民群众，全已经有了阅读鲁迅作品的能力；我在《窗花》一文里就把想像和愿望当做现实，加以歌颂性的描写了。 
　　抗战后中国的国共之争发展为内战，跟国际冷战的发展是同步的。美国和苏联在二战中同属反轴心国家，都算是我们的盟国。1945年秋美军第一次到北平来，我还在欢迎的队伍里跷着大拇指喊过“顶好！”但不久发生了美军强暴女生的事件，就在我家邻近的东单广场。此后各地又发生一系列美军吉普车伤人之类的车祸。在一般情况下本来可以作为个案处理的，但在特殊的政治背景和社会情绪下，就会上升为国家关系、民族关系的纠纷。我们才摆脱日本人八年的欺压，刚刚扬眉吐气之际，民族感情是敏感点，很容易加热引爆。 
　　这一次针对美国的抗暴运动，后两年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的运动，我都参加了。唱《你这个坏东西》，我们怒斥“中美商约，出卖人民，反说是平等的！”然而至今我并没有看过这一纸中美商约。 
　　对苏联就不同了。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公开回忆苏军对日作战当中和战后，在东北损害我们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而在1946年二三月间国民党借张莘夫事件在全国大城市策动反苏大游行时，我曾给校内《自由周刊》写过一篇短论，为苏军辩护，连思想“左倾”的编者也认为过分激烈并有所偏颇，不能获得广泛同情。回首当年，我简直不能解释为什么会这样做，惟一的解释是我超前地实行了毛泽东1949年提出的“一面倒”。这也可证明毛泽东批评五四运动时指出的，“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的形而上学，是有其群众基础的，不待领导者一一提倡；而在“立场决定观点”的文风学风下，罔顾事实的情绪化的东西难免大大泛滥。 
　　当时对苏联，如同对中国的解放区一样，我本一无所知。除了上海“苏商”时代社的出版物以外，只有少量的文艺作品。西蒙诺夫的诗，萧洛霍夫的小说，因其遥远，便富有了浪漫主义色彩。卫国战争期间苏联军民的英勇令人神往。我也不吝把对俄罗斯作家和诗人的好感记在苏联账上。茫茫的露西亚，是普希金、果戈里、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和高尔基的故乡，又变成保尔•柯察金、“丹娘”和青年近卫军的故乡。这还不够吸引一个爱好文学又向往革命和献身的青年吗？ 
　　那时候看到的是段洛夫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它表现的是十月革命初期的人和事，那时候还有一本克兰钦柯写的《我选择了自由》，开头部分写的也是同一个历史时期：然而前者是苏联革命文学作品，后者是苏联叛逃者的自述，我们自然把革命文学奉为经典，而对那出自叛逃者的手笔，不但不屑一顾，而且视为反苏宣传，同学中谁对它有兴趣，即使不算反动也是思想落后了。 
　　在当时我的朋友中，只有个别没有如我这样“革命”和“进步”的，能对涉及苏联的问题上有所质疑。如吴小如1948年8月发表的一篇杂文，就对日丹诺夫之死发出“事如春梦了无痕”的揣测、暗示和微词；不能说他有多少事实的根据，但他毕竟还有自己的思考，这是我这样因亲共而亲苏的人所不及的。所以一年多以后，我在斯大林70诞辰时自发地真诚地写颂诗，这一点在他是做不到的。此事不知道小如自己还记不记得，我却有印象，然50年来从未说过，今天连类及此，因苏联真相已经大白，我这就不算公开“揭发”了。其后不久，小如经手发表我的一篇小说《沙果林记》，其中写到一支亲民的军队，竟被报社主事者指责为替共产党作宣传，小如则据理力争，为我辩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表现了一个有良知的自由主义者的典型立场。 
　　我是简单化的线性思维，非此即彼的两极判断，而当时国内的政治格局，国共两党之外，没有第三种成熟的政治力量。我不仅思想感情上“一边倒”，而且有了组织上的归属。政治上的选择，好像对我并不困难，水到渠成似的。虽然我在整个三年内战中，实际仅只是一个跟着大哥哥大姐姐亦步亦趋、摇旗呐喊的马前小卒，但这不仅决定了我在1949年平津易帜时欢庆解放，也决定了整个1949年是我前半生中的一次狂欢节。 
　　“我是初来的”，这是40年代中期胡风主编《七月诗丛？中一本合集的书名。这也正是我在40年代末加入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时的真实心情。我理直气壮而又怯生生地学习着各样陌生的东西，认为这里的一切都是好的，理想的，应该学习的。在接受气节教育（以防万一被捕后失节）时，我们为割断亲情的羁绊并能视死如归，几乎照搬了孔融的理论，说明我们“生”之偶然；为了弄清土地改革的正义性，弄清“驴打滚”高利贷的残酷盘剥，我们举例说“大骡子下小骡子”；为了划清与剥削阶级审美情趣的界限，我们批判一个新诗社社员用“锦绣”形容江山……我们幼稚得可爱，也“左”得可爱。但就从这样的角度、这样的水平去批判别人的时候，势头也是凌厉得可怕的。 
　　我们愿意听组织的话。但是也有新的问题困扰我们。在国内，如从香港传来的对胡风的批判，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对沈从文等的批判，我们知道都是传达党的思想意图，但因为个人对胡风等“七月”诗人，对沈从文、萧乾等人作品的爱好，口虽不言，心里不免打个问号；其中也包括林默涵对克家《泥土的歌》的批判！真有那么严重么？如说这些还是小事，国际上批判铁托则事关重大，以刘少奇《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这一文件为纲，我们学习着对“叛徒铁托”大张挞伐，而当时我们并不知道铁托究竟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接着在组织生活会上，我们又几乎用同样的严格要求的精神，把细枝末节也提到所谓原则高度，进行着相互间的批评，也进行自我批评。好在当时批评完了也就过去了。我们所在的对上仅有单线联系的一个小组，还是团结奋发地共同对敌。 
　　我与小组内的同志们略有不同的，是我还有一些因文学习作而相联系的师友，从他们那里偶然听到些不同的声音。1949年年初，我准备随军南下时，三年前把《论联合政府》借给我的仇焕香先生，从北城南锣鼓巷骑车到崇文门船板胡同，劝我还是继续把大学读完，不要上华大革大或南下工作团。我后来没听他的话，一往无前地去参加革命了。这位老师“拉”我的“后腿”，自然有他的理由，“不足为外人道也”，此事我也50年缄口未言，不久前他以高龄去世了，愿他在另一个世界安息。说这些旧事已无揭发告密之嫌。这不也是时代的“进步”吗？ 
　　试看一下那时中国的日程表：1947年秋，还准备用几年的时间打贏战争；1948年“五一口号”就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我随之写了《长江上》、《南征》两小诗，预言大军要渡江；这年冬天，北平城郊响炮了，我们开展护校斗争；开年达成和平解放北平协议，我这个怯于在公众场合出面的人，也上街去宣传新解放区城市政策“约法八章”。1月30日部分解放军从西直门入城；2月2日举行入城式，我们在东交民巷迎接“我们的队伍来了”；2月12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一次庆祝大会。所有这一切，比预计的来得快得多，对于摈绝了国民党，而对全新的未来充满无可名状的渴望的我们，怎么能不狂欢？ 
　　我欣慰于我的选择。和我类似的青年不少。在我的同辈中，由于出身、经历而有犹豫的，比我们年长，家室之累较重，头脑也更复杂一些的，会有更多的思想波动，我们当时是完全不理解，甚至视而不见，然而他们也都别无选择了。 
　　于是我们全都卷入了从迎接北平解放，庆祝胜利渡江，直到10月1日前后庆祝新中国成立的狂欢：一个新时代新纪元开始了，一个美好的社会依稀站在中国人民的面前。

1976

　　从1949年投身的第一次狂欢，到1976年参与的第二次狂欢，中间相距27年。共和国的时代，毛泽东的时代。 
　　我从一开始就采取对新政权积极维护和捍卫的立场。 
　　合众社记者基昂1949年2月1日从北平发出的电文中称：

　　北平平静地好奇地接待征服者，各种学生和工人团体排列在街道上，各小队都打着大幅彩色旗帜，不停地喊着口号，但这并不是一般人民情绪的反映，他们表示了过去四十年中用以迎接六次征服者的同样的保留态度。

　　美联社记者穆萨2月3日也拍出电文称：

　　今日北平给它的共产党征服者一个热闹的欢迎，这只有这个经常被征服的城市才能够做到，共产党向拥挤着的成千上万的人显出一两件东西看看——长达数里的缴获来的美国造的各种车辆。长列的市民在这个热烈的欢迎进（游）行中把嗓子都喊哑了——正如当日本人占领北平他们欢迎日本人，当美国人回来他们欢迎美国人，当中国国民党人回来他们欢迎国民党人，以及数百年前他们欢迎蒙古人与鞑靼人一样，北平在欢迎它的征服者方面是素享盛名的。

　　面对这样的对北京人中国人充满偏见的言论，我完全出于自发，而不是接受任何指令或约稿，在2月12日和19日的《北平日报》上，先后以汉野平的常用笔名发表了两篇驳斥文章。“警告美帝新闻记者：中国人民是不可征服的，不可屈辱的，无数的中国人民的征服者成了齑粉”，并引用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宣布的“约法八章”之七中“一切外国侨民必须遵守本军及民主政府的法令，不得进行间谍活动，不得有反对中国革命事业的行为……否则，当受本军及民主政府的法律制裁”等语；同时希望美国人民及美侨“遵循民主原则，对贵国污蔑中国人民的败类记者采取必要的合理的措施”，云云。 
　　从这时起，我就已当仁不让地以人民的代言人自居，这是后来接受“工具论”即一切文字写作都要为党立言，为党的政治服务，作阶级斗争工具的思想基础。也是我从小接受儒家入世教育，以“为国为民”为第一义的影响的延续。不过，在上述两文中，也还引用了例如伏尔泰的名言“我对你说的话也许完全不同意，但我将力争你说话的权利”，这在受过党的正规文字训练的人笔下，几乎是不可想像的；这也正说明我还“拖着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还要经过学习和改造，才能“为无产阶级所用”。 
　　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学习和改造是同义语，甚至学习和政治运动也成为同义语。周恩来不止一次地现身说法，以“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与几代知识分子共勉。以“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向新解放区输送干部的、带有干部政治训练班性质的华北大学，揭橥“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联系实际，改造思想”，据说就是从延安整风以来指导一切学习的原则。毛泽东也说整风运动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运动。所以五六十年代的政治学习，无不贯穿着整风精神。40年代在延安和各解放区共产党的整风运动，连同它所包括的审干（对干部进行政治审查）和据说是被康生搞坏了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在全国执政以后，就在全国范围党内党外的各项政治运动中扩大地重版发行了。 
　　我们以1949年10月1日为界，前此称为旧社会，此后便是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初期，从大局稍定，到开始建设，与原先的战乱频仍，民生凋敝，特别是在农村土改分田提倡发家致富，城市里工人也明显有翻身之感，这个新旧对比的反差很大，呈现一派新气象；正如人民解放军初入大城市时的纪律严明，与国民党军队后期的表现形成鲜明对比，大大贏得民心。那时候所有的群众包括知识分子都被告知，这一次的国家易帜，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次改朝换代，而是人民彻底的翻身解放，是全新的纪元，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人民当家做主的时代”开始了，因此是一次天翻地覆的变动，人们要适应这个变动，自我改造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像我这样的，以参加革命为己任的人，“改造社会，改造世界”是我们认定的天职，欣然接受“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要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的经典提法，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曾获斯大林文学奖金的女作家丁玲，曾经是我所钦佩的。她在谈政治时与一般从解放区来的干部立论并无二致，但她有自己的讲话风格，在谈文艺时则偶有独立见解的闪光。譬如她说，你观察生活的时候，不能光看到大家都看到的，重要的是看到人家没看到的；你看到敲锣打鼓高高兴兴的人，你是不是还看到有向隅而立，甚至暗中洒泪的人呢？这话在当时，就有点“离经叛道”了。原文好像在她谈杨朔《三千里江山》一书时所说，收入《到群众中去落户》，我相信我的转述大意不差。 
　　而我当时恰恰就只是随着大家敲锣打鼓的一群。其实丁玲也未能真正摆脱处境即社会定位的局限。这是她与20年前老友沈从文的距离之所在。1949年冬北平围城前不久，我到沈先生那里去，因提起解放区的小说和赵树理，他向我说起他与那种“群”的方式恐不适应；他说的“群”，似乎泛指共产党的社会革命和群众运动，也特指共产党倡导的集体主义。时隔不久，我欢天喜地在正定天主堂的华大听大课，如饥似渴地汲取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观点，忽接吴小如信，说沈先生自杀未遂，为之黯然。当时对像沈从文这样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心情和境遇，以为理解了，其实远未理解。 
　　1949年7月，在北平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这是以“解放区、国统区两支文艺队伍大会师”写入史册的。我当时还写了《唱吧，红色歌手们》为贺（刊于《光明日报》）。直到后来很久，我才意识到这次大会实际上压抑了国统区的作家，他们成为屈居于代表“工农兵方向”的、解放区作家队伍之下的被改造对象，因为他们天然地成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文艺代表，不经改造是没法为新时代的群众服务的。1985年我在穆旦研讨会上说过，像我这样的人，在50年代中一度被当做党所培养的新一代青年诗人推荐出来，其实是以一代在国统区己经形成自己创作风格的成熟诗人的搁笔为代价的。 
　　我适时地放弃了小说、散文的习作，专意地写诗。诗歌可以更直接地倾泻我对新时代的革命热情。我歌颂“解放”，我歌颂“人民”，这是中国共产党高举的两面旗帜；我更一泻无余地歌颂共产党，歌颂毛泽东。出于知识分子式的腼腆，我叫不出“主席”这样的官衔，但是我却由衷地喊出了“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万万岁，／写上天安门，大字毛泽东！”（《歌唱北京城》） 
　　我相信我写出了“工农兵的思想感情”，比起报上那些工农兵自己的创作，自觉并无愧色。我同样去歌唱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但因为缺少实际体验，渐觉苍白空洞。政治诗真的成了标语口号，我毕竟还有一点起码的文学常识，那种因出了一本诗集（1951）而生的初战告捷的感觉消失了。有一两年几近停笔。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参加各项运动，如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以及日常不断的政治学习，年度季度的整风小结，每月每周的（党团）组织生活和行政单位照例的生活检讨会。在所有这些场合，照例要检查自己的缺点或错误，最流行的就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了，而在我，谈个人主义就要检讨个人名利思想，无非是通过业余写作想成名成家云云。说老实话，我当时真的并没有太多急功近利的念头，写东西，投稿，是从小养成的习惯，总有些这样那样的感受，想诉诸笔墨，这就是“表现自己”吧。如果说我要用业余写作来为党多做一份工作，这也会被认为是粉饰个人主义的借口；只有承认想出风头，好突出个人，闹点“个人英雄主义”什么的，才容易通过。 
　　如果说这些小关口，都轻而易举地过来了，那么真正难以逾越的“社会主义关”还在后面。我后来多次向从延安过来的老同志抱怨，他们没有把在“整风”“抢救”运动中的真实经历告诉我们，让我们有一个精神准备，反之他们对此一直讳莫如深，使我们这些缺乏实际政治斗争经验的人，在进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阵势里，只有束手就擒的分儿。 
　　毛泽东的著作里，有许多命题，就其本身初始的而不是引申或借用的意义来讲，绝对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如所谓“联系实际”，“联系群众”。他对我们这些少不更事的学生出身的人，批评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倒也切中要害。假如我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满足于按照上级指示进行统一口径的宣传，而是迈步走出去，下乡去找干部群众，听听他们对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的真实想法，我也许会多问一个“是吗”，问一个“为什么”。当然，也可能听而不闻，或者把听来与文件不同的意见，草率地谥为“（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富裕中农（甚至富农）思想”，“反社会主义言论”，但那是另一个问题了。 
　　我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以后，庆幸有一个机会到工厂矿山采访。摆脱了在办公室的沉闷的呆板的生活，不断有新的经验扑面而来，总是撩动着青春的激情。不同年龄的工人、技术人员们真心地为国家工业化建设奋斗的实践，确实深深打动着我。这也把我从创作危机中挽救出来。我写劳动者，写工业建设，在题材上填补了空白，得到承认；至于我自己，以“我们建设者”为抒情主人公来抒写自己的真实感情，却得免于按照小资产阶级面貌偷换工农兵形象的指责。这些带着某种纪实性的抒情诗，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但不同于图解概念、宣传政策的纯政治诗，留下了当时生活的一些光与影。 
　　好景不长。不只是说我又被调回内勤，离开了使我兴奋的“火热的生活”；而且是因为，随着所谓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颁行，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社会主义改造即社会主义革命的步伐加快了。阶级斗争从思想文化领域迅即扩展到政治领域。1954年，先在党的上层揭发了高饶反党联盟；1955年，在党内抓了潘汉年，在党外抓了胡风，都定了反革命的性质；1956年，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又从外部加了把火：如果没有国内逐渐积累的各种矛盾，单是苏联东欧的事态，也还不一定会迫使毛泽东思考并提出区别两类矛盾的问题。 
　　一场在当时是空前的，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斗争，箭在弦上。这就是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 
　　我说国民党是特务治国，甚至是特务治党，它的特务组织凌驾于党之上；当然最上是蒋介石，他利用党内派系和不同特务派系的矛盾，操纵并控制全党和政权，再君临于全国人民之上。 
　　中国共产党是从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开始，通过农民运动建立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包围城市取得政权。执政以后，长期是以群众运动治国，以政治运动治国，一言以蔽之，是以群众性的阶级斗争治国。从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可知，当时社会上以至革命内部，对于群众运动就有“好得很”和“糟得很”的辩论，对于最早一批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就有“革命先锋”还是“痞子”的争议。参加土地改革和四清运动的经验告诉我，在积极分子或“革命先锋”当中，确是既有原属赤贫，除了革命别无出路，“苦大仇深”因而格外坚定的觉悟分子；但也确有家无恒产亦无恒心，只求趁风捞一把的“勇敢分子”即投机分子，这一部分在经济地位和道德面貌上原属流氓，革命顺利时会成为希意承志矫枉过正的暴民，革命退潮时往往反水。而在毛泽东的政策策略中，运动初期要反右倾，运动后期纠偏的时候照例强调“保护积极分子”，就给这些人以可乘之机，使之成为“运动治国”中的既得利益者。 
　　今天六十岁以上的人经过反右派直至“文革”，今天四十五岁以上的人经过“文革”，对于我所说的当不陌生。三四十岁以下的朋友，如果不是完全不涉世事的，举一反三，也可以心领神会。因为在今天弥散全社会的腐败现象当中，也就折射出过去政治运动中已肇其端的畸形的人际关系了。 
　　我以为，1957年至1958年的反右派运动，是1966年至1976年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前奏，一个序幕。长达20年的时期，中间包括了经济上盲目冒进和浮夸欺骗的大跃进，导致“非正常死亡”数千万人的大饥馑，上面的所谓路线斗争和下面的所谓阶级斗争交叉纠结的“反右倾”和“四清”运动，等等。至“文革”而达到巅峰；这次不但盗用了文化的名义、而且盗用了无产阶级名义的革命，彻底摧毁了人们心目中革命的美丽光圈，是数千年皇权专制主义在20世纪人类史上的一次回光返照。它的反文明、反理性、反人道，因其持续时间之长，且发生在八亿人口的大国，对人民的荼毒之深之广，甚至超过了希特勒纳粹对其国内的祸害。 
　　我个人在反右派和“文革”中的经历和心路历程，大抵反映在人生实录《沉船》和《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这两本主要是由私人档案整理所得的书籍中。我当时对运动的认识是很矛盾的，从根本上说受到体制内思维的局限。尽管我一直被认为是“原罪”在身的、非无产阶级非劳动人民出身的知识分子，但因我有从少年起即同共产党地下组织发生联系的因缘，随后长期以革命者自许，即使被开除党籍、视同异类的21年里，也还是北京俗话说的“没把自己当外人”，总是不设防，毫无戒备之心，频频把自己往枪口上送。就如习惯上把开批评会甚至受围攻叫做接受“帮助”一样，运动来了，竟认为这是一个考验自己对党是否忠诚的关键时刻，反右和“文革”，我两次披肝沥胆地交出没有发表的作品以至提纲，真诚地希望在大家的分析下提高自己的认识，以利思想的改造，因为我痛感对自己的认识怕终究会有局限。我认为，作为革命者，心怀坦荡，事无不可对党言，受一时的委屈，总会有大白的一天；而为了革命的大局，个人作出某些牺牲，也是难免的。这大约是在刘少奇关于党员修养的熏陶下形成的一套想法；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存在心理矛盾的，一方面每当写检讨，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就成了案头必备的参考，进入一个特定的话语系统而深感窒息，一方面又从而得以自我解脱，自我安慰，完全属于阿Q的心态。 
　　政治运动中总要求写思想检查报告，那个经由胡乔木等起草、毛泽东定稿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原毛选第3卷中《学习与时局》一文的附录；“文革”时因其中有对刘少奇的肯定，不再作为附录），也是一大范本。那个决议提供了一个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三个方面分析个人错误根源的模式。只是到“文革”中间，处处要求像刑事犯那样“认罪”，这种“书生气十足”（？）的条分缕析的检讨便觉不够用了。 
　　我从1949年就听说了知识分子要向工农投降之说，当时不以为意。对于“革命要革到自己头上”之说也缺乏切肤之痛。等到一旦真的沦为革命对象，这才想到，以自己的阶级定位，在强调阶级划分的政治格局里，这本是不言自明的。毛泽东谈到了法捷耶夫的小说《毁灭》，那书里最终成为叛徒的美谛克，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中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可能也是革命组织对工农干部的提示吧。 
　　在以往“过关”时，我和我的同志、朋友、同事们，一般就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自责，现在看来，的确有敷衍过关之嫌；因为谁都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两个“主义”深层的内涵。我们停留在个人打算、个人得失、个人名利这些具体问题上，进一步深挖，则是没有解决好个人和集体的关系，所谓集体者，革命集体也，最大的革命集体就是党，没有解决好个人和集体的关系，就是没有“摆好个人和党的关系”，没有做到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就是没有做到一切以党的利益为依归，没有百分之百地变成“革命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没有完全泯没了个人的意志，个人的思想。因为，领袖人物的个人和党的“融合”使他们成为“党的化身”，其个人的一言一行都代表党；而普通人的个人和党“融合”一体，就是化为“党的驯服工具”了。 
　　“文革”期间，对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的一般性检讨，都不能再满足运动（也就是整人）主持者的要求。过去运动曾有的意识形态的面纱也已抛开，于是只剩下赤裸裸的争夺“党政财文”大权，而以野蛮和蒙昧的暴力为后盾。这就使人不能不走向怀疑，问一个“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物极必反，毛泽东晚年信用林彪、江青、康生等人，而这些第一线上的出场者陆续破产。他们身上承担了几乎是全民族矛盾所集中的怨恨。当树敌过多的江青作为一个名为“四人帮”的集团头目面宣告垮台的时候，可以说是全民族的狂欢节就到来了。 
　　我在那狂欢之后，写过一首《失去比喻》，其中有三段这样说：

　　说你们是盗贼，盗贼并不掌握执法甚至立法的权力。／说你们丑刽子手，刽子手并没有披神甫的外衣。／说你们是恶霸，恶霸不过肆淫威于一方土地。／说你们是一伙土匪，土匪并不插手意识形态领域。／说你们是蛇蝎，蛇蝎并不骗人。／说你们是魔鬼，魔鬼还惧怕上帝。 
　　我翻开三千年人吃人的记录，找到了你们的草灰蛇迹：／你们是曲如钩而封侯的佞臣，你们是以诛陷忠良为能事的酷吏，／你们是深文周纳的讼棍刀笔，你们是狐假虎威的鹰犬衙役，／市井无赖亡命徒，横行乡里的地痞，不，你们就是一手遮天的土皇帝；／你们口口声声“反对复辟资本主义”，你们却复辟了吕雉的封建主义，／还要加上希特勒的党卫军，加上新进口的外国刑具，／要把一个好端端的中国变成封建法西斯的天地！ 
　　“四人帮”！“四人帮”！／你们不需要比喻；你们自身已成为比喻——／你们集历史上罪恶之大成，你们是世界上恶德的总汇，／千秋万代的后人将用这三个字指控一切最黑暗的势力！

　　我原来打算在结束这篇老生常谈式的文字的时候，再概括地说几句话。等到走笔至此，却觉得好像没有更多的话要说。我所经历的也是许多人经历过的，我所想说的也是许多人心中所有的。没有这样经历，没有类似感想的人，任怎么说也未必能够沟通的。有人说每个作家都属于特定的读者群。我想，最伟大的作家可超越时空，而像我这样平平之辈，多半只能在同代甚至只是同龄人之间对话。作家如此，非作家亦然。能够默契而共鸣的知音，尽在不言中了，那还说什么呢？ 
　　作为个体生命，一生之中，有幸欣逢两次全民的狂欢，是别的时代别的国度的人未必有的机遇。然而，每一次的狂欢，总是对绝大的牺牲的补偿，是在大悲痛、大失落乃至大动乱大流血以后才有的。在这个意义上，狂欢不再，未始不是幸事。 
　　但从每一个个体生命来说，没有体验过狂欢的人生还是人生么？也许正是这个缘故，有些基本上在和平条件下发展进步的国家和民族，没有全民族的大悲大喜大起大落，他们就设立了一年一度的狂欢节。以体育竟技代替战争，以长途旅游代替流亡，以歌唱舞蹈代替活人祭，这是历史民俗上的进步。 
　　自然，历史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历史取决于亿万人同向和不同向的合力。在全人类毕竟总的方向是走向文明的新世纪里，仍然没有乌托邦，但在和平的日子里，经由人们的劳动和竞争，创造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狂欢节，或者不是不可能的吧？ 
　　然而我决心不给新世纪涂上玫瑰色。在中国这片多难的国土上，我们承载的负面遗产太多，也太沉重了。不会有什么“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每一年如此，每个世纪也如此。中国在20世纪末的劫后20年，虽有某种程度的复苏和觉醒，但因不断遭遇的曲折，造成政治改革的滞后、无监督权力的恶性膨胀和腐败现象从上到下的大面积弥散，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积聚了大量的矛盾，有些并且是十分尖锐、十分严峻的；加上长期积累的人口问题和环境问题已从隐忧逐渐成为显患，这些无时无处不在的矛盾，如果不能遵循理性的、民主的、法治的原则寻找缓解的途径，任其发展和激化，一旦触发，中国又将面对陷入“高风险社会”的可怕前景。 
　　在两个世纪交替之际，我呼吁人们提高危机意识，而不是期待狂欢。

　　本文节选自《也无风雨也无晴》，邵燕祥／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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