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自述①

┃γνῶθι σεαυτόν
┃智者自知

哈耶克自述①

© F．A．哈耶克／文
Friedrich von Hayek
© 秦传安／译

　　父系祖先当中，最早一个不止是留下个光秃秃的名字为人所知的，是我的高祖父约瑟夫·哈耶克（Josef Hayek，1750～1830），他1789年获得了小贵族的头衔（即“冯（von）”这个头衔），打那以后，这个家族便一直拥有这个头衔。他的父亲洛伦佐·哈耶克效力于摩拉维亚一位大贵族地主，在他位于布尔诺附近的庄园里做事，但他去世时，儿子约瑟夫还不到5岁。当那位地主被任命为政府高官时，约瑟夫·哈耶克作为秘书跟着他去了维也纳，后来又跟他一起回到了摩拉维亚，成了庄园的管家。以这个身份，约瑟夫·哈耶克在摩拉维亚和下奥地利开办了两家纺织厂，它们反过来导致了两个新村庄的建立。他最终也成了这两家工厂的合伙人，获得了一笔相当可观的财富。这在1789年的奥地利，算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正是这一成就，导致约瑟夫二世皇帝封他为贵族，当时他刚刚39岁。约瑟夫·冯·哈耶克让人在他的贵族特许状中插入这样一段说明：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曾在西里西亚战争中效力。唉，除此之外，对于这些早年的祖先，我一无所知。 
　　约瑟夫的儿子海因里希（Heinrich）把它继承来的相当可观的遗产用来研究法律，随后娶了一位颇有天才的歌唱家弗兰西斯卡·茨维津娜（Franziska Zwierzina），成了维也纳政府一个部里的文职官员，他在那里大概每天上午工作两三个小时，作为一个绅士度过了漫长、尊贵而舒适的一生。他的儿子，也就是我的祖父古斯塔夫·冯·哈耶克出生于柏林，是第一个接受家庭教师教育的，后来在维也纳上了一所优雅而时髦的学校：特蕾西亚学校（Theresianum），那个时候依然只收贵族子弟。但他过早地离开了学校，要再过几个月，他才能获得进入大学所必需的matura（高中文凭）。他成了一个海军军官，实际上看上去似乎有点像个年轻的海军花花公子。保存下来的最早一张照片显示，他是维也纳的一名海军学校学员，当时那里是奥地利舰队的一个基地。 
　　古斯塔夫的不幸在于，他对海军职业生涯的期望化为泡影。他父亲海因里希——当时已经步入晚年，同时儿子在海军服役——不知何故失去了家庭舒适生活所依靠的财富。我不知道这次灾难的细节，但看来有很多钱早在1860年代就已经亏掉了，距离1873年那场让奥地利很多中上阶层倾家荡产的危机还有很长时间；后来，情况对于儿子（已经结婚成家）来说变得更糟，因为他也没能像自己所预期的那样，继承最初的财富当中归了他几位老处女姑妈的那一部分。因此，不管是出于对海军生活的不满，还是要承担结婚的费用（有些事情靠一个海军下级军官那点微薄的薪水并不容易实现），或者是出于别的什么理由，我的祖父在他快三十岁的时候决定离开海军。我之所以说“或者是出于别的什么理由”，乃是因为他在海军中似乎过着一种有点浮华的生活，如果没有一笔财富，这种生活几乎不可能继续下去，而且，因为有一个我只模模糊糊地记得的故事讲到，这个年轻的海军学员曾经佩戴着某个对他的海军制服来说很不正规的配饰在街上闲逛，仅仅由于海军司令官第二天也佩戴着同样的装饰招摇过市，才没有受到看来不可避免的惩罚。 
　　在经历了由于过早离开学校而产生的种种困难之后，古斯塔夫回到了他的研究中，研究博物学和生物学，并最终成了一名教师，文法学校的一名教授。他论述生物学的系统化作品当中，有一部后来变得相当有名。有很短的一段时间，他有希望获得更好的前程，当时，他作为一个鸟类学家引起了王储鲁道夫的兴趣，后者让他组织1881年在维也纳举办的第一次国际鸟类学展览。但是，当王储在1889年自杀时，这些希望都化为泡影。这一对生物学的兴趣被我的父亲老奥古斯特·冯·哈耶克、我的两个兄弟（一个是解剖学家，另一个是化学家）所继续，并再次出现在我女儿（一个昆虫学家）的身上。 
　　如果说，我父亲的双亲——不管多么为自己的贵族出身和祖先感到自豪——生活在中等环境中，那么，我母亲的双亲冯·尤拉舍克（Juraschek）夫妇——尽管来自一个“更年轻的”家族，一代后被封为贵族——则明显属于上层资产阶级，要富裕得多。我的外祖父弗朗茨·冯·尤拉舍克是一个大学教授，后来是第一流的文职官员，作为一个统计学家拥有学术背景和国际声望。他能够靠着想必是她妻子的一笔可观财富，维持恰当的生活水平。冯·尤拉舍克夫妇住在克恩滕大街55号一套宽敞、甚至有点浮华的顶层公寓里，至少有3个仆人。它无疑是维也纳最漂亮的公寓之一，克恩滕大街的对面是歌剧院，面朝环城大道，后来，1914年，在我的外祖父去世之后，这幢大楼被拆掉了，新建的布里斯托尔酒店取而代之。我外祖父母的公寓是我的第二个家，除了至少每隔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之外，每当我父母偶尔外出旅行，或我父亲1912年重病之后，或者诸如此类的场合，我都是在那里度过的。自从我外祖父最小的孩子、我舅舅弗朗茨（只比我大四五岁）第二次结婚之后，星期天家庭聚会的规模就大了，包括祖孙三代，从我外祖父母自己，一直到我最小的表兄弟们。 
　　我父母非常般配，他们婚后的生活是平静而幸福的（不仅仅在我看来）。尽管早些年想必缺钱（我父亲薪水微薄，只是个指定的Armenarzt［给穷人看病的市政医生，健康医疗局最低级别的职员］，起初只有靠我母亲的小笔财富所产生的收入才能收支相抵，我想，总额在1898年大约是2 000美元左右），但在他们一生大部分时间里，境况还是相当舒适。 
　　一旦挣外快不再是一项紧迫之事，我父亲似乎立即就放弃了任何严肃的试图建立一家私人诊所的努力，满足于在卫生部的等级序列中逐步晋升，把他所有的空闲时间奉献给了他所热爱的植物学。他始终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完全放弃医学，在大学里谋得一个全职的植物学教席，但那一天从未到来，“教授”不过是一个荣誉头衔，通常授予给站过几年讲台的Privatdozent（编外讲师）。但是，尽管这个无法实现的雄心是一件让他伤心的事（大概也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我把大学教席视为我可能实现的所有职位当中最合意的），但他深受同伴的尊敬。他异乎寻常的记忆力使得他能够获得异乎寻常的植物知识，他自己总是有点遗憾地说，他或多或少是最后一个把认识所研究的大多数植物视为自己份内之事的植物学家。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我父亲差不多成了维也纳植物学家的社交中心，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在我们家的公寓里集会。他死得相对早了些，只有57岁，死于一次严重血液中毒（由于在东施泰尔马克地区进行植物学考察时脚上的一个水疱所导致的）引发的肾病，15年前他也险些死于此病。我母亲［费丽齐塔丝］1967年去世，享年90岁。 
　　我的父母尽管从未正式脱离祖先的罗马天主教会，但他们没有宗教信仰。尽管他们不再强烈地反宗教（像我所怀疑的我祖父那样，连同他那一代很多科学家），对他们来说，一切肯定的信条都是对过去的迷信。他们从未带我上教堂。而且，尽管作为我所接受的整体教育的组成部分，给了我一本儿童的圣经，但等我开始学会为了快乐而阅读之后，当我也对它感兴趣时，它就神秘地消失不见了。 
　　当然，小学里有宗教教学，中学里有半强制性的礼拜天出席弥撒。这种压力的合法性始终是可疑的，而且，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有礼拜天的短途旅游，我们这些孩子们就不会出席弥撒，这导致了与学校当局的频繁摩擦。仅仅在中学头两年那段很短的时间里，也就是说，大约在10岁或11岁的时候，我才在一位能说会道的老师的影响下发展出了强烈的宗教感情。我清楚地记得，在忏悔与第二天早晨领受圣餐之间那种相信自己有罪所带来的极大痛苦。但这种感觉只持续了很短时间。到15岁的时候，我明白了，任何人在说“上帝”这个词的时候，他对自己所说的意思都不可能给出合理的解释，因此，宣称信仰上帝和宣称不信仰上帝一样毫无意义。 
　　尽管总的来说，这是我从那以后直至今天所持有的立场，但是，如果没有人当面质问我，我总是避免表现出自己没有这样的信仰，甚或声称自己没有信仰，从而毫无必要地冒犯那些持有信仰的人。另一方面，我面对不同基督教会的立场有点矛盾心态。我觉得，如果有人真的想要宗教，他最好是坚持在我看来是“真本实料”的那种东西，亦即罗马天主教。新教在我看来始终是从迷信到解放的过程中的一步——这一步，一旦迈出，就必定通向完全的无信仰。然而，它表面上的合理性可能让一个人一直待在基督教教会之内，却不接受天主教的所有教条。换句话说，我觉得，只有两个极端是可以忍受的稳定位置；但是，自从我发现我的休息之地就在这两个极端位置之一，我并不特别烦恼，但是，经常让我感到纠结的是，我在智力上和新教有更多的共鸣，却又不接受它，如果一个人必须有一种宗教的话，天主教对我来说似乎更加没有矛盾。

　　本文选译自 Hayek on Hayek: An Autobiographical Dialogue, Edited by Stephen Kresge and Leif Wena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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