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东 | 重访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理论（上）
【编者按：《合法化危机》是哈贝马斯早年的重要著作。他指出，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大大加强，但这并不能取消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相反，随着政治、文化与经济越来越融为一体，任何一场经济危机，都会转嫁到政治、文化层面，最终演变为“合法性危机”。众所周知，8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革命转向低潮，哈氏本人也随之“右转”了。如何为现代社会重新确立合法性，成为了他所关注的议题。古人相信宇宙有一种自然秩序或“天道”，构成了世界的最高真理，是人必须去顺应的东西。而启蒙运动以人的主体性代替了上帝的主体性，那么一切真理只是相对于人而言的真理。一方面，人们不断在经验世界中寻求知识的确定性，另一方面，后人对启蒙主义的批判，只是取消了普遍理性的信仰，而把人变为有限处境中的实践者。这两方面共同促成了现代怀疑主义，消解了一切政治正当性。“复古”当然不再可能，在哈贝马斯看来，唯有另辟蹊径，以“沟通交往”和“商谈”（discourse）确立现代社会的合法性。感谢张旭东老师惠赐本文。令人钦佩的是，张老师把晦涩难懂的哈贝马斯，讲得明白晓畅，尤其是文中联系中国社会现实，让我们感到这样的理论问题其实离自己并不疏远。】
经济理性时代的价值空洞
——重访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理论
（在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演讲）
张旭东
时间：2010年6月15日
地点：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
哈贝马斯写文章很有条理，文字简洁，但包含的信息量很大。我原打算从《知识与兴趣》开始谈，但今天恐怕没有时间从知识论上的前提讲了，所以打算直接进入《合法化危机》。
今天要讲的核心部分是这本书的第六和第七章，之所以后来又补充了第三章作为阅读材料，是因为我在准备今天的讲座时发现，如果不把第三章作为前提交代一下，大家可能会觉得问题有点突兀。
第三章谈的是合法性危机的“危机”部分，讲得很清楚。首先是危机概念的来源。大家知道，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最后一代，在他之后，虽然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还存在，但在理论上已经无所作为，也不再被人重视；可以说，作为一个思想群体和运动的“法兰克福学派”或“批判的社会理论”已经不存在了。哈贝马斯虽然在政治上并不激进，但在知识谱系上却明显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和更广义的黑格尔—马克思传统。因此，“危机”概念首先是来自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分析。这一点在哈贝马斯的具体行文中也非常明确。虽然哈贝马斯行文有很强的社会学和社会理论色彩，但其出发点还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座各位可能在中学或大学的马列主义原理课上接触过“经济危机”的概念。目前国内外主流经济学都是不谈“危机”的，所做的只是限制于技术化和数量化的分析（比如经济的上升期和下降期、各种指标、模型，等等）。但在经典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性特征，因为它是一种系统危机而不是局部的危机。正是危机理论要求对系统进行总体性分析，对资本、商品、雇用劳动以及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作政治经济学分析。正是基于危机及其固有的结构性原因的分析，经典马克思主义得出了关于生产关系领域里的变革、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国家理论等方面的结论。同马克思主义，或者说实践的、成功的非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同，欧洲社会民主传统和温和自由主义传统则从危机理论里引申出国家干预市场的理论，即对“自律的”生产和经济领域进行社会性、政治性节制、指导和调节的理论，最有名的就是凯恩斯理论。
这两种传统客观上共同造成了哈贝马斯文章中谈到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或福利国家。一般而言，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二战后西欧和北美的情况——由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国家干预的经济和政治组织形式——我们可以称之为“发达资本主义”，可以称之为当代资本主义政治形式，等等。这是哈贝马斯分析的物质前提和制度前提，就是说，他分析的是当代发达资本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问题的指向是它们并没有消除经典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那种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而只是相对成功地把危机从经济领域稀释或扩大到整个社会领域、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哈贝马斯的观点是：这一方面是当代自由民主资本主义体制的成功之处，因为它以福利国家和财富二次分配的方式缓解了生产领域的结构性危机和由此而来的阶级冲突和社会矛盾，但另一方面，却又通过国家政策的杠杆，把危机转嫁到政治、社会、文化和价值领域，使它真正变成了“总体性危机”，即“合法性”或“正当性”危机。同法兰克福学派老一代思想家（如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相比，哈贝马斯在理论分析的“科学性”和政治经济学指向上，其实都更接近马克思，也向马克思一样吸收了大量“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包括一些量化统计和分析。
我们今天谈这个题目，我想是带着以下几个问题、兴趣或目的的：1）当代中国是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面临同样的“合法性危机”，即在通过国家手段和行政手段调控由资本主导的社会化大生产过程中，将日益把生产、劳动、分工领域里的矛盾乃至危机，一步步吸引到政治领域，最终导致在国家制度理论、社会价值观念、文化意义生产等领域的“合法性危机”。简单地讲，这是在问当代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先进国是否正在殊途同归地走向“后工业化管理型国家”，并且面临大体相同的问题。2）与此相反，中国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主导下的生产领域是否同资本主义有结构性、本质性的差别，所以在发展过程中，是否应该有意识地努力避免陷入类似的“合法性危机”陷阱，如何避免，又如何正面地、系统地阐述当代中国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3）在中西文化及其政治自觉的意义上，我们如何看待西方近代文明通过认识自身危机、通过克服危机的努力，不断地生产、更新和强化自身的认同，包括政治认同、社会认同，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稍稍扩大一点问题的范围，我们可以追问，西方自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以来，为什么在不断加强、不断“普遍化”的理性化（“合理化”--rationalization）过程中，仍然顽强地保留了一种具有强烈的“特殊”的—也就是说，来自其独特传统，如基督教、近代市民精神，启蒙理性，等等—身份认同或价值同一性？这对当代中国文化意识，有何启发？
（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我们现在进入文本。哈贝马斯一上来似乎承认经济领域有自律性，并没有直接想去颠覆经济领域的自律性问题，而是策略性地接受这个前提。福柯的思想史研究和认识范式的研究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也接受经济领域的自律性，由此推出“经济人”的概念，以此确立主权必须自我限制的观念。哈贝马斯的切入点和福柯不一样，但两个人的前提是一样的：经济领域是自律的。问题在于，哈贝马斯承认经济领域自律，同时连带承认经济领域内部所包含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类似于自然界的周期性危机、灾难或麻烦和问题。也就是说，承认让放任自流的自由主义经济概念主导，认为经济领域可以自我调节，看不见的手会把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虽然它一时可能把一些问题搞糟，但最后还是可以搞好的），我们不要去碰这个自然和自律的过程。哈贝马斯接受这个前提的意图是什么呢？很明确：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没有那么愚蠢，它知道不能让经济放任自流。以两年前从华尔街开始的金融危机为例，如果让华尔街金融资本自由竞争，最后会把整个经济拖入危机。国家不可避免地要干预进来，这次美国的干预幅度是非常大的，而且要其它主要经济体都参与到经济干预中去。政府通过财政政策、社会政策甚至社会和文化的政策干预经济，维护经济的所谓正常运行，这就暗示着经济领域本身的自律性并不是永远能够正常运行的，有时会导致自我毁灭。然而，在哈贝马斯看来，国家以行政和政治的手段介入经济，实际上带来了一个问题：危机的转嫁、置换和转移。也就是说，经济领域的问题变成了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的问题。如果华尔街银行把问题搞糟，那么美国的财政部或联邦储备银行就会干预，经济问题就不再仅仅是自由市场的问题。如果再出问题的话，美国的选民就会找奥巴马和民主党算账，而不是去找华尔街银行算账。
如果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还继续存在着经济危机倾向，这就表明，国家干预资本运作过程的行为和交换过程一样，也服从于自发的经济规律。
“置换”包含有两层意思：首先，国家通过这样的转嫁，替自由市场和自律经济领域承担道德责任、社会责任，承担社会成本；其次，一旦和自由经济体或市场、资本结合起来，国家本身也不得不服从于自发的经济规律。这句话又有两面性。由于哈贝马斯这本书出版于七十年代，它一方面在进一步顺着黑格尔—马克思的思路论证资本主义危机的必然性，只是哈贝马斯要把经济领域危机的必然性做一个解释，解释它如何与战后福利国家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由民主制度本身的政治合法性结合起来，从而分析其中的矛盾。这一分析性的矛头指向当然是西方资本主义，或所谓自由世界。但另一方面，哈贝马斯实际上也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上面引的这句话的另一层意思是说：你不服从也要服从，现在的政治经济形式在资本、商品的生产前提下，国家不可能以（比如）计划经济、大跃进、政治意志、五年计划、行政手段的形式来维持经济，因为经济确实有着自身的规律。
根据这个观点，国家用其他手段来继续推行资本政策。表现形式的变化，如政府财政危机、持续的通货膨胀、国有资产与私人财富之间差距的加剧等，都可以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资本运作过程的自我调节，此时也是通过作为控制中介的合法权力来进行的。但是，由于危机倾向依然是由价值规律，即雇佣劳动与资本交换在结构上的必然不对称所决定的，因此，国家行为不可能弥补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国家顶多对此加以调节，也就是说，国家本身通过政治手段来阻止利润率下降。因此，经济危机倾向也就会表现为社会危机，并且引发政治斗争。在政治斗争中，资本所有者与靠工资为生的大众之间的阶级对立会再次公开化。
这里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分析的不同之处在于，哈贝马斯没有说经济危机在社会领域就直接导致阶级斗争，从而导致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革命；而是说，经济领域被国家调控，被纳入以发达资本主义的议会民主制度为形式的现代国家体系中去，这个国家体系拥有高度合法性来源，也有高度的自我调节能力——但是，尽管如此，这样的结构性矛盾不但依然存在，而且被这样具有合法性的国家体制吸收到内部，从而导致“合法性危机”。合法性危机并不是说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国家形式或政治形式没有合法性，而是说，它的合法性会不断碰到问题，并且这种问题的不断出现有一个结构性根源。哈贝马斯接下去说：
政治系统需要尽可能投入各种不同的大众忠诚，所产出的则是由权力机构贯彻的行政决定。
这句话看上去很好懂，仔细想想又不是那么好懂。什么叫“政治系统需要尽可能投入各种不同的大众忠诚”？政治系统怎么投入“大众忠诚”？在此，哈贝马斯还是用一个经济学的模式来分析政治现象。“投入”的是“忠诚”（认同这个制度，认为它是合理的，愿意为它工作，期待在投入过程中得到回报，等等），而“产出”的则是“由权力机构贯彻的行政决定”；也就是说，哈贝马斯在此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放在经济学自律性系统的平面上进行分析。
产出危机表现为合理性危机，即行政系统不能成功地协调和履行从经济系统那里获得的控制命令。
“合理性危机”德文词是Rationalitatskrise，韦伯意义上的理性就是这个词，指的是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意义上的“理性”，而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reason，经验和智慧意义上的理性。所以，“合理性危机”说白了就是指国家政策不够合理，不够理性化，不够专业，不够有效率，没有能够产生出最好的效率——国家在行政、政策、法规的意义上把事情搞糟了。结构性危机的深层危机是：经济系统会发出不同指令，就像我们今天中国所说的，市场的运作要求政府提供好的投资环境、必要的社会安全、必要的教育和基础设施，等等。今天中国各级政府所做的事情都是为经济领域服务。在理性化的意义上，所有政府行为做得好不好的检验标准就是能否“成功地协调和履行从经济系统那里获得的控制命令”。我们今天中国的大部分经济学或社会理论，实际上讨论的都是政府如何更加理性地为市场和经济服务。但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且是一个非常初级的方面。在这个层面上看，今天中国和西方没有任何差别，双方国家性质在根本上没有任何差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不在这里，而在于社会领域、道德领域等等的合法性，关乎如何在合法性空间中维持公民的忠诚和认同感。至于国家在根本上的理性化行为，中国和西方是一样的。所以，哈贝马斯当年一方面要批评西方，另一方面也要批评苏联。今天，中国虽然在制度上（或者说在制度的表述上）和西方非常不一样，但是在基本的国家行为上，双方都是以理性化行政系统来维持市场运作的。
接下来要谈第二层问题。政治危机倾向中包含两个层面：第一，国家在基本的行政能力方面的无能。比如，一个县政府把经济搞得很好，旁边一个县因为能力不够而把经济搞得一团糟，这会导致合法性危机，经济发展不好的那个县的居民会怨声载道，要求换领导。但哈贝马斯强调的不是这一点。大家知道，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是高度技术化、理性化的，拥有很高的教育程度、行政能力、信息交换能力、体制的再生能力，等等，它各方面在理性化的意义上都非常强、高度发达。那么，危机打哪儿来呢？如果资本主义国家把经济搞得好好的，它的政治危机从何而来？这正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学西方或警惕西方威胁的缘由：西方制度和经济系统呼应得非常好，所以我们才需要改革，因为我们的制度无法接受和调节经济领域。在这个层面上，整个改革开放要求的就是行政系统向经济系统开放，把政治自律性和国家被经济领域所充满（overwhelmed by theeconomic domain）。虽然我们讲的是“对外开放”，但就“开放”的内部而言指的是国家政治领域向政治领域的开放。反过来说，西方是我们要学习的对象：日本、德国、美国搞得都很好，这一方面我们到现在还在学习。虽然学习的内容有所不同，但学的都是rationality——以前是粗放型学习，现在强调创造性、自主性，等等，总的方向没有变。
但哈贝马斯强调的政治危机倾向的第二层更加关键，即你做得越好越容易产生危机。这是哈贝马斯要讲的关键点：他的前提恰恰是西方国家很会搞经济，但就算把经济搞得很好，危机也会产生。那么危机是如何产生的呢？问题是：如何把大众的忠诚维持在必要的水平上。这也是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与西方知识界的不同点：如果中国发生了抗议或不满倾向，一个最简单的为合法性辩护的说法是：你今天拿多少钱，二十年前拿多少钱？难道你要回到二十年前？中国每年经济增长百分之八、百分之十，你还不知足吗？这实际上是说，我们在提高国家行政机构和经济领域的协调程度，这就是最好的合法性来源。但西方的问题恰恰在于，他们这种合法性已经存在了两百年到三百年了，至少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在过去五、六十年内对这个问题解决得比较好，没有造成太大问题。但是，按中国的标准已经过得很好的西方人，还是不满意。最系统的不满和抗议会导致整个社会忠诚度降低，降低到产生系统的“合法性危机”或正当性危机的程度。其来源在哪儿呢？就是哈贝马斯说的这句话。行政领域越来越理性化，但是人越来越疏离。人觉得这不是自己生活的目的，感到没有自由，感到不高兴，感到失去动力，感到这个社会还是有不合理的地方。哈贝马斯后面会具体分析为什么会有系统的不合理，以及这种不合理为什么无法被系统本身所克服，为什么政治领域的不满必然会突破政治领域而进入到社会文化领域——这又是一层转嫁。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成功之处在于，经济领域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被转移到政治领域（福利国家、二次财富分配、高税收高分配，等等），但由于国家在解决经济领域的问题时造成了与自己公民的冲突，它就必须动员社会文化领域来解决政治领域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通过父母的教育、动用传统文化的价值情感资源，等等，让你觉得这个生活还有基本的正当性。例如，虽然美国存在各种问题，但美国人基本上还是相信美国是好的、有希望的、公正的、有理想的，等等。也就是说，联邦政府解决不了的问题要靠一整套传统的、民间的、文化的、道德伦理的资源进行协调——第二次转嫁或置换是把政治领域的危机吸收到更大的社会文化领域中去。哈贝马斯在这本书中的一处结论性洞察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系统、现代社会以至于现代性本身没有能力完全取代传统；相反，一切理性化、技术化等等现代性的成功之处，虽然在口头上要扫荡传统的障碍，但实际上都依赖于传统为它提供基本的人生目标、意义、生活目的，等等。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前提并不是割断传统，而是把传统抢过来为自己服务，压榨和剥削传统。但是，这个过程的矛盾之处在于：资本主义越是利用传统，传统就越是迅速地被耗尽。不断的理性化、科学理性主义、道德普遍主义、怀疑论、分析理性会把传统含情脉脉的面纱给剥掉，最终向人们证明传统是迷信、无知、非理性。在此过程中传统被不断削弱，就像大自然那样。我们会看到，这是整个法兰克福学派以及比它更早的马克思主义内涵着的一点，但这一点被认为是（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争论之一）被以恩格斯为代表的所谓辩证唯物主义传统所割断了，它的基本指向就是：传统就像自然一样，资本主义经济在不断征服自然（这是必要的），从中获得资源、能量、空气、水，包括人作为生物性的存在就是一种自然的存在；但是，一旦资本主义对自然的开发达到一定程度，使自然枯竭，那么这个系统最终就会把一种破坏性的、毁灭性的力量指向自身，因为其存在的基本前提恰恰被取消了。同样，哈贝马斯对合法性危机的分析在结构性的意义上是说，在情感、文化、意义、道德、伦理的层面上同样存在一个“自然”，也就是传统，资本主义的原动力来自资本主义以前，虽然它在生成过程中产生出自身独有的价值观——比如个人主义、道德普遍主义、世界主义、世界历史，等等。当然，今天很不幸的是事实，资本和信息确实没有国界，是全球化的一部分，但劳动者却还有国界，劳动者不能随意跨出国界。
尽管这两种危机都产生于政治系统，但它们的表现形式并不一样。合理性危机是一种转嫁的系统危机，与经济危机一样，合理性危机把为非普遍利益而进行的社会化生产的矛盾表现为控制命令之间的矛盾。
怎么理解“为非普遍利益而进行的社会化生产的矛盾表现为控制命令之间的矛盾”？翻译成更平实、我们更能把握的语言：资本主义确实是社会化大生产，但它并不是为所有人的利益服务的，少数人得益而大部分人只能得一些小惠。这当然会产生社会矛盾，但这本来是经济领域自发产生的结构性矛盾。一旦国家政治系统介入，它就变成了行政指令之间的矛盾：国家规定富人通过物权法或通过税率、一系列社会政策，以行政命令的方式确立、承认、保护了由经济领域所产生的结构性危机或问题，也就是少数人得益。整个资本条件下的雇佣劳动把所有人都包括到社会化大生产中，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从这个系统中得益。
这种危机倾向会转变为通过国家机器的瓦解来取消其合法性。
最终的也是最坏的结果，就是经济领域中产生的巨大不平等导致国家的毁灭。由于国家维护这种不平等，本来针对机器的暴动可能发展到推翻国家（最早工人的反抗是砸烂机器，后来发现要与资本家作斗争，最后发现资本家背后是警察、法院、国家机器，因而要推翻资本主义国家）。到此为止，讲的都是合理性危机。
相反，合法性危机是一种直接的认同危机。它不是由于系统整合受到威胁而产生的，而是由于下列事实造成的，即履行政治计划的各项任务使失去政治意义的公共领域的结构受到怀疑，从而使确保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形式民主受到质疑。
哈贝马斯的话非常严格、非常技术性，但这段话说得有点味道不够。“合法性危机”并不是要通过经济系统、政治系统、文化系统之间的转嫁矛盾一步步地把经济中的结构性矛盾引向政治领域，把经济领域中因为财产分配不公这样一种相对量化的矛盾转变为政治性的质的矛盾；相反，它是直接的政治认同危机。一旦人们觉得彻底失望，觉得这个社会一点公正都没有，不想做这个国家的人，那么，这种认同危机就不管你是政治系统、经济系统、文化系统，反正国家什么都不对，怎么都是错的。我们在报纸上读到有一些钉子户，面对推土机、保安、警察，最后选择自焚。这是在个人意义上的极端形式的认同危机。但是，如果整个社会出现这样的认同危机，整个社会系统就会产生问题——问题还不仅仅在具体的国家政府，比如西方民主制度可以通过更换执政党来解决问题，存在一系列民主调整机构，等等。但在今天中国的语境下，这还不是问题的终点，问题的终点还在于近代以来中国整个道德、伦理、文化等意义框架产生意义危机。“五四”某种意义上就是对整个文化认同的危机。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的一系列革命，一开始还是不认同清王朝的合理性层面上，“洋务”办不好、不能开启民智、不会办近代企业，这一系列矛盾最后变成了“合法性危机”或正当性危机。正当性危机所威胁的不止是大清王朝，不是说爱新觉罗一家下台就可以了，不是“驱逐鞑虏”就完事了，而是要把整个中国文化（“孔家店”）砸烂，要全盘西化。直接的认同危机是没有止境的，整个的社会文化系统受到质疑，其代价是非常大的。换句话说，合法性危机或正当性危机不是由于系统整合的合理性问题而促成的。
“失去政治意义的公共领域”这句话中“失去政治意义”一词，用今天的话说是“脱政治化”（de-politicized），这句话意味着：“公共领域”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条件下本身不包含政治性，纯粹是一个管理和交换机构，是一个高度理性化的、不处理根本性价值冲突和利益冲突的机构。这个公共领域结构之所以存在的前提，是一切都运转得大体上合理，因而私人领域和私人利益可以受到保护，一切都可以在不同领域中获得缓解。所以，尽管公共领域是非政治化或去政治化的，但它又是相对稳定的。然而，一旦这些领域出问题，而自由民主制度本身又把自己套在经济结构中，合法性危机就会使得公民整体对整个制度产生怀疑——在西方当然就是对形式民主产生怀疑。这一点丝毫不难理解。不要说对资本主义持更尖锐批评的文化左派，就连中间偏左的自由主义者对美国的最大批判（当然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维护美国，有点儿像民国时候的胡适一派自由主义者，是想“小骂大帮忙”）都是：形式民主没有办法解决实质民主的要求。虽然他们认为美国的形式民主是好的和必要的，你不能说一人一票的选举是假的，但是，无论是谁当总统，都没有办法改变实质性民主领域内的问题——说到底就是财富分配问题。一人一票没问题，但一人一票能否解决失业问题？为什么黑人失业率那么高？这些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因此，奥巴马上台以后最大的政治挑战是来自右翼分子的指控，认为他是个社会主义者。在美国政治语境中，社会主义者意味着杀富济贫，多向富人征税，多给穷人提供福利，等等。但是，实质民主往往会被形式民主否定——委员会的议案很可能无法通过议会辩论。议会辩论是形式民主，形成法律的过程是形式民主，而民众的基本社会诉求是实质民主，这两者之间存在张力。假定一部分美国人在长期实质民主的要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会对形式民主产生直接的认同危机，那样的话美国就会产生合法性危机或正当性危机。
（纪录片《资本主义：一个爱情故事》的结尾，迈克尔·摩尔就在华尔街高呼“我们不要资本主义，要民主社会！”美国政治树立了民主至高无上的信仰，而华尔街制造的金融危机又在不断提醒人们，真正的民主尚且付之阙如。图为“占领华尔街参与者模仿名画《自由引导人民》”）
第三章非常精炼，我们可以很快过渡到第六章。在此之前，我想讲一下第68页上的表5。
我觉得这个表颠倒过来看更清楚，把“经济危机”放在第一位，最底下是经济危机，上面是“合理性”危机（也就是国家行政能力的危机），在往上是所谓“合法化”危机。“合法化危机”又包括身份认同意义上的危机和动机或动力危机。前者是政治上不认同，后者类似于认为活着很没劲，不想干了，没有上进心了。一个社会如果大多数公民没有上进心，不试图奋勇争先、出人头地，这个社会就没有动力。中国古代社会也是这样，大家都想着考科举光宗耀祖，如果古代读书人对科举提不起劲来，所谓的“天朝文武制度”就遇到大麻烦了。今天中国认同方面可能有问题，但动力非常强，这也有一定强迫性。如果你不是很motivated，就会在竞争过程中落后，而这是父母和亲戚朋友都不答应的。反面的例子也有。以日本为例，这个国家六、七十年代经济起飞时国民非常勤劳，但现在日本可能存在动力不足的问题。虽然日本经济很发达，但它是一个等级制比较严的国家，职位升得很慢，一切社会文化领域的禁忌很多，这就会让年轻人觉得不能大展宏图，可能三十年爬梯子爬下来也不过像公司里坐在我对面那个老头那样。当然，背后也存在着认同危机：不认同日本的公司文化、等级制度，等等。美国的日本餐馆很好，就是因为很多日本年轻人到美国发展。或许你看着他们会觉得很羡慕，人生就要多种多样，为什么大家都要去做律师或老板呢。但是，按照今天中国人动力很强的观念去看他们，会觉得这些人太不思进取，只安于一种波希米亚式的生活。假如今天作为政治动物的、立足于“资本”之上的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系统，需要生活在大都市的有志气、有才能的年轻人具有上进心，那么日本的制度是存在非常严重的合法性危机或动力不足的。意大利的情况可能更严重，据说“啃老族”很普遍，三十多岁了还住在家里。你要靠这样的人来获得百分之八的经济增长率恐怕是不可能的了。这也是动力危机的表现。哈贝马斯论述的几个阶段就是：经济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变成了社会文化问题，社会文化问题又变成价值认同危机和动力危机。哈贝马斯对每一层次都作了相对严格的分析和论述，最终告诉你危机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现在跳到第六章。
第六章在一般意义上谈合法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原理”。今天对政治哲学比较感兴趣的同学可能会把“合法化危机”翻译成“正当性危机”。第七章是“动机危机”，也可以说是动力危机。存在主义以来的文学都会说：生活中最可怕的事情不是想干一件事而没干成，这个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不知道想干什么，而且什么也不想干，没有动机。很多存在主义小说或荒诞派小说都会有这样的场景：一个人一出门意识到自己没有动机，往左转还是往后传，不知道。这种状态就是“动机危机”的表现。我们先来看一下“合法化危机”的“原理”。一直到第93页左右，还是在解释转嫁危机的问题。可以看一下第92页第二段：
这种危机原理的基础是一种一般性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社会认同是通过旨在维护系统整合的能力而间接确定下来的，在阶级结构基础上，这种社会认同往往是很脆弱的。……非普遍性利益的社会生产的基本矛盾，经过加工和转化，所产生的有争议的后果，集中表现为分层征税和对有限税收的特殊使用，因为一种避免危机的政策会耗尽和透支有限的税收。
哈贝马斯讲的话不太好懂，不是因为他讲得不清楚，而是因为他讲得太清楚了，以一种高度理论化、技术化的语言讲得太准确，太到位，以至于对问题把握还有一定模糊性的人，反而不容易弄懂他在说什么。经济领域是不平等、不平均的，这里产生的潜在政治性矛盾被国家通过向不同层面的人征收不同的税（收入低的人税率低）而解决。肯尼迪时代，对年收入一百万美元以上的人的税收，最高可以征到百分之九十。所以当年企业界有笑话说，企业老板在公司食堂里还不如小职员吃饭大方，能省就省，因为每花一块钱得赚十块钱才行。现在美国最高税率在百分之四十左右，还是挺高的。相比之下，中国大陆是富人不缴税的天堂，香港也是——不过香港是通过政府占有土地、通过租地和卖地来维持社会福利，包括教育、退休金等。香港的土地政策非常精明；中国由于有很多国企，事实上对私人的征税是通过企业税收来交给国家支持国家财政的。中石油、中国移动等垄断企业虽然挨骂，但确实是缴税大户，以使国家不必征收太多的公民所得税和私营企业营业税，说到底也间接促进了市场经济。国内经济学界对此有很多争论，很多人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混合经济的意想不到的优势，如果我们听从原教旨主义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主张，把什么东西都私有化、产权明确、自由竞争，其客观结果就会是税收和物价大幅上涨。现在国家征地的时候虽然暴力和不合理现象时有发生，但国家有其政治资本和行政力量稳定大局，一般社会抗议行为没有力量撼动其合法性。虽然海外对中国的暴力拆迁报道得很多，但实际上我们经常回国的人就知道，在这一点上政府合法性不会受到触动。至少今天，中国搞开发成本很低，这是它的合法性来源。铁道部四处修高铁就像不用花钱一样，因为人们预期二十年以后修高铁的成本要比今天高四倍、八倍甚至十倍，各种产权越来越明确了以后，政府买的每一亩地就都要给人补偿，讨价还价，法律制度越来越健全，生活水准越来越高，那么社会建设的成本也会越来越高。其次，如果把国企全部去掉的话，所有以自由交换市场为发展方式的资本成本和社会成本都会高很多。“对有限税收的特殊使用”——税收都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征税。美国就算有再多钱，也是入不敷出。美国家底确实非常厚，它的财政收入比我们的国民总产值还高，但伊拉克打仗美国政府掏不出钱，学校维护改造方面掏不出钱，教师工资待遇方面掏不出钱，技术设施改善方面也掏不出钱。今天的美国公路比中国公路差得远，很难想象。所以现在已经有人说，前些年中国人外出旅游是看外部世界多先进，现在往往是去感受异国情调，买点土特产；再过些年出国，就是去观摩落后地区了。但是，高层和科研机构都感到很焦虑，觉得我们教育训练、科技开发水准太低了；比如，东京大学的建筑等硬件虽然看上去就像我们这里的中学，但它的科技研发水准比中国一流大学还是高一头。税收都是有限的，“特殊使用”指的是什么呢？例如国家征税，钱都是国家的，但用在开发西部的时候，东部或中部的人会不高兴；或者说，大力扶贫的话中产阶级就会不高兴，觉得自己辛苦挣的钱都被政府拿去养活闲人了。矛盾总是存在。这些讲的还是合理性内部的危机。
一方面，经济危机倾向经过行政和财政的过滤，使得越来越零碎化的阶级对立阵线不那么一目了然；阶级妥协削弱了潜在的阶级的组织能力。
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成功的地方是模糊了阶级界限，大家都变成了纳税人和中产阶级。中国现在正逐渐往这个方向变动，比如退休金和医疗制度的改革，虽然还是比较初级，但大方向是这样的。国家税收就这么点儿，但要做的事情却很多，这就是所谓把经济领域的行为转嫁到行政领域内部。“阶级妥协削弱了潜在的阶级的组织能力”，不太好组织运动了，谁跟你走？
另一方面，零散的次要冲突也变得明显可见了，因为它们不是作为客观的系统危机而出现的，而是直接引起合法性危机。
现在中国有统计，每年突发性群体事件数量非常庞大。客观的系统危机都一定程度上被系统本身所吸收，但带来的结果是合法性危机。
（90年代以来，随着“明晰私有产权”成为政治正确，不仅基础建设的开发成本大幅增长，群体性事件也随之增加。这些都损害了政权的合法性。图为“西安高新区某钉子户”）
为了这一目的，人们把行政机关的工具功能同能够释放出一般顺从意愿的表现符号区分开来。在这方面，人们所熟悉的策略包括实际问题的人格化、象征性地听证、专家裁决、司法解释，以及从寡头垄断竞争中模仿来的广告技巧等等。
广告、程序、委员会、专家意见等等，都可以化解一些矛盾并将它们变成一种理性化过程。
这些广告技巧既肯定又利用现有的偏见结构，通过打动情感和刺激起无意识的动机等，从正面或反面来肯定某些内容，贬低另外一些内容。为实现有效的合法化而建立起来的公共领域，其首要功能在于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一定的主题上面，也就是说，把其他主题、问题和争论都排挤到一边，从而避免有关舆论的形成。
这是当代西方通过文化工业和意识形态生产机器所造成的一系列效果。严格地说，相对于中国政府所面对的种种问题，西方政府不是毫无问题，而是非常成功地让公众的注意力集中于一些问题而不是另一些问题上。在引导的意义上，西方政府做得比中国好——当然不是说西方政府通过宣传部或红头文件、防火墙等比较生硬的手段进行压制，而是通过广告业、娱乐业、生产性消费、商业化等方式来完成。这样的手段非常有利于化解合法化危机。
政治系统承担起规划意识形态的任务。
这好像本来应该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特点，尤其是毛泽东大众革命所建立的共产党领导的意识形态国家，本来是在社会动员、宣传、思想工作、辩论方面是强项，现在中国在这些方面实际上远远竞争不过西方国家，换句话说，西方国家在做政治思想工作上比“我党”成功得多。我前些年与一位北大老同学（他目前是中央党校一位领导）聊天，他说干宣传干不过资产阶级，真是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奇耻大辱。从历史上看，确实是很令人吃惊。
可以肯定，这样做的时候，机动的余地是十分有限的，因为文化系统特别能抵制行政控制；意义从来都不是用行政手段创造出来的。
但是，从这里开始，哈贝马斯是在说明为什么西方即便做得很好，最终还是不能化解危机。行政手段可以操纵舆论，可以制造和生产出人工的舆论来吸引人的注意力，可以让人忘掉某些问题；但是，纵使你可以生产出种种幻象，你也无法生产出意义。意义不是靠行政系统生产出来的，正如意义也不是在工厂里生产出来的，意义只能由一个社会文化系统以传统的方式生产出来——通过人在人生道路上通过各种挑战、机遇、讨论而逐渐形成自我的世界观、价值。这个过程又不是纯粹个人的，而是要回到一定的价值体系、一定的传统脉络。虽然行政系统希望介入意义的生产，但实际上是控制不住的。今天中国各级政府好像有一种自大狂倾向，认为一个社论或头条，或组织一下政治学习，或编一本教材就可以制造意义，哈贝马斯认为这样做是达不到目的的。
对符号进行商业生产和行政计划，会消耗掉虚拟的有效性规范力量。
这句话说得也很到位。越是用商业化的手段或行政手段去做，不但不能创造意义，而且还会消耗掉本来就有限的意义资源和价值资源。因为这样做是会被人看穿的——
获取合法化的“方式”一旦被看穿，对合法化的追求就会不战自败。
一旦被人看穿、一旦意义方式被人看出来是一种特殊的行政利益或政治利益，更不用说背后还有经济利益、官官相护，等等，本来的有限意义（比如传统或自发的人生观、价值观）就会丧失。例如，如果人拥有住房是一种传统的小农生产的概念，或者说属于人本能地对安全的渴望，未必经过多么理性的思考，那么原本在这个价值意义系统里面，人们咬咬牙是可以买房子的，而且也可以承受一定程度的上涨空间。但是，如果商业运作和国家机器开动起来，一齐鼓噪说今天中国的大城市房价其实不算高，还应该再涨，最后被我们看出来房价上涨是地方政府和开发商联手的广告宣传，是一个要赚商业暴利，一个要赚税收和“政绩”暴利，那么它连仅有的一点意义也丧失了。哈贝马斯最准确的说法是，一旦以一种行政介入或思想意识形态介入的手段来试图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意义生产，这种做法本身可以被thematize，就是说它变成了一个议论的条目，别人就可以来议论你，你就会变成一个议题。议题和议题之间可以分析比较，而合法性或正当性来源的意义源泉是不能被主题化的。一旦被主题化，它就会被非神秘化和政治化，就会面临怀疑、分析和批判，在价值上就失去了它的中立性或者超验性，这样一来传统意义上的“意义”就不复存在了，系统也就无法依据这样的被共同体在意识和无意识层面接受的价值资源来把自身“合法化”了，不加反思的、自然的、甚至神秘意义上的正当性也就不复存在了。这是哈贝马斯笔下的“看穿”的含义。而哈贝马斯所讲的合法性层面上的意义，则是人还没有反思能力的时候的意义。例如“人要上进”，大家都没有对此进行反思就接受下来；但如果今天有个人用一整天时间给你灌输“人要上进”的道理，谈得你都烦死了，以至于怀疑人根本上为什么要上进？人不上进又怎么着？那么“上进”就是被主题化了，被“看穿”了。如果学校老师、公司领导、父母亲戚都讲“上进”以至于我们开始反思“上进”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对这个问题采取一种分析的、意识形态批判的立场，这时“上进”就与关于“上进”的话语自身的历史连续性或传统（从科举的光宗耀祖到新教伦理意义上的理性化）就崩溃了。这还是动力危机的层面。另一个例子是我们海外学者经常碰到的问题：我们都觉得自己是中国人。但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国人？对于西方中国问题研究的专家来说，这都是可以分析和历史化的。但对于中国人而言，这些概念都是天然和自发的，是在一个传统中延续下来的。屈原、杜甫是中国人，康有为、梁启超是中国人，我们也是中国人。但人们会问为什么？你们之间有什么不同？等等。作为中国人，你认同的是中国政府呢，还是认同中国文化？中国文化里，你又认同哪一家呢？这么一分析下来，很多刚到西方的中国学者就很受不了，觉得西方人太热衷于消解中国，到最后“中国”这个概念很可能被一层层消解掉，就像后结构主义批评说的那样——任何一个文本都是一个洋葱，洋葱是一个没有核心或本质的实体。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中国”不能成为一个知识的对象，一个议题，而是说中国早晚会成为议题，会产生合法性危机、正当行危机、认同危机。这种时候怎么办？这些意思主要表现在哈贝马斯如下这段话中：
这样，一直避免成为社会争端，尤其是避免成为实践话语主题的传统，也就成为了议题。
再来看下面这关键性的一段：
文化传统具有自己脆弱的再生产条件。只要它们是以自发的方式形成，或者带有解释学意识（解释学作为对传统的学术解释和学术应用，具有自己的特性，它能够打破传统的自发性，并把它们保持在一种反思水平上），它们就依然具有“活力”。对传统的批判占有，破坏了话语媒介中的自发性。因为批判的特点就在于它有双重功能:一方面，通过分析或意识形态批判，来消解无法用话语兑现的有效性要求，另一方面，它能够把传统中的语义学潜能释放出来。就此而言，批判和解释学一样，也是一种占有传统的形式。在这两种情况下，被占有的文化内容都保持着其作为命令的力量。也就是说，它们保障着历史的连续性，有了这种历史的连续性，个人和群体就能够确认自身和被此的认同。……很显然，只有当传统还没有脱离保障连续性与认同的解释系统时，传统才能保持其提供合法性的力量。
我们刚才讲得比较重要的一点已经触及到今天的核心：意义是不能被行政手段生产出来的，同样也不能被商业和市场行为生产出来。只有能够维持住一个价值的连续体或整体的符号，才叫意义。在这个意义上，传统只有在未被从自身所具有的连续性和解释系统中连根拔起的时候，才具有继续作为传统提供合法性和意义生产的能力。近代中国的文化危机和意义断裂,甚至今天中国社会的价值混乱和意义空洞化，都为这一观察和判断提供了佐证。
最终，不仅传统内涵具有了一种偶然性意识，传统的技术，即社会化的技术也具有了一种偶然性意识。
一方面是文化价值的集体无意识资源的议题化，另一方面是随之而来的把它视为一种偶然性的意识，两面夹击，导致了传统的瓦解和颠覆。资本主义遭遇合法性危机的一大原因就是传统自发形成的辩护能力在不断丧失，因为传统不断地被分析理性、怀疑主义、科学主义、道德普遍主义等理性化倾向不断侵蚀。近代市民阶级的核心理论学说，都对传统具有非常强烈和持久的颠覆性和瓦解性，从不同方向终结传统自发形成的辩护能力。一旦这种自发的辩护能力被终结，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系统就会发现，自己并没有办法从内部、从自己独特的属性中产生能够为自己的存在进行辩护的道德依据和意义解释系统。这是一个结构性矛盾。这种说法的渊源直接来自韦伯，是对韦伯有关“理性化”和“祛魅化”一系列观点的发挥。
（许多人把建立国家认同的希望寄托于“孔教”，但现代中国却是通过革命和批判孔教建立起来的。强调“尊孔读经”实有否定革命政权之虞，表面很“保守”，内里很激进。图为“山东曲阜祭孔大典”）
那么，哈贝马斯对此问题的解答是什么呢？在这个问题上，他和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家不同之处在于他有破有立，而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往往面对太成功、太压抑、太系统化和理性化、太灵活善变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意识形态体系而无法设想建设性的观念。哈贝马斯在这本书中第一次谈到建设性意见是在第95页上：
一旦传统受到破坏，而变得不再是毫无问题，有效性要求就只有通过话语才能保持稳定。因此，对文化自我特性的干扰，促进了原来属于私人领域的生活领域变得政治化。
换一个角度看，如果今天中国政府或社会、或所有有思想的知识分子真诚地希望通过回到传统来重建中国合法性，或真诚地希望通过阅读马列主义著作解决中国问题，那么，回到这两种传统（革命传统和文化传统）的唯一办法就是哈贝马斯上面这段话中谈到的方式。Discourse在此不能简单译成“话语”，它的意思是在公共领域里的民主讨论，所有人都有话语权，都要求并且能够进入公共领域为自己立场和利益辩护、为自身有限的理性或理性的有限性进行辩护，只有这个过程才能产生出价值、意义、新的传统。除此之外，任何手段都是操纵性的、强制性的、暴力性和压抑性的宰制手段。另一方面，在合法性或正当性丧失的前提下，私人空间重新变得政治化了。
这就意味着，通过公共领域的结构而得到非正式保护的公民私人性受到威胁。积极参与的努力以及可选择模式的涌现，尤其是在学校（中小学和大学）、新闻、教会，剧院、出版社等文化领域中，正如公民请愿的数量越来越多一样，都显示了这种威胁。
“请愿”译得太文绉绉了，protest的意思是“抗议”。这本书的直接语境是六十年代末期西方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和社会运动，哈贝马斯对此当然持支持态度。今天看来，哈贝马斯显得很温和，有些人认为他完全退出了左翼立场，就是一个自由主义思想家；但是在当时，德国右翼对哈贝马斯恨之入骨，视他为学生运动幕后的黑手之一（马尔库塞则是公开的“黑手”）。
（于尔根·哈贝马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