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明 | 现代早期思想与中国革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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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说到了现代早期中国思想的第三个鲜明的特质：总是以创造新的中国和世界为第一动力。
最近二、三十年，中国人讲得最多的，是一种理想/现实的二分论：“理想是理想，现实是现实”，“将乌托邦变成现实，那一定就是灾难！”…… 现代早期的中国思想家却不同，他们大多是从另一个方向，来认识理想和现实的关系的。在《大同书》里，康有为斩钉截铁地说：“孔子之太平世，……达尔文之乌托邦，实境而非空想焉。”[35] 理想并非遥遥地悬在天外，它就散布在现实中，是现实的一部分。越是如蔡元培那样从“唯心”的角度理解现实，[36] “理想”在“现实”中的位置就越重大，甚至可以被理解为是真正实在的现实，反是那看上去庞大粗蛮、令人沮丧的黑暗，成了虚幻之物，应该被荡涤干净。不用说，190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各种强调历史必然性的革命理论，[37] 更从另一个似乎相反的角度，大力夯实了康有为式的“理想非空想”论。正是在这些“理想/现实”观的持续滋养下，现代早期的中国思想，持续保持了它的理想主义的特质：它是一种为了创造新物而展开的思想，而非只是一团应付现实、甘于苟且的算计。
这就是为什么，现代早期的中国思想，虽然激烈地批判现实，却很少只是批判现实，你甚至可以说，批判和否定通常不能构成其独立的思想内容，它总是联系着、从属于、甚至派生于对正面和理想之物的确信和宣扬。一二三四、甲乙丙丁的方案式写作，以及虽无此类序列标识、却同样是方案性的写作，因此成为这个思想的一种重要的表达形式。[38]
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中国的思想家，似乎都偏好撰写大尺寸的宏观方案。[39] 从王韬的《原道》，到康有为的《大同书》和《诸天讲》，[40] 从章太炎的《五无论》，到刘师培的《人类均力说》，更不要说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和其后各种遥指“共产主义”的政治论述了：分阶段的历史纵深，几近无边的空间视野，放荡不拘的狂想气概…… 这些深度交融的思想品质，共同造就了现代早期中国思想的阔大气度：不但是强烈的理想主义，而且是大格局的理想主义。
还要特别指出一点：几乎从一开始，现代早期的中国思想，就明确知道不能照搬别人的方案，要走一条自己的路。1905年，孙中山说：欧美与中国的国情不同，中国不能跟在“欧美进化”后面亦步亦趋，相反，要自定路线，超越西洋。[41] 从这样的区分“欧美/吾国”的认识基点，伸展出了多个方向的思路：梁启超式的“尾闾”论、[42] 章士钊式的“农国”论、[43] 毛泽东式的“农民革命”论、[44] 戴季陶式的“觉悟者”与“不觉悟者”的“两个阶级”论 [45]…… 惟其视野开阔，对西洋多有了解，现代早期的许多中国思想家，都特别注意中国——以及类似的非西洋地区的——社会与西洋式社会的差别，1940年代以后愈演愈烈的那种迷信“普遍规律”、照抄现成药方的惰性思维，在当时不是没有，但远未形成风气。不过，现代早期的中国思想能形成这么强悍的自开一路的性格，走出这么多面的新思路，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从一开始，它就以创造新物者自任，志向和怀抱都比较大。
与此相关的还有一点：读现代早期中国思想家的文字，你一定对其旁征博引印象深刻：古印度的佛经，现代西洋的哲学，当下中外政治人物的名论，更不要说本土先贤的典籍了，经常是大段大段地摘引，常常不打引号，就那么直接编进自己的论述。当竭力开拓新思维的时候，中国思想家是毫不掩饰其“拿来主义”[46] 的冲动的。但是，惟其如此，他们处理既成理论的一种相当普遍的共性，反而凸显得异常鲜明：是——指向政治行动——的思想在运用理论，而不是反过来，思想以理论为出发点，被理论牵着鼻子走。这样的不拘一格的活力，也是唯有自觉地致力于创造新世界的思想，才能源源不断地焕发出来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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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下来，就要说到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的一种特别的韧性了：不以成败论定、不断以失败为起点。
中国革命是被接连不断的军事、经济和社会失败激发起来的，它的实际行程更充满了挫折，称得上“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因此，如何转化消极的现实经验，就成为现代早期中国思想的一大任务。
在这方面，王韬依然是先行者，他用一种似乎与马克思的历史规律论颇为相似的“道”之演进论，将西洋列强对中国的全面入侵，解释为是未来世界的“合一之机”的媒介。[47] 像这样站在山顶上俯论天下大势的哲人姿态，后来是少有人延续了，但他化解挫败感的基本方法：将微观层面的“后退”理解为宏观层面的“前进”的表现，却被1900年代以后各类革命党的形势论所沿用。
1907年章太炎的“厌世”论，则表现了另一种截然相反的方法：先戳破那些宏观层面的进步论，说这些都是片面的幻想，再以这一地碎片为酵母，培育积极的奋斗意识。[48] 这是比王韬式的方法更强悍的努力，非但不依赖“乐观主义”的支撑，反而干脆以“悲观主义”垫底，创造一种以悲观为动力的积极精神。这样的精神一旦长出来，就特别强韧，经得起失败、挫折的反复打击，鲁迅式的“绝望的抗战”，[49]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正是这样的转化消极经验的思想努力，促成了现代早期中国思想的一些特别的品性。比如说，它常常以“受挫后的反省”作为自我推进的重要方式，不是一般的所谓吃一亏长一智，那常常导致对原有目标的取消，而是到失败中寻找成功的可能，将每一次现实政治的后退，都变成一次更接近目标的思想的前进。现代早期的许多重要的思想成果，都是以这种方式获得的：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的“革命”论，民国初期政治败坏之后的“新文化运动”，1910年代以后对于农民的革命能量的发现…… 那个时代中国思想转化消极经验的能力，真是了得。
与此相应的是，它常常以失败为要点来构想革命计划。这在清末就已经相当明显，差不多十年的时间里，许多思想家一面热烈地鼓吹改革足可救国，一面却将“亡国以后怎么办？”视为构想政治计划的重要依据。[50]到了民国时代，越是思虑较深而不愿完全隐在政治鼓动的面具后面的人，越经常袒露各种消极估计在其论述中的重要位置，哪怕这可能从根本上摇动自己论述的地基。[51] 就总体而言，现代早期的中国思想，当然是怀抱强烈的紧迫感，急切地希望革命成功，它的基本构架，也是以“一定成功”为总纲的；但是，在其最深的层次里，它却又给“可能不成功”——甚至“必然不能完全成功”——的想象留出了一块颇大的空间：这样的思想内部的张力和弹性，该如何理解？
当然可以从历史积淀的角度看：悠久丰富的文明所培育的开阔视野和稳定自信、在各类——地域的和社会的——空间关系中长期居于优势地位而获得的精神优越感…… 这些都确实能让人有足够的心理能量，不惮于承受“可能失败”的紧张。但是，十九世纪晚期在各方面都越来越明显的社会颓势，从严酷现实中确凿无疑地领会到的无退路感，可能是更切近的成因。在那个时代，广阔的非西方地区确有许多人相信，只要以西方为师，就一定能走通“现代化”的道路，但现代早期的许多中国思想家，却显然没有这么乐观，看上去他们满怀青春之志，甚至颇多浪漫之态，可同时，他们绝非天真少年，即便最热烈地许诺胜利，他们的心底，始终存着一份对自己力所不逮的范围的意识，甚至一种模糊的不祥之感。从另一面说，能如此容留这些“消极”意识，又能在如此重负下奋然而起，这正是现代早期中国思想的一个难得之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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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极简略地说一下现代早期中国思想的高度自觉的实践和策略意识。
身为一种意在造就——而非只是梦想——新世界的精神活动，现代早期的中国思想是非常务实的，有一系列特色鲜明的策略意识。其中之一，是一种搁置抽象、本质的“理当如何”，先从现实功利的角度确定“该做什么”的习性。早在1890年代，严复那一代人的许多文字，例如他自己发表于天津《国闻报》的系列名文，就清楚地表现了这一点，此后的各路革命思想家，更是将之发扬光大，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思维传统。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一种将创造新中国/世界的革命进程分解为多个阶段、为此构想不同——乃至近于相反——的策略方案的意识。惟其理想远大，要走的路程就很长，也惟其翻山越岭、路程长远，每一段就尽可用不同的走法：显然，这样的长距离的行动意识，对于保持思想的务实倾向的内在张力，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越是清楚地知道路程长远，就越不至于走着走着忘了目标；越能将长途截为多个阶段，就越可以放开手脚、眼前什么合用就用什么。之所以在许多中国思想家那里，务实之心常能与高远之志并存，一面热烈地鼓吹某个政治目标，一面又毫不隐瞒这个目标的局限和短暂，这样的分阶段的长路意识，正是一个关键的原因吧。
整个现代早期，能如康有为那样傲称自己的思想在30岁之前都已成形的人，是很少的，绝大多数人都像梁启超，程度不同地思想多变，其今日之所是，常与昨日不同乃至相反，而且不忌讳这样的多变。那是一个社会现实与知识系统一同剧变的时代，除非能如章士钊所言那样“升高而鸟瞰”，[52] 领会万世不易之真谛，一般人确实很难在现实经验不断激变的情形下，保持思想的前后连贯。但是，这一时期许多中国思想家的思想的易变，恐怕也是出于他们的强烈的实践意愿。恰似前一节提到的，在那样一个自由不羁、各种理论都可随手拿来以开拓新思路、启发新行动的精神氛围里，个人思想的连贯延续，实在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
也因此，从梁启超那一代人开始，实际思想的复杂温和，与其公开表述的片面激烈，常构成一种相当普遍的反差。有意思的是，许多思想家常常承认——甚至宣扬——这一点。[53] 在这些承认和宣扬的言辞中，“行动的效果”，被明显摆在了比“言辞的允当”更高的位置上：现代早期中国思想的实践为大的习性，是表达得再清楚也没有了。
当然，这样高度自觉的实践和策略意识，也是一支双刃剑，它能有效地强化现代早期中国思想的实践能量，也极容易造成各种“手段”脱出“目标/初衷”的约束、甚至反过来泯灭后者、大大缩小思想视野的危境。一旦思想的视野窄小了，理想萎缩了，实践就会变质。一百三十年来，这样的变质屡屡发生，教训惨重，是须臾不可忘记的。[54]
现代早期中国思想的特质，自不止上述五个方面，但即便是这么粗略的介绍，也应能呈现这个思想——至少其主流——的大致轮廓吧。这是一幅特别能给人力量的轮廓，其中凝聚了几代思想家反抗失败、追求解放的心血，此后的社会氛围再怎么暗淡，也不能长久掩住它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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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讲过，现代早期的中国思想家中，少有康德式的沉思者，多是入世救世的政治人，[55] 那一时期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政治/文化传统，又为他们准备了宽敞的行动空间，令其能直接发挥强大的公共影响。
因此，这一时期的思想的走向，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的走向：正是在这思想的照耀下，“中国革命”迅速成形——再说一遍，这是现代早期中国大地上最为重要的社会运动；由此展开的现代历史，从其发端时的慷慨激昂，到绵延至今的艰难曲折，也一路深刻这个思想的多面的印迹。这些印迹是如此触目，任何一个认真的后行者，都无法不正面迎视。
中国革命的精神遗产，正是由此形成。它不光表现为文字作品，也渗透于中国革命的其他社会和人身遗存：地理面貌、社会制度、人际关系、生活方式、情感结构…… 中国的现代历史走到今天，已经能给我们这样的自信：面对多变叵测的当代世界，我们并非两手空空。
这并非只是意味着一些正面的、足可以在今天毫不含糊地守护/重建的精神原则。中国革命的精神遗产，同样包含了许多应该被看作是难题和教训，但今天必须再次正面去处理的内容。从一开始，中国革命就是一个正面迎向难题的运动，某种程度上，我们今天依然如此，也不得不如此。
因此，请容我们不避粗陋，列出其中的如下六项：
一，如何坚持从被压迫/居弱势者的角度看问题？革命的二十世纪的激情奋斗的一页，似乎已经翻过去了，今天的世界，中国也罢，其他也罢，人类社会的内部也罢，整个生物系统的内部也罢，依然密布着倚强凌弱的压迫关系，家庭、公司、地区、国家、地球…… 几乎每个层面，都被这压迫关系的大网罩得严严实实。在这个情况下，如何克服各种有意无意地放弃理想、甚至全盘接受压迫逻辑[56]的精神溃散？如何坚持被压迫者的不屈精神，重振追求公正和解放的强烈意愿，让类似“压迫是不应该存在的”、“理想是能够实现的”这样的信念，再次广泛地深入人心？什么是“普世价值”？这样的信念才是！激励和发展这些信念，是今天中国的思想、文化和政治领域的头等大事。
二，如何发展具有历史和空间纵深的未来意识？这本来是被动现代化地区的革命思想的一项重要特质：只有建立起长程的多步走的视野，才能将自己从各种势必导致“西式现代化”、过不了多久就要撞上危墙的短期思维中拔出来。今日中国——其实也是整个世界，“经济增长”、“城市化”、“国际竞争”…… 这些骨子里是将人视为只关心现实功利的“经济动物”的意识形态论述，正铺天盖地，甚嚣尘上。要避免沦为这些论述的俘虏，就必须发展开阔的、具有时空深度的未来想象：对未来的想象和希望越开阔，就越能从大处着眼，不会被眼前的小功小利小权衡绊住腿。
三，如何重视和信任“人”——借用现代早期的概念，就是“人心”和“人力”？在这方面，保持“重视”和“信任”之间的积极互动，似乎尤为重要。惟其重视“人”，对现实中的人的批判就能彻底；因为信任“人”，就不会迷信各种软软硬硬的物质因素：经济、制度、“枪杆子”、“面包”…… 以为只能从这些方面去理解世事。今日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明白，“文化”已成社会前行的关键问题，但是，“文化”究竟意味着什么？流行的理解还是偏于功利，一些以小人自居、也以此视人的资本主义的文化定义，[57] 渐成一手遮天之势。要打破这个趋势，再次激活现代早期中国思想的重视/信任“人”的精神习惯，可能是一个关键。“善/美”是人之为人的核心问题，人的生活的进步，自当以理想的“价值观”的落实和发展，而非别的方面——例如GDP和个人财富的增长，为最重要的尺度。
四，如何重振将理想和现实看成一体的强韧心力？不是将理想挂到某个遥不可及的远处，而是相反，破除理想与现实的机械二分，打开现实，从中发现通向理想的切实的道路。从这个角度看，现实是远比理想小的东西，那从它内部生长壮大的理想的萌芽，永远在不断地取代它、再取代它……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区别，也就在这里：社会主义将现实看得比较小，以为它应该不断地被更新、被消灭，社会主义的基本姿势，是前倾和上伸的，总是由近及远地望着更高更远的地方，憧憬着尽快到达那里；资本主义则相反，它将现实看得无穷大，以为它足够在功能上取代理想：[58] 什么是“乌托邦”？就是人人都像前面豪车里的那个家伙一样有钱！今天，我们深困在这除了消费“乌托邦”就别无所梦的状况中，正该重温康有为式的“实境而非空想”的理想论！
五，如何发展“只能走自己的路”的历史理性？不觉得有现成的方案可援，更不相信有什么历史规律可循，在牢牢盯住大致方向的前提下，多方向地往前想、往前走：这样的思想和实践，正是中国革命——尤其是它的早期阶段——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就今日而言，如何尽快跳出“西式现代化”给我们圈定的视野和题目，[59] 发现那些真正关乎中国——也是人类——的死生命运的大问题，[60]由此探索能真正打破资本主义逻辑——而非只是小修小补以延缓危机——的新的社会道路，是中国思想迫切需要采取的行动。
六，如何培育以一个行动同时含纳/准备多个行动的能力？这是上述各方面落实于社会实践所必须要有的思想能力，也是中国革命从一开始就需要发展的行动模式。当不得不向西方借取那些短期极为有效、后患却更其无穷的改革方法的时候，该怎么办？当出于现实的功利考虑，不得不实行某些违背革命理想的行动的时候，又该怎么办？在革命的长途中，如何处理那些只在当下有价值、过了这个阶段就无益——甚至多有害处——的奋斗目标？…… 在这些方面，中国革命积累了正反两面的丰富经验，[61] 其中正面的关键的一条，是在追求某个现实目标的时候，始终保持对其局限和可能的长期副作用的洞察。这个洞察从哪里来？就从你的视野来，如果走这一步的时候，你能同时想到后面接着的几步乃至十几步，你就会在确定该走这一步的同时，洞悉它的各种可能/必然的负面效应，于是未雨绸缪，在这一步里，准备和含纳其后的多个步子。同样是走一步，能不能同时想到其后的各步，这一步的走法是大不相同的。倘若眼界太窄，除了眼前这一步的功利意义，别的都看不到，那就多半连这一步都走不好。在今天这样一个短视琐碎、却又步履匆匆的时代，能不能多看几步、深思熟虑，对中国人来说，是太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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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里，其实已经是在讲第二个问题了：为什么现在来编这本书。
原因也简单：“中国向何处去？”是今日社会聚焦的问题，也引发了各界人士的激烈辩论，其中一大难点，是如何评价1950-70年代。说它是难点，主要是因为，1980年代中后期竖立、在整个1990年代被普遍接受为评价过往时代的基本坐标的“美国模式”，今天不再那么有效了，越是了解整个世界的现代历史，了解资本主义在世界各地——包括欧美——造成的全面的社会困境，我们就越难再像二十年前那样，一味以“自由民主”的“美国”为标准，评判1950-70年代了。
困难之处还在于，当“美国模式”的权威性大打折扣的时候，另一种直接抽象1950-70年代的若干正面状况——却无视这个时代的另外许多黑暗状况，进而将这个最多也只是抽象了半面的1950-70年代，塑造成一套新标准，取“美国模式”而代之的努力，迅速扩展，吸引了许许多多的热血青年。但是，这同样是一种极为片面的评价，它并不能有效地帮助年轻人理解那个时代，反而引发对那个时代尚有牢固记忆的许多人的忧虑。这不奇怪，一个事物本身，是不能充当评价它的主要的正向标准的，[62]为了理解1950-70年代，我们需要到这个时代以外去寻找恰当的参照物。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编这本书了。世界很大，“美国”也好，“西方”也好，都只是其中一部分，即便它们不再能那么有效地继续充当标准了，我们也应该放开视野，向非西方的其他地区寻找启示，恰像现代早期的许多中国思想家做过的那样。我们相信，这样的努力，一定能有丰厚的回报。但是，我们更确信，在我们自己的历史中，特别是在离我们不远的现代早期的历史中，有更丰厚的东西等待我们去重新认识。和从异域寻得的启示相比，这些来自我们自己的过去、在精神的血缘上与我们直接相连的东西，应该更有可能提供某种真正有效的参照，某种令人信服的标准。
从某个角度看，这才是真正称得上“中国革命”的标准，其后的各种自诩“革命”的主张和路线，其实都是它的产物，可能成为它的新军，也可能成为它的叛徒。因此，它应该能从一个远比其他参照更切实的角度，清楚地映照出1950-70年代那一段极为复杂的历史脉络中，革命是如何膨胀、陷入重围、深刻变异、强行突进，乃至一而再、再而三地挣扎和失败的。[63]
也就是说，重读现代早期的中国思想，是破解今日中国的思想难题的一条可能的路径。越是意识到，这难题并非只关乎1950-70年代，而是更深刻地关乎中国的今天和未来，我们就越不避浅陋，要以编选思想文献的方式，[64]为此尽一份力了。
2012年6月 上海
[35] 康有为：《大同书》，邝柏林选注，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87页。
[36] 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1912）一文中，蔡元培将大千世界区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两个部分（大略相当于佛家所谓“法有”与“真如”），认定物质性的世界并非实有，仅是一种“现象”。在马克思主义于1930年代广为流传之前，这样的带有佛学色彩的世界观，在文化人中间相当普遍。
[37] 例如各种倾向的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以及类似梁漱溟的三种文明论那样的世界大势论。
[38] 当然，这并非唯一原因，策论式写作（从康有为式的奏章到蔡元培式的规划）也是一个原因，但是，即便民国建立以后，思想家的官员身份大幅度减弱，这种写作方式依然继续，而且整体来看，一直到1940年代，对这种后来被讥为“喜开药方”的表达形式的反省都是比较弱的，1910年代以后的鲁迅，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少数特例之一。
[39] 1925年胡适的“少谈主义”论，可以被视为对这种偏好宏观论述的风气的有代表性的反弹之一。
[40] 在《大同书》的结尾处，康有为说：因为世界进化的可能无穷，“故大同之后，始为仙学，后为佛学，……仙、佛之后，则为天游之学亦，吾别有书。”这是明确公告了他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时提到的《诸天讲》的写作计划。
[41] 孙文：《民报发刊词》（民报第1号，1905）。在开篇处说明“此群”与“彼群”的历史不同，应该“择别取舍，惟其最宜”之后，作者写道：“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现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
[42] 在写于1921年的《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一文中，梁启超断定中国早已深刻卷入全球资本主义的体系，却又与欧美国家有极大的历史和社会差异，因此，“世界工业革命之祸殃，乃以我为最后之尾闾。”
[43] 1920年代中期，章士钊发表多篇文章（其中以1926年的《农国辨》最为重要），主张要吸取欧美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教训，以“农之精神”来建设现代中国，走出一条与西方“工国”不同的“农国”的现代化道路。
[44] 刘师培很早——例如1908年的《无政府革命与农民革命》——就明确论述过中国农民的革命能量，但在中国共产党人中，毛泽东可能是第一个明确而系统地将农民描述为中国革命的主体的思想家。
[45] 在写于1925年的《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的长文中，戴季陶强调中国社会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差异，进而认为：“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势力的对立，是觉悟者与不觉悟者的对立，不是阶级的对立；…… 我们中国数十年来的革命者，并不出于被支配的阶级，而大多数却出于支配阶级。因为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面，除了生活能够自如的人而外，实不易得到革命的知识。所以结果只是由知识上得到革命觉悟的人，为大多数不可能觉悟的人去革命。”
[46] 这是鲁迅在1934年的《拿来主义》一文中的名论，他认为中国人应该“运用脑髓，放出眼光”，毫不犹豫地输入和学习国外——不只是西方——的一切好东西，他将这种积极主动的态度，称为“拿来主义”。
[47] 王韬：《原道》，《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2页。
[48] 他的许多文章都是在做这样的功夫，其中《俱分进化论》堪称表达得最为完整：在用“俱分进化”的思路说明了历史进步的信念的片面之后，笔锋一转，铺陈出一套“尽管历史并非进步，我们依然不厌弃世界，而是要继续奋斗”的论述。
[49] 1925年前后，在给爱人许广平的信中（参看鲁迅/许广平：《两地书》），也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鲁迅不断强调，自己的奋斗并非因为相信未来的美好，而是一种“绝望的抗战”，“不期速胜”，甚至“不期必胜”。
[50] 梁启超等人之所以一度云集湖南，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要以地处中国腹地、民气顽强的湖南，作为复国的基地。甚至还有人以美国为榜样，认真讨论过去巴西置地、复兴中华的计划。
[51] 鲁迅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显明的例子。
[52] 这是章士钊在其名文《评新文化运动》（1923）中的话：“若升高而鸟瞰，新新旧旧，盖诚不知往复几许……”。
[53] 梁启超曾有为了动员民众赞同改良，必须“骇之以革命”的名论（《敬告我同业诸君》，1902）。鲁迅亦有类似的比喻：为了让民众赞同开窗户，必须先说要掀屋顶。
[54] 这里必须加一个说明：上述第4至8节所述的现代早期中国思想（或其主流）的五个方面，不但各自内部都包含不同的因素，形成不同的内部张力，它们之间更构成不同层面的多向的——不只是一对一的——矛盾或互补关系，例如第4节所述的被压迫、居弱势的立场，与第5节所述的高度精英化的倾向，第5、6节所述的注重无形之物、怀抱高远理想的一面，与第8节所述的功利务实的一面，都形成了相当复杂的关系。限于本文的性质和篇幅，不能铺开来稍稍详细介绍，这里只说一句：正是这些不同层次的内部差异及其相互关系，最清楚地标示了现代早期中国思想的丰富程度。
[55] 此处的“政治人”是一个涵义宽泛的称呼，不但指那些直接卷入对公共政治权力的争夺的人士，也指各种致力于社会进步、其言行虽不自标“政治”——甚至自称“与政治无关”，却具有明显的广义的政治性的人士，例如大量以教育、乡村建设、实业、宗教……救国救世的人士。
[56] 这几年中国的一些醉心于“大国崛起”、甚至公开主张要“教训”周边的弱小邻国的主张，就是这方面的一个突出的例子。当然，那些“社会上总会有底层”、“人生的奋斗就是要自己升上去、远离底层”的笃信，更是全盘接受压迫逻辑的一种典型而普遍的表现。
[57]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那种将文化看作“资产”和“资本”、因而着重从“产权”的角度理解和对待文化活动的观念。
[58] 这取代的一个典型方式，是用商品消费来满足人对生命意义的追求：什么是自由和浪漫？就是驾驶新款的汽车在海边的公路上飞驰！今日世界的几乎所有的商品广告，都是在图解和演绎这种“消费=实现人生意义/理想”的现实观。
[59] 最近半个世纪里，这个视野和这些题目的聚焦点，就是“如何更快地发展？”而这个“发展”的标准，基本是以欧美资本主义为依据的。显然，至少对大多数非欧美地区而言，这样的视野和题目是过于狭窄、也过于片面和短视了。今天的人类（包括欧美地区），必须尽早开拓出别样的生存和进步之道了。
[60] 邓英淘先生出版于1991年的《新发展方式与中国的未来》一书，即是此种发现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61] 严复翻译《天演论》的奇特方式（例如插入大量按语），章太炎—鲁迅式的充满张力的政论文写作（例如章太炎的《国家论》和鲁迅的《破恶声论》），更不要说孙中山的许多“三民主义”论述（例如其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矛盾和中国革命的基本目标的对比分析），以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都是这方面的正面的例子。
[62] 主要是出于对资本主义和“美国模式”——及其在当下中国的各类变种式的表现——的不满，于是将1950-70年代的那些看上去与之明显对立的状况抽象出来，竖为标准：这样的反向的参照，是无助于真正解决今日中国的普遍的思想困境的。
[63] 当然，1950-70年代的历史，也可以反过来，成为理解现代早期成形的“中国革命”的重要参照。
[64] 不用说，阅读现代早期中国思想的文献，只是理解这个思想的第一步，要真正把握它（或者它的主流）的特质，还必须进入那个时代的具体的社会过程，了解和分析主要是由这些思想推动的各种社会实践的状况，说得极端一点，只有当大致了解了一种思想的社会效应和历史后果之后，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这个思想。从这个角度看，还有太多的工作等待学术界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