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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博洲｜從騎白馬到戴紅帽的政治犯——陳明忠（1929-）
陳明忠，日據下高雄岡山一個地主的兒子；小時候，他最大的志願是當一個騎白馬的日軍上將；可他後來卻發現：原來自己並不是一個日本人、而是日本人蔑視的「清國奴」。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就讀臺中農學院的他，參加了謝雪紅領導的「臺灣民主聯軍」，擔任突擊隊隊長，實際參加了戰鬥。亂平之後的整肅期間，因為曾受他保護的大陸來的周進三院長出面營救，倖免於難。
但是，事情並未就此了結。
一九五○年九月，白色恐怖的風暴襲擊全島時，他的「二．二八」老帳又被拿出來翻算，並被戴上「紅帽子」，處刑十年。
一九七六年七月，他又因所謂「陳明忠叛亂案」而再次被捕，並以秘密審判而以「二條一」(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唯一死刑起訴；經海外民主人士聲援下才得倖存，改判十五年有期徒刑。
他因被捕時遭到酷厲的刑求，身體狀況奇差；他太太於是在一九八五年起為他申請「保外就醫」，但是直到一九八七年，他的雙腳已完全無法走動時才獲准。
一九八八年元月，蔣經國去世，他獲減刑三分之一。這樣，已經坐滿十一年牢的他，終於獲得真正的自由。
二○○五年二月廿七日，他應邀前往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舉辦的「二．二八事件」紀念活動發表＜二．二八事件---被扭曲的歷史集體記憶＞講演。國民黨主席連戰隨後發表了題為「拋棄敵對、期待和解」的講話呼應，並於兩個月之後率團訪問大陸，為兩岸和解、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奠定新的里程碑。
陳明忠的講演恰恰起到了推動歷史前進的臨門一腳的作用。
时值“‘幌马车之歌’钟浩东蒋碧玉纪念特展”在沪开幕，为纪念投身台湾社会主义运动，从而加入到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义士们，“保马”今天特推送蓝博洲老师记录陈明忠先生事迹的文章——“從騎白馬到戴紅帽的政治犯---陳明忠（1929-）”。本文选自蓝博洲《老红帽》一书（南方家园，2001年），感谢作者蓝博洲老师授权“保马”推送！
限于篇幅过长，该文只选编其中一节，全文请点击“阅读原文”。
陳明忠出生在一個地主家庭，祖父留了十甲以上的土地。時值日據時期農業生產轉為工業投資的階段，他父親那代人不但繼承了祖父的遺產，還經營了一個牧場，一個榻榻米工廠和一個火炭廠；在日據時代的臺灣，算是經濟條件相當好的家庭。尤其是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民生物資十分缺乏，市面上公開銷售的豬肉等等都沒有的情況下，他家因為在鄉下，還有地下管道可以供應，所以，他完全感受不到戰爭時的窮苦生活。
儘管陳明忠曾經參加過「二二八」的武裝行動，也分別在五○和七○年代坐過政治牢。但是，他卻認為他的整個思想成長的過程說起來卻很曲折、很慚愧。
日本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進入軍國主義時代。陳明忠就讀公學校二年級時，中日戰爭爆發。所以，他們這一代人從小接受的就是日本殖民當局的「皇民化教育」。當時，陳明忠的老師曾經告訴他們這些殖民地的孩子說：「你們是臺灣人，但也是日本人。」小學生總是特別聽從老師的話的。陳明忠對老師的這句話信以為真，從而也就一直認為自己也是日本人，是天皇的兒子。因此，那時候只要有人問他：「你將來長大後要做什麼？」他都會回答說：「我要當一名日軍上將。」當時，在他眼裡，騎著白馬的日軍上將看起來非常威風；更因為當時的他從來沒有懷疑過自己不是日本人，也就不會認為這是一個不切實際的願望了。
由此可見，日本帝國皇民化的教育效果是非常大的。也因此，對於現在還有一些台灣人盲目崇敬日本的心情，他是可以理解的。
一九四二年，公學校畢業後的陳明忠考上州立高雄中學。就在進入高雄中學之後，他的思想開始有了轉變。
當時的高雄中學算是高雄州的名校，一個年級只招收四個班，一班有五十人，一個班的臺灣人往往只佔十人，其餘皆為日本人。一開始，這樣的情形就給少年陳明忠造成很大的心靈衝擊；他第一次感覺到，臺灣人和日本人畢竟是有所不同的。現實的遭遇還會繼續教育他。進了雄中後，那些日本學生非但不承認他是日本人，還一天到晚用一種侮辱性的語氣叫他們臺灣學生「清國奴」。當時他一直搞不明白：為什麼我一直認為自己是日本人，人家卻叫我們臺灣人是「清國奴」呢？但是，一直沒有人教他這些道理。因為他的家庭環境沒有任何的抗日言行，所以他還以為日本人什麼都是對的，也就始終搞不清楚事情的原委。
高雄中學的考試分為兩類，一類是包括英文、數學、物理、化學等需要筆試的科目，滿分為一百分；一類是不需筆試的體育、劍道、柔道、軍訓等科目，滿分為二百分。通常，臺灣學生的筆試成績都比較好。但是，少年陳明忠發現：日本學生卻在不需筆試的科目中受到了極大的優待，因此總成績平均起來就差了很多。他記得，他從一年級到四年級畢業，「軍訓」（日語：「軍事教練」）的成績每年都是一二一分，不曾增、減過一分，所以成績平均起來就不如日本人學生了。對此，他感到非常不滿意；不過，他依舊搞不懂為什麼會這樣？
在學校裡頭，只要誰讓日本人學生看不順眼的話，誰就會挨揍。有一回，少年陳明忠和一個日本人學生打架，因為他是鄉下長大的，體格比較好，自然就打贏了。但是，事情並沒有了。馬上，就有十幾個日本人學生過來找他報復；他們把他圍起來，其中一個就說：「你們清國奴可以和我們內地人打架，不過，不准打贏。」說完就把他揍了一頓。
當一名騎白馬的日軍上將的幻想破滅了。對少年陳明忠來說，這幾件不公平的遭遇已經對他原有的身份認同造成很大的衝擊；他不明白：為什麼我一直認為自己是日本人而他們不但不承認我，反而叫我「清國奴」呢？這些事，在他的腦子裡困擾著足足有兩、三年的時間。
因為這樣，少年陳明忠變得不喜歡到學校上課了。幸好，他有一個愛看書的叔叔；他雖然是學機械的，可卻買了很多文學、哲學的書。他就經常待在家裡看那些書。那些書幾乎都是左傾的著作。後來，他看到一本日本岩波書店出版、周佛海著的《三民主義的理論體系》日文版一書後，他才解決了自己民族認同的身份問題。由於他當時只有十五歲，對於書中的「民權」、「民生」主義，體會並不深刻；但是對於「民族」主義部分，他卻有著很清楚的領會。這時候，他才明白：原來我不是日本人，我是中國人，並且是長期遭受著日本民族欺負的漢民族。
事實上，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殖民地臺灣，除了有日本民族欺負漢民族的民族壓迫外，還有日本統治階級欺榨臺灣被統治階級的階級壓迫。不過，剛開始，少年陳明忠還只能體會到民族上的壓迫，對於階級上的壓迫問題則感受不深。
因為這樣的體認，少年陳明忠才反省到，家裡的佃農對待他的態度，也和那些皇民化的臺灣人對待日本人的態度一樣。從前，他一直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事；可思想上有了轉變後的他就開始去想：「怎麼會這樣呢？」後來，他終於弄明白了。原來，在當時工業不是很發達的臺灣，一般人的生存主要是靠農業勞動；佃農們一旦沒有土地耕作，根本就無法生存下去；因為這樣，他們對待地主和地主的家屬自然就非常客氣、謙卑。而佃農對待他的態度和皇民化的臺灣人對待日本人的態度看似完全一樣的現象隨即使他猛然察覺：原來我在政治上雖然和其它臺灣人一樣受到日本人的欺負，但在經濟上，從佃農的立場來看，我跟我所痛恨的日本統治者一樣，也是個可恨的壓迫者啊。於是他對自己所屬的地主階級的身份開始感到不滿。他認為既然自己不願意被人欺負，也就不該去欺負別人。因此，除了民族意識外，在他的思想中自覺地產生了素樸的階級的意識，也就有了基於不去欺負人的觀念的社會主義思想的萌芽。
少年陳明忠之所以會感受到佃農對待他的態度特殊，主要是起於每日放學回家，在路上，總會有佃農主動、恭敬地向他打招呼、問好；而且每到年節時分，他們都會將自己飼養的雞、鴨等送到他家當賀禮。他清楚地知道，這些佃農的生活其實都非常窮苦，相對地，他自己家卻是衣食無虞、應有盡有…。每次，碰到他家有婚喪喜慶時，他們也都會莫可奈何地「自動」前來幫忙。他們擔心倘若因為沒有來幫忙而被地主記上一筆，以致於將他們的土地收回、不給耕作的話，他們的生活就要馬上陷入困境了。
這樣那樣的現實生活上種種不公平的現象，終於讓少年陳明忠深刻地體會到在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統治下的臺灣人是很悲哀的，而當一個佃農的悲哀卻是雙重的。他想到：儘管我家的經濟生活是富足的，可在政治上卻要受日本人欺壓，過著毫無尊嚴的生活；對一個知識份子來說，這是非常難以忍受的事實。也就因為在殖民地生活下喪失了人的「尊嚴」，我的抗日、反帝國主義的思想才會跟著滋長。同樣地，基於自己渴望獲得尊重的心理，我也應該要重視別人的尊嚴問題。因為這樣的反省，他於是有了追求「人人平等」的社會主義思想。
在少年陳明忠讀過的那些左派書籍中，影響他最深的是一個被捕的日本共產黨員在法庭上交代自己的思想的講話。這個日本共產黨員出身於大地主家庭。由於他的母親患有非常嚴重的氣喘疾病，所以他從小就立志將來要成為一個醫生，為人治病。後來他如願當了醫生。有一天，一位年輕的女工來找他看病，他診斷出女工罹患了初期肺結核。當時的肺病還沒有特效藥可以治好，不過若是初期發現，只要吃得營養、多加休息，就可以痊癒。醫生於是特別叮嚀這個年輕女工要多吃、多休息。經過兩、三年之後，這名女工又來求診，但是病情卻已加劇惡劣。醫生就十分氣忿地責備女工說：「妳難道是聽不懂我說的話嗎？」「聽得懂。」女工虛弱地回答，「但是我家中父親亡故，母親體弱，又有弟弟、妹妹要撫養；假如我能多活一年，就可以多工作一年，我的弟弟、妹妹也就可以多長一歲；多活兩年，他們就多長兩歲。這兩、三歲對小孩的生存來說是很重要的關鍵。我知道，我若繼續工作、不休息的話就一定會死；但是如果我一個人的犧牲可以救活我的弟弟妹妹；那麼，為了我的弟弟妹妹能夠長大，我明知會死，也還是不得不工作。」
這個日本共產黨員說，那個女工所說的這段話帶給他很大的衝擊。他認為，就個人力量來說，他可以幫助這名女工。但是像這樣的現象並不只是發生在那名女工身上而已，它是整個社會結構性的大問題。如果不從社會構造的改造入手的話，這樣的問題是無法徹底解決的。於是他加入了共產黨。後來他被捕了。
報導說，當這個日本共產黨員在法庭上敘述自己思想轉變與參加共產黨的經過時，整個法庭驟然鴉雀無聲。法官聽了他的敘說後表示：「我非常同情、理解你要改變社會的心情，但是我不明白，為什麼你一定要加入共產黨？」醫生就回答他說：「我不加入共產黨，行嗎？其它的政黨有真正想要解決社會的問題嗎？沒有。」
當少年陳明忠讀到醫生的這句話時，它給了他很大的思想震撼。不過由於當時年紀輕，對社會主義理論的認識也還只是很素樸的層次，所以也就說不清楚究竟是怎麼樣的一種影響。
少年陳明忠也曾在書本上讀到日本大正民主時代一些大地主出身的左傾人士將自己的土地解放給農民的事蹟。例如：一九一八年，生於東京貴族家庭的白樺派代表作家武者小路實篤（1885-1976），為實現人類愛的理想，到九州建立烏托邦的「新村」，引起很大反響。一九二二年，另一位生於東京官吏家庭的白樺派著名作家有島武郎（1878-1923），因為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和日本搶米運動的衝擊，對資產階級的前途產生懷疑；為了實踐「人人平等」的信仰，他發表否定自身階級，否定自己的＜一篇宣言＞，並將自己在北海道農場的近千甲土地，出讓產權，發放給佃農。但是他的行為卻被主政者以「違背社會體制、製造社會混亂」等名義阻撓。而後他的思想狀態就由苦惱而轉向虛無而自殺身死了。
這些上等階級出身的文人背叛自己階級的行動讓同樣是地主的兒子的少年陳明忠非常感動。他覺得這些地主可以為著自己的信念，進而拋棄自己的地主利益及階級身份，去實踐「社會人人平等」的理想，是十分難能可貴的行為。可他當時年紀輕，家裡的土地還未分到手裡，所以也就無法跟進。不過，他深深地認為這樣的作法是正確的。
此時正值太平洋戰爭末期，日本帝國主義的敗像已露。也因為這樣，入學不久後的少年陳明忠也和其他殖民統治下的臺灣學生一般被徵召入伍，並在短期的軍事訓練之後，被派到高雄山區當學生兵。有一天，他在報紙上看到一則新聞報導說：美國轟炸機空襲東京時，日本戰鬥機紛紛出動反擊，其中有一架遭美機擊落的機上駕駛員就跳傘逃生，結果因為降落傘故障，無法開傘使用。報上說，當時有一位女學生看到這名駕駛員在摔落地面之前，還朝日本天皇所在的方向敬禮示意，然後才死去。讀了這個報導，他深覺荒謬，再加上當時已自覺自己不是日本人，對被徵召當日本兵一事，感到十分不滿，於是就隨口跟身邊的人說：「這根本不可能嘛！他從天空摔下來，早就搞不清楚東南西北了；怎麼還能朝天皇的方向拜呢？」結果，他被打了小報告，隨即以「侮辱英靈」的罪名扣押，遭到嚴酷拷打。他心想，如果再待下去的話，早晚肯定會被打死，於是就乘隙逃兵。不料，他很快就被抓了回來。原本他是應該被送去軍法審判的，幸好所屬部隊擔心面子掛不住而自行處罰，於是就把他關了一個多月的禁閉。出來之後，他被調到從中國東北調回來的正規部隊——「劍部隊」。不久，他又再度出錯而被調回學生隊。沒多久，日本戰敗投降，他也就返回臺中農林專門學校就讀。
然而，那些接收官員對待臺灣同胞的態度實在太不像話了。在現實的日常生活中，那些阿兵哥以「佔領軍」自居的姿態，讓陳明忠痛苦地體會到他們一點也沒有認為臺灣同胞辛苦、委屈了的善意。例如：有一次，他回岡山老家休假時就親自目睹了那些阿兵哥胡作非為的行徑---那些阿兵哥要煮飯時，竟然去拆人家農民養豬的木欄，當柴火來燒。農民跟他們理論，不但得不到道歉和賠償，反而被痛打一頓。他和一些年輕人看不過去，於是挺身出來為農民解圍，並打了這些阿兵哥一頓。不料，他們隨即調派了一整排持槍的阿兵哥包圍陳明忠等人。有人請來村長出面處理，那些阿兵哥竟然誣稱某人的金戒指在打鬥中不見了，硬是要他們賠。後來，他還聽到荒唐到讓人難以相信的事情竟然發生了。他聽說，有一個阿兵哥與臺灣姑娘結婚，第二天晚上臨睡時，新娘駭然發現來的男人竟與第一天圓房的丈夫不同人；面對女方家長的抗議，他們的說法竟是：聘禮是由大夥兒共同出的，所以，女人當然也是由大家共同享有。陳明忠心想，像這種違背人常禮俗的行為，他們都做得出來，由此可見，他們根本就不把臺灣人視為同胞對待。後來，他又陸續聽到多得不勝枚舉的關於接收官員貪污、腐敗的事情。這樣，他對接收政府的所有期待和希望，也跟著幻滅了。
「你還去看電影啊！」謝桂芳頗不以為然地責備陳明忠。
「是啊！」陳明忠回答說。可他感到納悶，心想，看電影有什麼不對呢？於是就問謝桂芳：「有什麼不對嗎？」
「臺北都打起來了，你知不知道？」謝桂芳撂下這句話，隨即匆匆忙忙地離去。
就在陳明忠還搞不清楚事情的究竟時，一個就讀台北延平學院和台大醫學院的學生跑到宿舍來通報消息了。通過他們兩人的報告，他終於對台北緝煙事件引發的暴動情況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解。這件事也從此改變了陳明忠後來的命運。
第二天，也就是三月一日，臺中地區的民眾也動了起來；到了晚上，市內各處都有人發現號召民眾起來鬥爭的傳單。陳明忠也聽到市區裡頭開始出現一些市民打外省人的消息。他想，我們的行動對象只針對那些貪官污吏，並不是所有的外省人，於是把外省籍的校長周進三跟其他教授，帶到學生宿舍，請一名同學保護他們。
三月二日上午，市民大會在臺中戲院召開，謝雪紅被推舉為大會主席，討論臺中方面的鬥爭方針。會場上的氣氛很激昂，與會者的情緒也非常激動，大家都支持謝雪紅的意見。會後開始遊行，首先到警察局，把警察局包圍起來。警察局長立刻接受人民的要求，解除該局全體警察的武裝，把所有武器交給人民。同一天，臺中各界人士也響應臺北成立的「處理委員會」，成立了「臺中地區時局處理委員會」，設置各部門，並開始組織青年學生為「治安隊」，以維持治安並準備有組織的鬥爭。
因為家庭出身的關係，農學院的校風是十分保守的。譬如說，在光復後，郭琇琮領導的「學生聯盟」在台中師範學校和商業學校都搞得轟轟烈烈，而農學院就沒有人參加。現在農學院也成立了屬於處理委員會系統的組織——負責維持治安的「農學院隊」；隊長是陳明忠的老師，農學院副教授林秀棟（羅東人，事件後被解聘，轉到延平大學任教，一九五○年被捕，判刑十年。）；副隊長則是高他一屆的林姓學長（事件後躲了起來，什麼也不敢說。）
相對地，當時參與武裝鬥爭的大多是師範學校、商業學校和謝雪紅的建國工藝學校的學生。臺中一中和農學院的學生則很少。
臺中國府當局害怕人民的暴動擴大，就散佈國軍已開到臺中近郊的謠言，以此威脅市民。這時候，以市參議員議長黃朝清為首的地方士紳們，立刻畏怯地向人民宣告解散「處委會」和「治安隊」。但一般青年卻反對黃朝清的聲明，於是就在謝雪紅、楊克煌等人領導下，以警察局的步槍和軍刀武裝了起來。
當時的政治口號是：「民主自治」、「打倒貪官污吏」。對於貪官污吏的社會現實，陳明忠是再清楚也不過了；基於對政府腐敗的不滿，他於是義無反顧地參加了武裝戰鬥的行動，並且也分到了一把步槍。
臺中市和近郊的軍政機關逐漸由人民控制了。
三月三日，謝雪紅在市民舘成立臺中地區作戰本部。
這天早上，集結在第三飛機廠倉庫（舊教化會館）的軍隊開著武裝卡車侵入市區，並用機關槍掃射市民。陳明忠和其他武裝青年立刻向這些軍隊反擊。他在日據時代雖然曾經受過軍事訓練，可教化會館這一仗卻是他生平頭一次面對的真槍實彈的戰鬥。在戰鬥時，他憑著以前受訓學來的軍事常識得以避過不少子彈；可他一直搞不清楚的是為什麼對方的火力好像都集中在他這邊？
「同學，」一旁有個叫「脫拉」（日語為老虎）的民眾顯然也發現情況不對勁而問陳明忠，「你的槍怎麼會冒火呢？」
聽他這樣問，陳明忠這才意識到：他用的那把槍已在軍械室放了很久，保管人員為了防鏽處理的方便，就在槍膛中塗了厚厚的一層油；可他在使用前並沒有把油擦拭乾淨，因此子彈穿過槍膛時火焰就冒了出來；這就使得他在戰鬥中自然成為敵方部隊攻擊的顯眼目標。他感到害怕地想，還好，自己運氣好，沒有因此而變成槍火下的冤魂。
戰鬥持續進行著。
陳明忠逐步推進到教化會館的圍牆下。就在這時，一顆手榴彈突然從會館那邊丟了過來，不偏不倚的，正好就滾到他的腳邊。年輕的他雖然膽子夠大，可那顆手榴彈還是把他嚇出一身冷汗；他想，這下子自己這條小命肯定保不住了，可沒想到他的命大，那顆手榴彈竟然沒有爆炸。因為這樣，他又一次和死亡擦身而過。
起初，陳明忠並沒有馬上加入二七部隊。火車站的月台上堆滿了從部隊繳獲的手榴彈和各種武器。他在車站幫忙把軍火抬上火車，分別運到嘉義和臺北等地。後來，他聽說，彭孟緝的部隊在高雄殺了許多人民部隊。他是高雄岡山人，深深覺得不能讓這樣的情形繼續下去，於是就想組織援軍回高雄幫忙；可願意跟他一起南下的人卻不太踴躍。因為先前有在臺中攻打教化會館的經驗，他知道一般市民其實是沒有勇氣扛起槍反擊的；與此相反，當時有一批來自埔里的原住民青年組成的「黑衣部隊」卻表現英勇，既敢於戰鬥又善於作戰。他於是就進去埔里，找到那批曾經共同戰鬥的「黑衣部隊」，尋求支援。他找到了他們，並且報告了高雄的慘況。他們聽了以後就決定同他一起下高雄。問題是沒有車。他於是又急著趕回臺中，接洽聯絡南下的交通工具。
三月八日，國民政府派來增援的整編第二十一師在基隆登陸，然後南下到台中等地鎮壓示威群眾。
三月九日晨，國民政府增援的兩營憲兵從基隆進抵台北；警備總司令部再次發佈台北市戒嚴的命令。
三月十日，謝雪紅等人帶領二七部隊，向埔里撤退。
陳明忠在回臺中的路上遇到了謝雪紅和楊克煌。他這才知道二七部隊正從台中撤退埔里。謝雪紅要他幫忙把一批蚊帳、襪子抬下車。他把這件事情處理好之後就繼續趕回臺中。到了南投草屯，他又碰到一批正在撤退的二七部隊的隊員；其中有他認識的人告訴他說：「國軍快到台中了！」他們勸他別回台中。他想，昨天出來還沒什麼事，怎麼一天之間情勢就會有那麼大的變化？他雖然認為不太可能，還是把身上的那把槍留給他們，以免身帶武器而成為被攻擊的對象。
因為謠傳國軍二十一師即將開到臺中，而二七部隊又已撤出；為了避免無謂的犧牲，臺中市民都躲起來了。回到臺中的陳明忠看到街上幾乎沒有人在走動，整個臺中彷若一座死城；他感到這種山雨欲來的恐怖，於是趕緊回去農學院宿舍，取了暗藏的槍彈，然後又趕回埔里，加入二七部隊。
三月十三日，二七部隊佔領埔里，並在那裡設置隊本部，同時支持謝雪紅的意見，更名為「臺灣民主聯軍」。陳明忠聽到二七部隊的參謀，也是新聞記者的蔡鐵城鼓舞大家說：「埔里是臺灣的重慶」。
當時參加臺灣民主聯軍的成員大部分是學生，其中有很大一部份是臺中商業學校及臺中師範學校的學生。在裡頭，陳明忠的算是學歷比較高的大學生；因為這樣，他可以感受得到謝雪紅和楊克煌對他是刮目相看的。他對當時的謝雪紅印象也很好，很佩服她。有一次，他看到她在試射手槍，距離約有五十公尺，目標是一張榻榻米，結果，她連發五槍，打中了三槍。他覺得，榻榻米那麼大，五槍才打中三槍，實在差勁。他於是就拿起槍來，在同樣的距離，試射了五槍，結果，卻連一發都沒有打中。他這才知道，手槍和步槍的操作方式是不同的。當然，這也因此更增加他對她的欽佩。
除了謝雪紅、楊克煌和蔡鐵城，陳明忠在實際參與臺灣民主聯軍期間見過的主要幹部還有周明，以及一位自稱參謀長的黃信卿。至於自稱是二七部隊「隊長」的鐘逸人就從來沒有見過。
到了二七部隊以後，陳明忠才知道嘉義也有一個部隊，也就是由地下黨人張志忠領導攻打飛機場的「臺灣自治聯軍」。入獄前，他對二七部隊和地下黨的關係，完全一無所知。一直要到一九五○年入獄後，他才通過其他曾在二．二八事件中共同戰鬥的難友口中得知：埔里的臺灣民主聯軍和嘉義的臺灣自治聯軍是有聯繫的。
陳明忠被任命為突擊隊隊長，副隊長是後來在地下黨裡當「臺中武裝工作委員會」委員兼第二大隊隊長，因而被判死刑的呂煥章。他們一上山就遭到埋伏著的國軍攻擊。因為對方擁有機關槍，在搞不清對方所處位置的慌亂情況下，他們只能臥倒、亂槍還擊，不敢進攻。
「你們務必要馬上展開進攻。」總指揮要求說。
「狀況不清，」陳明忠不以為然地說。「如果貿然進攻，只有死路一條。」
「現在不攻，等到第二天，敵人的援軍一來，我們仍然要全軍覆沒。」總指揮堅持說。
陳明忠還有些猶豫不決。
「難道你怕死嗎？」總指揮說了重話。
當時只有十八歲的陳明忠，經不起這樣一激，於是下令隊員準備進攻。然後，在他一個進攻手勢之下，全體突擊隊員就一起大喊「衝啊！」地衝了出去。沒想到，國軍聽到他們的衝殺聲後，竟然全部棄械，奔逃而去。這時，他才恍然大悟：在隨時可能喪命的戰鬥中，交戰的雙方其實都是互相害怕的。
陳明忠覺得這一仗雖然勝利了，卻贏得並不光榮。結果，他們雖然俘虜了三個國軍，但是他事後得知警備總部的檔案記載卻是二百人。因為這樣，他認為，他後來之所以會被通緝，或許就與這份資料有關吧！在他看來，類似這樣的錯誤情報，在當時其實是不勝枚舉的。
當天晚上，那三名俘虜就由周明帶走。陳明忠跟他的突擊隊員們連夜趕回埔里隊本部，並於第二天（三月十四日）清晨到達。可他們還來不及休息、吃飯，大約清晨七點鐘，國軍部隊又攻打過來了。他於是又奉命率隊到進入埔里必經的烏牛欄橋旁的小山上，阻敵前進。他帶領十二名手下，守在烏牛欄橋邊的山頭，準備襲擊進犯的二十一師部隊；另一戰友則率其它隊員守在另一邊的山頭。戰鬥一直打到下午四點多鐘，在槍林彈雨中，冷不防一顆子彈從另一側打來，從他的左脅擦過胸膛。他只覺得一陣灼熱。回頭一看，他這才知道原來戰友防守的另一山頭已被攻下，整個山峰都已經被包圍了。這時，他的手下只剩五人，只好帶領他們，匍匍前進，溜下山去。可他們撤回本部後卻見不到任何人影，他才知道部隊都已先行撤退了。他於是先在附近找醫生治療傷口。
「我是醫生，不管是敵人還是自己人，我都一律對待。」醫生邊給他敷藥邊說。
陳明忠注意到醫生的手也許是因為恐懼而不由自主地顫抖著，於是就調皮地問他：「那你是把我當敵人還是自己人？」
一九五○年，陳明忠在牢裡又偶遇了這位名叫張新漢的醫生。他告訴陳明忠，他是因為被人檢舉「為匪徒醫療」而被捕入獄的。幸運的是，他後來被判無罪釋放。
到達霧社後，陳明忠就去投靠擔任鄉長的農學院學長高聰義。高聰義是日本人的養子，所以在日據時期有條件唸書。他非常照顧陳明忠。因為這樣，一直想要爭取鄉長地位的副鄉長劉錦焜（平地人），就去密告說鄉長家裡窩藏「叛軍」；也因此，他只好匆匆忙忙地逃離霧社。
多年以後，陳明忠偶然遇見當年冒險收留他的那名霧社鄉長。他先是責怪陳明忠說：「你走的時候為何不告知我一聲？」然後他又告訴陳明忠說：「你離開後，部隊在我家的天花板上翻找到你所藏匿的子彈；我雖然沒有因此而被判罪，卻也長期遭到情治人員的監視與騷擾。」
與此同時，教育當局也在事件後對學生做了相應的整頓措施。據省府言論機關《新生報》三月廿三日報導，教育處表示，事件平復後，除嘉義、高雄兩地學校，因損失過重，一時不及恢復外，其餘各級學校，均已遵奉該處通令，自本月【三月】十七日起一律儘先復課；針對此次因受「奸匪暴徒」利用而參加「盲動」之學生，除盡量寬大處置外，為維護今後學校秩序，保障學生安心就學起見，該處也已經訂定六項處理辦法：
（一）各校對於學生應先舉行調查。（二）各校住校學生自本【三月】十七日起一律復課。（三）凡離校學生，自問確未參加此次事變中暴動行為者，統限於三月十七日起至廿二日止一律到校辦理登記手續，逾期以退學論。（四）登記時應由家長或保證人率領到校，填具特別保證書，未繳相片者應即補繳。（五）學生上課及散學時，在途中應遵守交通秩序，先後按次陸續回家，不得集團同行，並需佩帶學生徽章符號。（六）學生在校不得自行集會，並不得參加任何校外團體活動。
三月廿五日，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李翼中，以本省各級學生受二．二八事變影響，迄今未能正常復課，致學業拋荒，并查此次參與暴動者，除中學初三以下學生僅佔少數外，所有高中以上學生，為數殆頗不鮮，若任其徬徨岐路，而其因受奸黨鼓惑而生之錯誤思想既無由糾正，今後行為更莫從管教，深可憂慮。故于本日特函范處長壽康建議，對參加此次事變之學生，除煽動暴動之奸黨予以從嚴究辦外，其餘均應一律免究，准予到校辦理登記手續，惟為防止流弊，不妨准予自新，但自新後一律保障其安全上課，俾此輩學生得受學校之管束，免生枝節。
三月廿七日上午十時，奉國民政府蔣介石主席之命來台宣慰的國防部白部長崇禧，由教育處長范壽康、台灣大學校長陸志鴻陪同，前往台大法商學院廣場，對台北各校教職員學生約八千人訓話。白崇禧首先表示：他「經過旬日以來分赴台灣各縣市宣慰視察，聽取地方父老，各界代表，地方行政首長報告」之後，「認為此次事變的遠因，乃台胞青年過去受日本五十多年狹隘偏激的教育及其對殖民地所施行的教育，無疑的就是要使台灣同胞藐視祖國，脫離祖國，永遠做日本的被統治階級。其近因即係抗戰勝利後，中央為實現民主，准許言論自由，致共黨份子反動派，假言論自由之名，作種種悖謬不正確宣傳，擅加詆毀中國國民黨，國民政府，和國民革命軍，台灣亦同出一轍，因此藉口專賣局緝私案件，共黨暴徒借題發揮，即以此作導火線，擴大叛亂。一部份青年學生受其煽惑，起而盲從。」因此，他強調先前「在幾次廣播中已經說明」的「中央處理善後的基本原則」---「一本寬大為懷，尤其以德報怨的精神來促起一般盲從者的覺悟。」呼籲「各被脅迫盲從的青年學生應從速覺悟，回校上課」；同時保證只要「由家長保證悔過自新，當不救既往。我負責轉飭軍警不許擅自逮捕。並絕對保障各學生的安全。」最後，他「希望台胞青年一致安心努力學業，恪守校規，來作建設台灣的幹部，建設中國的幹部。」
四月十六日，福建台灣監察使楊亮功與監察院監察委員何漢文，在呈送監察院長于右任的＜關於台灣「二．二八」事件調查報告及善後辦法建議案＞中「第三、參加事變分子之分析」指出：「當事變發生之初，各地學生均紛紛參加，學校無形停課其參加目的多為受日人宣傳，輕視祖國，不滿意政府及狹隘之排外與暴徒之虛誑謠傳而起，迄後體察實際情形，乃憬然覺悟，逐漸退出漩渦。各學校自上月【三月】二十日以後，均已逐漸復課矣。」
儘管如此，台中農學院院長周進三為了回報陳明忠在二．二八期間保護他和幾個外省老師的恩情，於是通過其他同學告知陳明忠，不要再逃了，他願意出面保陳明忠；他並且強調說，他是陳儀的親戚，還有一個哥哥在南京中央政府擔任高官，因此，保陳明忠沒有問題。
周進三畢業於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思想有些左傾；後來，當他要跟陳儀回浙江時曾對陳明忠透露，他是民主同盟的人。回到上海之後，他在上海勞動大學擔任教授。
在無路可逃的情況下，陳明忠最後只好回到學校。回到學校之後，周進三就
要陳明忠按照教育處訂定的「省立中等以上學校學生關於二二八事件自我表白須知」的規定，寫了一份內容統一的制式的「自新聲明書」及二月廿八日到三月十三日的日記（日文），鉅細靡遺地交代這段期間與何人在一起、談些什麼、參加何種集會、參加者有哪幾人、每人發表了什麼意見、事件中所見所聞、有何感想、未來求學服務之計畫等等。
四月七日，周進三於是以台中農學院院長的名義，附上陳明忠等六名學生「請求自新」的相關文件，發函二十一師政治部：
光復後，陳明忠雖然在街頭地攤上買了很多日本知識份子變賣的左派理論的書，也認真地讀了諸如《資本論》之類的經典著作；可因為年紀太輕之故，其實也看不太懂。（一直要到坐牢之後，他才因為有了實際的鬥爭經歷而對社會主義的思想有了更深入的認識與把握。）至於中國共產黨，雖然在二．二八事件前，他已經通過報紙的報導大略得知中國大陸也有共產黨的存在；不過，詳細的內情如何，他就不清楚了。他記得，就在他加入二七部隊時，還有學長告誡他不要參加，說那是紅部隊、是共產黨的部隊。現在，通過閱讀這些公開流通的雜誌，他對中國的政治局勢漸漸也有了比較全面的了解。他後來知道，因為認識到欺負我們的並非是中國人，而是國民黨政權，並且在中國內陸還有一個紅色祖國正在努力打倒國民黨的事實後，原本在二二八期間只有七十幾個成員的臺灣地下黨，在第二年，一九四八年時已有四百多人，到了一九五○年全面逮捕時，就有一千人左右了。那段期間，左傾的傾向，可以說是臺灣的學生、文化、知識界變革運動的思想主流。
到了九月，學校開學不久，家住鳳山的農學院學長謝桂芳的太太突然到學校找陳明忠，說是謝桂芳被捕了，他知不知道怎麼回事？他說不知道。不久以後，一個南臺灣慣有的陽光照耀的早晨，學校裡忽然來了兩個神情冷竣、氣焰囂張的便衣，把正在教室給學生上課的他也公然抓走。此時，他的小妹恰巧在對著馬路的宿舍玄關看到大哥逐漸遠離的背影……。稍後，他的同事慌張地跑到陳家報信。聽到這突如其來的惡訊，原本因為長子大學畢業以及小女兒考上台南女中而沈浸在喜樂當中的陳明忠的母親，一時茫然地愣在那裡，然後才痛哭流涕地嚎啕大哭。十天之後，原來已經和陳家聯姻，要把自己的妹妹嫁給陳明忠的校長夫人來到陳家，態度誠懇而無奈地提出解除婚姻的要求；她同時也希望陳母趕快帶著子女搬離宿舍。她說：「明忠這種案件任誰都怕被牽連的，請妳老人家體諒我家校長的難處，拜託拜託了。」世態炎涼，人情如紙，陳明忠的母親能夠體諒對方害怕被牽連的心情，也就不為難人家，不久，她就帶著小孩黯然地離開那裡。
問題是陳明忠為什麼會突然被捕呢？
陳明忠被捕以後先是被押到岡山憲兵隊，然後再移送到彰化憲兵隊。在彰化憲兵隊，他被「修理」得很慘。他們一定要他承認參加共產黨，不承認就打。第一次偵訊，可能是拘留所的人數太多，所以就只是一直打一直打，白天打完了，晚上就讓他睡覺。第二次就不同了，他們展開不分日夜的疲勞審問。他因為根本就弄不清事情的狀況，所以也無從承認什麼；他們於是追究他在二．二八期間的活動。
在那裡，最普通的刑求是用棍子打；然後是用筷子夾，灌水。特務憲兵先用毛巾蒙住陳明忠的臉，然後開始倒水，直到他的肚子漲起來，接著又用板子壓在他的肚子上硬是把水擠壓出來，如此反覆幾次，他就昏過去了。後來，他們進一步改用辣椒水來灌；他們把他的頭向後扳，然後直接從鼻孔灌進辣椒水，灌漲了肚子，就把他推倒在地，用腳把他肚子的辣椒水踩出來；他們反覆地灌、踩，整整用完了三個大汽油桶的水。接著就是「老虎凳」。特務把他捆綁在長板凳上，先折騰他的右腳，搞得他尿屎直流，被迫只好表示願意承認；特務叫他從實招供，他卻不知從何說起，於是，換左腳遭到折騰……。在「老虎凳」的折磨下，他就真的吃不消而暈了過去。醒來後，他們就恐嚇他說：「再刑下去，你的大腿關節就會斷掉；大腿關節一斷，你就一輩子殘廢了。……」他心想：我才廿一歲，要是一輩子殘廢怎麼辦？所以刑到受不了時，他就承認說：「我參加了『社會革命黨』。」
其實，所謂「社會革命黨」只是陳明忠為了免於殘廢而隨口瞎說的組織，他也不知道臺灣究竟有沒有這個黨？可對辦案人員來說，既然他招供了，他們就得要查個清楚。
後來，他們又將陳明忠移送到臺南憲兵隊。當火車駛抵臺南火車站的月台時，他竟然看到他那剛考上臺南第一女中的妹妹。當時他正要下車，眼看著妹妹就在隔壁月台的不遠處準備上車；他想叫喚她，卻因為先前被灌水刑求到吐血而叫不出聲。他因此只能懷著感到遺憾的心情看著妹妹的身影在眼前消逝……！
陳明忠被押解到臺南憲兵隊後，無意中聽到憲兵隊的隊長私下說：「這個陳明忠，不管怎樣都要槍斃。」因此他對自己的結局也就心裡有數了。經過兩、三天後，大約是凌晨三、四點鐘左右，他突然在睡夢中被叫起來。他心情緊張地想，死期已到了。突然間，他發現頭頂上有脈搏在跳動。這還是他頭一次知道，人體除了手脈外，原來頭頂腦門還有脈穴。他心想自己已是將死之人，於是就把身上的東西送給同房難友。也就在那時，他才深刻體會到古人所說「慷慨就義易，從容赴死難」的意義。結果，他並沒有被拉出去槍斃；他們綑綁住他的雙手，然後將他送往台北的保安司令部情報處（當時稱本願寺，今西門町獅子林大樓處）。
在情報處，陳明忠自己一個人被關在一個小房間裡頭。然後他們又將他移送到保密局南所（今警備總部附近）。那是他感到最痛苦的時期。在那裡，大約兩平方公尺的小押房裡頭，擠滿了二十四個人。他們只好分成三班，輪流睡覺；每一班睡八個小時，然後站十六個鐘頭。更糟糕的是，那裡每天只能吃兩餐，飯菜又十分粗劣。因為營養不良，很多待久的人不是得了夜盲症，就是患了腳氣、水腫。他幸好只在那裡待了一個月就被調到保密局北所（原高砂鐵工廠）。
「我本來想要吸收你加入農學院的地下組織的，」謝桂芳後來私下告訴陳明忠，「可你卻因為二．二八事件而被列入黑名單之中了；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所以只把你當『同路人』看待。」
謝桂芳的哥哥謝桂林是個留學日本回來的醫生，後來與郭琇琮、許強等人同一天被槍斃。他自己則被判處「無期徒刑」，後來在火燒島病死。
在軍法處，陳明忠被關在二區第二十房。一房三十幾個人，分成兩班；同房的人不見得彼此都互相認識。可他恰好與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同房。鍾浩東本名鍾和鳴，是他高雄中學的學長。他是高雄中學第二十期的學生；而具有強烈抗日思想的鍾和鳴和蕭道應，分別是第九期和第八期的學生。他在雄中時沒有機會接觸過他們，但是對他們兩人的名字卻十分熟悉。他記得，有一回，學校的教務主任不知為什麼竟在司令台上公開罵他們兩人：「雄中畢業的內地人，有很多在日本當了大官。可臺灣人卻有兩個跑到大陸參加共產黨，一個是鍾和鳴，另一個是蕭道應。」儘管他後來知道，他們兩人到大陸並不是參加共產黨；可他卻因此一直記得這兩個前輩的名字。因為這樣，一旦在押房裡頭碰到鍾校長，他就懷著一種景仰已久的心情，主動向他說明自己聽到他的種種事蹟的經過。鍾校長也很高興有他這樣的學弟。可不久，鍾校長就被判了死刑了。
在軍法處，還有另一位讓陳明忠印象深刻的難友是宜蘭人馮錦煇。當他被點到名，要拉出去槍斃時，還一一與同房難友握手。當他握到陳明忠的手時，陳明忠感到他的手是溫熱的。這種異常的觸感讓他感到非常訝異。他因為在臺南憲兵隊誤以為自己將被槍斃時有過頭腦穴門劇烈跳動的緊張經驗，因此就非常佩服馮錦煇那種從容赴死的態度。
當時，在軍法處判刑並沒有起訴書，完全依照開庭的次序來決定生死。因為被關的人太多，法官的程度又差，無法以案情的輕重判罪││於是開始時按開庭順序，判排在前面四分之一的人死刑；大約三個月後，「行情」提高了，就判排在前面三分之一的人死刑。
陳明忠那時與其它各不相干、互不認識的涉案者，共十二人，合併成一個案子審判。第一次開庭時，他排名第一，第二次開庭，他排名第四；之後就沒再開庭了。他心想：如果按四分之一的比例算，我就可能有救；但是如果依三分之一的比例算，我就要被槍斃。那陣子，他就因為生死未定的處境而情緒波動不安。就在這時，他注意到同房一位叫張伯哲（廣東人）的難友，每天一早就將衣服穿戴整齊，準備赴死；如果當天沒被點到名，就將衣物脫下，然後還是一派輕鬆地與人聊天談笑。他對張伯哲的表現感到非常不可思議！他不理解這個人怎麼能夠以一付無所謂的態度面對死亡？他於是主動找張伯哲聊天，向他表明自己的心情動搖的狀況。
「你會這樣是很自然的啦！」張伯哲笑了笑對陳明忠說；然後又鼓勵他說：「我和你的不同只是，我相信古人所說的『朝聞道夕死可矣！』所謂『道』，我的理解就是指自己的理想。如果相信自己的理想是對的、沒有錯，那麼為它而死，當然就無所謂了。」
張伯哲的這一番話影響陳明忠的人生很深，他後來一直希望自己也能達到這樣的境界。也因為靠著這一番話的啟發，他一直思考著、相信著自己所堅持的理想；要不然，他在一九七六年第二次被捕時所遭遇到的處境恐怕早就讓他崩潰了。他用了二十幾年的時間，直到四十幾歲才能夠達到『朝聞道夕死可矣』的境界。因為這樣，五○年代那一批為自己理想犧牲的年輕人能夠在他們二十多歲的年紀就有此體認，實在讓他欽佩不已。
那批犧牲者有臺灣人也有外省人。陳明忠認為，他們希望結束內戰，將戰爭所耗費的財力、人力，轉而投入建設富強的新中國；他們希望用社會主義建設一個人人平等的、強大的新中國；他們所信仰的理想就是如此而已。所以，他後來愈加肯定自己的理想沒有錯，是對的。而「朝聞道夕死可矣」這句話影響了他後來的人生道路；尤其每當想到當初那批真正優秀的人被槍斃時還高喊著口號的情景，他就不禁熱淚盈框。
判決之後，陳明忠在現在的內湖國小的新生訓導處關了兩個星期，然後再被移送綠島。
陳明忠覺得這樣的要求非常不合理，於是便帶頭煽動抵制、抗爭。因為這樣，他自然成為管理人員眼中的搗蛋份子；只要有機會就要被揪出來挨整。
大概是一九五二年的時候，一批南日島的解放軍俘虜被送到綠島新生訓導處。不久，這些俘虜中的幹部都被槍斃了；不僅這樣，訓導處的阿兵哥還把他們的肝挖出來，要當地的麵館煮給他們吃。後來賣麵的人覺得這些肝既不像豬的，又不像狗的，就暗中調查，最後才查到原來是人的。他們覺得噁心，就將炒菜的鍋子都給丟掉。
雖然幹部們都被槍決了，其他俘虜們仍然不願接受綠島新生訓導處強加給他們的思想感訓。在感訓的科目中，有一門叫「共匪暴行」的，他們聽了教官的說法後就起來反駁，指責教官胡說八道。後來，訓導處恐怕其它人被影響，就不再叫他們來上課了。這些人的文化程度較低，想法也就比較簡單。後來，他們計劃搶奪每隔三個月駛來一次的補給船，然後駛回大陸；倘若不成，便開到臺灣來打游擊。不久，這個計劃就被訓導處探知了；暴動計畫自然也就失敗了。
南日島的俘虜的暴動失敗後，陳明忠和其他幾名難友不知怎麼也被牽連在內，而被列入這次的暴動名單。本來，南日島的俘虜和其他政治犯是隔離分住的，而這個暴動也與他們無關。他想來想去，自己之所以會牽連其中的唯一可能是：他平常的勞動成績不好又常常帶頭抗議，所以，訓導處的管理人員就藉機整他。
參與暴動，原來是要槍斃的！陳明忠和其他幾個被控參與「暴動」的同案，於是又被送回台北軍法處重新審理。同案當中，有一位臺大哲學系學生的父親在高雄開了家醫院。船抵高雄港後，他們又被押上一輛囚車。就在這時，那個臺大哲學系的難友恰好被醫院的藥劑生看到；他趕緊跑回醫院通報，於是，那個老醫生馬上變賣房產，用盡所有的財力，並通過吳基福（前立委及《臺灣時報》創辦人）的關係搶救了兒子一命。因為這樣，陳明忠和其他幾個同案也才託他之福，免於一死。可那個臺大學生卻因為刑求過重而終身殘廢了。
至於那些南日島的俘虜，他們最後全都被槍斃了；有一部份人是在綠島就地槍決，一部份人則同陳明忠等人一起被押到軍法處，然後槍決。因為這樣，他有機會和他們相處一段時間，並且通過他們的敘述了解到大陸當時的情形，也知道他們之所以參加解放軍的原因。由於在軍法處不能看報紙，所以他不能確定這個事件發生的時間。但是他知道，那時候正好是前國民黨省黨部主委李友邦被槍決的前後；這樣算起來，應該就是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前後了。
理论上的唯物主义立场，政治上的人民立场，推介“与人民同在”的文章，呈现过去和现在的“唯物主义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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