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与书的岛屿 编者按：本期推送雅克·朗西埃的文章《巴尔扎克与书的岛屿》。书写往往被认为兼具了“沉默”与“饶舌”这两个缺陷，因而是一种低等的言语形式。而在作者看来，书写恰恰是话语的正当秩序的不规则形态：书写依靠这种不规则形态“被分配于、同时又将躯体分配于一个有序共同体之中”。书写所独有的这种不规则状态被朗西埃称为“文学性”。在政治学方面，朗西埃认为，民主实践不是一种政治制度，而是政治本身的规定，政治的本质是对自身空间进行构造，其目的在于展现“歧见”，从而使没有理由被看见的东西变得可见——民主实践在这个意义上对感性场所进行再分配，而就书写而言，“文学性”也具有对话语秩序进行再分配的效果：它是在话语中显露“歧见”的铭写。原文出自朗西埃的著作《词语的肉身》第二编“小说的神学”第1章，译者朱康、朱羽、黄锐杰。感谢译者授权保马刊载。该书系西北大学出版社“精神译丛”第一辑之一种。保马曾节选过该书第三编一章，现附上链接，欢迎读者点击回顾。 空间叙事（récits d’espace）有两种简单的类型，在这两种类型中，空间和叙事彼此和谐一致，所依据的却是两种截然相反的逻辑。存在着这样一种故事（l’histoire），其人物（personnage）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直到他找到那个他启程去追寻的地方或福祉。他可能是个国王，神明的愤怒不断迫使他偏离返回自己王国的道路；他可能是个爱恋者，在寻找他高贵的未婚妻；他可能是个冒失的青年，在城市与城市之间追逐着财富；他可能是个来自乡村的年轻人，受戏剧的幻想驱使而向城堡走去，在他最终驻足的地方，他发现了自己那些冒险之事的秘密。在这样一种叙事之中，空间被设置出来，就是为了被游历的。在每一个阶段，新的场景的安排是为了给读者带来欢喜。但每一个阶段也当然地展现了痛苦、欲念与幻想，它们拦阻着这个旅行者，让他略微多走一些弯路。这就是尤利西斯（Ulysse）、谢雷（Chéréas）、吉尔·布拉斯（Gol Blas）或者威廉·麦斯特（Wilhelm Meister）的故事。这些空间叙事，这些对于求取奥义之旅的叙事，被引导着走向这样一个目的地：走向那些人物所到达的地方，那里不一定有更多的财富，但绝对有丰饶的智慧。有一个[与前述人物]相反的形象存在于这样一个地方，在那里，空间是笼罩着叙事的框架，是孕育人物及人物关系的环境。背景首先被安放于一个整体的视野。然后，镜头拉近，看见由背景所召唤出的人物和他们的故事，他们思考着由作为环境的场所所确定的属性，并把它们付诸行动。这个形象可能是摩索夫（Mortsauf）夫人[1]，她就像幽谷百合出现在偷窥者一览无余的目光中。这个形象可能是[雨果的小说]《九三年》中的朱安党人（chouans），这是一群属于树篱围隔的农田的孩子，他们在农田中成长，为农田所塑形并和农田相类似。这个形象还可能是[左拉的小说]《帕斯卡医生》中的工作室，这是给科学的宁静提供的一个虚幻的避风港，它完全密闭的百叶窗徒劳地努力保护着它免于太阳的灼烧，不受热力与血统法则的支配，但这一法则却通过让这个老学者着迷于这一法则，把这个学者变成它的捕获物而获得了完成。因此，我们有两个简单的形象：游历其空间的叙事和孕育其叙事的空间。[我们有]两种虚构的叙事，进而它们适合以不同的方式去构建科学话语——譬如社会科学或历史科学——的框架。但是我对第三种类型更感兴趣。在这种叙述中，[前述]两个元素都在这其中，但它们保持着互不相干的关系，彼此面面相觑，剑拔弩张。在那里有一个关于寻找、迷途与拯救的故事，因此它带有第一种叙事类型的元素。在那里有一个叙事的框架，有一个环境，它向它的人物身上投射了城市的阴沉或乡野的粗犷这样的特性。只是，这两个项素彼此不会产生交接。[在这里，]空间不再出借自己作为人物的旅程，也不再把授予自己的特性作为人物的特性，它凝结了起来，固着在它各个点中的一个上，它仿佛越过了叙事，把叙事徒然追逐的故事的真理也固着在了这一点上。因此，就存在着一个环境的中心（un milieu du milieu），这个中心摆脱了空间的特性。场所的真理和叙事的知识不再能够保持一致，除非力量发生了变化，而作者应通过这力量的变化坦荡地展示自身，对亚里士多德来说，这种变化构成了坏的情节（la mauvaise intrigue），甚至是坏的作家的特征。这种空间叙事的典范是《新闻报》在1839年1月1日这一期上向读者提供的这种叙事的第一个片断。其作者是奥诺雷·德·巴尔扎克，标题是“乡村教士”（Le Curé de village），第一章题名为“基督教的关怀”（ « Sollicitudes chrétiennes »）。无论如何，从叙述（narrativement）上说，这件事似乎有一个良好的开端。第一句话就把我们放在了一座山岗上，这座山岗俯临着接下来的行动的剧场：这是利摩日（Limoges）主教府的屋顶花园，它俯临着维埃纳河（La Vienne）。从那里我们用全景式的目光（regard）注视（contemplons）着这个场所，它约束着故事[的发展]，并为人物提供了他们的性格。显然，第二个类型（genre）的叙事是根据艺术的法则引入的。但是，我们的全景式目光将突然发现它被并入了一个特权者的视野。这段描写向我们指出，在朝西的方向，在郊区以外的地方，有一座长满了杨树的岛屿，在日落时分，杨树的倒影把水面分成了两半，一直延伸到岸边的一座孤零零的房子。我们[的目光]随着两位教士一起走下来，到最末一层的阳台去找他，这片地方的主人，这位主教，他坐在那里，眼睛机械地盯着杨树投下的阴影的轮廓线，这条线连接着岛屿和河岸。两位教士觉得[主教]大人心神涣散。但绝非如此，叙述者告诉我们：“主教在维埃纳河的沙子里看到了全城都在寻找的谜底。”后来，在两个段落里，这座岛屿三次进入我们的目光。并且，我们已被告知，一个特权者的目光预感到了谜底，它隐藏在岛屿的沙子里。[但]谜面到底是什么呢？教士向我们讲述了与这个谜面有关的所有事情。一个被判以死刑的人在行刑前拒绝以基督徒的方式忏悔。相反，他用叫喊和淫秽的歌曲凌辱要听他告解的神父。因此，对教会来说，重要的是避免一个丑闻式的结局。为此所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去找罪犯所在村子的教士，一位默默无闻的圣人，博内（Bonnet）神父。在作出了决定之后，主教对身边的年轻秘书拉斯蒂涅（Restignac）神父重述了他的观点，向他说了这些离奇的言语：“我们谋求的忏悔的秘密无疑就埋藏在那里。”[2]年轻的神父对此给予了同样离奇的回应：“我一直这样想”，并顺便说及有一位女同谋，说她现在肯定正在镇上的某个漂亮的房子里发抖。我们不知道这个被追问的秘密是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年轻的神父和他的主人总是认为秘密就藏在那里。于是这个岛屿一下子就聚焦于对其秘密的叙述，而甚至早在我们知道问题所在之前，在我们知道他们提到的罪行是什么之前，教士们的目光已经洞悉了这个秘密。当然，随后的叙事就一点一点地向我们透露了这个案件。有一个老守财奴住在郊外孤零零的房子里，他连同他的女佣一起遭到了抢劫与杀害。罪犯很快就被找到了，因为他留下了不少犯罪形迹：现场的鞋印，埋藏起来的花园钥匙、挂在树上的衣服布片。罪犯是一个年轻的瓷器工，名叫让—弗朗索瓦·塔士隆（Jean-François Tascheron），在此之前，他的品格和操行都无可指摘，而这是博内神父教育的结果。但是塔士隆执意保持沉默，他不仅拒绝谈论他的犯罪动机，而且拒绝透露他把被杀老人的金子藏匿于何处。这般奇怪的举动让我们觉得他犯罪的动机与爱情有关，这个年轻人很可能是爱上了一个地位在他之上的人，但他又不想连累对方的声誉。在得到判决之后，他不再沉默，转而发出叫喊与淫秽之词，而这正是“基督教关怀”的事由，是博内教父被赋予使命的原因。[博内神父]这位圣明的教士成功地完成了任务：塔士隆是作为基督徒死去的，这是好的；而更好的是，他许诺那些钱将会被归还。由此整个叙事的第一部分就可以结束于它由之开始的那个环境。在主教的各层阳台上，一个美好的秋夜，另一个人物坐在最末一层的阳台上，沿着同一条轴线远望。这是利摩日的检察长，他不仅代表着神的恩宠，而且代表着人类的正义。此时，一种启示（une illumination）在字面和形喻（figuré）两个层面上同时发生。检查官的目光惊讶地发现岛上着了火，火光照亮了他的头脑。我们曾经多么的愚蠢，他叫喊道。秘密就在那里。实际上，它的确就在那里，除此之外，当法院派的人员到达现场，他们发现，那位罪犯的弟弟和妹妹刚刚挖出藏在沙子里的钱币，但同时也在焚烧那几片包裹钱币的布，而从那些布片中也许可以辨认出谁是“这个”同谋。我们知道，在一定意义上，这一秘密是被最初的场景唤起的。不过这仅仅是在最为直接的意义上：隐藏的钱财确实就在那里。我们仍然不知道谁是那个能够证实犯罪原由的同谋。而尤其是，我们仍然不知道为何主教和他的秘书仅仅通过他们的目光就至少知道秘密在那里。我们不知道为何叙述者专横地把我们安置在秘密场所的对面，他的目光引导着我们的目光，他又将自己的目光同化于教士的目光，同化于那穿透了肉身表象的目光。而在被穿透的表象之下，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乎灵魂的事务呢？确切说来，这座岛屿通过什么又因为什么而成为那个秘密呢？它通过什么又因为什么而不仅成为藏匿之所，而且成为故事的秘密与罪行的“灵魂”？这样我们就来到了小说的第二部分，标题是“韦萝妮克”（Véronique）。经过一番略有些艰涩的衔接，这一部分在巴尔扎克的伟大传统中作为第二种空间叙事开始了。它对利摩日底层人肮脏的住宅区的描写逐渐开始聚焦于一座摇摇欲坠的破房子，描写这栋房屋的主人，而他就和他的房屋相似。索维亚（Sauviat）是来自奥弗涅（auvergnat）的废铁商，由于变卖国家资产，他积攒了一笔财富，又把财富精心藏匿了起来。他的生活方式没有任何的改变，为了家庭的经济状况，他在已入壮年的时期和一个健壮的农民结了婚，这个农民给他生了一个女儿，[这篇小说的]叙事就将集中在他这个女儿身上：韦萝妮克，她是这个地方的灵魂与精灵，是“郊区的小圣母（vierge）”，是个以美丽与温驯著称的孩子。她的青年时代只有两个标志性事件。首先是天花损害了她的美貌，可是并没有完全摧毁。有时，这种已经隐入她的灵魂的美，会穿透肉身的包裹，照亮她的面孔。第二件事情是星期日漫步时，她在一个露天货摊上买了一本书：《保尔和维吉妮》（Paul et Virginie），这本书对所有人都有教化意义，她以此向教士咨询，教士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可是叙述者告诉我们，这本极度纯洁的书要比淫秽的书更能毁坏韦萝妮克的生活。由于这本书，“覆盖在自然之上的面纱”发现它自己被粗暴地从她的眼前拉开。韦萝妮克梦想着热带，梦想着纯洁的爱。她非常喜欢凝视坐落在她窗户对面的岛屿。她用保尔和维吉妮的岛屿的名字对它重新命名，称之为“法兰西岛”。她构思了一篇小说，想象着自己被提升到了理想世界的高度，而这世界属于那个从索维亚家的窗子下经过的年轻工人。不过，这些梦想似乎回到了[现实]秩序之中。在牧师的建议下，索维亚夫妇便开始经营维吉妮[即韦萝妮克——译者注]的婚事。这个废铁商的秘密财富使他能够作出安排，将女儿嫁给陷入困境的银行家格拉斯兰（Graslin）。这是一次不太愉快的婚姻，她的丈夫丑陋、贪婪，对妻子的愿望漠不关心。于是她想法设法来获得自我安慰：聆听精神导师的读经，聚集城里最有趣的人举办沙龙，阅读各种各样虔诚的作品，特别是用这些作品对工厂工人进行道德教育。这样看来，她似乎对自己的境遇感到满意，和丈夫的关系也很亲密，她期待能和他很快有个孩子。就是在这里，韦萝妮克的故事与凶杀的故事连接在一起。在审判的时候韦萝妮克已经怀孕了，她为那个年轻人犯罪的事实与原由开脱，付出徒劳的努力想说服这位经常来她的沙龙的代理检察长，但他没有听从于她，而是请求[对那个年轻人施以]死刑并马上执行。在判决之后，韦萝妮克身染重病，备受煎熬。当然，关于“这个”女人的身份，读者早就不再有任何怀疑。读者看到下面的状况将不会感到惊奇：得救的韦萝妮克，一个孩子的母亲，很快变成了寡妇，她离开利摩日，在她丈夫购买的房产里定居了下来，那处房产所在的村子就是那位教士和那位杀人犯生活的地方。小说的最后一部分题为“踏入坟墓的韦萝妮克”（Véronique au tombeau），它在十一年之后将我们置于另一个阳台——蒙泰涅克村的城堡的阳台。在看过绿色的牧场和肥硕的畜群这一派田园诗般的自然风光之后，在看过城堡女主人活动的成果之后，小说的叙事把我们带入到住所的内部，韦萝妮克就要在那里死去。在死之前，她做了一个公开的忏悔，向所有人讲述了这个对于读者来说已不再是秘密的秘密：这是个将随着她一起消失的秘密，即不幸的塔士隆是为了她而去做抢劫之事的，当时的情势把这件事变成了一桩罪行。自第二部分一开始，我们对此就已经有所“了解”。但究竟了解到了什么呢？我们不仅了解了这位同谋的身份，而且了解了为什么这座岛屿曾经是秘密的场所。因为这座岛屿就是韦萝妮克的岛屿，她把这座岛屿等同于《保尔和维吉妮》中的那座岛屿。如果埋藏的财宝——这是罪行的产物——是在那里被找到的，这首先是因为韦萝妮克把她的财宝、她的心都放在了那里，因为她把她的浪漫故事（roman，即小说——译者注）就限定在那里，她把她梦中的这个年轻工人——不幸的达士隆引入了这个浪漫故事。这座岛屿是“犯罪场所”，因为它已被投射入行动的空间，它已被直译为别一座岛屿：对岛屿的梦想本身就具有孤岛特性，这是理想的疾病，是青年女性的躯体对其处境的逃避。这种逃避是岛屿故事所产生的效果，对于普通的青年女性来说，岛屿故事是致命的故事，不是因为这种故事粗糙，恰恰相反，因为这种故事具有理想的单纯性。然而，这样一种叙事伦理（morale）似乎有些过于局限。它不足以证成第三种叙事的独特结构。这种叙事通过同化于教士的目光，凝视（la fixation）着这座中止了叙述（la narration）的岛屿。人们不会停留在那里，巴尔扎克自己也没有停留在那里。一旦系列连载完成，小说就应当以一卷本的形式出现。然而出版商为这本书稿不得不等待两年多的时间。而且还是在法院执达员向巴尔扎克发出督促传票的情况下，出版商才拿到书稿。在这两年间发生了什么呢？巴尔扎克对于这篇小说的叙事作了两处重大的修订。首先，他简单颠倒了一下前两章的顺序，现在故事的开头是韦萝妮克的童年及其婚姻的故事，然后转向[与第一部分]并行的第二部分，是[塔士隆的]犯罪与[韦萝妮克作为]格拉斯兰夫人的故事。实际上，小说家发现自己面临一个两难的困境：以《基督教的关怀》作为开头部分的读者很难理解为什么他要从一个模糊的结果倒过来去探求如此转弯抹角的原因。而相反的，[以]《韦萝妮克》[作为开头部分]的读者很快就被告知了原因，因此一旦当结果出现，他几乎没有什么理由去等待它再去对原因作揭示。从原因开始，而不是从主教的目光开始，巴尔扎克这样做是在选择一种不那么不合逻辑的解决办法。但是很明显，他却由此使得该书的第三部分显得更加多余。不过，这是在第二次转换发生的时候：这一部分已变得更加多余，巴尔扎克将使之无限地延展。他当然有充足的理由这么去做。这本书名叫“乡村教士”。它被写出来，就是为了展示如何救赎它所描述的那种令人悲伤的罪过：这就是基督教，作为精神的同时也是社会的系统，基督教被实践于其一切的纯粹性之中，它截然不同于意识形态，同时也完全反对后革命世纪致命的转变。因此这本书必须确立某种东西，将教士展示在他的布道之中，伴和韦萝妮克走过她漫长的赎罪旅程。不过，这个冗长不堪的部分实际所做的不止于此。如果我们抛开第二章的方方面面，抛开礼拜日的谈话与有悔改表现的苦刑犯的故事，书的主干部分充满了与巨大的工程项目有关的故事，韦萝妮克通过这些工程来改善蒙泰涅克干旱的土地。教士观察到，水是在长满了树木的山上流失的，如果筑起堤坝，就能够截取水源，使其改道来浇灌平原。正是这些大工程，让维罗妮卡献出了她的资产，交给一个厌恶国立学校，深受圣西门观念影响的年轻工程师来管理。于是，这片干旱的休耕地变成了肥沃的牧场，这使它有了普遍繁荣的保证。显然，这是个意料之中的故事，这是一个教士在乡间工作，用上帝的言语感化乡村的故事，它遭受着另一个故事的折磨，遭受着另一个关于空间的故事的折磨，这另一个故事是一个神职人员用他的视角重新界定的故事，这个神职人员证实他并非通过言语而是通过目光来穿透表象，连接各个空间，同样也是他，在无人去寻找的地方，看到了藏匿起来的财宝。小说的第三部分正是对于这一错误做法的回应，其方法不是教授教义，而是构建另类的地形学或地理学，构建土地与水的别一种关系。这座关于梦想与罪行的岛屿逐渐占据了河流的中心位置，与之相对，巨大的灌溉网络则使土地增加了肥力。两个普通人家的孩子——一个是工人，一个是废铁商的女儿——都迷失在土地和水的关系之中，而在与这种关系相反的另一种关系中，乡下人们的生活开始变得繁荣。因此，第三部分并没有用道德去对抗邪恶，并没有用现实去反衬想象。它在地理学一词的严格意义上对比了两种地理学：即对比了书写借以被铭刻入空间的两种方式。因此，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个岛屿的故事。这座岛屿不仅是书内部的一个虚构。它也是关于总体的书的一个隐喻，是关于作为存在类型的书的一个隐喻。岛屿的空间与书的容积相互表达，界定了一个确定的世界，界定了一种确定的方式，书写以这种方式通过拆除别一个世界而创制了一个世界。为了理解这一点，我将迂回开去，讲另一个关于岛屿的故事，这个故事属于另一种文学，我们可以称之为“工人文学”。1844年，《一个孩子关于萨瓦的记忆》（Mémoires d’un enfant de la Savoie）出版了，这是克洛德·谢罗克斯（Claud Genoux）讲述的故事，他很早之前是一名年幼的烟囱清洁工，后来做过多种行当，走遍世界，再后来他去做了一家印刷厂的续纸工。谢罗克斯在前言中告诉我们，他16岁的时候往来于里昂和马赛之间，如何因一个小事故被迫去罗讷河（Rhêne）的岛屿上住了一夜。“在那里”，他告诉我们，“在一个破旧的茅屋中，几名船员热情款待了我，我在一块搁板上发现了一本被虫子吃掉了一半的书。这部已经遗失了标题的作品，向我展示了它所包含的内容：一位来自阿维尼翁（Avignon）、名叫莱昂纳多（Léonard）的年轻人的冒险经历和他第一次获得的诗歌灵感。这本书富有作为（faits）与情感，对它的阅读带给我一个极为惬意的夜晚。第二天早上，当我不得不离开，不得不丢下这本书——这本书不属于我，他们也不同意把书出让给我，因为这本书就是这些好心人全部的藏书，——我觉得就像是和一个朋友作生离死别。”他告诉我们，此后他一直在寻找这本没有名字的书，但结果都是徒劳，除了他，所有的人都忘了这本书的存在。“哦，好吧，”他补充说，“这本书湮没不彰非但没有让我失去勇气，相反，它赐予了我力量与意志，让我用相同的文类来写这本书。我告诉自己，或许在我死后，某个勤奋的年轻人也将在一个烟雾缭绕的窝棚里的一块搁板上发现我的作品；或许他将保持着对我的作品的记忆，就像我保持着对于莱昂纳多的记忆一样。”在此之后，谢罗克斯向我们讲述了他的旅行和他的历险，这些历险多多少少都是可信的，它们引导着他与其他人一道，走向那个众所周知的书写的岛屿——鲁滨逊·克鲁索（Robinson Crusoé）的岛屿。显而易见，这一叙事首先是一个典范的寓言故事（fable），是一个关于平凡的孩子同书相遇的故事。这一相遇具有更为典范的性质，因为这本书是独一无二的，它与其他的一切书都分离了开来，并被禁闭在一座岛屿之上。这座岛屿作为一个分离的场所，这本书作为一个孤立言语的大陆，这二者之间是相互意指（signifient）的。这个寓言故事将这一意指过程（signification）交给了自学者叙事中的这些必不可少的场景，在这里，那个平凡的孩子给我们讲述了他与书第一次相遇的故事，这种故事永远都是一样的，它偏爱露天货摊、节日阳光与港口这样的场景。所有这些关于书的岛屿故事，所有这些书—岛的故事，它们彼此太过于相似，以至于人们无法分辨它们之中的muthoï[故事]，在柏拉图的意义上，muthoï指的是关于命运的叙事。巴尔扎克讲述给我们的这个寓言故事，就属于那些关于命运的叙事，在那里，书的岛屿阻碍了生活的进程，而生活通常都是献给只属于手工劳动的作品或家务活动的。“罪”（Le « crime»）甚至不是来自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Bernardin de Saint Pierre）的书[《保尔与维吉妮》]所讲述的那个关于快乐岛屿的故事。它也不是来自我们平常所构想的乌托邦，那个作为梦境的乌托邦，它梦想着遥远的岛屿，在那里，一切关系都将是纯粹和透明的。恶（Le mal）来自于一般意义的书中，来自于书写的页面所构成的封闭的平行六面体，生活只要求继续它直线的进程，但这个六面体阻碍了它的道路。恶来自于这座属于言语的岛屿——这座岛屿就是书，来自于这座由言语构成的岛屿，这些言语偏离了某种语-言（langage）的用法，这是那些男女所专有的语-言，而他们正是劳动生活所等待的人。实际上，根据这样一种语-言的用法，言语产生于躯体，是一个躯体向另一个躯体演说的对象，它意味着已经被体验的状态，或者有待被执行的行为的状态。所有言语都有完全确定的起点和终点，这样它们就进入了各个躯体在它们自己的场所，用它们自己的功能所做的有序安排。当这个空间被诸个目的不确定的空间穿越、突破时，混乱就产生了：漫步的场所同时也是商品的场所，在那里，可以获得一种特殊类型的商品，可以获得这样一种言语，它们脱离了常规的流通线路，退回到书本之中，而书，根据马拉美的说法，已转化成“精神的工具”或者“灵魂小写的坟墓”。这种言语摆脱了言语在常规状态下的那种标示、命令与指认的游戏。此后，它们被某个人说出，而我们再也不知道听的人是谁了。它们构画了一个独特的空间，这一空间把自身叠加于躯体在共同体之中的展布（disposition），并重新组织了词语和事物、话语秩序和情境秩序之间的关系。在这些寓言故事中，书是在岛屿上找到的，或者是关于岛屿的，而书的魔法也是在岛屿上才得以实现的，因此这些寓言故事看起来就像是对于一个伟大寓言故事、一个起源性叙事的数量繁多的回应，它们重新分配（redistribuent）了它的元素，颠倒了它的意义。我将要讨论的这个起源性叙事，两千年来一直规范着西方关于书写的思考，这就是柏拉图在《斐德罗篇》（Phèdre）结尾的叙事，它向我们呈现了[这样一个故事]：发明者图提（Thoth）向国王塔穆斯（Thamos）夸耀他的发明——书写（l’ écriture）。你已看到，国王回应说，这种手段无法使人成为学问家，而只能让人变成徒有其表的学问家与讨人厌烦的人。实际上，书写有两个缺陷。首先，它是沉默的，像一幅总是愚蠢地意指着同一个事物的画。它没有能力陪附于它所勾画的逻各斯，没有能力回应人们向它发出的质问，从而它没有能力把这个逻各斯变成生活的准则，变成一种可以在灵魂中生长的力量。其次，与第一点相反，它又是太过饶舌的。没有一个逻各斯引导着它，它没有父亲陪附着它，它到处流浪，不知道它的话应该向谁说和不应该向谁说。因此书写是沉默/饶舌的图画，是孤儿的言述，它被剥夺了赋予了它意义和正当性的声音，偏离了逻各斯由之成为生活原则的这样一个轨道。这样看来，书写不仅是一种低等的言语形式。它是话语的正当秩序的不规则形态，是这样一种方式的不规则形态：依靠这种方式，它自身被分配（distribue）于、同时它又将躯体分配于一个有序共同体之中。为了理解这种不规则形态的原则，我们必须在《斐德罗篇》中从后向前追溯，直到其先前的一个神话，一个关于蝉的神话，这一神话被用于对比两类存在者：一类是劳动者，在蝉声高唱的炎热时刻，他们来到树荫之下作午休；另一类是辩证学家，由于他们有言语的闲暇，有对言语进行现场的、无限制的交换的闲暇，因此他们就同前者分隔了开来。在此之前还有一个神话，一个关于有羽翼的马车及其坠落的神话，它真正确立了这样一种情境的划分。它将灵魂在不同情境中化身的不平等性同这些灵魂所显示的能力差异联系了起来：即灵魂是否有能力承担天国真理的视野。因此，情境的低劣显示了一种生活方式的卑下，这种生活方式脱离了看与说的真理方式。书写所独有的这种不规则形态打乱了这种等级关系，它把不协和音程引入到了共同体的交响曲之中，在柏拉图看来，这种交响曲就是三件事情之间的和谐：第一是公民的日常事务，他们的行事方式；第二是他们的存在方式或品性；最后是共同体的法规（le nomos communautaire），它不仅是为共同体所有的“法律”（« loi »），它还是这个共同体的“旋律”（« air »）或音调（ton）。通过扰乱活的言语的目的，书写扰乱了行事方式、存在方式与言谈方式之间的关系，而在柏拉图看来，正是这三者之间的和谐构建了被活的灵魂赋予了活力的共同体。我建议给这个不规则形态赋予这样一个通用名称：文学性（littérarité）。相比于诗的虚构以及柏拉图所说的那种进入公民灵魂的病态的拟像，文学性对思想构成了更为严重的挑战。事实上，这些词语—岛屿横陈于逻各斯的河道，它们不满足于仅仅烦扰脆弱的灵魂。它们重新剪裁了躯体与共同体规范之间的空间。它们在共同体地貌之上构画了另一种地貌。这另一种地貌造就了另一个共同体的岛屿性空间：这另一个共同体就是受文字与文字的岛屿统治的共同体，也就是说，是被民主统治的共同体。实际上，民主不能仅仅被界定为一种政治制度（un régime politique），即诸种制度中的一种，其特征仅仅是另一种形式的权力分割（répartition）。如作更深刻的界定，民主是一种感性的分享（un certain partage du sensible），是一种感性场所的再分配（redistribution）。而支配着这种再分配的，是文学性这一事实自身：是书写之作为“孤儿”的制度，从可用性上说，是书写空间所构成的系统，这些空间用它们太过拥挤的虚空（vide）与太过饶舌的沉默洞穿了共同体风习（ethos）的鲜活组织：这些空间，譬如雅典王室的门廊，在那里，法律被书写在活动木板上，像愚蠢的图画一样被钉在那里，在《政治学》的讲述里，它们就类似于一个医生开出的处方，而由于所有疾病都即将到来，这个医生已经去远方谋生；譬如剧场的正厅前座（l’orchestre），在那里，如苏格拉底所说，任何人都可以花一德拉克马（drachme）[3]购买伯里克利（Périclès）的导师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e）的书，这位物理学家第一个掀起了“蒙在自然之上的面纱”；譬如雅典的市集，在那里，一个沉默而又饶舌（bavard）的词语正在施行它的权力，它要比其他一切词语都更易于导致长篇大论（bavardage），这个词就是démos[人民]。我们知道，这个词语起初的意思仅仅是地区（territoriale）的划分：是人们在那里扎下根来的地方（le quatier）或大地的角落（le coin de terre）。在克利斯提尼（Clisthène）改革之后，这个词的意思发生了变化，为了破除贵族的权力，克利斯提尼重构雅典的部落，把它们都改为由在地貌上彼此分离的，分别来自城市、海滨和山区的“村社”（demes）组成的部落。这一改革通过用相互分离的岛状地带来构建城邦城邦（la cité），重塑了城邦领地的面貌。不仅如此，它还催生了démos[人民]这一政治形象：人民（la peuple），亦即“无产者”（« gens de rien »）的集合，亦即从无产者的附加物以及无产者对共同体整体的认同中诞生的虚空。民主首先是这种书写的“孤岛”共同体的地貌。可以把地貌想象为可疑的土地与水之间的联姻。对于柏拉图来说，民主是划桨者的制度，柏拉图梦想着建立一个尽可能远离一切海洋影响的城邦。人民的制度就是书写的制度，同时也是岛屿的制度。我们常常把岛屿的意象与乌托邦相结合，与遥远的想象之地相结合。然而，岛屿所象征的首先是民主的形象。民主就是这个“虚空的”、“抽象的”空间，它勾勒出了几个不相系属的词语——人民、平等、自由等等——所共有的权力。民主也是一场运动，通过这场运动，这些不相系属的词语把握而后又偏离了那些对逻各斯与共同体无所用心的存在者所开辟的道路。这些不相系属的词语拥有的权力孤岛绕开了生活的混乱，而我们知道，这种混乱正是巴尔扎克时代的无法摆脱的困扰。在他的时代，这种混乱被称之为等级失序（déclassement）：文字的路径把平民的躯体所承受的不幸从它们的自然命运中驱离，并把它掷入到流浪与悲苦、自杀与犯罪的道路。《乡村教士》就是一个典范的关于民主的寓言故事，也就是说，是关于被如是理解的等级失序的寓言故事。实际上，民主、等级失序就是这个寓言故事的主题。大革命引发了社会情境的巨大变革。它把索维亚这个铁器商（l’homme du fer）变成了一个无人知晓的百万富翁。在柏拉图那里，寡头政治的守财奴因为儿子而变成了慷慨的民主人士，他渴望无拘无束地享受并经常变换民主带给他的快感。这位废铁商的女儿则受到了一种形式更精巧、也更危险的民主之恶给予她的伤害，那些“杰出的年轻工人”遭受了同样的伤害，可怜的达士隆就是这些工人的原型。引发他们兴趣的并不是金钱，而是语言与思想的财富。这是民主之罪，也是书之罪，是民主与书的象征性的罪，是平民本性的改变。这个关于凶杀与岛屿的寓言故事把象征的罪转化成了实际的罪。正是这种对书的理念的字面化解释了这个叙事的怪诞性质。它解释了那样一种目光的凝视法（fixation）：这目光穿越剧情空间（l’espace diégétique），以幻觉的方式凝视（se fixe）着犯罪的“原因”。它解释了小说家在连接空间与叙事、空间与凝视的目光（le regard fixe）时所遇到的困难，这目光所追求的是犯罪的几何学场所与司法调查的言述逻辑。在这里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允许他们拘捕达士隆的那种关于形迹的逻辑，具有怎样一种怪诞的性质，他们所说的形迹主要指的是皮鞋的痕迹，还有一把埋在犯罪现场的钥匙。这把被找到的钥匙，使他们能够去寻找谁提供了铁，谁提供了锉刀，然后再回过头来寻找其皮鞋与现场痕迹相符的凶手。对于辨认凶手来说，这是一条相当奇怪的路径。而对于杀手来说，把钥匙埋起来而不是扔进水里，这是一个相当奇怪的念头。但是问题并不在于辨认凶手本人，而是辨认他所归属的阶层——铁器工（des hommes du fer）的阶层，进而，不是复现凶手为其罪行所做的准备工作，而是重建另一桩罪行——先于谋杀罪行存在的象征的罪行，正是这一罪行促使这个铁器工在他的工友沉醉于睡眠以恢复体力时穿着皮鞋去散步散了一个小时。简而言之，这一[犯罪]形迹穿越了剧情层面，穿越了叙事，从而直指凶杀的原因，直指民主的罪行，直指书的罪行，正是书使这个废铁商的女儿与这个瓷器工脱离了他们的命运。场所/地位（lieu）的逻辑吞噬了叙事的逻辑。寓言故事及其伦理的逻辑吞噬了虚构的逻辑。它将小说家固定在他的阳台上，在这个位置上，他观看并穿越了整个叙事，直到找到叙事的目的因。这个位置是教士的位置，是预见者的位置。只是这个教士，他观看，但他不作书写。小说家必须书写。他必须引领他的寓言故事走向寓言故事逻辑的终点。但究竟什么是这一逻辑的终点？或者，用一个异曲同工的说法，是什么使得第三部分冗长不堪？对女主人公来说，光是补赎、改过和忏悔是不够的。狂热的想象带来的错乱无疑同样是可以补赎的。但重要的不是这些错乱。重要的是书的罪行，是书写的厄运。好的作品将永远不会满足于救正这种厄运。任何言语，哪怕教士的言语，都不能承担对它的救治。任何鲜活的言语都不足以救治书写的混乱。对书写之厄运的救治是另一种书写，是一种在词语之下或者词语之上的书写，它用另一种书写或流转模式对抗那些词语的饶舌与沉默。这是《斐德罗篇》中的一个奇怪片段已经讲过的内容，这个片段紧随在发明者图提与国王塔穆斯的故事之后。斐德罗讽刺苏格拉底讲的这个埃及故事是不可稽考的。苏格拉底用一种古怪的论调回答说：你们不一样，你们这些年轻人，你们要求查证出处，以此彰显你们的聪明。我们的祖先，他们倾听着神的旨谕，而神是通过多多那（Donona）橡树间的风声表达自身的。他们不关心信息的来源，只要信息是真实的。斐德罗觉得，追问苏格拉底人们是如何从橡树间风声的信息认出真理的，并无什么裨益，倒显得自己更加无礼。实际上，这是另一种关于真理与书写的理念，它截然不同于沉默—饶舌的词语所作的漫游：这是一种未达至被书写之物（écrite）的书写，是——精神的——气流作为作为真理的呼吸被传递的通道。但是“好的”书写同时也可能是超出于被书写之物的书写，这种书写不是被书写在纸莎草、羊皮或纸上，而是作为对感性世界的有效修正，被铭写于事物的纹理之中。在巴尔扎克的时代，这个超出被书写之物的书写的乌托邦在圣西门主义中得到了体现。圣西门主义者用新书（le Livre nouveau），用新共同体的生活之书（le Livre de Vie）来反对书写的“新教”（« protestant »）体制。这不再是那种用符号在纸上描画出来的书。那些纸上的符号把人们都变成了孤立的个人，并建立了民主政治的幻象。这种书是用真正的沟通所由以发生的道路勾勒出来的，是由真实地连接起众人、他们的事为（enterprises）与他们的思想的铁路与水路勾勒出来的。当圣西门主义者前往埃及，被吸引到这样一个梦想之中，要用运河连接起两片海域，米歇尔·希瓦利埃（Michel Chevalier）在这种切实的书写与神秘而模糊的政党意识形态之间作了一个对比，他说：“我们是在地图上标划出我们的论据的。”《行为之书》（« Livre des Actes »）讲述了工业宗教的使徒们去往埃及的旅程，它在两种书写之间作了一个具有典范意义的对比：一种是老的埃及教士的书写，他们把他们的思想隐藏在他们的符号之中；另一种是新的工程师教士的书写。这个文本说道：“在埃及，我们不会去辨读在它伟大的过去出现的象形文字。但我们将把标示着它未来繁荣的符号镌刻进它的土壤之中。”工程师教士博内神父和他的助手、工科生杰拉尔（Gérard）在蒙泰涅克所实践的就是这同一种书写。巴尔扎克抱怨，出版商没有留时间让他去描写博内神父所做的教理问答。但博内神父有更好的事情要做。他另外有一种用来开发他教区土地的书写[方式]：这就是那些水流的线路，它们在蒙泰涅克的土壤里铭刻了“未来繁荣的符号”。这位天主教教士首先是一位具有圣西门主义风格的灵魂工程师，他借助于区域内的工业流水线改变躯体之间的共同体模式，并通过这一途径改变人的灵魂。与此相同，重要的不是韦萝妮克从事慈善或忏悔工作，而是她为一种书写放弃了另一种书写，为一种水流的轨道放弃了另一种水流的轨道。她说：“我已用那些无法抹除的管线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了我的悔恨的标记。它被书写在肥沃的田野里，扩建的市镇中，从山区流向这块平原的溪水里，这块平原以前无人垦殖，一片荒芜，现在满地翠绿，物产丰富。”当然，这些无法抹除的管线，截然不同于可以抹除的文字，不同于书本—岛屿的那些可以抹除的文字。那种真正的赎救书的罪行的赎罪作品，是堤坝与水渠，它们为普通人家孩子分配了满足他们需要的东西。不是词语，不是温情与梦幻的词语。甚至也不是老修士教给韦萝妮克的、已经过剩的那些圣经（l’Ecriture Sainte）的言语。是的，不是词语，而是滋养了他们付出的劳动、肥沃了他们拥有的田地的水流。将这样一番论证放置在书中，放置在小说里，很明显属于悖论的范围。我们能够理解巴尔扎克在完成他的书的过程中所遭遇的困难，能够理解面对这部完成了的作品他所怀有的不满。他告诉我们，这部书，“在戏剧层面上是完整的”，而在道德层面上是残缺不全的。现代的读者也许更愿意倒过来思考，也就是说，这部书有太过充足的道德感，而由于它的相互矛盾的主题与可逆的叙述顺序，因此它有非常不完善的戏剧性。然而这两个判断可能是彼此重合的。因为，如果书不具有自我毁灭的性质，道德怎么会变得完善，而书又怎么会完成呢？如果这部道德性的书告诉我们的不是这样一些内容——道德性的书籍并不是为道德说教服务的，最好的言语本身就受困于书所具有的那种民主性的孤岛状态，只有另类的书写才能治愈书的疾病，这种书写通过刻写在共同的土地上的管线把人们联系在一起，——那又能是什么呢？根据一种古老的图式，人们可能会说：在这里，小说家巴尔扎克和道德家巴尔扎克进入了矛盾状态，这种矛盾向我们展示了无论文学性事物是否愿意，它如何都与社会性事物紧密相连。然而这个结论可能有些太过简略。这座穿越了叙事的岛屿向我们指出，在政治与文学之间有一种更为深刻的矛盾，一种更为根本的关联。这个矛盾，或者更准确地说，这种联系延伸到极限，就是这样一种关联：它连接着文学和它的条件——文学性。巴尔扎克赋予了自己道德主义医生的职能和教士的目光，然而，只有建基于新的“文学”观念，把小说的虚构放置在同文学性书写的岛屿相对立的位置，这一职能、这一目光才是可能的。巴尔扎克的“道德”并不是一种属于反动偏见的事务，它与文学作品的自律性之间并没有矛盾。而正是这种自律性把作家放在了一个悖论的位置：他作为医生所治疗的是促生了其作品的疾病。“文学”是这样一种独特的权力，它建基于美文学（belles lettres）和旧诗学的没落，建基于再现法则的崩溃，而正是再现的法则决定了适合于某个主体的表达类型或表达样式。亚里士多德、贺拉斯和他们的追随者确定了这些再现的法则，以便使诗歌虚构作品的混乱合法化。但也许，在诗歌合法性的规范倒塌的地方，在书写的技艺被还原为书写自身的权力自动运行的地方，会遇到另一种混乱，会遇到文学性在共同体的事务、习惯与态度之间建立的更为深刻的无规则性。恰恰在文学试图将其绝对力量变成新贵族或新教士的原则的时刻，它发现，这种绝对化的艺术与文学性的民主式混乱有共同的属性。再说，新的文学贵族阶级的英雄是在为谁而书写呢？从本质上讲，是为那些不应该阅读的男男女女。[《乡村教士》]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女人的不幸，这个女人曾读过某一部小说——这个情节是这部小说中最有教益的一点，而这部小说是在廉价报纸专栏连载这种新的架构下发表的。然而，小说的力量与小说阅读者的不幸这二者之间的关联，是一个更加古老的问题。这种绝对化了的文学，曾在浪漫主义名义下得到过思考，《堂吉诃德》被认为实际上是这种文学叙事的奠基者，这部具有典范意义的小说其主人公正是由于小说而变成了疯愚者（fou）。我们已看到，堂吉诃德的疯愚并不在于他把虚构当成了现实，而在于他把书看成是真理，拒绝把虚构封闭在一个适当的空间之中。这部书不可能被允许四处流传，“既对适合它与之交谈的人，也对不适合它与之交谈的人”交谈。文学本身是与虚构的这种去关联化（dé-liaison）联系在一起的，是与岛屿——它变成了世界——的疯愚（folie）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也已看到，塞万提斯的书为这一书的权力提供了一个典范的区分。作者让[小说]人物为书的读者承担疯愚的任务，交给自己的则是与这一任务相关的统制（maîtrise）的职责。从书写者的权力与作为书写者人质的人物之间的这种起源性关联中，我们看到两个彼此分离的传统，它们界定了两种文学的理念。在艺术巧匠（virtuoso）的传统中，统制者与疯愚者之间的连带关系持续赋予前者以统制后者的权力。因此就锻造了一个魔法师般的书写者形象，他向我们展示制造幻象的设备，他调弄他的叙事和他的人物，把人物创造出来并把他们委弃在路上，差遣他们去冒险或将他们限制在一个秘密或谜团的结构中，使这一秘密的结构逃过读者的洞察，因为最终这一秘密就是秘密并不存在。这就是那个从斯特恩（Sterne），中经让—保罗（Jean-Paul）、爱伦·坡（Poe）或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一些叙事，直到博尔赫斯（Borges）的传统。但也存在着与这一传统相反的运动——《乡村教士》的寓言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此运动中，书写者对抗着文学的统制同其必要但不可能的条件，即同民主式文学性之间的张力关系。要对抗文学的权力与文字的平庸性或文字的民主式漫游（errance）之间的连带关系，就要揭露书写者的统制，直到把它带入断裂的时刻。因此他就是一个把统制者作为人质来挟持的人质，他把统制者吸引至并监禁于书的岛屿之中，以至于给他自己的书带来了损害，或者说，他强迫统制者将其事业交付给那些为书写与民主的疾病作治疗的人的手中：这些人是灵魂的工程师，他们把具有沟通与疏导功能的物质途径的网络等同于新的共同体，等同于关于生的法则、爱的法则的活生生的书。然而，如我们所见，那些工程师或“地理学家”，把共同体的意义书写在土壤中，把统制者的事业交付给他们，不单是一个道德问题。它还是一个诗学问题。这个充满风险的民主的时代，这个试图对民主加以规制的乌托邦的时代，同时也是这样一个时代：在古代诗学的遗址上，文学发现它的权力同它的孤独一样是无限的。亚里士多德的旧诗学把书写权力的赌注押在模式、规则或类型上，新诗学则与此完全相反，它试图把赌注押在精神的权力上：精神已把自身书写在事物之中，它必须通过同化于共同体的韵律而使自身获得完成。这种精神的权力已经运行在自然之中，它在岩石的褶皱和树木的纹理中书写着自身的历史。这种精神的权力已经运行在这种生活之中：它从最卑微的阶段开始不断地自我书写，不断地把自身象征化，并朝着它自身所拥有的书写与象征化的更高权力不断攀升。这种精神的权力已经运行在这个人类之中：这个人类的语-言已经是一首生动的诗，但是它用自己砍削出的石头、锻造出的物体与在土地上勾画出的线条所说出的语-言比词语的语-言更真实。文学的孤独生来就有新的诗歌共同体带着生命的运动伴和着它。文学权力与民主式文学性的相遇本身被环绕着新共同体的新书写这一命题：即被鲜活的关联注入活力的、作为鲜活的艺术作品而存在的共同体所拥有的共同呼吸及铁路与水道。凝定的目光悬停（suspendu）在岛屿上——我们可以有意识地超越巴尔扎克的思想，将这一情节看作是文学在两种可能的命运之间的悬念（suspense）。第一种命运是，文学同这种奠定了文学同时又毁灭了文学的文学性展开肉搏战。这是那种在福楼拜那里发现了其英雄的文学宗教的命运。这种宗教无法宣称艺术具有绝对的贵族性，除非通过虚构将自身同那些被笼罩在文字的疯愚之中的普通人——包法利夫人或布瓦尔与佩居谢（Bouvard et Pécuchet）——的命运结合起来。其绝对化的散文没有依其自身的样子被确立起来，除非在自身同伟大的世界散文——“愚蠢”之间形成对照与差异。文学的命运为结束同其抵押物的命运之间的肉搏战，把书写者囚禁在书的岛屿中，囚禁在抄写者的桌子上：在那里，他最大限度地控制着布瓦尔与佩居谢，唯一的代价是他自己要依附于他们。第二种命运是文学与新诗学之间的联姻，这种新诗学被刻写入这样一种连续性之中——从已经被刻写入石头的线条与土地的褶皱的诗直到共同体的交响曲：精神的气息，鲜活的艺术作品，同化于生活的诗。由此文学就被看作是共同体的诗——看作是开放向一切意义的言词、人民的歌或者理念的旋律——直到在象征主义的合唱与未来主义的机器联姻的时代它取消共同体的诗，直到最后它认同于沉默的电流或机器的歌唱——简言之，认同于灵魂工程师的诗。关于此类灵魂工程师，或许，巴尔扎克用博内神父和博纳斯（Bénassis）医生创造了其最早的伟大形象。但是他作为小说家而不是观念学家（ideologue），也经历了这些形象迫使小说承受的那种奇异的扭曲。事实上，这些形象并没有救正小说的“不幸”，他们没有使文学权力摆脱侵蚀着文学权力的文学性，除非他们把文学带向它的另一个废止点。与关于岛屿的寓言故事相比，关于灵魂工程师的寓言故事使小说变得更为不可能了。这部《乡村教士》就是不可能完成的，它是19世纪现实主义心理小说那些“蹩脚”（« mal fichues »）情节的一个完美的实例，博尔赫斯曾拿这类小说来对比现代小说，从[亨利·詹姆斯的]《螺丝在拧紧》（Tour d’ écrou）到[比奥伊·卡萨雷斯的]《莫雷尔的发明》（L’invention de Morel），它们的情节都非常完美。当然，《乡村教士》里有两个逻辑，一个是这个被讲述的故事[自身包含]的侦探逻辑，另一个是[作者]向我们指明犯罪原因的寓言逻辑，如果我们把它与巴尔扎克的同时代人爱伦·坡所说的科学相比较，这两个逻辑之间的关联是一条更加粗糙的线，在爱伦·坡那里，书写者在用侦探知识来安排他所要辨读的形迹时所具有的统制力就是科学。在《乡村教士》中，侦探的形迹、教士的目光、小说家的逻辑和道德家的意图彼此之间相互徒劳地竞逐，它们无法把邪恶之岛与拯救之坝的寓言故事变成一本独一无二的书，变成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种拥有它自身的伟大感和完善度的书，虽然它们试图把整个故事的秘密变成一个惟一的秘密，并且这一秘密完全隐藏在故事的表面，或者说被书写者/稽查员还原成了他所编造的那些非常简单的条件。但也许，恰恰就是这个构思粗糙的叙事，在叙述的逻辑与寓言的逻辑之间扭曲变形的叙事，引导我们更确定地走向文学的本体（le propre），走向它没有秘密的秘密，这个秘密不是别的，就是它在书写的民主制疾病与超书写的乌托邦之间无休止的摇摆。这样，当这本书的主线引导着它走向其寓言故事的完成与道德的胜利，我们就可以理解，巴尔扎克为什么要在主线上面不停地增添一些次要的情节。他在政治上“落后”只是因为他在文学上先进。此外，当这本书以这种方式，即以一切愚蠢的书写中最为愚蠢的形式——执达员催告书的形式到达它的终篇，当这个存在于文学的两种命运之间的悬念在这一环境中以同样的方式获得解决，我们可以思考，这种方式具有怎样的讽刺意味。 注释：[1] [译者注]巴尔扎克的小说《幽谷百合》的主人公。[2] [译者注]巴尔扎克：《乡村教士》，王文融译，《人间喜剧》第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71页。[3] 德拉克马，希腊货币单位及古希腊银币名。 保马pourmarx理论上的唯物主义立场，政治上的人民立场，推介“与人民同在”的文章，呈现过去和现在的“唯物主义潜流”。点击“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