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悔》评论小辑之二 | 接续红色血脉 重建台湾叙述
编者按：继上周保马推送由台湾学者吕正惠、蓝博洲撰写的《无悔：陈明忠回忆录》评论小辑，今天保马将推送中国大陆学者吕新雨、郭春林对《无悔：陈明忠回忆录》的评论文章。在吕新雨老师一文中，她主要思考了作为中国红色革命一部分的台湾“二二八”事件是如何被篡改为台湾本省人与外省人族群斗争的起源，并化作“台独”和“独台”历史叙述的重要史料。国民党在二二八事件中对陈明忠先生等台共党人的血腥镇压的背后则是美——日霸权结构。而在郭春林老师一文中，作者则通过陈明忠先生的回忆录来反思当下台湾“去中国”、“粉美日”的历史教科书改革，进而认为统一大业实现不能单纯依靠发展主义的经济手段，而是事关历史和政治、知识和文化的整体性事业。该文原载于《热风学术》网刊第三期，感谢热风学术编辑部授权保马于微信发表。
接续红色血脉 重建台湾叙述
吕新雨
我想谈的是怎样接续红色血脉，在民族大义中重建台湾叙述？陈先生这本书对今天两岸关系来讲，更重要的意义就是重建台湾的历史叙述，是如何重新理解“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对于今天两岸年轻人来说，已经有一个根深蒂固的理念，就是“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是台湾本省人与外省人族群斗争的起源，这使得台湾问题被固化在“台独”和“独台”的政治困境中。陈先生这本书强有力地打破了这个叙述，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作为承前启后的历史见证者，让我们看到“二二八”事件实质是国民党腐败导致官民冲突，一代年轻人由此转向红色中国，对这一转向的严酷镇压才是白色恐怖的真正原因，而不是什么本省人和外省人的族群斗争，这背后遮蔽的其实是台湾反帝反殖民的红色血脉，这一历史被国民党掩盖，被民进党曲解，才使得对族裔主义和分离主义的构建获得操作的空间。这个叙述的打破，对于我们今天重新讨论两岸关系来说，是一个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起点，没有这个起点，重建社会主义统一就是不可能的。
蔡英文熊抱李登辉
第二，就是怎么重新理解今天台湾当局推动的“转型正义”。蔡英文上台后推动的“转型正义”既是针对国民党合法性的釜底抽薪，也是为了抽掉大陆统战的基础，为其彻底的“台独”铺路。而所谓“转型正义”的核心正是“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的真相，我们已经看到蔡英文开始通过任命台独派担任新的国史馆馆长，强占历史话语的解释权。国民党背后实质上是美—日霸权结构，因为陈先生的前半辈子是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第二次入狱其实是在美—日的霸权结构下，国民党是在美日的支持下才如此肆无忌惮，在七十年代还把陈先生投入狱中。按照陈先生的批判，“是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围堵中国，想要困死中国，二十年不承认中国；保护了被人民唾弃的政府，让它随意残杀支持新中国的人，还连累一大批无辜。是谁‘不义’，不是美国吗？同样地，美国扶植韩国的李承晚、越南的吴庭艳，让他们残杀韩国跟越南的左翼分子和民族主义者。……造成台湾将近四十年‘戒严’的元凶，不是美国吗？民进党为什么不去算美国的帐，不去跟美国要求‘转型正义’”？“就是因为五十年代的残杀，让台湾人民对国民党充满了怨恨，民进党才能借此出头。民进党难道不是踏在左派跟无辜者的血迹上前进的吗？民进党曾经对那些牺牲的台湾左派，表达过一点起码的敬意吗？民进党只听那个罪恶之源——美国的话，怎么还有脸跟别人讲‘正义’呢？”陈先生强调如果不检讨国民党背后的美日霸权结构，民进党所谓的“转型正义”就是虚假的，这是重新建立两岸历史叙述非常重要的起点。只要认同美日帝国主义霸权的世界格局，“转型正义”就是扬汤止沸，以族裔政治来取代和混淆民族解放和人民福祉的正义，以族裔政治掩盖阶级问题，这样的“转型”不可能转向新的和平，而只能是相反。
第三，就是社会主义信念如何坚持？除了身体力行，陈先生一辈子都在从理论上探讨社会主义与中国的前途问题，不断地把自己的革命实践，特别是其曲折和失败，和理论结合对照探索，在这本书中，因为对理论的敏感和重视，他开辟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话题，今天都是值得重新讨论的，包括新民主主义的重新叙述，在台湾语境下和大陆语境下的不同。
日本对台的殖民统治
最后一点，陈先生这本书是在世界史叙述和世界大势中重新建立台湾的位置和台湾的未来。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接续红色血脉，对世界的未来持有信心。如果不能在坚持反对美—日霸权这个世界史转换中来理解今天的台湾问题和中国大陆所处的历史位置，不结合这些来讨论的话，我们可能就对社会主义的统一抱很悲观的态度。“你流的血照亮着路，我们会继续向前走”，陈先生一代人已经交出了自己的历史答卷，未来的历史在我们手里，需要我们自己去决定，能不能继续向前走。
厘清历史，用知识和文化争夺未来
郭春林
201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201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以没有悬念的结果，宣告了国民党这一轮政治博弈的失败。虽然，蔡英文上台百多天后就遭遇了台湾政党选举制度实施以来最早陷入社会抗议最多的尴尬和困顿，但这并不表明民进党会放弃其台独主张，也并不意味着台独意识形态在岛内影响力就会因此下降。在地缘政治日益复杂化的今天，在发展主义仍然作为主导性的治理理念的语境下，毋宁说，蔡英文遭遇的主要仍然是经济和社会保障政策实施中的阻力。如果民进党的与去中国化—台独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经济政策获得成功，统一进程受阻似乎也是必然，而其经济政策未始就没有成功的可能；对大陆来说，如果幻想着仅仅依靠经济手段就能够实现统一大业，恐怕也只是一厢情愿。统一大业既不是发展主义的经济手段能够实现，也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国家目标，而是事关历史和政治、知识和文化的整体性事业。
据说，蔡英文成功当选与国民党马英九执政时期没有及时修改中小学历史课纲有关。马英九当局基本继承了之前突出台湾本土主体性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而本轮竞选，接受了这一“去中国化”的历史教育的年轻人成为“首投族”。虽然不能说这是决定性的因素，但这一定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正如论者已经正确指出的：“历史教育是形塑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重要手段，任何一个国家在形塑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时，历史教育与历史教科书所扮演的角色，都是无可取代的。”而1990年代以来，台湾以历史教科书为主所进行的、以“培育”本土主体性为目的的历史教育正与台独意识形态互为表里。在这个意义上说，厘清历史，还原历史真相的历史教育就非常重要，而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及其传播是与之相关的事项。
我以为陈明忠先生的回忆录《无悔》就是承担着这样使命的著作，虽然它尚未进入历史教科书（就目前的形势而言，显然还有一段时期），而只是作为社会教育的一部分而存在；虽然它不是整体性的历史著作，只是个人历史经验的回忆和记录，然而，由于陈先生的特殊经历是嵌入在近现代台湾、乃至中国和世界历史的脉络中的，是属于这个复杂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因而，它也就绝不只是他个人的经验记录，而具有了更为广大和深邃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使命，更不必说，在十九世纪以来世界历史展开的过程中，即使是一介草民，多半也难以摆脱时代的影响。
陈明忠先生的特殊经历，简单说，就是该书封套上的话：“一个日据时期的‘台湾日本人’怎样变成一个中国人；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如何成为社会主义者；一个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为何是坚定的两岸统一派”。当“日据”在1997年以来岛内的历史教科书上被刻意地改为“日治”，当一部充满压迫、掠夺的殖民史被“改造”为无差别，甚至是为殖民地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现代化史，当反抗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历史被叙述成外省人对本省人的压迫时，历史这个可怜的小姑娘已经被他们任意删改、肆意糟蹋、恶意肢解为鲜血淋漓的碎片，他们就用这些碎片遮掩着卑劣而丑恶的嘴脸。然而，历史绝不会永远沉默，被掩盖的真相就如同顽强的野草，总有一天会破土而出，茁壮成长。已故林书扬先生在1980年代末组织集体力量，用一年半的时间，完成了百万余字的日文版《警察沿革志》翻译工作，他在回答访谈时就明确说到：“这是一部站在殖民者的立场所整理出来的殖民地反抗史，我们要如何正确认识殖民地反抗运动？这一定要有基本的史观、社会观、也就是说一定要有价值观，这样的反抗到底对不对？是不是盲动？日本人是否替台湾社会奠定现代化？所谓‘帝国主义有功论’的价值观又何在？”陈明忠先生的回忆录正是从殖民地反抗史的角度有力地回答了林书扬先生提出的问题。
陈明忠先生迄今八十多年的人生路，被高度浓缩为上述那三句话，但人生是一分钟、一小时、一天、一月，一年年过来的。当我们知道陈先生有二十一年有余的铁窗生涯时，当我们看到他虽然并没有过多地描述其遭遇的刑求，而我们也能在字里行间想象其被残酷迫害的情形时，当我们读到将近60岁的他在保外就医期间冒着三进监狱的危险，仍然坚持政治斗争，联络同志，参加游行，组织抗议，筹建组织……的时候，我们除了敬佩，就是不得不面对这个在“告别革命”的时代里已经令人难以理解的问题：是什么力量驱使陈先生经受住酷刑的折磨，仍然不改信仰？是什么力量让陈先生在严酷的现实磨难面前不屈服，不背叛，不舍弃最初的信念？陈先生告诉我们，就是那一种强大的精神力使他顽强地战胜了一切：“……精神力的支持是最重要的，只要精神没有崩溃，肉体上的痛苦是可以忍受得住的。而且，只要认为‘我不过是生错了时代，才会遭遇到这样的痛苦，但我并没有走错路’，精神就不会崩溃了。”
无论是信仰，还是信念，对陈明忠先生来说，也像无数的革命者一样，最初都来自被压迫的遭遇，而陈先生最初所遭遇的压迫就是他作为一个殖民地的“台湾日本人”被侮辱的切肤之痛：“台湾人民在日本的统治下，没有任何尊严可言，这才是真正的‘台湾人的悲情’。我因此知道自己是‘清国奴’，是中国人，才开始起来反抗，我的一生从此就改变了。”确实，从在高雄中学被侮辱，并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而也正因为是中国人才会被侮辱，到他“突然体会到，我家佃农对我的态度，和‘三脚仔’对日本人的态度没什么不同！换个立场看，在佃农的眼里，父亲和我不就等同于日本人吗！……原来我从小就扮演了压迫者和歧视者的角色。”后者的体会在陈先生思想观念的形成过程中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它是一个升华，它意味着这不仅仅是道德境界的极大提高，完成了从被压迫者的感受到对自己作为压迫者的反省和自我批判，也是认识上的巨大进步，甚至是一个飞跃，从对民族压迫的切身感受出发的反抗，到对阶级压迫的体认，最重要的是，这两者是同一结构在国家/民族与国家/民族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的体现，并且，两者之间存在着逻辑的关联，殖民地与宗主国的关系必然内在地表现为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压迫，同样，反过来，一个国家内部存在着阶级压迫，则对外也必然地表现为殖民与被殖民、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可以说，这是台湾共产党人普遍的情感和思想历程。林书扬先生有一个更为简练的概念化表达，他说，“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他“在三十四年七个月的长期狱囚生活中唯一的内部支持力量。”[8]陈映真也是如此。也正是因为这一思想脉络，后来的年轻人才能从他们身上和文字中感受到力量，把握到精神，并以此滋养自己的思想和精神。赵刚先生在《“不合时宜”的陈映真文学》一文中就坦言自己的思想变化，因为陈映真，他才开始了“从一个完全信服普世主义的方法与价值的美式社会科学的青年学徒，到一个重新企图从自身与区域的历史找寻思想出路的‘初老’学习者，企图重新认识中国，重新认识东亚，乃至重新认识世界”的转型，即使这一转型是充满挑战性，甚至是危险的。
台湾反课纲运动
在我看来，这是解决今天在港台地区不断出现的吁求独立的社会运动的一条有效路径。民族主义当然是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在西方现代性展开的过程中，它也确实制造了很多民族灾难，而在现实中，民族主义也常常被挤压，并可能反弹为更狭隘的国家主义；然而，这决不意味着就应该将它视为一个本质主义的概念而舍弃掉，在广大的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民族主义是最有效的动员力量，在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民族主义也是对抗西方封锁、发扬自力更生精神的有力武器，即使在现实中，在国家尚未消灭的今天，在对抗美帝国主义及西方世界全球化的过程中，第三世界国家也仍然是一支强大的反抗力量。有意味的是，今天，无论是大陆，还是香港和台湾，都有不少人一听到民族主义就无比紧张，他们不是将矛头主要指向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殖民主义的掠夺、压迫，而是急急忙忙地挞伐民族主义，将国家视为本质之恶，甚至是一个原罪，恶之渊薮。
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一因素，无论是根本不愿意写回忆录的林书扬，还是只做了口述回忆录的陈明忠先生，他们都没有过多地描述自己曾经的苦难，而是更多地从历史经验出发来分析现实，回应现实的问题。台湾有学者已经指出，仅仅有苦难叙述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去追问：1、他们经受了怎样的苦难；2、他们为什么经受苦难？3、他们为什么能经受苦难？4、他们所遭受的苦难与现实构成了怎样的关系？“对于希望透过口述资料认识历史的当前社会与读者而言，逮捕、审讯、刑求、入狱等等苦难的描述与记录，确实有其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很多时候，正是透过逼视此般真实苦难所产生的不愉悦感，才有机会让观者更深刻地认识到白色恐怖苦难的真实性与暴力本质。然而，若仅仅只有‘个人苦难’的描述，缺乏对‘生产苦难’的体制与历史的问题意识提醒着，那么风险将很有可能是：本来期望还原历史真相的口述史工作，却因抽空了历史经纬而仿佛剩下个人的苦难史，如此一来反而让我们陷入一种国家暴力‘没来由的恶’的陷阱之中。”陈明忠先生回忆录的录音整理者李娜博士就正确地指出，“他（引按：指陈明忠）的回忆，不是八十岁老人的悠然抒怀，而依然是面对现实的斗争。”在我看来，这个斗争不仅仅是在历史知识的场域内，也是，并且也必须是在现实政治和文化的领域中展开。
就我个人的阅读感受而言，必须承认，无论是台湾的古代史，还是现代史，我的知识准备都是严重不足的。然而，虽然阅读并无知识上的阻碍，但如果没有一定的积累，对回忆录中的一些看似细节，实质关系重大的知识点就可能视而不见。譬如，如果不是吕新雨和罗岗两位述及，我就未曾注意到陈先生提及的“白团”，继而查百度百科，始知1950年代国民党治下的台湾岛内的白色恐怖恐怖到怎样的程度，又荒唐到怎样的程度。而整个50年代，国民党“总共抓了十四到十五万人，枪毙了一万多人，冤枉的人实在太多了”。其恐怖程度足以当得“骇人听闻”这四个字。
而这些史料大多数是在1980年代以后才逐渐成为有识之士和有志之士关注的对象，在林书扬、陈映真、陈明忠等老一辈亲历者的回忆和研究，蓝博洲、赵刚等年轻一代的搜罗、查访和深入的解读、研究，以及近年来更年轻一辈的努力参与下，至今虽有二十余年的积累。可是台湾当局，无论是国民党当局，还是马英九当局，都没有，也不可能将这些已有的历史研究成果纳入学校的历史教育框架，包括在史料基础上进行的深入分析，这些分析既有某一学科内部的，也有不少跨学科的分析，同样没有融入学校教育的知识系统中。相反，一面是民进党大肆宣扬台湾本土的主体性，以颠倒黑白、移花接木的方式别有用心地将“二二八事件”叙述成台湾的悲情；而国民党对此多采取半推半就的姿态，为遮掩其曾经的残暴，将“二二八事件”解释为台独的发源，故意忽视，甚至完全无视在美国强迫下，站在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利益上进行的不彻底、不公平的土地改革在台独力量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更有甚者，竟然也加入到美化日本殖民者的队伍中去，与台独分子同流合污。究其根本性的问题，正是上引陈明忠先生说到的“史观”、“价值观”的问题。汪晖在为蓝博洲《台共党人的悲歌》所写的序言中说：“将台湾建构为‘中国的他者’的客观力量与其说是台湾岛内的政治运动，毋宁说是两个形态不同的统治秩序，即‘二战’结束前的日本殖民主义统治和‘二战’结束后，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形成的美国主导下的内战冷战体制。”陈映真称这一体制为“双战体制”。双战体制是理解台湾现代史唯一正确的切入点和基本框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的具体表现。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属于历史的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是历史的主体。陈明忠先生的回忆录也颇为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李娜说，陈明忠先生的回忆录，以其“亲历带出了‘人民’的视角：从日据时代的抵抗，到‘二二八’事件，到‘白色恐怖’，是台湾人民反抗奴役、专制与腐败的连续历史。”在主流的历史叙述中，人民被边缘化，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抵抗、对压迫阶级统治阶级的反抗被遮盖、被颠倒、被置换，在现实的生活世界里，人民被愚弄、被鱼肉，然而，人民就是人民，即使被愚弄、被鱼肉，再怎么卑贱，他们仍然是历史的创造者；精英就是精英，即使他们再高尚，也仍然是统治者、压迫者，甚至剥削者。
人民需要接受好的、正确的教育，尤其是被操弄、被宰制的人民。历史教育就是知识教育的重要方面。问题是谁是正当而又正确的教育者？葛兰西说国家就是一个教育者，但毫无疑问，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是好的教育者，这与国家的主权者是谁直接相关，只有人民成为主权者的国家才是真正正当的，也才能真正行使好的、正确的教育。如果不是，人民有权罢免之，由人民自己担当教育者。在这个意义上，陈明忠就是以人民的身份行使着人民教育者的使命。
今天，在高度发达的文化工业强大的生产线上，在资本化的传播媒介中，大量渗透着自由主义和台独意识形态的文化商品占领了主流文化的阵地，在先进的传播技术的助力下，深刻地形塑着当代台湾青年人的思想观念，并更加迅猛地再生产着更年轻一代的文化和政治的身份认同，这一现象被台湾学者命名为“天然独”，发生在2014年春天的太阳花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这一政治力量想要登上历史舞台的表征。难怪吕正惠先生要说：“……要在台湾站稳中国立场是非常艰困的。”实际上，对台湾的左统派来说，不惟他们自身的处境艰困，他们作为教育者的身份也遭遇了巨大的挑战。阵地战的战幕已经拉开，看看最近岛内的各种纷争就可以明了。鹿死谁手，虽不能预言，但必须相信人民的力量。
也就是说，在今天，统一的问题已经不只是国家和政党为两岸的统一设计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就可以完成的事情，而是全体中国人民的事业。这其中的关键问题是必须使全体人民感觉到这个事业就是我们自己的事业，衷心认同统一并不仅仅是领土完整，主权独立，而是事关社会主义大业的政治问题。
就台湾的政治生态而言，国民党与民进党两大政党，虽然在统独的意识形态上是根本对立的，但在与美国的关系上则是完全一致的，而这也就意味着，并非只要祛除了美国化，只要摆脱了美国的控制，甚至更激烈地表达为反美，就有了统一的可能。地缘政治在统独问题上只是其中的一个结扣，更为关键的仍然是美台关系中的冷战意识形态，即使在后冷战时代，反共仍然是决定性的因素。中美关系在今天似冷实热的情势，一方面取决于大陆的现代化道路的抉择，也取决于社会主义观念能否成为统一的社会动员的政治理念。
既然统一是全体人民的事业，就意味着它不只是台湾人民的事业，也是大陆人民的事业，是香港和澳门人民的事业。但就我自己作为一个大陆人的感受而言，当我看到吕正惠先生在《战后台湾文学经验》一书的序言中一再不安地述及他的文字“所具有的明显的时间、空间因素（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的台湾）是否能引发大陆读者的兴趣”时，我感受到一种更为强烈地不安。也许吕先生的不安是他自谦的表达方式，但在我看来，这恰恰也正是大陆人普遍的状况，它既是一种知识状况，也是一种心理状态。认真地检讨一下，在当代大陆的知识教育，因而在当代大陆人的知识系统中，有多少是关于台湾的呢？譬如大陆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台湾文学占比多少？我们有港台文学研究的机构和研究生教育的专业方向，可是在整体性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台湾、香港以及澳门，或者只有极小的篇幅，更多的是付之阙如，而那极小的篇幅还可能是错误的历史叙述。我相信在其他的领域情形恐怕也好不到哪里去。严厉一点说，在大陆的知识教育和研究机构中，以独立的形式，看似赋予了台湾更重要的位置，实质却是使关于台湾的知识成为一个更为专门性的部分而存在，从而形成为一个无比弔诡的现象：台湾不在中国之内。如果这样的知识状况不加改变，人民在统一事业中的作用将受到极大的影响，最终影响统一大业。
《人间正道是沧桑》剧照
与这一知识状况紧密相关的是心理状态。在我不多的与台湾同胞开会和吃饭的场合，我就不止一次地听到他们含笑的批评，你们在说中国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包括台湾。这绝对不是一般意义上政治正确的批评，在我看来它表征了一个不能被表述出来的无意识。而要克服这一无意识，就需要拥有陈明忠先生在看到自家佃农对他的恭顺后能够联想到日本殖民者对他的压迫，想到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其实是同构的、重叠的。我想说的是，我们如果不能理解台湾人民感受到的“亚细亚的孤儿”的痛苦，不能深刻地体会台湾同胞在说出“百年离乱”四个字时内心的悲怆，我们也就无法真正理解陈明忠先生不改、不悔初衷的境界。而在我看来，这与道德无关，而是价值观的问题，是意义的问题，因而也是文化的问题。对陈明忠先生来说，他的价值观，用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中的台词说，是，“理想通过我得以实现”，而不是“我实现了我的理想”。用陈先生自己的话说：“人类追求理想的过程当然是很漫长的，不可能在你活着的时候就看到你追求的目标已经达到。每一个人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尽自己的心力去做，就可以了。……不可以寄望于革命马上成功，或者革命过程永远不会出差错，如果这样想，就会否定历史上所有革命的价值。”我以为，陈先生的理想就是林书扬先生说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
[1] 李理《“去中国化”的台湾中学历史教科书编篡》，《台湾研究集刊》，2008年第2期，第26页。
[2] 《无悔——陈明忠回忆录》最初有台湾人间出版社出版于2014年，而其最初的动议则始于1990年代台湾统派的年轻人“希望五十年代的老政治犯（我们习称‘老同学’）写回忆录”，但据吕正惠先生说，真正的动力则是在2008年，吕正惠先生受时任《思想》主编钱永祥委托，与陈宜中一起访问了陈明忠先生，访谈稿《一个台湾人的左统之路》发表后“被大陆很多网站转载，大陆读者反映说，他们对台湾历史增加了另一种理解”，陈明忠先生才答应做口述回忆录。（参看《无悔》“序”）大陆简体字版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于2016年4月，李娜整理编辑，吕正惠校订。
[3] 林书扬《林书扬文集》，卷一之《台湾人民反抗运动的价值与特性》，第150-151页，台湾人间出版社2012年初版。
[4] 陈明忠先生第一次入狱是1950年夏，出狱是1960年7月；第二次入狱是1976年7月，1987年3月以保外就医离开国民党监狱。
[5] 《无悔》，第176页。
[6] 《无悔》，第234页。
[7] 《无悔》，第46页。
[8] 林书扬《林书扬文集自序》，台湾人间
[9] 参看赵刚《“不合时宜”的陈映真文学》：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wNjU5NjYwNQ==&mid=2650718650&idx=1&sn=7cdf71d5abb27641fa4d9795b519ab44&scene=1&srcid=0908z1XA89mqwIjJLv48osSa#wechat_redirect
[10]陈柏谦《挖掘、拼凑历史过程中遗忘“历史”的陷阱——一个“白色恐怖”口述史入门工作者的自我意义探求》，《台湾社会研究》，第103期，第193页，2016.06。
[11]《无悔》，第290页。
[12]《无悔》，第96页。参看百度百科：“白团于1954年向提出秘件《反攻大陆初期作战大纲之方案》，在1958年的中，白团将领也亲赴前线；白团后于1968年撤出台湾，1969年2月1日于东京解散，不少成员复入，将对中共作战经验带回日本。”http://baike.baidu.com/link?url=bb13f3sELzVaZUP9KSR-nBeTO_5JgEN8GE5TQQbTwRBm_wgcj5q-oA1xC7MwMjhpoNduXHDv-jb0sIpKCJQc5a#2。2016年9月13日。据罗岗和吕新雨介绍，台湾已经出版相关的研究著作。
[13]《无悔》，第113页。而据吕正惠先生，“国民党在五十年代初雷厉风行地肃清岛内倾向或同情共产党革命的人。根据今人的统计，因此而被整肃的人高达十四余万，包括至少三四万人被处死（当时台湾人口约六百余万）。”参看吕正惠《战后台湾文学经验》，第1页，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10年。
[14] 2009年，马英九就以“国民党党主席”和“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和曾经的保钓分子，竟然步陈水扁后尘，参加“追思”日本殖民者的活动。参看郑鸿生著《寻找大范男孩》“郑鸿生作品”前言，第14页，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第一版。
[15] 汪晖《两岸历史中的失踪者》，蓝博洲 《台共党人的悲歌》“序言”，第12页，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一版。
[16]《无悔》，第297页。
[17]吕正惠《战后台湾文学经验》“序言”，第1页。
[18]“百年离乱”是郑鸿生先生著作的题名，参看《百年离乱——两岸断裂历史中的一些摸索》，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社，2006年初版。
[19]《无悔》，第2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