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敏 | 虚弱的“空心人” ——评李陀《无名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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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指》是李陀发表于2017年的一部长篇小说，是他在写作上的一次“反向实验”。在小说中，他一反现代主义写人物心理、人的潜意识等手法，以写“活”现代人为目标。通过描写人物的对话，塑造人物的性格，试图把十九世纪小说“写人物”的传统恢复起来。因为在他看来，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动荡里生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很多人在精神上、心理上，都是带病的。如本文作者所指出的，无名指是虚弱和笨拙的，也许它象征着人，也许它象征着整个时代。无论是人还是时代，总受着病痛的折磨，找不到可以安心的出路。这或许正是李陀通过小说指给我们的时代症候。
本文原载“澎湃”，已经作者授权。感谢周敏老师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虚弱的“空心人”
——评李陀《无 名指》
周敏
在我的印象中，李陀是一个如此重要的当代文学研究者与批评家，以致于我似乎已经忘记他还是一位早已进入当代文学史的作家，因此，当《无名指》“横空”出现在《收获》上时，给我的感受多少是有些惊奇的。
说句实话，尽管不乏有成功的学院派作家，但总体上我对一个出色的文学学者能否写出一部同样出色的小说是有所怀疑的，也因此，停笔文学创作多年、近些年主要以反思“纯文学”引起我兴趣的“陀爷”到底会怎样讲故事以及讲怎样的故事，成为我迫不及待要阅读这部小说的主要动机。
小说首先给人的感受是不难读，甚至常给人一种畅快、爽利与轻松之感，倒不是说它主题轻松，而是行文风格。一段段简洁、明快的对话以及几乎无处不在的“京味儿”贫嘴与调侃，足以确保阅读的流畅。除了俯拾皆是的那些音乐知识，作为学者的李陀还是比较克制的，虽然有时候也忍不住要让笔下的人物发出可能作者自己才会有的各种议论，不过并不艰深，反而能涉笔成趣，增添其可读性。
小说并没有讲述一个有头有尾、有着明显高潮起落的故事，而是由各种故事的碎片——甚至纯粹是道听途说的各种“段子”——拼接成了主人公心理医生杨博奇（有时也叫杨鲁仁）的一个人生断面，并透过这个断面捕捉与折射出种种时代问题与人的精神困境，但并不像现代派小说那样面目模糊与故弄玄虚。整体上，人物是鲜活的，线索亦是清楚的，皆围绕着杨博奇的几段经历编织而成。
最主要的线索大致有五条：一是主人公与老同学兼铁哥们——一名历史教授——华森及其“爱因斯坦+林徽因”的“奇女子”妻子赵苒苒的交往，二是主人公与现女友周樱的恋爱过往以及最终分手的结局，三是主人公与大学时期的前女友海兰及其丈夫——一位出版社编辑——石禹之间发生的几次谈话，四是主人公在诊所里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和他们的故事。这些人基本上属于书中所说的“富人”或者“富余人”，例如为不会讲黄段子而苦恼的公司财务经理胡大乐、生活空虚到处听演唱会又要寻找一夜情刺激的阔太太吴子君，当然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大老板金兆山和他一家人的事情。五是主人公由于租了一间地下室作为藏书室而与王大海等周围的农民工邻居发生的几次交集。此外，大学时候的老同学现已穿梭在政商学之间拥有各种头衔的“腕级人物”廖二闻，因揭批矿区污染受矿主威胁而“避祸”京城同时又是主人公女粉丝的记者冯筝，也不时交错在这些线索之中。
选择心理医生作为主人公和叙事者，确实能看到李陀在构思上的用心，这不仅可以让诸多互不相干且彼此封闭的个体相汇在文本之中，而且可以最大程度的打开与呈现他们的心灵空间，更可以让读者以一种对待疾病的视角分析与省思他们的精神与外部世界，将他们的故事看成一种我们所身处的这个时代的隐喻与危机。
正如项静所说，《无名指》的社会隐喻性非常强烈。不过，与现代派小说往往以意象式的方式隐晦曲折的刻画人物不同，李陀基本上采取了正面速写的方式，通过白描、对话、争论、独白、议论等方式极为凝练地勾勒出人物的主要特征，以及这些特征与他们身份、背景、所处时代的联系。有时甚至借用传统小说中经常用到的姓名隐喻与反讽，比如那位叫胡大乐的财务经理却怎么也无法理解黄段子中的欢乐所在，而吴子君又明显指向鲁迅的小说《伤逝》，只不过《伤逝》中的子君从自我觉醒转向沉醉于小家庭的幸福生活进而最终失去爱情，而前者则是在富足的中产阶级家庭生活中找不到生活的意义进而陷入了自我迷失与放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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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种写法，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是向批判现实主义的典型化写作回归。尽管可能还无法“写一个活一个”，因为一些人物过于漫画化，他们的出现有时候是一闪而过，仿佛是都市漫游中遭遇的一个个路人（李陀时常让叙事者处在对陌生充满好奇的旁观者与偷听者的位置），但作为读者，我们确实能看到各种人物身上“类”的痕迹。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
这些人，无论是华森、苒苒、周樱还是金兆山、廖二闻、吴子君，尽管外表光鲜，总是以精英、成功者的形象示人，但实际上却个个都像溺水之人一样，孱弱得总想抓住一些牢固的东西，让自己有所寄托，不过却总是不能如愿，学识、财富、权力、忙碌、佛堂、怀旧、艳遇、性爱等等都无法使他们保持内心平静和精神充实。即使是保留着较多知识分子本色的石禹，也在现实压迫下变得固执和带有攻击性。于是，他们看似健康，实际上都是或多或少的精神病患者，反复被抑郁、焦虑、狂躁所纠缠，并独自承受痛苦，找不到可以交流和倾诉的人，因此他们基本上都是自我封闭的。作为心理医生的主人公杨博奇也并不例外。
一个成功的心理医生至少既要做一个良好的倾听者又要善于与病人沟通，但小说所再现的几次精神治疗过程却并没有成功地让我们相信杨博奇是一个优秀的心理医生，尽管他拿到了美国的心理学博士学位，尽管那些“病人”都不同程度地肯定了他的水平。每一次接待病人，杨博奇都并不掌控局面，多少显得有些词穷和手足无措。他更像一个旁观者，对病人外在和行为的兴趣远远大于他们的内心，并且几乎不做专业分析和给予权威性建议。实际上他也并不相信——甚至讥讽——佛洛依德式心理分析的科学性。他之所以能获得就诊者的肯定，也许不过是他的学历光环以及病人急于找人倾诉而产生的病理性依赖。
在日常的交往中，他也很难敞开心扉，几乎不想就任何话题——尤其是关于自己的话题——深入下去，总是想“换个话题”。在和石禹的一次关于文学和写作的谈话中，杨博奇说“别人都是知道写什么，不知道怎么写”，而自己正好相反，“知道怎么写，可是不知道写什么”，这可以理解为主人公的自我写照。这实际上是个“空心人”，涂具各种因教育、阅历而习得的技巧、技术和方法。他似乎只有在性能力和文学见解上是无比确信的，但这或许又是一种想要抓住什么的虚妄。在这个意义上，由于人物多少带有“局外人”的性质，对自己的命运并无太多清晰的认识与把握，像虚影和游魂一样，缺少力量感。尤其在小说的结尾处，主人公被打了一记闷棍之后生发的幻觉与意识流动，更使得他像一个人间的游魂。从这点看，小说又不那么“十九世纪”，而带有现代派小说的残留。
不过，小说在塑造主人公时，显然又赋予了他一种超越性。其超越性主要表现为他性格中“难改”的“粗鄙”面向，这让他突破了那种难以撼动的“小资”与知识分子习气，进而似乎本能地在脏话连连的底层农民工身上感受到亲切和吸引力。甚至在其眼中，农民工们无论是严肃还是嬉闹都构成了对这个“轻佻”的富人与富余人世界的挑战与审判。小说最具匠心的无疑是安排了知识分子主人公与农民工的相遇，这为前者又添加了一个审视他们自己的世界的外部视角。后者恰恰不是前者的病人，似乎并无精神疾病困扰，他们更多的是身体上的疾病。有意思的是，作者还把工人师傅王大海设计成一名能正骨的民间医生，“不管你哪儿，腰，腿，胳膊，肩膀，脖子，到了王师傅手底下，捏几下就好，神啦！”
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位被“逼”出来的神医，但却实实在在地医好了工人身上的病患。作者有意安排农民工们作为那些形形色色的成功人士的对照，并赋予他们干净利索的力量感，这多少带有一些理想性和概念化。不过，作者（也包括叙事者）显然并没有持简单而廉价的乐观心态。王师傅最终要去危险的煤矿谋生，王师傅女儿小玲的理想是长大后成为一个“老板”。世界似乎并不会因为他们而改变，小玲也许永远无法成功而要步其父亲的后尘，也许可以成功然后又变成某个心理诊所的常客。作者并没有确切的答案，而把困惑和问题性长久地呈现于书写之中。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这篇小说真正动人之所在，作为学者的李陀几乎彻底的隐身不见了。
小说以“无名指”为名，应该是有所寓意的。无名指是人的五根手指中最不灵活的一根，也最没有力量。它是虚弱的、笨拙的，而且无名，也许它象征着那些农民工们，也许它也象征着那些知识分子、富人和富余人们，也许它根本就象征着整个时代。无论是人还是这个时代，总是受着这样和那样的病痛折磨，各个虚弱不堪，找不到可以安心的出路。貌似八面玲珑，似乎站在前沿，代表着方向，但实际上却是笨拙的活着，终将归于无名。这或许正是李陀通过小说指给我们的时代症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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