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浩 | 历史如何进入文学？
“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历史如何进入文学？
——以作为《保卫延安》前史的《战争日记》为例
何浩
编者按
保马最近连续推送一组讨论“社会史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笔谈文章。今天推出该系列的第二篇《历史如何进入文学？——以作为<保卫延安>前史的<战争日记>为例》，这篇文章以具体的个案研究打破了文学与政治的虚假对立，正是这一对立造成了“革命文艺”的尴尬身份，并使得高扬“文学性”的“20世纪中国文学”难以处理“革命文艺”的高度政治性。何浩老师认为，杜鹏程《战争日记》的写作很好地说明了文学不是政治的附属品，作为政治理念与社会现实的中介，文学书写一方面把握社会结构的变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对社会各层次活力的激发实现政治理念。文学/政治二元框架的错误在于将文学简化为政治理念附庸，从而过滤掉了革命实践发生的社会空间。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史的视野有助于我们把握文学和政治的复杂关系，进而想象一种迥异于“文学中心论”的读解“革命文艺”的方法。
本文原载于《文学评论》2015年第6期，感谢何浩老师授权保马推送。
在文学史中，文学讲述历史并不罕见。但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却由于这段历史的特殊性而呈现出特殊面貌和形态。文学界也因如何理解这一阶段的文学性质而分化。对于《讲话》以来的革命文学，研究界或以纯文学的名义排斥之，从文学/政治的二元结构来理解，批评政治对文学的高压，或对特定历史环境下的政治高压表示理解，但认为这一时期的文学本身价值不大。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以及文学与现实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再次成为具有高度挑战性的难解命题。
显然，我们总是身处特定历史条件之下展开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由此进行的历史叙述就并不像表面看似的那样平顺，而是充满我们特定的感觉、选择和重构，从而形成我们理解现实和构想未来的重要机制。当代文学中的历史叙述同样具有这一特点。但正由于我们身处特定历史条件之下，我们关于历史的叙述也往往受制于我们特定的思想意识、认知构架，充满经由某一特定历史时刻所形成的固定视角的高度过滤性。文学/政治二元对立的视角即是如此。有创造性的批评工作正是要警惕这种充满高度过滤性却又固化的叙述方式，并不断对固化了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话语系统进行分析和批判。
那对于理解这一阶段的革命文学而言，文学/政治这一理解模式过滤掉了什么？如何打破这一陷入固化的研究僵局？革命文学与革命实践之间的关系究竟是如何被特定历史条件构造的？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实践真的没有为我们提供某种更具有普遍性的关于文学理论的思考吗？
我们不妨先以杜鹏程（《保卫延安》作者）的《战争日记》为例，来考察革命实践与革命文学、政治与文学相互纠缠的过程中，实际上还发生了什么。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发表以后，并没有马上大量涌现与之相应的重要作品。相反，不少作家或觉得与自己之前创作道路不冲突（草明），或仍延续之前创作意识状态（杜鹏程）。那在《讲话》与实际文学创作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和距离？其历史中介到底是什么？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时，杜鹏程在延安大学社会科学院新闻专业班学习。他没有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但有关方面的“速记稿”他很快就读到了。
在杜鹏程和同伴杨楷等人的理解中，他们把《讲话》限制在针对当时已经进入文坛的、创作上存在种种不合时宜因素的作家和文艺工作者。而杜鹏程等人则还只是青年，他们并没有把自己包括在《讲话》所针对的文艺创作方式、艺术风格的结构之内。作为同盟者，他们处在《讲话》奋力争夺的场域之外，在意识方式、感知方式、情感结构上也就不存在《讲话》所批判的主体状态问题。《讲话》开篇谈到的“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我们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进，就要使这两者完全结合起来。”杜鹏程这些没有国统区经历、一直在延安上学工作的青年们，似乎提前完成了这种结合。在这样的理解中，《讲话》就仅仅被当做是与艺术创作有关的文件，而不是一个需要主体自我再构造的原则性文本。杜鹏程虽然深感《讲话》一扫雾霾、激奋人心，可并不觉得《讲话》所要求的作家的实践方式和文艺道路，跟自己之前的知识状况、意识结构、感觉方式有什么冲突。《讲话》不过是强化了他“献身人民是人生最高境界”的价值感。看起来，他人生的节奏与《讲话》要求的与群众结合相当吻合，剩下的就是继续努力。
杜鹏程看似做到了《讲话》所要求的“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很快，历史现实将突破此时政治与文学所已经达成的貌似吻合。
在1947年3月从延安一路撤退的行程中，杜鹏程不断听到和观察到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的相对和平所带来的新的混乱和腐败。他日记中特意记录下了不断从报纸上看到、从别人那里听到的陕甘宁边区的混乱、腐化问题。在撤离途中，杜鹏程的见闻使得他看到，最初他所感叹的圣地延安，其实已在历经十年和平之后略染灰尘。不但之前的干部精英变成了堕落分子，即便是下层的农民，杜鹏程也发现他们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变得状况百出，很难认为他们可爱可敬。他沿着他理解到的《讲话》所要求的“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方向努力，却看到了《讲话》所不能规定的现实状况。
不只是乡村干部、党员、农民，部队也在新的历史局势中发生了很大变化。军队一直是中共的核心力量之一。毛泽东说中共有三大法宝，其中之一就是武装斗争。军队建设也一直是中共的创造性实践之一。但杜鹏程的日记中记载了很多关于军队的新情况。比如，他在日记中记载了不少战士并非全是意志坚定、坚韧不拔，而是迷信、怕死、宿命。这些新战士与红军长征革命战士的经验和感受大有出入。不仅如此，作为革命主体核心的党员，也同样产生了许多杜鹏程意想不到的新的历史复杂性。比如部队中新出现的“抗日党员”和“地主党员”，都是杜鹏程从未碰到的新现象。在抗战时期向解放战争转变的过程中，解放区的很多部队和机关单位都有不少人在思想观念上认为抗战结束，和平建国就会开始，无法接受内战。“我是抗日党员，不是阶级党员”，就是很典型的代表。这些都是抗战时期所未曾遭遇的新状况。
怎么理解和应对这些新问题？这些不能被之前的阶级论、英雄主义、革命理想等概念简单回收的、历史结构变动后产生的新的异质现实，被杜鹏程逐一呈现在日记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能看出他的感知活力和思想活力。
杜鹏程（1921年5月5日-1991年10月26日）
但是，之前的中共文件都无法提供如何应对和调整这些现状的现成办法。不但《讲话》中没有，《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宣言》中也没有。现在的问题是，不再是简单的如何与人民群众结合的问题，而是通过行军走访，历经劫难，杜鹏程重新面对无数不是《讲话》所能包涵的复杂现实，那也就不能直接用他之前所理解的《讲话》的方式直接与人民群众结合。当杜鹏程研究了这些新的历史状况中产生新的变化的农民、工农干部、党员之后，怎样才能找到新的途径与方式与人民结合，再次成为革命机器的一环？
另外，战场瞬息万变，新情况产生的新的复杂性和困难，需要不断了解新因素新变化，调整意识和判断，而这正是考验党员的地方。李恽和政委，则具备高度敏感性。每晚关心战士洗脚，细致分析不同籍贯战士在部队迁移中的不同心理，都显示了党员干部对“群众路线”等革命经验的重新调动和盘活。
正是在不断重新调整生活状态、组织方式和官兵关系中，军队的斗志重新被激发出来。每一个新的状况，都需要党的干部具备敏锐的现实感和穿透力，去理解新的社会结构和人员构成，才能将“群众路线”的政治要求重新落实到新的现实状况之中，调动和激发战士的斗志。正是这些部队中的党员干部建立起一个稳定的核心，并配合中共中央这一时期有召唤力、说服力的论述、制度与组织、生活机制，把涌入的有朝气有责任感的人（如杜鹏程）再次转化为自己可以依赖的组织、精神和实践机体。这也正是共产党在抗战及解放战争后期急速扩张却并未被涌入和变化了的社会力量（比如各种农民、党员等）败坏的重要历史原因之一。
正是在不断直面这些变化的现实和不断感知这些被革命者翻转的现实中，《战争日记》记录了这几年杜鹏程如何不断反省自己的思想构成和精神内容，跟这场战争中流血牺牲、奋勇杀敌的战士们之间的关系，重建自己对革命的感知和认识。一开始他甚至羡慕别人骑马他走路，后来在战斗中亲历战士冲锋陷阵流血牺牲，他不断反省，重新理解和体认革命的内在构成，以及生长于现实中的革命逻辑。这种面对新的环境而质疑自我，其实也是在回应新的环境的召唤。外部历史结构现在真正成为可以平衡、校正自我精神思想、情感结构的参照系，从而使得自我与外部历史的这种真正有效的互动关系构成了人与外部历史空间的某种程度的统一性，并在这一实践过程中形成情感真切而无个人患得患失之心，不怨天尤人，不急于摆脱困苦，而不断调动忘我、克难之心去完成大业，并最终战胜强敌，历经劫难而杀出重围，得以出于困境之外。困顿而不怨尤，既真切又能高拔于其上。[①]
正是这些丰富的历史实践才构造出了杜鹏程所感觉到的这种生活气氛，从而使得他身心浸润于其中，并在这种血肉相融相通的历史空间结构中激涌出他对祖国的爱，以此作为写作《保卫延安》的前提。
我们看到，《讲话》发表5年后，历史结构状态已经出现诸多变动和位移、现实关系发生诸多层次的错位，人民群众也在和平时期逐渐分化，出现了很多堕落分子、农民也在新的土改中产生新的问题，整个历史结构的变动释放出大量新的不确定因素。作为一个革命文艺工作者，杜鹏程不能再直接依赖《讲话》等文本作为实践指导，必须重新直面新的社会现实状况，在新的革命实践方式中调整自己，再次与人民结合，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环，重建富有生机的历史空间。因此，我们也不能直接将他的创作看作是《讲话》逻辑的直接延伸物。在《讲话》的政治压力与文学活力之间，杜鹏程几经生死，杀出重围。革命实践中的重建军队、人际伦理关系的再次激活、组织方式的重组等等，再次调动人的积极状况，克服并走出困境，在这个被再次打开的巨大社会空间中，文学才再次找到活力源头。《保卫延安》之所以得以产生，并不直接是政治的结果，而是政治落实到社会现实，并在翻转现实的实践中，革命者再造自己感知结构后的文学书写。
可见，文学/政治二元结构阐释框架的固化性在于，它彻底过滤掉了“革命实践”这一实际发生巨变的社会空间，使得我们对于文学的理解被迫绑架在与政治理念的僵硬关系中，而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也变得单薄和片面。实际上，在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践中，政治理念真正有效的时候恰恰是对中国社会结构内在构成的有效触动和翻转，社会各层次的活力被调动出来，深度介入革命实践的作家捕捉到这些人的精神新面貌，作家的创作活力才会被激发。这个时候的政治与文学其实是在“社会”这一重构的新空间中碰撞和结合的。
而对文学/政治框架的突破，正是要回到历史实践之中，以历史实践的消长起伏为考察重点，充分调动历史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紧贴历史涌动脉络，观察历史主体是如何在实践中重构自身，又如何通过文学书写来整理和描述历史实践，强化和引导主体意识结构、感知结构，并影响主体的进一步实践方式、方向。通过这样的文学历史化，从历史现实的变动逻辑之中来考察文学文本的形成过程和经典化过程，我们才能摆脱以一种后设视野来观察历史，并通过历史现实的丰富呈现，来调整和校正我们对于自身现实处境的理解和认识。
但还需进一步问，革命实践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活动，其经验对于我们今天思考文学，还有何意义？在后革命时代的今天，叙述历史和现实的文学，为何难以突破既定叙述框架，还会反过来强化我们身陷其中的意识模式？
在杜鹏程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历史的叙述也仍然是有选择性的。但他高度介入到翻转中国社会困境的历史实践之中，并对这一实践过程中的组织方式、人际精神状态有深切体认。这实际上是进入到中国社会的特定历史结构困境并对之展开翻转的实践之中。中国社会自身的构成、运作具有一些结构性要素，而这些结构性要素在漫长历史变迁之中受各种力量的冲击碰撞会不断调适、变形，在适当的经济、政治、伦理、组织因素的配合下，它能达到高度良好状态。但一旦某些因素发生变化，就会牵连出结构性失衡，从而在每个阶段都会逐渐形成一些结构性困境，构成每个时代的人们所面对的不一样的现实。
人们在特定的历史现实中不断形成主体意识、情感结构、认识方式，并对这些现实状况作出知识构架上的整理和文学层面的书写，对现实的这些整理和把握又会影响到人们历史实践行为的着力点、方向、程度轻重、进度缓急等等方面。因此，我们对复杂现实中各种因素的过滤性理解和选择性书写，就不只是随机性的选择历史实际发生的任意现实，还必须参照中国社会构成的结构性要素来撬动历史实际所发生所展开的实践活动，考察这些历史实践活动是否有效地、创造性地翻转了中国社会在该阶段所遭遇的结构性难题，而各阶层主体在这些实践活动中的思想情感状况、道德伦理关系等则将成为激发作家创作的社会基体。
杜鹏程在革命实践的巨大社会空间中所把握和通过文学书写的，正是这一特定历史时代的社会内容。但这一文学实践的辐射意义并不仅限于革命时代。每一历史时代都有自己最鲜活的现实，都有自己必须面对的现实困境，都面临中国社会如何才能达到高度良性的运作状态，在不同的历史状况下中国人如何才能过上美好生活。这就要求我们注意中国社会构成的结构性要素在特定历史境遇中如何配置，而不是固守某本既定经典或理论框架，将思想看作是一些永恒命题，封闭在某种既定秩序之内，进而让所有的社会知识都围绕着这样的经典序列来不断生产。思想必须携带着与各种特定历史现实困境搏斗的血痕和热温。在这样的关怀视野中，我们将考察每一个历史实践对于中国社会要在特定历史条件中达到良好社会状态而言，意义何在；考察每一个文学文本又是如何整理和把握这些历史实践的。革命不可复制，但中国现实的好转也并非无迹可寻。如果说文学像镜子一样反映现实的文学观，曾经被革命文学过度使用以致僵化，那我们不妨借用一句话，文学是征途中的战士所携带的镜子。这面文学的镜子会随着不同时代的人而折射不同时代的历史实践，以及在征途中倒下的人们。历史必须通过翻转特定现实困境的社会实践才得以进入文学，但进入文学的历史并不等于历史实践本身，它可能是被种种机制过滤之后的历史；文学的尊严在于，它也必须重新紧贴历史脉络，通过对历史脉络的充分内在把握，才能突破固化和僵化的叙述危机，充分有效地再次介入历史和现实。这也才能将文学扎根于现代中国如何繁荣富强的现实关怀之中，扎根于那些为了这一理想不断奋力开拓的主体实践之中，扎根于每一个认真思索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人涌动着的生命之中。无论成败。
[①] 不只是杜鹏程，徐光耀创作《平原烈火》（1951）之后，丁玲曾对他说，忘掉自己是作家这件事，先去学习做人。参看徐光耀：《阳光·炮弹·未婚妻——徐光耀抗美援朝日记》，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第148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