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卓|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历史化”

编者按

近期，保马已先后推送程凯老师与何浩老师关于“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笔谈文章，今日继续推出该系列第三篇：刘卓老师《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历史化”》一文。当前，社会史视角作为一种有益的参照正逐步被纳入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方法论中。然而，无论是“文学史”抑或是“社会史”，都无法逃脱“历史化”的叙述困境，唯有解决源头性的“理论困惑”，从“社会史”视野深入剖析文学的内在肌理方才有效。与其说，作者将文学置于“社会史”考察的范畴，毋宁说社会史是文学史潜在的参考对象，二者在被“重写”的过程中，分享着同一逻辑与时代印记。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浪潮（13年现当代编年史的出版）试图“还原历史现场”，质疑“历史的目的论”，在反抗本质主义的斗争中却丧失了与现实对话的能力。理论的涌现与探索的痴迷阻碍了反思自身的可能性，其结果再次陷入“本质化思维”的泥沼。90年代《再解读》的出版释放了“左翼文学”批评的活力，然而，“去历史化”、“去语境化”的阐释模式恰恰忽略了“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的革命经验”，因此导向了“理论先行”的深渊。如作者所言：“在一定程度上，‘历史化’所讨论是文学研究的方法。但究其根本，对历史现象或文学文本的阐释，不是文学方法论问题，其着眼点不在于现当代文学之为文学的特殊性，而是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整体理解。”

本文原载于《文学评论》2015年第6期，经由作者授权，感谢刘卓老师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历史化”

刘卓

 “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这一表述并不清晰。它所包含的第一层意思，是针对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困境，在最低的意义上重提“历史化” 。

最近的一次“历史化”，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重写文学史”。“重写文学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现当代文学的经典作品的重读，直接针对的是“工具论”和“反映论”影响下的过于政治化的阐释。虽然当时围绕对于现代主义的重访出现了一批新的批评语言和写作实验，但是这个重新阐释的动力，主要地并不是来自于新的理论方法的冲击，而是源于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所开启的价值重估和历史重述。

以《上海文论》所组织的“重写文学史”系列讨论为例：它有两个主要构成部分：作品重读和新文学史的整体梳理。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后者重于前者。从其栏目构成来看，已能看出其自觉的意识，从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来讲一个比较大的文学史问题。需要指出的是，很多新的阐释是以这样的名义被提出：论从史出。通过重新尽可能全面地梳理历史资料，以获得理解文学文本的“真实”根据。[i]就“重写文学史”而言，值得追问的是八十年代初期这一场旨在重新界定“什么是文学”的争夺，是以辨析史料、考镜源流的方式发动，并使得“回到历史现场”成为现当代文学学科的重要的基础训练之一？

这并不仅仅是现当代文学学科内部的问题。回顾社会史的兴起，我能够发现一种类似的、可以约略称为“经”/“史”之间的紧张感。社会史同样兴起于八十年代，除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之外，它与历史学科内部的反思相关，即史学研究受制于政治力量，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历史讲述，过于注重政治理念的展开，遮蔽历史的全貌和真实。“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是复兴社会史研究的直接动因。[ii] 在历史学科反思中的“历史化”不是简单地就史料而言，正如同现当代文学学科中的“历史化”不是简单地补充文学作品的社会历史背景，它指向的是对于政治化的教条的全面反思，“历史化”在这里承担着思想工作的责任。

在回溯这一段历史叙事的转变时，一种观点是将其概括为从“革命史”叙事到“现代化的”叙事的转变。以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来看：兴趣重点集中于现代性问题，并以此为基础重构整个文学史讲述；集中于前三十年，后三十年的文学被视为文学价值不高而较少研究等，那么，这个概括有其说服力。随着对于八十年代的启蒙意识形态的批评、以及对于现代化叙事的反思，这一研究取向的弱点也被更深地剖析。但八十年代的文学学科、史学学科内部的反思中还有一些不能完全被概括为启蒙意识形态和现代化叙事的因素，它们同样是在“历史化”的整体背景下出现的。

就现当代文学研究来说，还有另外一个源于八十年代的“重写文学史”的脉络。2013年出版了几本重要的现当代文学的编年史，这项工作是为了纠正历史观先行的偏颇，采取编年的方法，意在呈现文学发展的丰富性和复杂性。[iii]这里所指的“历史观”先行，在当时所针对来自于政治的权威阐释，在其成书问世的今天，同时也与理论先行的文学阐释方式之间形成了紧张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编年史是尝试将把八十年代重写文学史中的历史化推到极致，以它的“全”来克服原有的政治化阐释的片面，以实证的“真”来取代政治化阐释所界定的“真”。在这一点上来说，它更偏史、偏实证。它把问题的焦点从定性——什么是文学，什么是新文学——转移到关注这一历史动态过程。编年史不直接以论述的观点见出，而是进一步的研究奠定基础。参证社会史的兴起，能够看得更为显明。社会史最开始被期许为“全史”，稍后也被认为是依托于特定研究方法的“专史”，但是两者实际上分享了同一个诉求，即扩宽传统史学的研究领域，最大限度地接近全面的、或者总体历史。

这个“全”是表象，其真正追求的是在一个更开阔的视野中来理解中探索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多重关系，并尝试在充分考虑这个复杂性的前提做出相应的历史解释（如果不是历史叙述的话）。 它使得那种以真理叙事的面目所出现的历史讲述被有效地搁置，它以历史的钩沉承担反思的基础工作。在这个语境中，“历史化”不是任何现成的方法论，不是文学之外的另一个学科的工作方法。更进一步而言，这个“历史化”它不仅仅是与政治化的阐释构成张力，它同时质疑的是以这一历史讲述中的历史目的论和本质主义倾向。

以80年代初期围绕现实主义所展开的讨论来看，重新理解什么是“本质”，在现实主义写作的逻辑内部尝试将多样性、复杂性纳入到“本质”的构成中。从一方面来说，这一努力是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强调恢复文学吸纳现实经验、与现实世界对话的能力，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围绕文学中如何达到“本质”的讨论所指向的是对于现实主义创作背后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基础的反思。与此相关的对于本质主义和历史目的论的反思，不仅仅是针对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作品，以同一时期的鲁迅研究来看，这一反思同时包括了五十年代所和八十年代的研究。五十年代的政治化解读和八十年代所提出“思想革命”为核心的阐释体系，两者分享着同样的对于“必然”、“规律”、“本质”的偏好。两个年代对于其“本质规律”的定义并不同，但是内在逻辑是一致的。[iv]

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八十年代“重写文学史”中围绕作品阐释而产生的争论，除了其展示出来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之外，它越过具体的文学研究而触及到它的哲学根底，即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哲学究竟意味着什么。进而言之，八十年代语境之中所产生的“历史化，隐含着与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史观和认识论的紧张关系。它在这个紧张关系之中不断地确定了自己的研究路向，比如史学研究中从政治史转入社会史、文化史，而文学研究中转入到审美分析，转入到文学内部研究等。就现当代文学研究而言，这一努力的内容之一是发展出一整套新的、不同于唯物主义的史观和认识论为哲学基础的知识体系，尝试超越原有的作为一种文学体制和知识生产体系的现实主义，纠正“工具论”和“反映论”之弊。

在这个努力中的“历史化”，已经与围绕文学史书写中的历史叙事问题区别开来。这个“历史化”是作为文学研究内部的一个问题，尝试对于文学的内部与外部、它自身的艺术特性与社会历史之间的关系等作出新的尝试。这个“新”是直接针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中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决定性的理解视野，在生产方式，在政治经济的决定性因素之外，探讨思想发展的内部规律，文学的特殊属性等。

在八十年代的语境中强调文学的感性经验、审美特征，具有了反抗形而上的解放性，并且为引入不同的文学理论提供了空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正是否定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史观所留下的巨大空洞，召唤起了不同的理论预设进行填充的热情。但沿着剥离文学的认识功能，而强调其作为创造活动的特殊性之路，很快遇到了一个悖论，即文学越来越失去了与现实对话的能力。

就现当代的文学研究来说，可以发现另外一个现象，文学史的研究越来越注重具体、局部的经验，文本的分析更为侧重民族的、地方的、女性的、或者族群的身份，以获得其真实性。这并不是文学研究中所独有，在社会史学研究中同样出现了这样一种趋势，即强调未加反思的强调特殊性或地方性的经验。。与之相对应，社会史研究中始终存在这样的反思，如“社会史研究需要理论”，处理大历史与小历史之间的关系，重提社会史研究的政治性，处理社会史与传统的政治史研究之间的关系。[v]从这一点上来说，与其说能够从社会史研究中移植现成的研究方法到文学研究，不如说两者面临着相似的困境。

在文学研究中出现的大量使用理论话语的现象，与社会史研究中大量出现的区域、地方性研究，虽然表现不同，但有其内在的相关性。当这些经验越来越被当作一种“地方性知识”被组织进一个话语生产的霸权结构之中。它虽以经验的形态出现，但是就其在缺少反思自身的理论前提预设的情况来看，它反倒是更为本质化的。这里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从八十年代初反本质主义开始的重新定义文学，会重又落入到理论/文学（历史）的二元结构之中；从批判性的反思开始的历史研究，为什么最后失去了重构历史叙述的能力？

在这里，我尝试再引入90年代以来有很大影响的“再解读”作为例子来讨论。一般而言，“再解读”会被置于“重写文学史”的脉络中，二者处理的对象也多有所重合，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品。“再解读”的突出之处并不仅在于引入不同的文本阐释方法，它并没有表现出重构文学史须事的诉求，更多的是侧重于意识形态分析而呈现出来的鲜明的政治性。这与“重写文学史”所做的从“政治”到“审美”的转移是不同的，客观上所起的效果是使得现代化叙事为基调的文学史中被遮蔽的左翼文学脉络重又被纳入到讨论空间之中。虽然它采取的基本方式仍是选取单一文本，但是已经不再延续原有的作家/作品，人物形象/叙事结构等传统路径，它的“文本”更像是一个叙事机制，并没有将文学作品视作革命理念的“反映”，相比较而言，叙事机制被视作与意识形态的机制同构的。这个分析方式隐含了方法论的变化，它客观上所起到的效果是，使得现代化叙事为基调的文学史中被遮蔽的左翼文学脉络重又被纳入到讨论空间之中。但同样地，它产生了另外一个困难，即模糊了“革命”与“现代”之间的差异。[vi]如果推而言之的话，它抹消的不仅是中国语境内部的“革命”与“现代”的差别，在一定程度上，在这个视野中所有的政治构成都会被视为意识形态的宰制、合谋，这是否是另外一种的理论先行？

在2006年《再解读》的《再版后记》中，唐小兵将这一反省指向了重新历史化，亦即将围绕文本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分析引向更为复杂的历史纵深。[vii]这一调整是针对着对于“再解读”过于理论化而缺少历史复杂性的回应，但是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这个“历史化”什么，如果仅仅沿着现有的路径意味着强调其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完成一种理论（西方理论）加上历史（中国经验）的粘合，那么其历史对象的丰富性在尚未讨论之初实际上就被关闭掉了。这样讲并不是指文学创作完全脱离现实，而是指它无法对于其所以依赖的由理论所衍生的“文学”观念进行反思，而这些理论也无法对于自身的历史条件形成一个整体性的理解。如果我们追溯“再解读”所征用的西方理论的原初语境的话，这些理论方法本身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于其“西方”属性，而是抽空历史语境。这一抽空历史语境的理论工作方式，无法简单地通过填补其历史细节来得到克服。

“再解读”思路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有很深的影响。对它的批评，不仅仅是包括以“历史化”克服理论过度阐释，或者辨析其理论话语构成内在的漏洞。放置在八十年代以来的“来龙”中，它使得我们需要反思：在全盘地反思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史观之后，如何认识在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的革命经验。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不是为了补全现代历史的多样性，而是在于捕捉到蕴藏在革命经验中的主体变革和解放的可能性，及内在逻辑，而这一可能性并不会仅仅有辩护其意识形态的正当性而出现。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这一反思，并不仅仅是因为其研究对象——“再解读”所引发的重审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文学经典——来引起的，也不是仅停留在对于后三十年的文学做出新的解读，它应是源于一个持续性的追问——如何理解现代中国。

在这个意义上，对于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不得不是两面作战，一方面历史经验的重新讲述，而另一方面则是对于现有的文学研究方法论的批判性辨析。在这个意义上，我将“历史化”作为文学研究的方法论，无法再以重构文学史叙事的方式来完成。它并不是做加法，比如在文本的、审美的分析之外补充上社会的、历史的背景，或藉由心理分析的、或者意识形态分析的方法，来指出其潜在的叙事结构或者政治前文本。以一个不太恰当的方式来说，它是做减法，是对构成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理论预设、历史叙事等加以澄清。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研究中的“历史化”，是退一步的、反思的姿态呈现其为一个不断的批判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历史化”所讨论是文学研究的方法。但究其根本，对历史现象或文学文本的阐释，不是文学方法论问题，其着眼点不在于现当代文学之为文学的特殊性，而是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整体理解。

注释

[i] 参见杨庆祥对王晓明和陈思和就“重写文学史”问题所做的访谈。

[ii] 参见行龙《中国社会史研究向何处去》，《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iii] 参见《文学评论》2014年第3期的“文学史研究”笔谈，三部编年史分别为刘福春《中国新诗编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3月），卓如和鲁湘元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编年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6月），张大明《中国左翼文学编年史》（社科文献出版社，2013年8月）。

[iv] 参考汪晖《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文学评论》，1988年第6期。

[v] 参考赵世瑜：《社会史研究呼唤理论》，《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杨念群：《为什么要重提政治史》，《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黄宗智：《连接经验与理论：建立中国的现代学术》，《开放时代》，2007年第4期。

[vi] 参考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导论部分对于“再解读”的评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vii] 唐小兵：《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