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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正惠|陳映真如何面對大陸的改革開放:出版《陳映真全集》的意義(下之一)

吕正惠 保马 2022-10-12


编者按


理解陈映真,除将其放置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脉络考察其思想路径的形成,同时还应辨明晚期陈映真对改革开放所持有的价值判断。保马今日继续推送《出版陈映真全集的意义》(下篇),作者通过大量原文的征引,试图“给后期陈映真梳理出一个完整的思想面貌”,以之击碎曲解、利用陈映真服务于特定阶级利益的不实言论。陈映真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尽管一度忧虑于80年代知识精英自我意识的膨胀,但随着近些年,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逐渐推动了世界秩序的重建,党和政府针对社会不公作出的有效治理,使陈映真对改革开放意义的认识更为深入,对中国之前途亦更具信心。简言之,社会主义理想是其一生坚守的信条。

 

文章经由作者授权,感谢吕正惠老师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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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正惠|出版陳映真全集的意義(上篇):重新思考一九七、八O年代的陳映真

陳映真如何面對大陸的改革開放

出版《陳映真全集》的意義(下之一)

吕正惠



一、陳映真與保釣左派


最難理解的陳映真是陳映真對大陸改革開放的態度,以及他對中國發展前途的看法。在這方面,人們都有強烈而鮮明的立場,並以自己的立場去詮釋或曲解陳映真,以便利用陳映真或譴責陳映真。至今為止,還沒有人全面整理陳映真自己在許多文章中所發表的議論,給後期陳映真梳理出一個完整的思想面貎。這一次在翻閱《陳映真全集》的過程中,我特別留意這方面的問題。現在我先說說我自己初步的看法,這些看法肯定還不成熟,但考慮到可以作為將來繼續討論的出發點,我也就不嫌其淺陋了。為了取信於讀者,以下的討論會大段引述陳映真的原文。這種行文方式比較特殊,希望大家能理解。

 

前面已說過,早在一九五、六○之交,陳映真已對革命後所建立的新中國充滿憧憬,而且否定國民黨政權在台灣續存在的合法性。四十年後,在建國五十週年之際,陳映真作了更清楚的表述:

 

中國共產黨領導並取得勝利的中國革命,是中國人民在古老的中華帝國崩潰、軍閥割據、帝國主義侵略、民族經濟破產的總危機中爆發出來的救亡圖強的巨大能量的一個結果。這個革命打倒了帝國主義、打倒了封建主義,消滅了官僚資本主義。沒有打倒這三座大山,今天的中國會怎樣,看看印度就明白了……有人批評中共不應該選擇社會主義道路。但這是在百年國恥,被帝國主義豆剖瓜分的命運中崛起的中共,從國民黨手中接下殘破貧困的中國,奔向富強時必然的選擇。(重點本文作者所加,〈中國知識分子失去了人民的視野〉,卷18,113─4頁)

 

這是陳映真最基本的歷史認識,是他一生行為的基礎。為此,在一九九○年二月中國共產黨處境艱難的時候,他毅然決然的率領中國統一聯盟的主要盟員訪問北京,和江澤民見面;他參加建國五十年的慶典;在最後無以為生時,他選擇定居北京,擔任中國人民大學的客座教授。這是他一輩子信仰的歷史信念,不管你如何批評他,他始終不改其志。

 

從這個地方,就可以解釋陳映真和海外文革左派的差異。海外左派從小接受反共、親美教育,釣魚台的主權問題引發了他們內在強烈的民族情懷,把他們的眼光從台灣的中華民國引向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時候大陸正在進行文化大革命,文革的理想主義激起了他們的熱情。陳映真這樣說他們:

 

然而,來自白色的港台、在保釣運動前基本上對中國革命一無所知,甚或保持偏見的保釣左派留學生,卻在短短幾年保釣運動中辛勤而激動地補了大量的課,不少人經歷了觸及靈魂深處的轉變。他們從一個丟失祖國的人變成一個重新認識而且重新尋著了祖國的人。他們更換了全套關於人、關於人生、關於生活和歷史的價值和觀點。有不少人為此付出了工作、學位甚至家庭的代價,卻至今無悔。祖國的分斷使歷史脫臼,運動則使歷史初初癒合。(〈我在台灣所體驗的文革〉,卷15,395─6頁)


雖然如此,海外左派還是缺乏陳映真的歷史認識,他們並未從中國現代史中深切了解中國為什麼會走上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他們不知道新中國建國道路之艱難。所以,當他們懷著理想踏上大陸,大陸的「貧困與落後」首先就讓他們大失所望,一大批人因此幻滅。等到文革結束,大陸進行改革開放,剩下的人又認為大陸已經「走資」了,從此也就拋開現實的中國,並且對兩岸的統一問題毫無興趣。

 

陳映真曾經談到一批海外文革左派回到台灣以後,跟台灣統左派之間的「不協調」關係,他說:

 

在「釣運」左翼中以社會主義和毛澤東主義改變了自己和人生道路的人們,開始深刻地懷疑一九七八年以後中共的社會主義道路,從而使原本理所當然地以大陸社會主義統一台灣、變革台灣的思想陷於苦惱。他們開始思考台灣的社會主義變革道路的另外可能的選擇。左翼統一論逐漸變成了左翼的統一躊躇派。

一九九二年以後,隨著大陸的國家資本主義與私有經濟綜合經濟迅猛發展,這些毛派人士眼見中共對台政策逐步非革命化,及至九七年香港回歸,他們眼見了紳商階級主導的、妥協的民族統一模式,加深了毛派人士的失望……

而凡此,都促使毛派人士逐漸趨向於某種「一島社會主義」變革論。九○年代中,這些毛派朋友陸續回台,首先找台灣在地左翼統一派──主要是五○年代肅清中倖活下來的前政治犯和七○年代在地保釣左翼,即《夏潮》雜誌周圍的年輕世代──尋求同盟。但後者對於民族統一的近於「黨性」的堅持,使他們至今無法走到一起……(〈沒有「幽靈」,只有心中之鬼〉,2001,卷19,258─9頁)

 

這些海外毛派(即上文所說的海外保釣左派)從此以後只講「左」,絕口不提「統」,他們要求台灣統左派「暫時」放棄統一運動,而專注於島內的社會主義運動。統左派當然不會同意。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至少到二○○○年民進黨執政之前),他們在台灣島內的「左」派光環其實遠遠超過統左派。我們當然不能把島內統一運動難以展開的責任歸之於這些毛派,但這些毛派對於統左派有時候甚至是從瞧不起上升到藐視的地步的,這一點我個人深有體會。

 

陳映真與許多海外保釣左派有交情,甚至對他們還有一些同情,但陳映真絕對堅持統一運動刻不容緩,這是毫無疑問的。他最長的一篇自傳性質的文章〈後街〉(1993)中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話:

 

從政治上論,他認為大陸與台灣的分裂,在日帝下是帝國主義的侵奪,在韓戰(爭)後是美帝國主義干涉的結果。台灣的左翼應該以克服帝國主義干預下的民族分斷,實現民族自主下和平的統一為首要的顧念(重點本文作者所加)。對於大陸開放改革後的官僚主義、腐敗現象和階級再分解,他有越來越深切的不滿。但他認為這是民族內部和人民內部的矛盾,〔從〕來和反對外力干預,實現民族團結與統一不產生矛盾。(卷14,168頁)

 

克服帝國主義的干預,實現民族的和平統一是「首要」的,改革開放後大陸內部的問題是民族內部的矛盾,「台灣的左翼」應該加以分辨。這一段話明顯是有針對性的,和前一段引文相比較,就可以看得出來。


主張先「左」而不「統」的台灣左翼常以陳映真為同道,並引陳映真對大陸改革開放後一些令人不滿的現象的批評,以証明陳映真也認為大陸「走資」了,企圖混淆視聽。相反的,有些人又過度愛護陳映真,以為陳映真某些情緒之言不宜「編入」文集或全集中,就這更增加了人們對陳映真思想堅定性的懷疑。其實,根本就沒有這樣的問題,所以上面的分析與論辨絕對是必要的。

 

保釣左派除了受到文革時代毛澤東思想的影響外,還接受了一九六○年代後半期在西方興起的「新左派」的一些想法。新左派,特別在法國,也受到毛主義的影響。我曾經略微讀過一些西方新左派的書,覺得那只能算是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左派,事實上後來一些論新左派特質的著作也都這樣批評。新左派不久就「過時」了,被更為「激進」的法國「解構派」所取代。法國解構派對西方影響最大的人物就是福柯,到現在福柯還是非常的紅火。他的思想的主旨就是要把一切的「社會建構」解構掉,認為這一切都是後天人為形成的,目的是要壓制社會中的「異類」;或者說,是藉制造異類、壓制異類以形成「社會建構」。福柯的思想最能代表西方「激進」知識分子既不滿社會現實、又無力改變現實的困境。他們最重要的武器就是「批判」、「解構」,知識分子由此而得到滿足。解構派和新左派其實是一脈相承的,把它們的思想邏輯發展到最極端的就是福柯,福柯的聲名長期不墜,就可以看出西方激進知識分子精神之所在。

 

當年我所以很快就放棄新左派和解構派,是因為我發現他們根本沒有意識到第三世界的存在。沒有第三世界視野的人,怎麼可能是「左派」呢?陳映真和這些左派根本的差異就在於:他始終關注第三世界。

 

早在一九八四年一月,陳映真就發表了〈中國文學和第三世界文學的比較〉(卷7),把當時台灣盛行的鄉土文學擺在第三世界文學的視野下加以論述。從這樣的視角談論台灣的鄉土文學,在當時的台灣,可謂絕無僅有。一九八三年三月,陳映真有關跨國企業的小說集《雲》出版後,渔父寫了一篇書評〈憤怒的雲〉,批評陳映真的小說是為「依賴理論」張目。因為渔父的主要目的是要批判「依賴理論」的錯誤,而為當時流行的、美國自由主義的發展理論辨護。這就給了陳映真一個機會,讓他能夠詳盡的批判自由主義的社會發展觀,同時也談論「依賴理論」的要旨。這篇文章,〈「鬼影子知識分子」和「轉向症候群」──評渔父的發展理論〉(一九八四,卷7)非常的長,是陳映真一九八O年代有數的理論文章。「依賴理論」在台灣從來沒有充分的介紹,理由很簡單,台灣學界完全是自由主義的天下,任何超出自由主義的社會發展論述,都很難在台灣立足,所以陳映真這一篇長文在當時很受矚目。

 

陳映真的第三世界論,是和他對當代資本主義性質的認識,他對中國必須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堅持這兩者緊密相連的。當我們了解了當代資本主義的性質和第三世界發展道路的艱難之後,我們才能真切認識到社會主義中國在當今世界所應負起的責任、所應盡到的歷史使命。對這一切,陳映真都有非常清楚的論述,這才是「左」的陳映真的真面貎,很遺憾的是,至今還很少人認識到。

 




二、陳映真論資本主義


前面已經談到,一九八○年代陳映真小說最重要的主題,就是資本主義消費文化對於人的心靈的腐蝕作用。現在從理論層面再簡單談論一下。陳映真在中篇小說《萬商帝君》(1982)中,藉著劉福金這一人物,對資本主義消費文化作了清楚的剖析:


把企業的產品迅速、廣泛地普及於社會大眾,必須通過企業有計畫、有組織、有行動地「開發」人對商品的慾望──這就是劉福金花了四十多分鐘時間神采飛揚地說明的一個著重點,他的美腔美調的英語,似乎越來越流利起來了。他說:

「這就是所謂『創造慾望』,」劉福金用英語說……

劉福金以一種精巧陰謀的設計者那種快樂的聲調說,要使每一個消費者成為今日的國王。要動員一切資訊科學、心理學、行為科學和社會學……藉著現代大眾傳播的各種技術知識,去開發人的七情六慾。「要解放人們的慾望,通過設計良好的企業行動,去開發人對於商品的無窮嗜慾。」劉福金說,「挑起慾望,驅使他們採取滿足慾望的行動──購買我們的產品,而且要在滿足了一個慾望的同時,又引起一個新的慾望……」(卷5,341─2頁)


生產本來是為了滿足人們生活上的基本需求,但資本主義的邏輯卻是:為了追求更大的利潤,可以藉著現代大眾傳播的技術,開發人的欲望,挑起人們的購買欲,創造人們的需要。這實際上是消費的「異化」、消費的「非人性化」,把人降低為「消費的動物」。而這種無限開發型的消費形態,同時又會耗去地球上不知多少資源,直至耗盡而後已,這不是人應該追求的生活。這是陳映真反對當代資本主義的一個非常重要由。


陳映真堅決反對當今資本主義體系的最重要理由是:資本主義是製造當今世界兩極分裂──富裕的資本主義世界和廣大、貧窮的第三世界──的罪魁禍首。為了讓讀者對陳映真富有感情的論辯方式有一個深刻的印象,以下將引述陳映真論述亞洲國家的悲慘處境的一個長段:


整個亞洲之中,各民族各國有它們不同的歷史和文化。然而,今日亞洲各族人民所面對的各種嚴重的問題,卻有高度的共同性,那就是被外國獨占資本和與之相結合的國內支配階級的掠奪所產生的貧困和不發展。從十九世紀的舊殖民地時代以降,貧困在古老的亞洲大地上一貫地再生產著。幾百年來,貧富差距、窮人的數量,在廣闊而古老的亞洲只有愈加惡化的傾向。

二次大戰後亞洲前殖民地的「獨立」,其中絕大部分並不真實。因為今日的亞洲「國家」,許許多多都是過去西方殖民主義直接的產物。如果亞洲不曾被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侵入過,亞洲人所建造的國家,肯定和今天的國家在性質和形式上完全不同。亞洲的貧困之再生產,基本上是這歷史上新舊殖民主義本身所再生產的。新舊殖民主義,對於亞洲前資本主義的社會構造往往不是加以現代資本主義的改造,而是依據殖民主義的利益,時而和傳統的社會構造體相溫存,巧加利用;或時而竟加以固定化。今日廣泛存在於亞洲的半封建甚至封建的殖民時代大莊園制度和其他的落後而殘酷的生產關係,便是顯著的例子。

急於透過資本主義改造而追求發展的亞洲,由於殖民主義掠奪機制殘存,不但沒有創造出均質的、主動積極的工人和農民,反而從工人和農民的分離解體中產生更多的貧民。統治者利用亞洲複雜的文化、人種、宗教和語言的矛盾,使這些窮困的人民互相對立,互相敵視。窮人歧視窮人。窮人敵視窮人。亞洲新殖民主義的資本主義累積過程所大量產生的貧困,因貧困人民間的矛盾而掩蔽了貧困本身的劇烈痛苦。

許多亞洲自覺的政治經濟學家認識到:這亞洲貧困的再生產進程,同時也是富有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繁榮富裕的再生產進程。北方的先進國家固然也有貧富階級的分化,但透過霸權主義,新殖民主義從廣泛第三世界吸收的財富,使先進國內部的階級矛盾鎮靜化和緩和化,是不爭的事實。(〈尋找一個失去的視野〉,1991,卷12,372─4頁)


陳映真的分析是有宏大的歷史視野的: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掠奪,如何從二戰前的舊殖民地時代過度到二戰後的新殖民時代;殖民地雖然表面獨立、但仍然深深依附在資本主義體制之下,即使再怎麼努力,也無法獲得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真正獨立」。在亞洲之外,還有廣大的非洲和拉丁美洲,只要粗略讀一下阿明的《世界規模的積累──欠發達理論批判》和多斯桑托斯的《帝國主義與依附》,就可以看出,陳映真的分析是和他們若合符契的。再說到中東伊斯蘭世界。二戰之後,美國為了獨占中東的石油,蓄意製造了一個「以色列國家」,讓中東地區幾十年來戰禍不斷,讓美國可以從容自在的「神遊」於其間。可以說,二戰後的世界,一直是由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所宰制的,只有蘇聯能夠稍加制橫。蘇聯垮台之後,美國幾乎為所欲為,然後才在新世紀之初碰到一個可能的對手──正在崛起的中國。



陳映真把富裕的資本主義國家和貧窮的第三世界對立起來的世界史架構,是如何逐漸發展起來的,還有待我們仔細梳理。不過,可以肯定的說,如果陳映真青年時期沒有對社會主義中國革命的強烈感情,他就不可能有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這一歷史視野。歸根到底,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經歷,以及毛澤東賦予這一革命經歷的理論詮釋,肯定是陳映真第三世界論及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批判的原始出發點。我們必須記住這一點,才能了解,陳映真對中國在改革開放後是否繼續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深切關懷。



一九九七年亞洲的金融危機讓陳映真進一步認識到當今資本主義體系難以克服的內部危機。二戰後是資本主義的黃金時期,但到了一九七○年代,景氣明顯衰退,於是出現了一種新形勢。陳映真說:


七○年代和八○年代的生產過剩,結束了世界資本主義在戰後二十年持續景氣而逐步走向衰退。利潤率下降,迫使跨國公司增加新科技、新產品的投入,無如廣泛的生產者無力消費,世界市場積壓過多的產品,導致信用和政府支出的擴大。而為世界大資產階級高奢侈品的生產和消費,又帶來環境生態的破壞,進一步擴大了危機,又進一步削弱了利潤率。於是過剩的資本從實物生產和貿易領域中向世界性金融投機市場流出,投向第三產業和股票、貨幣、期貨等金融商品的買賣,使世界金融經濟部門快速膨脹(重點本文作者所加)。依照統計,世界金融工具買賣的總金額與實物生產及實物貿易總額之比,一九八三年是十比一;到一九九五年,上升到六十與一之比,今天,每日在世界金融市場買賣循環的金額,高達一點三萬億美元,是每天實物生產和貿易總額的八十倍!據估計,投入全球金融投機的資本,一九八○年是五萬億美元,一九九六年上升到三十五萬億美元,至二○○○年還會上升到八十三萬億美元。一個全球範圍的巨大泡沫經濟正在形成。(〈帝國主義全球化和金融危機〉,1999,卷18,10─11頁)


然而,亞洲國家卻未能及時預見到這些危機,


為了維持和貪求向來的高度成長,這些亞洲國家有的沒有分析、沒有批判的全盤導入新自由主義的「金融自由化」政策,洞開金融內戶;有的不切實際地和美元維持名實不符的固定匯率;有的從國外導入或借取高額、短期、高利息資金,在世界泡沫經濟浪潮下投入金融投機部門,終於引來國際金融寡頭殘酷的金融攻擊,幾乎使國家金融破產。(同上,11─12頁)


如果不是先進資本主義實物生產(製造業)的下降、金融投機的無限膨脹,就不可能有亞洲金融危機的暴發。亞洲國家過度迷信高速度成長、過度相信新自由主義的金融自由化政策,才讓國際金融寡頭乘虛而入、席捲而去。其根源是在西方,而不在亞洲,而當時西方的輿論卻一再歸罪於亞洲國家先天體質的種種不良。很可惜二○○八年美國次貸危機導至全球金融大海嘯時,陳映真已經病倒,不然,他可能不知道要為自己的先見之明「額手稱慶」、還是要為金融投機的「愚行」感到悲哀的好?


亞洲金融危機時,中國挺住了,而且立即宣布人民幣不貶值(日本剛好相反),從而贏得亞洲國家的尊敬。全球金融大海嘯時,中國也挺住了,隨後成為世界各國請求協助的「金主」,中國作為一個經濟大國,已經無需置疑了。我們不能否認中國勞動者的勤勞和中國人處理全球經濟的智慧,但如果不是資本主義體系內部出現了大問題,中國經濟的上升勢頭也不致於這麼「猛」。這些後見之明,足以証明陳映真在亞洲金融危機發生時,多麼準確的看到了資本主義體系的內在「病根」。


我個人曾經在一九九○年代看到台灣的炒股熱,幾乎所有的中產階都在玩股票,人人都說他今天又賺了多少錢,教師甚至在課堂上放置收音機,隨時收聽消息,一下課就開車衝向股票市場。大家都說,台灣經濟形勢大好,股票天天漲!我心想,台灣大概快完蛋了,天下哪有這種經濟「發展」模式。果然,台灣經濟從那時起一直往下滑,直到今天尚未看到前景。陳映真這篇文章發表在台灣勞動黨的內部刊物,幾乎不為人知,我這次在翻閱《陳映真全集》二校稿時才發現,一讀之下,真是歎服不已。


綜上所述,陳映真對資本主義的否定是全面性的。他體會到,資本主義為了賺取最大的利潤,不斷開發人的欲望,終將把人降為「消費的動物」;他批判富裕的資本主義國家讓廣大的第三世界人民越來越貧困,讓他們難以溫飽,毫無尊嚴;他認識到資本主義終將因生產過剩,利潤率下降,從而靠著強大的金融資本在世界各地進行金融投機,從中套取巨額利潤。


這樣的體制如果任其發展下去,終將導至全球經濟總崩潰,世界各國或者閉關自守,紛紛築起貿易壁壘;強者也許還會四處刼掠,回到「戰國」時代。幸好中國在這個時候已經完全站穩腳步,可以挽救世界經濟的危局了。




三、陳映真論改革開放前十年


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必然論、第三世界論、以及資本主義性質論,這三者是相互鈎連,缺一不可的。然而,這樣的歷史觀和世界觀卻在改革開放後普遍被忽視、被淡忘了。更有甚者,當代中國史也被分成兩個階段:


普遍流行的看法,總是把大陸當代史一分為二,即建國到一九七九年改革開放前看作一個階段,一九七九年到現在是另一個階段,而一般地否定或負面評價第一個階段,肯定或正面評價後一階段。

這種看法是一般論,有偏見,不見得公平。(〈中國知識界失去了人民的視野〉,卷18,113頁)


陳映真對改革開放的大方向基本上是贊同的,他所不滿的是,改革開放後大陸知識界的視野變得既狹窄、而又自我中心。他最為不滿的是,他們對建國前三十年歷史的否定。對此,他一再慨乎言之。就在寫作上述文字的那一年(一九九九)元旦,有媒體以〈新年三願〉向他邀稿,他在其中說:


因此,新年第二個祝願,是祈願大陸在開放和發展時,不妄自菲薄中國革命和建國前三十年的巨大成就,並科學地總結清理其負債和遺產,尋求以人的自由與發展、環境的永續與完整以及中國的主體性為終極關懷的發展思想與實踐。(〈新年三願〉,卷17,262頁)


否定了前三十年,當然也就否定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必然性,接著就出現「告別革命」論,這完全不足為奇。


認為中國當代史從改革開放才走上正軌,大陸經濟發展的一切成就都要歸功於改革開放,這種看法可謂極其膚淺。陳映真在〈尋找一個失去的視野〉(一九九一)一文裡,對大陸在一九七九年之前的經濟成就,作了相當詳細的描述,最後他說:


這些快速累積和生活改善,尤其在帝國主義重兵包圍與市場隔絕中,在獨立自由條件下取得的成長,毫無疑問,是在一個對廣泛翻身貧民有高度道德威信(至少在一九七六年以前)的黨、魅力領袖、和社會主義理想的條件下以「動員性的集體主義」,以赤裸裸的人海勞動所完成,在廣泛第三世界發展道路的絕望性背景下,自有悲壯、宏偉的評價,是不容抹殺的。(卷12,382頁)


如果沒有這三十年所奠定的經濟基礎,也就沒有進行改革的條件。把歷史一切為二,從負面迅速掉轉過頭,立刻循著正面往前衝刺,在短短幾年內就取得了驚人的成就,竟然有那麼多人會相信這種「奇跡」式的歷史發展觀,真是令人嘖嘖稱奇。


最近和一位大陸朋友聊天,他說,在前三十年,我們天天被教育說:佔世界三分之二的廣大第三世界貧窮人民,正等待我們去拯救;改革開放以後才發現,真正需要拯救的是我們自己。我的朋友是黨員,非常愛國愛黨,但竟然連他都這樣講,大大的出乎我的意外。在一九八○年代初,如果和美國相比,中國當然還非常「貧窮落後」,但如果和亞、非、拉世界比,那就好太多了。像我朋友那麼極其簡單的、缺乏歷史視野的認知方式,其實就是那種「前三十年否定論」的基礎。


〈尋找一個失去的視野〉是陳映真全面檢討改革放的、非常著名的一篇文章,經常被兩岸的各種「左派」加以引用,藉以暗示陳映真其實是「反對」改革開放的。因為這篇文章比較長,對渉及的問題都有詳盡的討論,比較容易在閱讀中迷失了文章的主脈,因此,作為對照,我想引述另一篇短文〈中國知識界失去了人民的視野〉(一九九九)來釐清問題──這篇文章可以說是〈尋找一個失去的視野〉的縮小版。


這篇文章是為慶賀建國五十周年而寫的,在談及改革開放時,陳映真這樣說:


一九七九年以後巨大的發展,十分振奮人心。我個人年復一年看見大陸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尤為激動。從發展社會的觀點看,中國在七九年後的躍升,看來尚未有理論上的解說。但我深知這麼大、人口眾多、底子單薄的中國的崛起,是十分不容易的奇蹟。中國人民力爭復興、獨立和富強的歷史悲願,沒有比現在更貼近其實現的目標。(卷18,116─7頁)


這哪裡是否定改革開放?接著他又說:


當然,這快速、巨大的發展,就像一切國家的經濟發展一樣,可能內包著複雜的問題。但我只舉兩個隱憂……(同上,117頁)


這兩個隱憂,一個是工、農階級的利益受到忽視,另一個是知識界自我精英意識相對高漲。這兩個問題在〈尋找一個失去的視野〉中都有詳盡的論述。


在這裡,我想先著重地談第二個問題。關於這個問題,〈尋找一個失去的視野〉中有這樣一個長段:


八○年以後,大陸越來越多的人到美國、歐洲和日本留學;越來越多的大陸智識分子組織到各種國際性「基金會」和「人員交流計畫」,以高額之匯率差距,西方正以低廉的費用,吸引大量的大陸智識分子,進行高效率的、精密的洗腦。和六○年代、七○年代以來的台灣一樣,大陸智識分子到西方加工,塑造成一批又一批買辦精英資產階級智識分子,對西方資本主義、「民主」、「自由」缺少深度理解卻滿心嚮往和推崇;對資本主義發展前的和新的殖民主義,對第三世界進行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和意識形態的支配的事,斥為共產主義政治宣傳;對一九四九年中國革命以來的一切全盤否定,甚至對自己民族四千年來的文化一概給予負面的評價。在他們的思維中,完全缺乏在「發展─落後」問題上的全球的觀點。對於他們而言,中國大陸的「落後」,緣於民族的素質,緣於中國文化的這樣和那樣的缺陷,當然尤其緣於共產黨的專制、獨裁和「鎖國政策」。一樣是中國人,台灣、香港和新加坡能取得令人艷羡的高度成長,而中國大陸之所以不能者,就成了這種邏輯的證明。(卷12,375─6頁)


即使到了現在,仍然有很多人認為,一九八○年代是大陸知識界的「黃金時代」,至今令人懷念,查建英主編、二○○六年出版的《八十年代訪談錄》(三聯書店)就是最好的証明。八○年代被視為思想解放的年代,是第二個五四,知識分子終於掙脫了各種教條的束縛,思想空前活躍,人人活在幸福之中。


對我們台灣統左派而言,大陸八○年代知識界所形成的思想氛圍,讓我們在八、九○年代之交進入大陸時,常常感到極為痛苦。前述引文提到的、把台灣和大陸加以對比的「論述」,我也遇到好多次。大陸知識分子的邏輯很簡單:台灣經濟比大陸好太多了,可見資本主義比社會主義行,國民黨比共產黨好。當你企圖說明台灣經濟為什麼是這樣發展、問題在哪裡,大陸原本的體質如何,現在已經很不簡單,將來……你話還沒說完,大陸知識分子已經完全失去興趣,轉而談其他問題去了。


最讓我們瞠目結舌的,是對中國文化的徹底否定。陳映真在同一文章中這樣說:


在錄像影集《河殤》中,甚至嗟怨中國文明的限制性,使中國沒有在鄭和的航海事業上發展成從貿易而向外殖民,以收奪南洋民族走向帝國主義!而這樣的世界觀,竟而曾經一時成為中共官方的世界觀,令人震驚。(同上,379─80頁)


《河殤》的大陸文明與海洋文明的對比論,不久就為台獨派所引用。他們說,台灣一直屬於海洋型文明,和「中國」落後的、體質不良的大陸型文明毫無關係。河殤派和台獨派就這樣遙相呼應,令人為之氣結。


構成八○年代大陸知識界主體的主要是,正在(或尚未)脫離困境的文革知青,外加一部分長期受苦的右派,我們雖然對他們非常同情,但對於他們那種完全缺乏歷史視野、無比激情然而又十分簡單化的黑、白二分法,卻只能在內心裡歎息。我們在大陸所感受到的孤獨感,完全不下於在台灣的時候。查建英《八十年代訪談錄》裡阿城和張賢亮對於陳映真的恥笑──一個遠遠落後於時代的左派「怪物」,這樣的批評我們都曾經遭遇過。



在這裡我不能不提一下,我的朋友趙稀方最近發表的一篇論文〈今天我們為什麼紀念陳映真?〉論文的主旨是,當年大陸知識界所以不了解陳映真,是因為陳映真生長的台灣曾經是日本的殖民地、後又淪為類似美國的殖民地,他強烈的反殖民傾向使他的思想特別敏銳,而八○年代的知識界卻沒有殖民地經驗,因此他們一時無法理解陳映真。這一篇文章相當受到矚目,因此我不得在這裡提出不同的看法。實際上,兩岸真正的差異並不殖民地經驗,而是資本主義經驗。我另一位朋友朱雙一,在我之前,已經對此提出異議,他說,「當代台灣經歷了比較全面、快速的資本主義發展階段,而在大陸,除了局部地區外,資本主義從沒有真正、全面地發展過。」這才是關鍵。(見朱雙一今年十一月五日在台北舉辦的「陳映真思想研討會」所表的論文〈中國問題」中的「台灣問題」之外因和內因──也談「今天我們為什麼要紀念陳映真」〉。改革開放之初,許多人看到美國的富裕、台灣的繁榮,一時目眩神迷,完全倒向了美國和資本主義,他們在大陸所受到的社會主義教育,一夕之間蕩然無存。真正的關鍵是:他們迅速認同資本主義的世界觀與價值觀。「尋找一個失去視野」!是哪一個視野?陳映真在另一篇文章的題目中給出了答案:「中國知識界失去了人民的視野」。


趙稀方的論述方式會產生一種誤導作用:因為大陸知識界沒有殖民經驗,所以他們一時不能理解陳映真是情有可原的。實情決非如此。陳映真在〈中國知識界失去了人民的視野〉中說:


知識界的思想意識形態也發生巨大變化。過去「臭老九」論固然不對,今天知識界的自我精英意識看來相對高漲,談自己的「體系」,談自己的前途的人多,但把眼光拋向廣泛直接生產者的處境與命運者少。如前文所說,中國知識界忽然失去了人民的、馬克思主義(更遑論社會主義)的視野。(卷18,117頁)


這才是真相所在。因為這種世界觀還普遍存在於現今的大陸的知識界,所以必須鄭重予以指出。


在這種世界觀下,改革開放初期工、農階級的利益受到忽視、第三世界廣泛存在的貧窮問題受到漠視,當然就不足為奇了。二戰前後全世界風起雲湧的民族解放運動是現代世界史的大事,但在大陸知識界的視野中,這一切卻仿如不曾存在過。如果說文革是「極左」,那麼,八○年代大陸知識界的主流可以說是「極右」,後者是前者的反動,只有這樣解釋,才能讓台灣統左派稍感「釋然」。


最後,還必須提到〈尋找一個失去的視野〉發表的時機。一九八九年之後,全世界對中國實施經濟制裁,想要困死中國,何新是少數敢為中共講話的人,台灣統左派都讀過他的文章。在一九九○年十二月十一日,《人民日報》「以顯著而巨大的版面」刊登何新的〈世界經濟形式與中國經濟問題〉,當然立刻引起陳映真的注意,不久就寫了回應,即〈尋找一個失去的視野〉。陳映真在文中說:


總地說來,何新關於世界經濟形勢的看法,基本上沒有超出戰後以第三世界為中心而發展的、馬克思主義的、激進派的世界政治經濟理論的範圍。但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由西化派、買辦化「智囊」統治了十年後的中國,以官方立場和地位出現何新的這篇文章,就不能不令人瞠目凝神了。(重點本文作者所加)

何新也以相當大的篇幅談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在「蘇東坡」風潮之後,當全世界資產階級媒體齊聲謳歌「資本主義歷史性的勝利」的時候,何新的發言是引人興味的。(卷12,380頁)


陳映真顯然「嗅出」了何新文章的政治性──在趙紫陽體制之後,中共似乎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有意轉換思路。陳映真在這一時機發表這一篇長文,實際上是藉批判過去,以期望於未來。把這篇文章看作是陳映真對改革開放的總批判,只能說是某些「左派」的別有用心之論,何新後來所出的兩本書《世紀之交的中國與世界》(一九九一,四川人民)、《為中國聲辯》(一九九六,山東友誼)都收入了陳映真的文章,這也証明,這篇文章一點也不犯忌諱。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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