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荻丨迫在眉睫的金融开放

金融洋跃进，准备好了吗？

【编者按：本文原载《明报》2018年3月26日，又经作者卢荻先生做个别修改授权保马推送。文章直截了当地指出，解除跨境资本流动管制，大举引入外资机构的金融“洋跃进”几成定局。华尔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财政部的三位一体势力要求全世界都开放金融业的外资进入，这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所有大资本集团的利益所在，我们也就正要这么做了，心甘情愿缴纳这笔“维稳费”。在当前“贸易战”穷凶极恶的威胁面前广开金融方便之门，严重捉襟见肘的监管屏障能否保证安全？须知，《资本论》早就说过：“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性地患上一种狂热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一次次金融海啸殷鉴不远，任由美帝狂病发作，危机的漩涡很可能迫在眉睫。】 

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中列出的对今年政府工作的建议，包括“放宽或取消银行、证券、基金管理、期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外资股比限制，统一中外资银行市场准入标准”。

这一政策方针的较为具体内容，其实早在去年11月份已有透露，并在社会上引发激烈的争论，以至于在今次人大会议上有代表提出质疑、要求修改。而同样是在会议期间，在3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和两位副行长易纲、潘功胜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为这个有关金融服务业的市场准入政策提供依据，并进而引申到更根本的解除跨境资本流动的管制、达致资本项目可兑换的目标。这反映出，中国金融“洋跃进”蓄势待发，必定是2018年经济决策的主题。

2018年3月9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副行长易纲，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就“金融改革与发展”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外资准入与经济模式

关于市场准入新政策，2017年11月份由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透露的内容是：

· 将单个或多个外国投资者直接或间接投资证券、基金管理、期货公司的投资比例限制放宽至51%，上述措施实施三年后，投资比例不受限制；

· 将取消对中资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单一持股不超过20%，合计持股不超过25%的持股比例限制，实施内外一致的银行业股权投资比例规则；

· 三年后将单个或多个外国投资者投资设立经营人身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的投资比例放宽至51%，五年后投资比例不受限制。

这么快速和深度的金融开放，就中国本身而言可说是空前的，就国际比较看也是不常见。不难理解，在三至五年之内，中国金融服务业的政策框架和行业结构将会彻底改观，而因为金融在整体经济中的核心地位，这又将进而对中国的经济模式带来根本性影响。或许这正是有关决策者的初衷，所谓开放倒逼改革，而且是极致的倒逼。问题是，这种改革会将中国经济模式带到什么方向？

方向很可能是经济将更趋金融化、投机化。其实，自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已是呈现大幅度朝向金融投机化的趋势，表现为银行贷款总额和全社会融资总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急剧扩张，资产市场的波动和震荡加剧，同时生产性投资增长速度大幅下滑。在全社会融资中，银行贷款是最受严格监管的，而各种影子银行业务的膨胀、贷款之外的各种融资的更加快速扩张，正反映出监管的疏漏、缺失。

造成监管不足的直接原因，是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的难以避免的信息不对称，也就是监管体系的发展滞后于市场主体的金融创新，虽则包括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在法律上和政治上大都是被国家高度控制的。以现有的政策框架尚且出现严重的监管不足局面，那么，随着在政治上不受控制、在法律上受控制程度也只能更低、而金融创新能力更强的外资金融机构的大举进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金融业能否形成充分的监管，遏止经济金融投机化的趋势，前景实在不乐观。

布鲁盖尔1556年的这幅画作常被认为是资本主义血腥竞争的写照

资本账户开放是终极目标

上述监管不足情况所反映的，其实是中国金融政策框架、行业结构中防范经济金融投机化的第一道防线的破裂，这道防线指的是商业银行与证券市场的分隔，正是这种破裂导致银行资金大量流到了金融投机领域。而将来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还势必严重冲击更有根本意义的第二道防线，即，跨境资本流动管制。

早在1990年代，解除跨境资本流动管制就成为世界范围的主导决策导向，这主要是由作为储备货币发行国、同时是最大的贸易逆差国（从而是最需要占用其他国家的储蓄）的美国所推动的，其集中标志是要求修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章程，使它的管辖范围从经常账户扩展至资本账户。推动这个要求的热潮，至1997年9月份在香港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时达到顶峰。而当时恰恰是东亚货币和金融危机爆发，并演变成经济和社会发展灾难。所以，随着东亚事态的恶化，以及随后整个发展中世界此起彼落爆发类似危机，这个要求也就搁置下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转向稍为审慎的立场，要求解除资本管制必须有适当的经济条件和金融政策框架。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

而推动解除资本管制的主要路径，正是要求开放金融服务业的外资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财政部、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等等，都是强烈要求各国这样做，尤其是要将之列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要求。这两者的关联不难理解，毕竟外资金融机构的资金配置是为了追求最高回报，逻辑上自是要求让资金流动的最大自由，包括跨境流动。况且，美国金融机构与美元霸权是不可分的，所谓“华尔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财政部综合体”，实在是世界全球金融市场的主导者，这些机构的运作终究也就必须与美国占用其他国家的储蓄这个目标相一致。

金融洋跃进，谁的利益所在？

上述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在去年11月份的宣布内容，其实是中美元首北京会晤的结果，而所透露的金融开放政策，其实是与再之前美国国会通过的决议要求相一致。显然，中国的金融开放是美国的利益所在，而中国之愿意接受要求，应该是隐含着缴纳“维稳费”的意味，意图换取美国的不对抗、不捣乱，换取安定发展的时间和空间。

然而金融开放的既得利益者未必限于美国，可以观察到，还应该有中国内部的金融资本集团及其政治代表，毕竟它们本性上也是追求资金流动的最大自由。

犹记得，2012年曾有世界银行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名发表的报告《中国2030》，其核心政策建议，就包括了金融开放、解除资本管制，这份报告当时在中国社会甚至政府内部引发严重争议。至2015年三月份，周小川明确宣布，要在当年之内开放资本账户，这个宣布甚至令至同场开会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也忍不住提醒要审慎、不要走得太快。随后在六月份的一个论坛上，人民银行和发展研究中心的官员纷纷鼓吹尽快开放资本市场和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认为这是必须建立起来的基本制度，对开放会导致系统风险和危机的判断高度怀疑、对不同意为开放设定时限的意见严厉批评。

马克思《资本论》

悲剧的是，至七月份就爆发了规模空前的上海股灾，中国政府几经“暴力救市”才好不容易遏制了金融危机。再然后，至八月份就出现人民币汇率暴跌，贬值压力一直持续至2017年。有理由和根据相信，这些系统风险和震荡，是与前述两道防线的漏洞以至破裂直接相关的，包括国外热钱的流入和国内资金的外逃，而总的背景是美国占用其他国家的储蓄、以及美国为应对危机而采取的数量宽松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

关于金融开放，周小川曾经倡言：“在危机期间，因为市场比较动乱，所以负面效果就会显得比较突出，在经济比较正常的情况下，可能正面的作用就会比较大。”既然要将金融开放作为基本制度，意味着深信危机是特例，没有危机是常态。在3月9日的新闻招待会上，稍后接任人民银行行长职位的易纲，也好像很稳健地说：“在开放的同时，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把控好风险，使我们的监管水平和开放的程度相适应，这样就能够在开放中防范好风险，使得中国的居民和全世界的投资者在中国市场上更加的便利，配置资源的效率更高。”这是颇有深信风险是可控的意味，也就是从金融市场的角度看风险，而欠缺从国际货币体系的角度看危机的现实性。

这些话，究竟是对现实世界的真实理解，还是立场上为了配合金融资本的利益，确实耐人寻味。

2018年3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