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刚｜左翼与传统：陈映真案例

编者按：

在本文作者看来，“传统”并不意味保守，而是认识自己甚至构建反抗主体的途径。作为马克思主义者，陈映真直面了“传统”问题，并不是和西方左翼思想家一样简单地与传统进行切割，而是通过立足传统、解决第三世界历史问题，构建了以“特定社会的殖民状况”与“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双重结构的“社会性质论”。而那些处于殖民文化之中的年轻人，虽然极力与传统撇清关系，对社会问题也曾有过激进而真诚的运动，但也可能不过是“一意成为他者之人、之运动、之政党”，“欲以空白之‘主体’与所要倒贴之文明无缝接轨”。

本文原载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19年第1期，感谢赵刚老师授权保马发布！

1994年，陈映真在台北策划关于日据台湾五十年主题的照片展。

左翼与传统：陈映真案例

赵刚

像陈映真这样一位左翼思想者与文学创作者，怎么看待传统？对这样一个提问，相信很多人会觉得无趣甚至多余。而之所以会如此反应，则大约是因为，既然陈映真在知识谱系上属于马克思主义，在创作与文论上贴近左翼现实主义，那么，陈映真对传统的态度必然是质疑与批判的，特别是对那经常被视为“糟粕”的“封建传统”。

但是，细读陈映真，常常会发现陈映真的书写，特别是文学，经常浮现出一种具有深刻知性的暧昧难决，这展现在他对传统、宗教、女性、“匮乏与富裕”，乃至对革命等等的看法中。在这些两难之境里，占据核心位置的是如何看待传统。

1967年，也就是陈映真三十岁那年，写了一篇文章《期待一个丰收的季节》，雄辩地介入了当时的现代诗风潮。他敏锐侦测到在现代诗的青年支持者群体里已浮现了对现代诗不满但又不知所不满者为何，从而陷入了一种无出路且无言的彷徨之境。陈映真称他们为“第三种人”。而“第一种人”则是他所谓的“保守派残渣”。这一派人，他说，早在启蒙的五四时期就扒着守旧反动立场，发出各种复古奇谭，但如今早已被时代远远抛后。至于“第二种人”，则是陈映真以白色恐怖时期的极限话语，曲致地指涉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1930年代以来的左翼反帝反殖传统。

陈映真想让“第三种人”思考出一条有历史自觉的出路。他说，“第三种人”不满这个，批评那个，看似进步，但其实是自拘在一种“大疏离”里而不自知。在此，陈映真表示了他可以理解“第三种人”与“第一种人”之间的毫无联系。但陈映真紧接下来的话却是：“这种和传统完全的疏隔，当然并不是什么可以称道的骄傲，反而是一种悲哀也说不定。”透过这个充满踌躇的句式，我们看见一道深埋于文脉的非理论化的内在紧张。同一篇短文，前面讲“保守派残渣”，可以说几乎是一种高调叱骂口吻，然而话锋一转，却又似找不到适当语言般的沉吟独语。

陈映真想要对“第三种人”指出的是：你们的根本问题在于你们的思想与感情因为缺乏承继而长期处在一种漂浮状态。因此，摆在你们前头的第一道挑战就是如何克服这个大疏离，让思想与感情重新找到承继与定向，而不是浮沉于无尽的反叛姿态里。在这个大诊断下，陈映真呼唤那些深深不满却不知不满为何与将来何为的青年─当然，也是有希望的青年─能把他们的当代及其矛盾与可能，与1930年代的反法西斯反帝反殖的传统（也就是所谓的“第二种人”）接上头─这在白色恐怖下的台湾，当然是濒临高危的一种提法，虽然这个提法又是左翼思考的当然之义。陈映真艰难曲折地如此呼唤。

但作为台湾1960年代仅存的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左翼文艺战线上的斗士，陈映真更难表达的是如何面对那个现代之前的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难，不在政治风险，而在理论表述。陈映真显然意识到他无法照搬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传统的简单决绝，因为他相信第三世界的左翼必须要克服一种大疏离，重新与悠久的民族文化联系起来，不然，就将不免落入论述学舌、行动无效、地气不接、后果灾难。因此，陈映真的“疏离”(alienation)概念，与黑格尔-马克思传统的谈法就不完全相同；在资本逻辑与劳动过程对主体的异化之外，陈映真还加上殖民体制的问题。不把后者纳入对异化世界的理解，就无法处理第三世界的主体取消与异化问题。不妨说，早在1967年陈映真就已确立了一种中国左翼与第三世界左翼的身份，并与19世纪西方经典左翼之间有了一个可以清晰辨识的距离。为了方便定位陈映真而打个比方的话，不妨说，陈映真更接近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汤普森（E.P.Thompson）而非哲学家阿尔都塞（L.Althusser），因为前者看到了阶级或平民传统对左翼政治的意义。然而，我更想接着说的却是这个比喻的限制，因为毕竟汤、阿二人还是在同一个西方时空中，完全缺乏对异族殖民体制下反抗者自身“民族传统”的理论化。当然，我们不能指责西方同志对我们的问题的麻木，指责的手指反而应该向内：我们为何要敏感于他人问题，麻木于自家痛痒。

陈映真在五十年代白色恐怖受难者秋祭会场上讲话（李文吉摄）

陈映真的这篇《期待一个丰收的季节》是“文革”初写的。后来在他的自传体文章《后街》里，他说他那时的写作深受“文革”风潮影响，文中的“嘲弄、讽刺和批判”十分显眼。证之于小说《唐倩的喜剧》与《第一件差事》，此言非虚，然而，透过这篇文章我们也看到，即便在那一狂飙时期，陈映真还是展现出一种两难。一方面，他对“保守派残渣”的攻击有“文革”风，但另一方面则艰难而诚实地表达出对传统的难以充分理论化的正面思考。即便是在热火朝天的时刻，陈映真也没有完全接受“文革”对传统的否定。

陈映真，尤其是文学里的陈映真，认为“传统”与“进步”是需要而且能够有机结合的。在他的很多篇小说里，例如《死者》《一绿色之候鸟》《万商帝君》与《归乡》……在在充满张力地显现出这样一种可能性。如何理解对传统的这种正向态度呢？我们透过正统马克思主义、西方国际主义左派乃至“文革”左派的范型，都无法达到妥贴理解，而只能从一种第三世界的视野或许才能达到。第三世界不是地理概念，而是一个具有反殖经验、具有特定历史所指的概念。殖民统治当然有深刻的阶级面向，但更需强调的是，殖民统治若是成立，无法不是建立在殖民民族与被殖民民族的主奴对比上头，必然强烈地展现在对殖民地包括经济、文化、语言、生命与尊严的全民族的歧视与剥夺。这个近现代殖民主义的特定罪恶无法被简单地化约为政治经济学的阶级剥削。因此，要成为第三世界左翼，就必须领受这一思想责任，即在知识与方法上建立殖民体制与生产方式（或阶级关系）这两个范畴之间的相互关连性与相互非化约性，尤其是不能只从生产方式（或阶级关系）的单一视角理解殖民体制。

这就是为何陈映真与正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革”左派（更别说托派）或各种广义现代性左翼（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现代文化左翼、各种当代无政府主义变形……），都有一种距离的原因。在陈映真于1990年代竭力思索的一个关于厘定台湾社会的“社会性质”的思想计划里，我们的确看到，至少在认识论层次上，陈映真坚持了历史唯物论立场：若欲对一个特定时代的文化与思想的特质展开理解与辩论，就不能仅从文化与思想本身着手，而要找到构成它们的深层构造。表层与深层之间存在着一个让科学得以存在的深度距离，这是陈映真有别于所有文化左派的马克思主义前提。但我更要说的是，陈映真在他的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价值底色的“社会性质论”里，也同时修改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提出了一个双构造，而其首要构造则是特定社会的殖民状况，其次才是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以1980年代台湾为例，陈映真所给予的社会性质定性是新殖民与垄断资本主义这样一个双构造。这里，我要强调的还不只是双，而是首与从。陈映真无例外地将殖民状况摆在首要位置，而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置于其次。我认为这既反映了理论工作的逻辑要求，也反映了理论工作者的知识真诚——理论必然是要指出多元解释项的优先次序。

对“殖民状况”的重视，反映了陈映真从青年伊始就坚守的一种主体哲学立场。一个文明、一个民族、一个人群，乃至个人自我，要在这个世界上抵抗外部强加的对于记忆的剥夺、语言的取消、身份的扭曲，与尊严的践踏，也就是主体被否定时，主体站起来就必然是第一序列的斗争。从传统中知道自己是谁，从而才有向多种他者学习的后续实践。因此，“传统”并不意味保守，遑论反动，因为如果不认识自己，如何向他人学习，又该学他人的什么？在如何对待传统这一问题上，左翼与右翼文化保守主义在反身而诚认识自身上并无不同，但大不同之处在于是否有一个导向开放学习的视野。左翼的传统观是为了学习而树立自我，是为了大同而坚持小异。这是左翼的传统观与各种文化保守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的根本不同之处。一个民族的左翼如果对人类的大同无法贡献自身的小异，那么这个左翼也就只是他者成就下的享乐主义者而已。

正是这样一个不变的初衷，让陈映真把克服新旧殖民体制看成主体成立与否的关键所在，因为新旧殖民共同戮力于取消被殖民民族的主体意识，让殖民地人民在彷徨、自恨与近亲憎恨之中载浮载沉。日本殖民体制对殖民地人民的语言、精神与认同剥夺的戕害固不待言，这是旧殖民。而又因为一直没有得到清理，其遗留于今尤烈。但美国的新殖民一点也不更良善，二战后它对台湾、东亚，以及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以所谓现代化或世界人为要求，瓦解第三世界人民的精神基架与文化传统。而就我有限所知的包括台湾在内的当代中国文学史里，对这个新殖民的最深刻检视，或许是陈映真1982年的中篇小说《万商帝君》。今天读这篇小说，我强烈感受到它对当今中国大陆所可能具有的重要意义，尤其是对大陆左翼的意义。因为一方面“新殖民”这个范畴并非不内在于今日大陆，而另一方面则是有益于理解台湾的左翼历程：台湾左翼的历史议程之于整体中国思想界反殖议程的重新评估有话要说。

在《万商帝君》出版近二十年后，也就是2001年，陈映真几乎是竭其苍劲之力，以他的最后一篇小说《忠孝公园》，直面当代台湾的殖民主义恶灵。他以前伪满洲国特务与前台籍日本兵这两条虽说没有交集但共处一个东亚时空的生命并行线，刻画出当代台湾忠孝家国社会基底的毁败崩颓。否定被殖民者的家国认同，让他们对所从来的过往世世代代的集体劳动与精神天地失去敬与畏，让他们失去一种历史政治共同体的归属感，且沾沾自喜于当一个志愿亡国者，是新旧殖民的共同目标。在西方的知识霸权下，相对于浪潮上不断翻新的各种政治正确（例如同婚与废死），天地家国、人身修养这些制度与价值被边缘化、去正当化、甚至丑闻化。2018年的台湾选举中，有些太阳花世代以及后太阳花世代的年轻人无法接受他们的“同婚”等“真理”的受挫，竟然“悲愤地”把希望寄托于“得等这些老人都死掉之后了”。这听起来是极端之言，但并非意外之论。对于一意成为他者之人、之运动、之政党，“传统”是一个因为要被抛弃而必须沦为不堪闻问之物，而归根究底这又是因为欲以空白之“主体”与所要倒贴之文明无缝接轨。而这当然是典型的种族主义与殖民主义受害者的自否自恨。

太阳花运动（资料图）

似乎可以带出我的结论了。传统这个议题对于像陈映真这样的中国左翼或第三世界左翼而言，它的核心重要性恰恰建立在一个一体两面的事实上。传统既是新旧殖民体制为了要亡你的家国天下所必须扭曲或取消的对象，但同时也是所有被殖民者，也就是在亡家亡国亡天下危机之下的人们，若欲反抗殖民体制，所无法不仰赖并参照今日情境而进行重建的重要依据。回顾20世纪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历程，我们难道看不到这个革命是如何镶嵌在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中的吗？要不然如何解释一两个世代的人对革命的理解与热情呢？大同世界与社会主义理想没有诠释学关系吗？长期以来，左翼习惯于精思一种空间譬喻上的结构整体性（totality），但相对而言，在时间维度上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辩证性认识，则十分不足。

“左翼如何看待传统”是陈映真，作为中国的、第三世界的左翼思想者，在从1960年代到2000年代的半世纪写作中，虽然一直没有完整发展，却在他的思想与创作中高度紧张着、不时闪烁着的一条重要思想线索。它在理论上非常深刻，在现实中非常重要，无论是对台湾或是大陆的思考者皆然，因此值得两岸的所有认真思想者，不止左翼，一同琢磨。

延伸阅读：

保马

PourMarx

长按识别左侧二维码，关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