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吉贤 | 文学的“起意”——读张承志《三十三年行半步》

编者按

本文不仅是一篇针对张承志散文集《三十三年行半步》的学术论文，更是一名普通读者厘清自身与张承志作品情缘的杂感。作者认为，当探胜猎奇的“旅游”已成商品的消费，作为“行者”的人文地理学者张承志奉行的却是“孤旅”，他以脚和笔为武器，投身解放的事业，走向民众的欢愉。而沿着张承志的“私史”，我们逐渐靠近了那个已被逐渐湮没的“起源”。1984、1968、1936，这些特殊的时刻与事件是人的醒悟，更是天下正义的显现。作为“穷人的作家”的张承志，用生命诠释了其文学的“起意”，“前定的艰难是光荣，并不能使人屈服。”

本文原刊《文艺理论与批评》2019年01期，转载自“文艺理论与批评”公众号。由作者授权，感谢何吉贤老师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文学的“起意”

读张承志《三十三年行半步》

何吉贤

初入文坛不久，张承志就曾宣称，他是为特定的少数读者写作的。这当然是一种特殊的“修辞”，是一种文学的“姿态”，但张承志的文字与“他的读者”之间的互相吸引，确是中国当代文学一个隐而不彰的秘密。坦率地说，对于我这样长期追随张承志的读者而言，他的每一篇文字，都是难得的珍宝。而在这个信息泛滥，阅读已越来越碎片化的时代，阅读辑录了张承志2015-18年间散文新作的《三十三年行半步》，于我而言，更是一个重要的“仪式”。

三十三年，是一个神秘的数字；是确定一个“开头”，寻找一个“起源”；是宣示一个方向，贡献一段生命。三十三年，蒙古草原上的“浪漫骑士”已成“东干大叔”（Aksakal），“色赫腾·加洛”（知识青年）变成了“达林太的色赫腾”（七十岁的古稀知青）；三十三年，世事沧桑，但“火种埋在灰堆，没有真的熄灭”（张承志：《三十三年行半步》，青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6页。以下该书引文，只标注页码）。三十三年，读者如我，也是一段阅读的缘分，一种生命的结缘。三十三年前（1985年），带着初读《黑骏马》《北方的河》的“启蒙”，我进入张承志曾经的“游牧的校园”，也曾辗转湖、塔之间，踟蹰于文史楼、图书馆。三十三年，“死火重温”，三十三年的养育，“已是时候，把夙愿一清”（第280页）。

向着世界的深处和尽头……

会有后人来评价张承志的不倦“行旅”和顽强书写！脚带甲马，向着国境的边缘、文明的交汇处，向着心中的世界的“中心”，被历史和偏见覆盖的世界的深处和尽头，寻找、勘察、辨析，走过“荒芜英雄路”，“越过死海”，将“鲜花的废墟”、“敬重与惜别”献给不倦的“鞍与笔”。他给当代中国文学和文化带来的启示，会得到后来者的珍视！

在这个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探胜猎奇的“旅游”已成商品的消费，成了中产者时尚的点缀。而作为“行者”的人文地理学者张承志奉行的却是“孤旅”，是“游学”，是以脚和笔为武器，投身解放的事业，是孤身一人走向贫穷，走向历史的伤口，走向民众的欢愉。

这是一个发现、欣赏、学习和磨炼的过程。“半生曾度的穷山险坂”，使他“陶醉于获得的欢乐，享受攀登中身心都经历着的‘知的浸染’”（第289页）。是一个自我反思和改造的过程。“山与河，使人懂得了自己的渺小。无论是在羊改村，或是在纳乌塔，我如蚂蚁蠕行，踏过的只是不足道的几步。如安第斯山的一粒沙，如亚马逊河的一滴水。”（第130页）是一个自我丰富的过程。“独自走在峭壁峰刃上，除了多领域地学习，除了丰满自己，除了文明御寒、语言作杖——没有越过隘口的办法。”（第289-290页）

道路交叠，世界敞开，向着深处，向着“尽头”。“弗莱迪，和你相遇，是在汉口/在沿着扬子江的江畔路上，你叫住了人力车夫/弗莱迪，和你初次去过的餐馆/穿过三教街，到法国租界去约会……”（第2页）一段殖民怀旧情调的日本歌曲，勾起的是近现代中国那段屈辱的受侵略和侮辱的历史。去南方！2017年10-11月的“旅行调查”，“从汉口开始，经过了虎门、淇澳、澳门、香港，又回到了汉口”，不是“随着滚滚游客”，去排队瞻仰那些宣示历史暴力或殖民征服成果的“遗迹”，而是在“孤旅”中，扛住“世界强加于人的知识”，用脚，用眼睛，去“学习与辩驳”，去揭开被财富、权力和层层话语包装起来的殖民者背后的丑恶历史，体会到《弗莱迪或者三教街，在俄国教堂》殖民怀旧风背后的“尴尬和轻浮”，也由此展开了对自身“无知奴隶的群集”的自我反思。这是对“帝国之眼”式的帝国叙述的反抗，是一位中国当代作家走出的广阔的道路。

在鞑靼海峡，在东北的东北，在亚洲的极东，又一个国境和文明的交汇地，张承志看到的是以“自古就有——外甥女的容貌，处女的颜色”为傲的“翁吉剌惕的百姓”（第144页）。这是行旅的北限，是世界的“尽头”，但却是商旅的要地，殖民帝国眼中的禁脔。“一条路，一个无声的古代，一种人——都消失了”（第153页）。站在这“世界的尽头”，张承志发出了对作为“古代精神”之一种的游牧民族文明的致敬，这是道路的延伸，在我看来，这也是对其早年《黑骏马》等作品中对蒙古草原文明养育之恩的再次确认与回应。

张承志作品系列 东方出版社

这种“古代的心情”、“古代的滋味”还在欧洲大陆的南端，在贫穷的阿尔普哈拉斯雪山的山村，在安第斯山脉深处古代石渠边的羊改村，在亚马逊雨林中的纳乌塔，寻找和体味到，沁入肌肤，镌刻心头。艰苦的寻旅中，自然条件的恶劣不会成为决定的限制，“对求知的旅途来说，最重要的条件是一颗追寻的心，以及感悟与融会的能力”（第125页）。投入“孤旅”，“一靠胆识与知识，二靠现地的感性。一旦上路，全部感官和所有修养要立即张开触角”（第8页）。因为这既是对“地理的理解”，对“历史的触碰”，对“古代精神”的追寻，更是寻求人心的联结，是向底层民众的“俯身吁求”。那条上面绣满了沙沟、蒿枝沟、乌什塔拉和巴勒斯坦难民营女儿们名字的背包带，它“美而硬，潜藏一丝难言的帅气”（第62页），它是一个“隐喻”，喻示着弱者的名字，也喻示着联结、承担，而不屈的行旅是它们共同的道路。

“空空两手的语言”

四年作品的结集，也是三十三年的心情，是一个“总结的时刻”。沿着作者的“私史”，循着他的脚步和笔墨，我们可以寻到一个“开头”，靠近那个已被逐渐湮没的“起源”。

这个“开头”可以是走进西海固的1984年，更是“红旗猎猎”的1968年，甚至可以是生死相搏的1936年。“所有的时刻都发生了那件事/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那时刻”（第256页）。这个时刻是人的醒悟，是天下正义的显现，是英特纳雄纳尔一定要实现。

或许是进入了生命与写作的“暮年”，或许是到了一个“紧张的时刻”，张承志比任何时候都更明确地确认他与革命的60年代的关系。“起源”已经接近，它就是“那个时刻”！“我们自六十年代的初衷，不容侮辱”（第104页）。这个“六十年代”串联起了他生命中不同的时刻，他脚踏的不同大陆，他的理想和信仰，他的叙述和批判，他的知识和实践。

“虽说最好的青春时代，被扔到硬重的劳动里了/春天白毛风里记熟的，革命的歌儿不能忘/虽说过去的时光流水里，我的头发已白/乌珠穆沁草原里造就的，自己的历史不能忘。”（第48页）张承志改写的蒙古歌《嘱托》（又名《不要忘》）里的歌词，是对他与那个时代的血肉关系的再一次具体确认和阐释。“伟大的古典草原给予一代青年的自由气质、底层立场、异族文明和艰辛浪漫的履历”（第52页），是对他作为“六十年代之子”的慷慨馈赠。他驳斥“思想解放”时代的知识分子所谓我们这一代是“喝狼奶长大的”言论，他的认知与此相反：“明明我们喝的是牛奶和羊奶。”（第49页）对于将知青一代称为“失去的一代”，张承志的反问是：“究竟是别人把我们丢失了，还是我们自己‘被失去’了？明明我们不但没丢，还得到不少……”（第49页）他批评那些“同样从乌珠穆沁的异族怀抱里走出来，不少人嘴里还念叨着蒙古单词，屁股却已牢牢坐在了体制与压迫的板凳上”的“知青”同伴——听起来是那么的刺耳却不能不令人反思！“他们鼓吹侵犯的同化，否认少数的权利，使用英语听来的概念，逐个取代牧人的观念。不仅堕落成了豢养他们的体制的叭儿狗，更有人高调鼓吹殖民主义——他们的异族体验，只是脸上的脂粉，他们最终选择了充当附庸资本与权势的色赫腾（知识分子），而背离了加洛（青年）时代的启蒙。”（第49页）“达林太的色赫腾”！这是三十三年后张承志骄傲的自称！

对于张承志而言，60年代完成的是“一场脱胎换骨”的蜕变。“由于乌珠穆沁的孵化，体内一个潜伏的本质被诱发了。它复活了，迅速成长，给后半生的我以依靠。”（第49页）如今年近古稀，却还珍惜着“色赫腾·加洛”的身份。他也确信，“……直到我们这一代人临终之际，我敢说：乌珠穆沁知识青年的几乎每一个，虽然程度、内容、本质各不相同——但都将想念着草原，告辞这无聊人世。”（第52页）犹如“烈士的穷途”的“最后的自白”，这一告白也更加切身和具体。它直击问题的核心，把“三十三年”的道路展现给后人。它关系到信仰和道路、道义和学问、知识和实践、语言和生活，也关系到人的认同和未来的世界。

“先是人可知义，再是人能学否”（第290页）。道路的起点在作为“起源”的“六十年代”。在我读来，《那一年的白灾雪原》是一篇深情款款的美文。1970年冬乌珠穆沁经历的“白灾”，普通牧民面对灾难（白灾以及之后的“铁灾”）之时，展现了自己的知识和智慧，而知识青年在这个过程中也获得了知识和锻炼。这些生活、生产的经验和“知识”，蕴藏在最普通的牧民乃至草原少年的血液中，它们甚至超越了语言，只有当你真正长期投身到那个生活和生产的实践中，你才能体会、把握并融合其中。与民众、底层，与生活、实践、劳动的关系，就如“把手”：“它是知识在终点之上、也是人在限界上的抓揽。”（第94页）

“一切都起源于它，那二十岁种下的基因……幻视之中，年轻时死记于胸的东部乌珠穆沁，一座座山冈坡坂清晰地浮现眼前。一丝不易觉察的声音飘着，不像音乐，不是话语，仿佛草梢风语或泥土气息，滋生出一声诱人落泪的信号，串联着覆盖广袤内陆亚洲的音符。”（第44页）这是作为“原点”的60年代的情感记忆，是“内蒙古草原知青的心事”，无声却幻化成音乐；没有语言却能连接起“内陆亚洲”。它如风穿过草梢，如泥土气息飘散空中，柔弱、绵长，却又无处不在。

这是“大时代赋予的知识”，一旦触动，就会滔滔涌出。它鼓动着作者，寻找“茫茫大地上那些不弃初衷的六十年代战友”（第102页）。在日本，他开始对世界左翼“开眼”，在对法国“新浪潮”现代主义电影的梳理中，寻找到了它反抗体制、顾恤第三世界的内在血脉，突出了它在60年代末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的关系。

如今站在“三十三年”的这头回望，更觉得这“出发点”的珍贵。在漂泊的“孤旅”中，在不同的世界的这头，这个“源头”被一次次地得到确认和加强。它通向了《心灵史》及其修改：“所有哲赫忍耶的故事，无非是说明：红卫兵投身人民时的选择，因这一穆斯林共同体而拥有的依据更充分。”（第104页）通向了对狭隘、自大的民族主义的批判：“我们的出发点、我的‘原点’、以及与各种‘他者’身心相交的实践与履历，只能导致对国家主义及民族主义的厌恶。”（第103页）更通向对历史“遗产”的重新解读和拯救。《五十年重读白求恩》梳理了一条隐伏在20世纪全球史中的脉络，从毛泽东和白求恩的同框照中，解读出在“三六年人”和“六八年人”之间存在着的深刻关联，这是一条“衔接正义的链条”，他们有共同的“献身他者的立场”，有共通的“热情如火的血缘”，他们构成了“世界史的另一根主线”。他们“看似隔断，其实相连，没有三六年人，就没有六八年人”（第157页）。而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则“是一篇具备热情的人之间的交流；是一篇‘三十年代人’与它的继承者‘六十年代人’之间的交流”（第163页）。在历史的“遗产”之上，“如今我怀念国籍不分加拿大、西班牙、太行山的白求恩，也怀念每一个信仰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督、佛陀、安拉的国际主义者。有时，我也怀念自己囫囵吞枣的少年时代。是的，没有这样一个时代的奠基，我或许会对烈士轻慢。”（第163页）面对这郑重的历史遗产，站在“三十三年”后的历史的这一头，我们唯有“空空两手的语言”。

“穷人的作家”

1936年9月5日，久缠深疴的鲁迅在病隙写下了《死》，在这份不是遗嘱的遗嘱中，鲁迅嘱咐自己的后人，“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而对于那些“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靠近”，对于众多的“怨敌”，“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10月，弥留之际的鲁迅连续写下了《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和未完稿《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特别强调了自己的老师太炎先生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的还要大”1。“螭鬽羞争焰，文章总断魂”，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中国现代文学开山鼻祖再次重回了文学的“起意”，重申了文学的“初心”。这是他留给中国现代文学的“遗嘱”，是从开始处给中国现代文学注入的精神和“骨气”。

阅读《三十三年行半步》，我再次想到了鲁迅先生的这份文学遗嘱。“新知刚汲起一桶，丰满才稍露风貌”（第290页）。“达林太的色赫腾”，这是烈士暮年的自白，是“穷人的作家”重诉文学的“起意”！

回顾自己这“三十三年”的行旅，张承志感叹：“说到底我还是穷人的作家！一说到穷国穷地方尤其是穷旅行，我马上精神抖擞。”（第126页）他风尘仆仆，脚下泥土飞溅，“身临大事，相谈者唯有农民”（第282页），他们是秦凤铜，他们是马启芳；踟蹰期间的，都是“弃土寒村”，“身若刀割般体会了什么是农民”（第284页），而“懂得农民——恐怕是世界上最深奥的题目”（第72页）。这是初衷，也是一生的道路。

“我的文学不做资本的奴才”（第279页）。“我的文学”“是向人类的表白。是为人民的修辞”（第101页）。它处身“身衣文学华衮”的文士不屑俯身的穷乡弃土，依傍“青灯古卷的古代”，依傍一个个那么相似，“仿佛炉子里的煤炭，由于一块块挤着，才燃起一簇火焰”（第72页）的农民，立誓不变初衷，牢记一次次途中的爱，珍惜一个个真挚的人。三十三年，道路展开。“那里有无尽壮大的山河，那里有拥有深沉历史故事的朴素人们。在那里像人一样生存，是可能的。”在那里，“我终于懂了：在中国活着，是令人感动的事。”（第81-82页）

“火种埋在灰堆，没有真的熄灭。在不能抒情的时代，我慢慢学会了心中默唱。”（第46页）就像对瞿秋白，一个民族终于会理解它的儿子。理解一位“烈士的谦卑”，理解“烈士的穷途”中的自白。

“隔着刻意的修辞，亲近的感觉他人不能尽知；节制文笔的自律，又阻止了汹涌的抒情。”（第290页）三十三年，文字得到了丰满，视野得到了延伸。这种修辞不只是文字华丽的外衣，它与视野和胸怀互为表里，相互促进。“夜啊，请你等一等让囚徒的哭泣结束/仿佛他的肉体会生出翅膀，去拍打风”（第173页）。张承志再三引用的一位临刑的巴勒斯坦无名诗人写下的诗句，蕴含着修辞的奥秘。“生死门槛上的修辞——才是他唯一等待的。那修辞如同天使，在头顶盘旋，不知何时降落，待它一落下来，翅膀就会生出。”（第167页）

正如鲁迅的老师章太炎和鲁迅本人曾爱用“古语”一样，张承志晚近的写作中也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双语（多语）”的问题。他承认，自己的“写”与“读”就带有双重问题。“我的土法阅读，是‘要点双语’，只钉牢一些要害词句，轻轻地触碰，从书本更从社会体味”（第229页）。而在写作中频频使用阿拉伯语、蒙语、日语、西语等，则是为了面对“英语的侵略”，“稍来一点‘异语的抗战’”，玩一点“语言的游击战”。特别是如今，要“向另类的语言求援，向少量词汇强求，让蒙文的牛皮盾掩护思想且不泄露本意——于是话语突围了，不仅实现了表达，而且一个双义的高度，被意外地获得”（第46页）。当然，这里的语言是经过特意选择的，以蒙语为例。“我们插队草原的年代，是在一种纯粹而原初的口语环境下度过的。由于时代的限制，凡是书面化或文史哲味儿的蒙语，都不属于日常用语，都似乎从当时的生活中被省略了。”因此，我能使用和习惯使用的蒙古用语，“暗合着生活中的惯习与细节”（第45页）。语言，特别是口语，是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那些草梢泥土间传播着的语言，恰恰是我们面临重大命题时的依凭。“一旦面临一言难尽的大命题，比如评价毛泽东或勾画六十年代历史，我就想起游牧民族的古歌。”（第43页）

“乱世已死秩序当立、人们坚信复苏与新生的时代”（第224页）。“正值游击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张承志的写作方式也变得灵活和多样了，这本最新的文集中出现了小影评、微信公号文、网络跟帖、电邮短信等，他们就像“时代与故事、个性及笔触”融合在一起的无名者的“书法”（书写）一样，联结起了不同的“乌民”。“你们念着我，我就念着你们”（第224页）。

“三十三年之前，有一个红旗猎猎的开始，和一个草海雪原的重生。……江山不幸诗人幸，三十三年懂得了斟酌文字，三十三年习惯了沉吟词意，我一点一滴提高了文字的质感，努力让它高贵并内藏分寸。”（第287页）三十三年是拼尽热血的一生的精华，所展开的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条独特的道路。在三十三年的这一头，“开头”渐远，文学的“起意”却从未如此明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