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丛林 李明晖 | 日本鲁迅研究的“大时代”

编者按

保马今日推送《日本鲁迅研究的历史反思与展望》一文，系靳丛林、李明晖老师撰写的《日本鲁迅研究史论》（详见“每日一书”）的终章。本文回顾日本学界对鲁迅的研究历史，着重分析“鲁迅像”时期以竹内好、丸山昇、伊藤虎丸等人为代表的累累硕果。该时期日本鲁迅研究有着鲜明的文化反省意识和现实焦虑意识，尝试将“鲁迅”与本国的政治历史现状联系，甚至在更广阔的时空维度里发掘鲁迅的价值。研究者们通过批判自身“优等生”文化，主张“以坚持自我的方式更新自我”，强调主体性；并且敏锐地意识到每个研究者都处于历史进程当中，有着自身的局限。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鲁迅像”时代的研究也存在将鲁迅本质化的倾向，局限了研究者发现细节的眼光。时过境迁，今日的日本鲁迅研究对此有一定程度的修正，同样不乏闪光之处：如藤井省三提出的“东亚的阿Q形象谱系”，将鲁迅和村上春树对照阅读，认为疲劳而乏味、迷失在消费主义中的城市小人物正是当下的阿Q们；其借助鲁迅，直面社会政治问题，传达推动“现实”发展的呼告，可视作前辈研究者的回声，也应为未来鲁迅研究的方向。

感谢靳丛林老师和李明晖老师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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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鲁迅研究的历史反思与展望

作者 | 靳丛林  李明晖

日本的鲁迅研究，滥觞于鲁迅留学日本的时代，发轫于中国文学革命的岁月，在世界性的左翼文化运动中快速生长，在战争年代艰难持续，并终于诞生了第一座高峰——“竹内鲁迅”，继而在战后迎来了全盛时期。今天的日本鲁迅研究，虽然已不复全盛时期的景象，但在世界范围内比较来看，成果数量依然是可观的，功力与水平也可圈可点。回顾起来，即使忽略那则关于《域外小说集》的“文坛消息”，只从1920年代算起，日本鲁迅研究也已经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曲折路途，现在，或许是时候尝试检点一下其中的得失，并由此思考当代日本鲁迅研究所处的历史坐标及其走向。

鲁迅在日本

第一节  成果斐然的“鲁迅像”时期

在迄今为止的日本鲁迅研究历史中，成就和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以竹内好、丸山昇、伊藤虎丸为代表的“鲁迅像”时期。我们将那个时期称之为“鲁迅像”时期，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当时最重要的鲁迅研究者们每人都有一个自己独创的“鲁迅形象论”，并且以描述、论证一个与此前其他人著作中的鲁迅形象不同的形象作为自己鲁迅研究著作的主体与核心。因此，他们的鲁迅研究论著通常都不是“发现一个小问题、解决一个小问题”的累积形态，而是抓住一个大话题然后围绕这个大话题排比资料、展开论述的聚集形态。有许多人说日本鲁迅研究与中国不同的一个特点就是“小而美”，少有宏大叙事，致力于把一个很小的问题做精做细，但这种说法至少是不符合“鲁迅像”时期的实际情况的。可以说恰恰相反，这个时期日本鲁迅研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致力于宏大叙事，建大框架、谈大问题，在文化、政治的大视野中饱含热情地言说鲁迅。

一、“鲁迅像”时期的独特魅力

“鲁迅像”时期的上述气魄，和此前日本的研究者不同，和此后日本的研究者也不同，而呈现独有的魅力。

在竹内好之前，日本研究者主要是将鲁迅当作一个“中国名作家”看待，像介绍变革时代的中国所有引人注目的人、事、物一样进行介绍，多半并不觉得和日本有什么直接关系，只是作为了解中国的努力之一而提及鲁迅。随着“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在世界范围内成为热门话题，有一些人从“文学与阶级”、“文学与革命”关系的狭窄视角分析鲁迅，或贬低或褒扬，却也依然是在一个既定标准中给鲁迅一个定位。增田涉作为在上海亲聆鲁迅讲授中国小说史的“入室弟子”，以突破这种狭隘标准的眼界，写了以《鲁迅传》为代表的评介性论著，但他和鲁迅在现实生活中的熟悉，也使他很少从形而上的角度追问鲁迅思想的复杂性，因此他笔下的鲁迅更类似于萧红等人描绘的那种“伟人鲁迅”与“生活化鲁迅”的混合体，让我们觉得可亲可敬，而鲁迅思想的文化意义却无法成为作者与读者关注的重点，也就是说，增田涉当时虽然写了他心中的鲁迅形象，却无意深入回答“对于我们（日本人乃至亚洲人）来说鲁迅是谁”这个问题。佐藤春夫可能是最早提出日本人应当从鲁迅的作品中学习一些东西的日本作家，他主要指的是对传统的尊重，但他也只是针对一篇作品的几个细节随兴谈些感受，只是就这几个偶然一见的细节发表了自己关于日本文学发展路向的看法，而非以此把握一个系统的鲁迅形象，让作为一个完整形象的鲁迅成为改造日本文学、文化的力量。而且，佐藤春夫的这一点点“学习鲁迅”的声音即便本来可以由于他在日本文坛的影响力引起更多的讨论与思考，也因为中日全面战争的随后爆发而没有成为现实，那时候在法西斯主义的文化政策之下任何日本人想要公开谈论鲁迅都必须依循同一个轨道，即将鲁迅的民族自我批判扭曲成为应当由日本“帮助”中国改变的理由。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日本战败，太宰治的小说《惜别》也是在这种意识的控制下完成的，自然难以避免打上贬低中国、美化日本的显眼烙印。从这个历史背景来看，竹内好的《鲁迅》真的是饱含着极为难能可贵的洞察力与勇气，也正是这种洞察力和勇气，开创了日本鲁迅研究的一个伟大时代。

图左：鲁迅于1931年所作《送增田涉君归国》：“扶桑正是秋光好，枫叶如丹照嫩寒。却折垂杨送归客，心随东棹忆华年。”图右：增田涉

再以1970年以后的情况来比较。由于中国的社会主义进程经历了“文革”的巨大曲折，正在痛定思痛、百废待兴之际，而此时的日本却处在迅速达到经济繁荣的自豪情绪中，因此随着“中国经验”不再成为钦佩羡慕的对象、战败的“屈辱”也被有意淡化甚至“悲情化”，竹内好在战争中开创而经丸山昇、伊藤虎丸等学者在战后继承推进的反思倾向在鲁迅研究领域也失去了主流的地位。以丸尾常喜的研究为例，他对鲁迅“耻辱”意识的强调和辨析，正是对于日本战后在文化上的自我批判所进行的反拨，虽然表现上反对的是以“西方话语”为权威批评日本文化，似乎与竹内好的“抵抗”有共同之处，但实际上已经悄然从“以抵抗更新自我”的立场退却了。这种很微妙的差异我们在下文还会更细致地讨论。片山智行的研究则更明显地体现了这种倾向性变化，他以“马马虎虎”这个词来代称鲁迅的批判对象，而在他的论述中这个词是与日本无关的，甚至是处于日本文化反面的，这就意味着鲁迅批判的就是中国和中国文化特有的缺陷，而不是像竹内好反复强调的：鲁迅的“回心”可以纠正日本的“优等生文化”，或像丸山昇和伊藤虎丸表达的：日本因为没有鲁迅这样的精神存在而在近代化的过程中陷入困境。

二、“鲁迅像”时期的本质

在上面的这些比较中，事实上已经涉及到了“鲁迅像”时期最本质的特征，那就是凭借鲁迅反思日本。因为要反思日本，所以对鲁迅就不能采取一种“政治性”的或“纯学术”的分析评判态度，就不能一味着眼于小问题的发现和解决，就不能只是以“了解”或“理解”为指向去处理文献材料。像后来那种热衷于找到鲁迅的哪些文章受到日本哪些文章的影响这种思路，在竹内好等人那里是极为边缘的，除非是为了论证鲁迅何以在受到影响的情况下而能与影响他的文章有着根本不同的境界和价值。比如伊藤虎丸做了大量的材料查考工作，力求还原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日本文化界流行的“尼采观”，最后得到的结论是：当时的日本学界整体上并没有理解尼采思想的根本，而鲁迅却在这样的整体环境中透过日本学界的误解迷雾直接把握到了尼采思想的根本。与此相比，近年来的有些研究只是把日本文学中的文本与鲁迅的作品文本并置以展示其“相似”或“相关”，甚至暗示鲁迅的名作只是对日本作品的模仿，就真让人有沧桑之感了。在“鲁迅像”时期，日本鲁迅研究者们都有着共同的文化反省意识和现实焦虑意识，对于日本的侵略历史以及被美军占领的现状更是有一种耻辱感；相比起来，中国在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严重劣势中坚持了长期的抵抗，不但从危如累卵的局势中苦斗出来，而且在二战后期成为一个受到世界普遍尊重的“巨头”级国家，到1949年又基本结束了内战，走上了力图迅速超越资本主义的道路，所有这些都从反面凸显了日本的问题。因此，再采取像1930年代那样以“先进”的姿态褒贬鲁迅的立场是不可能的了，像战时意识那样把鲁迅扭曲成贬低中国歌颂日本的工具当然更是荒谬，而像后来的学者那样只把鲁迅当成一个学术研究对象的余裕又是绝对没有的。鲁迅不可能只是一个“知识论”的问题，鲁迅的问题是日本的问题，而且是目前日本文化的大问题——这就是当年日本鲁迅研究者们的基本共识。

鲁迅在日本

因此，种种“鲁迅像”的确立首先不是为了在纯粹知识领域研究哪一个概念更能够准确地概括鲁迅这个作家——“文学者”、“革命人”抑或“终末论意义上的科学者”，而是为了给日本文化的弊病明确一个对立项。“文学者”鲁迅像最初针对的是“文学为（战争）政治服务”与“文学远离政治”的二元对立，后来更深刻地针对了以“转向”为表征的“优等生文化”；“革命人”鲁迅像直接针对的是又一轮“文学远离政治”的思潮和以权威自居的“革命家”意识这二者，深层针对的则是这二者背后的“正确主义”文化；“终末论意义上的科学者”鲁迅像针对的是日本战后民主运动中“文学主义”的泛起，更是指向了“无终末”的文化中难以避免的权力意识、奴才意识。其他一些研究者的“鲁迅像”也可作如是观。总之，“鲁迅像”是战斗的产物，也是战斗的武器。

三、“鲁迅像”时期的成就

既然如此，那么我们今天从学术史的角度去回顾，“鲁迅像”的得与失也就都与此有关。

从其“得”的一面来说，鲁迅的文学本来就是战斗的文学，在紧张的文化战斗中把握鲁迅的文学与思想具有一种先天的优势，很容易和鲁迅的精神产生契合。鲁迅的视野是广阔的，鲁迅的眼光是深刻的，鲁迅的精神是坚韧的，能够体会鲁迅文学热度与力量的研究者，必然是为严重的困境而焦虑着的人，竹内好、丸山昇、伊藤虎丸等在走上鲁迅研究道路时正是这样的人。他们是决心用自己的生命去与鲁迅的生命碰撞的，他们相信碰撞迸溅的火花能够烧毁日本文化中的劣根性，实现日本的新生。竹内好是在“大文学”的意义上谈文化，丸山昇是扭住政治革命这个主题谈文化，伊藤虎丸则是在信仰高度上谈文化，他们都不是“闲谈”、“漫谈”，或者进行所谓“国民修养教育”；他们清楚自己做的是“大逆不道”的文化颠覆之事。至少在这一点上，他们与鲁迅有着一致的自我认知，可以与鲁迅对话。这是在既有文化体制中奋力向上并以此自得的研究者们所无法比拟的。由于这种精神契合，在他们的研究中“直觉”往往能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当我们说到学术研究或文学批评中的“直觉”时，经常会误以为这意味着随意、浪漫派或者用自己的情感反应代替对实际文本的解读。但这并不是“直觉”的真意。“直觉”在文学研究中应该起到的作用是绕过或者飞跃文本、历史的种种炫丽表象,而觉察到本源之物，从而反过来更清楚、更真实地描述表象。比如竹内好用直觉而不是通过复杂的文本分析点明了鲁迅的“回心”，由此，鲁迅作品文本中的许多细节在我们眼中苏醒了，许多原来认为是矛盾之处的难点也获得了清晰的解读线索。这就是直觉的力量。在真实的科学史中，科学的发展往往不是从实验到结论再到推理、严格地从一个结论推导出下一个结论的连续线条，而是跳跃的、爆炸式的、辐射式的。在日本鲁迅研究史上，竹内好、丸山昇、伊藤虎丸的难以超越性，就在于他们以自己和鲁迅精神上的相关性成为了日本文化理解鲁迅进程中的“爆发点”，即使是此前与鲁迅本人有过现实交往的增田涉等人，其关于鲁迅的言说相比于这样的精神景象也不能不略逊一筹，而学术训练更加规范、知识面也更广的后几代研究者虽然也有其独特的贡献，但这种精神上令人耳目一新的跃进也难寻遗范。甚至可以说，如果日本的鲁迅研究史没有经历过这么一个激动人心的“鲁迅像”时代，那么这个研究领域本身的价值都会因此而大大缩减。

具体来说，“鲁迅像”时期的成就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第一，形成了与中国不同的鲁迅研究范式。此前，日本的鲁迅研究在研究范式上与中国的鲁迅研究并无明显的差异，还不具备独树一帜的特质。正是一系列“鲁迅像”的出现，和围绕着这些“鲁迅像”展开的言说，使得“日本的鲁迅研究”真正成为了让中国学者必须正视的学术存在，也真正获得了与中国鲁迅研究界平等对话的资格。研究范式的创新，中国的学者实际上也在尝试，比如冯文炳先生在句法、章法的层面上研究鲁迅的文学革新业绩，又如李何林先生在“文革”时期以“详注”的方式尽力拓展鲁迅研究的言说可能等等。但是由于“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这一描述的政治权威性，中国大陆学界大量的鲁迅研究成果中在“鲁迅形象”这方面的创新却是停滞的。实际上，这个“停滞”还只是浅层的现象，从深层看，即使是在政治权威性评价之前问世的经典之作《鲁迅批判》中李长之先生描述了“战士和诗人的鲁迅形象”，也不构成后来竹内好等人作品中的那种“鲁迅像”研究范式。李长之说“战士和诗人”，只是取这两个“职业”的引申意义来表示鲁迅性格与文风的面貌，而且这两个名词在这里都是不含褒贬的，也就是说并不能算是对鲁迅的赞词，与此相关而又更为重要的是，李长之并没想过要以这两个词来彰显一种精神。关于鲁迅的价值和影响，李长之是以另一种逻辑来论述的，也就是“情感上的病态”与“理智上的健康”这一说法。鲁迅的名字和作品伴随着李长之的成长，在他的心中鲁迅尽管是独特的，但也是“周围世界”真实的一部分而不是与“周围世界”相对立的，所以他会用一些词句去形容鲁迅，会用某种理论和逻辑去思考鲁迅对一代知识分子的影响，但不会与“鲁迅是谁”这个问题迎头相遇。而当竹内好在战时的日本写作一本名为《鲁迅》的书时，却迎头遇到了这个问题。鲁迅是谁？在我自身已经陷入历史的风暴之中困顿不堪四望无路时，我为什么以及有什么资格去讲解、评说这个名为鲁迅的中国作家？因此，当竹内好说鲁迅是文学者、而且是第一义的文学者时，他的研究路径和言说策略就已经和数年前写作《鲁迅批判》的李长之分道扬镳。我们知道，《鲁迅批判》是竹内好写作《鲁迅》时除了鲁迅的全集之外最重要的一本参考书，也是当时竹内好认真读过的唯一一本研究鲁迅的专著。竹内好主持的《中国文学》杂志曾经对《鲁迅批判》做了相当详细的章节提要，应该说他对全书的内容都是熟悉的，但他在《鲁迅》中却只重点引用了李长之关于鲁迅的哲学就是“人得要生存”的说法以及评判鲁迅小说优劣的文字，而偏偏“忽视”了书中称鲁迅是“战士和诗人”的段落、论述鲁迅“情感的病态与理智的健康”的段落——这些段落无论从结构上来说还是从内容上来说都可以当作李长之这本书的“中心段”或“主题句”来看。竹内好以这样的方式表露了他必须自己尽力描述“鲁迅形象”的决心，这也正体现了“鲁迅像”的确认在他的研究中何其重要。前文说过，李长之说的“战士与诗人”并非对鲁迅的赞词。这是与竹内好的“文学者”进行比较而言的。“文学者”本身或许也不能算是赞词，但是竹内好在用这个词来描述鲁迅时，表达的却是对鲁迅价值的认识。在李长之的话语中，战士有许多，诗人也有许多，而且他也并没有暗示鲁迅应该成为其他战士和其他诗人的标杆。而在竹内好的话语中，鲁迅成为“文学者”的代表者，甚至是对“文学者”这个词的诠释。李长之不会有“只有鲁迅这样的人才算得上是战士和诗人”这样的说法，而竹内好传达给读者的始终是：想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文学者吗？看看鲁迅吧！因此，对鲁迅的研究事实上就是对什么是文学者的研究，而对“文学者”的理解（尤其是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理解、对文学与“进步”关系的理解）反过来也深化了对鲁迅的理解。“文学者”这个形象成为理解鲁迅和鲁迅文学的枢纽。这样的一种研究范式对于同时代的中国学界来说是全然陌生的，因此也难怪“竹内鲁迅”以及后来的“丸山鲁迅”、“伊藤鲁迅”被引介到中国之初遭到了种种严重误解（往往是善意的）。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如果是成功的，就意味着一个新的阐释空间之发现，就鲁迅而言，中国鲁迅研究界曾经在许多年中致力于号召青少年、知识分子乃至全体人民“学习鲁迅的精神”，但对鲁迅精神的学习何以可能？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却是“鲁迅像”研究范式更能提供有效的思路。“鲁迅像”将鲁迅的精神归纳为一个文化的符码，由此生发出阐释鲁迅精神的话语，形成知识形态的鲁迅精神，从而使“学习鲁迅的精神”在学理上成为可能。这只是从接受史的角度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研究范式的价值，今后，中国学界依然可以在“鲁迅像”思路开创的阐释空间中做出我们自己基于中国问题、中国意识的阐释。

竹内好

第二，一系列的“鲁迅像”彰显了鲁迅的“东亚意义”，暗示了鲁迅的世界意义。中国的鲁迅研究重视的是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弊端的批判、对中国社会不良现象的批判和对中国前途的思考。中国的研究者很少有人将鲁迅对本国的批评话语扩展到更大的范围去分析其意义。这可以说是正确的，至少是把握到了我们自己的当务之急。但大多数外国研究者也是如此，这其中包括了“鲁迅像”时代之前的大多数日本学者，这就有些偏颇了。因为在这种认识中，鲁迅作为一个“伟大中国作家”的定位常常是表示：他对中国来说是伟大的作家，而既然中国是世界上的一个大国家，那么他对世界来说也是有意义的。其实这种对鲁迅意义的理解很容易类似于鲁迅当年戏言的“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根本看不到鲁迅的文学与思想对于他们自己的意义。有力地打破了这种局面的正是日本研究者们的“鲁迅像”。“文学者”不是“中国的文学者”，“革命人”也非局限于“中国的革命人”，“终末论”更是具有普世意义的话题。这些日本的鲁迅研究者意识到，鲁迅的批判和思考虽然直接针对的是中国，但其中提到的弊端和现象从文化意义上来说并不是中国所特有的，而其对中国前途的思考，其实质则是探讨东亚近代化的路径。人类共存于一个世界，不同文明传统的进步本应也必然在全世界范围共享，但共享的方式却又受到历史与不同文明自身特色的影响，比如以印度为源头的佛教文明在历史上基本上是以和平的学术交流方式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人群共享的，而犹太民族的信仰文明在世界的共享过程甚至伴随着本民族的屈辱与分裂。以工业革命为起点的一系列变革是从欧洲开始的，并在“新大陆”——美国发出异彩，但是这些进步在人类中的共享方式却是以先进国家对后进国家侵略奴役的形式呈现于真实的历史中。正像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说的，英国在东方无耻地攫取资源与暴利，结果却是违背其本意地刺激了东方的革命与近代化。毛泽东说的更加形象：“先生老是侵略学生”。中国和日本有历史眼光的文化人都面对着这样的尴尬处境，他们也为此谋划了种种自强之路，其中鲁迅作为一个文学家在这方面做出了很深刻的思考，以这些思考为根本展开了他的文学世界。日本的竹内好等研究者则是敏锐地关注到了鲁迅文学世界背后的思考，将他的思考与当时日本流行的思想进行对比，发现了鲁迅的思考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能够匡正日本流行思想的“偏至”。因此，他们才竭力地描述这种思考、解说这种思考，由此形成了“鲁迅像”。这也是为什么日本的“鲁迅像”都不是“人物像”（关于性情、风度、喜好……）而是“精神之像”。我们还可以发现，虽然命名不同，并且始终伴随着互相之间的论争，但是最主要的日本“鲁迅像”其实都指向一个宗旨，那就是“以坚持自我的方式更新自我”，即首先对本民族、本文化的现状有诚实的态度，然后基于自己的存在而向着自己的（伊藤虎丸所谓“个”的）前方前进。前文曾说过，丸尾常喜从鲁迅的作品中重新发现“耻辱”和“从耻辱中恢复”，其文本分析的细致全面可以说超越了当年的竹内好等人，而且表面看来似乎也是“抵抗西方霸权话语”，但已经与“鲁迅像”的宗旨不同了。竹内好抵抗霸权话语的重心在于批判日本的“优等生”文化，因为这种文化传统让日本人不惯于思考自己到底喜欢什么，不惯于体会种种学问、艺术等本身的优美伟大，而只知道以学到“最好的”东西、得到最高的褒奖为荣，进而由“奴隶”跃升为“奴隶主”；而从另一面来说，也就是无端地以任何“错误”与“失败”为耻。鲁斯·本尼迪克特敏锐地发现了这种文化特质，并与以“原罪”为根的文化进行了有益的对比。可以说，“罪感文化”是“神—人”文化，人首先承认自己是有罪的，即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并将关于“完美”的想象与希望寄托于超越者和来世，而“耻感文化”是“人—神”文化，人总想展现自己“神”的一面，而隐瞒或推脱自己的丑恶笨拙，一旦被人道破，就会陷入严重的恐惧与愤恨情绪。当竹内好称赞鲁迅的“落后”、“失败”时，就是要以如此极端化的语言撼动上述“优等生”文化的根基，而他同时也要用种种方式避免让自己所说或任何外来思想成为一种新的“权威标准”，新的“威风或耻辱”的坐标轴。而丸尾常喜却直接以“鲁迅也是以耻辱感为起点”在话语上取消了“应当反思耻感文化”这个命题，事实上变成了对“优等生”文化传统的“治愈”，也就极大地弱化了鲁迅对于日本文化的颠覆性意义。由此反观“鲁迅像”时代的研究，会发现那里包含着许许多多清晰呈现鲁迅东亚意义的观点和论述，至今对于我们思考东亚问题具有启发，比如世纪之交的“儒学热”就不但是中国的现象，在日本、韩国也悄然兴起，如果我们只是思考中国的“儒学热”与鲁迅文学、鲁迅思想是什么关系，可能就会因为视野的狭窄而很难将问题说清，这时候竹内好、伊藤虎丸的鲁迅研究就成了可贵的参考；再如近年来1930年代左翼文学重新获得普通读者的阅读也是东亚范围的现象，而且在日本比在中国体现得更突出，对这一现象进行深入地学术考察也离不开“鲁迅像”的资源。

丸尾常喜《耻辱与恢复》

第三，竹内好将“文学者”作为一个动态的概念，也就是说，一个历史中的概念，由此将鲁迅及其文学置于研究者自己也身处其中的历史中去描述，这种“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同在流动的历史中”的思想被丸山昇和伊藤虎丸等学者继承和发扬，并在1980年代以后影响到中国学界。这是“鲁迅像”最独到的一个贡献。在此之前，可以说人们约定俗成的一个学术研究理念就是：研究者应该是权威的、客观的，而实现权威和客观的前提就是假定研究者本身处于历史尘埃落定之后的“安全区域”，比如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时期的批评家就认为自己已经把握到了历史的大趋势，因此可以有资格评判鲁迅的“落后”或“进步”，再如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则认为过去鲁迅被搅在“共产党文学”话语之中，而现在自己身在美国，而且有专业训练打造的文学学术素养，因此可以有资格评判鲁迅的文学成绩。这些研究者都知道自己研究的对象是“历史的”，却都默认自己是“超于历史的”。竹内好从走上学术道路的时候开始，就自觉地把研究者也在历史之中这个意识保持在自己的思考过程之中。不但如此，他还强调，研究者的研究资格并不在于知识上和“政治”上的任何权威性，而是恰恰在于和研究对象同为在历史中挣扎的人这一点。丸山昇在新的学术环境中以他的“实证”研究方法化解了竹内好在“知识权威性”问题上的态度可能导致的偏差，即因忽视知识积累及逻辑的确定性而无意中制造更糟糕的“人生经历权威”，但是另一方面，他的“革命人”鲁迅像中及其传记式批评的方法中都内含了只能作为历史中的探索者来研究鲁迅在历史的探索这一竹内好的核心观念。而伊藤虎丸更将这个观念哲学化，认为无论是鲁迅这样的“先觉者”，还是作为研究者的后人，在超越的存在面前都同样是不完全的，因此既应看到并尽量靠近超越的存在，又不可将自己等同于超越的存在，以超越的存在之身份进行论断；有终末才有历史，我们不可将社会上暂时的得失、权利分配看做是判断是非的标准，因为是非只有在终末存在处才能存在。这样，伊藤虎丸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权威式批评成立的可能性。这个一脉相承而又屡有增减的研究观念，同样也是不能作为“权威”来接受的，或者说，它在现代学术中可能只具有“常识”意义，在大家共有这个思想背景的情况下，即便使用一些论断式的语气，读者也都知道这并不意味着一种“话语权力”，不会与现实的权利分配有什么直接关系，不意味着谁的嗓门大别人就得听谁的。但具体到中国和日本的语境中，那么无论是日本的优等生文化，还是中国“皇权文化”的残余，都诱使言说者想方设法捍卫自己和自己一派的权威性，于是研究往往变成大家比赛寻找“标准答案”的智力游戏。在这种情况下，一系列“鲁迅像”所提供的学术观念，就正和鲁迅本人的批判精神一样，具有文化反思的意义。

八十年代，汪晖（左）与伊藤虎丸（右）

第二节  从“姿态”焦虑到“体验”意识

虽然“鲁迅像”时代在日本鲁迅研究史上具有如此不可替代的价值与影响深远的成就，但我们今天在回顾的时候也不应该无视其与生俱来的缺陷，那就是在学术研究中掺杂了过强的政治参与意识，研究者自己有太多话要说，有太多关乎现实的意见要表达，结果不能不有些“削足适履”的文字。而且这种风气也影响到后来，在日本鲁迅研究中甚至比其优长处影响更长远。

一、“固化”与“排他”之弊

“鲁迅像”的创造者们都是人生经验相当丰富的学者，如竹内好、丸山昇般自己青年时代的游历遭际足以写成几本书的自不用说，即便履历相对简单的伊藤虎丸，也是作为负责学生思想修养的教师在第一线经历了日本“全共斗运动”的全程。如前所述，这些人生经历中的许多元素成了他们理解鲁迅之人生与文学的宝贵资源，可是另一方面，当他们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背景形成了自己的“鲁迅像”之后，也会不自觉地偏执于这些阅历中的偶然细节而导致各自“鲁迅像”的固化与排他。竹内好在1960年代称赞尾崎秀树那本《与鲁迅对话》就是一个很大的教训。本来我们今天读竹内好的书就能够了解他所说的“文学者”和尾崎秀树所说的根本不是一回事，但仅仅是因为名词上的相同，竹内好本人就模糊了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相当于自己把自己的理论庸俗化了。从竹内好当时的言辞来看，可能更深的原因是他对战后入学的一代中国文学研究者先就持有一种带着轻视的不信任，觉得他们因其“专业训练”而自以为是，在这样的心理下他才不恰当地把有特殊身份及人生经历者的研究标为样板。丸山昇在早年的著作中将《科学史教篇》中阐述的科学精神和中国共产党五十年代末发动的“大跃进运动”视为一脉相承，虽说有确实不了解实际情况的原因，但这种越过鲁迅研究边界的表态也与其人生经验有关，而他晚年对于中国鲁迅研究的一些不满也缺乏学术的严谨而体现了与知识本身无关的另一种失望。相比起来，人生阅历相对单纯的伊藤虎丸在立论方面也通脱一些，但他的宗教信仰背景与他对鲁迅的崇敬两者造成的合力让他在议论中对鲁迅与基督教精神（即使是他说的原本意义上的基督教精神）的抵触之处失去敏感，这一点如果说在他自己的论著中还没导致很严重的缺陷，但是对后来学者还是有一些影响的，中国研究者齐宏伟的《鲁迅：黑暗意识与光明追求》在这方面就比伊藤虎丸走得更远。

总的来说，阅读“鲁迅像”时期的经典著作，在崇敬之余也许会有一种疏离感，感到其中表现了一些过于渲染鲁迅的倾向，似乎鲁迅做的每一件事都得和他的“本质”有关系，而且只能和一种“本质”有关系。譬如幻灯片事件，可能由于这个事件一般都被看做是鲁迅后来文学道路的逻辑起点，而偏偏又与日本不甚光彩的历史紧密相关，所以日本的鲁迅研究者们往往愿意对之审视再三，提出各不相同的解释。这本来也是学术研究中合情合理的现象，但如果把研究者们对幻灯片事件的解释放到一起展示，就会发现他们几乎都是直接以这一事件来证明自己对“鲁迅是谁”的回答是最正确的，这样的情形从竹内好、太宰治开始，一直到丸尾常喜的早期著作依然如此，中间只有北冈正子等人尚能不落俗套。当年，竹内好是一边论证“文学者”鲁迅像，一边表示不应该把鲁迅本质化，用语言去把握鲁迅的本质只能失去鲁迅。但是他对于自己强调的这个原则并没有坚持，尤其当他投身到战后的实际政治运动之中时，本质化的言说毕竟比遵守学术规范的言说更方便也更易于交流，到了晚年连他自己写文章时也不再那么强调自己描述的并不是鲁迅的本质了。与此相比，中国的鲁迅研究或则因为与真实的鲁迅时空距离很近（如李长之、曹靖华等），或则鲁迅的“本质”已经被政治权威严格规定（毛泽东时代），或则由于对这种权威规定的反弹（新时期以来的主流），总之反而从来很少在研究中反复纠结于鲁迅“本质”的问题并为此进行论战，也因此各项具体踏实的研究成果能够自然形成积累与互补，真正的研究成果很少会打上某种特定主张的标签。因此，我们阅读本国鲁迅研究者的著作，除了“文革”时期那些曲学阿世的“影射学术”之外，都可以就作品解读理解作品解读、就传记辨正了解传记辨正，无论是认同还是商榷，都不必怎么考虑研究者的思想背景，而对于“鲁迅像”时期的日本鲁迅研究著作，如果不了解学术史论争、不掌握研究者的整体思想，那么我们可能连一个具体的考证（比如丸山昇说鲁迅回国后戴假辫子时并无多少挫折感与失落感）或一个具体的解读（比如伊藤虎丸说《狂人日记》的狂人“病愈”之后投入到了现实的斗争中）都无法真正理解，读竹内好《鲁迅》这样的书更是会一头雾水或充满误解。这一方面当然是我们作为异国读者自己的原因，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们的鲁迅研究著作中包含了大量不是研究历史对象而是进行思想立说的成分，这种把鲁迅确定为“什么人”的学术范式承载了文化断裂时代的思想论争功能，若就鲁迅研究本身来说，不能不说是容易产生偏差的。

丸山昇

二、“姿态”论的教训

如果说由于竹内好等人的学术功力，这种偏差对他们自己的研究不曾造成大的损害，那么当时其他许多没有如此意志力和领悟力的人则会将这种偏差造成的损害表现得更加明显。这些日本人也曾满怀热情或希望投入到鲁迅研究的事业中，也有不少文字留下来，但由于皆非经典之作，很少翻译成汉语，多半我们只能在当时日本出版的刊物中读到。不过我们还有一篇记述这段“学术史”的文章可供参考，那就是木山英雄先生几年前为《丸山昇遗文集》第二卷写的“代序”。我们在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到，与丸山昇、伊藤虎丸大约是同辈人的一批研究者在青年时代如何纠结于“迫近鲁迅的姿态”而陷入纷争与困境。

具体的纷争过程非常琐碎和复杂，限于篇幅不能详述，读者可以找来这篇文章的译文一阅，这里只是简单分析一下纷争的焦点——“姿态”。据木山英雄记述，当时的纷争中有一篇因为被发表在会刊上而立刻激化了鲁迅研究会内部矛盾的文章，内容是批评鲁迅研究会有把自身“学术化”的倾向，玷污了“姿态”一词，缺乏对身边苦难的关注，无以应对苦难者的呼声云云。支持发表这篇文章和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会员之间对立情绪很严重，后来一位会报编辑又发表了一篇团体检讨性质的文章，于是自然处于漩涡的中心，木山英雄引用这位编辑的一些日记以呈现当时的气氛。但是，无论支持检讨还是反对检讨，这些年轻的鲁迅研究者其实都有共同的认识，即“学术化”、“文艺化”倾向、无以应对苦难者的呼声等确实是错误的，他们的对立只是在于一派人认为鲁迅研究会的确有这种错误，所以刊登这样的文章才是正确的“姿态”，另一派则认为鲁迅研究会没有这种错误，刊登这样的文章是“故作虚心”或者别有用心，是错误的“姿态”。因此，今天看来，这个事件中其实是存在着两个纠缠在一起的问题，而两个问题都关涉到鲁迅研究者的“姿态”。其一是，作为学者，把学术当作政治言说的工具的“姿态”是否正确？几乎一致的回答是：正确，而且惟有这样才是正确的。其二是，作为学者团体，应该在面对外来批评时呈现什么样的“姿态”？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引发了内争，但不同的回答仍然有共同点，就是都认为这种“姿态”应该是“男子汉气”的，只是对怎样才是“男子汉气”各持己见——其实也根本不可能有一致的看法。这在日本式的团体关系中本来是常态，但一般来说因为有服从原则、谦让原则等，不会因此就导致什么严重的外在冲突，但是当一个团体把所有事关“姿态”的事都以“正确”和“错误”来衡量的时候，这种分歧就难以和平解决了，尤其是再加之不在“当权”地位的成员又相当忠实于自己的原则，那么公开的内争就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形了。所以，问题的核心可以归结为以“正确”、“错误”的两分法来看待“姿态”的思维方式，而在这种思维方式中竹内好作为一个巨大精神存在的影响清晰可见。悖论的是，竹内好批评的鲁迅研究中“日本式的风花雪月”倾向其实就包含了急于拿鲁迅来对现实政治表态的现象。可是，竹内好自己的代表著作中鲜明的个人风格显然对从他那里认识鲁迅的青年人有着更直接的示范作用，再加上这批青年大多数在进入大学前都有着堪称波澜起伏的社会阅历（木山英雄介绍了鲁迅研究会早期成员的概况，他们中大多数都是因为日本进行侵略战争而迟后多年才获得上大学的机会，此前经历则复杂多样），习惯性地具有对现实政治发言的急迫感和责任感以及“立场意识”，因此更易将竹内好这方面的特质发展到极端的程度，变成对于“姿态”的焦虑。

鲁迅木版画

可以说，弥漫于当时年轻一代鲁迅研究者中的“姿态”焦虑，与“鲁迅像”的偏至是互为表里的，“鲁迅像”存在的偏至无损于其本身卓越的成就，但当其脱离足够的学术自觉、成为“姿态”焦虑时，就劣化了鲁迅研究的生态，其惨烈的顶点大概就是那位从内部批判鲁迅研究会的编辑——宅见晴海烧掉自己关于鲁迅的毕业论文之后自杀。我们不应妄自推断这位自杀者最后的心理，但是可以说，围绕“姿态”焦虑的纷争与真正的鲁迅研究是难以相容的，当辩清自己并未玷辱本团体“姿态”的决心与进入鲁迅精神世界的热情同样真诚时，困境必然深重。如前所述，能避免“鲁迅像”的偏至发展为“姿态”焦虑的，是足够的学术自觉，这里的学术自觉不是指注释的严谨、参考文献的周全或者字句的斟酌等外部规范，而是指在这些背后赋予这些以意义的知识自信，也就是意识到无论“学术化”还是“文艺化”，都是应该理直气壮的事情，现实苦难的确应该成为学者问题意识的起点，但其在学术研究中的权界也就只到问题意识这里为止，问题意识形成之后就是纯粹知识操作的领域，至于团体责任、人际关系等等更是无权侵犯这个领域，研究者也不必向这些做任何自我辩白。另外，知识有正确和错误，思想和立场也可以按照各自的标准进行正确与错误的区分，但在一个学术团体中什么样才是“男子汉气”，实在是个不该争执的事。

三、当下的新偏向

事实上，日本鲁迅研究界的整体局面也的确是随着具有这种学术自觉、知识自信的人从“姿态”纷争的泥淖中挣脱出来，进行不囿于“团体意识”的自主研究而逐渐回到正轨的，但努力为自己描述的鲁迅“本质”自圆其说的偏至不但在“鲁迅像”时代一直延续，而且在“鲁迅像”时代之后也依然延续，比如片山智行诠释鲁迅作品时无论什么都要去论证成“反对马马虎虎”的现实主义，以至于看他的著作很快就有了“一开场就知道答案”的感觉，也局限了他发现更多细节的眼光。总要抓到一个什么根本性的东西才能著书立说，这种意识长期左右着大多数日本鲁迅研究者。

真正从整体上摆脱这种思维，是在后现代主义观念进入日本主流文化之后，因为后现代主义本身就是主张“无本质”、“反本质”的。而且被竹内好称为“漫画一代”的日本人，人生历程中不再有那么多宏大事件，所以面对研究中的社会责任、政治议题之类时也能比较轻松。但是与此同时另一类偏至开始呈现，那就是向“体验”意识方面的偏至。一些学者变得更像是“旅游家”或“体验员”，把“走万里路”看得比书斋里的工作更重要，把交游广泛看得比文学感悟力更重要，在他们的论著中，真正的思辨与解读很少，需要议论的时候往往用普通的“常识”来代替（比如民主比独裁好、繁荣比贫困好等等），更多的篇幅用来复述作品和描述“见闻”。比如因为鲁迅曾经在南京学习和工作，这些学者便也一定要去一趟南京，拍一些照片展现南京现在的面貌，然后和记载20世纪初南京情况的史料做个“对比”，顺便详细讲述自己在南京品尝的小吃、游览的古迹以及逛书店时的收获。读者读来读去，关于南京并没有比读一本旅游指南和简明地方志知道得更多，关于鲁迅也没有收获任何新的知识或理解。这样的书或许在日本还是会有人欢迎吧，至少可以了解一点异域的风土人情，而又说是在研究学问，可是对于鲁迅研究真的有什么意义吗？造成这种偏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日本的科研经费审批体制可能也起到很大作用，但从学术观念来说，其实和先前的“姿态”焦虑看似对立实则同源，都是把学术的衍生物当成学术本身，对文学缺乏热情而对狭小的“现实”热情过度。当然，正像“姿态”焦虑没有妨碍“鲁迅像”时代和之后一段时间日本鲁迅研究界名家高手辈出一样，“体验”意识的偏至中也不乏有高水平的优秀研究成果问世。任何一个时代，都会有那个时代的症候，但每个时代也都会有人冲破层层阻挠与诱惑，脱颖而出创造可人的精神产品，这些人难免都带着一点时代的印记，可是他们真正的价值永远可以携带着这些印记而依然闪光。

第三节  鲁迅研究的“大时代”

1927年，是鲁迅生命中和中国现代史中具有转折意义的年份之一，在这一年的12月7日，寓居上海不久的鲁迅写下这样的话：“在我自己，觉得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我们可以借用鲁迅的这句话，来描述日本鲁迅研究的现状与未来。“鲁迅像”时代的震撼与辉煌已经成为过去，竹内好当年期许的“鲁迅的毒性”似乎已经在长久的和平与体制化的学术空间中被“解毒”了，鲁迅正在像竹内好当年哀叹的莎士比亚、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一样成为国民修养的一部分，人人都知道他，有一些人在研究他，但他已经毫不“危险”。不危险也是正常的，但是他的颠覆性真的已经无关紧要了吗？日本的文化已经不再需要鲁迅这只牛虻的叮咬，所以鲁迅对日本来说仅仅只是一个很有名的中国作家而已了吗？

一、“东亚的阿Q形象谱系”之启示

藤井省三提出的“东亚的阿Q形象谱系”理论或许就是抵抗这种气氛的一个努力。为了论证这一理论，他建构了一条“东亚文学”里从鲁迅到王家卫的影响链条，其中枢则是村上春树。通过藤井的发掘，我们得知，村上春树对鲁迅的阅读是借助两道桥梁完成的，一道桥梁是竹内好的翻译和介绍，另一道桥梁是“日中战争”的历史。竹内好在日本战败后凭藉鲁迅反思日本的战争与文化，故而“竹内鲁迅”本身就存在于具体的历史之中。村上春树经由“竹内鲁迅”获得了他与中国最初的精神联系。幼年就博览群书的村上在“鲁迅”活跃于日本文化语境的时候完成了他的这个精神历程，不过他显然对那些与鲁迅有关的政治、民族议题没什么兴趣，他在鲁迅那里感受到的，是鲁迅讽刺笔调下的痛苦与悲哀。这种痛苦、悲哀根源于渴慕灵魂真实的生存状态。藤井是在对村上短篇小说《没落的王国》中“姓Q的”这个人物形象的分析中发现这一点的。这个发现印证了竹内好当年的预感：在日本的“漫画一代”中会走出真正理解鲁迅心灵的人。

藤井省三

同样，藤井省三心目中的“村上之子”也是超越“消费主义”与“后现代”的“情调”而在村上春树的小说中感受到那痛苦与悲哀的人。归根结底，藤井省三是在这个意义上把王家卫电影《阿飞正传》中的主人公阿飞、《2046》中梁朝伟饰演的小说家都归于“阿Q形象谱系”的。这些人物和阿Q、和“姓Q的”表面看来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就像“姓Q的”和阿Q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一样。惟一将他们联系起来的是：由于无处探寻灵魂真实而遭受的痛苦，以及用笔墨或胶片创造他们的人对这种痛苦的悲哀。绍兴的农村雇工阿Q用“精神胜利”来顶替灵魂缺席造成的空白，日本白领“姓Q的”是用无可挑剔的外表与“成绩”，香港的阿飞和小说家则是用动荡不安的“情”。这样的传承构成了藤井省三构想中“二十世纪东亚文学史”的一条线索。

对于作为这条线索中枢的村上春树，藤井省三指出了他的作品如何在中国产生影响的“四大法则”，其中的“经济成长趋缓法则”和“后民主运动的法则”昭示了两种不同的阅读态度，这两种法则的并存是由于村上春树小说本身的特质。一方面，村上春树的小说看起来充满了消费社会的符号和气质：名牌、商座、汽车、便捷、干净……这种现代都市生活在哪里成熟，村上春树——特别是《挪威的森林》就会风靡哪里。另一方面，村上春树的小说又是反思的和冷峻的，他在叙事中轻轻拨开意识形态的幕布，询问人的内心：在外来的宏大词句失效之后，究竟相信着什么、坚持着什么？于是《挪威的森林》又会成为民主运动退潮后人们的心灵疗伤药与怀旧圣经。同样的一本书，在同一个地方，有些人读到的是当下，有些人读到的是过往。人们常常用“迷惘”和“淡淡的忧伤”来描述村上春树小说给予自己的感受，其实是这两者的混合。读到当下的人，是要以文学之美确认自己的日常生活、缓解现实的疲劳和乏味，《挪威的森林》乃至村上本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被贴上了“小资”的标签。读到过往的人，则是要在那些形象中思索，回看自己走过的道路和自己经历的时代。前一种读者热心执著，后一种读者坚韧绵长，他们共同使得村上春树的书被持续地广泛阅读至今。可见，我们的阅读毕竟总要和我们的生活和心灵相关。

阅读态度纵然殊途，村上春树作品自身的特质却是同一的。“消费社会”的个人生活本身是对意识形态霸权的一种消解，当舒适、干净之类成为重要价值的时候，社会才回到了其为人服务的本原属性。另一方面，“消费社会”对人的异化也是村上春树嘲讽和反对的对象。只是这方面的嘲讽和反对常常被有意无意地漠视。村上春树小说中人物吃的那些点心居然成为都市咖啡店里的“品牌”，要特别花高价去吃，这样的事情实在有违村上春树的初衷，想必也会让村上本人哭笑不得吧。

《挪威的森林》中坐在咖啡馆里的男女

所以，当藤井省三把鲁迅、村上春树、王家卫作品中的一些人物联结成一个谱系时，他指向的不正是村上春树文学对于“现实”的“反思”意义吗？“姓Q的”可以说是消费社会中的一个英雄，可是这个英雄在精神上却是阿Q的继承人。消费社会并不可爱的一面在这个人物身上展露无疑。藤井先生引用了一位台湾读者讽刺将阅读村上当作一种时髦的话：“阅读川端康成或侯文咏都有缺点，前者或许只剩学院派还自议论，后者可能被取笑为缺乏文学品味。而阅读村上春树却是种最安全且有效的投资。”

的确，村上春树在某些读者那里成了消费时代的“教养”读物，也就是说，成了“姓Q的”彰显自己身份的读物。当“姓Q的”——无论他或她在日本、台湾、香港还是上海、北京——在阅读中开始反省自己的生活与心灵时，村上春树就成了破坏“教养主义”的力量了，而鲁迅笔下的阿Q和王家卫的一些电影也因此同样可知有着这样的力量。也就是说，即便阅读从“教养”开始，也终将引向“自我”，这才是鲁迅的价值，也是文学在“东亚”的价值。

虽然把王家卫电影中的街头少年和村上春树小说里的白领都拉到“阿Q形象谱系”中终究让人觉得有些牵强，但藤井在这个理论中还是抓到了竹内好、丸山昇等人的精髓，那就是不把鲁迅的文学只看作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写照，而是重视鲁迅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到底是在批判什么、呼唤什么，由此发现鲁迅所批判的民族劣根性也同时是日本文化的痼疾，鲁迅所呼唤的或者所代表的精神也正是日本所需要的。这个意识，是日本鲁迅研究最具能量的原生动力，综观百余年的日本鲁迅研究史，获得了这个原生动力的时候，大量精彩的研究成果就会涌现。

二、日本鲁迅研究的未来

因此，我们说日本鲁迅研究正在走向一个“大时代”的根据，就是鲁迅的文化颠覆意义在当下的日本依然有效。一方面制度性的民主已经建成、经济水平尽管经历泡沫破灭也依然处于发达国家之列，可以说“现代”已经成为谁也不会否定的既成事实，另一方面，“恩主意识”、“情义最难回报”、“万万不可失礼”、“服从长官”、派系意识等等封建道德的遗存却依然在社会上有着很大的势力，深入到政党、公司乃至一些家庭的生活之中，塑造着新一代的“优等生”和羡慕“优等生”的人们。发达、现代的表象很容易遮掩这些关乎人类生命尊严的积弊，正像竹内好当年说美国强加给日本的漂亮宪法遮掩了日本社会实际上的落后一样；政论家、经济学家也很少会将这些精神积弊纳入自己的关注范围，只要它们没有挑战民主制度也没有破坏经济发展，而它们也确实会以“聪明人”的精神规避任何对制度的挑战与对经济的阻碍，于是，“在这样的境地里，谁也不闻战叫：太平”。能够举起投枪，直面这些问题的，只有本来就应该关注人类生命尊严胜于其他的领域——文学，而鲁迅的文学与思想正是与这些积弊进行韧性战斗的珍稀资源。如果鲁迅研究在这方面的作用能够发挥，那么无疑是大有可为的。但若鲁迅研究也渐渐沦为这样的“现实”之一部分，那即便这个专业领域继续存在，也是名存实亡了。

如今，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复杂曲折，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常常侵入文化交流与学术交流的领域，甚至把文化交流与学术交流贬低为工具或“场面事”，这无疑会给日本鲁迅研究事业造成干扰。同时，日本战后形成的学术体制已经过于成熟而变得有些机械，我们目前很难找到像竹内好那样与学术机构保持距离、以独立思想者与写作者身份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日本鲁迅研究专家，或许他们正在艰难的成长，或许我们对日本当代鲁迅研究成果的寻觅还有遗珠未见。无论如何，我们祝愿今天日本鲁迅研究队伍的中坚力量功力日增、感悟日深、再创佳作，更期待竹内好的精神传人，或者说鲁迅在日本的精神传人在下一代学者中更多地涌现，为我们带来惊喜，以他们的实绩续写日本鲁迅研究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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