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田智明 | 危机的葬送——鲁迅《孤独者》论

本文认为《孤独者》是《彷徨》集中对鲁迅精神矛盾和纠葛概括最为全面的文本，魏连殳的形象正是作者鲁迅自身体验和思考的一个投影。较之一般意义上的“孤独者”，作者认为在魏连殳的生活方式中体现了三种狭义的“孤独者”形象：被家族和社会抛弃的怀疑者；为“爱我者”而活的人；放纵而自我毁灭的幕僚形象。本文深入思考的是第一种和第三种形象。怀疑者自然是被“独头茧”所包裹着的启蒙者，但“被抛弃”这一状态也包含着如“祖母”一般默默忍受的大众，这种重叠似乎为“孤独者”反转为“中国的脊梁”提供了某种契机；而在“幕僚”身上，较之既有研究“以恶抗恶”的判断，作者认为他得以挣脱前两种形象“人道主义”的束缚，并以向“自我复仇”的方式抵达了“个人的自由主义”，但注定走向灭亡。在魏连殳的葬礼中，鲁迅将“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危机一同随着他的肉身埋葬，而对第二种为着“爱我者”而活的“孤独者”的决断，则被他留到了《伤逝》之中。

本文原刊于《上海鲁迅研究》2011年第04期，网络版转载自“文艺批评”公众号，特此致谢。

危机的葬送

——鲁迅《孤独者》论

文/代田智明 李明军译

一、序言

1924年左右，鲁迅背负着深深的精神创伤，内心深处陷入绝望。如果简单地说明其背景，主要有三点：一是不愉快的出身，而这主要是因为祖父的贿赂事件败露而入狱，并因此而度过了孤独的少年时代；二是接受了封建婚姻。虽然这种说法对妻子朱安有点过意不去，但这件事作为半永久性的屈辱体验，是要天天面对的。当然，这两件事并没有特别涉及1924年，可是，还有第三件事是在1923年发生的和弟弟，也可以称为同志的周作人的失和诀别。[1]其中的详情现在还不清楚，但据我推测鲁迅自己可能是感到某种责任或犯罪意识而采取了家长式的态度。

乍一看这些问题，好像全部起因于个人“琐事”，但一切又都与作为宗族共同体的家族制度有深刻的联系。况且，对于认为只有现实才能检验思想的鲁迅来说，显然既是抽象性的又是思想性的课题。当它们被综合在一起时，可能给鲁迅带来了惊人的自我意识吧。不管怎样试图倡导改革，引导新时代，事实上自己也毫无办法，不能从起决定作用的传统中逃脱。与周作人的失和，不但失去了最好的同志，同时从此还使鲁迅认识到了已经潜在的精神危机。

周作人与鲁迅

正好这个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处于停滞和分裂的状态。怎样做才能改革的问题变得暧昧模糊，通往未来的道路只有在暗中摸索了。正因为这样，鲁迅遭遇了内外交困的危机，于是，以象征的现代主义的手法表现存在主义的问题，这样，文学家的鲁迅的时代就诞生了。

这个时期鲁迅创作了第二部小说集《彷徨》。正如题名所表示的，是在通往不透明的未来的遥远道路上一面犹豫徘徊一面探求。这种情绪可以说体现在了这部短篇集的各篇的细节之中。

在作品集《彷徨》之中，特别是作为描写了鲁迅的精神矛盾和纠葛的文本，首先在《在酒楼上》中就有体现，但我想这篇另外还有讨论的机会。如果说更加概括讲述的文本还是应该举1925年10月创作的《孤独者》。不过，虽然稍有点儿迂回，但在直接进入文本本身之前，应该先确认这个文本和作者的血缘关系吧。

《彷徨》北新书局 1926年版

二、私小说式解读

《孤独者》的主要出场人物魏连殳的形象是作者鲁迅自身的体验和思考的一个投影，我认为，这点不容置疑。从此前创作的《在酒楼上》的出场人物吕纬甫的外表和经历中也能发现和作者类似的部分。除了这部分，在魏连殳身上还能够看到和作者深厚的血缘关系。这些，近年许多论者早就指出了。

这个故事也和《祝福》、《在酒楼上》一样，除了应该提及的主人公魏连殳之外，还出现了称为“我”的起着重要作用的类似配角的叙述人。我把这个称为故事构成技术上的“套匣型”结构。因为除了总括全文的叙述人之外，在文本里还有一位叙述人来统一展开故事情节，这样的故事作为文本的整体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反过来说，即，对于一个故事存在从另外视点来观察的叙述人，从而在两个叙述人之间产生对话结构。竹内好把这种结构表述为“我看”和“我被看”。[2]其“看方”的叙述人“我”在初见魏连殳的时候，这样描述了魏连殳的外表：

原来他是一个短小瘦削的人，长方脸，蓬松的头发和浓黑的须眉占了一脸的小半，只见两眼在黑气里发光。[3]

李欧梵指出：“外貌和鲁迅极其相似。”[4]至于王晓明是这样讲述的：“这与他（鲁迅）在绍兴教书时的相貌几乎一模一样。”[5]

另外，文本开头出现的魏连殳的流言是这样的：“他很有些古怪：所学的是动物学，却到中学堂去做历史教员。”李允经指出，这和到日本想要学医学后来却成为文学家的鲁迅，又何其仿佛。[6]竹内好、李欧梵也指出，鲁迅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授文学史的经历与这里的记述有着密切关联。[7]人们议论魏连殳：“对人总是爱理不理的，却常喜欢管别人的闲事；常说家庭应该破坏，一领薪水却一定立即寄给他的祖母，一日也不拖延。”在文本另外的地方还有“喜欢发表文章”，“发些没有顾忌的议论”等记述。前述王晓明讲，这些“倘将祖母换成母亲，就不都是他（鲁迅）自己的事么？”[8]

归纳了散见于文本的和作者的相似之处后，回过头来，如果把这些作为作者的自画像反复阅读，那么就可以作为鲁迅的自我意识来理解而感觉意味深长。关于对他人的态度，乍一看，好像很冷淡，但那是因为不放心和被引入歧途而不能自拔的缘故；关于家庭，虽言说破坏但实际上是极尽孝道的。从这里也可以窥见作者在相应地剖析自己，表露出其内在矛盾并使之对象化。这是很重要的，并且首先可以被确认。不过，在证明魏连殳是作者的自画像这点上，是有很多直接的证言的。

这就是文艺评论家胡风的追忆。胡风通过30年代的左翼作家联盟的活动而和鲁迅相识，作为“左联”书记在担任鲁迅的联络人期间取得了鲁迅的信赖，自己也师从鲁迅。

我问：“《孤独者》里的魏连殳，是不是有范爱农的影子？”他不假思索地说：“其实，那是写我自己的……”停了一下又说：“当然，也有范爱农的影子。”[9]

赵延年《孤独者》插图（左）

赵宗藻《在酒楼上》版画（右）

范爱农是和鲁迅同乡的友人，在鲁迅的自传性随笔集《朝花夕拾》中有一篇随笔《范爱农》。在日本留学时，和鲁迅一起参加推翻清朝的革命，辛亥革命后在绍兴教书，但由于军阀的残暴压迫而失业，生活堕落之后，不知道因为事故还是自杀，在河里溺水而死，可以说是一个自我毁灭的人物。正如后面所述，文本中的魏连殳托叙述人“我”帮助找工作，另一方面，在《范爱农》中也有范爱农期望移居北京的鲁迅引荐工作的记述，并且，鲁迅的弟弟周作人也说：“这主人公的性格，多少也有点儿与范爱农相像”[10]，所以，胡风的联想也决不是无的放矢的。正因为如此，这些话对胡风来说是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当时的年轻人们所描绘的作者的坚强不屈的战士形象也可以与称为自我毁灭型的主人公密切结合，这可能是极其意外的。当然，追忆无疑有一点儿记忆上的添枝加叶，但鲁迅的最初反应有无意中无防备地脱口而出之感。接着修正的语言也可以认为是对此不知所措的遮饰记录。我觉得这反倒使事情的真实性更加显露出来。

因此，这个文本是关系到作者的自我剖析、自我对象化的自画像大概自不待言吧。关于这点在本文随时具体的展开分析之中，还要详细地论及。接下来另一个问题是，根据挫折型的出场人物的设定，这个文本又产生一个“定论”。

这就是与此前创作的《在酒楼上》的关联性。竹内好讲过，感觉到两个文本的主人公：“‘魏连殳’大概是《在酒楼上》的‘吕纬甫’的发展”；李欧梵也说，吕纬甫的孤独的“厌世家”的倾向跟《孤独者》相关联。[11]在某种意义上，《孤独者》的主人公魏连殳就是吕纬甫的后裔。另外，尾崎文昭指出：“《在酒楼上》和《孤独者》是连续的作品，可以说是更进一步深入探求人类存在的不合理性的文本。”[12]

竹内好

对这两个文本，竹内还指出，对于作者“细心倾注了的”“注意”也要察觉到。[13]且不必说S市(绍兴)共同成为主要的舞台，在《在酒楼上》中，吕纬甫所走过的城市山阳、太原、济南等也是作为《孤独者》的叙述人“我”顺便走过的城市。[14]这种一致也的确让人窥见作者的意图性的用心。的确，吕纬甫的矛盾和烦恼在魏连殳身上也有所体现。正如开头所述，尤其这个时期，作为直面作者精神危机，在摸索中试行的两个文本大概有很深厚的继承关系。但是，魏连殳并不仅仅是吕纬甫的再生，吕纬甫拥有的危机和矛盾，于魏连殳是发生了变形或者质的变化的。同样，《在酒楼上》所拥有的主题也并不仅仅是被《孤独者》原封不动地继承、深化的。

从故事的展开来看，《孤独者》并不像《在酒楼上》那样有不完善的结局，而是通过悲剧性的结局，即通过某种感情净化而使全文发生了质的变化，也就是说两者之间既有关联性，又有明显的不一致，出现了隔绝或者裂缝。这确实像消极和积极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反转。实际上，由于造成了这种反转，可以说充满矛盾和烦恼的《彷徨》的世界显现出了某种转换。在这个意义上，这个文本虽然并不像《狂人日记》、《阿Q正传》那样有名，但作为鲁迅的小说来说，可以认为它是起决定作用的作品。这点也是竹内好所说的：“在全部作品中，包含问题最多”，“觉得好像如果懂得了这部作品就懂得了鲁迅”。[15]

赵延年《狂人日记》、《阿Q正传》插图

三、通往外部的通道

首先，如果进行概括的话，文本被划分为五节，第一节是叙述人“我”第一次遇见魏连殳的场面，即是魏连殳的祖母葬礼的场面。第二节是失业的“我”常常去魏连殳的租屋交谈的场面。第三节是魏连殳的职业也陷入困境而失业。在这里，魏连殳和“我”之间讲述、讨论孤独生命的应有状态。第四节是以魏连殳寄给“我”的书信为记述的核心，信中告知“我”放弃志向而充当了军阀的幕僚。第五节是魏连殳过着自我毁灭的生活，病死之后，葬礼的场面。

正如叙述人“我”开头所说，故事是“以送殓始，以送殓终”。通过这全部五节无疑是进一步描述了“孤独者”的形象，但在这里，对魏连殳来说，可以认为提出了三种生活方式。其中，《在酒楼上》的主人公吕纬甫和叙述人“我”各自的生活方式，只是改变方式来提出来加以讨论。这点随着本文，后面能够稍加讲述。

“我”听到魏连殳的名字，是因为他在S市常常是话题人物。这并不是在好的意义上所说的有名，而是按照习惯于旧秩序的人们的眼光来衡量的，如前所述是作为“怪人”，明确地说就是“给人添麻烦的人”，就是说作为丑闻制造者，为人们提供了话柄。

某一年秋末，“我”来到寒石山这一距离S市往返需四天的山村的亲戚家闲住，这亲戚是魏连殳的本家。那时流行痢疾，魏连殳的祖母感染了痢疾，陷入病危状态。魏连殳幼小时失去父母，是祖母饱尝辛酸把他抚养成人的。亲属没有别的人，身边只有一个照顾日常生活的女佣人。祖母最后说了一句：“为什么不肯给我会一会连殳的呢?”就死去了。因为派出去通知病危的人在此之前就出发了，所以魏连殳很快就来到了寒石山。“我”正好是在这次葬礼现场的人。

这个山村连小学也没有，除他以外也没有出外游学的人。人们“仿佛将他当作一个外国人看待”，认为他是“同我们都异样的”存在。对他们来说，魏连殳的确是一个“异类”，但一方面也很妒羡，对他留学挣了很多钱确信不疑。以家长为首，以魏姓同族为中心，聚集宗族共同体，召开了怎么操办祖母的葬礼的对策会议。因为，虽然魏连殳作为嫡孙处于担当丧主的地位，但他是“新党”，“受过外国的感化”，“吃洋教”，一定主张新做法。聚议之后，决定全都照旧，要求他做到穿白色丧服、向遗体跪拜、请僧侣道士做法事三条。如果魏连殳到家，“一同聚在厅前，排成阵势，互相策应，并力作一回极严厉的谈判”。知道了这种事态的其他村的人们认为肯定有一场纠纷，“咽着唾沫，新奇地听候消息”，并且心情激动地等待着“或者还会酿成一种出人意外的奇观。”

围绕亲族的葬礼，这里的主题涉及和宗族共同体的传统的关系。不用说，描写了已经成为形式化、固陋的仪式的状态企图摧毁真情哀悼的表现。其暗中的描写方法从引用部分似乎也可知其一端，无论是魏姓同族小题大做的应对，还是村人的猎奇心，都决不是非常可怕的，相反甚至使人有轻妙而幽默的感觉。在这里，对两种情况早就应该注意。

在开头，正如前面引用的，“常说家庭应该破坏，一领薪水却一定立即寄给他的祖母”，好像作者本人自嘲似地讲述着这种孝的意识或者对宗族共同体的执着。但是，反而要关注于其若无其事的轻松的讲述状态。虽然在《在酒楼上》中，浓重地表现了应该唾弃的传统已经内在化于自己的思想之中这一深刻的矛盾的心理状态，但在这里却由于这么表述，矛盾反而是被回避的。

在这个葬礼场面，应该关注的，一是，像《在酒楼上》那样，重点不在于和内在化的空虚传统的心理矛盾纠葛，在这里，传统作为旧秩序的力量，是以外在压力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上述魏姓同族的行动，大概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另一个是，在《在酒楼上》中，有决不出场的形象，这就是《呐喊》以来鲁迅小说不断地坚持究问、愤恨的形象，也就是，想要对他人灾难和骚乱看笑话的旁观的民众。在《彷徨》中，《示众》已经出色地刻画了这类形象，但在《孤独者》里又复现了他们的形态。

《呐喊》北新书局1922年版

对于这种腐朽社会的外在压力，魏连殳如何应对呢？作者暂且透过被内在化了的矛盾和危机，只是恢复到了像原来《呐喊》初期那样的绝望的启蒙这一矛盾的位置。

魏连殳来到家，一向祖母遗体行礼，同族的长老们就按照事先商定的行动起来：“先说过一大篇冒头，然后引入本题，而且大家此唱彼和，七嘴八舌，使他得不到辩驳的机会。”话都说完了，沉默一来临，“人们全数悚然地紧看着他的嘴。只见连殳神色也不动，简单地回答道：‘都可以的’。”

这是完全没有想到的事情，同族的人一时放下心来，但又疑心其中有暗鬼，他们担心这种“奇怪”不是仍然有点儿深奥莫测吗？作为第三者的村人们因事情就这么轻易地结束而失望了，但仍然期待着“看去罢！”而聚集在了大堂前。可是魏连殳按照老规矩用传统的做法完美地做完丧葬仪式，无丝毫差错，这“使旁观者不觉叹服”，也使“花白头发的老太太，便发出羡慕感叹的声音”。

另外，据说这种情景1910年就发生过，是参照作者鲁迅自己的祖母的葬礼。这事根据当时服侍卧病祖母的小弟周建人的回忆可以证明，[16]据此有人说，从祖母发病直到葬礼的进行，文本第一节的整个叙述“几乎与当年为继祖母送葬的真实情景毫无二致”[17]。当然，有关过于“毫无二致”的细节，根据故事的言语的记忆，反倒不可否认其牵强附会的可能性。但是这里，作为来自母亲的传闻，周作人也记录着大体和事实一致的叙述，[18]所以，不可否认鲁迅自身的体验是其根本。不过，这个场面通过回忆并不是为了确认而描写传统的压力吧？因为接下来，魏连殳的行为还有重大的意义。

周作人、周建人

仪式达到高潮，女人哭了又哭，棺盖钉好了钉的时候，人们好像显现出惊讶而不满的样子。叙述人“我”这时察觉到：魏连殳“没有落过一滴泪，只坐在草荐上，两眼在黑气里闪闪地发光”。葬礼即将结束，人们什么也没有看到，失望地正要回家时，“忽然，他(魏连殳)流下泪来了，接着就失声，立刻又变成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这样的事情既没有先例也是闻所未闻的，人们手足无措，无计可施。过了一会，总算有几个人想要劝止他，他却照旧号啕，在那里一动不动。这样哭了约有半点钟，他也不向吊客致谢，便走进祖母的房间睡觉去了。而且，两天后，又有了这样的传闻：说他烧掉了大部分家具，余下的送给祖母雇用的女工，房屋也决定无限期地借给她。同族一致反对，拼命交涉，他却不听，村人们惊愕地议论，说他像“遭了魔”一样（原文是指村人像“遭了魔”。——译者注）。

在这个祖母葬礼的场面中，以略有讽刺漫画式的、滑稽可笑的形式，深刻地描写着传统的压力和旁观者们的好奇心。已经讲过了，作为不为人知的黑暗深处的东西并不是没有被描绘出来，而是这些问题自身是被放置在幕后的。[19]而且，《在酒楼上》所描写过的面对黑暗进退维谷的状态，在这里几乎都没被意识到。在这里被推置于前台的，反而是对这些黑暗的应对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好像就是在这种黑暗中生存的方式、姿态。这虽然有抵抗的要素，但决不能说是从正面进行的斗争，而是一种玩世不恭的“方法”。

所谓方法就是鲁迅式的“复仇”。所谓“复仇”就是在大约距这个文本10个月前，作为散文诗集《野草》的一篇，所创作的《复仇》一文中的“复仇”之意。在这篇小品中，鲁迅展示了全裸的两个男女手拿利刃相对的形象，描写了好看热闹，兴奋地注视着他们的旁观者们。于是，两人相对着，平静地什么也不做，导致旁观者们无聊和失望，这就是辜负他们，实行复仇的方法。作家鲁迅多年不断执着于这种方法，这既有对旁观民众批判总决算的旨趣，又能描写出鲁迅式的对于旁观的态度的抵抗。

赵延年《复仇（之一）》插图

因此，正如李允经所指出的，对于同族和村人们，魏连殳的应对几乎是与此相似的“复仇”：“这就是对村里那班看客的报复，让他们无戏可看。”[20]对于同族也好村人也好，魏连殳的言行都完全超出他们的预料和期待。若挑选上述片段，罗列他们的最终情态， 那就是“担心，不安”、“疑心有暗鬼”、“失望”、“惊异和不满的形势”、“手足无措，无计可施”、“遭了魔似的惊愕”。

当然，这并不是说一切都是有意识的算计好了的行动，想要钻人们的空子。尤其像狼似的在远处的嗥叫也许是发自真情的思念的表现吧。但是实际上，在作者的小说中，就连“狼”这个意象也是作为和复仇紧密联系的象征而出场的。

狼的形象在距这个文本两年多之后所写的《铸剑》一节中也出现过。这个故事从被国王杀掉父亲的眉间尺这一少年想要复仇的地方开始。这时具有恶魔般形象的“黑色的人”出现，提出要替软弱而未成熟的眉间尺报仇。报仇的代价是，如果“黑色的人”想要眉间尺的头，眉间尺就要砍掉自己的头，交给，“黑色的人”。狼就是在这个场面背景上出现的。

杉树林深处“随着有一群磷火似的眼光闪动，倏忽临近，听到咻咻的饿狼的喘息”。先头的狼吃尽了眉间尺，又向“黑色的人”猛扑过来。“黑色的人”挥剑斩杀这匹狼，其余的狼就吃尽了它的遗骸。解释这个场面并不那么简单。因为引人注目的狼在《阿Q正传》中作为旁观者民众的象征，也出现在咀嚼阿Q灵魂的场面。不过，正如汤山富子指出的，作为具有“像鬼火似的眼睛”的人，估计“狼和黑色的人是同一个人”也是可能的。[21]顺便说一下，在葬礼上的魏连殳也是“两眼在黑气里发光”。因此，要注目于把狼作为“复仇”的隐喻与“复仇”的关系。

赵延年《阿Q正传》插图

这样，在祖母葬礼上的魏连殳的言行，可以认为是表示了对于绝对的传统宗族秩序的另一种形式的反抗。这恐怕与《在酒楼上》以来作者尝试的抗争和搏斗有关联。其中，旁观者的态度作为最应该憎恨的东西再一次呈现在了作者的眼前。虽然事件本身好像是取材于十几年前的事实，而且相当忠实，但我认为作为精神的表象却是概括着这几年作者的状况的，并且，与《在酒楼上》完全内在的对话，与未能意识到的外在的“敌人”相比，可以说在《孤独者》这个文本中，至少获得了通往外部的通道。

但是，应该指出的是，通过这样的“方法”，又能把传统的秩序改变多少呢？都很清楚，传统的力量依旧俨然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虽然作者在内心中从担负着的与传统的纠葛状态中向外迈出了一步，把传统作为了外在的对象，但是，与此相称的自我姿态仍旧是被传统封闭的。这点，在第二节以后，以“我”这一叙述人为媒介，通过几个对话被更加形象化了。

四、“孤独者”的人物形象

当“我”从寒石山回家之际，顺便去吊慰，直接见到魏连殳，但此时他只是礼节性地致谢。二人开始亲切地交谈是在S市。“我”在这年年底失业之后，便常常去魏连殳的住所。这是因为听说魏连殳“倒很亲近失意的人的，虽然素性这么冷”。因为失意的人不会永远失意，所以似乎“他也就很少长久的朋友”。这传说果然不虚，魏连殳热情地接待了“我”，而且，只要一熟识，是很容易交谈的。

他议论非常多，而且往往颇奇警，使人不耐的倒是他的有些来客，大抵是读过《沉论》的罢，时常自命为“不幸的青年” 或是“零余者”，螃蟹一般懒散而骄傲地堆在大椅子上，一面唉声叹气，一面皱着眉头吸烟。

这里的叙述也让人隐约可见当时的作者与不被社会承认的以文学家自居的青年的关系。因为五四运动时期，鲁迅是一个略过于单纯的进化论者，所以寄期望于青年，方方面面予以照顾。当然，其中虽然有成为终生知己的人们，但大多数是以厌世家自居群集而来的人。同时，这里的场面虽然是通过“我”的视角叙述的， 但如果作为自画像来看的话，因能够窥见作者关于对年轻人的人际关系的自嘲意识而意味深长。不过，作为本文来说，魏连殳并没有这么想的问题，大概需要事先确认吧。《沉沦》是郁达夫的小说，在1920年代初期风靡一时。据说，作为《孤独者》的整个时代背景来说具有辛亥革命之后的氛围，但由郁达夫的这本书可以断 定是五四运动之后的氛围。[22]

《沉沦》大新书局1935年版

那么，接下来，在“我”对青年的看法方面，这里进一步展开关于孩子的对话。在魏连殳租住的房东家里有4个孙辈的男女孩子，时常闯入魏连殳的房间。他们很脏且很丑，“总是互相争吵，打翻碗碟，硬讨点心，乱得人头昏”。当然，这完全是“我”的看法。但由于孩子们的来访，“连殳的眼里却即刻发出欢喜的光来了”，把他们“看得比自己的性命还宝贵”。在这里对话的关系首先产生了。

魏连殳似乎察觉到“我”对孩子们的粗鲁所产生的不安心理， 直截了当地说：“孩子们总是好的。他们全是天真……”对于“我”说的“那也不尽然”，他主张，孩子们长大成人后的坏脾气，最初是没有的，都是环境的缘故。对此，“我”以只是一知半解的佛教理论反驳：如果最初没有坏种子，它后来怎么会发芽使果实成熟呢? 魏连殳生气、沉默，我任凭其不愉快，从他的房间逃走了。可以说， 就是吵架后分手了。在这里，关于佛典与作者自身有些许关联吧。鲁迅曾痴迷于读佛典之类的古籍。五四退潮之后，佛教用语还散见于《野草》等各篇之中。如前所述，在《复仇（二）》就可见到“大欢喜”和“大怜悯”之语。和其他文本一样，叙述人“我”也无疑投射着另一个作者的影子。

且说，过了3个多月，他第一次来到“我”的处所，悲哀地这样说道：“我到你这里来时，街上看见一个很小的小孩，拿了一片芦叶指着我道：杀！他还不很能走路。”“我”推测他有意宽恕吵架分手后的“我”，一个原因是“他自己竟也被‘天真’的孩子所仇视了”。再看第三节，魏连殳在这年春天被校长辞退了（这也符合鲁迅的传记事实），和“我”同样失业。“我”知道他贫穷并拜访了他，正在和“我”对话的高潮中，出现这样一段：

只见他侧耳一听，便抓起一把花生米，出去了。门外是大良们（房东之孙）笑嚷的声音。

但他一出去，孩子们的声音便寂然，而且似乎都走了。他还追上去，说些话，却不听得有回答。他也就阴影似的悄悄地回来，仍将一把花生米放在纸包里。

“连我的东西也不要吃了。”他低声，嘲笑似的说。

这里描写了被社会以白眼看待的人，甚至被孩子们莫名其妙地厌恶的事实。即，可以说，在这个文本中，围绕这个问题的对话大略看到上次对话的结束。后来，放弃志向的魏连殳把孩子们当傻瓜，以买东西为代价，让孩子们做小丑一类的动作。在这里，昔日那种依恋和爱护的心境丝毫不见了。于是，如果青年和孩子不像成人那样沾染恶习，他们会健康成长，那么社会就变好了，这种乐观的进化论立场被文本近乎放弃了。这样的立场曾经是作者寄予期望并主张过的。因此，这不但是把昔日的自己对象化，而且甚至是加以否定的处理。不过，在魏连殳深深的悲哀中还应该真实反映了昔日的作者的思考吧。

可是，魏连殳来找“我”的理由是因为那对父子来了，企图把堂兄的孩子做他的养子，所以告诉“我”这几天不要去他那里了。他讲：如果收为养子，他在寒石山的唯一财产，即祖母的佣人借住的房屋就成为他们的财产了。“我”解释道：本家只是担心他不结婚而没有后嗣的血脉，只不过是思想陈旧罢了。这段对话结构跟孩子的主题相比的话，并不是明示的，而是很微小的，但却孕育着让人非常感兴趣的问题：

一个是魏连殳虽然指责“我”对孩子的怀疑，但对亲族的言行是比“我”更加怀疑的。这与其说是对社会，不如说首先是对宗族共同体不能融合、不信赖。在这个意义上，这大概和后面所涉及的所谓的“孤独者”形象密切相联吧。而且正如已讲过的，这一点也应该和作者对宗族共同体爱憎交织的心境是一致的。

再一个是在这里应该询问“我”与这段对话有关的、从前就想问的问题。“你究竟为什么老不结婚的呢?”对这一询问，魏连殳似乎很惊讶地看着“我”，然后把视线移到自己膝盖上，只吸烟而不愿意回答。在第五节又产生了类似的问题。房东老太太劝成为幕僚经济状况很好的魏连殳成家，他却笑着不予理睬。我认为这个问题对于理解魏连殳这一形象很重要。因为这似乎和他的“病症”有关。在第四节给“我”的信中有“现在已是深夜，吐了两口血，使我清醒起来”的记述，可以推定他感觉到了自己患有肺病。

我认为这些事实际上也和作者自己的婚姻观相重叠。因为鲁迅也早就察觉到自己患有肺病，认为自己活不了多久。因此，可以推定他有自己的打算：对于母亲强加于他的婚姻不会给予对方朱安长期的痛苦吧。但正因为如此，这却是不负责任的应对。如果没有母亲的强制性的做法，那么作者对婚姻的态度实际上和魏连殳相同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吗？魏连殳对“我”的询问不回答的背景是可以这么联想的。

那么，在“我”和魏连殳的对话中，还留下一个大课题，那就是关于成为文本标题的“孤独者”，即关于魏连殳的最初的生活方式。

如前所述，魏连殳想要给孩子们花生米，反遭厌恶。“我”见他无精打采，说了一半这样的话：“我以为你太自寻苦恼了。你看得人间太坏……”“我”说，来拜访魏连殳的客人们不都是他所认为的来消遣的吧？魏连殳说，有时也这样想。“我”于是这样说：“人们其实并不这样。你实在亲手造了独头茧，将自己裹在里面了。你应该将世间看得光明些。”

魏连殳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了对话关系：“也许如此罢。但是，你说：那丝是怎么来的？——自然，世上也尽有这样的人，譬如，我的祖母就是。我虽然没有分得她的血液，却也许会继承她的运命。”

祖母是父亲的继母（这也和作者鲁迅的情形一样），终日坐在窗下做针线。虽然少见笑容，冷冷的样子，但却教育、庇护魏连殳。从继母这一处境看，她并没有被他的家族很热情地接纳。并且，父亲死后也一直靠祖母做针线维持生计。于是，在举办祖母葬礼时：“可是我那时不知怎地，将她的一生缩在眼前了，亲手造成孤独， 又放在嘴里去咀嚼的人的一生。而且觉得这样的人还很多哩。这些人们，就使我要痛哭”，“你现在对于我的意见，就是我先前对于她的意见。然而，我的那时的意见，其实也不对的”。

鲁迅与许广平

这段对话，若再进一步联想的话，总是让人想到和后来成为伴侣的许广平通过书信而进行的对答。在创作这个文本的半年多前（1925年3月），二人开始了通信。例如，如果以这段对话为前提去阅读距这个文本约一年后二人的书信对答就很意味深长。许广平向在厦门犹豫不定、吞吞吐吐对待同居问题的鲁迅，不耐烦地加以责问：“但从别方面，则总接触些什么恐怕‘我自己看不见了’，‘寿终正寝’等等怀念走到尽头的话，小鬼（许广平的绰号）实在不高兴听这类话。”[23]对此，鲁迅这样回答：“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何以不愿，则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至于‘还要反抗’，倒是真的，但我知道这’所以反抗之故’，与小鬼截然不同。你的反抗，是为希望光明到来罢？我想，一定是如此的。但我的反抗，却不过是与黑暗捣乱。”[24]可以说与黑暗斗争的意志很明确，但在这里却表明其姿态只能是裹在“独头茧”里面似的应有姿态。那造成“独头茧”的“丝”，可以说就是由与黑暗斗争所构成的。因此，文本是如何导向这样的对话的终结呢？

在这里，强调、讲述着这样的人生谱系：几乎被社会抛弃、厌烦的人都只能一个人一声不响地忍耐着活下去。所以，正如李欧梵所说，把“孤独者”仅仅理解为“厌世家”大概是缩小了这类形象。与其说魏连殳所讲的这类“孤独者”的谱系具有过渡期的特征，不如说它已经超越历史，更具有被普遍提出的情形。

犹如已讲过的，我认为魏连殳的生活方式在整个文本中呈现出三种形态。因为它作为气氛具有连续性，所以并不使魏连殳的形象分裂。应该说广义的“孤独者”形象是通过整个文本表现出来的。但是，作为狭义的“孤独者”形象，我认为没有必要考虑全都贯通、包含这三种形态。在这里所讲的第一种生活方式是把“孤独者”表达为典型性的。在后面讲的其余的二种是从狭义“孤独者”的脱离或者呈现另一面的生活方式。

可是，正如已讲述的，魏连殳好议论，而且直言不讳发表离奇的论点，根本不把周围的人放在眼里，是被S市的人们当作怪人看待的。因此，这种形象相当于初期鲁迅想像的“英雄”的后裔，知道《摩罗诗力说》等初期文本的读者大概能够容易理解吧。“英雄”按理应该说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但是，他们被旁观者民众当作憎恶和迫害的对象，最后成为牺牲品，遭受见死不救的厄运。因此，想要当“英雄”的、对于“英雄”末路有同感的都遭受“强烈的悲哀”的侵袭：“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鲁迅<摩罗诗力说>注释·今译·解说》

赵瑞蕻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摩罗诗力说材源考》北冈正子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不过，在这里，要注意的是这种觉醒了的“英雄”末路和社会的寂静无声，是与祖母一样的人物一生一个人极力忍耐地生存相互重叠的。通过“孤独者”的形象不但提出超越时间的谱系，而且还提出超越阶层划分的谱系。这个谱系如同潜流在中国社会底层流动。“孤独者”本来正如名称一样零零散散地孤立着，但作为“继承运命”的谱系就获得了扩大性和普遍性。在这里虽然略微变为闲谈，但这样的表达大概过于离奇了吧？如果把“孤独者”这个谱系进行180度逆转，恰好就成为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所说的“中国的脊梁”。一般认为，进入 1930年代，作者对未来开始看到了希望。这些“中国的脊梁”不正是“孤独者”反转的形象吗？应该说他们一面孜孜不倦地从事社会的变革，一面不“为大家所知道”，被摧残，被抹杀。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们不正是“孤独者”的形象以另外形态的复活吗？或者也可以说是初期“英雄”形象的再生吧。但是，两者之间还有很大的差距。“中国的脊梁”是作为改革的原动力而被理解的，与此相反，对于“孤独者”发现这种可能性却很困难。正是如此，大概只能说两者是反转的，是通过否定而被传播的。

“孤独者”既是作者的自画像，又是普遍化、一般化、对象化了的生存方式。而且，它的一部分是必须否定的。实际上，也可以说是通过文本被否定的。这样一来，故事与由第四节的魏连殳进行的自白相连。这里讲述的作为“孤独者”的生活方式并没有持续，并且，第三节结尾魏连殳说的“人要使死后没有一个人为他哭，是不容易的事呵”，对继续展开来说，这句话是极具暗示性的。可以说，狭义的“孤独者”的崩溃在这里已经出现预兆。

五、“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

姑且不论“我”好容易能够找到在山阳城的教职，魏连殳在“我”出发前的晚上——从故事的展开考虑大概是初秋吧——来访，来委托“我”求职，抄写员也可以。“我”对魏连殳近乎阿谀的态度表示惊讶，他就这么说：“我……，我还得活几天……。”在即使阿谀也要生存的媚态这一点上，已经能够发现和“孤独者”的生活方式不同的因素。

但是一去当地，为他找工作就很不顺利。岂止如此，“我”还蒙上了煽动学潮的嫌疑，甚至到了不能随便外出的状态。“我”给魏连殳寄过几封辩解的信，但没有收到回信。“我”在梦中听到“我还得活几天！”的话，看到魏连殳说这话的表情。大概是那种留下深刻印象的言语吧。这时候，突然魏连殳来信了，是冬天12月的事。

给“我”的收信人的姓名是“申飞”，这是鲁迅以前使用过的一个笔名。现在看来已经清楚，这是作者自画像的分身写给作者的另一个分身的信，这是有意设置的，即便在这里也形成了内在性的对话。魏连殳说，没有回信是因为处于就连买邮票的钱都没有的极贫困状态。然后这样说：“现在简直告诉你罢：我失败了。先前，我自以为是失败者，现在知道那并不，现在才真是失败者。先前，还有人愿意我活几天，我自己也还想活几天的时候，活不下去；现在，大可以无须了，然而要活下去……。”

“还有人愿意我活几天”是指什么样的人呢？这大概与第三节像预言的记述那样与“死后为他哭的人”有关联吧。关于这个人文本进一步继续这么叙述：“愿意我活几天的，自己就活不下去。这人已被敌人诱杀了。谁杀的呢？谁也不知道。”“这半年来，我几乎求乞了，实际，也可以算得已经求乞。然而我还有所为，我愿意为此求乞，为此冻馁，为此寂寞，为此辛苦。但灭亡是不愿意的。你看，有一个愿意我活几天的，那力量就这么大。”

《彷徨-孤独者之魏连殳》吴永良画

关于这个人物，虽然林非规定为“他应该是革命者吧”[25]，但这能断定是“他”吗？与此相反，李允经在作者的心理方面讲：“愿意 ‘魏连殳’活下去的人，正是许广平罢。”[26]即推测是爱魏连殳的恋人。对这样的观点没有异议。

如果考虑与鲁迅的传记事实的对应，也正如李所指出的，应该参照1926年6月17日写给李秉中的书信吧。信中这样说：“我近来忽然还想活下去了。为什么呢？说起来或者有些可笑，一、是世上还有几个人希望我活下去。”另外，在1926年11月20日给许广平的信中也这么说：“至于还有人和我同道，那自然足以自慰的，并且因此使我自勉，但我有时总还虑他为我而牺牲。(中略)有这样多的么？我倒不要这样多，有一个就好了。”[27]

要注意的是，虽然时间很短，但在这里却与“孤独者”位相不一样，魏连殳的第二种生活方式被提出来了。这是因为要为“愿意我活的人”即“爱我者”而活，与历来拒绝祖母、拒绝结婚的魏连殳的生活方式，即与狭义的“孤独者”不一样。因此，在魏连殳的信里说“先前，我自以为是失败者”的“先前”并不是在祖母葬礼上长嚎的魏连殳，它意味“半年来”“求乞”时期的魏连殳。为了恋人要活下去，而把不应该活下去的时期认为是“失败者”。

如果说这半年前，那么是他辞职失业后的时期，恰好是“我”惦念魏连殳而拜访他的时候。此时，相互谈论“独头茧”的话题，他谈及“死后为他哭的人”。这时已经时隐时现“愿意我活几天的人”的影子，实际上能够估计出这段对话时期存在着两种生活方式的缝隙。如果再对现实的作者涉及的话，那么鲁迅对许广平确定恋爱感情，据王得后讲，是创作这个文本的1925年10月和同年的6月25日。[28]魏连殳的信写于12月，所以这和相当于半年前的时期也偶然一致，但是否仅仅是偶然，这也是让人非常感兴趣的地方。

如果承认这个人物是许广平这一先前的假说，那么现实作者的情形就产生了这第二种生活方式。但是，在文本中这种生活方式本身还没有成为大的主题。因为在文本中这种生活方式是未完成的，不能实现的。我认为，作为鲁迅当时的心境这么描写还有尽量不把它主题化的精神准备。但是，与其说这样，不如说将会发生失去“愿意我多活几天的人”的情形，使接下来的第三种生活方式前景化的必要岂不是更重大吗？

魏连殳的信这样继续写道：

“我自己又觉得偏要为不愿意我活下去的人们而活下去；好在愿意我好好地活下去的已经没有了，再没有谁痛心。使这样的人痛心，我是不愿意的。然而现在是没有了，连这一个也没有了。快活极了，舒服极了；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

所谓“失败了”，具体地说就是魏连殳就任军阀杜师长的幕僚这一职位。所谓幕僚就是军人官僚的顾问秘书式的角色，主要从事拟制公共的、个人的文书，在传统中也是在科举中不得意的知识分子进入社会的另一条途径。一般来讲，也应该可以说是理应立志改革的人“转向”政府体制一边。

鲁迅认识同乡出身的军人陈仪。据李允经讲，不论是作为教育者，还是作为作家，前途将要被封闭时，为了生活鲁迅也不是没有考虑充当陈仪的幕僚的途径。[29]李允经表示魏连殳的这个行动 也有可能发生在作者自身上。“堕落”似乎未必仅仅是想象力的产物。

那么，上述引用的最后一句“然而我胜利了”怎么解释才好呢？这首先应该参照在第五节所讲的成为幕僚后的魏连殳的状况。正如林非指出，魏连殳成为幕僚之后“并没有干任何不正当的事情，只是有点儿玩世不恭罢了 ”。[30]

魏连殳即使有了充裕的收入，也把它们任意挥霍光，“今天买进，明天又卖出”，因此，死后什么也没有留下。移居房东居住的正屋之后几乎每天是酒宴以及酒后的喧闹：“说的说，笑的笑，唱的唱，作诗的作诗，打牌的打牌……。”对房东和其孙子们的态度也变了，若收到昂贵的中草药，就把它摔在院子里对房东叫道：“老家伙，你吃去吧。”对以前那么爱护的孩子也从房东口中呈现出这样的状态：“他先前怕孩子们比孩子们见老子还怕”，这是被孩子厌恶受到了精神打击时的情形。“近来可也两样了，能说能闹，我们的大良们也很喜欢和他玩，一有空，便都到他的屋里去。他也用种种方法逗着玩，要他买东西，他就要孩子们装一声狗叫，或者磕一个响头。哈哈，真是过得热闹。”这样“玩世不恭”，对自己也采取不负责任的生活方式，结果魏连殳吐血，因肺病病故了。穿着带有金闪闪肩章的军服躺在棺材里。对魏连殳之死，“我”是这样描写他的神态的：“他在不妥帖的衣冠中，安静地躺着，合了眼，闭着嘴，口角间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冷笑着这可笑的死尸。”

李允经说：“这样，他便决定以灵魂的自我毁灭来谋求肉体的暂时存在，以自嘲的形式和嘲世的冷眼对社会进行着快意的报复，直至生命的终结。”[31]另外，王晓明说：“就连最后的自戕式的毁灭，也是对黑暗的报复，大有一种以自己的腐败来加剧社会腐烂的意味。”[32]这些和对祖母葬礼时魏连殳所采取的行动的评价大体一样。

如同李允经也引用的，当时的鲁迅确实有过这种“复仇”的表现。例如，鲁迅讲过这样的话：“我的戒酒，吃鱼肝油，以望延长我的生命，倒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给他们说得体面一点，就是敌人罢——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33]那么，所谓“胜利了”，大概意味对“敌人”的“复仇”成功了吧？就此而言，与现实的鲁迅不一样，魏连殳不是釆取了类似 于“急于寻死”的生活方式吗？另一方面，关于“胜利”，林非这样讲：“他愤懑地走上慢性自戕的道路，从自己坚持的主张来说，这样就成为他所说的‘失败’。然而从至死也不跟黑暗社会同流合污来说，这样又成为他所说的取得了‘胜利’”[34]。关于“胜利”，这种解释岂不是理解得太过于消极了吗？

在这里，要说到竹内好对这个文本留下了如下的见解：“现在失去了那所爱的人，他并不是为了所爱的人，而是为了所憎恨的人要活下去。也就是，要做自己以前所憎恨、所反对的一切人，不做自己以前所崇拜、所主张的一切人，在这方面，他既是失败者，又是胜利者。（中略）即，所谓他活下去，应该说是他憎恨自己。”[35]并且，从这里构造了如下竹内鲁迅：“他（在这里魏连殳就是原样的鲁迅）在以善的资格批判恶的事情上‘失败’了；在以新事物（在他这就是善）的资格对抗旧事物（在他就是恶）的事情上失败了。因此，其结果就是要以旧事物/恶破坏旧事物/恶，以绝望克服绝望”。[36]这是构成竹内鲁迅的框架的一个基本轮廓。

这几个注释，大概都有每个人相应的根据吧。不过，作为笔者来说，在与魏连殳前两种生活方式的比较中想思考这第三种生活方式。魏连殳本人通过书信讲：失去“爱我者”，从而“愿意我好好地活下去的已经没有了”，“我”“不愿意使之痛心”的人“连这一个也没有了。快活极了，舒服极了”。

第一种生活方式和第二种生活方式虽然不同，但还有共通点。那就是说被套上某些条条框框，有自我被抑制的一面。狭义的“孤独者”尽管好像是从社会冒出的，但实际上并不是那样的。魏连殳也好，他的祖母也好，虽然多半被宗族共同体所排斥，但是却不能从根底上否定其归属。不能忘记二人的关系本来就是在另一面与孝道密切相联的。

应该说为了进步的观念，为了孩子那一代企图担当“搭桥的角色”的愿望也同样在另一种意义上束缚、限定着他的生活方式。对此，魏连殳意识到了，甚至这种束缚在魏连殳内心已经被内在化了。这个时期，在鲁迅致许广平的信中，如下分析了自己的思想的位相：“其实，我的意见原也一时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含有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37]所以，用“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两个术语分析文本也不是不可能吧，也可以说这两者与在《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形象和叙述人“我”的位置相对应。

在《孤独者》中，魏连殳最初的生活方式远比吕纬甫顽强，这不是对应于这种“人道主义”的某个侧面吗？相反，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真正的“人道主义者”由于要为全体或其他人而生存，所以也就不得不成为“孤独者”。这些框框或限制由时代或社会环境强加于人，魏连殳是不能不接受它们的。

第二种生活方式是为“愿意我活几天的人”而生存，和第一种生活方式不同，前面已经讲过了。这并不是像“人道主义者”或“孤独者”似的被一般化了的，而是以更加个别的关系为支撑而生存的。但是，即便这种情况，在为某个人而产生“好好地活下去”的责任的同时，大概也卷进了某个人的人生吧。例如，王晓明对鲁迅赢得许广平的爱直到同居的事情，这样说：“用太多痛苦换来的幸福，它本身已经不是幸福，它甚至会变成一笔巨债，将承受者的脊梁压弯。”[38]誓因此，作为所爱的人是有必要下定决心和他共度今后的人生。与第一种生活方式的条条框框不同，这种生活方式虽然是自己应选取的条条框框，但其束缚却改变不了。在文本里，鲁迅回避了这个论题，这在前文也已经讲过了。

第三种生活方式，失去那所爱的人虽然是致命的，但与此同时也可以说是从那种条条框框中挣脱获得了自由吧。所谓“快活极了，舒服极了”即便是悖论性的表达，但大概也是说出了另一种真实吧。而且所谓“胜利了”岂不是表达了从这种被内在化了的一切束缚中挣脱获得了自由吗？即，“相互争执”的另一个意图是委身于“个人主义”。

例如，要注目于林非的这样的比较视点：“魏连殳的某些性格，也多少与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中的主人公有些相似之处。”“他们的思想负担几乎是如出一辙的，他们都对那个黑暗社会釆取强烈否定的态度，由此发出的内心的反抗也颇为吻合。”[39]

绥惠略夫立志要改革社会拯救民众，反而被民众迫害，愤激之余，图谋要向整个社会复仇，在剧场狂乱地向民众开枪。1921年鲁迅翻译了这部小说，可以说和易卜生的《人民公敌》一样，存在觉醒的改革者被旁观者的民众追逼的故事谱系吧。[40]

《工人绥惠略夫》鲁迅译

（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初版单行本）

当然，林非想强调的反而是两者有很大的差别方面。这是因为复仇的对象，对绥惠略夫来说是外在的大众，而对魏连殳来说也如竹内所指出的是自己本身。而且，尽管外在的和内在的方向不同，但作为自我毁灭的心情来说，可以看出明显的共通性却也是事实。并且对于这位绥惠略夫，鲁迅当时这样讲过：“要彻底地毁坏这种大势（社会将个性磨灭）的，就容易变成‘个人的无政府主义者’，如《工人绥惠略夫》里所描写的绥惠略夫就是。”[41]。

“个人的无政府主义”可以说是更加极端的具有“个人的自由主义”“个人的无治主义”的特征啊！绥惠略夫呈现的“个人的自由主义”的极点，魏连殳的临终大概是其内向性的一族吧。如果参照《在酒楼上》，那个叙述人“我”就像“个人的自由主义”者。 如果把这些合在一起思考的话，那么就能引导出这样的假定：把在《在酒楼上》中似乎后景化了的叙述人“我”的存在前景化，公开表示其极致的是魏连殳的第三种生活方式。如此思考的话，《在酒楼上》和《孤独者》两个文本形成消极和积极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还是有点深度的。

在这种生活方式中能够窥见有某种“复仇”的倾向。但是文本不是已经记述了这种放纵的生活方式所到达的目的地吗？故事应该描写第三种生活方式的结局是什么？我想那只有自我毁灭。

六、“孤独者”的埋葬

在这里要涉及故事的最后场面。“我”遇上魏连殳的冷清的葬礼，虽然参加了，但不忍送别其棺材，从院子里离开了。这时的“我”是这样说的：

我快步走着，仿佛要从一种沉重的东西中冲出，但是不能够。耳朵中有什么挣扎着，久之，久之，终于挣扎出来了，隐约像是长嗥，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

关于一匹受伤的狼的描写和在第一节祖母葬礼之际，关于魏连殳的长嗥，使用的词语是一样的。知道魏连殳最后的生活方式之前，在葬礼上虽然“我觉得很无聊，怎样的悲哀倒没有”，但在这里“我”却是被强烈地震撼着的。这可以表示“我”也同样是跟魏连殳和他的祖母连在一起的“孤独者”一族，至少是他们的理解者。

但是，“我”希望像倾吐那种挣扎的呼叫声一样，彻底摆脱那种矛盾纠葛。对此，解释也并不简单。例如，王晓明这样说：“难道面对中国的黑暗，吕纬甫那样软弱的人要颓唐，魏连殳式的刚硬的人也同样要绝望？在这样的问题面前，无论结尾如何强调’我’的快步逃脱，都难以转移读者的视线吧。与《在酒楼上》相比，作者对’鬼气’的探究是大大深化了。”[42]并且，王晓明讲，作者试图通过创作探索内心，驱逐“鬼气”，但因其内心之门“开得太大”而不安，在这方面他失败了（王晓明，107-108页）。对此笔者不能赞同。

关于魏连殳的生活方式讲了三种。在本文中深入思考、描写的是第一种狭义的“孤独者”形象和第三种放纵而自我毁灭的幕僚形象。这不是对应于“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吗？但这是笔者的假说。而且，在最后，依旧继承“孤独者”的谱系，根据叙述者所说，在作者心目中“相互争执”的这两者随着魏连殳的肉体被埋葬了。

在另外的观点上，李允经还做出了这样的结论：“连殳的逝去，是鲁迅营造的一座坟莹，是旧我的埋葬，其间不无留恋罢；但又是新我的探索，令人望见那日后的征途，并为他在新的征途中将获得完整、幸福的人生而深感欣慰。”[43]这大概是太过于乐观的解释吧。然而，这个文本虽然仅是一点点，但却无疑是重要的一步吧。

当然，由于这种危机的葬送，并不是所有的都变成新的了。在文本中对于理应对未来有所选择的第二种生活方式还没有做出决定性的决断。紧接着一定要写《伤逝》也与这种预备决断有关吧。正如开头已讲的，对于和许广平的同居，作为作家鲁迅的犹豫不决即使在自此一年之后也还持续着。

赵延年《伤逝》插图

虽然如此，可以说对旧我的整体告别在这里已经是做了预告的。因此，《孤独者》应该是描写了鲁迅将要从旧我挣脱出去的瞬间姿态的。《彷徨》的世界随着四天后所写的《伤逝》开始了大转向。正如竹内所讲，《孤独者》的确可以说是证明鲁迅的实际存在的惊险的文本。

注

读释

[1]有关二人的失和诀别参照了中岛长文和王锡荣的文章。虽有笔者的推测，但在这里因篇幅关系不详述。

[2]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2卷》，第54页，筑摩书房1980年版。

[3]以下鲁迅原文全部出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全集》。

[4]Leo， Ou-fan Lee， Voices from the Iron House：A Study of LUXU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 p. 87.

[5]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 鲁迅传》，第10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 年版。

[6]李允经：《鲁迅的情感世界》，第198页，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但是，鲁迅回国后在绍兴中学堂所教的是博物学和生理生物学。

[7]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2卷》，第54页。Leo， Ou-fan Lee， Voices from the Iron House：A Study of LUXUN， p. 83.

[8]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 鲁迅传》，第104页。

[9]胡风：《鲁迅先生》，《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1期。

[10]周遐寿（作人）：《鲁迅小说中的人物》，第185页，上海出版公司1954年版。

[11]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2卷》，第134页。Leo， Ou-fan Lee， Voices from the Iron House：A Study of LUXUN， p. 83.但是，在这里，李欧梵把汉语“孤独者”译为英语misanthprope（憎恶人类者、厌世家），正如后面会讲到的，笔者略有异议。

[12]尾崎文昭：《〈在酒楼上〉及小说集〈彷徨〉——彷徨于虚空的精神》，《中国》1996年11月号，大修馆书店。

[13]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2卷》，第135页。

[14]太原、太谷的地名还使用着；历城是济南的别名。

[15]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2卷》，第134、137页。

[16]周建人：《鲁迅故家的败落》，第255-260页，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17]李允经：《鲁迅的情感世界》，第200页。

[18]周遐寿（作人）：《鲁迅小说中的人物》，第187页。

[19]关于这部分，林非仍强调封建势力的强大，对此不能赞同。见林非：《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鲁迅》，第200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20]李允经：《鲁迅的情感世界》，第210页。

[21]汤山富子：《超越母子分离——二个眉间尺·黑色男·母性》，日本现代中国学会《现代中国》第74号，2000年。

[22]林非：《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鲁迅》，第195页。

[23]黄仁沛主编：《鲁迅景宋通信集·<两地书>原信》，第6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4]同上书，第59页。

[25]林非：《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鲁迅》，第198页。

[26]李允经：《鲁迅的情感世界》，第208页。

[27]黄仁沛主编：《鲁迅景宋通信集·<两地书>原信》，第237页。

[28]王得后：《〈两地书〉研究》，第324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9]作为鲁迅的话，出自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李允经：《鲁迅的情感世界》，第203页。

[30]林非：《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鲁迅》，第196页。

[31]李允经：《鲁迅的情感世界》，第210页。

[32]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 鲁迅传》，第105页。

[33]《坟•题记》，第4页，《鲁迅全集》第1卷。

[34]林非：《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鲁迅》，第197页。

[35]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2卷》，第54-55页。

[36]同上。

[37]黄仁沛主编：《鲁迅景宋通信集·<两地书>原信》，第69页。

[38]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 鲁迅传》，第129-130页。

[39]林非：《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鲁迅》，第204页。

[40]翻译当时作者对这个故事的共感参照《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鲁迅全集》第10卷，第165-170页）；此后由鲁迅自己对这部小说的言及可参照《华盖集续编·记谈话》（《鲁迅全集》第3卷，第355-359页）。

[41]黄仁沛主编：《鲁迅景宋通信集·<两地书>原信》，第12页。

[42]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 鲁迅传》，第105页。

[43]李允经：《鲁迅的情感世界》，第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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