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美援朝70周年】刘统丨艰难的出兵：中国出兵朝鲜前的战争准备工作

从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到10月中国出兵援朝，不到四个月的时间，中国经历了从和平建设到战备的急剧转变，战前准备与对策研究，慎重初战与空军支援问题的提出，仁川登陆后朝鲜战局的逆转与出兵的争论，直到出兵朝鲜的历史性决策，这一过程，曲折复杂而跌荡起伏。保马今日推送刘统老师文章《艰难的出兵：中国出兵朝鲜前的战争准备工作》，刘统老师根据历史文献资料，再现当年中国政府决策和志愿军赴朝参战的行动过程。

本文原载于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资料》2000年第7期，感谢公众号“三联学术通讯”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艰难的出兵

中国出兵朝鲜前的战争准备工作

作者 / 刘统

从和平建设到战备的急剧转变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时，种种迹象表明：中共中央事先没有得到通报，对突如其来的变化缺乏准备。从中共中央领导人此前的活动记录可以看到：他们按照原定计划领导新中国的和平建设。

6月6日，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发表《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强调了迅速稳定国内局势，恢复国民经济的重要性。除了三野准备解放台湾、西南军区准备进军西藏，党中央不准备再进行任何军事行动。

《不要四面出击》（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

收录于《毛泽东文集 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朝鲜战争爆发前一天，6月24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第36次会议，讨论解放军的复员工作。随着全国解放战争基本结束，人民解放军“将随之从战争状态下转入正规建军的新时期”。在保留必要的国防力量同时，相当一部分解放军干部战士将要复员，参加国家经济建设。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复员工作的总原则，是服从国家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需要，并使二者联系起来。”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7月7日，就在联合国通过军事干涉朝鲜决议的同时，在北京召开了讨论保卫国防的第一次会议，开始了抗美援朝的准备工作。为防患于未然，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会议就东北边防军的组建、部队调动、建立指挥机构和后勤保障等问题进行研究。提出如下建议：

1. 以第四野战军的13兵团全部三个军：第38、39、40军共九个师，15万人分别从河南信阳、漯河和广东的广州出发，直开辽宁的安东（丹东）、本溪地区集结，限7月底到达。驻齐齐哈尔的第四野战军42军调往吉林的通化、辑安地区集结。

炮兵调动三个师——炮兵第1、2、8师，共有重炮307门。分别集结于安东、本溪、辑安。另将高射炮第4、17、18三个团由上海调东北。加上工兵、战车、骑兵各一个团，部队总计24万人。军委责成作战部、铁道部、总后勤部三部长于8日晚制成运输网，开始运送部队。

２. 关于东北边防军的指挥机构，会议建议：以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委， 原15兵团邓华调任13兵团司令员。

7月10日，周恩来又主持召开第二次会议。商定13兵团和炮兵北上的时间、地点、运输路线，责成铁道部落实执行。周恩来根据两次会议商定的结果，为军委起草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7月13日呈报毛泽东。毛泽东当天批示“同意，照此执行”。

中央军委一声令下，各部队纷纷紧急行动起来。

《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批语（一九五〇年七月七日、八日、十三日）》

收录于《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 上 1949年9月-1951年12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组成东北边防军的部队，是四野最精锐的部队。38军是原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的评价：“部队老基础多，战斗力顽强，能攻能守，为东北野战部队中之主力军。”其112、113师是东北野战军中的“头等主力师”。

39军是原东北野战军第二纵队。“部队历史较老，战斗力有基础，攻击力强。各部队均善于野战，为东北部队中之主力军”。其中116师是东北野战军中“头等主力师”，号称“攻坚老虎”。

40军是原东北野战军的第三纵队。“部队历史不算老，但战斗力却很顽强，过去坚持南满单独局面的斗争，在困难艰苦环境下的锻炼进步甚快，作风勇猛，能攻能守，为东北部队中之主力军”。

辽沈战役结束后，13兵团随四野入关，在平津战役中担任主力。他们又参加渡江战役、衡宝战役，打垮国民党军白崇禧集团。尔后兵分几路，清剿湖南、广西残匪。40军进行海南战役，一直把红旗插到天涯海角。解放战争胜利后，38、39军作为军委的战略预备队回师中原，在河南从事生产。我们从39军的记录，可以了解干部战士们在这个历史转折时期的经历。

1950年１月，广西战役结束。39军奉命北上。３月初到达河南漯河地区休整。全军干部战士放下枪杆，拿起锄头，开始建设新中国的生产劳动。

据39军的《农业生产情形报告》记载：“为了完成上级所给予的生产任务，在政府积极协助筹划下，搞了一部分土地。全军总共有田6763亩。其中政府拨给5844亩，开荒809亩，租地110亩。”

39军不仅开荒种地，还办了卷烟厂、皮革厂、被服厂、油坊、供销合作社，在生活方面逐步达到自给自足。各部队大搞基本建设。一排排崭新的平房出现在田野上，干部战士住进自己造的新营房，安居乐业。

在组织生产的同时，39军的另一项主要任务是军队复员工作。39军总人数是54000人，需要复员12000人。整个６月，复员工作进行得紧张有序。

然而，7月7日形势为之一变。在中央军委召开第一次国防会议的当天夜里，39军党委召开会议，研究北上问题。

会议首先介绍了朝鲜战争形势，传达上级指示：“我们是国防军，要保卫国防，防止美帝国主义侵略。准备行动，开赴东北。”会议做出下列决定：

1. 结束生产。（农业生产物品）能卖就卖，不能卖交政府。

2. 回家一律停止。

3. 干部配备，整理机关。

4. 棉衣速交，第二套单衣速发。

5. 弹药配备一下。物质准备，带粮食。

军首长一声令下，各部队顿时忙碌起来。有的忙着做干粮，有的把养的肥猪杀了。几天后，军长吴信泉作动员报告，讲了以下几点看法：

1. 打垮美军干涉，解放全朝鲜；

2. 美国大规模干涉，朝鲜人民军撤退到三八线，估计美国要停止。因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还没准备好。

3. 如果美国被打得恼火，就会向北朝鲜以至东北进攻。

吴军长强调：“我们的任务：如果美军到三八线不动，我们就在东北不动；如美军越过三八线以北，我们就打。”

39军首长传达的这些战略性的估计，实际是中央军委的精神。但是这个转折实在太突然，给部队造成许多问题和困难。吴信泉军长指出：“大家不要埋怨，四野对机动是有准备的，但还不够。因为事先没有估计到这些情况。埋怨会影响团结，应该同心同德，克服困难。”他情绪激昂地说：“39军在东北就没丢过人，现在要想象得比四平保卫战时更困难。大家要团结一致，把部队动员起来，精神紧张起来，一切为了战争。”

7月18日，39军开始陆续车运北上。到31日，39军军直和所属三个师全部到达辽阳、海城地区集结。部队北上过程中，沿途后勤供给部门积极配合，提供了优质的保障。39军反映：“此次车运，各大站的供应工作十分满足了部队的需要，解决了部队车运中的最大问题——吃饭、饮水。不仅各大站设置了供应站，而且确实做到了供应工作。部队每进大站便能接洽到供应站负责同志，领到面或熟食及菜。及时的使部队每天能够得到一顿至两顿的熟食，较大的车站均备有开水，使整个部队在行车中不缺水喝。”

1950年8月8日，13兵团首长电告中央军委：“北运部队自7月12日起，至8月4日止，除38军尚有两千余人及后勤三个野战医院与两个大站尚待车运外，已全部发车完毕。”13兵团部、40军部署于安东，38军在凤城，39军在辽阳。已在东北的42军和炮兵第1、2、8师也抵达辑安、通化、安东等地。在建国初期我国铁路运输能力还很弱，车皮少、运速低的情况下，能够将20万大军迅速、安全、秘密地输送到东北，是与中央军委的周密指挥和广大铁路员工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

中国各界群众声讨美国侵略罪行

支持抗美援朝的示威游行

朝鲜战争爆发不久，在形势有利于朝鲜人民军的时候，中共中央就着手组建东北边防军，把四野最精锐的部队摆在鸭绿江边上。后来抗美援朝战争的进程表明：组建东北边防军是战争准备的关键一环，这一决策是十分英明和富有远见的。由于国内当时几乎未建立战备物资的储备，运输条件又十分困难，东北边防军从动员到入朝参战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许多准备工作还感仓促。可是美军凭借其高度的机动性，从突破三八线到进至鸭绿江边只用了十几天。假如中共中央不提前组建东北边防军，待朝鲜战局恶化再临时准备，战争的胜负就难以想象了。

战前准备与对策研究

在13兵团北上过程中，中央对边防军领导机构作了调整。因原定的边防军首长不能到职，7月22日，周恩来、聂荣臻报告毛泽东：建议边防军目前先归东北军区高岗司令员兼政委指挥。”毛泽东批准了周、聂的报告，8月5日致电高岗：“边防军各部现已集中，请高岗同志负主责，叫各部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务使士气旺盛，准备充分，部队中的思想问题必须予以解答。”

鉴于东北边防军责任重大，7月19日，军委致电中南军区：“北上兵团业已决定以邓华为司令员，赖传珠为政治委员，韩先楚为副司令仍兼40军军长，解方任参谋长，杜平为政治部主任。”随后，林彪提议洪学智任兵团副司令员。

中国军队做好了战争准备，但是考虑到和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军作战，又许多问题需要解决。首先是战争指导思想和我方的战略，以及面临的新作战方式、出国作战等多方面的问题，在指挥员内部首先要统一认识。8月13日在沈阳召开了东北边防军第一次会议，高岗主持会议并作报告。他首先谈到朝鲜战争的意义：“美帝国主义已经直接发动了对东方各民族的武装侵略。进攻朝鲜，占领台湾。是它的整个侵略计划的一部分。美帝国主义念念不忘侵略中国，霸占亚洲。因此，它企图占领朝鲜，作为进攻东北、华北，进攻中国的跳板。”

谈到我们的对策，高岗说：“如果美国侵略者占领了朝鲜，毫无疑问，一定会准备力量来进攻我们的东北与华北，进攻我们的祖国。那么我们究竟是让它打下朝鲜，增长气焰，等它打到中国来的时候再去消灭它好呢？还是现在争取主动，配合朝鲜人民军，在国土以外消灭敌人，保卫自己好呢？显然地，在国土以外消灭敌人是有利于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主动地、积极地援助朝鲜人民。也就是说，支援朝鲜和保卫我们祖国与保卫世界和平是一致的。因此，这样的战争是正义的。”他强调说：“这就是这次战争‘该不该打’的问题。”

关于作战的指导原则，高岗说：“我们的作战应该是掌握主动，集中三倍至五倍的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至于何时出兵，我们必须积极地、迅速地准备好，听候中央军委的命令。”

高岗分析了我方胜利的条件，还估计了我方的困难：“作战的对象对于我们来说是生疏的，我们还不熟悉敌人的武器、装备、火力、战术与作战的特点。在军事上，我们绝不能有丝毫的轻敌思想。作战地区对于我们来说是生疏的。我们是到另一个国家去作战，地理条件、风俗习惯均不熟悉。在美军轰炸、破坏交通运输的情况下，朝鲜方面对我军的给养接济可能有困难。” 

关于部队的动员，高岗说：“要针对部队的思想状况进行宣传动员，来解决‘愿不愿打’的问题。”他强调在部队中进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教育，去掉部队中存在的和平情绪（如生产分红、复员回家、婚姻、地位、享受等）。要发扬部队中主动要求出国消灭美国侵略者的勇敢精神，扭转少数战士害怕美军、害怕原子弹的心理，使全军有旺盛的士气。

高岗的报告简明扼要的阐述了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策略，从“该不该打”、“能不能打”、“愿不愿打”三方面解答了部队面临的问题。尤其是首次提出了“志愿军”的参战方式，体现了对战争性质、前景和作战方式的正确判断。这个报告上送中央，8月18日毛泽东复电：“8月15日送来的报告是正确的。”

邓华就军事问题作了报告。在谈到我军战术思想时，邓华强调了要打有准备有把握的仗，不打主观主义的莽撞仗；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和火力，保持主动权；实行大胆勇敢的渗透战术，分割包围歼灭敌人；充分发扬近战、夜战的威力。

林彪呈报邓华报告给毛主席的信和主席的批示

邓华强调：目前部队要进行防空和反坦克的训练，提高爆破技术，干部要学习“四快一慢”、“一点两面”、“四组一队”等战术的运用。他宣布：“为了解情况，已经军委批准，组织一个参观团先到朝鲜去参观研究朝鲜人民军如何战胜敌人，及美军的装备、战斗力、战术特点以及作战地区的兵要地理情况。”

8月13日的会议是动员会，也是初步研究出兵对策的会议。但是从会议的情况来看，我方并不了解美军的情况，指导思想还是沿用解放战争中对付国民党军队的那套战术。此后，各军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靠有限的教材给战士讲解飞机、坦克、火炮和诸兵种协同作战的知识，进行防空教育。政治部门也在进行动员、宣传，并了解战士的思想动态。

慎重初战与空军支援问题的提出

通过朝鲜方面传来的消息和我方外交人员送来的情报，8月30日，高岗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朝鲜战线情况报告》。如实汇报了朝鲜的局势，并提出了我方的备战方案。

关于朝鲜局势，《报告》说：

１. 自东海岸起，经洛东江沿岸迄南海岸止，战线约250公里。敌军筑有比较坚固的阵地与纵深工事。敌空军每天用成百架飞机对人民军阵地密集轰炸，配合密集炮火构成火力网，以致距离敌军阵地30公里内很难立足。人民军向敌攻击，须在夜晚突进。人力物力消耗较大。

2. 人民军师团指挥所，在一个地点不能停留一小时以上。用无线电指挥时，敌用测向器测定位置后即猛烈轰炸，指挥所即被毁灭。

3. 人民军补给线的铁路、公路每天均遭轰炸。马匹不易隐蔽，大车很难使用。主要靠汽车晚上行动，交通运输问题非常严重。

根据上述情况来看，人民军以现有力量，希望在大邱、釜山地区消灭敌人已不可能。如不主动转移作战地区，分散敌人，而仍在原地，相持日久，美军增援后势必反击，则可能遭受损失，影响士气。

高岗担心，一旦边防军入朝作战，后方运输线和东北地区可能会遭受敌机轰炸，那将会形成灾难性后果。因此，他在《报告》中提出如下考虑：

1. 出动后大炮、弹药与各种给养的运输，由于轰炸，不能用马匹。铁路运输不能直通前线，轰炸亦严重。故必须依靠汽车晚间运输。我军的一切供给，均须由东北运去。以30万人计算，约需汽车2000辆。为此提议由中财委、贸易部即向国外订购2000台汽车。

2. 我军出动，敌人必然大规模轰炸东北铁路、桥梁、工厂。提议将铁道纵队调来一部或全部，以便及时抢修，保证运输。

3. 现在南满保存弹药数量不少。仓库一旦被炸，弹药损失，城市亦毁。故拟除必要数量之弹药在南满分散保存外，其余均转移至北满安全地点。

4. 出动后，沈阳、鞍山、抚顺、安东等城市均会被炸。京、津、沪、宁亦有可能。提议可能被炸的各大城市成立防空司令部，并准备雷达、探照灯、高射炮等，请军委统盘计划。

关于作战，高岗的忧虑是：“现在军队中有些干部，以过去打日本、打国民党军队的眼光来看今天的敌人。对敌人的技术、空军、炮火的特点没有足够的认识。另外又有少数干部，对美帝空军感到棘手。所以须有专人来研究敌人作战特点，以之教育部队，便于作战时有把握的消灭敌人。

后来的事实证明：高岗的报告是有预见性的。有些事实甚至比预想的更为严重。高岗提出的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9月1日，他把高岗的报告转给周恩来，要他“邀集有关人员会商一次，以结果告我为盼”。

周恩来连夜召集会议，于9月3日向毛泽东汇报研究结果。关于加强边防军的问题，拟定的计划是：

1. 兵力增强为11个军、36个师。加上特种兵、后勤部队总数将达70万人。

2. 炮兵增强：每军配备相应数量的重炮。另外组建2个火箭炮师、26个高射炮团。配备探照灯250架、雷达60台。在明年3月完成。

3. 空军按计划，明年1月底组建11个团，其中喷气式飞机5个团，飞机330架。以后逐步发展，到1952年夏天可增至54个团，飞机1560架。

4. 后方勤务，被服、鞋袜、粮食、油盐等，均照70万人准备。汽车分批购置1万辆。

东北边防军一线部队刚到位不久，中央军委就开始调动三野、一野的二线部队集结。后勤和特种兵、空军的各项准备也在积极进行。这些措施显示了中央的决心：抗美援朝战争不打则已，要打就集中优势兵力，充分准备，出手就有胜利的把握。

在安东13兵团司令部，邓华等指挥员不断接到我方使馆和考察人员传来的情报，也在苦苦研究对策。以我军目前的装备和战场情况，究竟能不能打，有没有胜利的把握，作为指挥员，压力是很大的。经过周密的考虑，8月31日，邓华、洪学智、解方三人联名给林彪写了一封长信，反映情况，研讨对策。

邓华（上将）、洪学智（上将）、解方（少将）

信中说：“我军入朝目的，是为了歼灭敌人并求得迅速结束战争为有利。根据客观情况和主观条件，是否能达成此目的及如何来达成此种目的，是很值得研究和考虑的。”

关于敌我力量的对比，我军地面部队人数占优势，政治觉悟高，勇敢耐劳，并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但敌军装备技术好，火力强，并有大量的飞机、火炮、坦克配合，这种力量是不能忽视的。信中说：“过去国民党空军少而分散，作用不大。美敌飞机多而集中使用。如果我无必需的空军参加，高射炮火又很少。而只采取消极的防空办法，不仅我交通运输供应很难保证，就是部队的运动、集结、进攻等战斗活动，也遭受到极大的危害。”

朝鲜的半岛多山地形，对我军也有很多不利之处。“因为半岛狭长，又为山地，故优势兵力的容纳是有限的。因三面环海，敌又有海空优势，敌很有可能选择我之弱点从我侧后登陆。万一不妙，敌亦可能由海上撤退，而无法将其歼灭。”

信中表达了对后勤供应的忧虑。“由于朝鲜国土狭小，物产不富，故我军入朝作战之物资供应主要部分必须由国内运去。仅以出动20万人、2万匹马计算，只粮食、菜蔬、马料三项每日即需70万斤。加上弹药、油类、装具、被服及其他物资之补充，恐每日不下百万斤以上。朝鲜有两条主要铁道，公路上的桥梁也不少。如我无对空对海保证，则两条运输线均有被敌打断之可能。尤其是桥梁，抢修远不如敌机炸毁的快。”

信中不但预见到朝鲜战局可能出现逆转，而且指出了敌军可能在平壤或汉城附近登陆的可能。“美帝正努力坚守大邱、釜山地区，争取时间，等待援兵到来再行反击。另一方面北朝鲜人民军各个击破和歼灭敌人的机会已经过去，战争已走向长期性。估计敌人将来反攻的意图，可能为以一部分兵力在北朝沿海侧后几处登陆，作扰乱牵制，抓住人民军主力。其主力则在我侧后（平壤或汉城地区）大举登陆，前后夹击，如此人民军的处境会很困难。”

关于我军参战的时机，信中说：“参战时机与地区，待敌推进到三八线以北为有利。这样就减少了对海上的负担。因出国作战，人地两生风俗习惯各异。尤其语言文字不通便给了我们很多困难。如在北朝作战，便易于取得群众的谅解和帮助，可以减少我出国作战的一些困难，这一点是很要紧的。”

这封长信，显示了我军指挥员对战争局势和敌我双方力量的客观、清醒的估计。尤其是对美军可能在后方登陆的意图，把握的相当准确。对军事指挥员来说，战前的分析必须充分考虑到敌人的优势和我方的劣势，必须考虑到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否则就会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现在面对美军这个强大的敌人，我们没有现代化作战的经验，也没有空军和优势炮火的支援，究竟能不能打胜仗，确实不敢吹牛。正是本着“慎重初战”的态度，13兵团指挥员才写信给林彪，强调空军和炮火支援的重要性。这封信中的种种预测，都成为后来战争的现实。处在各种劣势条件下的志愿军能打败优势强大的美军，与我军指挥员的冷静清醒是分不开的。

仁川登陆后朝鲜战局的逆转与出兵的争论

当时毛泽东对朝鲜战局还是乐观的。8月30日高岗在报告中表示对朝鲜战局的忧虑时，毛泽东9月3日复信说：“友军作战方面，可能发生如来信所说的困难。但估计一时尚不便改变，还须打一个时期。到无可打了，损伤也大了，就会逐渐改取守势。友方人员的后备力甚大（已动员报名百万以上），装备是有的，故估计可以坚持颇久的时间。”但是他强调：“必须以现代战争观点教育部队，切记不可轻敌，你的意见是正确的。”

9月1日，被周恩来派往朝鲜了解情况的柴军武（成文）从朝鲜前线回到北京，向中央提交了《目前朝鲜战争局势报告提纲》呈毛泽东。《提纲》详细介绍了朝鲜人民军各阶段作战的经过、部队情况，重点介绍８月中旬以来“主要特点是敌人在洛东江沿岸开始形成了相持状态。这时期的敌人除用大力阻止人民军的前进外，并积极布置反攻。拟组成陆战师，估计可能在仁川、元山或其它地区登陆。英海军陆战队占领月尾岛、德积岛，为登陆进行准备。据友方估计，目前美军反攻尚不可能。因没有较大兵力，在港口登陆是有困难的。” 

柴学武（成文）（左）

柴学武给中央的汇报提纲（右）

在《提纲》中，柴军武看到朝鲜方面对战争的估计上有失误。战争的形势正在发生转化，出现了种种不利的迹象。如果说8月23日军委作战局关于仁川登陆的预测还没有很可靠的依据，柴军武从朝鲜回来已经把仁川登陆的可能性看得比较清楚了。

果然不出所料，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引起朝鲜战局的急剧变化。朝鲜人民军开始了全线撤退，金日成被迫向苏联呼吁援助。但是斯大林不愿公开卷入朝鲜战争，他求助于毛泽东。1950年10月1日，正当毛泽东等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与首都群众举行国庆庆典时，一封加急电报由苏联南方的索契发往北京，斯大林要求中国出兵援朝。中共中央连夜开会，研究朝鲜局势和我方的对策。2日凌晨2时，毛泽东给高岗、邓华发出急电：“一、请高岗同志接电后即行动身来京开会；二、请邓华同志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按原定计划与新的敌人作战。”

当天，毛泽东亲自起草了给斯大林关于决定派军队入朝作战的电报。但是第二天，毛又召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表示目前出兵有困难。为什么中国领导人的态度会发生这样大的变化？当时任总参谋长的聂荣臻回忆：“出兵朝鲜，要解决许多思想问题。我们开始公开指责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时候，有些人害怕起来，认为跟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强国打仗，中国会吃亏。我们采取各种形式，及时做思想工作，稳定了这部分人的情绪。当时在我们党内也是有不同意见的。主要是有些同志认为，我们打了这么多年仗，迫切需要休养生息，建国才一年，困难重重，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

毛泽东给罗申的答复，实际是中央多数领导人的意见。他们的考虑，主要是从中国国内当时的客观条件出发。但是毛泽东从国际主义的立场出发，反复考虑，认为还是应该出兵。于是他扩大会议范围，紧急召高岗、邓小平等大区负责人进京，继续讨论。

10月2日毛泽东起草的出兵电报

会议争论的中心是：能不能出兵，有两大先决条件。一是苏联是否能提供充分的空军掩护和武器装备；二是派谁担任志愿军的最高指挥员。

由于林彪以健康原因表示无法担任志愿军指挥员，毛泽东紧急召彭德怀进京。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的历史重任，就落到了彭的肩上。

10月8日，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

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出兵的问题决定了，还有一个重大问题是苏联是否能为志愿军提供空军援助。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林彪前往苏联会见斯大林，谈判解决这个问题。在苏联做出确切的答复前，暂时不向苏方透露志愿军出国作战的决定。

10月8日，两架专机从北京起飞。一架飞往沈阳，乘客是彭德怀、高岗，军委作战部处长成普、翻译毛岸英等。一架飞往莫斯科，乘客周恩来、林彪、翻译师哲等。

接到中央8日命令后，邓华、赖传珠、洪学智、解方、杜平等从安东赶到沈阳，迎接彭德怀。13兵团各军的军长、政委也陆续到达。9日上午，在东北军区司令部召开志愿军军以上干部会议，高岗主持。首先由邓华宣读军委命令，然后高岗讲话。他介绍了中央讨论出兵朝鲜问题的经过，其次讲了中央委托他负责志愿军后勤供应，并表示一定做好后勤保障工作。最后要求13兵团的同志服从彭总的领导。

彭德怀很简短，主要是号召各级干部树立必胜信念，要坚信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一定能够打败美帝国主义者。他说：“我们的敌人不是宋襄公，他不会愚蠢到等待我们摆好阵势才来。敌人是机械化部队，有空军和海军的支援，进攻速度很快，我们要和敌人抢时间。”他要求各部队在十天内做好出国作战的准备。

兵团负责人和各军首长纷纷在会议上发言，主要是询问我军出国作战时有无空军支援。彭德怀、高岗当场起草电报，11时发给毛主席：“我军出动作战时，军委能派出多少战斗机及轰炸机配合，何时能出动并由何人负责指挥，盼速示。”

散会后，邓华等找到彭德怀，反映会议决定先派两个军过江，兵力太少，对敌人形不成优势。他们建议四个军一起过江。彭德怀立即接受了他们的意见。

彭德怀

彭德怀刚到沈阳，朝鲜方面的局势几乎一天一变。8日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电告高岗：由于敌军迅速北上，金日成“拟将平壤各领导机构疏散，最高军事指挥机关移驻德川，政府及各使节移驻新义州”。9日，金日成又紧急通报：“中路敌军已占铁原，东路突入元山。情况危急，要求行动越快越好。”

毛泽东在8日发布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命令的同时，向金日成作了通报。电报最后说：“请你即派朴一禹同志到沈阳与彭德怀、高岗二同志会商与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作战有关的诸项问题。” 接到这份盼望已久的电报，金日成派朴一禹（内务相）于9日下午赶到沈阳，向彭、高汇报了朝鲜局势的危急状况，转达了金日成要求志愿军尽快出动的口信。

朝鲜方面催促得如此之急，志愿军准备得究竟怎样？彭德怀刚到沈阳两天，就面临一大堆难题。首先是武器装备，尤其是重炮、高射炮的缺乏。后勤方面如卡车、军医、棉衣的缺口也很大。一个月以前，9月2日，13兵团刚到东北，各军就反映不少问题。邓华等兵团负责人曾给军委发出电报，要求解决部队的电台、经费、军医和汽车等问题。

军医问题，四野在东北作战时，我军医生、护士奇缺，当时从日本战俘和遗留的侨民中征召一批医生、护士，组织野战医院。这些日本人成为四野作战的医疗骨干。13兵团北上时，考虑到要出国作战，将他们全部留在后方。电报说：“请求军委速从后方医院调换一批医生，到部队接替日人工作，否则战救工作将极困难。”

汽车问题，9月2日电报说：“补充各军的汽车（带一个弹药基数及两天食粮，共需480辆。特种兵部要补车214辆，共694辆），还未发下，请速发，并请随车配足司机。”

汽车问题更困难。出国前39军每个师才配给卡车4辆，军直控制12辆。39军总共配给卡车24辆。对4万多人的一个军来说，拉粮食都不够用，更不要说运输弹药了。朝鲜多山，道路难走，39军命令全军轻装，取消了所有的马拉大车。运输物资就更困难了。

这些问题不解决，志愿军出动是不可能的。

10月9日彭德怀、高岗致电毛泽东：“各军准备工作最大问题是运输工具，目前急需解决700辆运输汽车，特别需150辆十轮炮兵牵引车，否则炮兵无法运动。盼令军委后勤急将现有200辆汽车及西南的2000名汽车司机并150辆卡车连日赶来东北。其次部队无反坦克武器，请军委调拨解决。高射武器全军仅有一个团共36门，请由广州或其他军区再抽调一个团速来东北应用。医务干部，13兵团前已报请军委后勤解决1000名，现一名未到。此事部队干部甚有意见。”

10日，彭德怀送走朴一禹后，再次致电毛泽东：“志愿军各项出动准备不充分，对美帝坦克尤其空军顾虑很大，普遍反映对坦克作战尤可拼命，敌亦将受损失。对空军毫无抵抗能力，炮兵进入阵地运动时，无空军和高射武器掩护，顾虑更大。请设法速调一至两个高射团。安东、辑安两铁桥无任何高射设置，战斗开始两桥将完全毁坏，交通亦将发生困难。”因此，彭德怀提出将四个军全部过江的建议，请毛泽东批准。

高岗为了解决志愿军的汽车问题，清查了他的“家底”。结果令他十分为难，前几个月朝鲜人民军进攻时，朝鲜政府不断向中国求援汽车和司机。10月4日，周恩来还要他为朝鲜动员，500名司机，结果现在志愿军要出国，东北是既无车也没司机。10日，高岗致电军委：“东北过去已经动员了800名司机，现在正为朝鲜动员司机，目前已无法再动员司机。请令中南、华东、华北从汽车团中各抽200名熟练的老司机，于10月25日前赶到沈阳。”

当日毛泽东复电：“10月9日10日各电均悉。（一）同意四个军及三个炮兵师全部出动集结于你所预定的位置，待机歼敌；（二）已电告华东调一个高射炮团于10月14日从上海开动赴沈阳转赴前线，请高注意接转；（三）其他各项已另复。惟空军暂时无法出动。”

彭德怀在沈阳处理完事情，急于到前线去。10日晚上他报告毛泽东：有不少问题需要与金日成面商，决定11日经安东前往朝鲜德川。当天夜里，他就带着身边的工作人员乘火车去安东。11日早晨到达安东后，彭德怀立即与邓华等兵团负责人商量入朝部署。

彭德怀对邓华等说：毛主席已经同意四个军一齐入朝的意见，你们还有什么意见？

邓华、洪学智说：四个军入朝兵力也还是不够。我军火力差，需要有绝对优势兵力才能歼灭敌人。因此需要向中央建议：从华东、华中和西北调动的第二、三批部队要提前北上。

彭德怀说：“你们这个意见很好，13兵团虽然战斗力强，但兵力毕竟有限。根据我军一贯的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原则，其他部队应该继续赶来。我马上向中央报告。”

中央完全同意这个意见。三野的第9兵团三个军在宋时轮司令员指挥下，已经由江南运至山东泰安、兖州。同时，四野的第50军也车运东北。驻天津的第66军也接到紧急命令开赴东北，战士们正在搞生产，是从田间收拢来的，登上火车就走。

彭德怀在安东与13兵团负责人研究了一天多进军部署，又到鸭绿江边视察了桥梁和渡口。12日，朴一禹再次来到安东，通报敌军已经占领元山，正在向平壤推进，金首相希望中国尽快出兵。彭德怀准备过江去会见金首相，当天20时突然接到毛泽东来电：“（一）10月9日命令暂不实行，13兵团各部仍就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二）请高岗、德怀二同志明日或后日来京一谈。”

出兵已是箭在弦上，突然收回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大家都感到不解。13日中午，彭德怀、高岗乘飞机飞往北京。

出兵朝鲜的历史性决策

13日下午，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研究了周恩来从莫斯科发来的电报，情况是很严峻：没有苏联的空军掩护，我们还能不能出兵援朝？

中共中央讨论出兵的会议

此时，毛泽东不再对苏联空军掩护抱希望了。经与彭、高和其他中央政治局同志商量，毛泽东毅然作出历史性的决策：不管有没有苏联空军支援，我们仍按原定计划出兵援朝。中央政治局形成决定后，毛泽东立即给周恩来发出电报：

（一）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在第一时期可以专打伪军，我军对付伪军是有把握的，可以在元山、平壤线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可以振奋朝鲜人民。在第一时期，只要能歼灭几个伪军的师团，朝鲜局势即可起一个对我有利的变化。

（二）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

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毛泽东为什么敢于做出不依靠苏联空军也出兵的决策？他于14日给周恩来发出两封电报，解释他的意图。3时发出的第一封电报说：志愿军出动后，拟在平壤至元山以北的山区组织防御，“使美伪军有所顾虑，而停止继续前进。”“如此，则我军可以不打仗而争取时间装备训练，并等候苏联空军到来，然后再打。”“只要歼灭一二个或二三个完整的伪军师，局势就大为松动了。”21时发出的第二封电报更具体：“现在的决心是打伪军，也可以打某些孤立的美军。在六个月内如敌人固守平壤、元山不出，在我军装备训练完毕，空中和地上均对敌军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之后，再去攻击平壤、元山，即在六个月以后再谈攻击问题。我们这样做是有把握和很有利益的。”毛泽东告诉周恩来：“我军决于10月19日开动，先头军步行200公里至德川需七天，休息一二天，可于10月28日在德川、宁远线以南地区开始构筑工事。”

毛泽东的战略方针，是以稳固防守为主，先打弱敌，积蓄力量，待苏联的空军和装备到达后再行反攻。这是一个稳妥的方案。但开战后的事实证明：我军很快就与美军全面交火，战斗的激烈程度远远超过国内解放战争时期与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而苏联的空军迟迟不来，我军在劣势装备条件下与占有空中优势和火力优势的美军作战，打得异常艰苦。

了解中央的意图后，周恩来一方面将情况通报斯大林，一方面与莫洛托夫等进行具体商谈。苏方的立场没有什么改变，斯大林许诺提供各种火炮和武器装备、汽车，装备中国军队。周恩来与莫洛托夫就物资运输、集中地点、接收、转运、保管和转交手续等方面的问题进行磋商，一一落实。当周恩来询问斯大林苏联空军能否配合作战时，斯大林的答复是：苏联将只派空军到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境内作战。

苏联的空军只在中国境内活动，这是什么意思？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说：“斯大林或是莫洛托夫曾对我们说，别想把我们拉到战争里去。苏联出动飞机是履行同我们的契约，等于是中国租苏联的飞机。苏联领导人紧张到普通人不易想象的程度，但表面上又故作镇定。”

尽管苏联不同意出动空军，但毕竟答应供应军火和武器装备。周恩来带着这个成果回国。这时，彭德怀、高岗开完中央政治局会议，于15日回到沈阳。朝鲜外相朴宪永来沈阳，向彭、高通报美韩军队北进的最新情况，说金日成希望中国尽快出兵。焦急之情，溢于言表。彭、高当晚就和朴宪永一起乘火车前往安东。

10月16日上午，在安东13兵团司令部召开志愿军师以上干部会议。首先由高岗传达了中央政治局13日关于出兵援朝的最后决议，然后由彭德怀司令员作动员报告。

彭德怀说：“目前朝鲜战局是很严重的。中央经过反复讨论，慎重考虑，认为‘不能置之不理’。我认为中央这种决策是十分必要和非常正确的。不过关于这个问题，在党内是有不同看法的。一是主张不出兵或暂不出兵朝鲜，其理由如下：１. 我们的战争创伤还没有恢复；２. 土地改革工作尚未完成；３. 国内的土匪特务还没有彻底肃清；４. 军队的装备和训练尚不充分；５. 部分军民存有厌战情绪等。总之，一切准备不够，主张暂时不出兵。一是主张积极出兵援助朝鲜。因为我们准备不够，敌人准备也是不够的，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者准备不够。”

他说：“我们如果不积极出兵支援朝鲜革命人民，国内外反动派的气焰就会高涨起来。如果让美帝侵占了朝鲜，它就能抽调兵力转向越南、缅甸，到处搞鬼，我国就会陷于被动，国防边防都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

彭德怀说：“三五年后再打，让我们松一口气，好不好？当然好。但是三五年以后还是要打的。我们三年五年辛辛苦苦建设起来的东西，还是要被打得稀烂。这样细算一下，目前就打，也许更有利些。我们不怕大打，我们也不向美国宣战，只是以人民志愿军的名义支援朝鲜革命。我们要取得和平，必须要经过艰苦的严重的斗争。”

关于军事形势，彭德怀说：“根据现在的了解，朝鲜的敌人有美军七个师，每师约两万人，但士气不高；伪军七个师，每师只有六七千人，还有些战斗力。美伪军先后越过三八线，西路敌军正攻金川，距平壤百余里。敌人兵力分散，再向北接近，可能有三个美国师和两个伪军师。这个力量我们是抵抗得住的。美国空军目前仍占优势。但空军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敌人的坦克和炮兵暂时也占优势，这是敌人比我们强的地方。只要我们把工事和伪装搞好，是可以控制敌人取得胜利的。在战术方面我们比敌人强，坚决勇敢，用炸药、拼刺刀、打手榴弹，这些都是敌人害怕的。美帝国主义者远涉重洋作战，补给运输困难。他们是为帝国主义打仗，人民反对，兵心厌战。我们是为被压迫人民求解放的，是正义的战争，这些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因素。”

彭德怀指出：“过去我们在中国使用的运动战，大踏步的前进和大踏步的后退，不一定适合于朝鲜。所以要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配合。敌人进攻我们要把它顶住，不使前进；发现敌人弱点，即以迅速出击插入敌后坚决消灭之。重要的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只要有机会，哪怕一个营一个团，就要坚决彻底予以歼灭。我们的战术是灵活的，不是死守某一个阵地。我们不是单纯防御，只有大量消灭了敌人，才能巩固阵地。关于阵地战，应采取纵深配备，挖散兵坑，每班分为三四个小组，每组挖成梅花形的单人掩体，距离以二三十米到五十米为宜。这样的工事在敌人轰炸时可以减少伤亡，敌人坦克前进时可以使用爆破，让敌人接近，突然出击，进行近战，可以歼灭敌人。炮兵亦应构筑隐蔽工事，不使暴露目标。”

彭德怀最后说：“我们是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者。这次出兵援助朝鲜人民，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如果朝鲜被帝国主义侵占，就直接威胁着我国的安全。因此援助朝鲜，也就是巩固我们的国防。我们进入朝鲜后，千万不要骄傲，不要以大国的援助者的身份自居，对朝鲜的党、政府、军队和广大人民，要切实尊重他们。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也是光荣的，我们要作相当长期的打算，多研究具体情况，多想新的办法，就能胜利地完成光荣任务！”

本来，大家盼望彭总从北京回来，能给他们带来苏联空军出动的消息。但是希望落空了，大家心情都很沉重。他们在安东目睹美军飞机把鸭绿江对岸的新义州炸成一片废墟。出动后如果每天在敌机轰炸下行军打仗，这个仗怎么打，谁都没把握。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越说越觉得问题严重。邓华问：“是不是向上级建议考虑推迟出动时间？”大家没有异议，于是一封联名电报发给彭德怀和高岗：

昨日散会后，许多同志表示我们高射炮火太少，又无空军配合。而敌则可用大量的飞机、大炮、坦克肆无忌惮地向我阵地进行大规模轰击。且友区为山地水田，将来天寒地冻，工事更不好挖；如敌大举进攻，则阵地很难坚持。同时新装备三两月内能否搞好，尚属问题。目前运输、供应、防寒等工作还差，部队思想波动亦很大。我们认为：三两月内新的装备确有保证（尤其是空军能够出动），则可按原计划进行。否则，推迟出动时间的意见是很值得考虑的。

邓、洪、解、杜

10月17日

13兵团负责人坦率地陈述了意见，彭德怀也在考虑这些问题。他讲话中关于空军也不可怕的那几句话，是他在稿子上临时加的，显示出他的一种矛盾心情。大军出动，气可鼓不可泄。但是作为指挥员必须把困难充分估计到，不能拿战士的生命开玩笑。毛泽东也是如此。17日下午5时，彭德怀、高岗突然又接到毛泽东的急电：

（一）先头两个军请准备于19日出动，明（18）日当再有正式命令；（二）请彭高二同志于明（18）日乘飞机来京一谈。

10月18日是周恩来返回北京的日子。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需要听取周的详细汇报，然后确定出兵的时间。彭德怀、高岗于18日早晨匆匆登上飞机，第三次到北京商议出兵大计。

18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汇报了他与苏方谈判的情况，彭德怀汇报了志愿军的准备情况。大家认为，尽管苏联空军不肯出动，但毕竟同意向我方提供武器装备。出兵还是可行的。毛泽东最终决断：“现在敌人已围攻平壤，再过几天敌人就进到鸭绿江了。我们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渡江援朝不能再变，时间也不能再推迟，仍按原计划渡江。”当夜21时，奉毛泽东的指示，彭德怀以毛泽东的名义起草了给13兵团的命令：

四个军及三个炮师决按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自明（19）晚从安东和辑安线开始渡鸭绿江，为严格保守秘密，渡河部队每日黄昏开始至翌晨4时即停止，5时以前隐蔽完毕并切实检查。为取得经验，第一晚（19晚）准备渡两个至三个师，第二晚再增加或减少，再行斟酌情形。余由高岗、德怀面告。

18日，中央领导彻夜未眠，研究出兵行动和作战问题。19日早晨，彭德怀、高岗飞回沈阳。上午到达沈阳后，彭、高向东北局、东北军区负责人传达中央指示，部署了后勤方面的工作后，中午彭、高又上飞机直飞安东。13兵团负责人接到中央命令后，即做好了出发准备。全军指战员摘下帽子上的红五星和胸前的人民解放军标志，换上朝鲜人民军的服装。汽车、火炮也都进行了伪装。工兵在鸭绿江边等待天黑，就开始在渡口架设浮桥。19日13时，兵团下达开进命令：40军的118、120师从安东渡江，39军117师从长甸河口渡江，38军车运辑安渡江。各部渡江时间从当日18时半开始，到翌日晨4时止。5时前全部隐蔽完毕，渡江后一律采取夜行军。

下午，彭、高的专机在安东降落。彭德怀到了镇江山招待所的13兵团司令部，邓华等已等候多时。彭德怀来不及进屋，在院子里就向兵团负责人传达中央的指示和作战方案。

朴一禹得知彭总回到安东的消息后，急忙过江来见彭总。他说：局势已经非常危急，金首相请求中国军队赶快过江。当彭总坚定地告诉他：今晚就出兵！朴一禹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连声说：“这就好了，这就好了。”为了赶在部队前面与金日成首相会见，彭德怀决定马上过江。临行前他嘱咐邓华等组织好部队行动，按预定计划向朝鲜开进。

19日傍晚，安东风雨交加。彭德怀在鸭绿江边与送行的高岗等人握手告别后，在朴一禹陪同下，带着参谋、警卫上了一辆吉普车。另一辆装备电台的卡车随后。他一声令下，吉普车冲上鸭绿江大桥，向对岸的朝鲜开去。

1950年10月19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

在经历了一系列艰难曲折之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终于踏上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征途。作为司令员的彭德怀，是全军第一个过江的志愿军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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