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睿 | 斗争与统一：中共在香港电影界（1937-1956）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 Author 郑睿
编者按
1937年抗战爆发以后，上海沦陷，内地影人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中国电影基本格局随之发生改变。这一时期，不同派别、不同政治力量在香港汇聚。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建立自己的电影队伍，从而推动香港左派电影全面繁荣？保马今日推送郑睿老师《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影界文化战线的发展脉络（1937-1956）》一文。本文以时间为线索，探究1937-1956年这段历史时期内，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影界文化战线的发展脉络与总体特征。新中国成立之前，在国民党严格的行政干预下，中共在香港影界文化战线发展相对隐蔽，但也取得许多卓有成效的阶段性的成果。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到50年代中期，中共在香港电影界的文化战线则逐步发展壮大，不仅建立以“南方”为主的宣传、外交系统，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以“长、凤、新”为代表的国语片创作队伍与以“新联”“中联”为代表的粤语片创作团体，推动香港左派文化进入黄金时期。本文原载于《东方学刊》2019年第6期，感谢授权保马转载此文。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影界文化战线的发展脉络（1937-1956）
文/郑睿
1937年抗战爆发以后，上海沦陷，内地影人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中国电影基本格局随之发生改变。而由内地南来香港的影人群体中，既有夏衍、司徒慧敏在内的左派影人；也有以罗静予、罗明佑为代表的国民党官营机构影人；还包括汪福庆、高梨痕、洪仲豪、洪叔云等商业电影高手。这期间，内地电影中最具商业活力和发展潜力的电影力量南来香港，为香港电影的发展带来了资金、技术、设备、人才，提高了香港电影整体的工业化水平。也是从1937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开始介入香港电影界，并有意识地进行文化战线部署。
司徒慧敏
这一时期，不同派别、不同政治力量在香港汇聚，为了争夺香港电影的文化领导权，它们之间存在着激烈的斗争；而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它们又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合作。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中共如何领导建立自己的电影队伍，从而推动香港左派电影全面繁荣？
一、“既斗争，又合作”：
1949年之前香港政治、文化生态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兵分三路进攻华北地区。与此同时，日军从海上对宁、沪一带发起了军事进攻。1937年8月13日，日本军队进攻中国上海，淞沪会战爆发，战火波及上海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淞沪会战虽然最终以中方不敌日本而结束，却打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速战速决”的计划，同样激发了举国抗战的士气与坚持持久战的决心。淞沪会战之后，中日战争不再是地区性的局部冲突，升级为全国性的战争。“八一三”的炮火给上海带来了沉痛的打击，在1937年11月之后，上海沦陷，租界区成为“孤岛”，日军开始大举侵华。随着内地各大城市的陷落，为躲避战乱，大量内地民众南来香港。南来香港的人群中，尤其以广东、上海两地人居多。内地文化界、电影界人士，也在这一时期相继南迁。南来香港的人群带来了物资、资金，为香港电影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力量，香港经济在这一阶段迅速发展，为香港影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一方面，港英政府在这一时期加大监管力度，不再允许有明显抗日的宣传出现，香港抗日文化活动受到控制。另一方面，香港在此时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之一”，并且在此基础上发展了抗战文化，“形成了以内地人员为主导、抗战文化的繁荣”。(1)
除了抗战爆发这个大时代背景之外，国共关系的不断变化也是这一时期政治生活的重要背景。“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一直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方针政策，集中力量“围剿”红军。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国的西安事变。而接下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束了国共两党长达十年的内战，并且推动了国共第二次合作。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国共在庐山谈判，双方并没有完全达成协议。而谈判之际，日本发动了“八一三事变”，国民党政府开始由消极抗日转为积极抗日，在组织淞沪会战对抗日军侵略的同时，也在与共产党谈判问题上做出让步。终于，1937年9月22日，经由国共双方商定，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翌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以及其他党派的合法地位和合作抗日的主张，承认了中共领导下的各抗日根据地的合法地位，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际成立。中国共产党取得合法地位，为左翼影人以及左翼电影文化南下香港提供了政治保证。这也是左翼文化界人士可以在香港电影界开展工作的前提。也正因为中共获得了政治上的合法性，左翼电影文化才能顺利地与香港影界正面接触，并被接纳成为香港电影文化中的重要构成部分。
△ 电影《血溅宝山城》剧照（1938）
1938年，在日本占领武汉、广州后，日本政府开始改变侵华策略，由军事进攻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国民党政府面对这样的情况，其对内对外政策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开始显现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倾向。1939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中心主题是决定抗战和反共方针，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并且设立了“反共委员会”。国民党政府的反共倾向也逐渐影响到文化领域。1939年，国民党秘密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专门针对共产党员与进步人士。1941年1月6日，国民党发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后，蒋介石下令取消新四军番号，并且继续进攻新四军江北部队。在文化界，原来活跃在重庆的文化力量决定疏散开来，一部分去延安，另一部分去昆明，还有一部分则南下到了香港。大量文化教育界、电影界人士的南来，带来了香港文化界的繁荣，香港出现了各种抗战文化团体。
由于香港特殊的政治地理位置，各方力量均将其视为面向东南亚华侨的文化窗口，争夺香港文化界的文化领导权，有其重要的文化战略意义。1939年起，国共两党之间矛盾公开化。政治上的变动也影响到香港文化界，国共两方力量企图在不同层面介入香港文化界，以争夺香港的文化领导权。
可在“抗日救国”的历史背景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是香港文化界的共识。各种力量的涌入直接触发了各种抗日团体的兴起，他们或许有着各自的背景、政治立场，但在抗战救国这一目标上基本达成了一致。是故，香港文化界的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文化团体之间呈现出“既斗争、又合作”的复杂态势。
△ 电影《孤岛天堂》剧照（1938）
这期间的香港文化界，有两大组织。其一是“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香港分会。“文协”原由茅盾、王平陵等“左翼”作家发起筹备组织，于1938年在武汉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于1939年3月在港成立，同样主要是文化界进步人士组成的，欧阳予倩、许地山、萧乾等人均有参与。“文协”在香港文化界积极宣扬抗战文化，组织抗战文艺活动。比如在鲁迅去世五周年忌日时，于香港德辅道西福建商会四楼举行了“鲁迅纪念晚会”，茅盾、林焕平、夏衍、柳亚子、徐迟等文艺界人士均到会，留港剧作家、文化界人士以发表演讲、诗歌朗诵寄托哀思，同时宣传抗战文艺。
同期，国民党立法委员简又文受吴铁城之命，在港设立中国文化协进会分会（简称“文进”）。该会主要成员有国民党港九地区党部书记、国民党香港党部机关报《国民日报》副刊胡春冰等人，主要从事推动文化事业、促成文化界协作工作。1939 年，在香港假座胜斯酒店二楼举行成立大会，胡春冰、简又文、马师曾、陆丹林等人均出席，会议提出要致力于打破过去各自为战的局面，团结抗战，集中在港文化力量，将香港打造为“国内外文化沟通站”，(2) 并开展了举办学术研讨会、与国内文化团体联络、普及国语运动等工作。中国文化协进会更多地代表国民党官方意志，与“文协”在香港文化界形成分庭抗礼之势。
△ 电影《前程万里》剧照（1939）
但是也应该看到，在国内统一战线的前提下，虽然“文协”与“文进”代表不同的立场，在抗战救国这一点上也能达成一致，并且走向团结合作。比如1940年，汪伪政府发表《和平建国宣言》时，二者联手对汪伪政府进行了谴责和讨伐。1940年4月27日，“文协”和“文进”合作举办了理事联谊会，就共同举办文化清洁运动等问题达成一致。
二、中共文化战线的
隐蔽发展（1937—1949）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前提下，汇聚香港影坛的左、中、右各方力量在以下两点上达成了共识。其一，批判“毒素”电影，对香港影业粗制滥造之流不遗余力地批判。其二，鼓励抗战电影的拍摄。不少人指出，香港电影发展情况是与整体抗战氛围格格不入，除了一小部分进步影片之外，“大部分的精神上都不免有和抗战情绪相背而驰的地方。于是，色情，神怪，低级趣味的遗痕不但未能铲余，而且变本加厉，有意无意地去削弱抗战的力量”。(3) 无论是南来文化界、电影界进步人士，还是国民党当局，都一致认为，如何扭转香港电影界“毒素电影”泛滥的局面，是香港影坛亟待解决的首要难题。
1.国民党行政干预下中共对香港影界的介入
香港原处电影审查制度的“法外之地”，抗战爆发后，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由南京迁出，1938年8月1日，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在广州改组为行政院非常时期电影检查所，并随着国民政府迁往重庆，1939年才开始正式办公。非常时期电影检查所对香港电影“毒素片”泛滥的情况忧心忡忡，1939年4月，非常时期电影检查所在香港专门设立办事处，在许多人看来，此举“一半就是为了要就近对港制片界的腐化情形加以监视”，(4) 基本原则仍是鼓励抗战电影拍摄，且对国内不良影片及港沪劣片进行取缔。(5) 而时值战乱，香港又处于多种政治力量交织干预之下，“非常时期电影检查所”虽然心系香港电影的糟糕局面，却也力所不逮。
时任侨委会副委员长的周启刚，寄给了中央非常时期电影检查所一封信，请求官方出面干预香港影界，周启刚在信中写道，“香港电影界已经到了极其危险的时期，请中央马上派员对症下药，早施救济”。(6) 为了扭转香港影界的这一趋势，国民政府特派电影检查所主任徐浩兼程来港。
1938年徐浩来港，成为当时香港影坛的重要事件。他肩负着三个重要任务：“一、奉中央电影检查会命，来港调查电影界情形，报告中央”。(7) 其二，要将各影片公司过去摄制完成但是没有经过检查的影片，重新进行检查。徐浩来港的第三个重要任务，是择机与在港的电影界、文化界、新闻教育界人士进行会谈，商酌改变香港影界“毒素影片”泛滥局面的良策。
徐浩南下事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国民党整治香港影界的决心，但结合当时特定的历史语境，国民党当局对于国防电影在香港的发展却呈现出首鼠两端的微妙态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非常希望香港抗战电影蓬勃发展，发动民众积极抗战；另一方面，又唯恐国防电影创作领域中渗入“左翼文化”，被共产党加以利用，取得电影界领导权。因此，在拍摄抗战电影中，要求所摄影片能够“推进新生活运动”则成为限制“左翼文化”进入国防电影的有效手段。因为“新生活运动” 旨在以民族国家的名义来整合社会，这恰恰与共产党左翼意识形态社会观相左。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能保证“国防电影”的创作过程中，不再会出现阶级斗争等左翼色彩的现实书写。(8)
△ 电影《游击进行曲》剧照（1941）
国民政府这一微妙的态度在徐浩南下与香港电影工作者的谈话中也有所体现。徐浩在香港九龙招待全港电影界谈话中，强调了华南影界所要开展的三个方面工作。其一，鼓励香港影人积极开展抗战电影之制作，通过制作抗战电影发扬抗战精神。电影表现的内容不仅限于前线英勇斗争壮烈史迹，也可以表现后方民众的抗战生活。尤其要有选择地对“献金救国、节约运动、义卖”(9) 等发动民众抗战的题材进行艺术加工，摄成影片。以尽电影宣传之任务，激发民众投身于抗战事业中。其二，徐浩提醒电影工作者们，要在创作中注重“影艺大众化之实践”，即编导人员在创作过程中符合大众审美趣味，完成对大众的教化。通过“影艺大众化”等方式尽可能扩大香港抗战电影的影响力，以动员更广大的群众。
如果说，以上两个方面可以视为国民党对香港电影界拍摄抗战电影的鼓励的话，那么，徐氏所提及的第三个方面工作，则是在鼓励之外，对香港电影界的限制与防范。徐浩提出，在香港抗战电影创作过程中，要时刻将“建国影片之推进”作为目标。在表现抗战主题之外，还要兼顾符合宣扬“建国伟业”的主题。徐浩在这里对“建国影片”具体内涵进行了限定，“论其题材、如我国建设之进步、策动边区之开展、铲除贪污之奋斗、新生活运动之推行以及鼓励华侨归国投资等等”。(10) 在这里，徐浩同样以“推进新生活运动”来作为防范左翼文化侵入香港抗战电影创作的手段。
除此之外，徐浩还着重提出，在抗战电影创作中，可以取材于“开展策动边区活动”。如果说用“新生活运动推进”来框定电影创作还是相对隐蔽的手段的话，那么提出宣扬“策动边区活动”，则是官方反对左翼文化的直接表达。徐浩所谓的“策动边区活动”，主要指的是国民党特务对于中共的陕甘宁边区的策反活动。徐浩此举，也是面向香港电影界、公开反对左翼文化的一次明确表态，反映出国民党对在香港电影界建立绝对权威的文化领导权的迫切愿望。
△ 电影《野火春风》剧照（1948）
可以说，徐浩在“建国影片”要求下所提出的这些具体题材设定，都是国民党当局对香港抗战电影创作进行的一种限制。国民党当局试图将香港抗战电影创作框定于一个安全的、有利于国民党政府发展与政局稳定的范围中，以争取对香港电影界的绝对文化领导权。国民党当局试图利用行政手段加大对香港电影的监管力度，期望创作出既有助于抗日宣传，又有利于维系自身统治的电影。而无论是徐浩来港还是充满官方意志的谈话会，对香港电影实际创作并没有起到太过明显的作用，只是形同虚设的一次官方与民间的洽谈，更没有真正扭转香港影坛“毒素电影”盛行的局面。
虽然国民党在对港影界的干预过程中，对可能有利于中国共产党文化发展的一切苗头严防死守，可此时的香港电影界却依旧渗透了中共的力量。与国民党直接的行政干预不同，中共对香港影界的介入相对隐蔽。
首先，为了加强对香港文化工作的领导，中共做的第一步，便是与香港文化人士建立血肉联系。“1941年初周恩来致电在港的廖承志，就如何接待文化人、建立文化工作领导机构，建立文化宣传等问题做了一系列指示”，(11) 廖承志还在香港成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并且组织座谈会，以座谈会的方式来讨论各部门的工作以及文艺政策诸多问题，经由座谈会，中共香港文委领导组织文化人，开展抗战文艺工作”。(12) 而这批文化人士中，很多都是电影界人士，当时路经或留在香港工作的进步文化人和电影工作者有郭沬若、茅盾、夏衍、林默涵、邵荃麟、冯乃超、叶以群、周而复、司马文森、洪遒、阳翰笙、蔡楚生、欧阳予倩、于伶、史东山、张骏祥、白杨、柯灵、舒绣文、张瑞芳、王为一等。中共对这批南下的进步影人尽可能给予方便与保护，既确保了他们在港的工作顺利开展，也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电影发展做了人才储备。
此外，中共这一时期的文化战线工作还包括对新闻、舆论阵地的渗透。1938 年，中共领导下的《救亡日报》社成立，夏衍为总编辑、郭沫若为社长，主要构成人员是中共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此外，《文艺阵地》《华商报》《新华南》《大公报》香港版和《光明报》在香港版的创办、发行、运行都有共产党人士的参与。其中，《华商报》是中共在港进行抗日宣传、传播革命主张的重要舆论阵地。香港新闻业的发展也为香港电影批评的进步提供了良好环境，这批南来的进步影人在报刊中得以发表电影批评、电影评论，在潜移默化中占据了舆论阵地。
△ 郭沫若为《救亡日报》题写的报头
△ 《华商报》编辑部找到孙中山手书的“华”“商”“报”三个字拼起来作报头。
其三，夏衍、司徒慧敏等进步影人还积极参与到香港抗战电影制作中，在与香港的粤语电影工作者接触与交往后，了解到香港粤语电影拥有大量观众和有利的制作条件，便积极地筹划拍摄抗战题材的粤语片，并争取有进步倾向的粤语电影工作者参与，很快便开拍了抗战早期获较好评价的抗战影片《血溅宝山城》（1938）、《孤岛天堂》（1938）、《白云故乡》（1938）、《前程万里》（1939）、《游击进行曲》（1941）等抗战电影经典之作，促进抗战电影文化建设，引导香港电影界的创作方向，并丰富了此时香港抗战电影的创作生态。
2.中共文化战线的阶段性成果：“粤语片清洁运动”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形成对峙局面，1946年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在人民解放战争接近全国胜利的1948年，郭沬若、茅盾、夏衍、林默涵、邵荃麟、冯乃超、叶以群、周而复、司马文森、洪遒、阳翰笙、蔡楚生、欧阳予倩、于伶、史东山、张骏祥、白杨、柯灵、舒绣文、张瑞芳、王为一为代表的进步文化工作者们南下香港，路经或留在香港工作。在抵港之后，他们积极投身于电影工作。而1948年下半年，先后成立了“大光明”“南群”“南国”等具有鲜明意识形态倾向的制片公司，先后拍摄了《野火春风》（1948）、《恋爱之道》（1949）、《珠江泪》（1950）等优秀影片，尤其在整体粤语片水平较低的情况下，《珠江泪》在思想和艺术方面都取得较高的成就，为香港电影提供了很多可借鉴的经验。
而这一时期的香港影坛，争相竞拍武侠神怪片、色情片之风不止，为了扭转香港影坛“毒素” 盛行的局面，中共领导的进步电影人士选择通过占据舆论阵地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难题。
当时，来港的共产党员文化人士在香港新闻界颇为活跃，而中共领导下的新闻媒体也开始设立“电影批评”专栏。其中，《华商报》的《舞台与银幕》双周刊（于伶主编）、《文汇报》的《影剧周刊》（柯灵主编）、《大公报》的《影剧周刊》（章泯、洪遒主编），都是当时中共领导下进步影人活跃的重要舆论阵地。为更好地发挥电影评论的作用，电影评论工作者还进一步发扬集体智慧，除以座谈会形式讨论，还采用了集体评论的方法。在国语片方面，《华商报》专门推出了“七人影评”专栏，以梓甫（夏衍）、逸君（叶以群）、蔚夫（洪遒）、达君（韩北屏）为中心，开展电影评论工作。
粤语片方面，《华商报》与陈残云、麦大非、谷柳、卢珏、黄宁婴、李门等合作，邀请他们撰写粤片集评。此后，《华商报》《大公报》《文汇报》相继出现了“粤语集评”专栏，不定期刊出。粤片集评的方式也不限定于七人，有三四人组成小组，人数最多时甚至达到十人。(13) 南来进步影评人、文人在报纸、杂志上对新近上映的香港电影展开讨论，他们的评论也不仅仅是对于某部影片的个人主观感受，同样也“代表了他们所参与组织、活动策略与取向”，(14) 进步影评成为当时中共在港的重要舆论阵地，影响力非常之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影坛酝酿了香港电影史上轰轰烈烈的第三次电影清洁运动。
△ 电影《珠江泪》剧照（1950）
1949年，粤语电影工作者联谊会、旅港国语片影人联谊会等进步组织成立，舆论界提出要对国语片、粤语片开展“电影清洁运动”，将香港影坛中的“毒素”加以清除。而粤语电影工作者吴楚帆、白燕、黄曼梨、李清、容小意、张瑛、秦剑、莫康时、卢敦、苏怡、李亨等随即响应，发起了签名，决心拒绝拍摄“毒素”电影。1949年4月，164名香港粤语片影人签名发表了《华南电影工作者为粤语片清洁活动联合声明》，表示今后要“停止摄制违背国家民族利益、危害社会、毒化人心的影片，不再负人负己，愿光荣与粤语片同在”。(15)
与国民党无效的行政干预截然相反，由于南国影业公司开始推行编委制，对同时期其他粤语片公司的制作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因此，第三次电影清洁运动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香港电影创作生态，尤其是粤语片创作生态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毒素电影”之风得到扼制。
在这之后，香港粤语片从业者联合起来，1949年7月成立了“华南电影工作者联谊会”，以“联络同仁感情，发扬电影艺术，促进同人康乐”为宗旨。该组织发展到1950年代以后，成为香港左派影人核心组织，与同一时期亲台国民党组织“港九电影戏剧事业自由总会”成左右对峙之势。
三、由隐蔽到公开：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在香港的
文化战线（1949-1956）
二战结束后，香港再次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中共广东区委代表与港督代表谈判后达成协议：英方同意中共代表提出的九项条件，承认中共在港的合法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允许中共在港开展半公开活动。(16) 这也是中共得以在香港开展统战工作、发展文化战线的前提。1946 年夏，周恩来指示广州地下党组织“相机撤退”，部署文化界人士转移香港，同年秋，因为考虑到“大城市已暴露的干部和民主人士、文化人士会遭到迫害”，(17) 所以周恩来又部署了上海、南京等地的文化人士转移到香港。汇聚在港的内地文化精英建立了许多进步文化机构、团体，组织各种活动， 这些都与中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共在香港的组织正式改组为中共中央华南分局香港工作委员会。1950年5、6月，中共在港成立了工作小组。当时的香港已经建立了以中共为核心、渗透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系统的“自成体系、自行运作又生生不息的社会群落”。(18) 在中共在港工作小组三位成员中，时任香港《华商报》读者版编辑吴荻舟主要负责中共在港的文教卫的领导工作，电影也是他分管工作的重点。吴荻舟在当时香港左派影人心中分量颇重， 被尊称“吴大帅”。实际工作过程中，吴荻舟更多是居于幕后，中共港澳工作委员会委员司马文森负责具体的影界工作。在以吴荻舟为代表的中共党人领导下，香港影界的左派力量逐步发展壮大，并在20世纪50、60年代，形成强势的香港电影左派文化。
1.“外交、宣传系统”的建立：南方影业公司的成立始末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在当时陪都重庆设立官方代表处，专责和国民政府联络。中国共产党在渝也设立了代表处，与各方面力量打交道。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共代表周恩来与苏联方面官员洽谈后商定，在中国引进、放映苏联电影。具体工作则交由华侨翁向东、许子奇、邱秉经执行，翁向东等人在泰国成立安达贸易公司，以贸易形式进行苏联电影在港的发行工作。二战结束后，1946年，英国与苏联重新恢复经济文化交流，安达公司得以将代理的苏联产品转销到英属殖民地香港，苏联电影也包括其中。1947年，在香港港岛干诺道西九号三楼的安达贸易公司基础上，成立了香港南方影业公司（以下简称“南方”）。1949年，“南方”以香港南方影业公司（Southern Film Corporation）名义在香港政府商业登记处注册，领到正式营业牌照。登记注册后的第二年，“南方”迁入香港中环德辅道中一号中国银行大厦九楼。1950年5月1日，香港南方影业公司宣告正式成立。(19)
△ 香港南方影业公司影讯报纸
“南方”的对外身份，是一家驻港的电影发行公司。与坐落于同区域的英国兰克公司、法国百代公司等驻港影片公司相较而言，“南方”的规模最大，且配置最为完善。但“南方”远非一个简单的民营电影发行机构，事实上，“南方”直接受内地领导，受命于内地的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是中共在香港开展地下工作所埋的重要内线。其真实身份是“在我党的领导下，在香港工作的一个机构”“比较纯粹的一个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机构，其初创经费和初期运营经费全部由内地承担”(20)。“南方”更像是中共的官方电影机构，它在从事电影发行之外，还肩负着更为深远的政治任务，它在港的主要工作分为四个方面。
首先，“南方”初期的主要业务，仍是处理苏联电影在港的发行工作。当时香港的西片院线中，超过90%的市场被好莱坞电影垄断。港英政府也有硬性规定：本港戏院（包括首轮、二轮）每年中必须有72天，排映英国本土制作影片。因此，“南方”的首要任务，是在香港这个以资本主义为主导意识形态的英国殖民地范围内，发行代表社会主义文化的苏联电影，以“开垦出来自社会主义的电影市场”。(21)
其二，“南方”也是国产影片对外的一个重要窗口，承担一定的对外宣传功能。1953 年港英政府颁布《电影检查条例》，对在港上映的电影执行严格的审查，尤其在审查内地电影时，有特别指示：“政治审查的首要目标，应提防影片增加殖民地骚乱或者颠覆活动的风险，而禁映此类影片或者场面。”其主要目的，是“压抑中共在港的文化渗透，和防止其可能的冲突”。(22) 所以虽然当时国产电影的产量不少，可真正能在香港发行、放映的影片屈指可数。在这种情况下，“南方”承担了国产电影在港放映、发行的工作。“南方”在港引进的第一部内地制作的影片是《葡萄熟了的时候》（1953）。为了避开港英政府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南方”在选择输港影片时，也多以远离时政、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戏曲片、纪录片、故事片为主。像是改编自越剧的《梁祝》（1954），“影片连续放映173天，观众人次超过52万人次，票房超过67万港元”(23)。改编自黄梅戏的《天仙配》，在港上映后，“也达到了近26万观众人次、超过32万港元票房的佳绩”。(24) 传统戏曲改编而成的电影，以古雅的内容和独特的民族风格见长，对与内地同根同源的香港观众有巨大吸引力，为国产电影在香港和海外的发行打开了新局面，也影响了香港的电影产业生态和美学形态。从产业生态而言，借着国产电影在港发行的良好势头，“南方”开始筹办在香港建立院线工作。从美学上来看，输入香港的国产电影尤其是戏曲电影的大热，客观上触发了香港黄梅调电影的出现，为日后黄梅调电影风靡香港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区埋下了伏笔。
△电影《葡萄熟了的时候》（1953）左图为电影海报，右图为电影剧照。
除了在港发行国产电影之外，“南方”还负责将国产电影发行到海外的业务。新中国成立初期，和中国建交的国家较少，中国电影也很难直接发行到海外。“中影公司向海外发行国产片都是通过南方公司发行”(25)，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南方”助力国产电影向外输出，为国产电影提供了更多“走出去”的渠道。
其三，“南方”还是香港电影与内地沟通的重要渠道。1950年7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了《国外影片输入暂行办法》，规定：国外及香港的私营制片业摄制之中国影片，可由国营影片经理公司以外汇购买其国内发行版权”。(26) 内地要引入、发行香港影片，需要先以外汇购买形式获得其发行版权，再统一安排放映。而“中影公司对香港影片的引进工作，具体是由‘南方’承担”。(27)
此时，国内各地电影市场还出现了“片荒”的问题，国产影片供不应求。由于香港处东南一隅，远离战火，出产了大量影片，成为补给内地电影市场的重要来源。“南方”则在将香港电影引入内地放映方面，发挥了相对重要的作用。比如1950年10月，广东省电影主管部门在报告中自陈：“我们向电影放映单位发行的影片来源，主要依靠香港南方影业公司供应为数甚少的苏联影片和香港进步影片”。(28) 1954年5月，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批复同意《香港影片进口审查暂行办法》(29)，为香港电影输入内地提供更多便利。像是以“长城、凤凰、新联”等左派电影公司所拍的影片，“都是通过南方公司与中影公司签合同，然后卖给中影公司，以比较便宜的价格，买卖的方式卖给中影公司”。(30) 十七年（1949-1966）期间，“南方”所引进的香港左派电影公司“长城”“凤凰”“新联”“中联”影片高达16部，而除此之外其他电影公司的影片14部，共计30部。
这些在内地发行、放映的香港电影不仅风靡粤语方言区的两广一带，即便在非粤语区上海地区，香港左派电影也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引发观影热潮。一些影片在沪一经上映，常常爆满，甚至一票难求。“沪光电影院在上映《寒夜》时，深夜一时就有人在门口排队；和平电影院上映《天伦情泪》时，排队购票者多达千人，有些影院曾发生挤破门窗，挤伤妇女等事故，影响社会秩序”。(31)
其四，除了对内沟通、对外宣传之外，“南方”掌控资金回收，为当时香港左派制片公司提供资金支持。随着香港左派电影力量的发展壮大，却只能在两三家院线上映，不利于影片推广、放映、发行。因此，中共决定帮助左派公司建立左派电影公司的专属院线，而筹建院线的具体工作同样也是由当时“南方”负责人许敦乐负责。1960年代，“南方”将港岛西区高升戏院购入，并在1963年购得银都戏院，此外还前后租赁了位于九龙的普庆戏院和利舞台，组成了布局较为完整的“双南院线”。这条专门为了香港左派电影公司放映而建成的电影院线，不仅将香港左派电影推向黄金时期，也有利于国产电影在香港的放映、发行。可以说，20世纪 50、60年代，“南方”是中共在香港进行文化布控的不可或缺的一环，它在沟通内地与香港电影界，促进香港左派电影文化发展中承担着重要角色。
2. 长城影业公司的领导权之争
如果说“南方”是中共官方的“宣传系统”和“外交系统”的话，那么以长城影业公司（以下简称“长城”）为代表的左派电影公司则是中共在香港电影界重要的“群众系统”。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香港左派电影文化乃至左派文化的空前繁荣，与香港左派电影公司群体的推动分不开。而何以在美苏争霸的冷战背景下，充斥着国民党、港英政府等各色政治力量的香港，形成如此强势且联结紧密、与内地同声同气的左派电影公司群体？这就要追溯到1950年，留港内地影人对“旧长城”的改组事件。
△ 长城电影制片有限公司外景
1948年，张善琨与李祖永合作成立的“永华影业公司”（简称“永华”）因经营不善，几近破产。张善琨退出“永华”，与律师袁仰安组建了“旧长城”，“旧长城”成立后，张善琨再次将由沪来港的上海影人召集，并同时开拍《荡妇心》《血染海棠红》《一代妖姬》《花街》《王氏四侠》5部影片，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袁仰安就找了航运商人吕建康、吕建成参与投资，前后投资20多万。而在投资大量资金之后，“旧长城”运营并没有多大起色，反而陷入财务危机，也正是在这时，“长城”被改组，领导权易手。
张善琨夫人童月娟后来接受香港电影资料馆黄爱玲的访问，谈及此事，完全归咎为“政治立场”问题。“那段时期共产党开始活动了，有人想说服我们，让我们去当政协委员，我们不干， 也不肯去大陆，大家就翻脸了，我们两人跟陈云裳就逃走了，借着到新加坡、泰国宣传的名义，一出去，两个月才回来，回来时长城已经变成了读书会，我们就这样被扫地出门了。那一年应该是1950年吧。”(32)
童月娟在这里只谈政治，却只字不提“旧长城”的经营问题，忽略了袁仰安、张善琨之间的经济分歧。因此，同时期同一事件的亲历者对此说法并不认同。据袁仰安的夫人苏燕生、女婿沈鉴治（曾为“长城”编导）的回忆，都认为“旧长城”之所以会改组，更多是因为张善琨将袁仰安带入公司的资金用尽，还向外筹款，使得“旧长城”身陷债务危机。袁、张二人因此不和。(33)
此外，其他亲历者，如香港凤凰影业公司的影人冯琳也认为，此时香港左派力量相对比较隐蔽，不足以对张善琨施压至此。张善琨夫妇之所以离开“旧长城”，只是“因为张善琨没钱了， 他欠了袁仰安的钱”，(34) 吕建康带着大量资金，想对处于财务危机的“旧长城”施以援手。此外，在张善琨夫妇出走“旧长城”之后、吕建康全面接手的一段时期内，“长城”在组织架构上依旧与“旧长城”有较强的延续性，随张善琨由沪而来的上海影人王元龙、岳枫、沈天荫都仍在“长城”发挥作用，有的还是“长城”的高管，并没有被迫出局。这批与张善琨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影人虽然在之后也离开“长城”，但大多都是主动选择离开“长城”，并不存在因政治立场不同而被“扫地出门”的情况。
如此看来，“长城”易主的主要原因，应该还是经济问题。但颇有意味的是，吕建康邀请了爱国报人费彝民协助袁仰安参与“长城”的重组工作。虽然费彝民对外公开身份为香港《大公报》经理，但实际上是中共在港文化布控的重要人物，他一直致力于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并多次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开展在港工作。此外，在离开“长城”后，张善琨建立了与左派影人完全对立、亲国民党政权的“自由总会”。结合以上两种情况来看，“这次易手显然也涉及政治层面的问题”。(35)
“长城”改组之后，更名为“长城电影制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在王元龙、胡晋康等右派势力脱离公司之后，“长城”左派势力大力发展起来。前文提到的负责香港电影界具体工作的中共党员司马文森也在这一时期以剧本顾问的身份，加入“长城”的创作队伍，负责引导“长城”制片和剧组工作。1950年，中共领导下由香港左派影人群体所组织成立的“香港电影工作者学会”（简称“影学会”）也开始有计划地使自己的成员加入“长城”艺委会，扭转了“长城”的制片方针。在中共全方位的渗入、领导下，“长城”很快发展起来，撰写进步剧本，开拍反映现实、歌颂光明、鼓舞人民斗志的好影片，团结在香港的广大电影工作者，成为香港左派电影的重要阵地。
△ 夏梦与周恩来、邓颖超等合影
“长城”改组后的另一后果，则是“港九电影戏剧事业自由总会”的建立。在张善琨从“旧长城”出走之后，1952年，他重新组建新华影业公司（以下简称“新华”）。为了解决资金问题，张善琨向台湾农业教育电影制片厂总经理李叶借款 , 在得到蒋经国的允许后 , 李叶予以借款。(36) 张善琨投桃报李，开始公开向台湾国民政府表态示好。1956年 , 张善琨与王元龙、姚克等十几个人组织成立“港九电影从业人员自由总会”，后又改名为“港九电影戏剧事业自由总会”（以下简称“自由总会”)，“自由总会”不仅是简单的影人组织，还是一个审查机构。台湾当局规定， 香港电影如想输入台湾放映发行，则要“自由总会”开出证明书，才能批准发行。许多香港电影公司为了开拓台湾市场，不得不加入该组织。为了更好地完成统战工作，“华南影联”与“自由总会”争相拉拢人才，甚至开启了“抢人大战”，成为两岸三地电影人才互动、交流的特殊现象。
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后，亲台湾国民党的“自由总会”与集聚左派力量的“华南影联”在香港影坛布局均已完成，并形成水火不容、两相对峙之势。
3.“递解出境事件”与“长凤新”左派群体的形成
20世纪中期香港左派电影发展过程中，“长城”功不可没，而香港左派文化之所以发展至巅峰，绝非“长城”一家之功。而究其历史发生的原点，便要回到1952年的“递解出境事件”。1948年下半年，大批电影工作者来到香港。也正是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直接领导和布置下，司马文森、洪遒等人牵头，组织“读书会”。当时港英政府明文规定，不许参加公开集会， 而读书会的每次活动均在秘密状态下进行。“过生日、朋友聚餐、结伴外出旅游等方式，与大家会合，共商时局，学习政治书籍”。(37) 读书会的成员们，在拍片之外，还会集体学习《社会发展史》《共同纲领》和《新民主主义论》等经典文献。除了学习政治理论，读书小组还会以“新中国的情况、来自解放后的上海、北京等地的鼓舞人心消息和电影界的变化”(38) 为中心议题，展开讨论。舒适、慕容婉儿、岑范、胡小峰、金沙、白时，都是读书会的成员，“早日投入新中国怀抱，拍摄人民大众所喜爱的影片”(39) 是读书会成员的共同愿望。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闻此消息，身处香港的读书会全体成员士气大涨。为了庆祝广州解放，1950年1月，由司马文森、洪遒带队，以“读书会”成员为主，组织“回穗劳军团” 并赶排了7个活报剧，奔赴广州参加劳军演出。回港后，“读书会”成员群情激昂，深受鼓舞， 迫不及待以读书、学习之名成立“香港电影工作者学会”，简称“影学会”。司马文森、洪遒为会长，费穆为组织部长，参与的学员共有120人。“影学会”或是号召大家“捐献飞机大炮”支援抗美援朝，或是组织“义卖”，或是出演歌颂解放区的话剧。在这一时期，“影学会”已然是公开的社会组织，而到了1950年的9月，“影学会”内部成立民盟电影区分部和港九民盟小组，团结在港的国语、粤语电影工作者。(40)
当时，原本声势浩大的永华影业公司（以下简称“永华”）陷入财务危机，拖欠职工工资长达三个月之久。“影学会”为了维护永华电影公司的职工利益，通过民盟小组，帮助“永华”职工发动工潮，并推选编剧沈寂、摄影师蒋伟为代表与“永华”公司谈判。工潮长达一个月之久， 新闻媒体还对“永华”欠薪事件进行了报道，最终“永华”老板李祖永方面同意，1952年1月10 日发薪，之后，李祖永将工潮组织者报告给港英当局。经过一系列调查、取证，1952年1月10日当天，港英当局宣告：司马文森、刘琼、舒适、杨桦、沈寂、马国亮、齐闻韶，狄梵，为“不受欢迎的人”，将被终身驱逐出境。1月12日，港英政府又将电影工作者白沉、蒋伟等五人逮捕并驱逐出境。两次“递解出境”事件，前后驱逐电影工作者10人。此举引发许多同胞的愤怒，全国文联对香港政府这一暴行于1月16日提出抗议，外交部也于26日就香港英国当局连续逮捕并驱逐我居民一事，向英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41) 新华社等媒体上也公开对此次事件表示谴责。新华社曾发表声明和抗议称，“1952年1月10日香港英国政府横蛮无理，将我国电影艺术工作者司马文森、马国亮、齐闻韶、刘琼、舒适、杨华、沈寂、狄梵等八人逮捕并驱逐出境”。1952年1月22日，新华社再次报道，称“香港英国政府又将我国电影工作者白沉、蒋伟，港九纺织业工会九龙城支会主任冼佩玲、书记姚坚、九龙城东头村火灾区灾民代表张生等五人逮捕并驱逐出境”(42)。这10名电影工作者回到广州，受到了广州文艺界的热烈欢迎，此外，上海文艺界派戴耘，北京文艺界派胡介民为代表专门来到广州，通过宣传部、统战部向司马文森等人表示慰问。后来，这10名工作者投入文化事业，成为新中国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
而“递解出境”事件发生后，香港左派力量主力被抽离，左派影人队伍非常不稳定。尤其是负责直接领导工作的司马文森的离开，促使吴荻舟不得不重新调整香港左派的生存策略。为了避免再次类似“递解出境”事件情况，中共决定，在接下来的文化布控工作中，将不再把力量集中于一家公司里。与此同时，还要将散落在其他公司的左派力量积聚起来，形成合力，在“长城” 之外，成立新的左派电影制片公司。这种情况下，1954年，以朱石麟、韩雄飞、姜明为基本班底， 凤凰影业公司（以下简称“凤凰”）正式成立。朱石麟的临危受命加入“凤凰”，实际上是受了夏衍之托。夏衍由港返回内地，专门托人转告朱石麟，“你们还是留在香港，立足于香港，背靠祖国，面向海外，做一些我们现在共和国不能做到的东西，你们来做”。(43) 朱石麟将这个托付看得很重，尽心尽力扛起了左派电影这面大旗，在原来龙马影业公司设备的基础上，到处召集人马，不仅网罗了陈竟波、罗君雄、任意之、龙凌、唐龙等演艺人才，原在“永华”的费明仪、韦伟、陈娟娟、童毅、曹炎等杰出女演员与“读书会”成员冯琳等人都投入“凤凰”，“凤凰”成立之后，香港左派的国语片队伍趋于稳定。
△ 电影《败家仔》（1952）
上文提到，“第三次电影清洁运动”之后，香港的粤语片制作中的粗制滥造的局面有所改善。可由于缺乏监管，且南洋市场的诱惑巨大，在票房利益的趋势下，粤语片尤其是粤剧片偷工减料、投机取巧的制作方式再次出现且愈演愈烈。在粤剧片的制作过程中，出现了“七日鲜”的畸形现象，“七日是指从影片策划开始到选演职员、拍摄 , 后期制作、送审、拷贝印制等整个过程为七天 , 实际前期拍摄与后期制作的时间仅为72小时左右”。(44) “七日鲜”这种粗糙的制作模式带来的恶劣后果很快就出现，粤剧片在东南亚滞销，“1952年香港粤语片产量为162部 , 由于南洋市场的滞销，次年产量就减至132部，1954年粤语片产量继续下降 , 仅为116部”。(45)
这种情况下，中共开始着手于香港粤语片的文化布控。中共华南分局香港城市工作委员会负责人陈能兴向当时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刘少奇，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汇报工作时谈到，香港电影产量虽然不少，可情况很糟糕。在陈能兴汇报工作时，刘少奇做出指示：“有些人认为以粤语片为代表的方言电影不能算是一个片种，也就不大重视。但是呢，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粤语片才是可以在香港生根的电影。”(46)
正是因为接到了刘少奇的这个指示，中共在港的主要力量准备着手组建粤语片公司。由吴荻舟与《文汇报》编辑主任廖一原等人开展具体筹备工作，香港华侨银行经理邓荣邦挂名为总经理，香港“民盟”成员、华侨银行经理谢济芝为经理。1952年，新联影业公司（以下简称“新联”）成立，“新联”虽然对外身份是民营粤语片制片机构，实际上由中共华南分局宣传部托管，它的整体拍摄计划及拍摄影片剧本先在华南分局宣传部第四处备案。“新联”运行所需经费均由中共内部资金解决，每当需要用钱，就用借款的名义申请。“南方”就会拿出资金用于公司运营周转、制作影片费用。(47)
“新联”成立不久后，以严肃认真的态度筹备创业之作《败家仔》，不同于以往粤语片粗制滥造，《败家仔》制作优良，立意较高，该片一经上映，引起较大反响，远销省港澳和东南亚一带，取得巨大的商业成功。《败家仔》的大火为处于颓势中的香港粤语片带来了新的希望，也极大地鼓舞了粤语片创作者的士气。1952年11月15日，香港粤语工作者自发组建了中联影片公司（简称“中联”）。“新联”“中联”的成立，不仅扭转了粤语片的颓势，也是中共在粤语片文化战线布局上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一环。
总体而言，中共为代表的内地力量对香港电影界的文化战线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逐步渗入，精心布控，方从地下转为地上，隐蔽转为公开。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共对港的文化战线相对隐蔽，且以争夺舆论阵地、投入制作进步影片为主；新中国成立以后直到1956年，中共在香港电影界的文化战线则逐步发展壮大，布局非常全面。而在1956年之后，随着内地政治环境的变化，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两地电影之间的互动被严控，“除左派电影外，内地和香港非左派电影界基本处于隔绝的状态”，(48) 中共在港影界的文化布控策略也有所调整。
1949 -1956年间，中共基本完成了在香港的电影布局，不仅建立以“南方”为主的宣传、外交系统，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以“长、凤、新”为代表的国语片创作队伍与以“新联”“中联” 为代表的粤语片创作团体，推动香港左派文化进入黄金时期。此外，通过电影制片机构中的读书会、影学会发展一批中共党员，逐步渗透到香港电影界各个角落。而在这一过程中，两地电影展开了频繁的互动、交流，对香港电影和内地电影而言，皆获得了良性、积极的效果。
（上下滑动阅览）本文注释：
(1) 周承人、李以庄：《早期香港电影史1897-194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 195页。
(2) 《中国文协成立，发扬光大祖国固有文化，通过工作提案选出理事》，载《大公报香港版》，1939年9月18日。
(3) 《我们的号角》，载《申报香港版》，1938年12月11日，第02版。
(4) 《香港影坛新霹雳，中华教育研究会，斥电影界摄毒素影片，致函电影公会敦促负起改造使命，电影界覆函声称，愿与文化界合作，电影公会非常会议通过议决案四项》，载《电声（上海）》，1938年7月29日。
(5) 《电影检查所迁渝办公》，载《申报》，1939年4月16日，第4版。
(6) 《抗战的文化动态：香港电影界清洁运动》，载《文献》，1938年1月1日。载《申报》，1939年4月16日，第4版。
(7) 《电检所主任徐浩抵港，商洽取缔毒素影片》，载《申报香港版》，1938年9月19日，第4版。
(8) 李九如：《行政力量的补充 : 抗战前国民党政权电影生产动员体系中的新生活运动》，载《电影新作》，2016年第9期。
(9) 《电检所主任徐浩抵港，商洽取缔毒素影片》，载《申报香港版》，1938年9月19日，第4版。
(10) 《电检所主任徐浩抵港，商洽取缔毒素影片》，载《申报香港版》，1938年9月19日，第4版。
(11)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省港抗战文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0页。
(12) 同上，第10页。
(13) 黄爱玲、李培德编：《冷战与香港电影》，香港：香港电影资料馆，2009年，第104页。
(14) 同上，第106页。
(15) 《银都六十（1950-2010）港台原版》，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4年，第8页。
(16) 黄爱玲、李培德编：《冷战与香港电影》，第21页。
(17)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力平、方铭主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742页。
(18) 黄爱玲、李培德编：《冷战与香港电影》，第22页。
(19) 参考许敦乐主编：《垦光拓影》，香港：简亦乐出版社，2005年，第16页。
(20) 2010年4月1日，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副所长赵卫防对祁志勇的采访。（相关材料尚未公开发表）
(21) 许敦乐主编：《垦光拓影》，2005年。
(22) 黄爱玲、李培德编：《冷战与香港电影》，第57页。
(23) 赵卫防、张文燕：《中国电影史工程 政治艺术抑或商业1949年以来内地和香港电影的互动与影响》，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8年，第53页。
(24) 同上。
(25) 2010年4月1日，赵卫防对祁志勇的采访。（相关材料尚未公开发表）
(26) 《文化部负责人发表谈话有关电影事业五项暂行办法公布》，载《人民日报》，1950年7月12日。转引自王宇平：《“十七年” 时期香港电影的内地放映》, 第八届中国电影史学年会论文集。
(27) 王宇平：《“十七年”时期香港电影的内地放映》, 第八届中国电影史学年会论文集，第604页。
(28) 陈播：《中国电影编年记事（总纲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242页。
(29) 同上，第428页。
(30) 2010年4月1日，赵卫防对祁志勇的采访。（相关材料尚未公开发表）
(31) 关于香港影片发行问题的报告, 上海档案馆B154410420，转引自王宇平：《“十七年”时期香港电影的内地放映》, 第八届中国电影史学年会论文集。
(32) 赵卫防、张文燕：《中国电影史工程政治艺术抑或商业1949年以来内地和香港电影的互动与影响》，第32页。
(33) 同上。
(34) 同上。
(35) 《银都六十（1950-2010）港台原版》，第57页。
(36) 黄爱玲、李培德编：《冷战与香港电影》，第73页。
(37) 顾也鲁：《艺海沧桑五十年》，上海：学林出版社，1989年，第99页。
(38) 顾也鲁：《艺海沧桑五十年》，第99页。
(39) 同上，第99页。
(40) 同上，第101页。
(41) 《银都机构编 . 银都六十》，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2010年，第56页。
(42) 顾也鲁：《艺海沧桑五十年》，第115页。
(43) 2009年12月19日，赵卫防对冯琳的采访。（相关材料尚未公开发表）
(44) 香港电影资料馆：《香港影人口述历史丛书④ : 王天林》，香港：香港电影资料馆，2007年，第142-143页。
(45) 赵卫防、张文燕：《中国电影史工程政治艺术抑或商业1949年以来内地和香港电影的互动与影响》，第40页。
(46) 2009年12月18日，赵卫防对新联影业公司老影人黄忆的采访。（相关材料尚未公开发表）
(47) 同上。
(48) 赵卫防、张文燕：《中国电影史工程政治艺术抑或商业1949年以来内地和香港电影的互动与影响》，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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