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荻︱抗疫政治的科学与民主

“ 编者按

保马今日推送卢荻老师的《抗疫政治的科学与民主》一文，是对前文《抗疫政治的轻与重》（保马于2月8日推送）的进一步阐发。文章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看待当前香港疫情的视角：与内地国家-社会-个人相互配合的动态清零政策不同，香港仍未建立起有效的全民检测机制，医疗系统内部的资源分配、协作效果也完全受市场左右，加之“群体免疫”“神话”的影响，结果就是各方主体在最需要同舟共济之时相继“自由地退出”。看似人人都在所谓的“民主”下自由选择了更为轻松的抗疫手段，实际上已经不自由地选择了一种被病毒全面入侵的生活。

香港的抗疫是一面镜子，以极其鲜明的方式折射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和自由主义制度的无能。值此紧要关头，务必要抛弃那套“自由”与“专制”二元对立的陈腐偏见，用新的眼光审视中国的以“人民民主专政”为核心的抗疫模式和治理经验。可以说，这种把国家和人民紧密相连的政治保障才是抗疫过程中最大的民主与科学！

如今，青衣方舱医院已然建成，我们祝愿并且相信香港人民会在中央政府和大陆同胞的援助下成为勇敢的抗疫担纲者，香港的抗疫也会最终摆脱欧美的政治偏见和“科学”话术，真正成为光荣的、“民族-人民的”抗疫！

本文主要内容取材自石玉凝和卢荻2021年论文“全球疫情危机中的中国与美国——面对系统性挑战的治理和政治”（《政治经济学报》第21卷43-56页），略有改写、更新和补充，载于《明报》2022年3月4日。感谢卢荻老师授权保马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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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政治的科学与民主

文︱卢荻

在新冠肺炎瘟疫的起初阶段，当疫情仍是限于中国的时候，西方政治建制及其外围跟随者纷纷断言政治是问题的关键，其知识基础是思想家Amartya Sen的名句“灾难往往是与信息自由和批评自由的欠缺相关联的”。然而，这个名句所包含的道理并非不证自明，而是可以从多方面加以挑战，其中之一是它的认识框架忽略了“信息”与“知识”的差异。一个堪为替代的框架是另一位思想家Albert Hirschman的“退出、呼吁、忠诚”理论，这正是下文将会引用的，认为是更加适合于认识、评价今次瘟疫的政治。

香港第五轮疫情爆发，日前形势依然严峻：一是尚未建立起有效的全民检测机制，二是有限的医疗资源难以应对短时间内大量涌入的患者。

从“切尔诺贝尔时刻”到“斯普特尼克时刻”

早在2020年中，面对欧美的疫情开始严重恶化，西方舆论对中国疫情的评论，放弃了之前用惯的幸灾乐祸用语“切尔诺贝尔时刻(Chernobyl Moment)”，代之以满是嫉妒味道的“斯普特涅克时刻(Sputnik Moment)”。这后一用语其实就是承认中国的抗疫政治有效，只是还要着重强调这是短暂的，长远上中国与欧美的相对抗疫表现必定会扭转。

这个着重强调的根源，固然是政治成见，也是有其知识基础，就是同时贯串于这两者的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社会科学的“自由主义民主与威权政治”二元对立论。

“不好意思，医生，我的兵器库里什么都有，就是没口罩。要不你去那艘价值130亿美元的航母上瞅瞅？”

美国政治学家Francis Fukuyama如此断言：“将中国共产党的极权主义的抗疫策略视为典范，让其他国家仿效，这是错误的。”同样，经济学家Daron Acemoglu描绘了一种令其忧虑的、有可能会在西方变成现实的仿效中国情景：“在高度不确定的时候，当需要高层协调和领导时，许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求助于霍布斯式解决方案”。另一经济学家Branko Milanovic则是乐观地断言：“如果欧美选择利用其重大优势，如决策的灵活性、地方政府的问责制、透明性，等等，中国的斯普特涅克时刻可能是短暂的。”

抗疫的科学原则——信息与知识

要对上述这些断言做出合理评判，首先必须澄清其知识基础，也就是回到Sen和Hirschman理论的对立。

Sen的理论包括两个要点。首先，公共治理中缺乏信息透明，势必限制政治建制应对灾害的能力；其次，政治上缺乏竞争，势必削弱它们的应对诱因。由此申论，是否存在新闻自由和多党派政治竞争，是抗灾成败的决定性条件。这里的关键预设，是将人们对灾害和抗灾的认识视作一种信息，而信息是外在于行动主体的客观存在，从而，造成问题的是行动主体的疏忽甚至刻意隐瞒信息。

Hirschman的理论，是试图建构起较为宽广的认识框架。“退出”的性质是随时可存可废的纯粹交换关系，其前提是所交换的产品明确界定，对行动主体而言就是信息透明。“呼吁”仍然是交换关系，但是其前提是所指涉的产品并非明确界定，因为存在信息不完全或不对称问题，从而，其结果是竞争性质的长期导向关系。“忠诚”所指涉的产品也并不能明确界定，但是这种不明确不是信息问题，而是知识问题，也即存在知识欠缺，需要透过各个行动主体的集体学习才能获得，从而，其结果是合作性质的长期导向关系。

就应对新冠肺炎危机而言，所谓“产品”指的是抗疫行动，必不可免地往往就是由国家主导的集体行动。这些行动所面对的不确定性，归根究底是源自欠缺充分知识——病毒的变异、传播路径和机制、对不同的社会和人口群体的影响、传播率和致死率，疫苗的有效性，等等。在疫情爆发初期是一种“未能预见的未知”，即使经过一段期间从抗疫经验中获得知识积累，迄今也还是一种“能够预见的部分未知”。因此，有效抗疫的必要条件，是多方活动主体的相互合作和集体行动，最终是国家和全社会的合作、互动。

内地援助香港所修建的青衣方舱医院，已于2月28日投入使用。

抗疫的政治原则——个体与群体

新冠肺炎瘟疫是一种对个人有强制性的客观存在，威胁到全社会的所有人，应对与否因此并不是一种与别人无干的个人化自由选择，“退出”不能作为抗疫的指导原则。群体应对原则因此是必须，需要政治高层的主动和决心，以及全社会的积极配合、参与。

在所谓“中国的切尔诺贝尔时刻”阶段，对中国的疫情的评论中稍有知识含量的，大致上是批评中国的应对偏离了“呼吁”原则，也即疏忽甚至隐瞒信息。问题是这些批评往往忽视了瘟疫始发时的“未能预见的未知”性质，也就是作为前提的完整信息其实并不存在，决策只能是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必须权衡各种利弊中做出。

从所谓“中国的斯普特涅克时刻”阶段起至今，随着世界范围的实际抗疫表现和知识积累，“退出”原则的不合理，以及“呼吁”原则的不足，已经是暴露无遗。

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实际情况是，主导应对疫情的是国家和个人行使“退出”选项，从抗疫中退出。国家的退出，一方面是因为竞争性政治带来决策导向短期化，另一方面是国家为资本服务远比为社会服务优先；社会的退出，主要是因为占大多数的是弱势群体，无法承受抗疫的经济和生活负担，他们别无选择。最终，国家和社会都放弃了，只能走上一条在病毒如何变异、疫苗是否有效都是很不确定的情况下追求“群体免疫”之路。

乌合麒麟讽刺画《群体免疫》

中国的抗疫策略很有“忠诚”特性。一方面，实际的抗疫措施，诸如动员资源、全面检测、系统追踪、从普遍关停进化到精准抗疫、生活物资配给等等，都是带有强制性，以群体的名义强制个体。另一方面，这些措施固然是国家主导，同时也是惟有得到全社会的主动配合才得以有效实施，才能获得迄今的优良抗疫表现。

“两种民主，两种专政”面临考验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演变至今，尤其是作为疫情首发地的中国和疫情最为严重的美国，两者的抗疫表现对比鲜明，凸显出两国的应对措施、治理能力的根本差异，从而也凸显出两国的政治制度的根本差异。

就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而言，到了疫情恶化阶段，各种反思舆论纷纷指向国内政治的一个根本缺陷，即社会与国家、个人与政治建制之间严重欠缺互信和合作，使得合理有效的抗疫难以成事。由此引申，在国际比较层面，从抗疫实际表现所显现的政治制度问题，就不仅是制度形式诸如选举、竞争等等的存在与否或存在程度，更关键是制度内涵，即政治建制对人民的代表程度和负责程度。

所谓“自由主义民主”与“威权主义”对立的论述，这是着眼于制度形式。而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强调的是制度内涵，认为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所显现的国家与人民的同一性，其合理、正义程度超越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专政”所显现的国家与人民的断裂性。这两种对立意识形态指导着大不相同的抗疫模式，其相对合理性和可信性，势必在此次全球瘟疫中得到检验。

2022年2月20日